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各种党报天天在报道“大好消息”,棉花产量放“卫星”,粮食产量放“卫星”、养猪、蔬菜等等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而且各地争放，愈放愈高。我记得最清楚是水稻放“卫星”，刚开始报道的是X省水稻亩产万斤，没过两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刊登一条更吸引人的新闻：Y省粮食产量放了个更大的“卫星”，水稻亩产量突破十一万斤…水稻亩产量就这样攀登，一天,我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一条新闻：湖南某地(我忘了是哪个县) 又放特大“卫星”，水稻亩产量突破120万斤大关…。我问父亲：这可能吗? 父亲低声告诫我，对别人千万别提出自己的怀疑，只能跟着党报喊，否则会被打成“右派”,抓去劳改，还要连累全家。母亲叮嘱我：记住一句老话：“稳口深藏舌,到处好安身。”
一天，舅舅从长沙县金井乡下来，告诉我们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选中一块田，要农民把扮桶(农村用来给水稻脱粒的方形木桶)一个挨一个地摆在田里,强迫农民把周围几十亩田里的谷穗割来堆放在扮桶上，堆得厚厚的，等省、市领导率领一群中央及地方党报记者来参观时,把一个小孩放在谷穗上坐着（下面有扮桶支撑，故小孩不会掉下去。），记者们赶忙拍照。领导们只在田边站一下，摆个姿态让记者们拍几张照片，嘴里夸奖几句,便回公社，在公社干部陪同下大吃大喝一通,抹干嘴上的油,钻进小汽车,浩浩荡荡地回城了。第二天,报纸上就报道说某地又放水稻高产卫星,亩产量达XXX万斤，XX领导亲自下乡视察。并刊登出小孩坐在谷穗上的照片，以此證明“卫星”绝对“货真价实”。
大放一通“卫星”后,所有青壮年都被赶上山“大炼钢铁”。山上大小树全被砍光烧光，却连一两钢铁都没炼出来。地里的庄稼熟了也不准下山去收，谁下山谁就是破坏“大炼钢铁”的反革命。人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庄稼烂在地里,棵粒无收。留在家里的妇女、老人也被干部们赶去修水利。寒冬腊月，寒风刺骨, 干部们强迫老人、妇女只准穿一条短裤,其余全部脱光,赤裸着上身和双腿修水利。挑土的和推车的要跑，以突出“干劲冲天”，而那些“人民公仆”们却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把手拢在袖子里,口里高喊“加油!”…
报纸天天高唱“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却不知为什么连猪肉、食油、香烟、肥皂、火柴、白糖、煤等等几乎所有日用品都要定量凭票供应啦（粮食、棉花、布等早在1957年前就定量凭票供应）。街道食堂里的菜越来越差，油水越来越少。饭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烂 ，不用嚼就咽下去了,刚吃完饭就感到饥饿。很快,这种饭作为先进技术推广：先用水将米泡涨后蒸一次,再加水又蒸一次,故美其名曰“双蒸饭”,是我国的一大发明。
父亲虽退休在家，但也不得安宁，街道办事处将退休老人招集起来开会，要他们参加“大炼钢铁”。某小学校长作为组长，他作动员报告：“炼钢有什么了不起,把铁扔进炉子里,烧红就拖出来,你一锤,我一锤,多打几锤就炼出来了。”父亲考虑到和这帮人打交道正好比“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在目前情景下还不如复职回单位,于是, 开会后第三天就回萍乡钢铁厂上班去了。妈妈和我留在长沙。
时光进入1959年。春节我一个人去江西萍乡钢铁厂看望父亲，六姐放假(当时她在读大学二年级)在家陪母亲。父亲工作很忙，过年竟一天假都没有，当时工厂正在边生产边建设，生活条件很艰苦，我心里很难受，于是与父母商量后在开学前把母亲送到江西萍乡，让两老互相有个照顾。父亲在离钢铁厂不远的农村租了两间房，房后有一小片树林，环境还算幽静。
可能是因为这一学期是初中三年二期，7月份就要考高中，而三年一期只上了一个月课的原因吧，所以这一学期参加劳动的时间较少，大部份时间都在上课。经过了“大炼钢铁”和修建“京广复线”锻炼的同学们，似乎更成熟了，更懂得珍惜时间。大家都在拼命努力学习，要把丢失的时间追回来。
中考终于结束，也不去想其结果，就急忙坐火车赶回萍乡钢铁厂的所在地—萍乡峡山口。回到家中，看到慈祥的双亲,感到一切都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