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蓦然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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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作者: 三毛

　
　　这儿不是泰安街，没有阔叶树在墙外伸进来。也不是冬天，正是炎热的午后。我的手里少了那个画箱，没有夹着油画，即使是面对那扇大门，也是全然陌生的。
　　看了一下手表，早到了两分钟。
　　要是这一回是看望别的朋友，大概早就嚷着跑进去了，守不守时又有什么重要呢！只因看的人是他，一切都不同了。
　　就那么静静的站在门外的夕阳下，让一阵阵熟悉而又遥远的倦怠再次淹没了自己。
　　我按铃，有人客气的领我穿过庭院。
　　短短的路，一切寂静，好似永远没有尽头，而我，一步一步将自己踩回了少年。那个少年的我，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我，竟然鲜明如故。什么时候才能挣脱她的阴影呢！
　　客厅里空无一人，有人送茶来，我轻轻道谢了，没有敢坐下去，只是背着门，看着壁上的书画。
　　就是这几秒钟的等待，在我都是惊惶。
　　但愿有人告诉我，顾福生出去了，忘了这一次的会晤，那么我便可以释然离去了。门开了，我急速的转过身去。我的老师，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启蒙老师，正笑吟吟的站在我的面前。
　　我向他跨近了一步，微笑着伸出双手，就这一步，二十年的光阴飞逝，心中如电如幻如梦，流去的岁月了无痕迹，而我，跌进了时光的隧道里，又变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情怯依旧。那个擦亮了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师，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见，只因在他的面前，一切有形的都无法回报，我也失去了语言。
　　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在我，已是全然不想知觉了。
　　我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亲母亲、放学时归来的姊弟，而这些人，我是绝不主动去接触的。
　　向街的大门，是没有意义的，对我，街上没有可走的路。
　　小小的我，唯一的活动，便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的溜冰。
　　除了轮式冰鞋刺耳的声音之外，那个转不出圈子的少年将什么都锁进了心里，她不讲话。
　　初初休学的时候，被转入美国学校，被送去学插花，学钢琴，学国画，而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没有一件事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锁。出门使我害怕，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东西，父母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都找不出我自闭的症结。当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反抗更重，后来，我便不出门了。
　　回想起来，少年时代突然的病态自有它的原因，而一场数学老师的体罚，才惊天动地的将生命凝固成那个样子。这场代价，在经历过半生的忧患之后，想起来仍是心惊，那份刚烈啊，为的是什么？生命中本该欢乐不尽的七年，竟是付给了它。人生又有几个七年呢！
　　被送去跟顾福生老师学西画并不是父母对我另一次的尝试，而全然归于一场机缘。
　　记得是姊姊的朋友们来家中玩，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其中有一对被请来的惨烈战役。于是他趴在地上开战了，活泼的笔下，战马倒地，白人中箭，红人嚎叫，篷车在大火里焚烧……
　　我不挤上去看那张画，只等别人一哄跑去了院子里，才偷偷的拾起了那张弃在一旁的漫画，悄悄的看了个够。
　　后来陈对我说，那只是他画着娱乐我们的东西而已，事实上他画油画。陈竽老师便是顾福生。早年的“五月画会”稍稍关心艺术的人都是晓得的，那些画家们对我来说，是远天的繁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场画中的战役，而被介绍去做了“五月”的学生。要我下决心出门是很难的。电话中约好去见老师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寝食难安。
　　这不知是休学后第几度换老师了，如果自己去了几趟之后又是退缩了下来，要怎么办？是不是迫疯母亲为止？而我，在想到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骇得将房间的门锁了起来。
　　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我又不肯去了，听见母亲打电话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静静的撕枕头套里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一旦对我开启时，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铃，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不要逃走吧！这一次不要再逃了！有人带我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里去。我被有礼的请进了并没有人，只有满墙满地的油画的房间。那一段静静的等待，我亦是背着门的，背后纱门一响，不得不回首，看见后来改变了我一生的人。
　　那时的顾福生——唉——不要写他吧！有些人，对我，世上少数的几个人，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的。
　　喊了一声“老师！”脸一红，低下了头。
　　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喜欢美术吗？以前有没有画过？为什么想学画……
　　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表现得十分的自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和建议。
　　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事实上他是画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觉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画室回来的当日，坚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
　　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我竟闹了起来，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的东西。
　　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这份童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你看到了什么？”老师在我身旁问我。
　　“一个石像。”“还有呢？”“没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
　　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对着那张白纸和书架发愣。
　　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而我，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头静静的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站在我身后。“不能！”连声音也弱了。
　　老师温和的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轻轻落在纸上，那张白纸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显出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
　　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
　　那时已是黄昏了，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头，那件大红的毛衣不在了。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变得更神经质了。面对老师，我的歉疚日日加深，天晓得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而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形。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
　　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的？”
　　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吗？
　　“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自然的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喜欢哪一张？”他问。
　　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
　　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
　　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示和感动。
　　“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
　　“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章？”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呐呐的说。
　　“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Ｄ·Ｈ
　　·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
　　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
　　“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
　　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
　　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
　　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
　　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
　　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
　　“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
　　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钻出钻进的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的晃了过来，我静静的站着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
　　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跟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后来呢？”“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
　　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
　　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
　　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
　　被问了好几次，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只等我去一趟，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交一个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笔名陈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与我联络上，问起我，当年她笔下的《乔琪》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影子？
　　当年的老师，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有时候，在寂静的午后，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遥不可及。有一个黄昏，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就在同时，四个如花似玉、娇娇滴滴的女孩儿也正好预备出门。我们碰上了。那一刹那，彼此都有惊异，彼此都曾打量，老师介绍说，都是他的姊妹。我们含笑打了招呼，她们上车走了。
　　在回家的三轮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惊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觉，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
　　在那样的年纪里，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我的衣着和装扮，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胧，鲜艳的颜色，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
　　在我们的家里，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年年做班长——
　　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亲要打扮。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选了黑漆皮的，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悦的不肯脱下它。
　　那时，国外的衣服对我们家来说仍是不给买的。
　　有一日父母的朋友从国外回来，送了家中一些礼物，另外一个包裹，说是送给邻近赵姊姊的一件衣服，请母亲转交。母亲当日忙碌，没有即刻送过去。
　　我偷开了那个口袋，一件淡绿的长毛绒上衣躺在里面。
　　这应该是我的，加上那双淡红的鞋，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最爱的配色。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别人的新衣，跑到画室去了。
　　没有再碰到顾家的女儿，在我自以为最美丽的那一刻，没有人来跟我比较。我当当心心的对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还是沾上了一块油彩。潜回家后，我急急的脱下了它，眼看母亲在找那件衣服要给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么样也擦不掉那块沾上的明黄。眼看是没有别的法子，我拿起剪刀来，像剪草坪似的将那一圈沾色的长毛给剪掉了，然后摺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亲拿起来便给赵姊姊送新衣去了。
　　当年的那间画室，将一个不愿开口，不会走路，也不能握笔，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少年，滋润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现代文学》作品的刊出，是顾福生和白先勇的帮助，不能算是投稿。我又幻想了一个爱情故事，一生中唯一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悄悄试投《中央日报》，过不久，也刊了出来。
　　没敢拿给老师看，那么样的年纪居然去写了一场恋爱，总是使人羞涩。在家里，我跟大家一起吃饭，也会跟弟弟惊天动地的打架了。可是我仍很少出门，每周的外出，仍是去泰安街，在那儿，我也是安全的。老师自己是一个用功的画家，他不多说话，可是在他的画里，文学的语言表达得那么有力而深厚，那时候他为自己的个展忙碌，而我并不知道，个展之后他会有什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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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画展，我一趟一趟的跑去看，其中有两张，都是男性人体的，我喜欢得不得了，一张画名字已不记得了，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脑海里。另一张，一个趴着的人，题为《月梦》。没有能力买他的画，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卖品。
　　在去了无数次画展会场之后，下楼梯时碰到了老师，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他以为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讲。
　　那时候，我学画第十个月了。
　　顾福生的个展之后，我们又恢复了上课。
　　我安然的跟着老师，以为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
　　有一日，在别的同学已经散了，我也在收拾画具的时候，老师突然说：“再过十天我有远行，以后不能教你了！”
　　什么，什么，他在说什么？
　　第一秒的反应就是闭住了自己，他再说什么要去巴黎的话，听上去好似遥远遥远的声音，我听不见。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对他笑了一笑。
　　“将你介绍给韩湘宁去学，他画得非常好，也肯收学生，要听话，我走了你去跟他，好吗？”
　　“不好！”我轻轻的答。
　　“先不要急，想一想，大后天你来最后一次，我给你韩湘宁的地址和电话——”
　　那天老师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给我找车，我跟他说，还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路。
　　这长长的路，终于是一个人走了。
　　一盏盏亮起来的街灯的后面，什么都仍是朦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单单调调的回响在好似已经真空的宇宙里。
　　那艘叫做什么“越南号”的大轮船，飘走了当年的我——
　　那个居住在一颗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经视为珍宝的唯一的玫瑰。他是这样远走的，受恩的人，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
　　十年后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厉裂如刀的冬风里，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号码，也有一个约定的时间，将去看一个当年改变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从两百里路外赶去的，订了旅馆，预备见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车回大学城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橱窗，卷在皮大衣里发抖，我来来回回的走，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踩掉。在那满城辉煌的灯火里，我知道，只要挥手叫一辆街车，必有一扇门为我打开。见了面说些什么？我的语言、我的声音在那一刻都已丧失。那个自卑的少年如旧，对她最看重的人，没有成绩可以交代，两手空空。约定的时间过了，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霓虹灯兀自闪烁着一个大都会寂寞冷淡的夜。那时候，在深夜里，雪，静静的飘落下来。
　　第一次不敢去画室时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后无声的雪花。那个漫天飞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们走出了房子，经过庭院，向大门外走去。
　　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穿着冰鞋跌跌撞撞的滑着。
　　“这是八妹的孩子。”顾福生说。
　　望着那双冰鞋，心中什么地方被一种温柔拂过，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给她一个微笑。
　　“画展时再见！”我向顾福生说。
　　“你的书——”“没有写什么，还是不要看吧！”
　　“我送你去喊车——”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也是黄昏，我走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上，热热暖暖的风吹拂过我的旧长裙，我没有喊车，慢慢的走了下去。
　
　　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注：《蓦然回首》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此次借用题目，只因心情如是，特此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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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1)

白先勇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台北远景出版社集结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回会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
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历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手指甲里乌乌黑净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色变，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给我抓进房子讲“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旋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哎、哎！”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还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失，心中只有干着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栋小房子里，我顿感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期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摈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

　　蓦然回首

　　，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登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顾盼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病愈后，重回到人世间，完全不能适应。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难飞。小学中学的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片紧张。我变得不合群，然而又因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至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斯人记》，徐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地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

　　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至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出国后，也有信件往来，一九六九年我寄一封耶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哀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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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2)

白先勇

　　高中毕业，本来我保送台大，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Y.V.A.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T.V.A.，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造福亿万生民。我那时雄心万丈。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Y.V.A.。一面建设国家，一面游名川大山，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小时游过长江，山川雄伟，印象极深。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亦无才能，Y.V.A.大概轮不到我去建设。同学们做物理实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我却带
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个人的志趣，是勉强不来的，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仑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转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都是顺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文学。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先斩后奏。我的“作家梦”恐怕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本来我想考中文系。雅韵老师极力劝阻，她说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国文系，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我对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湾学校的风气，男孩子以理工为上，法商次之，文史则属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是系里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数高，我对数理的领悟力，并不算强。我解说了半天，父亲看见大势已定，并不坚持，只搬出了古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含糊应道：“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台北家中来了。

　　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一叠，我翻了半天，一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后来一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了一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业。一两次后，才不尴不尬地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我们看菊花去》（原名《入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国去了。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特别提到两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了，后来看了《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

　　大三的时候，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地盘，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坏的一起上场，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月梦》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问我：“玉卿嫂是什么人写的？很圆熟，怕不是你们写的吧？”我一得意，赶快应道：“是我写的。”他微感惊讶，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觉得我那时有点人小鬼大。现在看来，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稚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还在尝试习作阶段。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形，也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么会写成的，事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颇有意思。有一年，智姐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在宪兵学校，有一天我带上地图阅读，我从来没有方向观，不辨东南西北，听了白听，我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写起《寂寞的十七岁》来。我有一个亲戚，学校功课不好，家庭没有地位，非常孤独，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我想那个男孩子一定寂寞得发了昏，才会那样自言自语。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裸体少年油画，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阳，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少年跃跃欲飞，充满了生命力，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青春”的象征，于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葆，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

[观雨楼]

蓦然回首(3)

白先勇

　　一九六二年，出国前后，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水岭，那年冬天，家中巨变，母亲逝世了。母亲出身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锦衣玉食，然而胆识过人，不让须眉。一九二七年北伐，母亲刚跟父亲结婚，随军北上。父亲在龙潭与孙传芳激战，母亲在上海误闻父亲阵亡，连夜冲封锁线，爬战壕，冒枪林弹雨，奔到前方，与父亲会合，那时她才二十。抗日期间，湘桂大撤退，母亲一人率领白马两家八十余口，祖母九十，小弟月余，千山万水，备尝艰辛，终于安抵重庆。我们手足十人，母亲一生操劳，晚年在台，患高血压症常
常就医。然而母亲胸怀豁达，热爱生命，环境无论如何艰险，她仍乐观，勇于求存，因为她个性坚强，从不服输。但是最后她卧病在床，与死神交战，却节节退败，无法抗拒。她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有一天，我们一位亲戚嫁女，母亲很喜爱那个女孩，那天她精神较好，便挣扎起来，特意打扮一番，坚持跟我们一同去赴喜筵。她自己照镜，很得意，跟父亲笑道：“‘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虽然她在席间只坐了片刻，然而她却是笑得最开心的一个。人世间的一切，她热烈拥抱，死亡，她是极不甘愿，并且十分不屑的。然而那次不久，她终于病故。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父亲送别机场，步步相依，竟破例送到飞机梯下。父亲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等我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因为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热的生命，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至于寂灭，因为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丧母的哀痛，随着时间与了悟，毕竟也慢慢冲淡了。因为国外没有旧历，有时母亲的忌日，也会忽略过去。但有时候，不提防，却突然在梦中见到母亲，而看到的，总是她那一副临终前忧愁无告的面容，与她平日欢颜大不相类。我知道下意识里，我对母亲的死亡，深感内疚，因为我没能从死神手里，将她抢救过来。在死神面前，我竟是那般无能为力。

　　初来美国，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年度圣诞节，学校宿舍关门，我到芝加哥去过圣诞，一个人住在密西根湖边一家小旅馆里。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四周响着圣诞福音，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回到艾奥瓦，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艾奥瓦作家工作室，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性。Percy Lubbock那本经典之作《小说技巧》对我启发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说两种基本写作技巧：叙述法与戏剧法。他讨论了几位大小说家，有的擅长前者，如萨克莱（Thackeray），有的擅长后者，如狄更斯。他觉得：何时叙述，何时戏剧化，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所谓戏剧化，就是制造场景，运用对话。我自己也发觉，一篇小说中，叙述与对话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我又发觉中国小说家大多擅长戏剧法，《红楼》、《水浒》、《金瓶》、《儒林》，莫不以场景对话取胜，连篇累牍的描述及分析，并不多见。我研读过的伟大小说家，没有一个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说技巧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在那段时间，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踪。像许多留学生一样，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看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书，看到抗日台儿庄之役，还打算回国的时候，去向父亲请教，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到抗日，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眼睛只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笑熬漿糊]

写得这好。

[醉着呢]

到处泡.追你好难

[观雨楼]

作者: 醉着呢

到处泡.追你好难

说谁哪,飞龙?~~~

[笑熬漿糊]

作者: 观雨楼

说谁哪,飞龙?~~~

MM当然在说你呀。

[观雨楼]

作者: 飞龙

MM当然在说你呀。

那我就笑纳了~~~

[笑熬漿糊]

作者: 观雨楼

那我就笑纳了~~~

牵手才是，笑纳就要小心了。

[观雨楼]

作者: 飞龙

牵手才是，笑纳就要小心了。

不敢乱牵,怕牵住美女蛇~~~

[醉着呢]

作者: 观雨楼

不敢乱牵,怕牵住美女蛇~~~

耳朵发热数分钟之久!

[笑熬漿糊]

作者: 醉着呢

耳朵发热数分钟之久!

太温柔了。

[观雨楼]

作者: 醉着呢

耳朵发热数分钟之久!

深情地充满同情地问一句:感冒发烧好了吗?~~~~

[观雨楼]

【散文--生命感悟】

被自己困扰，所以我痛苦。（上）
□ 蓦然回首

被自己困扰，所以我痛苦。（上）
蓦然回首 2004-07-30
1
被自己困扰，是一种个人的感受。对于这种感受，我所能够描述的，只是那些内心的冲突。它们就在那里，在灵魂的深处，在黑暗中睁着不眠的眼睛。无论你是否察觉，它们一直都在那里。在我们经验之外，在无常之间，现实和欲望孜孜不倦的对峙着，等待爆发的契机。指不定什么时间，从外界伸来一只小手，轻轻一触，它们就突然站起来，隐秘的对我笑笑说：嗨！我们两个你选择谁？这种声音我能清清楚楚地听到，并且能感觉到它们的碰撞。于是，内心就被得失取舍逼迫着，忽左忽右，思绪像黑暗中漂浮着的线条，错综繁冗，缠丝麻脑。一个遥远的语音贴在耳边：你究竟想要什么？模糊而清晰。我把这归结为我的理性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部分失衡，同时也说明，在我的意识内部我并非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不知道这该是悲哀的还是庆幸的。

我发现，这种冲突无论来自生活的哪个方面，无论怎么演绎，都是一种否定的思考。最终毫不例外的皈依到能与不能的矛盾中，犹如两个自己在争执，一个说能，另一个必定说不能，这种张力，让我碾转反侧，寝食不安。最为讨厌的是，说不能的那个端坐在门廊里，一脸严肃，义正言辞，手里握着种种的威胁。说能的那个却并不甘心束手就擒，调皮的笑着，存在于某个边缘之中，用感性的触觉，去抚摸那些被压制的朴拙的、真实的情感。并在某个夜里，冷不丁的在我的心上咬一口，让那些蛰伏已久的生命的需求，倏的弥漫到每一条神经末梢，变成沉甸甸的、质感的东西，瞬间让灵魂荷载。我猝不及防，并且痛苦。

说到底，这是生命存在的意义的问题。我无力对这个课题进行讨论，这个系统太庞大，太繁杂，太哲学，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情。曾经有一度，我试图对它作一番理性的总结，想揭示一些实质的东西，然而，这很难，就像一个人追踪自己影子的一样，无法把握。说到这里，我看到痛苦就亲切的坐在我面前，凝视着我，神秘而忧伤。

我不想流俗于肤浅的、有关对于错的判断，也无意推敲这种痛苦根源的正误，更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寻找答案。但是，它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将给人生带来什么？关乎到自己，我不得不去思考，以探求其中的道理，谋求部分解脱。我怀着疑虑甚至畏惧不断回到这些问题上来，禅精竭虑，所到之处，还是困扰。不过，这种思考仅仅是我的一种状态，并不能肯定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也不知道最终能在哪儿找到。至于，我能够思考多久，这思考要跟随我多久，我心里没底。

还是把理解和判定的权力交给倾听者吧。

2
这种困扰从何开始，无从考究了。我想，自从我们有了思想，就一直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对抗。理性和感性在和谐时相互依存，矛盾时相互修订，就这样纠缠着一路走来。那些欢愉和叹息栩栩如生的变幻，那些从未被制服的渴望在我们内心深处闪烁，直接的击中我们生命中最柔软的地方，这些能把眼睛剜出血来的破碎的美丽，刹那间让我泪盈满眶------那是一种令人心悸的快感。

人性自由对道德制约的背叛，从来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一直在参与和渗透着我们的生命。不是吗？

是的。我对此坚信不移。对自由的追问，从哲学意识第一次觉醒的时候起，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些荡漾着本真光芒的东西，让人喜欢，起码我喜欢，甚至喜欢的偏执，这和我性格中带有抑郁质特点有关。（在这里我想说说我所说的自由，我所说的自由不是那种哲学概念中的自由，我的自由是自我意识深层那些渴望实现的东西，那些有可能和现存秩序相悖的渴望，那些让我觉得我不是被人胁迫的想法。）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待，但我相信，哪些人性中最自然而然，最不设防的需要，决不是盲目和不可付诸实践的过眼烟云，它们远比根据现实进行分析计算得来的，充满理性的答案，更为真实，更为深刻，更接近生命的原义。我无法想象内心的渴望在得以实现时，会何等的令人满足。这种强烈的情感力量，不假思索的呐喊着，在内心印满了重重叠叠的快乐，泄漏出最纯最美的亮点，精彩纷呈，一触即发。想起来，就不可抑制的激动，这绰约非凡诱惑，让我无比惊奇，它究竟是怎么生成的呢？又是怎样进入了我们的生命？

3
我常常一个人坐着，关闭起心门，静静的，专注的聆听它。跟随它走进自己的世界，走得很深很深，一直走到生命的开端。那里简直是一种奇迹，完全的无中生有，我无端的被上帝选中，就扔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在生命的初始，我和他又有什么不同吗？

一直认为在我有记忆，或者准确地说在我有思维以前，我和其他的生物无异，只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客体。想到这里我不禁的觉得有趣，我仿佛看到小草们在你推我我推你的叽叽喳喳，一只麻雀站在树梢上歪着头瞧我，并且说：这个肉乎乎的小东西是不长毛的。还有很多不同波长的声音在拥挤着，世界变得喧嚣起来，我就在它们中间。我不知道当时我能不能感知他们，但是，我愿意相信我能感知。记得祖母告诉我，生我的那天很冷，我来的时候是没有气息的，母亲以为我死了，哭得很伤心。是奶奶把我放在怀里暖着，后来才听到了我的哭声。这件事情一直被母亲否认，只是说我是个小丑八怪，除了吃喝拉撒睡，舒服了笑，难受了哭以外，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她这样说的时候，满脸的慈爱和记忆犹新。我想起《克里斯朵夫》里面的那句话：你真丑，我真爱你。于是，我就确定那时我一定像一只小兽，被生物性需要左右着，既没自己真正的意义，亦没有善恶的天性，灵魂虚空以待。这种状况直到我拥有了意识，才正式在外界汲取各种信息，进行自我锻造，并受着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后的事情就存在我的回忆中了，像一帧帧的电影胶片，有高音喇叭声中的样板戏，有祖父在门板上为我启蒙的三字经，有绘图本三国演义。后来是一个小男孩瘦弱的肩上背着布片拼起来的书包上学，一个青年书生埋首一沓一沓的技术数字和各种文字材料中间，偶尔抬起头，皱着眼睛眺望远方，一直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后来眉宇间已有了些许的沧桑，成熟持重的坐在办公台后面和人谈话，随和而又有分寸。我的生活应该是平坦的，毕业后曾在异乡工作过一段时间，闲来看看感兴趣的书籍，或者在夕阳下吹口琴。现在又沉浮在宦海商场，疲惫了独自品品茶，或者沉默在樽前暗自回味往事和心情。激情和波折，现在想起来也很平淡了，以后的事情，自然难以琢磨，只好等它到了眼前再说。岁月滑翔的声音就像鸟儿舒展羽翼的声响，无声无息的在我心里慢慢流淌。不知不觉中我按着自己的意识，选择认同所肯定的善恶标准，逐渐得给自己的生命填充着个人特性，建构自我。如黑夜中的花朵，悄然开放，可以触摸却不可以分辨，暗香弥漫。一切是那么顺理成章，了无痕迹，而且在将来的日子里还会不断的进行下去。就这样，我成了相似于他人又不同于他人的我。

有一天午后，我躺在病床上，突然醒来，恍如隔世，四下里鸦雀无声。宁静像一片完美的湖水，没被任何一丝的声音和动作划破。我看到一道阳光从窗棂射进来的，亮灿灿的像一根窄窄的带子，在幽暗的室里泾渭分明。有无数小毛毛样的尘埃在里面游弋跳舞，漂浮出那道光，就不见了。忽的，我有了某种顿悟，是它们不存在了吗？还是因为我不再关注，才不见了？这很神奇，让我由衷地感到惊讶。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赋予和我们有关联的事物一些个人的意义，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看待它，所以世界变得生动起来。我曾经捡到过一张纸片，是我爱的一个女人写得自己的名字，我小心的保存起来，看到那娟秀的字迹，就会想象她纤细的手指，就会像想她是在一种多么委婉的心情下写出的。这样的纸片，在别人眼中或许什么都不是，对于我却是一种亲切和思念。也就是说，当我的意识指向外部事物时，我就依照我的个性给它判定，一切因我的判定而具有了情感色彩以及是与否的界定。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我厌恶着自己的厌恶，崇拜着自己的崇拜，世之浓淡无需迎合，自由张扬亦不掩饰。然而，这一切都能晾晒出来吗？都能够无所遮掩吗？我听见现实在那里咻咻的笑我。

4
我清楚的知道，并且这样理解：人在现实中，必然有他的社会性，有他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但人的社会性决不是自由所在。应当承认，自由只有在服从社会的时候才能实现，然而，这还是自由吗？完全（我说的是完全）脱离了社会的独居者，无论是以骇人的勇气独立于世，还是以缄默的姿态藏匿期间，终会被社会所拒绝。即使如此，我仍然没有足够的理由把自己彻底变成一个社会人，我不甘心没有自我的生活，我心里的人性的渴望在涌动。我不得不告诫自己，要生存就必须归属和从众，不要触犯这个必须，那个不准的限制。写下这些字，是痛苦的，仿佛有悲伤的泪，滴在心上，心也流了泪。从此，我决定并习惯压抑自己，小心翼翼并且学会拐弯抹角。我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正确的？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现实么？想到这儿，我觉得孤立无援，并且焦虑不安。

记得参观南京夫子庙时，在江南贡院的展室里看到几张科举时代的考卷，从来，只有在古书和戏中，知道苦读寒窗进京赶考的事情，觉得离自己太远，没有一点感觉。这几张烟黄的卷子上深深浅浅的墨迹摆在眼前后，时空猛然拉近了，几乎能看到削肩宽袍的举子，埋头狭小的考舍内。掌心微汗，眉头轻蹙，倾力于手中的一管狼毫。凝神的揣度着朝廷的脸色，慎重的措辞。可想而知，他面对的不是一张普通的，可以随心抒发的白纸，而是他的命运。且不管他的内心对命题是何种想法，对于他，只能依顺圣上的旨意，不然，就淘汰出局。这，就是现实，这就是规则。

颇有意思的是，每张考卷在署名前一律谓以臣字，大约是暗喻了一种对现实的俯首吧。刹那间，我怦然心动，陷入沉吟，其实我的人生何尝不是经历着一场场的考试呢？每次选择都是一个试题，恭谨的对待它们，用带有功利色彩的判定标准反复权衡。利益明显我会轻易的找到方向感，但是，只要内心需要和现实规则的砝码加进来，彼此不分轩辕又相互冲突时，我便困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问一声：我究竟想要什么？（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是要道德秩序下的安安稳稳，还是要真正内心的需要呢？在若干春秋后，要是有人偶然发现我这篇文字，俯身审视我的心理，不知道他会评论些什么。也许，他会不理解地说：哦，那个时代真落后。也许他会摇着头说：这是个不安分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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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雨楼]

【散文--生命感悟】

被自己困扰，所以我痛苦。（下）
□ 蓦然回首

5
我断定我脑袋后面长着反骨，总是贼心不死的窥探传统道德的塔身。对我而言，我和哲学不怎么沾边，很多现象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诠释，目的就是为了剖析自己的迷惑。比如，我翻阅张居正直解的皇家读本资治通鉴时，在三皇记中读到这样一段话：“人生之始也，与禽兽无异，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爱而不知其礼。卧则呼呼，起则吁吁，饥则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上古男女无别，帝始制嫁娶。正姓氏，通媒约。。。。。。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这一下子为我推开了道德传承的门缝，纷乱复杂中出现一条古老的小路，引出一群长发赤足，兽皮着身的先人，从深山里走出来，逐水而居，以农为生。他们走向广袤的土地，弓着瘦峋的脊背刀耕火种，瑟缩着肩膀咀嚼难以果腹的食物，端着残破的饭钵，望着匮匾的收获，忧虑的仰天长叹。

无需交待，此时，原始生产力的落后促使浑脱的人性显现出来，花儿在雨中娇艳的绽开。生存和安全的本能，指引着人们选择以男性力量为中心，以家族为形式的经济互助体系，这无疑适应了个人的需求。这一新鲜的想象，使我看到了以人伦关系和家庭伦理规范为基础的社会伦理系统的雏形。如果追溯下去则是：权利集团的出现，政治利益的驱动灌输，使部分道德产生了异化，脱离的人性进而扼杀人性。内心的渴望自然不会听之任之，它们十分顽强的寻找着伸张自己的突破口，于是衍生了若干的学说，不同程度的冲击和修改传统。最终还是被儒、道、释三家盘踞了地盘，在性本善的基础上构造出了五千年无断层的传统道德，逐渐的形成了忠孝一体的维护等级制度传统体系。以内仁外礼的道德内核，要求我们无私无欲，自觉放弃和牺牲自我，个人的压抑成为社会和谐的代价。规则以道德的面孔威严而立，内心的渴望在哭泣。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规则的建立，总是滞后于现象的发生。这就像球赛规则一样，需要不断的修正，才能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我相信，这同样也适应于人性和现实规则中，人性创造了规则，却又用规则来束缚人性中的那些渴望，而个人的自由意识又契而不舍的反抗着规则，意图修订不适应的规则。它能否及时修订呢？不期然的，我瞥见宝塔上的一道裂痕，只要动摇的力量足够大，它一定会轰然倒塌而重建的。希望还是有的，我没必要沮丧，我听到，沉睡的心灵，似乎对我有许多话说。

6
九八年在凉州的大佛寺，我向一个叫莆田的僧人问过佛法。他从三千世界到大劫，从六道轮回到西方极了净土，从禅悟禅定到诸行无常，讲的口若悬河，唾沫飞扬，很有度我出家之势。我没有弄懂佛学的道理，却牢牢的记住了一个佛语：诸行无常。就是在时间的河流上，没有任何事物是长久不变的，包括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是非。这句普通的话，令我豁然开朗，而且振奋，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收获。是的，在岁月的横轴上我的内心随着生命的成长，不断的选择和认同，不断的变化，今天的正确或许明天就会被轻易的否定，这不是说我易变，而是人性赖以形成的环境在变。同样，现实规则也是如此，不存在必须遵循的永恒价值和规范，它们在不同的阶段进行不同的修正，只是和人性在时间上不能同步而已。这个坐标系中，人性和现实都是变量，是一种流体，没有固定的态势。所以，追求广泛永恒的正确几乎是天方夜谭，是不现实的。对我而言，这实在是一条极好理由。既然，我内心渴望的对否是一个未知，为什么我不给它生长的空间呢？

况且，所有的观念无非是我自己认同的，赋予事物的一种自己的、个人的意义，因为他和我的人生发生了关联，我注意了他，并给了他某种所谓正确地解释，或许换个角度，换个国家，这种解释就是错的了。毫无疑问，如果把我们的某些观念搬到西方或者阿拉伯的一些国家，大概也是格格不入的吧。这不能说我们就是正确的，也不能说哪个国家更文明一些，我们已经走出哪个狂妄的唯我独尊的年代了。我不想辩驳那种文明更适应人类，那应该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范畴，我只是想说，我曾奉若神明的规则应该走下神坛了。
7
当生活安定后，关心内心的平静，这是一种人性的走向，这关系到个人的幸福。幸福，纯粹是个人的感受，是自己对事物的态度经外界印证后，反馈回来的一个结果。实在没有必要用公用的尺子去衡量。用批判的目光去挑剔生活，会有无穷的不幸福。这让我想到《淮南子。说林训》中的一句话：“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忘记生命的本义，一味的去适应所谓的众人，结果就会完全忽略了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世界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的心，生命中重要的不是你所处的处境，而是你的对待事物的态度。理想社会应该是以更好地保障个体自由为出发点的，只要不影响他人利益，只要你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尽可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这样的逻辑没有错。我们没必要为了表演给别人看，去耗费自己短暂的生命，钝化自己的感觉，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终于把自己放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了，孰左孰右？选择的挑战性和未卜性让选择更加富有意义，这样的选择很可能要贯穿我的一生，也许终极一生也不能全然挣脱。尊重生命，就不能逃避这种选择。害怕面对未卜的将来，把权利交付给命运，随波逐流，后果总有一天会因逃避日益凸现出来，该承担的仍然要承担。那些所谓的应该不应该，不过是逃避的借口罢了。

在书上读到这样朴素的一句话：人类自从辑别猿类以来，有别于其他生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思想-----在于有了生命的主观意义，重视了生命的质量。生命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循环，而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所以这种自我的生命应该尊重。才蓦然警觉，尊重生命------这是多末重要的事情，要比是否符合某种标准更重要。一个没有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他又如何区别于其他的生命，那只是一种简单的存活，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生命的客观存在。人格中的魅力，更多的来源于我们的个性的独到之处，而不是简单的认同，正因如此，人类才因思考而光彩夺目。

所以，我赞赏笛卡尔的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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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真的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它总会在不经意中启发你，在困境中给你一条出路。譬如在游历灵岩寺的时候，我就有这种体会。灵岩寺是济南附近的一处深山古刹，我经常去哪里。像所有的庙宇一样，殿阁、僧舍及所有建筑都藏匿在茂林修竹之中，深幽肃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座墓塔，像一个方形的佛龛，南向开门，里面的石像已经损坏了。值得说的是，东西两侧的墙壁上青石雕出两道门，门楣上是对称的飞天，丰腴飘逸，应是唐代的风格。东面门上塑有一个人推门而进的背影，空身而入，西面门上塑了一个出来的人影，手里提着一个物件。画面朴拙又奇特，问及导游，说是墓主修炼后成佛，手里提着菩萨的静瓶。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那是告诉我们：东进西出的人生过程是一个繁杂的尘世，我们忙碌的奔波，而无暇自己，只有在临终才能彻底的忘记所有的人生的牵绊，正视自己的生命。一个袋子，装满了人生的经验和痛苦，但是为时已晚了。为此我纠正过导游几次，但是，导游不听我的，下次再来，还是那套解说，我的纠正也就随着墓地的乌鸦几声聒噪散了。但是，每次我还是要说，却不知道那个雕塑家是不是在天上点头赞许。

我从中得到了暗示，这就像长途旅行一样，你极度疲劳的时候，你顾不得上车时的斯文和仪表，你所做的是如何调整身体，能够更舒服的休息，因为，需要休息的渴望压倒了风度保持的虚伪。这让我知道了一种选择的方法，在踌躇不决的时候，不妨先放下那些约束，确定一下自己的最需要的事情，然后拿到现实中把副作用降到最低，或者兼顾并存。生活总不是全部对立的，应该有第二种解，只要跳出思维的定势，你就会发现的。我不主张：孤独离群而自弹其调。别人符合的弹下去，别人不附和的，依然弹下去，让高山流水多了些高山的颤抖，流水的失意，那样不美。我在考虑一种在大众的浪潮中如何保持自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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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这样一些地方，它们仿佛是专门为了给一些人提示而存在的，徜徉其中，原本纷乱和模糊已久的东西得到澄清，显露出了内在的轮廓。某些心灵就会发生嬗变，至少对我是这样的，点将台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每当我心绪烦乱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驾车去那里，静坐沉思。

那里的天空并不蓝，有些灰蒙蒙的，空中飘着些黑色的碎云，斑驳的像一片片残碎的瓦片。地表上的植物都是葱葱笼笼的，在夏季里细心点，就能听到庄稼嘎巴嘎巴的拔节的声音，还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不知愁得摇曳疯长。夏王窦建德点将台的遗址就在这里，灰扑扑的一方土丘，时光的剥蚀，它失去了往日的显赫，早已长满了蒿草，很荒芜的样子。史书上寥寥几笔记载着：“点将台，卫运河东岸，东西长70米，南北宽30米，高5米，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刘黑闼发布命令，指挥战斗所设置。每晦朔夜，登台远眺，朗如月夜，现在面目已非。”也许还有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已经被遗忘、湮灭。随着历史的演变，点将台的名字慢慢的不为人重视了，渐渐成了历史寂寞的往事。

我来这里凭吊，仿佛没有道理。我想我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只是从心理需要来和它交谈，或许，它能听懂我的烦躁。我不知道它在考古上或者历史上有没有值得书写的内容，然而，这的确是当时历史是上不可磨灭的一笔。这个不起眼的土堆，在随末那场翻天覆地的战争中曾有过令人震惊的辉煌。而如今，它静静的躺在这里，带着一种返璞归真的平易景象。遗憾的是，竟然没有一块说明它的石碑，供人们纪念。一千四百年的时间，它该见证了多少难以诉说的风花雪月和悲欢离合，蕴含着多少沧桑世事和无垠的苍凉。重重叠叠的生命烙印，悠长，深厚，却不着一点痕迹。令人感慨和不平。走访当地的农村，了解到此地流传着这样的祖训：过点将台，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至亡失，或者疯癫暴死，该鬼魅魍魉也。故附近童叟农人耕作，商客往来，多壁之。故而，点将台得以保存至今。我想，这种传说既是一种变相的保护，又何尝不是一种敬仰和承认呢？一切都在，只是换了方式而已。从这里我找到了契机，很多困扰不都是因为没有一种合适的方式来承载而无法实现的吗？如果，对自己的所求不定时间的限制，不要定形式上的要求，尽管努力的去争取。 如横渡激流一样，在顺从潮流中保持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前行，一切就会迎刃而解了。这真是一个崭新的想法，或许是偏颇的，不过在现在，在我驻笔的时刻我感到了平和。

写着写着，从云缝里射出一道夕照，昨夜雨后积水上出现了细窄的金光，直刺眼睛，几只白色的蝴蝶从里面穿飞出来，半边是红的，半边是白的。风带着云走过去，里面有灵魂在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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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雨楼]

青玉案

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观雨楼]

摸鱼儿

辛弃疾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春且住。
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
怨春不语。
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
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君莫舞。
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闲愁最苦。
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观雨楼]

汉宫春 立春日

辛弃疾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
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
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
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
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
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
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