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游击战
蔡伟 2005-07-12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1939年写的《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一文指出，抗战两年来，仅八路军各部主力在华北战中阵亡将士计有1.5万余人，负伤4万余人。在这一伤亡总数中有50%以上是共产党员。左权用这些数字，回应国民党方面某些人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人对于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意义仍然存在着疑问。
即便是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历史博物馆，感性认识也容易带来类似的疑问: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在正面与日军进行了22次规模宏大的浴血奋战，杀伤了日军数十万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国民党数百名将领在这些会战中光荣捐躯，在中国各大抗战博物馆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那么相对于国民党军正面抗战22次大规模会战，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于抗日战争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仅进行过一次大规模会战（百团大战）的共产党八路军和游击队到底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1945年4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名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的7年半（华南抗日纵队缺1943年以前的数字）总计对敌大小战斗11.5万余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96万余名，俘虏敌伪军计28万余名，争取投诚反正敌伪军计10万余名，敌伪总共损失计136万余名。”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19个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共计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已经达到91万正规军，民兵220万人以上。
在记者前往山西革命根据地采访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八路军抗战历史容易被忽略的现实:由于战斗无处不在，无人不是战斗员，你很难找到惊心动魄的故事，也甚少发现一个规模宏大的战史。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它无处不在，又难以触摸。
1944年7月和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对八路军敌后战场进行了考察访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1944年8月6、8、9日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做了《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的谈话，介绍八路军通过军民结合，破坏敌人的“囚笼政策”，发动“交通战争”所取得的成就:
“总计抗战第3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2660公里，公路8200公里，毁电杆42220根，收电线109246公斤;抗战第4周年，计破坏铁路1082公里,公路5242公里,毁电杆234501根，收电线703266公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3公里，公路15公里，桥梁1座半，差不多每7天炸毁1个火车站，9天炸毁1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1辆汽车，每天毁电杆642根，收电线1926公斤。仅抗战第4周年破坏铁路的长度，就相当于一条平绥路，或一条半同蒲路，三条胶冀路……”
所有这些战果，绝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部队在几次大规模的会战中取得。积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引起质变，这正是毛泽东对于游击战精髓的领悟。频繁的袭击让日军永不愈合的伤口持续失血;每天各地一个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越来越多被日军视为猪狗的中国人成为日益坚强的抵抗者;每个击毙十几名、几名，甚至是一名日军的难以记录的小的战斗，却由于其无处不在、频繁的发生，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上百万日伪军的伤亡。如此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事实上竟然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后者的数量先后曾高达百万之多！
日军战史充分显示出日军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华北战场对于八路军这个主要对手的尊重。1943年6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其兵力达567424人之众。”同样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在当年的综合战果报道中指出:“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伪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拿破仑没有在与库图佐夫的会战中赢得俄罗斯。他最终败在俄罗斯人民的战争意志面前。左权由此评价，“如果我们离开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则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上述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就不但不能压碎敌人，并且早就被敌人压碎了”。毛泽东用一句简练的语言揭示了中国人将赢得胜利的条件:“兵民乃胜利之本。”
1940年12月1日，抗日战争已经处于相持阶段。日军参谋总长在当天上奏改编预定在南方使用的兵团时，日本天皇裕仁曾担心地询问:拿破仑入侵莫斯科败于消耗战和游击战曾有先例。日军不会在中国陷于困境吗？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自抗战相持阶段开始，全民抗战已经让日军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日军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38年8月4日凌晨2时50分，山西同蒲路日军驻守的榆林车站突然遭到八路军约1000人的包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纂的《中国事变大陆建设手记》详细地记载了日军对八路军此次突然袭击的细节:“哨兵三部上等兵及野口一等兵发现敌情时，敌已积聚在车站房舍四周约50米处悄悄逼近。三部上等兵得知敌人袭击，立即开枪报警。车站房舍四周垒有沙袋，全体人员准备凭此依托应战时，此时敌军迫击炮、机枪及步枪早已对准车站房舍一起猛烈射击，发出可怕的呼啸声。”
4时50分，另一个车站准备完毕的日军救援列车刚出发没多久，机车也突然全部出轨。日本方面记载，出轨列车周围的伏兵“从右、前、左三个方向，一起用迫击炮、机枪、步枪猛烈射击，轰炸机车，转瞬之间机车成了蜂窝，玻璃窗碎片飞向四面八方”。“八路军的迫击炮弹打穿了煤水车铁板，发出可怕的响声。”火车上的日军被迫依靠铁路两侧的土堤仓促应战，等待另一批日军的救援。“敌人看到我兵少力微，以惊人的勇敢逼近我方，50米、30米、10米，有的冲到5～6米的地方，双方面对面地展开白刃格斗，手榴弹的弹片横飞，凄惨景象简直成了凶神的战场。”
这是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主动发动的成千上万次破袭战中的一次。在成功地破坏了铁路设施并杀伤了大量日军后，八路军的部队迅速撤退得无影无踪。虽然日军宣称最终守住了车站并救出了被伏击的部队，但对于日军来说，受到严密封锁防卫的同蒲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受到如此可怕的袭击，是“近来少有的大事件”。
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
1938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在致蒋介石亲笔信中写道:“坚信板蒋（板垣征四郎、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战后日本官方战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近来，我陆海航空部队猛烈轰炸重庆，迫使重庆方面和平气势高涨，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议和。一向谋求保存和扩大自己实力的中共军，竟于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日军从未想到八路军的力量从1937年8月渡过黄河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达到如此程度。日军《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了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泉可畏翁参谋的回忆:“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指导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日军认识到，在国民党军队失去了在华北的存在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
1938年8月正是武汉会战最激烈的时期。日军主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正期待以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自一年前“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以来，1937年11月8日，山西首府太原也迅速告失，宣告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在华北的抵抗全面完结。国民党晋绥军并非没有进行大规模抵抗，但与此前的淞沪和徐州会战一样，国民党正面战场消耗性战法的失败在山西再度上演。以山西抗战中的忻口之战为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记载，国民党晋绥军十余万人在忻口以北宽大正面一线布防，日军实施中央突破，对我阵地狂轰滥炸。10月18日一天，敌人的炮火摧垮了国民党军11个步兵团的建制。经过二十余日激战，我军阵地中央守军“战斗员伤亡2/3以上”，“日耗两团以下”。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大规模地被损耗，八路军如何能在敌后生存并短时间迅速发展壮大？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姚有志少将指出，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持久消耗战略具有明显缺陷，这主要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拼死防御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性，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这个战略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英勇抵抗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往往却是丧师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