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书的最后一段:
在进入21 世纪之后的中国，惟一比经济增长更快的是民众的怨恨和愤怒。
对于一直沉溺于经济神话中的中国政治领袖来说，这一点多少有点始料不及。虽
然我们无法定量测算中国社会中所积累的愤怒情绪，但就我们的观察而言，今天
中国民众中所积累的能量已经远非“文革”前可比。现在绝大多数人“看到”的
“文革”，实际上是“文革”受害者描述的“文革”，是一个经过加工后的“文革”。
撇开高层权力斗争的维度，“文革”的另外一张面孔，是大众对官僚体系的反抗。
作为一种强劲的动力，1949 年之后在大众中压抑多年的对官僚的不满，借助高
层权力斗争打开的缺口，像潮水一般汹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中国1960 年代中
期的“文革”。而后来的人们所记住的“文革”，仅仅是无情纷争的高层，凶残迷
狂的大众。将“文革”仅仅描述成“权力斗争＋大众疯狂”不仅相当肤浅，也会
让我们遗漏重要的历史心得。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中国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故意
遮蔽“文革”的部分真相，才让中国改革在牺牲大众利益方面走得如此之远。继
“文革”险胜，“六四”大胜之后，中国官僚利益联盟在1989年之后的改革中，
将利益的天平狠狠地拽向了自己一边。就对大众的掠夺而论，30 年改革时期已
经远远超过文革前的17 年。难怪有人大声发问：改革会变成“武革”吗？这种
剥夺甚至远非1949 年之前可比。因此，其积累的反弹能量也远非那两个历史时
期相比。一位下岗之后靠开黑车谋生的中共党员，在一路痛诉了社会的种种不公
之后，在临下车时候非常认真地请求我这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以后你们搞什
么组织一定要带上我。”显然，这是一股不断膨胀，正在四处寻找突破口的地火。
一有机会，它们就可能喷涌而出，汇成滚滚洪流。这种能量既可以引爆一场无序
而惨烈的动荡，也可能成为一场深刻变革的巨大推力。
透视当今的中国政治情势，我们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官僚利益集
团欲火焚身，大众怒火中烧，政治领袖急火攻心。遭两面夹击的中国领袖层，虽
然名义上握有最高权力，但却左右为难，完全找不到着力之处。灭大众之火，则
官僚之火更炽，并最终将自己拖下水；灭官僚之火，则大老板断手断脚、自剪羽
翼。面对如此困局，中国政治领袖们既然无法釜底抽薪，只好满足于不断地扬汤
止沸疗法。除了一个正在逐渐变色而且随时可能彻底变色的“经济奇迹”之外，
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上继承的唯一遗产，就是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除此之外，别
无长物。官僚体系作为中国政治领袖们的惟一代理力量和执政工具，江泽民必须
依靠它，胡锦涛也必须依靠它。所谓江规胡随，并不是胡要随，而是胡不得不随。
然而，这个曾经创造了中国GDP 神话的官僚体系，在长达30 年代的转型中也逐
渐累积了巨大的自毁力量。对于这种不断扩张的结构性自爆力量，中国的政治领
袖们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并迅速拆除其引信。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官僚合法性与
领袖合法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以防止火势向最高层蔓延，使整个秩序结构同
步崩溃，与此同时，必须通过基层民主和自治，重建中国社会的基层秩序，以消
解官僚体系力量的泡沫式扩张。否则，一旦官僚体系的权力泡沫因为扩展到极限
而破裂，就可能同时炸毁下层和上层秩序，而陷整个中国社会于又一次悲惨的治
乱循环。
所幸的是，在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全面转化为中国政治领袖的合法性
危机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中国大众政治文化中，历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
统，即贪官是坏的但是皇帝是好的。这种政治文化体现在今天，就是人们耳熟能
详的一种抱怨：“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执行走了样。“民众这种对高层
与官僚的区别对待，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意外地保护了中国政治领袖们
的合法性。目下的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处于全面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但传统政治
文化的保护膜仍然全力维护着最高权力者的合法性。对于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来
说，这是历史赐予他们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时间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未来几
年，将是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能否摆脱体制惯性，创造奇迹的关键时段，也是我
们观察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
出于历史的逼迫，中国在胡锦涛时代出现重大转折的概率相当之高。但种种
迹象的确让我们担心，中国政治正在逐渐丧失和平政治转型的条件。所有改革的
经验都表明，被迫改革的时候，总是领袖们最为脆弱的时候，利益集团最为疯狂
的时候，民众最为暴烈的时候。所有异像，由模糊而清晰，都齐齐集于今日。中
国，将面对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