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精选话题
 

Posted Friday, June 30, 2006

 E-mail this page    Printer-friendly page

**请不要再道歉（Toronto Sun, John Crosbie）

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一些今天回顾起来值得后悔的事情。所有国家在历史上都有过一些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和认识来衡量的行为。

但是，大多数国家不会对历史上受过欺压的某个民族道歉。

加拿大政府好像是中了道歉病毒，使加拿大变成一个专门道歉的国家。

我们的政府向在二战中被迫离开卑诗省关进集中营的日本裔人道歉，并发给他们经济上的补偿。但是，日本人从来没有就虐待加拿大战俘而向加拿大人道歉，日本人也没有就侵略中国杀害中国人而道歉。

如今，哈珀总理又宣布向当年曾受到种族歧视的华裔人道歉，并发放经济赔偿――总额为250万。较早之前，加拿大政府还向乌克兰裔人和意大利裔人道歉并给予经济补偿。

加拿大的所有政党似乎都很愿意向历史上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道歉并补偿，而且补偿金额有上升趋势。比如德裔人，犹太人，非洲人等，都在努力要求政府为历史上的歧视行为做出道歉和补偿。

什么时候是个结束呢？很难预测。

就我个人讲，我不会为我出生之前发生的事道歉，因为我没有参与不应该为其负责。

我对这种对过去的事情道歉的行为感到遗憾，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很多需要道歉的行为――而加拿大在这方面应该是最少的。如果现阶段发生种族歧视我们当然应该对其负责，但是不应该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向任何少数民族进行赔偿。

政治家们为过去的事情向人民道歉并赔偿，但是他们似乎不会对今天他们犯的错误道歉。

**多民族化正在分裂我们的社会（Toronto Star, 读者来信, Tim Richardson）

我当然同意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增加互动，但是，最为一个老师，我痛心地发现下课之后学生们总是按民族组成一个个玩在一起的小团体。

最近读星报上名为Omer Alghabra的文章，我希望能看到关于民族互动的新建议。可是我看到的不过是老生常谈，比如说“穆斯林人受到了不同形式的殖民主义影响……” ，人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为自己的错误负责，而不是指责别人呢？

找 借口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研究历史足够深，你可以发现每个民族都可以指责其它民族的欺压，就连凯尔特人也可以指责欧洲北面的萨克森人侵略了他们。北欧人又 可以指责罗马人奴役他们。我相信其它读者都可以拿出很多同样的例子。每个民族都可以找出一个仇恨的异族――现在应该做的是忘掉过去，寻找共同之处。

可悲之处是一个社会上的每个人都不承认自己的错，而是指责他人，比如“我酒后开车不能怪我，都怪酒保不停地给我倒酒” 。

我已经烦透了“多民族文化”这个词，这个词强调的是各个民族的不同，因而导致分裂，这不是建立一个国家的好方法。

互动应该是建立在庆祝各民族的共同点之上，比如非洲音乐和拉丁美洲音乐的共性，亚洲摔跤与地中海摔跤的共同点，日本人做面条的方法与法国人做面条的共同之处，等等。

**新闻图片是否应该报道血淋淋的事实？（Toronto Star, Lynn Feigenbaum）

前星报记者Paul Watson在1994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作品就是一张照片，拍的是在索马里首都Mogadishu一具美国军人的尸体被暴动的当地人拖着游街。

报纸是否应该刊登这样血淋淋的图片？最近在 Old Dominion Universtiy的新闻道德课堂上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当年美国派兵到索马里，有一驾直升飞机坠落了，导致18名美国兵丧生，73名受伤。在那张照片里，当地的暴乱者把美军死者的尸体扒光，拖着在街上游行。

我们的社会是军事化的社会。我们当然应该让读者知道真相。但是，死者的亲人看见了怎么办？

我们将图片刊登在报上，大幅的彩照登在首页上，旁边还有文字说明。

那天有不少气愤的读者给我打电话。其中一个是个说话很和气的女士。她并没有特别强硬。我问她到底有什么意见，她停顿了一下说：“他（死者） 是我的儿子” 。

打电话来的Mary Cleveland是死者的继母。虽然军方并没有公布照片中德死者的身份，但是死者的亲生母亲，妻子和他的继母都认出来是他。

最近，ODU教授Joyce Hoffmann邀请我和Mary Cleveland参加她的新闻课的讨论，题目是“恐怖的战争照片” 。Mary和我为35名新闻系学生讲了这堂课。这一代人成长的年代每天都看到报上的战争和暴乱的报道，他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对Cleveland一家人来讲是件大事。当时，死者的兄弟Sam买了一份报纸“第一眼就看到那张照片……非常痛苦的是，人人都看到这份报纸” 她说。

当时Cleveland 家人认为在没有得到亲属许可之前报纸不应该发表这张照片。

现在，她和家人都认为这张照片发表得对。

因为，Paul Watson的这张照片在美国政府改变对索马里的政策上起来积极的作用。

**一个移民的故事（Toronto Star）

这个故事是关于多伦多市长苗大伟，他今年47岁，1967年从英国移居满地可。

当年在英国那个叫做Thriplow的小城有一个养鸡场，一个养牛场，一所学校，一个教堂，一家小店和两个酒馆。时年8岁的苗与他做教师的寡母，在铁路上做事的祖父生活在一个小房子里。到1967年他的祖父去世，他的母亲带他移民加拿大，离开了以阶级严格区分等级的英国。

他 们只能拿两个箱子，里面有他的玩具熊和小火车。他们卖掉了汽车，向亲戚朋友们告别。坐火车到达利物浦后，他们上了一艘名为Sylvania的船。船在海上 航行8天到达满地可。晕车的苗喝了很多的Canada Dry汽水。67年的世界博览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当时觉得加拿大是个充满活力和机会的地方。” 他说。

现在，这位当年的移民成了加拿大最大的城市的市长，反过来的话，同样的事不会发生在英国。一个加拿大人是不可能做伦敦的市长的。

当年他和母亲移居渥太华时，那年冬天下了场大雪。苗不会打冰球，他很聪明，说话有英国口音，学校里的坏孩子每个星期五都欺负他，他没对任何人说，但是脸上的伤痕是藏不住的，最后校方出面了。他一直都觉得很孤独。不久他参加了童子军。

苗说：“作为一个移民，你的心中永远都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外来人。当我学会了滑独木舟，看到美丽的大湖，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加拿大人，像每个出生在这里的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