庖解“共同富裕”理论
这是2005年初写就的一篇杂感。鉴于有重量级评论家认为反思改革就是否定和反对改革，故重发，以检讨自己一年来的思想进程。此次重发，与旧稿相比，作了文字订正。
Posted Thursday, February 1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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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云淡水暖写的《如果邓小平老人家看到这个“圈”》，不禁笑从苦来。
在云淡水暖这篇文章中，先从最近的研究报告“环京津 贫困带”谈起，提出环绕发达地区都存在这么一些贫困带，不仅在北京天津这个发达地区，而且在珠江三角地区也是如此。指出，这些环富裕地区的贫困带有些指标 “甚至比‘三西’地区还要低！”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 1/10。与之相对应的是“气象恢宏、车水马龙、富商大贾、名流贤达云集，销金窟遍布，造价百万、千万的豪宅别墅林立，一个造型怪异的歌剧院花费40 亿，一个富婆生产一日的住院费1000美金”另外一个圈和带。这个圈叫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命名之为“先富圈”，即属于“先富起来”的一群聚集起来了而形 成的一个圈和带。面对着这天上地下的两个圈，云淡水暖指出从更加抽象的角度看，这个圈的存在是严峻的，那就是“财富分配圈”，在绝大多数人群无法确定地保 证自己的稳定就业、收入水平、医疗卫生保障的时候，财富圈内的富豪贤达们明星大腕们却穷奢极欲挥霍无度。 最后，云淡水暖提出，当邓小平老人家看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圈会怎么想呢？
其实，他老人家早有预见，早就划了另外的一个更为宏大的“圈”，那就是体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圈”“，有邓的语录为证：
- 我 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 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 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 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
1.“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而 事实是，中国的已经产生了新生的阶级，而且这个阶级与普通百姓的利益是难以调和的。这个新生的阶级叫什么，在中国有不同的叫法。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以三 个代表的核心改革理论中，中共为了代表先进的生产力量，已经明确指出中共要把这个新生阶级中的优秀代表包含进去。我不知道什么叫包含，但是如果允许我合理 的引申，即在某种程度上讲，现在的中共是这些新生阶级的代表。而在以前的旧的中共章程中，写着中共是什么什么的先锋队。而”什么什么“与新生阶级存在着巨 大的矛盾。所以我不知道，中共如何协调这种内在的本质矛盾？
2.“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全民所得”
“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
是 啊，我们改革之初，提出的改革动力就是说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大锅饭，没效率。好了，现在有效率了，全民所得的指标（以GDP为代表）上去了。那么我们看 一看，效率提高后，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多少。说起中国经济的腾飞，在外人和中国人里，恐怕只有两条最引人注目，一是初级产品腾飞了，二是中国这个大市场以媚 人的身段向各国商人招手快来投资吧千万别误了这个机会。初级产品腾飞了是不是意味着其它真正能代表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产品也腾飞了呢？有一些产业是发展 了，但是不少产业反而更后退了甚至没了，中国的汽车就是一个典型。再问，中国的初级产品是不是真正腾飞了，看一看近年来好不热闹的中国与美国欧洲及其它国 家的纺织品贸易争端，就可知问题关键所在了。让我先引用美国金融掌门人格林斯潘的话：迫使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不会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商人不从中国 进口可以从其它发展中国家进口相同的产品。 真是一句道破天机，你中国的哪些代表产品和经济，完全掌握在我等发达国家手中，大不了不从中国进口了。当然格老说这话时不是用在威胁中国的场合而是劝美国 领导人理解一下中国的现实处境。因此，真发展和假发展有区别。也有著名的中国官方经济学家林氏提出著名论断，中国的发展嘛就是要以这此初级产品来换取中国 20－30年发展然后再发展高技术产业。这话听起来，与邓的先富论多么地相似！与现在向年青人宣传的“有的是机会，你们将来都能当老板”的逻辑又多么的类 同。但是我们知道，最后能当成老板的年青人太少太少了。这实际上是向中国官方的理论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由初级产业向高级产业转化？如何向少数人富起来走向 共同富裕？
3.“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
邓 小平是有水平的，可以说是有远见的。从上面的引语可以看出，他预见到了改革开放的风险。并向大家表态，我们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会克服这些风险的。而事实 是，我们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一些年来，成了新兴阶级聚集财富的打手。这些例子就不用多举了吧，比如以市政开发为名、并以警察开路的圈地队伍。在邓小平说这 句话时，也许国家机器还能代表百姓的利益，那么肯定会出面干预腐朽东西的，可是随着改革发展了，国家机器上的大大小小的革命镙丝钉们一看形势不对，宁愿加 入新生阶级中或者宁愿给与方便以获利，结果警察为商人开路的现象就缕见不怪了。假如我们把话说得再重一些，可以认为国家机器是变质了，怎么会克服中国社会 主义前进路上的风险呢？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回答一下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即：如何由初级技术产业向高级技术产业转化？如何向少数人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
初 级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化关键掌握在两类人手中，一是开纺织厂的这些中国老板们，二是发达国家的大老板们。中国老板关心地是如何更多地压榨同胞的价值， 当外国大老板对中国挤压厉害时，这种对同胞的压榨也就越利害。中国老板中的一些人（注意不是全部而只是少数有眼光有理想的）也想发展高技术产品，但搞一搞 就发现太难了。国外的高技术怎么轻易到你手中呢？如果是怎么回事，发达国家的大老板们到哪里挣钱，到最后世界经济就没有所谓发达和发展中的区别了，也就没 有活力和动力了。既然从国外不容易搞到高技术，那么就向国内找了，找谁，一是找受过教育有创造能力的个人，一是找国家原有的科研机构。这么一路找下来，发 现也不太好找。为什么，看一看我国改革后的教育改革轨迹就知道了。大学生中的好一些的水平出国了，到国外接受严格的培训，然后就地为当地经济搞科研去了。 所以为什么美国制造业多年来一直不振但是经济和创新力还是全球第一，人材难得啊。有创造力的个人不好找，那么就看看国家原有的科研机构，结果发现情况更不 好。除了个别象航天等用多少双鞋都换不回来的产业外，大多数觉得能换回来的产业的科研机构，都由原来的整齐变得零落了。那么对民族企业，只有一条路了，自 己创建科研机构，一步步地从头来。虽然由于初级产业我们已经挣了不少钱可以建立有一定水平的科研队伍，但是相当于把原来的基础和心血推光了再重来。注意， 重新做起就意味着起点高不到哪里去，前进路也很难，因为前面分析过，发达国家的大老板们不会轻易失去对高技术产业的控制权。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发展，必定 要经历很长的积累期。象现在的很多美国大公司，发展当初都是充分利用了本地的人才优势，很多得到国家的支持比如政府向私人转让技术。说白了就是，国家为企 业打下教育和科研的基础，企业再为政府到世界经济战场上拼打挣钱去，挣来的钱再把相当部分投入到国家的这些基础建设中去。如何由初级技术产业向高级技术产 业转化的分析就暂时到这里，本人既然不是经济学家，也就只能说出这些大实话了。说来说去，就是一点，我国的改革以来，我们的国家和各级政府能为企业提供的 这些基础是得到了强化还是被搞乱了搞没了呢？这是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的改革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们再来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如何向少数人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实际上我在国家存在变质可能或者说已经变质的分析中，已经给出质疑。我以前也与大家谈过”人性贪滥焉能不设底线“，而且也想把这句话献给我们的改革设计者们。
我 先在此提一个”底线“的概念。我是打工仔去给人家打工，我的底线就是能得到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能挣到可以住得起吃得饱的薪水，工作经年后，我还能利用积 蓄结婚养子，如果好的话，有了病也能住得起院，60－70岁以后也不至于还为一日三餐而发愁。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大，对有些阶层的人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 但是作为改革，作为国家举足轻重的改革，解决大多数人的这种底线问题就很关键了。有人说，中国人这么多，解决这种问题会不会影响效率，不会反而是促进效 率，社会稳定安居乐业不会与效率相抵触吧。
人性贪滥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这很简单，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贫富差别一直很大的传统中，中国的富人很难自觉自愿地引导他人共同富裕。当然如果我是一个摆脱了低层次需要的有理想的有见识的企业家，凭着良心，我会转移或转化我个人的财富的。
设底线，两个意思，一是已经说过的，国家要以这种民众的底线为重，任何改革措施都应该以此为重，二是要建立相应的社会约束，来引导资本投资者，来达到与他人共同富裕。
这 种约束，不仅仅是纳税的问题（我们先不谈目前中国富人纳税率之低在世界各国中罕见的现象。）而是要引导这些想投资和建厂的老板们想清楚，要求他们算一笔成 本帐。什么成本帐？当然是投入产出比了。投资人当然希望投入少些产出高些，人之常情。在让投资人挣钱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就要引进约束条件了。比如来开矿 采煤，除了可以得到多少税外，地方政府就要从较长期的角度来计算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程度，如果破坏了我们要再投入多少钱才能保持住当地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发 展。政府对资本的投资要考虑，你这个企业会给我当地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不仅如此，而且要追问通过你的企业，这些工人能获得安全的工作环境吗，能挣到满意 的钱吗，因为这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作为政府不希望你把风险转移到我的社会上来。社会承担危及稳定的风险，企业却挣大钱，这种道理说不过去。诸如此 类的这些问题都要作为约束条件向投资者提出。有人说，如此，这些投资者就挣不到钱肯定不会来投资了，而事实上就中国目前的百姓生活水平来讲，满足这些底线 条件并不困难，有实力的投资者还是能挣到大钱的。或者说，当地政府可以设置底线，要求起初没有满足条件的企业，到了一定时间一定务必要满足这些底线条件， 要求企业边产边投。 但关键的一点是，本地政府这种国家机器一定要用这些约束引导投资者，一定来算这笔成本帐。 而中国多年来的改革事实呢？不多说了。引用一句心酸的俏皮话，这是全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
说了以上这么多，我并不是说，各个地方的政府都 没有尽到责任，而是想说中国由于政府没有明确地提出这种约束造成了多少憾事，痛事，惨事。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改革从开始就没有明确地建立这种理念，让人 看到更多的是推包袱，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然后就是为它们擦屁股担风险的平乱作法。
本人不是什么学者专家，所以对云淡水暖写的《如果邓小平老人家看到这个“圈”》这篇文章，难免心中疑问重重：
在业已形成的处于贫富两极的两个圈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大圈,强烈质疑。
这 共同富裕的大圈只是幌子，实际上是为少数人富起来的哪个小圈作幌子。这个共同富裕的大圈比共产主义还虚无，而且在实际效果上令普通民众感到更失落觉得受了 更大的骗。在中国这种人均资源缺少的国家，又时刻面临着发达国家敲诈挤压，内外部资源都不容乐观的情况下，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大圈，谈何容易！？就目前的 改革形势和已执行的改革政策来看，要实现共同富裕，简直是南辕北撤。
对中国这种后起国家，发展起来谈何容易，并不象以前我们的一些御用学者和官方作家所说的有多少多少后发优势。面对着内部的暗涌和承受着外部的政治军事资源压力，中国的改革者们应该树立明确的“改革理念”了，反思和总结20－30年的改革经验了。
还是以如下四句小词为结束语：
小善隐大恶
善舞蔑苍生
人性贪滥焉能不设底线
改革春风哪晓万骨成灰
送给广东兴宁煤矿主、人大代表、慈善家曾云高，和献给我们改革的设计者们．
作者：马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