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曾写《社会如何记忆》（How Societies Remember）一书，此书初版于1989年，2000年被翻译成中文。近些时候，我总会想起这本小册子，于是就常常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翻阅一下，温习一番。温习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康纳顿写过关于“记忆”的书，他是否也写过关于“遗忘”的书呢？上网查，果然发现这位学者还有本《现代性如何让人遗忘》（How Modernity Forgets）已经面世。可惜查了北京几家图书馆的外文数据库，均无这本书的记录。
略感欣慰的是，《社会如何记忆》中也有几处谈到了遗忘的形成机制。比如书中谈到，当国家机器被用来系统剥夺其公民的记忆时，全社会的遗忘就开始出现。“所有极权主义都有这样的行为方式；极权统治剥夺臣民的记忆之日，便是他们受精神奴役之始。当一个大国想剥夺一个小国的民族意识时，它使用有组织忘却（organised forgetting）的方法。仅在捷克的历史上，这种有组织忘却被实施两次：1618年以后和1948年以后。现代作家被放逐，历史学家被开除，那些被迫沉默和被开除的人，变得无影无踪，被忘记了。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这样的恐惧：可能再也不会有人真实地见证过去。”正是因为如上原因，有人才意识到，“市民反对国家权力的斗争，是他们的记忆反抗强迫性忘记的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制定了目标，不仅要拯救他们自己，还要活下来为后代做见证人，要成为无情的记录者。”
这段论述让我想起昆德拉在《笑忘录》的一开篇就讲述的那个故事。1948年2月的某一天，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站在一座宫殿阳台上发表重要演说。天寒地冻，雪花飞舞，站在他身旁的克莱门蒂斯同志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到哥特瓦尔德的头上。而这一历史时刻即时被宣传部门制作成无数张照片，进入到宣传画、教科书甚至博物馆里。那幅照片中，哥特瓦尔德戴着皮帽子，身旁是他的同志们。四年之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刻就让他在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往后，哥特瓦尔德就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只剩下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于是昆德拉借小说人物之口米雷克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这则故事会引发许多似曾相识的联想。这么说，极权主义在建立一种遗忘机制时，所使用的手法应该是非常相似的。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让全社会遗忘，极权主义不仅使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还会通过种种规训和惩罚性手段，制造出全社会的一种恐惧心理。这样，在那些本该被人记住的人物、事件、历史等等面前，人们就变得噤若寒蝉，三缄其口。个人因其恐惧而不敢回忆，以致形成了有意或无意遗忘；全社会因为人人不得不当沉默的大多数，从而陷入一种集体遗忘。同时，一种遗忘机制的形成过程也是另一种记忆机制确立的过程。一方面，极权主义让人遗忘那些不该遗忘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强迫人们记住那些不值得记忆的东西。其结果是，人们的记忆结构开始重组，那些强迫人们记住的东西挤占了记忆空间，改写了记忆内容。人们因为遗忘而卸下沉重的包袱，又因为记忆库中有了新内容而仿佛过得充实起来。
正是意识到遗忘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文学家与理论家才意识到抵抗遗忘的重要性。他们深知，叙述本身可以变成一种唤醒记忆的途径，而“讲述历史意味着一种掌握和控制——把握过去，把握对自己的界定，或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而萨义德则说得更加干脆：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就是“挖掘出遗忘的事情，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文学与理论成为一种抵抗遗忘、恢复记忆的叙述工程或学术工程，他们所做的工作令人敬佩。
这种文学与理论所对准的批判目标自然是殖民主义，而只要把殖民主义替换成极权主义，它们的思考在另一个维度上也完全可以成立。于是我时常想到，我们的文学与理论其实是应该向它们学习的，因为那也是与遗忘作斗争的一种方式或途径。
作者：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