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5)
由于政府无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整肃腐败、调控不合理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统一国内市场以动员国内经济(199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就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长期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而港澳台资本早在九十年代初即已达到增长极限，最后只有靠大规模引进西方跨国资本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缓解眼下的政治经济困难。但西方跨国公司是为东道国市场而来，是东道国民族企业的强大敌人，与东道国政府有着权力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它们是西方强权推进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重要工具。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高度抽象化和神圣化，成了一种新的迷信和话语霸权，这是"反左"的歇斯底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改革开放主观目标的神圣性并不表明改革开放具体措施的必然正确性。把改革开放本身当成了目的，反映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落后和精神的贫困，也构成真正解放思想的体制障碍。中国固然可以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不断挖掘出"主动性"扩大开放的理论依据，但国内经济的窘境和对西方经济越来越深的依赖，使政府在被迫扩大的经济开放中很难与西方国家周旋，达成真正的双赢。不惜一切加入世贸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表明发展主义哲学在实践中走入绝境，当局苦无治国良策而寄希望于借助外国经济势力作振兴中国经济的最后一博。不幸的是，始于1995年的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和1998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减少收入预期、增加支出预期的社会改革措施，大大降低了社会购买力和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大大增加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成本。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弱点早就洞若观火，他们利用中国的急切心理和战术上的严重失误§，成功地迫使中国为加入世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任何国家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都难免受到更发达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正确的对策是既要积极大胆地吸收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合理因素，又必须从国家权力政治的高度防止国外"软权力"对民族精神的侵蚀(甚至像法国这样的次强发达国家都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巧妙结合，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战略的紧密配合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形成强大的渗透力和摧毁力，民族生存竞争空前激烈。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是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极其重要的武器。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平衡器，就容易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建立在正确的发展战略、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必然堕入经济上的殖民化，政治及文化上的买办化，外交上的势利、偏安、绥靖，和民族精神严重衰落的危险歧途。中国外交早已失去高瞻远瞩、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而只能以"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国家意志如此懦弱、消沉，当主权危机降临时，不要说抵抗的实力，恐怕连反抗的意志都将大打折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因此，我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充分反思我国外交以及决定这种外交思想的全部内政基础。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才能重现辉煌。
四.外交方略
冷战后至今，美国通过加强与其他西方强国的军事外交结盟，以及通过经济政治手段瓦解潜在的敌对同盟，巩固和加强了"一超独霸"的局面。世界多极化的前景灰暗不明，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威胁。美国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外交活动和一系列战略部署已充分表明，我国家安全的挑
外交战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孤立进行，互不相干。三者有时需相互取舍，以达到外交战略总体收益的最大化。60年代美国为分化苏联集团，将实行计划经济的波兰和匈牙利拉入关贸总协定。1998年底中国一反常态迫不及待要加入世贸的表面理由是：如果1999年进入不了，其后五年世贸组织将讨论新规则而不再接纳新的成员；若五年后再入，中国势必要作出更大让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所谓时间因素对中国的不利，而在于：中国当局没有正确的战略意识，已完全失去了自信，既不想、或想不到，也无能力励精图治振兴国家，通过自身实力和战略地位的提高逼迫美国对我妥协。相反却怀着赌一把的心理和将改革开放带入一个新天地的好大喜功的虚幻的成就感和"历史感"，期待着能出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在谈判的战术上，中方撇开国别谈判初期要价不高的欧盟，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与条件最苛刻的美国达成协议，以为这样入世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性解决；不幸的是，这一做法既使欧盟感到嫉妒和愤怒，又激起它转而提出比美国更高的要价，因为欧盟已从中国对美谈判的态度中看到了中方的致命弱点：为入世不惜作出重大让步。而让步业已作出后，中方绝不会为再作出一些"边际让步"而使入世功亏一篑。事实果然如此，欧盟如愿以偿。而美国和其他谈判方根据普遍适用原则又自动享有欧盟所攫取的"额外"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本就未信守与中方约定的有关保守协议秘密的默契，不久即将协议全文通报欧盟。这不是什么中美之间或中欧之间的"双赢"，而是美国与欧盟的"双赢"。中方不了解发达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对付发展中国家方面利益高度一致的实质，却希冀"以夷制夷"，结果反被列强所联手反制。中方战略上的短视和战术上的愚蠢不仅陷自己于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动，又削弱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谈判能力，便利了西方国家分化削弱第三世界的图谋，使中国的战略环境更趋恶化。战主要来自东南海疆，而非西北边塞，因此稳定中俄关系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此外，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但争夺海上资源的斗争并非几十年后的事，而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日本早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了"确保一千海里海上交通线"畅通的国策。韩国和西太平洋各国从七、八十年代开始，都纷纷采取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加紧将国家利益向海上延伸。资源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各国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与争夺海洋资源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并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