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关的原理、原则还未经各界详细研讨的情况下，人们所做出的判断往往不是依靠“逻辑”，而是取决于某种“氛围”。特别是在日本这样一个国家，一直都有这样一种“潜规则”作祟，对此作法我一直难以苟同。
野田首相便是这种矛盾的集合体。之前在菅直人当政期间，大众感觉不到灾区重建工作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只好通过民主党党内选举让野田接任首相。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菅政权提出的“脱核”计划，也随着他的下台，在没有受到广泛关注的情况下“销声匿迹”。
“作为执政者，决不可放弃保护国民日常生活的责任和义务。”野田在有关重启核电站的记者招待会上反复强调要“保护国民的生活”，但这里的“国民”指的到底是谁？在我看来，这里的“国民”指的是那些与核电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集团”成员们。
“如果不重新启动大阪核电站，关西地区内将出现15%的电力短缺”，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恐吓”。而事实上，我们无法亲自求证它的真实性。
如果电力公司继续垄断，那么市场竞争原理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普通民众长期以来抱有的不安心理也难以消除。
据民意调查显示，质疑核电站（安全性）的人仍占大多数，政府却依然决定重启核电站。这个国家的民主主义就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虽然不是真的民主，但我对那些因核电站事故而受害的群众积极采取个人行动、公开发表言论的新现象仍抱有期待。
既然政府、媒体都已无法信赖，不如自己亲力亲为，大家一起测量辐射量，然后在地图上制作数据库。又或者是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年轻人，他们会通过互联网彼此交流意见，创造新“舆论”机构，广泛展开新模式的“示威”。这种市民个体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这种新变化也无法阻止核电站的重启，那么民众很有可能陷入绝望的情绪中。“无论如何努力自己的心声都无法传达（到政府那里）”“就算参与到政治和社会中去，也不能获得任何改变”。
如果出现了上述心理，那么我个人最不愿意面对的结果就是，民众们好不容易重振起来的个人意志再次消沉，最后又回到过去那个毫无生气的“沉默寡言社会”。基于这样的想法，我本人预备在7月初举办一场名为“NO NUKES 2012”的音乐会，主旨还是“脱核”。
或许示威、集会都是不错的抗议方式，但作为音乐人，我还是觉得用我赖以为生的音乐去传达“脱核”的意愿才是最真诚的方式。将表达意见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这样的信念。
在欧美国家，无论是明星大腕还是无名小卒，对社会问题“各抒己见”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1960年代末、70年代，日本的摇滚乐前辈们也曾在政治舞台上有过一段活跃期。随着那个时代的渐渐远去，不知从何时起，即使是慈善事业也会被批判成“伪善”；而音乐家能做的也只有音乐，我们或者是被告诫或是有这样的自知之明，知道最好“不要去碰政治”。
但3·11大地震改变了音乐家、艺人乃至各界人士的固有想法，大家从各个角度出发，以各自的方式支援灾区，这种微妙的变化令我感到欣慰。
不要轻言放弃，不要对现状感到失望，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坚持不懈地朝改变社会的方向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成目标。
人物简介：
坂本龙一，1952年生。1978年组成乐队YMO。1988年获奖奥斯卡金像奖作曲奖。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开始从事各种灾区支援活动。现居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