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武侠和阿兰德龙
至于剧作，这是全世界都能看懂的电影，什么人都起码会觉得好玩好看――冲这一点，《十》的三位编剧都很伟大。
编剧们明显受了古龙影响，煞有介事地显示智商，喜欢玩个阴谋，布下个圈套（按他们的说法叫“局”）。但古龙的小说，不只是阴谋推理，还有卑贱的劳动者。因为有这一特点，才有“古龙之前无新派”的说法。
古龙的武侠，没有时代背景，但有生活背景，那是些开小食摊的、卖杂货的、担夫、老佣人、小妓女-----这些人物今天还真实地存在于台湾街头，也许你家门口就有。大侠在与强敌斗智斗勇时，一有空就会吃碗牛肉拉面，和愁苦的小贩感慨一下生活。小说总要“情景交融”，浪子情怀是古龙的情，底层大众是古龙的景。
即便古龙，也不敢只玩情节，情节越是诡诈，越要有一层生活氛围包裹，否则很容易荒诞不经，就算逻辑上能自圆其说也没用。而《十》的生活背景淡薄，即便是荒野追杀，不好出现走卒小贩，按照古龙的写法，章子怡和金诚武也会同时叹息，交流一下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心。诡异的情节要拴上点东西，才不轻浮，古龙拴上的是人物的叛逆性格和民众的悲惨生活，而《十》中的他俩说了许多话，但都没有超过“爱不爱我？你真的假的？”这两句话的范围。
金庸的武侠小说都是处女，古龙的武侠小说都是妓女。金庸的女主角永远是初中女生的感觉，我今日再看金庸就有点看不下去。而古龙的女主角就成熟多了，所以至今还能看，年龄感是武侠爱情的关键，《十》中的男女究竟有多大？
这在剧作上格外空泛，为了配合阴谋的格调，男女应该成熟，而他们时而老奸巨猾，时而幼稚可笑。包括刘德华，这三人到了情感冲突时，只会两眼含泪，这样的表演根本没有内心可言。
结尾时，他们三人的眼泪终于流下，而我在电影院中的女邻座们也都哭了。看电影时，女邻座们一直笑声不断，都是台词闹的。但她们结尾时，还是都哭了，这得感谢阿兰德龙。
三十年前，阿兰德龙出演了电影《武士》（港译《独行杀手》）。结尾时，阿兰德龙掏枪要杀人，结果被埋伏的警察打死，但收拾尸体时，却发现他的手枪里并没有子弹。原来他不是杀人未遂，而是故意设计的自杀方式――这是导演梅尔维尔的首创，当年是个时髦话题。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是看着法国匪警片长大，吴宇森便毫不掩饰阿兰德龙是他的偶像，《武士》中没有子弹的手枪，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泛滥成灾，英雄片风潮过去后，《判官》和《三和会》还在用，刘德华一个人就不知道演过多少次了。
《十》中的刘德华帽子高高，衣服窝窝囊囊，夺走了他全部的英气，而在影片结尾，他回到了他的拿手好戏中，发出动作却没有发出飞刀，他的魅力方才发挥，他的求死方式登时感动了观众。经典情景百试不爽，法国匪警片令人肃然起敬。
商业电影的情节和围棋定式很像，李昌镐下的大雪崩定式，和一个围棋初学者区别不大，只是改进了一两手。商业电影也只是在规范中，最多作一点改进版。
《武士》的空枪是自杀，《十》改进为刘德华没发出飞刀，是要和章子怡殉情同死。《英雄》中两大高手像打网球般来回打一滴水，《十》中改进为章子怡用一滴血打偏了飞向刘德华的飞刀。这滴血意像瑰丽，并带有复杂心理，比《英》的一滴水要高级。
张艺谋还改进了《卧虎藏龙》，在牡丹坊中，金诚武挑开章子怡衣服的宝剑，是《卧》中的花纹剑，那时我便推测张艺谋要拿李安开涮。果然，章子怡又洗澡了！而金诚武避嫌的方法，是在远处不停地弄出响声――这是《卧》中章子怡和罗小虎的戏。张艺谋改进了三个地方，一是罗小虎唱歌，金诚武敲刀，刀声的确比嗓子要好。
二是洗完澡后，罗小虎给章子怡一套“低胸、露腰、开叉”的衣服，男人的急切用心一目了然，果然两人很快出事。而金诚武给了章子怡一身官服男装，先让她穿得严严实实，再把她按在地上――在这点上，张艺谋比李安要沉得住气。可是当结尾，两人终于作爱，张艺谋又很急切，让两人像野狗般在草原上打滚。
两人应该很爱惜很小心，稍稍美感些，因为他们历尽了艰辛。此处不要怕节奏缓了，走对了人物的心情，才能有节奏。
三是罗小虎起码没有偷看，而金诚武在刀上栓了只松鼠，松鼠将刀弄响，造成他仍在远处的假象，然后去偷看了。这只松鼠，在影院中引起笑声，令我颇想谈谈中国电影的趣味，以及张艺谋在趣味的历史中，属于怎样的情况。
中国电影的趣味
我小的时候，国人还爱看电影，只要是片空地，天黑后就可能成为露天影院。我家附近有块坟地，我此生的第一场电影，是在坟场上看的。而现在的中国人已不爱电影，或是某种原因，令国人不能再爱电影。
赵丹原本是个卓别林的模仿者，机敏滑稽，喜欢丑化自己，熟悉赵丹的人，看到他后来演的许云峰等革命者，虽然钦佩他的演技，但总担心他会突然作个鬼脸，翘起屁股玩耍起来――这种现象没发生，所以觉得颇不是滋味。
赵丹早年的《十字街头》，将中国人天生的幽默自嘲和卓别林的喜剧动作达成融合，主题是尖刻的社会批判，具体内容却又如此风趣生动、天马行空，能把童年的我逗得咯咯直笑――这是中国电影的基因，原本优良。
法国电影的基因是色情，地尔密的一个浴女镜头，开启了法国的灵感。美国电影的基因是暴力，鲍特让歹徒直对镜头，朝观众开枪，让美国导演们都悟了。而中国电影的基因，是“不拿事当事”的自嘲。
基因诞生期的导演演员都表情丰富、眼神灵活，突然间他们就被一帮眼神冷峻、表情严肃的人所取代，赵丹辛酸地说：“崔嵬得天独厚。”和赵丹的机灵鬼形象相比，崔嵬是个五大三粗、说一不二的汉子，高度符合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造型，他导演的片子也如此，但一有机会仍很风趣，将日语胖翻译拍得可爱无比，把汉奸拍成了加菲猫，甚至小兵张嘎见到漂亮女孩会脸红，他也拍下来了，那才是多大的孩子呀？
即便为政治服务，中国电影也是“不拿事当事”，登峰造极的是《地雷战》，这部纪录片、教学片、故事片的四不象，玩出了一个“巴巴雷”。在鬼子进村的危险时刻，几个小孩不埋杀死敌人的地雷，而埋上了一泡屎。粘得日本人满手屎，中国人就很高兴了。在极度紧张、真实的情景下，忽然诞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玩笑，真是神来之笔。
此片导演文静拘谨，但他的内心是一个野人，能摆脱国恨家仇的大众情绪，把中日战争变得好玩好笑。凭着一泡屎，他就是伟大的艺术家。在政治指标极强的时候，也能在瞬间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玩性颇大，和中国导演的自由心灵相比，一般的外国电影就显得“死性”。
后来，在创作空间极小的范围里，导演们送给国人的礼物，是一个个妖艳的女特务、姨太太，在高度纯洁的年代，向我们暗示了世界的丰富性。至于国民党、日本兵，我们很难对他们产生仇恨，他们给了我们一种游戏快感。
《早春二月》的男女在谈“国破山河在”的沉重话题前，还要弹弹钢琴，享受一下意外重逢的乐趣。《红色娘子军》女兵们的短裤紧凑性感，遭到抗议“大腿满台跑，工农兵受不了”，但大部分人还是容忍了这一情况。
这是一批官气十足、情趣尚存的导演，但很快这点情趣就荡然无存了。国人的天性是好玩、不正经，样板戏是中国最正经的作品，戈达尔见了样板戏后，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我觉得他在胡说八道。
样板戏时代终于过去，国人的风趣已被毁掉。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大桥下面》，终于出现了一个女人味的女人――龚雪，但她和男人上床前，说的话竟是：“庆祝粉碎四人帮！”
第五代作品伟大深刻，然而却很无趣。用轻松调侃的口吻诉说惨状，把现实转化成传奇――这是国人独特的语调。而第五代以悲剧为悲剧，惨痛地说惨状――也许时代紧迫，已容不得我们再开什么玩笑。中国有了一批烈士脸的导演，《黄土地》便是这样，当然是极好的电影。
把事说“深”了，是欧美电影的追求，把这事说“飞”了，是中国的美学追求。现今的中国导演越来越像“就事论事”的欧美导演，中国电影也走向了国际，大家都张出了一张国际化的脸。
烈士脸中原本有一张坏笑着的脸，叫张艺谋。他能将巩俐拍得性感，能想出“尿素出好酒”的谬论。但他很快就被同学们的烈士情绪感染，《红高粱》一去不返，我认为这是他的巨大损失。
今日中国电影宣称要走向市场，走向市场首先应该是趣味的复原。韩红在首体《十》首映会上，大谈发展民族电影，号召观众站在“同是中国人”的角度来支持这部电影――这是无理的要求，民族主义是流氓的最后藏身之所，会让我们好歹不分是非不明。
相反，观众倒是有权力向导演们要求趣味，《十》虽然有种种不和谐，但起码比《英雄》有趣。司马懿是批判淫巧奇技的著名人物，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无趣的人，虽然他比诸葛亮更有韬略，诸葛亮的空城计只是个小聪明，但我们还是认为诸葛亮比他高明，因为诸葛亮有趣。
如果张艺谋在《红高粱》之后，便进入武侠世界，不知今日的中国电影会是怎样？我不支持民族主义，但我喜欢他的松鼠，支持他的淫巧奇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