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律师们的对垒
侯根—哈得逊（Hogan & Hartson）是美国收费最贵、政治上最有权势的法律事务所之一，雇有一千多名律师，在全世界有二十二个办公室。现任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原来就是这里的合伙人。该事务所的主要办公室坐落在华盛顿中心，靠近白宫和国会，极尽富丽堂皇。这样的律师行专门招揽的是大公司客户，必须用外表的华丽来镇住前来的人。
其实，如果是普通人打官司，找这样的律师行绝对不划算。每小时五、六百美元的律师费，大部分拿去摆排场了。况且，这类靠政治关系吃饭的事务所里并不一定有某个行业里最好的律师。而那些效率最高的代表个人索赔的律师行，往往看上去很朴素，虽然索赔是律师事务中收入最高的行业。可不是，如果这些律师行光顾着装潢华丽，那些受尽委屈的人恐怕就不愿意来了。
电台雇用了侯根—哈得逊来代表这场诉讼。真舍得花纳税人的钱呀。
律师们告诉我说，打官司的第一步，是双方的律师到法官面前去争辩。被告一方会争取让案件不能成立，而原告一方则要争取在法庭立案。审理案件的法官是由抽签来决定的。如果遇到不友好的法官，连立案都会有问题，更没法往下打了。
我的案子在华盛顿高等法庭中碰上了一位布什总统任命的共和党籍的法官，他很快就批准了立案。后来律师们告诉我说，往往是温和派的共和党法官——就如审理我的案子这位——在审理劳工案件的时候特别公平。反而是民主党任命的法官经常会顾忌到被资方指责过分倾向于劳工，从而作出对告状的雇员不利的判决。而保守派的法官则从来都是不会青睐雇员一方的。我们还算比较运气。
这第一关很顺利地过去了，期间我一直在外面出差，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的律师取笑说，没见过这么大大咧咧的人，因为别的原告一般都会比较紧张。我说，紧张也没有用，听天由命吧。
立案之后，便是双方取证的阶段。除了各种书面的证据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人证。双方都会拿出能够为自己提供有利证据的证人，而证人中最重要的，则是当事人。在我的案件中，就是我和台长。
对方要求他们先讯问我，之后再由我的律师来讯问台长。我正等不及一个能够将那段经历一五一十说出来的机会呢，马上就很高兴地答应了。讯问的时候，我的律师也会在场，还会有一名专职的法庭记录员，将双方说的每个字都记录都记录下来。被告一方也可能会出场，但是只能听，不能说。
律师们警告我，对方的律师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刺激我，让我因为生气而失言，目的是将来在法庭上把这些记录中的片断拿出来，将我描绘成为一个专门撒谎的人或者捣乱分子。如果控制不住情绪，对案件就很不利。在这个案件里，他们会千方百计阻止我将整个案件中的种族因素描述清楚，而是要把那一切说成是我对台长个人不满。
“不过一般情况下，被盘问过几个小时以后，脾气再好的人也难免发火。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千万不要自责。我们知道如何应付。”贝蒂安慰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