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龙：人类的故事。我喜欢的一段共享

[President2004]

　　在埃及或者美索不达米亚，人们仅仅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最高统治者的“臣民”。这位统治者住在遥远的宫廷里面，统治着他庞大的帝国。他的绝大部分臣民一生都未见过他一面。可希腊人正好相反：他们是分属数百个小型“城邦”的“自由公民”。这些城邦中最大的，其人口也超不过一个现代的大型村庄。当一个住在乌尔的农民说自己是巴比伦人时，他的意思是，他属于数百万向当时正好是西亚统治者的国王纳税进贡的大众之一。可当一个希腊人自豪地称自己是雅典人或底比斯”人，他谈到的是那个既是他的家园又是他的国家的小城镇。那里不承认有什么最高的统治者，一切由集市上的人们说了算。

　　对希腊人来说，祖国就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在雅典卫城的石墙间玩捉迷藏游戏而度过童年的地方，是他与许多男孩女孩一起长大成人的地方。他对他们每一个人的熟悉就如同你知道班级里所有同学的绰号一样。他的祖国是他的父母亲埋骨于此的圣洁土壤。它高大坚固的城墙庇佑着他的小屋，让他的妻女能安乐无悠地生活。他的整个世界不过是四、五英亩岩石丛生的土地。现在你明白没有，这样的生活环境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巴比伦、亚述、埃及的人们仅仅是广大贱民的一分子，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河里；可希腊人却从未失去与周围环境最切近的感触，他从来就是那座人人相熟的小镇的一员。他感觉到，那些聪明睿智的邻居们时刻都在关注着他。无论他做什么事情——写一出戏剧、雕一座大理石塑像或者谱几首曲子，他都不能忘记一点：自己的努力将呈现在故乡所有这些生而自由的公民们眼前，接受他们内行的评判。这种意识驱追着他，使他不得不努力追求完美。而根据他从童年开始便接受的教导：缺少适度和节制，完美便如镜中花、水中月，永不能企及。

　　在这所严格的学校里，希腊人在许多方面都有卓越表现。他们创造了新型的政治体制，发明了新的文学样式，发展出新的艺术理念，其业绩是我们现代人永难超越的。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创造了奇迹的场所，尽管是些相当于现代城市四、五个街区大小的小村庄。

　　看看最后发生了什么吧！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全世界。一俟战事完毕，亚历山大就决意将真正的希腊精神传播给全人类。他将希腊精神从那些小村庄、小城市里带出来，努力让它们在自己新建立的辽阔帝国里开花结果。可一旦远离朝夕相处的熟悉庙宇，闻不到故乡弯曲的小巷里的亲切声响与味道，希腊人似乎一夜之间便丧失了激发他们创造出伟大作品的生气勃勃的欢乐与良好的均衡感。他们的手和脑子失去了灵气，沦为廉价的艺匠，仅仅满足于二流的拙劣品。

　　从古希腊的小城邦丧失独立；被迫成为一个伟大帝国的属地那天开始，古老的希腊精神即随之死去了。它永远地死去，再未曾复活过来。

[President2004]

古希腊人是历史上最早进行自治实验的民族

　　一开始，所有希腊人贫福均等。人人都有一定数量的牛羊。泥糊的小屋就是自己的宫殿。平时，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一旦有重要的事务需公众讨论，所有市民便聚集在市场上议事。人们选出一位众望所归的老人作为会议主席，他的职责就是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得到表达意见的机会。当有战事发生，一位精力特别充沛且自信心极强的村民便会被推举为军事领袖，和选举他为统帅、自愿交给他指挥权，当然，人们同时也保留着等危机过去使解除他职务的权利。

　　可渐渐地，小村庄发展为城市。有些人工作勤奋，有些人好逸恶劳；有些人交了霉运，可另有些人却靠欺诈手段发了财。于是，整个城市不再由许多财富均等的市民组成。相反，城市的居民变成了一小群富人和一大群穷人。

　　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个变化那些困带领人们取得战争胜利而被众人心甘情愿推为“首脑”或“国王”的老式军事统帅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他的位置被一群贵族占据。他们是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攫取了超额的土地与财产，是赫然得势的富人阶级。
　　这些贵族享有许多普通自由民享受不到的特权。他们能够到地中海东部的集市去购买最精良的武器。他们拥有大量闲暇时间来操练搏击之术。他们住在防御坚固的大宅子里，并花钱雇佣士兵为他们作战。为决定该由谁来统治城市，他们之间不断发生争吵。在争斗中获胜的贵族于是僭夺王位，其地位超越所有的邻人，并统治着整个城市，直到某一天他被另一个野心勃勃的贵族杀掉或驱逐。

　　这样一位靠手下士兵保护的国王通常被称为“暴君”。在公元前7到6世纪期间，几乎每一个希腊城邦都由这样一位暴君统治着。顺便提一句，他们中的许多人碰巧也会是特别有才干的。可到头来，这种统治终于发展到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于是出现了许多革新的尝试。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便是从这些革新的努力中成长起来的。

　　公元前7世纪初，雅典人决定废除因袭以久的僭主制度，赋予为数众多的自由民们以发言权，让他们参与政府的管理。这种权利在其亚该亚人的先祖时代就一直存在。他们让一位名叫德拉古的人制定一套法律，以保护穷人免遭富人的侵害。德拉古立即投入工作。很不幸的是，他是职业律师出身，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在他看来，一项罪行就是一项罪行，无论轻重，都应受到严厉惩处。等他完成工作后，雅典人发现德拉古法典显得过分严苛了，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这套新的法律把偷盗一个苹果也定为死罪，照此施行，人们将没有足够的绳子来绞死所有罪犯。

　　雅典人于是去寻找一位更有同情心的改革者。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做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他名叫梭伦，来自一个贵族家庭。他曾漫游世界上的各个地方，考察过许多国家的政治体制。经过缜密的研究工作，梭论给雅典人拿出了一套法典，它极好地体现了作为希腊人的“适度”原则。梭伦尽力在改善农民状况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不触犯富人的利益，因为富人作为主要的兵源，对城市是极有用处的。为保护穷人阶级免遭法官们滥用权力的危害（法官总是从贵族阶级中推选出来，因为他们可以不拿薪水），梭伦特别拟订了一项条款，让利益受损的市民有权向一个由30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申述。

　　最重要的是，梭伦通过法律的形式，迫使每一个普通自由民关住并参与城市的事务。现在，雅典人再不能呆在家里，托辞说，“哦，今天我太忙了。”或者“老天下雨，我最好是别出去。”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履行其分内的义务，出席市议会的集会，并为城市的繁荣与安全出一份力。在很多时候，这个公民自治的政府效率低下，远远说不上是成功的，有太多的不着边际的空谈充斥其间。为争名夺利，常常发生相互诋毁与中伤的情形。可至少有一点是好的：它教会了希腊人独立自主，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