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政策
我们已经考察过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关于海关和关税的方面。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北平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是另一个最能说明日本炮制华北伪政权目的何在的经济措施。用一个作家的话来说，这一行动是“对中国货币发起的一场强大的正面攻击。”39这家在日本顾问指导下的银行，是为许多重要目的服务的，但它的总目标则是要把华北的金融活动同中国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从而破坏KMT政府从一九三五年起就一直在谋求的财政统一与完整。正如一家东京出版的商业月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所说的那样：“华北象满 洲 国一样，将成为金（日）元集团的一部分，并将成为把帝国经济紧紧地捆起来的货币链条的一个环节。”40
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期间，日本政府曾经不顾外务省的劝告，拒绝支持英国帮助中国稳定货币和统一财政制度的做法。现在，既然临时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于是许多日本人乃感到，日本完全有力量摧毁KMT政府的财政和经济制度，从而加速其投降。他们希望，通过发行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并禁止法币（南京政府国币的名称）的使用，联合准备银行能够使华北的居民不再效忠于KMT政权。KMT的中国对即将成__________立联合准备银行的公告所作的反应似乎也表明日本的金融战略有可能奏效；因为资金逃离中国的数量和对外国货币的投机买卖立即“剧增”。然而，事实证明联合准备银行只不过是一项效果平庸的武器而已。当这个银行刚建立的时候，临时政府宣布，法币只能再流通一年，即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为止，在此以后就只准使用准备银行发行的货币（联券）了。新货币刚一发行，临时政府和日本陆军都得到了好处，因为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临时政府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可以弥补一下它无法从游击队所控制的内地搞到税收；日本陆军则可以通过对兑换率的操纵筹集它自己所必需的开支，并促进它的经济开发计划，但作为一项旨在破坏KMT财政稳定的政治武器来说，联券的发行却是个大失败。由于联券的发行准备金有名无实，随着每月印刷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货币总流通量越来越大，其价值也就不断下跌。尽管对私藏KMT货币的人严加惩罚，格雷贤的法则却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较有信用的国民政府合法货币仍被继续使用，而且在兑换中往往还能得到贴水。在华北某些共CD控制的地区，法律禁止持有联券，违者处死。结果，华北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发现，他们只有用法币才能从内地买到农副产品。
一位作家指出：“凡是在日本人势力达不到的地方，人人都拒绝使用联券。”41甚至在日军势力“所能及”的地方，人们也尽可能避免使用这种令人憎恨的货币。例如，在华的日本商人也不愿接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券，因为他们不能用它来偿付中国的债权人。在中国营业的外国银行宣布，只有横滨正金银行采取接受这种纸币以抵付其他货币的政策，他们才这样___________做。可是日本的银行家都坚决拒绝这样做。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的《财政与商业》月刊说，“横滨正金银行的全部资财可能会因兑付北平所印出来的钞票而告罄。”42由于天津外国租界当局拒绝合作，日本对联合准备银行所抱的希望又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为止，即日本所扶植的联合准备银行成立的九个月后，他们事实上仍继续以法币作为记帐单位。由于日本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其结果是，法币到了一年以后非但没有完全被联券所取代，反而在大约两个月后，即一九三九年五月，它与联券兑换的贴水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之多。43由于日本军队在华北使用军用券购买当地商品和劳务，这就使已经够混乱的货币流通情况更加恶化了。到了一九三九年，日本银行发行的日元纸币和朝鲜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特别
纸币也都在华北流通，这就造成了进一步的混乱。结果证明：对中国货币“进行改革”远比预期的要复杂而困难。早先几年，让满洲人停止使用军阀张学良时代流通的既贬值又不稳定的“奉票”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由于其他的问题很多，事实证明还不可能把在满 洲 国取得的成功经验照搬到华北来。公众的信任是日本在这十年中的头几年取得了一些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在后几年中她显然已经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正如一位财政分析家所写的那样：“在战争十八个月后，尽管中国丧失了大部分重要城市，但她却能使外汇汇率维持在空前稳定的水平上。要求一个国家的人民抛弃一种既贬值又混乱的货币，代之以一种更
稳定的交换手段，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可是，要是强迫他们接受一种既不能兑换又毫不值钱的纸币去替代另___________一种比较健全和稳定的货币，那倒是
一件极端困难的工作。”44
战争爆发以后，鸦片在日本占领区的财政收入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这种贸易的秘密性质，人们很难得出精确的数字，但是许多观察家所提出的证据都表明，自一九三七年初以后，秘密的鸦片贸易额急剧增加了。美国财政部派驻上海的专员就是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的人中之一。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向海关署长报告中国的麻醉品贸易情况。一九三七年四月，他报告说，在察哈尔北部的“日本当局”用“当地县长的名义”向农民发出通知，鼓励他们去种植这种“有毒的植物”，并公布奖励办法（例如，种了最低限量的可以免除土地税，种了五亩的可免服兵役）。45这些鸦片连同那些在内蒙古其他地方和满 洲 国所生产的鸦片，都由受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官员保护的”日本人和朝鲜浪人走私运进华北，而这些官员则从利润中提成作为报酬。46
战争爆发后成立的名不符实的禁烟局，倒是为毒品运进华北提供了方便。事实上，这个局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禁止麻醉品的贸易，而是通过颁发许可证的制度，把这项贸易置于当局的控制之下。美国财政部专员关于此事的报告，均为战后在东京的审讯中被日本军官及中国傀儡政府的官员所证实。47在这方面，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梅思平的长篇供词。梅是汪精卫政府的最重要成员之一，任内政部长。梅否认了他所谓在中国“流行的那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日本关于麻醉品的政策目的在于造成有毒瘾的人，“使中国人体质衰弱而且穷困”。他说，特务部发现毒品贸易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以用来补充供它进行“多方面工作”的“非常有限的经费”之不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梅供称，为了进行间谍活动，也把毒品赠予或售给“无耻之徒或甚至贪污的官员”。*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460号第3页。鸦片馆受到佩有政府机关证章的临时政府官员的保护，有些官员官阶之高，把《新民报》的编者都激怒了。这家报纸厌恶地揭露道：鸦片馆的掌柜们“甚至公开宣扬这一事实，并这样说过，‘如果当官的都觉得咱们的小店是值得光顾的，你们为啥们不这样认为呢?’”（见《在华北的鸦片贸易利润》，纽约《亚细亚》杂志一九四〇年第四十期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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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把鸦片贸易和其他毒品（如吗啡和可卡因）的贸易加以区别。他认为，后者大部分是由地方低级官员自己搞的，而前者则是极有组织的，并且是内蒙古傀儡政府的主要财源。他还说，日本政府把鸦片贸易所得的收人汇到东京作为“秘密辅助资金”之用，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据梅说，直到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才开始执行真正禁止鸦片的政策。这是针对中国民众突然爆发的愤懑和学生示威而采取的步骤。（东条政府为应付此次危机而派往中国的经济顾问表示愿意帮助汪政权查禁鸦片贸易，但也提醒汪政权不要忘记，从“鸦片贸易所得的利润是［设在内蒙古的］蒙疆自治政府主要财源”。）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