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我还是天津一所经济院校的大四学生。那时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很多，国家还实行着毕业包分配，因此，面临着毕业的我轻松而惬意地和男朋友在校园里游着。
4月的华北平原春暖花开，气候宜人，那时的天津市长是备受称道的李瑞环。尽管整个城市的经济不是很发达，我们的生活都不富裕，但是没有失业的威胁，没有突出的社会矛盾，城市各个阶层的人们生活的相安无事。我们这些被誉为“天之娇子”的大学生们都是从当年10比2的高中生中比较公平的考出来的，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也对社会充满了责任感。
当时的我是学校的学生会干部，中共预备党员。那时没有网络，电视、报纸也不是我们学生经常能看到的，对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东西似懂非懂，但是还是比较关心国家政局的变化的。记得1987年那次不大规模学生游行示威被定义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私下里我们议论的时候就觉得这种定义有些“小题大做”，不利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发展。在我们的疑惑中，迎来了1989年这个非凡的4月。
这个4月，享有很高威望的胡耀邦总书记逝世了。我们都知道他是抑郁而逝，对他的去世，充满了惋惜和同情。于是北京的学生们开始自发的举行一些悼念活动，慢慢演变成“反贪污，反官倒”的示威游行。那个时候的信息是封闭的，很多高层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但是我们知道一些有官方背景的高干子弟利用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靠倒卖批文大发横财。一些国家公务员的贪污腐败现象日益增多。东欧巨变以来，政治信仰倒塌的人们，开始以追逐利益为人生的目标。所有这些都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感到彷徨和忧虑。
北京同学举行游行示威的勇敢行动一下子激发了我们的社会责任心，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共鸣。我们天津十几所高校的同学们也开始围绕市政府游行，声援北京同学的正义行动。接着，我们从报纸、电视、广播中听到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都积极行动起来，以我们青年学生的热情、勇敢表达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而且这个行动得到了各个城市市民、工人、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
天津距离北京仅仅1个多钟头的火车，我们这些学生只要拿出小红本的学生证就可以免票登车去北京声援绝食的北京同学。在“4、26”社论发表以前，我们学校的党委对我们的行动也是默许的，甚至派学校的辅导员去慰问在北京声援的同学们。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被深深地感动着：每天电视里是那些勇敢而无畏的北京同学在绝食，迫使最高层的国家领导人倾听我们的政治诉求；走在游行队伍里的我们受到周围市民的鼓励和支持，有人送水和面包，有人主动捐款慰问；家里的父母也为国家能这么开明对待我们,而对国家充满了信任和希望。一夜之间，我感到同学们的力量好大啊！团结起来的我们真的可以在1989年这个非常的年代里改变世界。
“4、26”社论的发表是这个4月的转折点。社论前是官方和学生的良性对话，学子们和社会各界都对这样的开明局面欣喜而期待。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了太多令人感动的场面，诺大的广场每天的几十万人的流动，秩序井然。带着红布条的学生们负责广场的秩序，维持着救援绝食学生的通道畅通无阻，外地声援的同学们按组织在广场外围流动。广场上各大院校的旗帜高高飘扬，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现场是人流的海洋，更是激情和豪情的海洋。以“我以我血荐轩辕”为己任的绝食同学，是最令人感动的、最可爱的人！那时那刻，我才感到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什么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以前读书时，最喜欢的就是鲁迅的作品，总是被他笔下的深沉的民族心，爱民情震撼。在1989年4月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这些积淀于中华民族血液中的爱国爱民情怀。这样的冲击对我们国家一代人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终究改变了我们的历史。
20年过去了，我们能够欣喜地看到政治不断昌明，人民的民主与自由的意识不断增强，都和那时的冲击密不可分。但是，当时多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见证这个历史时刻的我，却是蒙里懵懂的，也不会想到它对我的影响伴随了一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1989年4月-5月，我和男朋友多次到北京声援这场“反贪污、反腐败，争民主”学生运动。白天和同学们一起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呼喊口号，宣传学生的诉求和主张，晚上就铺一块塑料布，在广场的水泥地上过夜。那时北京的交通几乎都瘫痪了，我们就是靠脚走完了半个北京城，很累，但是内心是幸福的，激动的。
“4、26”社论以后，风向大变，学校开始阻止我们的游行，学生们罢课了，没有课上。家长纷纷写信劝阻我们上街，离的近的家长甚至到学校来，把同学们拽回家去。校方和老师成为我们的直接对立面。那时的我接受不了4月25日还到广场慰问我们的辅导员，4月26日突然就把我们定义为不良分子。系里的辅导员叫我带头劝阻同学们不要游行示威，而我思想根本转不弯来，甚至痛恨这些成年人的反复无常，翻手为云覆手雨。在系办公室当场就和系副主任顶撞起来。看着两年来一直对我们笑咪咪的年轻副主任，那被扭曲的漂亮脸庞如此狰狞，真把我吓了一跳。
5月下旬，形势越来越紧迫。家长们越来越担心，一封封的电报催促。男朋友的父亲曾经是60年代黑大的高才生，对国家的政治形势看的比我们这些学生要清楚多了。虽然他赞成我们的正义行动，但是走过文革的他们知道政治的残酷性，所以一再劝阻我们，并要求我们尽快回家。
5月底我和几个同学买到了返乡的车票，回到了家乡。远离火热的学校、火热的广场，也远离了深深牵挂的广场上的那些同学们。在温暖的家乡我错过了最紧张的6月4日———那个历史镌刻的日子，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6月4日以后，各大院校的形势渐渐趋于平静，我们陆续返校，接受学校组织的思想改造，每个人都必须写出深刻的反思。我一面抄着《人民日报》一遍遍地写着反思，一面等待学校发放毕业证书和入党转正。
学校已经明确表示不写反思，反思不深刻的不允许毕业，而我们几个经历着这场运动的学生预备党员能否如期转正，也成为十分微妙的问题。尽管，反复修改多遍的反思被学校认为可以通过了，但是在毕业前的入党转正大会上，全数通过准予入党转正的我，被那位年轻的副主任一手压制成缓期半年转正，并在毕业生档案里记下了“和党中央不能保持一致”的结论。
6月25日，我背着行李，拿着毕业证书，带着无奈和迷茫，在同学们的护送下离开了天津，返回了家乡，开始走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