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 父亲的回忆录
 

当人开始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这么说来父亲也开始老了。对父亲的写作水平一直不敢恭维，以前他写给亲戚们的信据反馈，都叫作电报信，通常是三言两语，草草汇报完家里的情况了事。小学时我做不完作业，他常常帮我写作文，当然也往往会被老师拿出当范文读，因此对他的写作水平还停留在小学作文的印象里。这次他写的回忆录发给我看，让我的印象有了改变，觉得到初中水平了。不论水平如何，但毕竟是真实的一段历史，平常人的历史往往在书本里是读不到的，但却是最真实的。

往事如烟

听父亲说, 我们的原籍是江西吉安,明朝永乐年间我们的第N代祖宗杨诚泗带领其子杨文斌宦游来楚,非常喜爱长沙、平江一带的山水景色,于是, 杨文斌令其三子占籍以居，长子安雅，居长沙县土桥；次子安权，居平江县小洞；季子安全居长沙县尊阳乡之蒲塘。我便是杨安雅的第19代孙。

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在国民政府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任少校技术员，抗战时兵工厂设在地处湘西的辰溪县。由于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又是通往西南的咽喉地带，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在这一带多次英勇地击溃了进犯的日军，故日军始终打不进湘西，兵工厂设在一个叫作枫霞山的山窝里，周围是高山密林，要进入工厂必须穿过一个很长很长的山洞，日军的飞机根本进不来，因此我们得以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大姐在湘雅医院工作；二姐、三姐在兵工厂子弟中学读书，四姐、五姐、六姐在兵工厂子弟小学读书，七姐最小，在家以“宝宝”自称。1942年12月25日，我出生在湘雅医院（抗战期间该医院由长沙搬迁至沅凌）。由于我前面是七个姐姐，我是父母盼望已久的男孩，因此我外婆和父母特高兴（外婆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父亲接到我大姐传来的喜信，即将家中的桌、椅、板凳通通刷上红油漆，把家里装饰得喜气洋洋的…

抗战胜利后（大约是1946年4月份）兵工厂奉命一分为二——一部分人留在辰溪，大部分人搬迁至湖北武昌。由于当时没有铁路，公路也不发逹，只得分批迁移。我们这批分坐28条大木船经沅江穿过洞庭湖进入长江，最后到达武昌。听父亲讲，当时洞庭湖很大，是名符其实的“八百里洞庭”， 湖水白浪涛天，险象环生。在穿越洞庭湖时，我们还遭遇了土匪。一艘土匪的船在我们附近游戈，喝令我们停船。父亲当时立即从船仓拖过高射机枪改为平射状架在船头(由于传闻洞庭湖上有土匪，上船时父亲便搬了一挺尚未修好的高射机枪放在船上)并趴下将机枪瞄准匪船，不理土匪的吆喝，照直行走。匪船见此情形，也不敢靠近，我们就这样不慌不忙地走了，终于得以幸免于难。后来才知道，我们后面的船，有一艘被土匪抢劫一空。

都半夜上帖？

沙先

半夜没有孩子吵闹才安静呀，谢沙:lol:

好看，很朴实。怪不得你父亲那么重视你，你让你们家人丁兴旺得不得了！:lol:

:biggrin:

开始没看明白，后来想了想才明白，这里的“听父亲说”的父亲，其实是草原的爷爷~~

这爷爷还真是机智勇敢，敢在土匪面前耍花枪。:belial:

:lol::lol::belial:

人丁是兴旺了，吵得头脑也经常发胀压:ft:

估计那时土匪们用的最多是汉阳造，所以见到重型武器还是畏惧的:tongue:

嗯，从前压。。。。。。



继续贴：

工厂迁武昌后，父亲调任该厂驻汉阳的分厂——汉阳红砖厂任厂长。当时汉阳还是一个小市镇，一片混乱，老百性流离失所，到处是老百性的尸体——有被日本鬼子杀死的，还有饿死的…惨不忍睹，臭气熏天。父亲掏自己腰包，买了一些薄皮棺材，和工人们一起，将尸体一一掩埋。父亲和工人们的关系非常融洽。工厂是从日本鬼子手中接管的，环境、厂房都很好，设备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很快，工厂恢复了生产。我还记得，砖窑点火的前三天的傍晚，父母和三姐、四姐、五姐、六姐、七姐及我都在屋外乘凉，突然五姐大喊：“快看！”我们顺着五姐手指的方向，看到一条长约七米，宽约60公分象红绸带状的东西，扭动着从烟囱出口向上飘去，慢慢消失在茫茫暮色之中。听父亲说过，砖窑里藏着一条大莽蛇，父亲和一些工人都曾目睹过。第二天，父亲带领相关人员去检查砖窑，准备把这条莽蛇赶走，准备开工生产时，才发现牠已不在了。这时才感到，前一天见到的怪事难道是那条莽蛇上天吗？那条莽蛇成仙了还是成精了呢…不得而知。

我们家就住在湖滨，当时汉阳的人口很少，湖水没被污染，很清，很清。我们家还有一条可折叠的小船（是日本人投降时留下来的，工厂接收后分给我父亲使用），星期天，父亲就带我们泛舟湖上。湖内有很多荷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很美，很静。到秋天，还有莲蓬、菱角。父亲划着小船，我们在荷花、荷叶、莲蓬、菱角之间穿行，时而惊起一群水鸟，扇动着翅膀从头顶飞过。

到过年前，大姐从上海回家了，我们八姊妹都在家，外婆和爸爸妈妈特别高兴，过年时，妈妈要作好多好吃的菜，我最喜欢吃的菜是“全家福”，因为里面有妈妈用手搓成园的肉丸子，还有搓成橄榄形的被我称之为“长长肉丸子”的肉丸子。因为我和几个小姐姐喜欢偷菜吃，妈妈怕我们吃饱了，在吃团年饭时就吃不下，所以把我们几个小的赶出厨房。我们就站在厨房门口，伸长脖子朝里看着，大姐就偷偷给我们每人发一个肉丸子，我们张开小嘴接着，欢笑着跑走. . .

然而，好景不长，到1947年，大人们在纷纷传说有“橡皮人”上岸杀人。夏天，我们在屋外园子里乘凉时听到外面有人的喊叫声，哭声。第二天才听说“橡皮人”上岸杀人并将其生殖器割走。还有一次，警察在汉口的公共汽车上抓到一个坏人，打开他所携带的行李包，里面全是女性器官。还传说有坏人委托学生送信到某一偏僻地方，待你过去后便被抓住杀死，用来做人肉包子或将其腹部切开塞入毒品再缝合起来，将其伪装成病人，用车送到某个地方，进行毒品交易。

我三姐当时在汉口市立二女中读初中，有一次，她在街上买个肉包子吃，感到馅里有个硬东西，吐出来一看，竟是一个人的手指甲；有一次她班上俩个同学在路上遇到一个人，请她们帮带封信到汉口的某个地址。她们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找到并走到门口时，听到里面传出来女人的凄厉的惨叫声，于是回头就跑去警察局报警，警察立即赶到案发地点，发现一个女人躺在地上，腹部已被切开，几个人正在往里面塞毒品…

1947年下半年，我才4岁多，父亲让我跟着三个小姐姐去上小学，我什么都不懂，每天懵懵懂懂地跟着去，跟着回。后来经常拉警报。只要拉警报，学校立即停课，三个姐姐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我的教室，拖着我就跑，不走地面而是窜下水道，里面又脏又臭又黑，伸手不见五指…

情形越来越糟，怪吓人的。妈妈警告我们不许再去湖边，担心我们被“橡皮人”抓走。我们再没有以往的欢乐，总感到将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终于在1948年4月，工厂接到命令，人员分批撤往湖南株洲。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我们离开家，前往汉口火车站的时侯，工厂的工人和附近的老百姓自动依依不舍地为我们送行，人们燃放着长长的鞭炮，把我们一直送到汉阳码头，有几个人还一直送到汉口火车站。

世道真乱压

辰溪这个厂的前身应该就是汉阳兵工厂，没准我爷爷见过你爷爷，不过很可能没见过，你爷爷是上校，我爷爷只是个钳工。日本人来了，兵工厂撤退到湘西，我爷爷就回长沙单练了，卖过不少枪给共产党的地下党:lol:

到株洲后，情况更糟，火车站及街上到处都有伤兵在要饭。他们有的只有一只手，有的只有一条腿，柱着拐杖；甚至还有的两条腿都断了，无奈地坐在地上，伤口上还包着带血的脏兮兮的纱布…

我们租了当地老乡的房子住，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小学，里面已没有学生而全部驻扎着国民党的部队。有次，妈妈带我上街，经过这所小学，看到他们在打士兵，而且是用竹扁担打，打得哭爹叫妈。路边几个看客在偷偷议论着什么，我只听到他们说:“是逃兵，可怜啊…”，“每天都有人逃跑，也有跑脱了的，被抓回的不被打死也被打得半死 …”。

父亲当时在兵工厂任检验课课长，兵工厂所有外购件包括原材料均需经父亲验收签字，他验收钢材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抓根钢材在砂轮机上稍一打磨，看其火花形状就可以准确判断出是何种钢——是碳钢还是合金钢，其含碳量是多少；若是合金钢，则能准确判断是何种合金钢。对于油料，只需滴两滴在手心，两手合起来搓几下，用鼻子一闻，就能准确判断是什麽油，油质如何。正因如此，曾给他带来很多麻烦。

当时很多商人找到我们家，有送金条的、送银元的、还有送美制名牌手枪的等等。父亲一概不收，并告诉他们：你的材料若质量达到工厂要求，我自然会收，否则，我是不会收的。千万不要再送礼来了，我杨克敬从不收这些不白之财的，下次若再送来，恕不客气。

后来，也还有些人趁父亲上班时将礼物送到我们小孩子手上，我记得有个外号叫郑胖子的商人还送给我姐姐一对很可爱的小兔子，我姐姐高兴得要命。父亲下班回来，把我们大骂了一通，将送来的礼物包括那对可爱的小兔子，通通扔到围墙外去了。以后再没人敢送礼来了。工厂稽查处有个姓陈的家伙，想做钢材生意，拉来一批钢材要父亲签收，送金条给父亲，父亲谢绝了，经父亲检验，他那批钢材质量不符合要求，因此拒收。他恼羞成怒，诬告我父亲是共产党，扬言要把我父亲抓起来…

形势越来越紧张，1948年6月，兵工厂准备迁台湾，部分人员及家属将随厂迁台，我们家被列在迁台人员名单上。父母商量后决定留在大陆，于是在一个晚上，父亲让我母亲给我们每人带上必备的几件衣服，偷偷地上了火车，把我们送到长沙姑妈家。姑妈名杨克恭，是我叔祖父杨毓麟(守仁)的女儿，叔祖父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名杨克念，因1930年11月杨开慧被军阀何键逮捕，他（当时在长沙湘雅医院任内科主任）为此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杨开慧，因在奔走路上突发急性腹膜炎，不幸于手术中去世。我祖父杨德邻(性恂)虽有两个儿子，但我伯父早年外出，客死他乡。更由于祖父与叔祖父都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所以父亲和姑妈就象亲兄妹一样。

1948年秋，父亲随厂迁往海南岛（再由海南岛乘兵舰到台湾）的途中，趁火车在衡阳车站加水时，跳车逃回长沙。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回到我们的祖屋——长沙县高桥甘草坑。父亲说：“到家啦“。我们四下张望，只见前面不远有一大片树林，很多“白老仙”（即白鹭）在树林上空翩翩起舞，根本看不到房屋，我们再往前走了不远，抬头一看，哇！发现自己就站在大门口，两侧都是又粗又高的大树，把围墙遮得严严实实。一条笔直的小路由门口一直延伸到远处的一座很大的青砖瓦房的前面。小路的右侧围墙外是几排又粗又高的大树，沿着围墙一直牵连到房后的山脚，小路的左侧是一个很大的池塘，池塘的左岸是一片菜地，在菜地紧靠池塘的边上，架着很多瓜棚，瓜棚一侧的支柱直接插在池塘水下的泥中，瓜棚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冬瓜、丝瓜。父亲告诉我们，这个池塘里有很多鱼，他在抗战前每次回乡时都要来池塘边钓鱼。

刚下乡时，一切都很平静。每天早晨，我跟父亲到池塘边钓鱼，白天，跟几个小姐姐到屋后的山上（出了后门就是山）扒树叶、捡枯树枝，拿回家给妈妈生火作饭，还去灌木丛中的鸟窝里掏鸟蛋。说是山，其实只是个丘陵，上面长满了大树，有的要3-4个大人手拉手才能围起来。站在山上抬头向上，只能看到树叶，偶尔透过树叶能看到斑斑驳驳的蓝天。山上鸟很多，各种各样的。早晨，天还没亮，叽叽喳喳的鸟叫就把我们吵醒了，天蒙蒙亮，妈妈就带我去菜地摘菜. . .

不知是哪天，庭院里突然来了很多兵，其中有很多伤员，重的睡在担架上，轻的互相掺扶…到处都睡满了兵，到处充斥着伤员们的呻呤声，长官的叫骂声。开饭了，很多人没带碗，于是四处寻找，抓到什么算什麽，听妈吗说，还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了我大姥姥生前用的尿盆，用水洗了洗，就拿去盛饭. . .

还好，他们没进房，我们吓得躲在房间里，因为门口睡的都是人，所以我们只好从另一侧的窗子爬进爬出。过了两天，他们都走了，听大人们说这些是国民党撤下来的败兵。

又过了几天，又来了很多兵，没看到有伤员，他们的纪律很好。规规矩矩坐在被包上檫枪，态度和蔼可亲，因此我们一点都不害怕，不关房门了，也不用从窗口爬进爬出了。他们还教我唱歌，教我认字。听他们讲，他们是解放军。过了两天，他们也走了，但他们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自回长沙以后，外婆就回到她自己的家——长沙县金井石门框，离我们家不算远，我们经常步行去，在外婆家玩几天，再走回甘草坑。外婆非常慈详，善良。她非常同情穷人，乡亲们来借钱、借米，她从不推辞；乡亲们要建房，需要大树，她就让别人上她家的山上砍，所以她家后山已经看不到几棵大树。我妈妈说她：只要看到别人可怜，哪怕自己只有两条裤，她也会给别人一条。外婆很爱我们，我们也很爱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外婆家的路上变得不平静起来了，公路上，常有身上插满树枝拖着大炮的军车疾驶而过。后来，经常有飞机在天上盘旋，飞得很低，连机翼下的国民党党徽都看得清清楚楚，看见人就用机枪扫射，我们遇到过两次。经过抗日战争的老百姓知道怎么对付它，妈妈高喊一声“趴下”，我们立即趴在地上，并迅速滚到路边的水沟里（路的一侧是山），机枪子弹就打在我们身边的公路上，溅起片片泥沙。

这段廷恐怖:wink:

没有打仗，长沙是和平解放的。不久，在堂叔祖父杨立三帮助下三姐到沈阳医学院求学，四姐到大连俄文专科学校求学。

很快，乡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我记得，吃饭的时侯，妈妈在我的饭底下埋放一个我最喜欢吃的荷包蛋，偷偷地告诉我：“快吃，别让土改队看到了“。其实，我们平时吃的就很简朴，只是煎鸡蛋是放在饭桌上而已。

十叔公受到土改队和农民们的残酷斗争，土改队和发动起来的农民把他的左手大母指与左脚大母指分别用绳子绑住然后往上扯，，把整个人吊离地面，名为“吊半边猪”，再用“狗公刺”（带刺的灌木）毒打，逼他交出地契和财产。晚上，看到他全身被打烂，还有很多刺留在身上。（十叔公名杨殿麟，是我祖父最小的弟弟。我祖父共三兄弟，祖父是老大，在族间同辈之中排行第二；杨毓麟是老二，在族间同辈之中排行第四，我称为四叔公；十叔公是老三，在族间同辈之中排行第十，他因从小生病，病后又聋又瞎，故一直在家管理他们的父亲——我的曾祖父留下的财产，我祖父和四叔公去日本留学，后一直在外从事辛亥革命活动。我母亲和六婶（十叔公的儿媳）帮他挑刺，每挑一根，他都痛得惨叫一声…。（后来听我岳父说,在他们老家—广东五华, 土改时斗争地主富农时更为残酷—采用了五马分尸、剖腹挖心等封建帝王时对待异己者的惨无人道的手段。）

我们家没受冲击，因为我的祖父、叔祖父均从小就在外求学，以后一直在外从事反清、反封建、反袁的革命工作，家里既无田也无地，只有祖父留给父亲的两间房。直到护国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给我祖父补发了抚恤金（因祖父为反袁而被杀害，父亲用这笔钱买下“恒家屋场”，大约有40多亩田，但父亲因长年在外工作，并没收过租，抗战前就已将这些田和房全部分送给佃农。因此，当土改队找贫苦农民调查情况时，农民如实反应，都说我们家是好人，不是地主，故土改时我们不但没受冲击，土改队除将我们原居住的那两间房分给了我们外，还分给父亲两亩田。

新中国刚成立，急需技术人员，父亲很快收到去石油部工作的邀请函，父亲不想去北京，借故谢绝了。后来，父亲经叔祖父杨立三介绍到中央有色金属管理局湖南分局（简称金湘分局）工作。刚开始父亲住单人宿舍，我和六姐住在长沙湘雅医院大姐的宿舍里，母亲和五姐、七姐留在乡下。1950年5月，父亲在长沙市光裕里5号租了两间房，把母亲和五姐、七姐从乡下接来，我和六姐也回到父母身边。1951年3月，父亲分到了一套宿舍，在南门外糖坊巷9号，原来是别人的私宅，房主外逃后被没收。我们在楼上分到两间房，楼下还驻有解放军的一个班。那时还实行宵禁，天一黑，外面就戒严，这些军人就出去执行任务，只要有人行走，不管你有什麽理由，立即抓起来，关在楼梯间里，第二天天亮才放人。不记得是哪一天半夜，街上突然有人大喊“号外，号外，海南岛解放了！”，第二天上学时，老师告诉我们，海南岛解放了。

不久，宵禁结束，这些军人也走了，陆续搬来四家住户，大家关系都很好。

很快，肃反运动开始了，很多人被抓。紧接着又是三反、五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定指标,限期抓“老虎”,整死、冤屈了一批无辜的人。父亲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学习，心情很不好。他每晚回来脸色凝重，总是带回一些不好的消息，不是这个跳楼了就是那个吊脖子…，很多人被打为“反革命”、“坏份子”。这时，共产党把自己在国内的敌人由“资本家、地（主）、富（农）”增加为“资本家、地、富、反、坏”。老天保佑，父亲总算平安渡过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后来才知道，每次运动，工作组都派人去解放前父亲曾工作过的单位或找他原来的同事调查，他们都真实地反映了父亲当时的情况，并签字证明父亲是好人。在此，我要感谢这些敢于讲真话的人。

1953年暑假，母亲带我去北京，当时我大姐调到北京铁道部医院工作，还没结婚，住单人宿舍。因为我们去，她特意在一座四合院里租了两间房，作为临时的家。二姐已有两个孩子，住在北京大学教职员宿舍里。四姐当时在大连俄专上学，趁放暑假回这临时的家来，三姐在中科院沈阳医学研究所工作，也请了几天假回这儿来了。自她们在长沙乡下离开后，母亲非常挂念，经常边看她们的来信边流眼泪地教育我说：“两个姐姐在外读书很苦，没有米饭吃，又想家。你在家要听话…”。现在大家欢聚一起，母亲非常高兴。

在北京，我第一次坐上有轨电车，第一次逛东单市场，第一次逛故宫、颐和园、北海...

有一天傍晚，立三叔祖父的车开到我们“家”门口，是辆枣红色的小车，把我们接到总后勤部，当时总后还没有围墙，只见很多哨兵，真的是“五步一哨，十步一岗”。 立三叔公生活非常简朴，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因为刚解放，又正值朝鲜战争，忙得顾不上回家，就在办公室里支一张行军床，吃饭也在总后食堂。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老杨”。

1954年是多灾的一年，7月，水灾，长沙沿河一带全被水淹；11月底，大姐来信，告诉了一个让人感到震惊的消息：立三叔祖父因患脑瘤在苏联莫斯科某医院手术时不幸去世；年底，长沙遇到百年不遇的冰冻，很多人摔断了骨头。与此同时，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运动，所有私有企业、医院、工厂、机关、学校、商店等，不管你愿不愿意，一夜之间都归公，美其名曰“公私合营”。

1955年，全国开展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此运动主要涉及文艺界,对我们家没什么影响,因此我的印象模糊。

这年“金湘分局”撤销，父亲调到广东省韶关市”中南钨矿局韶关储运站“工作。这年署假，由于当时规定，妇女产假只有45天，二姐不得不将她出生刚45天的小儿子送到长沙，交给母亲抚养，她在家只待了一个礼拜就回北京了。母亲含辛茹苦，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奶粉，只能把米粉和奶糕煮成糊状，一勺勺喂。第二年，父亲把母亲、我及小外甥接到韶关。由于该单位刚成立不久，职工宿舍还没建好，父亲就在市内租了两间房。我转学到韶关市第二小学六年级，这所小学比较大，很多树，干净、优雅，老师、同学对我挺好。刚到韶关，感到别有风味，似乎到了另一个国家。人们讲的话，我竟一句也听不懂。清晨，街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赶紧跑出大门，只见满街的人脚上都穿着木拖鞋，走在水泥马路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还很有节奏感。

中午，有位老人挑着米粉担，用广州话吆喝着，我赶紧拿碗跑过去，买一碗放有猪脚汤的素粉，只要四分钱，味道很好。有时我放学回晚了，妈妈就帮我买一碗八分钱的猪脚粉留给我。

傍晚，当你漫步在大街小巷中，会听到空中传来美妙的丝竹声，你仔细搜寻，会发现这美妙的音乐，是从路边房舍打开的窗口、半掩的门缝中飘出。顺着门缝往里看，只见屋里几个小孩在老人的传授下，正在操练广东音乐。这音乐声竟如此优雅、婉转，让人如入仙境...。

呀，原来还是老同事的孙子们互相见面了:38:

另外，更正一下，不是上校，是少校啦，差了好几级官:redface:

有段时间，父亲很忙，脾气也很大。听母亲说，父亲接到一个很棘手的任务，有一批建武汉长江大桥用的钢材，要父亲检验并确定其钢号，父亲检验上报后不久，中央派了几个人来，找我父亲谈话，说：这些钢材是苏联提供的，其检验单上注明是xx合金钢，你为什麽说是Y碳钢呢？父亲说，我检验的结果是Y碳钢。来人说，人家有先进的检测手段，你是怎麽确定的？父亲说我是凭火花鉴定的。来人威协说：“你要对你的检验结果负责，若你错了，是要坐牢的，你敢签字吗？”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苏联人放个屁，你也不敢说它臭。签字嘛又怕落个“反苏”的反革命罪，不签字嘛又考虑到将来大桥坍塌责任更大。为了对大桥负责，对自己负责，父亲硬着头皮签了字，那人气冲冲地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中央给父亲的单位来信，肯定了我父亲的检验结果。这一年父亲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父亲松了一口气，全家都松了一口气，庆幸父亲躲过了这一次劫难。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5月,中宣传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出“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与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知识分子欢欣鼓舞,以为可以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于是出现了很多好看的电影、小说、杂志；科技、工业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1956年下学期，我顺利地考入韶关市初级中学。这是全市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学校很大，学习环境很好,有个供上动物课用的小动物园，还有个小植物园、一个室内体育教室，环境优美,学风也很好。 老师很和蔼,我的班主任是个中年女老师,姓江,对每个同学都充满着爱心,就像妈妈一样。我很快学会了广州话，并可流畅地和老师、同学们交谈。

父亲单位宿舍建好了，在市郊，取名为二公里新村。曲江紧靠新村西边蜿蜒流过，东边侧是通往南华寺的公路，跨过公路，就是父亲的工作单位；南边和北边则是一望无际的“打子瓜”瓜田。我们搬入了新居——二公里新村93号。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党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号召大家向党“交心”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并鼓励大家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刚开始没人敢提意见,于是毛泽东一再保证“不戴帽子、不抓辨子、不打棍子。”后来又保证“不搞秋后算帐”。尝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甜头的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们十分感动,天真地信以为真, 认为此举是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完全是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行为,更感到共产党的光荣、伟大。于是纷纷向党交心,怀着赤诚的心向党和政府提意见。

正当人们为有这么一个光明正大、勇于自我批评的党感到光荣、自豪的时候,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开始为抓“右派”作舆论准备了。为了吸引更多的蛇出洞,于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同时在磨刀霍霍。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了。为了替自己“引蛇出洞”的卑劣手法解脱, 毛泽东竟大言不惭地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和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一样,“右派分子”也有指标,按比例分摊到各个单位。若哪个单位完不成定“右派分子”指标,那这个单位的头头就是“右派分子”。于是只要你出身不好或有一点历史问题或平时讲话得罪了领导、“向党交心”中讲了一点真话的人都必定成为当然的“右派分子”。在一些完不成指标的单位,尽管你平时表现得很好,只要你有一点海外关系,也是“右派分子”的当然人选。

我知道有这么个真实的事例:

抗日战争时期,燕京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刘XX,年青漂亮,思想单纯。她怀着满腔爱国激情,随同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建国后,分配到某机关工作,因为她工作能力强,待人和蔼,很受同事们的好评。反右运动后期,她们单位的“右派分子”名单都定下来了,但离“指标”还差一名,党委书记在单位的知识分子名单中找来找去,最后选中了她。便找她谈话, 她哭了起来说“书记,我没有反党,你把我打为右派,有何依据?”书记回答说“小刘,你别难过,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工作早,热爱党,平时工作积极。但选你当右派也是党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嘛!再说,我也是没办法。我们单位的右派数量离指标还差一名,我比较了一下,这一个名额给你最合适,因为你有个姨妈在国外,也就是说,你有海外关系嘛。”小刘就这样“因党的需要”成了“右派分子”,被遣送到一个偏远的乡村劳改,一个人被安排住在一个窑洞里,里面仅有一张床。因为她端庄美丽,被大队书记看中了。一天夜里, 大队书记喝得醉熏熏地以找她谈话为名强奸了她,并白天把她绑在床上,晚上就来强奸,天天如此。有一次他发泄兽欲后来不及绑她就睡着了,小刘爬起来,这个平日连条虫都不敢踩的弱女子忍无可忍,抄起墙边的柴刀,朝这个恶魔狠狠地砍去…。

几天后,她被公安机关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以死刑,而那个强奸犯竟被追认为烈士。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一般来讲，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受到的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命运异常悲惨，他(她)们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除少数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外,大部分人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非人的待遇而大量死亡。他(她)们的亲人、子女从此抬不起头来,被打入另类；升学、就业都困难重重。至于考大学,即便他(她)成绩拔尖,也不可能被录取，因为在他(她)的档案上盖上了“此生不予录取”的印章。

这时，共产党把自己在国内的敌人由“资本家、地（主）、富（农）、反、坏”增加为“资本家、地、富、反、坏、右”。因为父亲是在企业单位工作，他又从事技术工作，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加上他牢记“祸从口出”的古训，从不多讲话，“交心”时也只讲好话，因此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受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