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在华北的合作
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逃离重庆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中间经过了将近十六个月。拖得这么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也是汪政府成立后所面临的最恼火的问题之一）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另外几个由日本扶植的政府和半政府性的组织。随着这些地方性和地区性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成立起来，他们取得了经过审慎考虑并加以扩大了的领土和财政管辖权，各个政府之间还建立了一些委员会和其他合作机构，以便就它们有共同利益的事宜进行联系并采取联合行动，而且这类机构对他们拥有的新权力也是抓得很紧很紧的。
随着KMT官僚机构的西撤而建立起来的。新官僚机构不止一个，而是有半打之多。从地方小吏直到部长一级的大官都在开始巩固他们自己的王国。傀儡政府与沿海大城市的工业界和金融界之间打开了新的渠道，以便于后者进行由来已久的贿赂行动，借以换取官厅的优待。其他渠道也开辟了（而且显然是扩大了），让新政权把从管理上海的赌场直到热河的罂粟种植田这样一些地下社会的政府传统职能接管过来。此外，每个政权和它在大陆的日本驻屯军中的后台之间也开辟了一些渠道。
从各傀儡政权的角度看来，不论这些联系是组织上的或者是个人之间的，都同它们本身的生死存亡攸关。没有帝国陆军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它们根本就建立不起来，也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不过这些傀儡政权对日本军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不仅能够维持某些地方的秩序，从而使日本能抽出一些驻军去完成别的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向日本提供了她所需要的驯服伙伴，使东京的计划官员和大陆日军各派遣军司令部十分重视的经济规划得以实现。最后，这些傀儡政权是日本的国策即以“王道”为基础建立一些机构的大好时机的具体体现。光靠这些机构就足以对付KMT及其有害的三民主义，使中国免遭赤化，并为融洽地——但又是驯服地——与日本结盟提供思想基础。
在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〇年间，为了解散所有这些新的官僚机构及堵塞其联系渠道，汪精卫使尽了他在政治方面的浑身解数并利用他在国内享有的声望，来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铺平道路。经过了举行一连串“旨在调整局面”而且几乎没完没了的会议之后，各个政权才作出了让步。但是，汪政权最后也不得不为代表那些他所看不起的傀儡政权的许多讨厌的陌生政治伙伴留出一定的席位和地盘。日本的各军政机关也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勾心斗角之后才解决了它们之间的分歧，而它们之间的争权夺利是如此肆无忌惮，以致不能不引起外交人员和新闻观察家的注意。一位老资格的《纽约时报》记者同在华日本军人交游甚广，他在一九三九年曾报道了一则有人阴谋要暗杀汪精卫的消息。经过追查消息来源后，发现一个参加竞争的傀儡政权的日籍最高顾问与此事有牵连。1大陆各日军司令部之间的
关系是“很糟糕的”，尽管东京不断训斥它们，但它们却仍然是我行我素。在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批自治政权，而且决心要把这些政权紧紧地拴在他们各自的司令部之下。在大陆的各司令部又享有广泛的独 立自主权，这就使得上述的一切更加容易做到。直到一九三九年十月建立了一个有权管辖所有大陆日军的总司令部后，大陆各日军部队才在实质上受到了一些约束。与此同时，他们也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扶植和豢养一些傀儡政权。在我们转入讨论稍后成立的汪政府之前，必须对这些傀儡政权作相当详细的专门研究。
早在芦沟桥事变的次日，帝国陆军就曾宣称它有意让南京政府来管理华北。它在七月八日的政策声明中说：陆军“将等待”华北“当地居民自发地建立起政权机关来”。2可是，这时战线扩展到整个华北，中国军队又从许多城市和省份撤走，各地的行政机关也就解体了。为了填补政治真空，特别是为了建立能够帮助维持公共秩序的地方军事管制机构，帝国陆军在占领华北时就扶植起来了一批地方治安维持会。头一个维持会未经大吹大擂就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在北平成立，八月初又在天津成立了一个。负责控制这些维持会的是华北派遣军的各特务部。*这些机关名义上附属于各日军司令部，负责管理民政事务和军队的其他政治活动，但日军指挥官们却极少过问它们的活动。中国人怀疑它们干涉中国内政，而它们实际上也干涉了，所以它们在中国人中的名声很臭。随着战线扩及华北全境，特务部建立了好几十个治安维持会。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后，各特务部统归命中注定要成为华北头号“傀儡操纵人”的喜多诚一少将指挥。据说喜多将军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曾向新闻界评论过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他的政治哲学在这次评论中概括得淋漓尽致。据《密勒氏评论报》报道，他曾说过，由于中国人民“讨厌繁琐的规章制度”，所以将来在实际上也不会搞什么政府规章。喜多认为；“中国人很古怪”，他们既不需要君主形式的政府也不需要共和形式的政府。他的结论是：“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3
*特务部偶尔也被称为特务机关。虽然日本的资料有时对这两个名称加以区别，但我在本书中还是把这些机构一律称之为特务部。
虽然治安维持会一开始就明显地具有临时性质，但是在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十二月这近半年的期间，它们在华北还算是最近似政府的组织了。它们比后来的任何傀儡政府都更加彻底地受日本占领当局的控制。它们心甘情愿地按照日本人所制订的有深远影响的纲领办事。例如，它们迫不及待地改革了教育制度，以便采用经日本人批准、用以灌输尊孔和反对KMT的思想为主的教科书。4日本人给了维持会以巨额贷款作为对日合作的奖赏，而且还让洽安维持会——至少是天津的那个维持会——染指过去专供中国中央政府使用的重要财源。5
维持会的头目们都是一些在华北政界和军界混迹几十年的典型的老官僚；许多人远在清朝就当过官。北平治安维持会主席是江朝宗将军。从当时《时代》杂志所刊登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完全是西方人印象中的一个道貌岸然的清朝高级官员的化身。6早在二十多年前由于不明智地支持了军阀张勋的复辟企图失败以后，他便退出宦途了。这些头目中有不少人在配合日本攫夺大陆方面有过多年的经验，从亲日的安福系的全盛时期一直到多年后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们都参加过。他们这些人不辜众望，大多数人的粉墨登场都有其不明不白而且肮脏透顶的背景。难怪报界纷纷推测说，日本人只不过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人，一旦找到了较合适的人选，就会把他们踢开的。
治安维持会成立得如此之快，而且又具有如此明显的过渡性质，以致日本国内的决策机关连讨论都没有__________怎么讨论过它们的问题。相反，日本决策机关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是否赞成把这许多维持会合并成为一个比较正式的政府机构这一问题上。
委派喜多将军主管华北所有特务部的工作、负责“掌管并指导各中国机构的有关政务事宜”的命令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发表的。7但是该命令并没有说明上述各个机构指的是哪些机构。不过，两天之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给了喜多一项指令。这项与其说是明确还不如说是空洞的指令倒提供了一条线索：各个中国机构（大概指的就是那些治安维持会）到时候“就会象母亲足月分娩一样，产生出一个未来的华北政府来”。8这项指令大约是在察哈尔战役前后发出的，当时石原莞尔正在东京大力阻止这一事态的发展。华北战役中的一个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将军于九月十九日写了一封决不会使石原感到高兴的信。板垣在信中扬言：不管石原怎样反对，“只要一旦我们拿下绥远—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一线，我们就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府。”9
正如板垣信中所指出的，建立华北新政权的主动权显然操在大陆各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的手中。喜多将军在十月间向陆军省的军事课报告了他对华北局势的看法；从喜多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在向上级请示或征求意见，他只不过是让东京知道一下华北派遣军可能在政治方面搞点名堂出来。“我们希望在华北建立一个既对日本和满 洲 国有利又可用以防共的地区。我们并没有领土野心，不过如果这种局势再拖延下去，那就很难说我们会错过机会去建立一个类似满 洲 国或比满 洲 国更满 洲 国的东西。”10喜多解释说：“我们并不扦算建立一个象冀察政务委员会那种委员会式的政权机构。”他心目中想到的是，一个在政治实权和地理范围上都要大得多的政权。先成立各省的省政府，然后，“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中华民国联省政府’——我们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当使用这个名称。”喜多说，尚待解决的是人选的问题。喜多写道：某位可胜任新政府首脑的“强有力的人选”尚持“谨慎态度”，“不过，要是我们请他出来上任，他或许肯干的。”11
到了十月底，成立一个华北新政权的计划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喜多在十月二十八日签署的《关于建立华北政府的研究》的文件中主张：华北政权不应只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而应成为一个“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他借用了宋朝儒家朱熹的语言解释说：一个纯属地方性或者区域性的政权在“大义名分”上（即名称与职责之间）有不足之处，因而也就无法吸引头一流的中国人士出来同日本合作。而且，搞一个区域性的政权“在思想上讲是一种倒退，对付不了南京政府的统一策略。”12陆军省于十月三十日对喜多的看法表示支持。军务课建议“扩大并加强在华北的政权，以期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中央政府。”军务课预见到：随着华北秩序的恢复、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全中国都会复苏起来。它的计划要求，向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这一目标逐步前进：首先在河北、山东、山西和察哈尔建立起“自主的”省级政权，然后把这几个省组成一个联合体，最后再建立一个把随后在华中和华南组成的类似联合体都联系在一起的机构。13陆军参谋本部的有影响的支 那课也赞成建立华北新政权的计划，而且在十一月十八日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组成一个亲日反共的“名符其实的中国中央政府。”14陆军的其他单位也支持华北派遣军的华北方案，但唯有一项重要的保留条件：其他几个日本派遣军司令部都坚决反对使拟议中的北平政权成为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反对得最厉害的是关东军，因为它已经在内蒙古建立了自己的傀儡政府，决不希望看到它的主要由汉族居住的广大地盘被同它竞争的政权或日军派遣军司令部接管过去。何况关东军长期以来一贯力主中国应在政治上保持分 裂状态。该军的将领认为：侈谈给中国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央政府”的论调未免太激进了。关东军的东条将军的一份研究报告的要点指出：“我们不应该急急忙忙在中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免不必要地得罪各种地方政权”；他建议成立一个松散的、“仅仅具有政府基本象征”的联省政府。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