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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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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写的很好、内容详尽。文革很多草菅人命都来自于公报私仇,甚至连仇都谈不上,只是看人不顺眼就毁掉。现在国内貌似制度改变了,其实有些阴魂不散,很多本性上的丑陋并未消除,举个最小的例子,看到丽人那边贴的那个模特兽兽的“翻脸门”事件,采访她的女主持站在道德的高度审判着这个隐私不幸曝光的女人,那其实妒火中烧的样子,如果发生在文革,这名漂亮模特一定立马被灭在自己姐妹手中了,当然,实际上也几乎要被灭掉了,再看郭德刚事件等等,这都是大众比较关注的娱乐事件,管中窥豹吧,都是乱糟糟的事情,但能够看出些什么,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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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的帖子,也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 记得我上小学5年级到中学毕业的时候,大概就是72-76年前后,我所在的省会城市几乎隔不了几天,就有革命委员会的布告贴出来,除有个别抢劫犯,偷盗犯外,最多的是反革命犯和流窜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还有流氓犯和通奸犯。当时年纪小,不懂通奸是什么意思,还到处问布告上说的不正当两性关系是什么意思。 反革命犯最多,也都是死刑。布告上有红红的大叉,枪毙前要站在卡车上游街,我看到都是五花大绑,后面插个亡命牌,有的死刑犯高高的仰头,有的低头。有一个知青,就是因为偷听台湾敌台被举报,而被枪毙。我当时和儿时同伴出于对枪毙好奇,一路跟着汽车跑,一直跑到刑场去看枪毙。我记得我抬头看他们,他们当时都想说什么,可张开的嘴,只见动,就是说不出话来。后来听大人说,那些反革命犯都想在死前喊口号,就像电影里的烈士死前要喊毛主席万岁一样,为了不让他们喊出声,都被割了舌头。我当时听了真的很害怕。我记得当时我看到一下子枪毙了20多个,在城郊不远一个国营农场的一个小丘陵下。好多人观看啊。 文革后,上了大学慢慢懂得了,流窜犯其实就是未经当地领导或组织批准,离开居住地到外地走动的人。具体点就是没有工作身份的人,和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到非居住地走动,就是非法。 当时党出于控制人口流动,减少城市压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因,把没有单位证明离开居住地的人,抓起来当流窜犯来镇压。有些农民没有大队证明,一些知青没有回城证明,他们一旦进入城市,只要被抓,就都成了流窜犯了。为此很多农民饿死不敢出村,知青想家不敢回城。为此不知冤死多少人。直到我80年代大学毕业,单位派我到外地出差,第一件事就是到单位人事处开个单位介绍信,带上工作证才敢出远门。后来改革开放后,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后,流窜犯就没有了。 我家当时住在省中医学院院内。母亲是教师,因当时没有教师公寓,所以和其他教师一样,与工农兵大学生合住在一幢学生宿舍楼中。一楼和二楼住教师,三楼住学生。我记得当时我母亲有一个学生,姓赵,与我母亲是老乡。我妈让我叫他赵叔叔。他家祖传中医,他又写了一笔好字,所以被他们公社推荐上了中医学院。他只要有空就抄黄帝内经。有一次,我告诉他,我在学院大门口又看到枪毙反革命的布告了。我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枪毙这么多人,怎么还有反革命啊?还有我们楼下王老师的儿子,下乡知青的王哥,在农村与另一城市来的知青打群架,昨天被捅死了。赵叔听后叹了口气说:“等毛老头死了,一切就安生了。”我听后眼睛都瞪大了,他嘱咐我说,这话谁也不要说。 现在想来,他算是觉醒较早的年轻人了。 此帖于 Aug 25th, 2010 18:44 被 追随大哥 编辑。 原因: 错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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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说到丽人版,发现那里很多丽人们的理性和逻辑性是不少喜欢自称“爷们”的男ID们所无法企及的,很佩服! 当权者利用无知小民铲除异己,无知小民利用一切机会发泄私愤,互相利用,党同伐异而已。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 -- 主席说 而你们归根到底是要听我的 -- 主席还想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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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还跟我说起过一件事,文革时,我外公和其他同事被拉上卡车在桂林大街上游行,当时只要路上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指出卡车上谁是坏人,那人就会马上被拉下卡车活活打死。和外公并排站着的一个人就这样被拉下去丢了性命。 后来人群中又有人指着外公,当时押送的革命小将中有个人认出了外公,外公曾经帮他治过病,也算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才冒险将外公保下来,外公也因此幸免于难,万幸万幸。 就像阿莱的帖子里所说的,草菅人命在那样的环境下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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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小韦带我认识了分配到罗城来的几个外地大学生,并告诉我一个消息:“很快,分配到河池地区的所有大学生将集中到洛东农场劳动锻炼一年。”这对于我,无异是个特好消息,起码快离开这些魔鬼了。管他,过一年算一年。可能一年后又会有好的转机呢? 我们(分配到罗城的66、67届大学毕业生)于国庆节后乘卡车到宜山后换乘火车,经过半小时路程到达洛东车站,出了站就是洛东农场。场部操坪上先来的几个女生在嘻笑着互相追逐…这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听到纯真的笑声,这笑声也感染了我,我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 来自罗城、宜山的男生们编在第三连,来自东兰、巴马的男生及所有的女生编在第四连。分配到都安、南丹、凤山的学生集中在南丹的林场劳动锻炼,编制为第一、第二连。每连的连长、指导员以及排长都是地区调来的复员军人。事务长及各班班长是由连长指定学生中的党员担任。没有床,先在地上铺上稻草,我们就睡在稻草上,同时抽调会做木工的学生突击做床。炊事班(也是由学生担任)开始养猪。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快速洗漱完就集合“早请示”,即面对毛泽东标准像,手捧毛泽东语录,齐声高呼: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三呼万岁已毕,便是朗读毛泽东语录,然后是:唱毛泽东语录歌,散会,出工。 犁地、播种都是用机械完成,我们是给农作物松土、手抓牛粪给农作物施肥。牛粪中有很多肥肥的肉虫,刚开始有些怕,特别是那些女生,常被吓得尖叫,慢慢也就习惯了。最苦的工作是在水田插秧和收割水稻,腰痛得很,脚上还经常爬有几条蚂蟥。幸亏农场的水田不多。砍甘蔗也很苦,主要是甘蔗叶上的毛,粘在身上又痒又痛。农闲时就去草地上拾牛粪,看看兰兰的天,几条牛儿在青青的草地上悠闲地啃着青草。我有时侯傻傻地想着:作条牛真好,起码不要搞无休止的政治运动… 我最喜欢的劳动是上山砍柴。虽然砍柴时衣服被荆棘挂破,手被木刺扎得流血,但可以享受到山上的自由空气,在山上我可以大喊大叫,大声地唱我喜爱的歌如“毕业歌”、“满江红”以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歌曲。当时这些歌都属于反动歌曲,而只许唱毛泽东语录歌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歌颂毛泽东的“革命歌曲”。 不记得从哪天开始,全国掀起跳忠字舞的热潮,毛泽东像章也越做越大,有些人觉得把它别在衣服上还不够忠心,便别出心裁地把它别在胸大肌上。 后来跳忠字舞竟发展为全民必跳的政治课,谁要不跳,就是对毛泽东不忠,即为反革命。于是,我们在晚饭前后又增加了一项学跳忠字舞的政治任务。晚上是政治学习,睡觉前举行与“早请示”一样的仪式,只是名称改为“晚汇报”而已。 11月中,连部组织我们去柳洲参观“阶级斗争展览”。到柳洲刚出(火车)站,一下子懵了,竟以为是时光倒流,回到抗战时期:满目一片废墟,沿马路向市中心走,看到的房屋全是东倒西歪,断壁残垣,满目沧夷。马路显然经过清理,可以走人,但没见一辆汽车通过。我们在鱼峰山附近的一个单位住下(自带被包,打地铺),可能是由于有鱼峰山的阻挡,这里还完好无损。 看了两天展览,其实就是广西两派之间的斗争,而把这一切都归于“阶级斗争”,这一切都是阶级敌人破坏之结果。试问:这一切不正是那位称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并挑起广西武斗乃至全国武斗的始作俑者造成的吗? 由于第三天下午要回农场,上午便自由活动,我去了趟柳洲北(柳江把柳洲分成南、北两岸),看到柳洲北的沿江一带也和柳洲南的沿江一带一样被打得断壁残垣,满目沧夷。一派战后的凄凉景象。 回到农场后,又过着“早请示-吃饭-劳动-吃饭-劳动-吃饭-跳忠字舞-开会-晚汇报”的生活。 4月份的某晚,通知收听中央重要广播,由广播知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新的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总纲。听完广播即在农场内游行,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会议代表大会的召开,庆祝林副统帅法定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我边喊口号边想:中国无望矣! 在农场的这段日子里,认识了分配到罗城的桂林医学院66届毕业生小钟,即后来的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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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地区革委领导们认为:“这些大学生过得太舒服了,不利于思想改造。”于是,要我们各回原县,到农村插队劳动,和农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回到罗城,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则集中到龙岸公社参加血防站的灭螺工作,其他人安排到天河公社古毛大队插队劳动。 我分到上甲生产队。这儿农民生活十分艰苦,一大早,主妇起来煮一大锅稀得捞不起几粒米的稀饭,这锅稀饭要吃一天零两餐。到第二天,稀饭已馊,没法,即便馊得发酸,也得吃。农民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况且,不吃就得挨饿。第二天的晚餐才能吃餐干饭。在一只瓦砵里放2只生辣椒,一小块生姜,放盐,一起捣碎,便是菜。劳动十分繁重,要挑水稻秧苗、用镰刀收割水稻、脚踩人力打谷机脱粒、将谷粒挑回生产队…这时人已是昏昏沉沉,脚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整个人都不受自己支配了。即便如此,收工回来还要给住户挑水。有一次,正在田里劳动时,见一个孤寡老头突然昏倒,旁边没其他人,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背回他家。他家很穷,是一座很小的竹楼,楼下一间房,是牛栏,养了一头生产队的牛,楼上只一间房,他住。房里除了一床破棉被和几件旧衣之外,什么都没有。 插队半年,将近春节,因为我表现较好,故我第一批回单位。回到罗城,才知到县农业局已撤消,所有人员都分到公社农技站。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有机会离开机关,忧的是要我去农技站。于是,我立即找县革委组织部,真是时来运转,组织部长换了个北京下放来的安大姐,我把我的情况跟她讲了,并提出想去县农机厂工作的要求。她听后说:你本来就应该去农机厂工作的。马上给我开了张去农机厂工作的调令。我请了半个月假回家结婚,她也二话没说就批准了。第二天,在罗城县财政局工作的小段在他们单位借了间会议室,在县城工作的所有洛东战友为我和妻子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次日,便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在桂林住了一个星期便回长沙,因时逢中苏关系紧张。从9月开始,全国各地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我父母只好从市内疏散到长沙县朗黎公社,因我六姐在朗黎农技站工作,便在农民家租了一间房给两位老人作为临时住所。住房条件很差,靠北的墙只有一人多高,上面是空的,睡到半夜竟冻醒了,睁眼一看,才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雪,北风呼啸着夹着雪花正从墙上方的缺口往里灌,被子上已铺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就这样,迎来了1970年春节。 没有自来水,饮、用水都是取自门前的一口水塘。水塘靠住房的这一边是饮水区,煮饭、烧开水都是从这儿取水。与之相对的另一边则是用水区,洗菜、洗物乃至洗粪桶都从那边取水。我暗暗下决心,回罗城即想办法找房子,尽快将父母接到身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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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住了一个星期即回罗城农机厂报到,发现比我上次来看到的有很大变化:新增加了两台C620车床和一台卧式铣床。康主任见我报到很高兴,安排我到技术组上班,并分给我一间单人房,房间很小,只够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 上班的第一天我和工人们一起拆修机床,这样一方面增加自己的实践知识,还可以缩短和工人之间的距离。有一次我看见翻砂车间外有一个我插队时看到的农民给稻谷脱壳用的“碓”,一个工人正在踩碓,还有几个工人在用榔头将一些花岗石和耐火泥块敲碎,我好奇地上去问他们在干啥,他们告诉我,过两天要开炉浇铸,现在作准备工作。 我走进翻砂车间,没看到碾砂机,这才明白翻砂车间外为何有碓的原因。第二天,我开始设计碾砂机。由于我不是铸造专业,对碾砂机也不熟悉,只是在大学二年级在学校作工艺实习时见过。我根据碾砂机的工作原理将其设计出来,把图纸送给康主任审查,并问他,厂里没法加工齿轮,怎么办?他告诉我,厂里原来有辆解放前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美式吉普车,车坏了,但其后桥还在,建议我拆里面的齿轮来用。我费大工夫把它从废铁堆里翻了出来,拆出齿轮一看,齿面还很好,基本上没有磨损,也没锈蚀。只是其孔是花键孔,须配花键轴。没有拉床,也没有花键铣刀,只好用渐开线齿轮铣刀来加工花键轴。这样加工出来的花键轴,经过钳工师傅的精心刮研,终于可以带动齿轮运转了…。当碾砂机在翻砂车间试车成功时,我心里乐滋滋的,这毕竟是我的第一件作品!翻砂车间工人更高兴,因为碾砂机为他们减轻了劳动强度,节省了很多劳力,还提高了铸件质量。一周后,我发现那尊“碓”,已经不见了。 1995年国庆放假,我和夫人带大学刚毕业的儿子回罗城故地重游,刚下长途车,一位开三轮车拉客的中年妇女就来到我们面前,亲切地叫了声“钟医生”,仔细打量才认出,她是当时夫人培训的一个赤脚医生.她开车送我们去到农机厂,见到了小陈 -- 以前农机厂的工人,曾经帮我一起安装过机器。他那时已经是农机厂的厂长了,他见到我们,非常惊喜,带着我们在各个车间都看了看,特别指着那台碾砂机,告诉我,他们一直都在用。 言归正传,当时,按照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天津一批医务人员及其家属下放到广西落后山区安家落户。我们厂来了一位热处理工程师—吕工程师,一位钳工师傅老张,一位铣工师傅老孟,还有一位采购员老李。 由于农业局撤消,原属于农业局的那幢小白院便成了空房,康主任把它借了下来,安排我和那几位天津下放人员住。 我分到一间房(约15平方米)。五月份我将父母都接来了。康主任见我父母都来了,便又安排了我对面那间房给我父母住。小白院,是一个独立的平房小院,因其四周外墙用石灰水刷白,故称小白院。打开小白院的后门,就有一汪清清的山泉水。康主任还安排工人在小院内搭建了一个洗澡间。我们大家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融洽。 康主任对工人及对我们这些外来技术人员都很好,从不因为我们是“臭老九”(当时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而岐视我们。1949年前,他就参加了解放军桂北游击队,是位老革命了。但他从不摆架子,总是一身工作服,成天在车间和工人一起处理问题。文革中他暗中保护了很多挨斗的职工,在1968年7,8月份,罗城掀起杀人高潮时,农机厂没死一个人。他心中装着工厂,装着职工,因此,他深得全厂职工的敬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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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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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大女儿出世了,因为妻子在远离县城的乔善卫生院工作,病人多,还经常要到很偏远的乡下出诊,所以妻子只好把我妈接去乔善。孩子吵,老要抱,要背,而我母亲已年近70,又患有严重的痔疮和心脏病,过了近3个月,我和妻子商量,我把妈接回县城。妻子请个小保姆背女儿。没办法,我只好写报告,请求将妻子调县城医院上班,若不行,则调我到离乔善最近的天河公社农具厂上班。 要从公社调到县城,在当时是很难的,好比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此,我抱着必去天河的心情去找组织部,没想到安大姐很亲切地对我说:“你去天河干啥?那个厂只是个手工作坊,还是把小钟调上来吧!”。我听了很高兴,更为遇到这样一位好人高兴。不到两个星期,妻子就接到调令,调到县城所在的镇——东门镇卫生院任门诊医师。 一年后,县农业局恢复建制,我们暂时栖身的小白院被农业局收回,我们家便搬到东门镇卫生院的两间危房内,我下班回家,第一任务是到街上的水井挑水,到夏天,水井就干枯,只好到离家更远的县农机厂旁边的泉水池去挑。 1971年大概是五月份,县革委领导要我们厂为罗城糖厂生产一台日产50吨的甘蔗压榨机,我去自治区轻工业研究所买回一套图纸交给康主任,他看了图纸后问我:“我们厂做得出来吗?”我说:“轧辊是铸钢的,我们厂无法铸钢,除非外协。”“那用铸铁呢?”他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我。“铸铁脆,强度差,将导至崩刃。”我解释给他听。他听后说:“有道理,但外协是不可能的,因为县革委不给钱,只给榨机所需钢材的指标,糖厂更没钱。” 这时一位68年由技校毕业的钳工小温,自认有能力主持这项工作,便自告奋勇地跑到县革委工交办毛遂自荐,于是工交办撇开厂领导,直接指挥压榨机的生产,任命小温主持该项工作,而机加工技术问题则交我负责解决。小温突然一改常态,连走路都鼻孔朝天,对周围的人不屑一顾,仿佛我们都成了反革命一般。 轧辊又大又长,我厂车床无法加工。我和车间主任及工人们商量后,对车床进行了改造,终于将轧辊加工出来。八月份底将整台压榨机运至糖厂,我和十多名工人也随机前往,进行安装。罗城糖厂,在罗城县长安公社牛鼻大队,一条清澈见底的长安河从糖厂门前流过,环境十分幽静。 11月份的一天,我们正在紧张地工作着,突然通知我们马上放下手中工作,跑步到公社听传达中央文件。文件开门见山地指出:“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 接着还传达了几个附件,是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通信。从这些通信来看,毛泽东和江青早在1966年前后就“洞察一切”地看出林彪是个野心家、阴谋家。我当时心生疑虑地想:既然如此,为何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会议代表大会上,也正是这个毛泽东“洞察一切”地把林彪钦定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并写入党章总纲呢?也正是这个江青从“文革”开始一直到林彪事件暴露,总是和林彪互相吹捧呢?林彪称江青“是我们党内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 江青得到林彪这样的评价非常高兴,她激动地说:“这是春风呀!” 1966年江青受林彪委托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后,形成了有名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对叶群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 当时这些疑虑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决不敢有半点流露。 压榨机终于安装完毕,一合电闸,空车运转成功,大家都很高兴,我更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的任务已完成。小温面露喜色,抱起甘蔗往压榨机传动带上放,将它薄薄地铺放在传动带上,甘蔗被轧扁,撕碎,蔗汁流了出来,正当大家兴高采烈时,突然发出一阵卡卡卡的响声,赶快停车察看,只见轧辊上的轧齿全部崩断,我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事情无法补救,我们只好打道回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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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4 | |
佛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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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这些事竟然会发生在文革!集体的疯狂!如果真有万能的“上帝”,“上帝”根本不能允许如此残暴丧尽天良的事发生! 相信“原罪”,某些丑恶本性是固化在某些人的基因里的,一旦邪恶的土壤形成,这些丑陋必然上演。即使不在文革,即使在21世纪一个民主发达的国家: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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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is more. Good is m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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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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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疯狂和个人的疯狂差别很大,这点要分清. 集体是公开疯狂, 如若无人.而且觉得很高尚.可以不承担责任和后果.若是政府默许的疯狂, 则更是可怕.谁也耐何不得. 个人是暗地里疯狂, 自己也知道是在犯罪.会被判刑. 这篇文章的最后分析很有份量---其中专门提到集体暴力的问题. 很值得考虑. "由于暴力合法化;由于暴力沒有了底線;由于暴力权力交给予民众;也由于農村和邊遠地區的文化相對落后;某些區域便產生了比紅衛兵更殘酷的杀戮。中國民性中一向蘊有深厚的原始暴力﹐而農村甚于城市﹔邊遠地區甚于中心地區。其在平時處于休止狀態﹐而一旦社會混乱便爆發出來。中國有殘酷殺戮的傳統﹐其在歷史上週期性發生﹐“千刀萬剮”“食肉寢皮”不為空言。中國歷史文獻中﹐對農民造反和官府鎮壓之殘暴殺戮有豐富的記載。近有土改﹑農運、4.12、马日事变,遠有太平天國、張獻忠﹑漢末。文革再次啟動了中国的原始暴力,其體現于農民的盲目屠殺﹐也體現于邊遠地區民眾造反和權力的残酷鎮壓。吴若愚记叙:广西“全区的杀人凶手,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史无前例”倒未必,但腥风血雨,残忍万状则属实。郑义先生的《红色纪念碑》见证了文革将人性带入残暴野蛮的极致。 这里我特别要指出,文革启动了中国的原始暴力,但是中国暴力之野蛮之残暴并不是毛和文革的特殊创造,只发生于文革,其于中国有渊久的传统,是中国民族性的一部分,无论是民众造反或官府镇压,其都同样残酷。经济上过分的贫穷艰困;统治者过分的压迫掠夺;封闭,教育文化不足;权力过于集中,以至争夺残酷;加之家族血缘崇拜(灭族即产生于此),此数重原因是中国残酷杀戮的根源。再有人性本身包含暴力黑暗,人类各文明都有其残酷杀戮的历史,残酷的方式不一,对内对外不一,在各个时期表现的程度不一。暴力是人的本质。文明教化可以使之修眠,却不能使之消除,其会以种种方式、理由突然地爆发和兴起。在我们批判毛、文革的同时,也应该有对民族暴力历史和民性、人性的反省和思考,保持对集体暴力的警戒。毛和文革即是其于特别历史情况下的特别呈现。毛的罪责是启用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野蛮的暴力,给其以合法之权力。"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ct=clnk&gl=ca 此帖于 Aug 25th, 2010 13:53 被 宋祖德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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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8 |
维稳办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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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补充, 里面几次提到罗城: 吴若愚:中共机密文件记录的文革广西大屠杀 作者:吴若愚 ( 广西 ) 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est&MsgID=2749 "三月上旬,宜山县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联指”联合罗城、都安等县“联指”数千人围攻“造反大军”据点。8日“造反大军”的群众近万人,从城里走出时,在东片、西片被杀害多人。 " "六月至八月河池地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成高潮,各县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关押、毒打、揪斗,杀害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地区十个县共斗、打、逼死786 4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5个县害死千人以上。凤山县打死1300人,为区、地之冠,被关押毒打数万人。 " "河池地区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调动9个县(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三个兵工厂(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人武部,民兵,“联指”武装人员会同6911部队共3000多人,围剿凤山县“4·22”一役毙杀1016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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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之夜 (Aug 25th,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