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侗将军与“双枪老太婆” 第二篇 国民抗日军
赵侗离开了少年铁血军后，应该是在1936年春来到了北平，他希望在北平得到外援以支持辽南的抗战活动。其母赵老太太也随后来到了北平，支持儿子的抗日活动。

Posted Sunday, May 1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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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形势变化，赵侗再也没有回到辽南，以参加抗战活动。其在北平的抗战活动，主要体现在国民抗日军，主要活动集中于北平（主要是在平西，今北京丰台、房山、涞水及昌平、延庆、宣化、怀来一带）展开抗战活动。这在平西革命根据地的文史资料馆中有清晰地记载。
昌平以西四十华里的五峰山下的白羊城村，这里地势险要，西、北、南三面环山东面，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畿辅重镇昌平。1937年7月22日，一支由少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流亡学生和当地保卫团人员组成的抗日队伍－国民抗日军，在昌平白羊城村正式成立。

据 当地一份叫《革命圣地白羊城》资料讲到，当时的国民抗日军的成员人人佩带上红下蓝的袖标，红色表示战斗，蓝色表示祖国河山，其寓意是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大 好河山，当年的老百姓都叫它"红蓝箍"。创建初期也只有24人，他们公举赵侗为总队长，高鹏（辽宁辽阳县人，东北大学学生，解放后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为 政治部部长，其他还有郑子丰、纪亭榭(黑龙江东宁县人，东北大学学生，解放后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等人。

爱波斯坦著的《人民之战》（1939年初版。中文版可参见1991年新华出版社的中译本）一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一支抗战军队的诞生”。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即是以赵侗所领导的国民抗日军，其中对赵老太太的描述可圈可点：

“1937年7月8日，一个东北乡下老太太到北平城里买东西。她长得矮胖结实，皮肢黝黑，稀疏的几根头发梳向后脑勺，脑门闪闪发亮。她眼睛乌黑，方下巴。老太太递过一束钞票，店员给了她几包用纸包着的沉甸甸的东西，她小心翼翼地放在篮子里。

老太太走回家，满屋子都是人：她７０岁的丈夫、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５个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他们的朋友。她把东西从篮子里拿出来，打开包，整齐地放在床上。原来是涂着油的、闪闪发亮的手枪——８枝毛瑟枪和２枝白朗宁枪。

这 一屋子人和这些枪成为一支游击队的原始实力和武库。赵侗是老太太的长子，后来当了这支军队的司令。他已经有了６年在东北领导游击队的经验。其他几个青年是 他的战友，也曾在东北打游击。老太太自己暂时掌管着这支军队的军火、军需和给养（供应６个壮汉子吃饭），这位赵老太太后来以“游击队的妈妈”闻名中外。

买军火和组建部队所需的钱来自几个方面。青岛市长沈鸿烈上将给了一些钱。马占山将军也是赞助者。流亡在北平的东北人经常捐款，他们组成了东北救亡协会。这些人的老家沦陷在日本人手中。他们的第二故乡又保不住了。无怪乎东北人总是站在反抗侵略者的最前线。”
以上是国民抗军正式成立以前赵老太太运送武器的一次经历,此时日本人还没有完全占领北平，7月7日宛平事变，7月30日北平沦陷。

7月22日国民抗日军成立后，主要在北平山区活动，城内的“东北难民”给与他们积极的支持。一次，赵老太太讲了她的运送武器的某次经历：

“（这 一次购买武器）她是用一位东北名人捐献的2000美元和她募捐的1000美元购买这些武器的。她同军火商人谈成的条件是：先预付一部分款。这个商人不大碰 到老太太来买军火。他想，何不趁此机会从这个乡下佬身上捞一把，只要给她点厉害，她就不敢提刚才的条件了。他把她拽到一个角落，威胁说：“我知道你的儿子 是游击队。如果你不立即付清所有的钱，我就向日本人告发你。”赵老太太明确地大声说：“不错，我儿子是游击队。他在东北已打了６年游击战。我们是不怕死 的。如果怕死，你想我们还会干这个工作？你可以告诉日本人。那并不能帮助他们抓到我的儿子。但是，当他们逮捕我时，我将告诉他们，是谁给游击队供应武器 的，你这个卖国贼！他们会很容易抓到你。”（爱波斯坦著的《人民之战》）

多么勇敢机智又可爱的老太太啊！

国民抗日军成立 一个 多月后的日子，赵妈妈不仅运送武器，而且“有了新的任务，她负责在城里招收新队员，学生们到她那里去，同她保持一定距离，跟着她到游击队的隐避地。”这种 工作是很危险的。后来，“赵妈妈从北平送出一封信，带来坏消息。叛徒向日本人告发了游击队和它在城里的接头地点。她的身份也被发现了，必须离开。过了几 天，她就安全地转移，绕道去华中了”。（爱波斯坦著的《人民之战》）

按《还原抗日女英雄双枪老太婆》一文所讲，1937年9月，赵老太太南下武汉，宣传抗战和寻求外援。

至此，赵侗与母亲暂时分别，一个南下搞宣传救亡工作，一个仍战斗在平西地区，直至1939年春天母子共赴重庆，二人在重庆受到党政军要及百姓的热烈欢迎。

写到此， 我就暂时不述赵老太太在抗日期间的宣传救亡活动了，而是把笔墨重点放在赵侗将军的抗战活动上面。

在 爱波斯坦著的《人民之战》中并没有记录赵侗与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一次误会战。这次误会战是由于有人诬陷称赵侗的队伍是汉奸队兼土匪，29路军于7 月25日袭击了国民抗日军，双发战斗，赵侗队伍损失惨重，几名同志牺牲，其中就有被称作昌平抗日时期第一位烈士的王士俊在内，由于没有直接死在日本人手中 而是被害于29军，1983年王士俊才被追认为烈士。（详见《革命圣地白羊城》）

此次误会战之后，赵侗一行人情绪陷入低谷，这就为当时中 共 与赵侗队伍直接打交道创造了机会。中共北方局“东特”军事部从国民抗日军队员纪亭榭处得知赵侗部队被二十九军袭击濒于溃散的情况后，决定送一批地下共产党 员和进步青年到赵侗的队伍。第一批派出的地下共产党员有阎铁(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徐明二人。八月十日，“东特”又派共产党员汪 之力(解放后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的公开身份，偕史进前、张如山(解放后任兰州军区副政委)同往国民抗日军。八月十八日，又派 王建中、杜伯华等多人出城，由纪亭榭接入国民抗日军中。如此，国民抗日军在补充新鲜血液后，重新振作了起来。

国民抗日军成立后，一次很有 影 响的军事行动是攻打北平第二监狱。其时，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不久，还没有派兵接管监狱，而僻处北郊的第二监狱仍由少量旧狱警看守。8月22日晚，赵侗指挥 国民抗日军二十几人直取第二监狱，战果辉煌：缴获了三挺捷克式机枪、四十多支步枪、十几支手枪和一百多把大片刀。解放了数百名被难同胞，其中包括一大批共 产党员。

赵侗的队伍影响劫狱行动影响很大，直接刺激了其他众多游击队的产生，而且自那以后赵侗的队伍运气一直很好，最有意思的一次是9月 8 日，在距青龙桥日军据点很近的黑山扈，一架日军飞机侦察到赵侗队伍的活动，日机自视很高，超低空飞行对游击队进行扫射，结果没几个回合后，竟然被地面的游 击队队员用步枪击中，机毁人亡。

好的运气必然带来日本人残酷的报复。日本人从1937年10月开始，动用飞机坦克等向北平各路抗日军队进行围攻，主要集中在北平西山一带。

赵 侗的队伍在此次日军扫荡中损失不是很大，但是日军的大规模攻击迫使国民抗日军向更僻远的北平郊区转移。10月下旬，国民抗日军越过永定河，开至宛平县“斋 堂川”、清水一带。这里虽处深山老峪，部队回旋余地也更大，而且土质肥沃利于生产。斋堂川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

赵侗的队伍虽然从7月份开始就有相当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参加进来，但是也面临着深刻的内部危机。爱波斯坦在其所著的《人民之战》加以了情况说明：

“在 这支部队经历了第一次巨大的战火考验后，它又面临一次严重的内部危机。抗日的道路是艰巨而漫长的。而当土匪的道路则是有利可图的，而且也不那么危险，如果 人马充足，管理得当，甚至可以当伪军司令。赵侗的部队发誓要走抗日的道路。以前当过土匪营长的姬昌武（译音）选择了土匪之途。他小心谨慎地慢慢朝这方面发 展。凭借个人的威力和勇气，也通过自我吹嘘，他建立起他的威望。他竭力阻挠学生们的政治工作，他手下的人目无法纪，唯他之命是从。他千方百计在游击队员中 孤立学生。结果学生们到赵侗那里，主张把姬撤职。他们指出，把他继续留在游击队，必然会使那些以前当过土匪的人集合在他的旗帜下，而这些人本来是可以参加 抗日斗争的。姬的部队在村里的所作所为损害了游击队的声誉，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姬抽鸦片，狂妄自大，活像个土匪头子，经常有一批拍马屁的人围着他转。农民 们对他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以前也见过这类人。”

姬昌武所嘲笑的学生政治工作，是指从建立之初，国民抗日军就建立了政治部，由高鹏任政治部部长。爱波斯坦在《人民之战》写道：
“政 治部是干什么的？它是由那些一心抗日的人建立的，旨在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偏离抗日宗旨。以确保宗旨不变为目的的政治部，主要是由学生组成，牵头的是毕 业于东北大学的高朋（译音），在卢沟桥事变前，他曾在东北担任全国救亡协会的地下代表。政治部是如何工作的呢？高朋把４０名大学生集合起来，分派到这支部 队的各个单位。他们同一般游击队员同吃同住，同那些过去当过兵、当过农民、甚至当过土匪的人建立了个人友谊和互相了解。他们通过这些人的亲身经历对他们宣 传抗日的必要性。许多游击队员参加这支部队时对其宗旨并不甚了解。他们很可能成为各种野心家的肥沃土壤。这些野心家也许会试图夺取这支队伍的领导权，去当 土匪或作为个人升官发财的资本。政治工作人员通过自己的耐心工作，教育游击队员懂得：任何这类企图就是叛国。破坏抗日武装力量，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民 族抵抗运动的打击，是对敌人的帮助。”

实际上，在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爱波斯坦眼中的政治部工作，就是大陆人所熟悉的中共在所领导的军队思 想 政治工作，在爱波斯坦眼里这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激励士气的工作。据爱波斯坦的以上描述，高朋（即高鹏）应该是中共地下党员，尽管当时中共没有直接在国民抗日 军中亮明身份和工作方针，但是赵侗本人也认为政治部的工作是一项利大于弊的工作，所以同意建立政治部。但是他手下的一个重要的营长姬昌武（译音）却不这么 想，想把学生为主的政治部排斥掉。姬昌武通过培养小团体实力来达到这一目的：
“（爱波斯坦《人民之战》）姬在那些曾在军阀部队中干过事的军官中组 织了一个所谓“实力党”。这些军官在其单位重新建立了忠于个人的旧体制和恐怖主义的纪律。这个党的成员在游击队总部的会议上要求不断扩大其小单位的实力。 他们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武器、人力和资金。”他们主张对游击队在北平的支持者提出更多的要求和从村里的居民中强行征用财物。他们最讨厌政治工作者。他们 说：当士兵不服从的时候，就揍他，这样就使他打仗打得好些。当敌人出现时，就开枪。这就是军队必须做的事。演说有什么用？这些学生只会削弱我们的力量，妨 碍我们的发展。”

在与实力派的争斗过程中，无疑政治部的学生们是聪明的和团结的，并取得了胜利：
“（爱波斯坦《人民之战》）当学 生 看到“实力党”在不断壮大时，他们竭力抵消它的影响。他们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向这些人表明，他们不光会说，也会打仗。他们知道，为了孤立这些不可一世的潜 在的军阀，他们不仅需要争取这些人的同情，而且需要争取其信任。在这方面，他们是成功的。当“实力党”最后企图夺取整个游击队，把它变成土匪队伍时，他们 竟找不到支持者。姬昌武被枪毙了。他的几个追随者被缴械，赶出了游击队。一些学生被提拔担任指挥职务。”

经历了以上内部危机并且转移到今北京门头沟区斋堂川一带的国民抗日军，已经发展到1000多人。

2005年4月，北京市门头沟区“平西抗日根据地斋堂川斗争史展”开幕，介绍了国民抗日军在平西根据地的抗战情况。

当赵侗的国民抗日军活动于敌后的北平时，整个华北的抗战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到1937年11月，作为日军重点进攻对象的山西国民军（主要为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卫立煌的部分中央军），经过山西忻口和太原保卫战失利后，全线南退到山西南部临汾一带。

经 过国共双方就编制的多次讨价还价（编制的大小意味着国民政府供应八路军军饷军需物资的多少），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委任了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人。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左 权为正副参谋长。并设有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八路军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但是不久后，八路军又 恢复了团以上设立政治处的体制。

太原保卫占失利后，八路军把重点放在了在华北建立敌后根据地。十一月上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正式成立。下属四个部分，其中一部是杨成武和邓华率领的独立团，在以河北涞源为中心的北部活动。涞源位于太行山、恒山、燕山三山交汇处，距北平可谓是近在咫尺，200多公里。

这样建立了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把眼光投向在平西活动的赵侗队伍。

在爱波斯坦的《人民之战》写道，“１１月底，一个信使来到南口山区赵侗的总部。他带来了原红军、现为国民政府第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一封信。他们写道，他们听说赵侗的部队，希望他同意同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配合行动，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敌人。”

“由 于冬季将临，国民抗日军需要一个根据地，12月10日赵侗的部队召开会议，决定西进向山西省内的五台山进军。但是还没有到达的地之前，就碰到了八路军的杨 成武的队伍。杨把带领他们到河北西部的阜平县去，晋察冀边区战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阜平会见了他们。于是，国民抗日军决定留在阜平接受训练。他们在那里呆了一 个多月，接受了正规的军事政治训练。军事训练着重于锻炼体力和夜战、突袭的技术。政治训练同普通教育结合在一起，因为不少战士是文盲。”

“1938年1月，根据国民中央政府的特别授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在五台山正式成立。当时，它已控制了敌占区的４２个县。不久，赵侗的部队，现已为边区战区第５支队，前往河北西部负责保卫那里的８个县。”

爱波斯坦在上面所说的第5支队，是指国民抗日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赵侗为其司令员，高鹏副司令员，参谋长常戟武，政治处主任汪之力。

被改编后的国民抗日军，迅速扩展，按爱波斯坦的说法是“达到10000多人，新兵很少是行伍出身，几乎全部是保卫自己家园的农民和工人”。

1938年5月，五支队回到平西，当时正是李宗仁将军领导国民第五战区的60多万国民军，在徐州与日本华中方面军24多万军队展开激烈会战之际。为了在声势上配合徐州会战，五支队一举攻克平北重镇昌平，袭占了阳坊。

“（爱 波斯坦《人民之战》）1938年7月7日，即中日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第五支队）派了1000人再度出现在北平城下。它夺回卢沟桥，停留了一天。它突袭 北平发电厂，使全城一片黑暗。北平街上筑起了沙袋路障。游击队完成了任务后，主动撤离。对北平的突然袭击是一次政治示威。它向日本人、向北平人民、向外国 使馆、向全世界表明：“华北仍然是我们的。”

这是赵侗所领导部队的相当漂亮的一次胜利，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

至 此， 可以认为赵侗在八路军中的发展应该是前面一片坦途的。可是在《还原抗日女英雄双枪老太婆》一文中写到“1938年9月下旬，赵侗由北平取道天津，乘船南下 到香港与赵老太太会面。翌年1月，蒋介石邀请赵老太太和赵侗到战时首府重庆”。这是一回事？难道是蒋先生通过八路军总部邀请赵侗与其母会合后，到重庆访 问。

写到此时，就涉及到了赵侗平生的第一个重要疑点，赵侗是怎么离开八路军的呢？

具体原因，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由于不少当事人语义不详，我无法确定赵侗离开八路军的确切原因，但是依然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线索。

在中共北京文史资料中，在谈到“王家台事件”时，这么写道：
“1938 年8月初，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命令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到平西处理五支队司令员赵侗“逃跑”一事。杨成武接到命令，率特务营直奔平西 宛平斋堂，夜宿王家台村。当天夜里，霞云岭民团头子杨天沛、杨万芳纠集二路土匪千余人，包围了王家台村。八路军数十名战士在突围中英勇牺牲。这就是震惊平 西的王家台事件。 ”

杨成武将军，福建长汀人。是长期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名抗日名将。从参加红军到1939年冬，指挥所 部 反击日军的五路合击，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中将阿部规秀。杨将军在其回忆录《敌后抗战》中简单地谈到赵侗“逃跑”事件和王家台事件。不过， 杨并没有明确说明赵侗为什么离开八路军。

据网上个别资料，说赵侗离开八路军时，只带走十几人。也有人说，赵侗有个人野心，一心想依靠国民党在华北建立自己的天地。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不足为凭，估计是有人在事后觉得赵侗的离开八路军思想根源在于个人野心，因此才作出这种分析的。

应 该看到，赵侗所主持的国民抗日军，从开始到随后的多次胜利，都与中共力量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而赵侗作为非中共党员，估计与中共军队习惯作法如政治部的思 想工作等，是有隔阂的。虽然同是对日作战，难免价值取向和个人志向有所不同，所以赵侗的“逃跑”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从站在共同抗战的立场，我们后人是没有 必要过分强调这种分歧的。同是东北流亡学生（正如本文中已经提到的赵侗高鹏后面将要提到的赵进扬），在共同的抗战道路上，一部分最后加入中共，一部分加入 了国民党。这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政治环境的。

当然，赵侗离开八路军，应该有人是很高兴的。因为虽然同是抗战，培养自己的抗战英雄和抗战队伍，无论从风光上还是从实力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1939年3月份后，赵侗被重庆国民政府授少将衔，并给赵侗200多人，北上华北。

然后呢？据可查到的最后资料显示，在《抗日战场上殉国的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名单》中写着：
赵侗, 1939年牺牲于河北赞皇, 追赠中将.

赵侗是怎么“牺牲”的呢？这是赵侗生平中第二大疑点？

在《还原抗日女英雄双枪老太婆》一文中写到“在1939年12月下旬至1940年1月间，赵侗率部北进途中，于河北新富、灵寿两县交界处的陈庄，突遭偷袭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国府追授中将军衔”。

以上的河北新富县，应该是笔误，现在我们在河北查不到这个新富县名。从目前的河北省地图来看，狭长的灵寿县在其西南角上与新乐县交界。

现在同属于石家庄市的赞皇县与灵寿县相距甚远，一个在石家庄的西南角，一个在石家庄的北面，中间隔着数县。

因此我个人认为《还原抗日女英雄双枪老太婆》中赵侗将军死亡地点不足为凭，在查找不到更多确切资料前，应以1939年牺牲于河北赞皇为准。

据 一篇作者为刘雪申的回忆文章《平西抗日根据地初期片段》中写道，“平西兵力空虚之际，地方势力开始分裂、叛变，发生了“矾山堡”“桑园里”事件，杀害了我 不少干部。房、良各地的武装接二连三的投敌逃跑，号称五支队司令员的赵同也乘机分裂出去，在永定河北成立了另一个昌宛县政府，和焦若愚为县长的县政府争地 盘，搞对立。以上事件发生后，北方局为了巩固平西，支援冀东，6月间，调杨成武独立团到平西稳定局面。9月20日，敌人开始九路围攻平西。在敌强我弱的情 况下，我党政机关随军撤出平西。”

以上回忆，估计有些记忆错误。“6月间调杨成武独立团到平西稳定局面”与前述的王家台事件中“1938年8月初，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命令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到平西处理五支队司令员赵侗逃跑一事”，在时间上有冲突。

但 是，这篇回忆文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即赵侗离开八路军，并没有马上南下，而是成立了另一股力量，与八路军晋察冀边区任命的焦若愚争地盘。焦若愚， 1915年生人，就读于北京华北大学政治经济系，1938年5月后任宛平（昌宛联合）县县长，解放后曾任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长。

这 篇回忆文章，也证明了在当时的平西游击区里，斗争也是相当复杂的，各种势力如八路军、国民党指挥的游击队伍、地方豪富势力及土匪等相互混杂在一起，各方的 磨擦应该是经常发生的。中国人对着日军和汉奸的抵抗，不仅仅体现在国共双方，而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多方势力以多种方式作着抗战斗争，是符合当时的中国社会 现实，各方都难脱自己的立场，只要他们没有叛变投日依然在向日军打枪，我们后人都应该视他们为抗日势力。尽管，从现在来看，在面临强敌时，国人依然不团 结，相互间争权夺利不时发生，是一种民族悲哀。

据大陆一些脑袋转了半天才明白的研究者称“敌后战场并非只有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活动，国军 一 样有可观数量的游击队在活动”，“最初多为奉命留在敌后之国军，或由国军干部、地方军人、国民党党务人员所领导兴起的一股民间武力”。一本名为《国民党敌 后抗日游击军》的书较系统地揭示了国民军敌后之战场。通过这些对敌后国民游击队的研究文章，可以有力地佐证敌后游击区内的斗争是复杂的。

正 如前面所引述的爱波斯坦《人民之战》一文中所描述的，国民抗日军自建立开始不久，就存在着内部旧式军官（潜在的军阀）实力党与学生组成的政治部之间的交锋 和斗争。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外国人，爱波斯坦认为，一个军队一个民族内部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个人的野心是非常有害的。爱波斯坦写道，游击队很可能成 为各种野心家的肥沃土壤。这些野心家也许会试图夺取这支队伍的领导权，去当土匪或作为个人升官发财的资本。任何这类企图就是叛国。破坏抗日武装力量，不是 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民族抵抗运动的打击，是对敌人的帮助。

爱波斯坦《人民之战》出版于1939年，在书中他对国民抗日军是欣赏的。 1930 年代初次来华的作为西方记者的他，试图通过分析这支军队的成长过程，并以此作为典型来提示中国军民是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下，建立自己人民的武装来抗击外来的 侵略者的。爱波斯坦采访时，所见到是国民抗日军团结一致的光辉现象，估计他并没有预料到随后不久，总司令赵侗竟然脱离了自己的亲手创建的队伍。

让 我们再回到1939年赵侗之死之谜上面来。当1938年下半年，赵侗脱离八路军后，唯一肯定的是他与中共的抗战队伍分道扬镖了。带着蒋先生授与的高度荣 誉，赵侗重回华北抗日，那么依照当时的国共军队情况，赵侗在华北的活动，不仅仅是对日作战，应该还有与中共军队争地盘的任务。

1939年，是中国与日本侵略军进入相互对峙僵持的年份，而这为国共双方军队相互磨擦“创造了机会”。

而河北赞皇县是国民军队对中共军队制造磨擦重点地区之一。

1939年2月，国民政府方面派鹿钟麟到达河北邢台县以后，成立了专署，与中共领导的冀西专署对抗。

据 辽宁《铁岭市志》对本地烈士赵进扬(1910-1942)的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进扬与部分平津流亡学生一起来到冀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9月，赵进扬调到抗日斗争严酷而情况复杂的赞皇县任抗日县长。这个县顽固势力多方面挑起磨擦，寻衅闹事，企图取代中共建立的抗日政权。1939 年3月初，国民党侯如庸的反动军队，包围了赞皇抗日县政府，并以鹿锺麟的命令，勒令解散抗日县政府，撤销赵进扬县长职务。1939年3月12日，于珩在黄 家沟组织了非法的第二县政府，汉奸刘希之粉墨登场，要取代抗日政府。1939年8月1日，张阴梧，为了配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指挥顽军，以其优势兵 力，包围我抗日县政府驻地中马峪和以中马峪为中心的上、下马峪两个村，史称"中马峪事件"或"Jk一事件"，企图一举消灭抗日县政府。由侯如墉指挥的别动 第四纵队系由国民党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混合组成的特务组织，是国民党在冀西搞磨擦的主要力量。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向太行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总攻击，战 斗中赵进扬跳崖壮烈殉国，时年仅32岁。

而河北磁县、武安等地的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更被誉为“磨擦专家”。1949年2月，朱以两个团的兵力，突然围攻驻守在八路军青年纵队二团，使八路军伤亡150余人。当时朱怀冰对外宣称，八路军青年纵队向朱部进攻他给予歼灭。

无疑这种磨擦是亲者痛敌者快的，日军乐于坐山观“虫”斗的，这样他们会积蓄力量布置新的攻势，甚至还能在国民军“无意的配合下”消灭一些顽固的抗战势力。

在这种磨擦大气氛下，赵侗之死，就显得疑点重重了。赵将军究竟是死在对日的抗战前线呢，还是死于对中共的磨擦对抗中呢？

我 没有检索到可靠的信息资料，只是在网上的个别论坛见到有人说赵侗是死在贺龙所领导的军队手中。据国民党“内部资料”（又是内部资料，我是最怕别人手中所掌 握的内部资料，这种资料一出手，你心里虽怀疑但是干瞪眼说不出话来），赵侗没有带武器就与中共军队去谈判，结果部队被消灭，本人被捉，后被活埋。

我是没有找到以上说法的可信资料来源。那么，以上内部说法和诸多疑问就让我们暂时存放此处。希望，随着日月的推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也希望，诸位能协助找到可信的资料。

通 过以上对国民抗日军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赵侗是不愧对抗日少将这个称号的，他作为东北流亡学生中的杰出人物，其领导的国民抗日军（后来的八路军晋察冀分区 第五支队）在平西的抗战成绩和影响，迄今还被后人所铭记，这在大陆当地的各种文史资料中、在抗日纪念展中都得以展现。赵老太太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母亲，虽 然没有亲自上战场亲挎双枪去杀日军，但是她在国民抗日军中所起的巨大后勤支援和宣传工作，是无人可比的，比她亲自上战场杀敌更有意义和实际作用。赵老太太 是无愧于“游击队之母（游击队的妈妈）”这个称号的，爱波斯坦在《人民之战》一书中，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勇敢而可爱可敬的抗日母亲的伟大现象。

作者：马铭 于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