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根源
本文由 乡下人进城 在 2007-7-26 15:58 发表于: 倍可亲.美国 ( backchina.com )
基督徒要想最终彻底消灭犹太民族，必须等待救世主的再来，必须等待神的千年帝国到来。谁要是怀疑希特勒被看成了这样的救世主，谁要是怀疑30年代在德国广泛流行的国家社会主义观念来自这种基督教信念，那么他要么是没有勇气、要么是没有机会来研究这一世界观的细节。
从基督教几乎两千年的历史这个背景上看，国家社会主义几乎可以天衣无缝地归入基督教不定期出现的末日运动的行列，尽管它已经远离了它的神学基础，甚至已经难以再用“基督教运动“这个词汇来加以概括。除了基督教的千禧年主义，它也受了其他的影响，比如作为装饰物的一丁点儿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耳曼神话，但是这些对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影响不大。就此，Maccoby 写道：
“国家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千禧年主义教条，尽管它是用世俗的概念表达出来的。其核心理念中的‘千年帝国’就直接来自千禧年运动（千禧年的这一概念又来自约翰启示录的20:4-6），纳粹用于形容灭绝犹太人政策的‘最终解决’很难不让人想到末日论的喧嚣，而所谓的最终解决就是指清除人类的种族污染……只有犹太人是注定要被彻底消灭的，另外的‘劣等种族’比如斯拉夫人，虽然应该被剥夺领导层及其文化精英，但随后要作为奴隶服务于主人种族，所以还要保留下来……
希特勒作为一位半神的形象，其地位与再来的基督是可以类比的。所以，如同在基督与敌基督最后决战的神话中一样，希特勒这个角色的一个任务，就是让这个世界最终从恶的势力中解放出来，而恶的势力就是犹太人。
纳粹就是以这种方式用种族主义的词汇来描述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的精髓——最终克服恶的。他们把斗争的对象定为犹太人，这是基督教多少个世纪说教的直接结果。在这种说教中，犹太人被诬蔑为恶魔的民族，必须占有特殊的地位。”[MS 175]
即使在希特勒自己的作品中，也能发现他的世界观的神学来源的痕迹：
“所以我相信我现在的行为符合全能的造物主的旨意：我抵抗犹太人，就是在为主的业绩奋斗。”
这句话来自他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这句话可以多多少少帮助我们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狂想是从什么意义上认为“犹太人”在攫取“世界统治”的。[HM 70ff]
（只是顺便提一句：为伽利略平反，天主教会用了四个世纪的时间，但是至今没有开除希特勒的教籍。）
同样，遭受纳粹迫害的族群与天主教会一千多年来所迫害的族群没有多大区别，这很引人注目，却不是值得诧异的事：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同性恋者（被指责为“违反自然的淫乱”的人）、异端和哲学家（偏离教义者、批判者和知识分子）以及女巫（帮助流产的女人、女权运动者），从整体上讲是努力改善这个世界的人（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人权运动者以及死刑和奴隶制的反对者）。
而把恶从世界上清除出去的观念（把恶人在火炉中烧掉）在福音书中也不止一次被提到：
马太 13
13:36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13:37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13: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13: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13:40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13: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
13:42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在这个比喻里，把对手称为杂草（稗子）并要丢在火炉里烧掉的，是耶稣自己。而对于德国来说，现在又把“基督教价值观”当成抵抗政治极端主义和不宽容的堡垒来加以宣扬，这才是一个特别的丑闻。
福音书与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说法，相反，这种关系得到了自认为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纳粹分子公开的字面诠释，这一点在他们对犹太人和不服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督徒的口诛笔伐中能够得到明确地证明。比如，“冲锋队员”报第37期在1934年9月针对敢于批评纳粹德国的一个基督教反对党的党报写道：
“这类懦弱的牢骚分子必须要加以阻止。他们是国家的害虫，是基督教的害虫。我们健康的民族背离了基督教就是他们的过错，因为，人民所了解的宗教完全不同于这种缩头龟和虚伪的麦墨洛克奴仆所说的宗教。这类从事‘反对派’的假基督徒是德意志民族最糟糕的杂草。应该怎么对付杂草，福音书中说得很明确：要薅出来消灭掉。”[DS37]
许多著名的纳粹口号也来自基督教用于或直接取自福音书，比如“不支持我们的，就是与我们为敌的”，就直接取材于马太福音12:30（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同样，希特勒的许多演讲也是如此。“时候将到”几乎是他演讲时的口头禅。这种表达我们可以作为耶稣的预言在新约里找到：“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事奉神”（约翰福音16:2）、“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6:25）、“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约翰福音16:32）、“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约翰福音5:25），等等。
希特勒预言道：“时候将到，我定要回击，而且加上利息和利息的利息”（1942年11月8日演讲）、“那时刻将到，那些已经用嘴占领了世界的先生们，必将用武器来坚持”（1940年11月8日演讲）、“我毫不怀疑，最后时候将到，我们将成功地接受考验，时候也将到，全能者必将象很久以前一样重新赐福于我们”（1944年11月12日演讲）、“时候将到，我们必将来到大战阵亡者的墓前，说：战友们，你们并不是白白地阵亡了”（1941年11月8日），等等。[RB 66f]
其实，希特勒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再生宣教士（“醒来吧，德国！”），如同社民党报1933年以嘲讽的口气所说，他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战地宣教士”(RB 25)。
在纪念纳粹歌手霍斯特·韦塞尔的一次活动中，希特勒庆祝“死亡英雄的复活”，并充满激情地宣告：“战友们，举起旗帜：在这一方石碑下安息的霍斯特·韦塞尔没有死，他的灵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并肩前进。”
耶稣在教训为拉撒路悲伤的门徒时用的是类似的语言：“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将生，即使他马上就要死；生而信我的，将永远不会死亡。”（约翰福音11:25-26；根据德文路德版翻译。中文版作：“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吕振中本作：“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有古卷无此语)。信我的人就使死了，也必活过来；凡活着而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
希特勒在一次葬礼上声称：“我们的死者又活了。他们不仅仅是在我们的灵里，而是活生生地与我们一道前进。要让这死者进入我们民族永垂不朽的殉难者的行列，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时刻的誓言。他的死将为我们的民族带来百万倍的生。” [RB 23]
教会声称，古代教会受难者的血造就了教会的种子，希特勒对“党的受难者”的夸耀也类似：“他们所流的血，变成了第三帝国洗礼的圣水。” [RB 23]
后来纳粹占领东欧地区进行移民的“东部生存空间”政策也有圣经的背景，清除或奴役“劣等民族”，就成了德意志“主人种族”注定的角色。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旧约里的上帝命令他的“选民”占领迦南、消灭那里“拜偶像”的七族的模式。一直到现代、甚至到当代，对外侵略的都可以自诩为“选民”、自诩为“真正的以色列”，比如塞尔维亚的东正教。
即使是第三帝国令人恐惧的的法官都有基督教宗教裁判的先驱，他们的任务是维护法律，而且是维护唯一正确的信仰的纯洁性、清除偏离“正道”者。为了排除人民对最后胜利和纳粹主义的疑虑，弗莱斯勒手下的纳粹人民法院可以和中世纪的宗教裁判者一样不要起诉的检察官和辩护人，检察官就是法官自己，判决在审判前就已经作出，所以辩护律师也多余。
如果说纳粹只是曲解了圣经才会这样行动，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如同其他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基督教教诲的欧洲人一样，德国人没有多少能力来抵挡法西斯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即使我们不能准确地说，纳粹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很难说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利用了教会的宗教仪式或新约中的耶稣话语，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基督教衍生出来的东西和圣经道德伦理这么适合做纳粹意识形态的基石？
基督教文过饰非的一个特别令人难堪的例子是撒母耳记下 12:31 的翻译。马丁·路德翻译这一段的时候还无所顾忌：
“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铁耙下、铁斧下，把他们在砖窑里烧掉。大卫待亚扪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
这里希伯来文的原文意思不是很清楚，但是路德的翻译与 1560 年的日内瓦译本以及英语国家直到现在还通行的几种译本一致，其中包括著名的 KJV。但是，战后的德语路德圣经里自然就变成了“……让他们在砖窑劳作”。
先不用说希伯来原文是怎么说的，一千多年间的基督教神学家们并不觉得这样的段落有什么不妥，即使现代神学家也还要把这么一个大卫作为榜样推荐（大卫对歌利亚）给信徒，尽管大卫的众多“事迹”即使在道德水平不怎么高的情况下都需要掩饰美化。[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