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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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光堂会议
重光堂坐落在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区一所公园附近，是一幢西式的大建筑物。中国事变的头几个月里，这所建筑物在巷战中打得弹痕累累，一直无人居住。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才急急忙忙地进行了修缮，并从附近的饭店里租来了足够七八个人用的家俱和摆设。十一月十二日最后布置完毕，工人和车夫都撤离之后，一个身着便服的帝国陆军军官开始接待“客人”。这位主人就是今井武夫中佐*，“渡边工作”†的负责人。
* 今井武夫（1900—），1931年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 那课”任职，专门研究中国问题；1935 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辅佐官，驻于北平；1937 年—1939 年，陆军参谋本部“支 那班”班长，“支 那课”课长；1939 年，任中国派遣军参谋（二课课长）；1942年，任大东亚省调查宫；曾屡次参与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1944 年9 月，任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译者注
† 渡边是一个很常见的日本姓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用来作为高宗武的代号。“渡边工作”是一项最终导致汪精卫背叛重庆的全部活动的综合性计划。

今井接待的头一个客人叫梅思平，是刚从KMT政府的新都——重庆来的。在重庆时他与“低调俱乐部”和汪精卫都有联系。没有等其他客人到齐，这两个人就立即着手干他们本来要一起干的工作：商定汪精卫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安排汪如何逃离重庆的详细办法。重光堂会议开了八天，于十一月二十日结束并签署了《协议纪要》，记载了日本陆军同汪精卫集团的初步谅解。1

日本人对梅思平并不熟悉。他在汪精卫和平运动参加者中是少数几个没有到过日本的、而且也不会讲日语的。他很不熟习日本的礼节，不脱鞋就走进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2这一点的确使今井感到很吃惊。梅思平和高宗武、周佛海都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人们认为他是KMTCC派大头目之一陈立夫的党羽。因此，同高宗武、周佛海一样，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并不是很深的。犬养认为，梅思平是个“进步分子”。他主要靠在南京附近当一个成功的实验县县长而出名的，据说这个实验县是蒋介石很关心的样板。今井称赞梅是一个不贪污，不利用县长职位去中饱私囊的模范官吏。一九三八年初，梅辞去县官后，陶希圣派他前往香港去充当“艺文研究会”办事处的负责人。从那以后，他一直与日本和平运动的成员保持着联系。

中国方面出席“重光堂会议”的，除梅思平外，还有高宗武和主要是担任翻译的周隆庠。今井的助手是由南满铁路公司来的伊藤芳男。在最后的细节都已谈妥时，影佐祯昭同犬养健从东京乘飞机赶到上海，主要是让影佐能参加部分最后阶段的商谈以及在《协议纪要》上签字。在重光堂会议上进行谈判的有五个主要问题。根据会议的正式记录，三个参加者（今井、影佐和犬养）的回忆录和今井关于渡边工作的正式报告，使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双方所持的态度和写进了十一月二十日签署的《协议纪要》**成的最后妥协。3下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双方对每个问题的态度。

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满洲国的问题。它是历史记录不完全一致的唯一问题。今井十一月十五日的报告列举了双方开始时的观点，说明中国人是准备承认那个地区的自治的。这个报告如实地用材料说明了中国人在不少其他问题的保留意见，但却断然说中国方面表示“不反对”就等于给予了。4然而，据犬养回忆他在同影佐的谈话中，他们都一致认为承认一事是一个主要障碍。他也回忆了在会议结束时同高宗武的谈话，发现高宗武“非常关心在［即将发表的］近卫宣言中将如何处理承认满洲国这一问题”。高宗武认为，这一点如果处理不当，中国人民将会反对它，同时“汪精卫也会立即被迫逃亡到河内或法国去”。5对于今井和犬养记录不一致的解释只能是；会议没有那样认真地讨论过承认或不承认的问题，而仅仅讨论了日本将以什么方式宣布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无论如何，在十一月二十日签
署的最后文件中，中国方面毫无异议地同意了承认满洲国。但是日本人没有能够说服中国人接受中国和满洲国同时相互承认的条款。正是由于中国人反对这个建议，今井才让步，所以没有满洲国的代表出席。6

会议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关于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中国代表根本不考虑任何一种形式的赔款。今井十一月十五日的报告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赔款的字样，这说明双方在最初的提案中都没有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十一月二十日签署最后的会议文件时，中国人准备接受日本提出“赔偿在华日侨因中国事变所受的损失”这一要求。日本对这一让步的交换条件是：同意不索取战争赔款。7犬养和影佐对于日本居然要求赔款都感到担心。在影佐看来，日本大藏省坚持提这种要求，违背了“和平运动在刚开始时就宣布了的”原则。8

关于在经济方面日本在中国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是在这个会议上进行了讨价还价的另一重要问题。梅思平、周佛海和汪精卫早在重庆时就已商讨了这一问题，所以梅思平这时准备宣布“中国对于中国和日本共同在华北进行经济开发全无异议”。9中国人的交换条件是希望日本答应“在华北不进行工业垄断”。梅思平也迫切希望双方都把华北看作是包括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和山东五省在内的地区，这就是说，让中国重新获得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全部土地，而在一九三七年，这两省的重要地区已划归内蒙古的德王所管辖。但是，在最后的协议中，既没有明确指出华北所包括的地区，也没有具体提到日本答应不在华北搞“工业垄断”。《协议纪要》

第四款只规定了“承认日本在实现经济合作中的优先权，并为日本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提供特殊的便利条件”。10中国方面在有关两国间经济关系的问题上赢得了几个重要的让步。《协议纪要》的一个解释性附件声明，第四款中所指的优先权仅仅意味着日本将享有最惠国待遇，别无其它含义。今井在十一月十五日的报告中说：“中国方面一直坚持希望在第四款中取消‘优先权’一词，因为在中国国内人们会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在国外则会助长其它强国要求给予同等待遇的压力。”

这些让步说明了今井和影佐的态度，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代表的希望。看来今并由于接受了附件对优先权所下的限制性的、无害的定义，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同意了中国方面的论点。今井通知参谋本部，在第四款的定稿上，他已达成写上“特殊便利”的协议，而没有坚持用“特权”一词，因为那几乎肯定会在中国引起“不良反应”。他还进一步听从中国代表的意见，放弃了日本关于建立“中日联合经济委员会”的要求。他说，中国方面害怕成立这样一个全面负责有关经济发展政策的机构将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下属类似机构的工作情况看来，中国方面这种害怕的心情是完全有根据的。由于今井愿意在这点上有所让步，最后的协议仅规定了“联合协商”等字眼。11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治外法权问题。梅思平在重庆同汪精卫集团商谈的结果是，中国代表准备同意日侨有权在中国内地居住经商。他们希望日本能够放弃治外法权和在中国的租界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代表同意废除治外法权，但是认为租界问题则需要一段“准备”时间。今井说，只要西方列强仍然在上海、天津等地继续保有租界，日本肯定不会放弃她重要的租界。最后，虽然梅思平赢得了取消治外法权的谈判，但是，对于写上日本只是答应考虑把租界退还中国这一条，他也不得不表示接受。12

重光堂会议上更为棘手的争论集中在日本军事占领的问题上。日本方面表示愿意结束对中国的占领，但是其条件之多足以引起中国人的疑虑，拟议中的汪精卫政权在实际上将受日本军方所支配。此外，汪精卫集团感到，要使中国人民相信这个政权是在为他们最大利益而奋斗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证明它一直是在努力促使日本军队撤离中国的。为此目的它要求日本撤出除内蒙古以外的全部军队。留在内蒙古的日军仍可作为占领区的警备部队，但是他们要作为（至少在表面上作为）联合反共的防御力量的一部分。汪精卫集团深信日本一定要坚持继续驻军内蒙古，因此他们迫切希望签订一项规定日本警备部队的人数、作用、地区和驻军期限的条约。同时，他们还建议把中日联合防御力量的协定纳入反共防御条约之中，就象德国和日本签订的反对共产国际的条约那样，“以消除中国人民方面可能有的任何疑虑”。*中国代表要求，除了内蒙古以外的其他地区，日本“在和平条约订立以后立即撤出军队”，并且还要求日本明确规定撤军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13
* 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289 页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反对共产国际的条约表面上只规定在日德之间交换国际共产主义活动的情报，但秘密条款则规定，一旦缔约一方遭到了苏联的侵略，缔约他方不得采取对侵略者有利的行动。


日本方面强调要在内蒙古搞一个“特殊反共地带”。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日本愿意讨论限制她在内蒙古驻军的权力问题。日本设想的反共条约将是一项比她同德国签订的“反对共产国际”条约更为全面、更为积极的反苏条约。日本只同意，她在内蒙古特殊反共地带驻军的时间不会比“中日反共条约”的有效期限更长，这就是日本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情绪所愿作出的唯一让步。从日本方面在重光堂会议最初的态度来看，这是一个小小的让步，因为日本曾要求在“一定的”时期内驻军内蒙古，但没有确切具体的期限。

《协议纪要》的两个附件成了核心事项。十一月二十日签订的一个秘密附件，规定了拟议中的反共条约的细节。这个秘密附件特别划定了双方在中国边境的军事范围：中国在新疆地区驻军，日本在内蒙古驻军。一旦同苏联发生了战争，这些军队要联合作战。第二个是解释协议的附件，规定日本在平津走廊驻军，“以便保护交通线”，与驻在内地的反共警备部队联系。14

对中国谈判代表来讲，比日本对内蒙古的要求麻烦得多的是，日本坚持要在中国其他地区延长撤军期限。中国方面最初要求，一俟达成和平协定，日本军队就立即从中国撤走；但不行，只得退让为“几个月内全部撤完”。日本人所持的立场是，撤军不能在中国“恢复和平”之前进行，而且谁也不能说汪精卫政权将会得到承认，因此根本不可能定出一个准确的撤军时间。最后，日本方面终于同意撤军将“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并在‘恢复和平和公共秩序’之后的两年内全部撤退完毕。”15梅思平和高宗武认为，规定两年内撤完日本军队这一条是外交上的一个重要胜利，因为日本过去一直坚持拒绝规定撤军的时间。后来，日本政府以不承认这个两年撤军的条款为理由，否定了谈判代表的协议，中国方面认为这是日本方面最不讲信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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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堂会议的代表们除了讨论、制订具体的和平条件以外，还就汪精卫政权本身的问题做出了几点重要决定。特别是解决了将如何处理汪精卫逃离重庆的问题，汪精卫逃离重庆后将在和平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他希望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些什么援助等问题。研究一下这些讨论就可以使人们对汪精卫的意图得出以下两点深刻的印象。

第一，会议记录毫不含糊地表明，中国方面的建议是根据汪精卫逃离重庆及其后“建立一个新政府”和“组织一支新军队”的假设而提出来的。16被今井生动的回忆所证实的书面记录，17显然同后来汪精卫和近卫的说法大有出入。据他们的说法，汪精卫逃离重庆时，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由汪来领导的政府，而只是期待汪将领导一个同日本实现和平的运动。在我看来，这个出入只能有两种解释：不是汪精卫和近卫在他们后来的说法中没有讲真话，就是那时他们都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他们的谈判代表，不知道重光堂会议上达成了协议这回事。我们以后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第二，中国方面希望新政府将建立在“来被日军占领的领土”内。汪精卫集团具体建议新政府要在没有被占领的云南和四川等省开始其统治，等到日本军队撤离时，它的权力将扩规展到广西和广东两省。18汪精卫希望获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以逃避被戴上“傀儡”和“卖 国贼”等帽子的打算，最后之所以会失败，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但是，放弃原来要在没有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地区建立一个新政府的计划，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在重光堂会议所有的讨论中以及汪精卫和他的同僚们在第二年的私下谈话中，都可以发现汪精卫始终在考虑有必要避免那些与临时、维新两政府有联系的傀儡们的命运。汪精卫和他的党羽们，甚至包括他的日本支持者，都决心不让汪当第二个梁鸿志或王克敏。就汪精卫的日本支持者来讲，他们之所以有决心，至少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私下对汪精卫作出了许多承诺，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汪精卫一个人才能够为当时未经考验过的“东亚新秩序”增添活力。

然而，汪精卫的日本支持者也知道，汪能否使他们将来的计划有所进展，就得看汪是否能够证明“新秩序”是一个由平等成员组成的联盟，而不是一个掩盖日本的帝国主义目的的）假面具。要是汪精卫可以在被日本占领区之外进行统治，那么就最能说明他是不受日本控制的。当今井后来发现汪精卫竟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权时，他是十分惊讶的。今并曾以谨慎的态度对梅思平、周佛海表达了他的忧虑，他担心汪精卫会步梁鸿志和王克敏的后尘。19

我们要回过头来谈谈为什么汪精卫最后决定要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地区建立政权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探讨一下重光堂会议的设想。会议的记录和我同今井的谈话都很清楚地说明，谈判者们对于汪精卫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这一点是非常乐观的。一九三八年末或一九三九年初，日本方面透露了一个人们看了之后会有深刻印象的中国领导人的名单，人们认为名单中的这些领导人可能就是汪精卫的可靠伙伴。作出这项推测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有些象经济学家顾孟余这一类的人是汪精卫改组派的成员。其他知名的人如甘乃光、彭学沛、王世杰、张道藩等虽说与汪精卫的正式联系不多，但他们与汪的关系仍然密切得“可以被认为是汪的追随者”。20日本人假定（结果却是错误的）汪精卫的最大部分支持者将会来自蒋介石的许多政敌方面。他们对CC 派的头子陈果夫、陈立夫二人或其中之一会逃离重庆参加汪精卫的队伍抱有相当大的希望。三位一体的四川军阀一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一贯反对蒋介石的立场也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他们在可能支持汪精卫的人名名单中是名列前茅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云南的龙云将军、广东的张发奎将军及陈济棠将军、桂系的头目白崇禧等等，也被着重说成是有希望（甚至很可能）成为汪精卫的支持者。甚至传闻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愿意加入汪派。21

可以肯定地说，并不是所有那些人都会倒向汪精卫一边。但是正如会议文件中所明确指出的，如果汪精卫准备在未被日军占领的西南诸省地区建立一个能存在下去的政府，某些关键人物、包括指挥大量军队的龙云和张发奎的支持是很重要的。要是没有那样一个军事基础，新政权既不可能抵挡蒋介石肯定要派来进攻的军队，也无法证明它是个不依赖日本的政府。然而这些决定性的支持，最后都没有落实。*
* 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下列名单上所列的人谁也没有去投靠汪精卫。从一九二七年起批追随汪精卫的甘乃光，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二年一直担任KMT中央党部的副秘书长。彭学沛是中国抗空公司的董事长。王世杰是政学系的成员、宣传部部长，常与蒋介石的意见相左。张道藩，知名的文化人，是KMT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人也曾经提到过可能支持汪精卫的人包括：内政部长何键，交通部长张嘉璈，四川大学校长、知名的教育家程天放。有趣的是，虽然在精卫没有得到这些潜在的反叛人物的支持，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后来对蒋介石的领导完全不抱幻想，于一九四九年投靠了GCD，其中留在大陆的两个人是邓锡候和刘文辉。一九五九年刘文辉担任了人民政府的林业部长。

在重光堂会议上，汪精卫的代表们不光是推测某些重要的中国将领会来支持，他们做了更多的事情。他们要求日本军方尽一切办法减轻对那些有希望来参加汪精卫运动的军队的压力。十一月十五日他们明确地提出，要日本人从山西到广西这一整条很长的战线对中央政府发动战役，并从贵州省开始打击KMT军队。但那些中国人说，必须注意不要把在贵州的“中央军”赶到效忠汪精卫的部队所辖的地区去，以免他们侵扰这些部队。22会议后的几个月里，虽然汪精卫集团多次要求日军进行一系列“牵制性的攻击”以便“截击”和“孤立”蒋介石的部队，但是帝国陆军却毫无反应。今井回忆说：“我认为进行牵制性的攻击是一个好主意。为此我曾向东京当局商讨过，但是他们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汪精卫逃离重庆这一件事——但这事对许多人来说甚至算不上次要事项。不管怎样，等到汪精卫确实逃离重庆后，他们马上对发动牵制性攻击失去兴趣了，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23当日本战略实力很紧张的时候，中国方面要求军事援助是得不到帝国陆军的支持的，因为帝国陆军对于为了保卫合作的尝试而消耗日本的资源和人力是不感兴趣的，何况看来合作的本身又得不到多少有意义的支持。

但是，汪精卫的支持者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互为因果关系的问题的。他们认为，帝国陆军的牵制性攻击是引起各地起来响应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些驻守边远省份的军阀，类似龙云将军那样的人物中，反蒋的情绪是很厉害的，需要加以争取。据说，龙云与蒋介石的关系紧张到甚至他拒绝去重庆，除非蒋的夫人来昆明（云南省省会）作为人质，他才动身。24不论龙云多么急于同重庆破裂，但是他深知自己处境危险，因为蒋介石的中央军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为了“监视”象龙云这一类潜在的反叛分子的军队的。高宗武和梅思平争辩说，蒋介石的军队就驻在龙云总部的家门口，准备一旦发现龙云不忠就向他猛扑过去。因此，只有中央军调离防区时，龙云才会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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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对重光堂协议的看法
当两方代表在重光堂会议上摆明了他们各自的观点以后，今井于十一月十五日飞回东京同他的上级会商。为此召开了一个会议。陆军大臣板垣、参谋次长多田等十多个高级军官到会听他的汇报。会议从四时开到六时，会后，局长以上的高级军官离开了会场，留下低一级的课、班长来讨论上海所发生的情况，今井不得不反复保证他并没有被中国人欺骗，最后才消除了到会军官们的猜疑。可能也就只有那天是没有猜疑的。从第二年起，事实上大多数日本人就不相信汪精卫及其同党的动机了，对于汪精卫不断表白他所要求的一切就是为了和平这一点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日本人几乎普遍认为，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是一个企图松懈要粉碎中国全面抗战的帝国陆军决心的诡计。25

在讨论了与汪精卫和他的同伙共事的利弊和要对那些可能是很广泛的计划承担责任所冒的风险后，这个课、班长会议显然得不出一个最后结论来。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今井在上海进行的谈判承担责任，甚至连支持象汪精卫和平运动那样一个没有把握的行动也不肯表态。这时，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提议，大家不要去管个人的责任，只要共同负责同意接受上海的协议就行了。其他军官一致同意，会议于下午九点结束。今井带着参谋本部同僚对他的支持，回到上海，继续完成重光堂的谈判工作。

对于这样一件严肃和重大的事情，由非正式的、低级的会议作出决定是“下克上”的一个明显的事例，而“下克上”是日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队系统的特点。“下克上”是指低级军官控制了高级军官。有时有人比较狭义地把“下克上”说成是不听命令而已，但这种说法在这里并不适用。以上述的事件为例子，“下克上”并不是用暗中搞阴谋的形式实现的，而是在陆军省里进行的，甚至还可以说是遵照陆军大臣自己的命令执行的，因为陆军大臣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决定让他们的部下来全权处理问题。就是在首相府也这么做过，影佐和今井拿着《协议纪要》去见近卫以听取他的反应。近卫“热情地”听了《协议纪要》，既没有肯定表示赞同上海协议，也没有表示反对。26他听到了报告，这就行了。

没有高级官员负责的决定，对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带来了严重后果，因为汪精卫和他的同事们把在重光堂会议上所立下的保证当作日本政府的旨意，把日方代表当作是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会议结束还不到几个星期，东京当局就开始否认今井和影佐于十一月二十日签署的协议。27这个协议从国际法讲是无效的，因为在重光堂会议上确实没有互相认可的使节出席，然而并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日本的背信行为可以不受谴责。当然，日本方面撕毁重光堂协议无论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或东亚新秩序来说都不是好兆头。

据今井谈，“高级官员不负责任”使得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进行得十分不稳定，而且在参加这项和平运动的中日双方看来，这也使日本的诚实大受玷污。在我访问今井时，他认为这很容易就可以解释清楚：

在和平运动中差不多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我个人的意图做的，并非根据官方旨意做的。如果做对了，还好。要是做得不对……（他说到这里，用日本习惯的手势，把一个手指横着往脖子上一抹，表示会遭到从降级到砍头的厄运，来说明他要说的话）。那些被派去干敏感的情报工作或政治任务的低级军官通常都是这样办事的：去探索各种可能性，制订详细计划，然后就靠自己的运气了。只有当工作已经安排得很好了，井且看来前景很不错时，才把高级军官拉到前台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叫作“下克上”，但是，问题的实质是首脑们缺乏责任感。

这就是一个拥有无可争辩的资格的人士的解释。帝国陆军的军官在中国大陆上安排和执行秘密行动与谋略时，是没有几个人比他更加有经验的。正象今并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任何把“高级”军官说成是“低级”军官搞“下克上”阴谋的牺牲品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事实是高级军官——一陆军中局长一级以上的军官乃至近卫内阁一级的官员—一都完全不愿意别人把爆炸性政治计划的最初阶段的情况告诉自己，生怕该计划会失败。等到某个计划开始露出有成功迹象时，再去承认它并把功劳归给自己，也是为时未晚的。

至于他这个低级军官，凭他所掌握的丰富的地方背景知识、广泛的工作联系、充裕的活动资金和根据多年来艰苦的情报活动所积累的大量有关中国人物的档案，他是能够在他胆识所容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他的作用的。他的行动必须绝对保密，因为任何泄密的行动都会暴露他的中国共谋者，并使他们遭受报复。但是需要保密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一个谋略家必须回避陆军中那些搞其他阴谋活动或反阴谋活动的同事们的耳目。今井告诉我，过早地暴露密谋，对密谋的执行者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当这个密谋遭到失败或是同另一个有高级官员支持的密谋抵触时，那就更加危险。（当我们谈到这里时，今并同刚才一样用抹脖子的手势来表达轻举妄动的后果。）由于暴露就意味着谋略家的“完蛋”，因而具体参与某一秘密活动的人数总是保持在最低限度之内。一旦密谋失败，谁也不会知道。不过要是密谋有成功的迹象，就会准许更多的人参与机密，并把进展的点滴情况逐级上报领导，但至少在开始阶段总是以谨慎的和非正式的方式上报，以便使那些高级官员不承担正式责任。只有当某一计划得到高级官员们一定程度的支持时，才会将建议提交给高级文职官员，但也还得十分谨慎小心。例如，向近卫首相汇报时，最初总是很扼要的，并且是通过非正式的顾问们进行汇报的。如果他没有把这个计划的门关死，那么他同计划负责人的联系就会密切起来，越来越多的详尽情报就会通过象内阁书记官长这号人物的渠道送到他手里。在计划发展到关键阶段以前，却没有必要用官方的书面文件或通过正规的途径去报告近卫，因为没有必要让近卫为此事的进展承担直接的个人责任。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他承担过任何责任。这种政府不承担责任的体制就是造成通常指责近卫的“软弱外交”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一九三八年日本的“中国通”同时进行各种“工作计划”——其中有些是自相矛盾的——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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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协议纪要》是《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的简称。协议全文见今井武夫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293—298 页。
2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24—125 页。其他有关梅思平的情况是据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87 页、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9—10 页、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77—579 页以及访问陶希圣的谈话记录等写成的。
3 今井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先后从上海向东京陆军参谋本部发回五份关于“渡边工作”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全文收录在《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286—305 页。这些报告（除第二份外），也收录在《通往太平作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75—284页。这几份报告连同今井的评论（见《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78—95页）以及我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是我写本章的基本资料。
4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289 页。
5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93 页、96—97 页。
6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295—296 页。
7 同上书，第294 页。
8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95 页。
9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289 页。
10 同上书，第293—294页。
11 同上书，第294—296页。
12 同上书，第294 页。
13 同上书，第289 页。
14 同上书，第294—295页。
15 同上书，第296 页。
16 同上书，第83 页、288 页。
17 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
18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83 页、288 页。
19 同上书，第96 页。
20 同上书，第93 页。
21 同上书，第84 页、93 页、303 页；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集第1519-H号第9—10 页。另《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第201 页）报道说，陈立夫曾在河内加人汪的行列。
22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288 页。
23 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
24 见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316 页。
25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78 一79页。
26 访问今井的谈话记录。
27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00 页、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103 页、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5 页、和堀场一雄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317—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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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河内时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四月——
参加重光堂会议的代表们为汪精卫叛离重庆制订了一个时间表。它在纸面上相当简单。在重庆的汪和在东京的日本当局将研究会上签署的协议，然后在十二月三日前后把他们接受（或拒绝）协议条款的决定转告在上海和香港的代理人。如果双方都接受这个协议，汪就在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经昆明）首途香港。与此同时，近卫将发表一个“调整中日关系”的新政策的公开声明，声明将以概括的语言体现重光堂和平条款。接着汪亦将发表他的政见：国 民政府应该同意以近卫声明作为谈判基础。1

日汪双方都按计划签字接受了重光堂协议。了解一下日本人给汪的信件中所表达的确切内容是有用处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重光堂签订的协议与十天后在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上日方所议决的和平条款之间的差别很大；可惜没有适当的记录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研究的线索。总之，汪表示接受的决定通过在上海的今井秘密传达到了东京，近卫则按计划准备发表他的声明。他原定十二月十一日在大阪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宣布对华“新政策”。2

但是，十二月九日事情突然发生波折，当时近卫得到消息说，汪不能顺利地逃离重庆。那些过去对汪的意图早有怀疑的人，现在更觉得他们持不信任态度是有道理的。甚至连今井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象他的某些陆军同僚所说的那样中了圈套。他的确想过要剖腹自杀；因为要是他在重光堂果真受了骗，那末唯一合适的出路只有自杀。在这疑惧日增的气氛中，匆忙地召开了一次“五大臣会议”。有田外相主张不管汪的下落或计划如何，讲话照样发表；但近卫决定“即使这也许是中国人耍的一个花招，他对欺骗也有所准备；既然他已经按计划干到这种地步了，他宁愿干下去，推迟讲话，以符合中国人的愿望”。3也许由于看了今井的报告，近卫对于高宗武这个“政客”是不信任的；但又由于有梅思平参加，近卫对于汪的和平运动仍具有一定信心。4九日晚间，近卫告诉两个朋友，他不得不取消大阪之行，并且“从今天夜里开始，我就要害病了”。5

果真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近卫躲到他的获外庄别墅去住了几天，尽管他是以托病来逃避尴尬政治局势称著的，但这次却显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公众、甚至大部分阁员，对于国家政策马上就要改弦更张以及日本和汪的勾搭，均一无所知。*直到几周之后，日方才得悉汪的计划受阻的全部内幕情况。
* 美驻日大使格鲁从东京致电美国国务院称，他“相当肯定地认为”，近卫因为跟吴佩孚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已经取消了他的广播演说。参看格鲁致国务卿783 号电，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见美国国务院编的《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417 页）

重光堂会议后的几个星期里，汪于（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安排了一系列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梅思平、陶希圣、周佛海。陈公博也出席了会议。陈公博同周佛海一样，曾参加创建中国GCD，但很快就跟它分道扬镳了。关于他脱离中共的原因现在还有争论，但最普遍的说法是：他想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愿望同他作为一个革 命者的责任发生了冲突6。假如真是这样，他的愿望最后占了上风，因为他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研究生。陈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很快就加入了KMT内的汪精卫改组派。从此，他的生涯与汪的事业就紧密相连了起来。每当汪的福星高照，陈亦飞黄腾达。一九三六年，汪下野赴欧洲，陈也去欧洲，汪返陈亦返。汪召集这些会议时，陈在成都任KMT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总之，他是汪最信赖的顾问和挚友。

在汪的官评所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争论得很久的问题：对于预期的近卫声明，是应该留待蒋介石去答复，还是汪自己先下手。如果我们认为汪及其追随者对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事态发展的说法是可信的话，直到那时汪仍旧把有关和平运动的情况不断通知蒋，而且汪当时还再次要求蒋应答复日方。周佛海说，蒋为讨论这个问题召开过一次会议：“许多显要的文武官员”中只有少数人出席，其中包括极力主张继续抗战的CC 集团头子陈立夫。据周说，拥护这条强硬路线的人争辩说：一旦放弃抗战，中共、桂系、冯玉祥以及其它反KMT分子，就会利用反日的口号去取得民众的拥护来反对政府，结果必然导致内战重新爆发。在他们看来，要阻止这场他们似乎认定KMT准会失败的内战，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抗日。他们还进一步强调，KMT采取这种路线不会失掉什么：战争如以胜利告终，蒋会被捧为英雄；即使得不到胜利，“我们也会因为抵御了外侮而将名垂青史”。据周说，会上别无异议。蒋支持那些拥护继续抗战的人，决定拒绝近卫即将在外交上采取的步骤。7

假使以上情况属实，它意味着KMT已经察觉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无可奈何的境地。继续抗战，意味着保持统一战线并给中共提供一个庇护所，从而增加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获胜的机会，这正是汪、低调俱乐部以及蒋本人所最害怕的局面；但采取另一种办法，停止抗战，则甚至更糟，那正好让KMT的对头，特别是中共，得以恣意攻击它的怯懦与姑息。蒋显然看出继续抗战是两害中之较轻者，而汪则选择了求和的道路。汪对那些指责他给了中共以很大好处的人们答复如下：中共乃是不管KMT主战还是主和都要滋生事端的“天生挑拨者”。他在一九三九年写道，“与其象今天那样眼看着他们能借口爱国暗中玩弄阴谋，还不如让他们站出来，公开制造反对和平的麻烦。”8

在这种尴尬而且看起来又是绝望的局面中，难怪蒋、汪二人在上九三八年末都彼此表现得犹豫不决，都彼此在高宗武及其同伙的求和努力中采取谨慎小心而又不作出承诺的态度。KMT欣赏这种不进不退局面的事实，更增加了汪经常重复的一种说法的分量，即他的叛离井没有背弃蒋本人于一九三八年也一直在考虑的政策。汪于一九三九年夏访问日本后，在回到上海时对一群美国和欧洲的记者发表了谈话。他当时说，是蒋将高宗武调离外交部，并指定他安排对日和谈的。

说什么高宗武先生未经当局授权而自己搞活动，这纯属无稽之谈。在谈判进行中，曾有多次机会使双方观点十分接近，但双方总是因为涉及到蒋［是否下野］的问题而停滞不前，蒋也因为这个问题经常改变他关于和平问题的主意，我访问东京并非实行新的路线，这只是为了使高宗武先生开始的和谈免于破裂。9

汪宣称他一听说蒋决定拒绝近卫声明，马上就要求召开一次会议；他于十二月九日会见了刚从昆明巡视归来的蒋，仍旧希望蒋改变主意。10“我向蒋委员长表明了看法：当前中国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继续进行战争，而日本的问题则在于如何结束战争；若两国既承认各自的特殊困难，又能体谅对方的特殊困难，和平并非不可能。”11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大争论”，仍然没有把蒋说服，于是二人就分手了。据汪说，他直到此时才作出叛离重庆的最后决定。甚至到了那个时候，他至少也还作了一次设法改变蒋的主意的努力。最后，他于十二月十八日面告蒋，他打算去成都向某个集会发表演说。究竟这是一种用来作为打掩护的说法，还是仅仅用来说明蒋对汪叛离没有任何责任或牵连，我们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汪在几小时之后离开了重庆，没去成都而去了河内。

* 有些材料提到，汪说他想去成都，是因为他的同伙陈公博当时在那里担任KMT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日本驻沪总领事干十二月二十九日电告日本外务省；汪曾被邀请去成都四川大学发表演说。（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04 页）。蒋的顾问W•H•端纳在几个月之后写道，汪在十二月十八日告诉蒋，“他要去成都向一次集会发表演说。”（见端纳的《蒋介石总部通讯》，载纽约《亚细亚》第三十九期第195 页）龚德柏提供了最详尽的情况；他写道，汪在离开前不久，拜访了蒋的亲信张群并告诉张说，他将接受陈公博的再次邀请，去成都作一次演说；汪请张把他的旅行计划转告委员长，张应允照办。（见龚的《汪兆钧除敌叛国秘史》第87 页）

他在给蒋的一封短柬中解释说，他离开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执行他所一贯主张的政策，即“和谈与抗战并行”的政策。在展望和谈的前景时，他预言：“你的任务比较容易，我的任务可困难了。”12

[老酒]

汪通过他的一个手下人，交通部次长彭学沛预订了所需的——也是难于搞到手的——飞机票。飞机票上并不注明由谁去使用；这是中国战时的普通保安措施，同时这种做法也让彭得以坚持说他“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飞机票是由汪本人使用的。汪全家上下除一人之外，都决定随他一道去进行前途未卜的流亡旅行。十二月十八日清晨，由四辆汽车组成的一支车队，载着佣人和行李，开始去河内的长途旅程。上午九时，汪夫人、汪的挚友兼私人秘书曾仲鸣，以及汪家另外两个成员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他们惊慌地发现空军司令周至柔将军正等着搭同次班机。但当周对他们在机场出现并未表露怀疑时，他们又安下心来。汪本人在起飞前仅仅几分钟才到。

登机前，他环绕机场稍事漫步，看起来非常轻松。飞机刚刚腾空，周将军就决心要给他的显要的旅伴表演一下自己作为一个飞行员的飞行技巧。当他走进前边的驾驶舱时，汪夫人和曾都在紧张地琢磨着周是否可能接到了重庆发来的最新指令后而驾机返航呢。但过了一段似乎很漫长的时间后，周从驾驶舱出来，回到原座；他经过汪的座位时，还行了个漂亮的敬礼。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汪的姿态都显得很轻松。13

午后不久，飞机到达目的地昆明，云南的省会、龙云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龙将军和一支军乐队在场欢迎这位副总裁。仪式结束后，汪等一行被领到龙的官邱，二人在此进行了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谈，一直谈过午夜才罢。他们交谈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根据我们掌握有关汪、龙的足够材料，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次谈话对于汪的合作运动起着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作用。龙是一个汉化了的罗罗族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军阀。云南这个边远的省份从一九二八年以来一直就是龙的私产。KMT授予他省主席的头衔，使他在云南的统治合法化；但实际上龙的心目中并没有中央政府。他保持自己的军队，发行自己的钞票，开采锡矿，控制赚钱的鸦片买卖，恣意为所欲为。从他的嗜好和他经营的企业看，他都是一个完全名符其实的“鸦片将军”。14
* 龙将军跟国 民政府勉强的联合关系，一直维持到战后蒋迅速对云南省采取行动井建立强有力的控制为止。龙虽然在国 民政府中获得一个挂名差使，但他仍然受到“相当于软禁的那种严密监视”。一九四八年未，他设法化装逃到香港。一九五〇年，他决心参加北京的中共方面。他先后担任过好几个官职；但在一九五八年被指控霸占了农民三千亩以上的土地之后，一切职务均被撤销。他死于一九六二年。（见布尔曼的《ROC人名辞典》第二卷第458 一459 页）

汪夫人借口旅行演说，早就到过昆明，为汪的到来铺平道路。她辛勤的准备工作，保证汪在昆明受到了礼遇并得以顺利出国。尽管如此，龙仍旧没有决定是否全面支持汪的事业，这无疑就是十二月十八日所讨论的问题。龙显然并未坚定地表示支持汪，因为龙在动摇了好几个星期之后，终于决定跟重庆跑。*

在汪、龙谈判的同时，汪的内侄、昆明航校教官陈国璋，跟欧亚航空公司作出最后安排，包机飞往河内。15汪在十二月十九日给蒋拍了一个电报说，因为前一天的高空飞行使他的血压受到不利的影响，他决定“在回重庆之前，在昆明再呆一天。”†汪的随行人员这时又增加了陶希圣和周佛海。他们登上包机，直飞河内，于十二月十九日晚到达那里。
†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30 页。金说，关于从昆明发电报的材料来自周佛海。但我没有找到任何可靠根据。既然在刚刚在前一天骗蒋说；他打算去成都（位于重庆西北，而昆明则在重庆西南），那么看来发这份电报就不通了。说去成都的这套把戏，很可能是为了说清蒋有任何牵连的污名，要是在汪离开重庆前叛离计划就败露了的话。一且到了昆明，汪认为蒋对于他的行踪可能又需要作别的解释了。在汪到达昆明的前几天，周佛海早已借口有事先到那儿了；周告诉今井说，他接到过陈布雷给他的一份电报，指示他回重庆。由于周搞不清楚蒋对汪的计划到底掌握了多少，因此他难于抉择：要嘛听陈布雷的命令回到重庆，面临蒋可能已经知道汪的叛离计划而加以制止的局面；要嘛就抓紧时机赶快逃离昆明。假如他选择逃跑这一着，而蒋又没有自觉汪的计划，那么周过早叛离反而可能使蒋加速发现这个阴谋，从而危及汪的逃跑。周狡猾地选定了第三种办法，大体上是：他跟蒋取得联系，获准在昆明多逗留几天以便办完他的事。（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86—87 页）

参加汪和平运动的人中，很少人相信蒋对于汪离开中国的计划竟会一无所知。我们即使不相信所谓汪赞成和平运动的事对蒋毫无隐瞒的说法、但蒋通过戴笠将军十万人的情报网、通过他在各处安插的大批私人密探，说什么也能侦悉大致情况，这一点看来是可以肯定的。例如，蒋的机要秘书陈布雷，就跟和平运动的许多成员，特别是周佛海，有密切关系。16汪的长时期的合作者李圣五和何炳贤以及周佛海的亲信金雄白，全都坚持说，不能想象委员长会全然不知道汪的叛变计划；他们还认为，蒋完全可以叫汪走不成，如果蒋想那样做的话。绝大多数和平运动的参加者，都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况且，除了汪本人外，随汪一起顺利逃奔河内的亲近人物中还包括三个名人（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以及他们的亲属、佣人和行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消息灵通的日、中人士直到今天还确信：蒋“巧妙地利用了”汪的叛逃。17

[老酒]

金雄白当时是个上海报人，他回忆道，汪刚刚脱离重庆之后，跟KMT有联系的上海报界人士就从重庆得到通知：不要在报上攻击汪。18这跟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他与他的官员们例行的纪念周上，对汪奉命与日本人讨论和平条件一事加以否认的说法并不矛盾。蒋当时强调江在河内“接受医疗”，还谈到他这位副手“对国家卓著功勋”，并“表示希望：如果汪先生对国家政策持有个人意见，完全可以毫无顾虑地回来和党政负责人讨论这些问题。”19

与此同时，今井大佐一直在上海等待汪叛离的消息。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给参谋本部拍了一个电报，证实汪已到达河内，并转达汪要求近卫首相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早先商定好了的声明。近卫不得不赶紧在二十二日晚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他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概述了三个“共同目标”。这个声明后被称为“近卫三原则”。20近卫宣称，日本人愿意和“中国的同感忧虑及共有卓识之人士”合作，以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些原则含糊得足以使汪精卫指出，近卫的声明证明日方变了卦。如果日本真正愿意成为一个“善邻”（这是三原则中的第一条，这个措词经常是按照罗斯福总统曾经时时用来指美国在西半球所担任的角色的提法译成英语的），那就有一切理由结束抗战、着手和谈。汪大概要说，日本变了卦的另一个证明是，近卫公开表示愿意跟KMT代表谈判，实际上证实近卫抛弃了“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21

对于帝国政府在他叛逃后的首次官方反应，汪尽管公开表示赞成，但暗地里却大为不满。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虽然简短，但他超出了笼统的一般原则，以相当具体的词句接触到重光堂会议所讨论过的许多问题。他明白地表示，他不受重光堂会议上达成的协议的约束。他也使自己会受到以下的指责：他对于合作运动的未来是如此之不关心，最多只不过是对鼓励汪的叛变以促进KMT内部的倾轧感兴趣而已。汪记运动中的日中参加者都感到苦恼的是，近卫要求中国“放弃愚蠢的反日主义以及对满洲国的成见……自愿地同满洲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不仅如此，令人更难以忍受的是，竟闭口不提在长城以南驻扎日军的期限。影佐对于这项遗漏，跟汪感到同样的苦恼。陆军中的某些部门，利用传统的、笼统的照顾“部队士气”的呼吁，要求近卫不要对撤军作出承诺。影佐写道，按照中国人的看法，近卫经常提无限期地在中国领土上驻军，“激怒了全（中）国”。22

关于首相受到某些要求澄清撤军承诺的压力，我们可以从犬养健那里得到一些暗示。十二月二十二日晚犬养就在近卫的办公楼里。大养通过跟正在参加陆军参谋本部会议的影佐通电话得悉，参谋本部有些军官激烈反对近卫单方面宣布自行规定对华军事占领的任何限期。23带头起来反对的人，是头几天刚刚继多田将军任参谋次长的中岛铁藏中将和他的部下富永恭次少将。富永决心使近卫打消此念，特别直言不讳，宣布他将“坚决拒绝承认如此丢脸的声明”。富永声称，战胜国就是不能向战败国作出承诺规定自己撤军的期限，任何这类承诺对于前方的英勇将士，都将是不可宽宥的污辱。他还说，他也不会因为在重光堂早就许下这些诺言而动摇；对于影佐曾经盖章同意的任何协议，他觉得都可以不受约束。认为今井和影佐所作的诺言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人许诺的这种论调，唱得越来越高。

据犬养说，这次通话就在首相办公室隔壁房间进行的，近卫无意中听到了通话的内容。首相竟会在如此意料不到的方式下，得知陆军反对重光堂协议的情况；这也很能说明近卫跟陆军之间的联系之薄弱。他的反应也同样地说明问题，他不愿——或者是不能——采取坚定立场反对强硬路线的拥护者。据犬养说，近卫不仅拒绝犬养的建议（让他促使参谋本部争取天皇支持宣布一个占领期限），而且对这种主张的反应简直就象个“漠不关心的第三者”似的。24

首相指示犬养：“请鼓励影佐在这桩事情上再做些工作，他是个解决难题的专家，对吗？”大养争辩道，影佐在“和平亲善派”中的地位，使他“跟富永完全说不到一块儿去”，所以不能期望影佐可以起那种作用。尽管他全力以赴，也没有能够说服近卫采取任何特别措施，在道义上承认重光堂协议的承诺对日本占领期限有约束力。当近卫的记者招待会快要召开时——它到晚上八点二十分才举行——一影佐作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想要见到近卫，希望使他记住：要是他不承认重光堂商定的条款对日本有约束力，和平运动就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但是，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拒绝让他进谒近卫，使他不能在最后关头当面提出意见。总之，近卫亲自准备了他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并且将它的内容对极力要影响他的军方各派系完全保密。一个首相事先不跟内阁中最高官员和军界有关成员商议，就发表如此重要的声明，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违反常规的。但是，近卫显然是决心要表现他既不屈从于强硬路线派也不屈从于“和平亲善派”所施加的压力。25

就在近卫接见记者时，影佐和犬养不胜骇异地读到了首相发表的声明。影佐后来写道，中国之所以进行抗战完全就是因为日本军队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因此“假如我们要使鼓吹和平的活动获得新的生命力，我们绝对有必要表明撤军的意愿。”26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的发表，几乎使汪的运动在顺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而近卫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使强硬派的意见更加嚣张。这些人根本没有让步，当别人正在上海试图为和平打好基础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把他们对中国的要求加了码。

近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新秩序”和“三原则”声明，是以一九三八年堀场少佐的战争指导课所草拟的一个政策文件为依据的。半年来，这个《新关系方针》文件通过陆、海军机关各部门层层上报，并经这些部门讨论、修改，得到了必要的批准手续。27十一月三十日，它上报到了领导机构的最高层，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批准。关于重光堂会议精神与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精神之间的矛盾，我们至少可以在这个政策文件中找到某些说明。在这个文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版“东亚新秩序”的更为鲜明的画面；因为《新关系方针》跟措辞含糊不清的官方公开声明相反，它是用严谨而明确的语言写成的。

这个《方针》的核心，就是近卫以中国、满洲国和日本为基础的“新秩序”，各国“尊重”其它两国的“民族特点”，各国“尊重”其它两国的“领土和主权”。该《方针》相当坦率地表达了它的草拟者对于这些词句的见解，而近卫的“新秩序”声明却把它们掩盖于外交上惯用的暖昧词藻之中。该《方针》宣称，日本应当坚决要求“中国的新的政权形式，必须用与‘分治合作’相一致的原则为基础”。简言之，即日本将继续不准许中国的领导人完整地统一他们的国家。内蒙古和华北的地方自治政权（以及上海、青岛、厦门等“特别行政区”），实际上都应继续由日本人主持，如果在形式上和名称上不必这样说的话。日本将继续通过顾问在中国进行控制，这些顾问将派到任何可能建立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去；甚至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必须保证日本在内蒙古和华北的最高控制权，必须准许日本在这些地区无限期地保持一支“必要”数量的军队。

[老酒]

关于经济问题，近卫的“新秩序”声明仅仅谈到，中日之间的“紧密经济提携”；但秘密的《新关系方针》却可谓直言不讳了。例如，对于华北、蒙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最优先考虑日本和满洲国的需要。为了促进中国资源的开发，日本在华北、蒙疆以及中国其他各地，应该享受“特殊权利”。在十一月二十日的重光堂会议上由于中国人断然反对而被删去的这些词句，如此这般地又在《新关系方针》中重新出现，并于十一月三十日在天皇御前得到了庄严的批准。

在最重要的撤军问题上，《新关系方针》反映出对重光堂协议的精神和文字的蔑视，而这个协议却是促使汪叛逃的基础。该《方针》认为“共同防共”就是理所当然地允许日本“在华北和蒙疆的要地”任意驻军。对于反共“联防”的理论并不适用的上海、南京、杭州三角洲地区的占领也没有期限。“在赢得普遍和平以前”，将在该地区驻扎日军。此外，舰艇将在“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和“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驻泊。还有，中国不但必须容忍所有这些驻军，而且还必须承担全部有关费用。最后，无论日军驻扎何地，日本方面都要“保留对于铁路、航空、通讯、以及重要港口和水道进行战略征用或监督的权利”。

《新关系方针》的主要起草人堀场少佐，后来承认“分洽合作”思想的顽固性，反映了“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们’（支 那通们）的陈腐观念，它与现代趋向国家统一的潮流背道而驰”。28但是，在一九三八年，连陆军中的温和派——堀场也是这一派的人—一除了继续搞“分治合作”之外，也想不出其它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甚至堀场自己也承认他的《方针》有毛病，他要求通过时间的考验来判断它，他觉得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的过失。如他所说，那些企图使政府和天皇在一九三八年批准《新关系方针》的人，是想“确切地阐明战争的目的和范围”。29这使他们跟陆军和政府中不愿考虑战争有任何范围的人发生了矛盾。这些强硬派对于一场持久战给日本带来的潜在的危险毫无认识，他们不愿考虑其它解决办法，只想用军事手段越来越深入地侵占中国领土。我们已经看到多田将军和陆军参谋本部其他成员，在他们设法避免扩大战争时所遭遇的困难。堀场正是谋求对一场目的很不明确而范围又正在扩大的战争规定某些界限。即使我们看来，这些界限还是苛刻得令人难于原谅，但是按照堀场等人的看法，它们已是当时所能够得到的最宽大的条件了。

恶毒地攻击参谋本部（特别是对多田将军）为懦弱无能，乃制造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温和派明明知道，就算他们能够争取使当局同意一项包含合理宽大的和平条款的国家政策，但要使这项政策最后能够贯彻执行的可能性仍然是微乎其微的。意味深长的是，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才指定堀场开始起草一项新方针。那仅仅是由于台儿庄战败显示出日本为扩大战争所必须付出的可怕代价之后，改变对华政策的主张才开始获得了某些支持。

堀场谈到他为新方针争取一定支持所遇到的困难。当陆军省最激烈的强硬路线鼓吹者川本芳太郎中住在场时，新方针草案在该省内部讨论都不可能进行。堀场写道，当川本发现该省官员乘他外出的时候已大体同意堀场的草案时，他简直“呆若木鸡”。堀场也遭到海军省的反对，幸而在那里得到一个叫藤井茂的海军少佐的支持。藤井由于支持方针草案，不久就失宠，并被当做“海军的思想异端分子”而受到审查。30

推进方针草案的任务大部分落到影佐大佐的肩上，他由于五、六月间的内阁改组已被调到陆军省，担任军务课课长，这个重要的职务使他有可能为《方针》的形成在陆军省内外进行游说。
* 影佐新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陆军省组织系统表上所载明的那种地位。实际上，他代行了他的顶头上司、健康状况不佳的军务局局长中村明人少将的职务。在军事系统里，军务局局长一职非常重要。他的一项主要职责是同其他政府部门进行联系——或者如丸山真男所形容的是“搞不折不扣的政治活动”。丸山写道：由于他的“职务是管理政务，所以他能插手政治；由于他的职务只是管理政务，他又不负政治责任”。（见丸山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119 页）

同堀场一样，影佐也谈到了陆军省内部对新方针的反对。凡是没有要求割地、赔款的方针，都使“陆军和政府圈子里的不少人”对之视为软弱得无法接受的方针。影佐声称，其实这种看法只不过反映了一般公民的情绪，他们认为日本“由于中国事变作出了牺牲”，因此中国必须给予日本领土、权力“作为赔偿”，31在这
种情况下，对于特别关心其形象和“面子”的陆军来说，要接受一项没有“割地、赔款”的解决方案是不容易的。

毫无疑问，有些人会指责堀场、影佐以及其他为该《方针》辩护的人，他们认为那是温和派在当时单凭理智所能争取得到的最好的方案。不过，人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同意他们的论点。十一月三十日在御前会议上的讨论肯定就能证实这一点。在听到有田外相宣读《方针》文本之后，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男爵要求发言。虽然平沼（他在汪到达河内之后不久，继近卫任首相）觉得这个《方针》“总的来说是合适的”，但他认为，对于建立新的中国政权，本来是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的。他说，必须考虑到“形式的”和“实质的”诸方面。从纯粹形式方面来看，这个政权必须显得是“中国人民自发的、主动的”产物，但“在实质上它必须依赖日本政府的指导和协助，而［政府］则必须恩威并用”。平沼说，必须让中国人意识到，“他们不能调过头来反对我们”。32

平沼尤其反对《方针》对蒙疆的提法。他感到不安的是，《方针》在指明日本绝对需要蒙疆自治化方面不够积极。他承认，就当时情况看来，日本要求蒙疆自治化是为了反共，这一点倒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反共目的，我们也仍然必须要求［在蒙疆］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化”。平沼并不反对只是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但除此之外，蒙疆必须不受中国控制。假如日本并非由于要利用这个地区作为一个防共区而仍旧坚持内蒙古自治化，那末她的要求又怎么说得通呢，平沼答复了这个没有提出来的问题：“鉴于蒙疆与满洲国的关系”，日本在战略上有必要使该地区自治化。有田外相站了起来，要平沼对这一点以及其他各点都感到放心。他说《方针》提到了反共是日本有权驻军蒙疆的合理根据，但是“这仅仅表明它是最重要的目标”。可以假定还有其他理由——诸如蒙疆矿藏资源对满洲国工业的重要性等—一也都包括在内了。至于平沼提出反对的另一点——《方针》也许把公共租界的交还设想得太快了一些，有田向这个男爵保证：“不消说，只是在设法使各欧洲国家都答应跟着干之后，我们才会干的。”33

读了十一月三十日的御前会议记录和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就不可能不同意今井的说法：它们是“片面的、强迫性的”，是“以过去的‘权益思想工权利和特殊利益的原则’为根据的”，并且是跟“重光堂会谈中日本所强调的东西相差很远的”。34最具有讽刺味道的是，许多人还认为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太软弱了，是近卫“优柔寡断外交”的进一步明证。当我们回过头来谈汪在河内的__________活动之前，我们必须简单说说近卫对汪叛离重庆的态度。大部分记述部把近卫的态度描写成为冷谈的、猜疑的、悲观的。他显然没有影佐及其同伴的那股热心劲儿，把日本得以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汪身上，因此，难怪他也不象他们那样急于要对汪作让步以加强其地位。

原田男爵（一个认真负责的、对日本昭和年代的事件、传闻作了逐日记录的人）记录了他在一九三八年秋季和冬季跟近卫的多次会见，可是在他的记事中却没有一处提到近卫把汪看作是具有任何价值的合作者。近卫的私人秘书证实，首相对汪缺乏兴趣，并说“近卫对
汪的态度，一定使汪感到极其失望”。35一句话，近卫——以及政府中的其他人——对于日本打算如何利用汪的叛离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内阁书记宫
长风见章（近卫的一个亲信，秘密参与“渡边工作”的核心的少数非军人之一）写道：

其实，近卫根本没有考虑过，甚至没有梦想过，在当时［一九三八年］建立一个以汪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近卫倒是真诚希望汪作为居间的调解人，使［日本］得以跟中国谈判，这样一来，事情就可以进行得更顺利一些。他所希望的仅此而已。根本没有理由去搞一个汪政权或者任何类似的东西。况且，鉴于华北与华中的新政权都无啥进展，要谈建立另一个新政权，对于［近卫］来说实在是不会有什么吸引力的。36

我们会看到，把汪作为调解人的这种观点，跟汪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调非常一致。37他一贯坚持说，他叛离的意图并不是要组织一个新政府，而只是要研究东京提出的和平建议。假如日本是诚恳的井且答应提出一个体面的解决办法，他打算竭尽全力动员中国公众舆论支持以谈判来解决战争问题。如果重庆反应良好，那当然不错；但不论它反应如何，他当时绝没有想到跟日本合作建立一个新政府。汪自己对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当时的动机所作的这种说明，同近卫把汪当作“桥梁”而不当作合作者的观点，恰好十分吻合。

然而，它跟今井大佐从重光堂送回的报告却不一致。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报告暗示：会上相当强调需要以军事行动去支持汪的和平运动，这是使之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在中国的非占领区同重庆当局对峙的政府的第一步。今井指出，这些计划是“中国方面”提出来的。但无论当时情况如何，他的报告承认，会上对于以下这一根本前提并未作认真的讨论：即中日双方代表都不言而喻地一致认为要搞一个汪政权。

汪作中间人的说法跟重光堂所提出的文件，二者之间的矛盾怎么解释呢，难道我们会相信中国方面并没有提出他所记录的那些建议，而今井的报告纯属捏造，即使我们假定今井从谎报中方意见中会捞到什么好处，他也不能指望他们的观点会长期得不到澄清。中国方面在重光堂会议上就要跟今井及其同事发展有希望成为很密切的合作关系，看来今井总不致于认为如此卑劣地谎报中方意见会带来任何长远的好处的。

很可能是汪和近卫都把重光堂谈判的细节交给了他们的代理人去处理，虽然人们很难相信他们对会上所讨论的最基本的建议会完全不知道；对于把自己的未来卷人得如此之深的汪来说就更是如此。至于我自己，我认为最合理的假设是，汪及其追随者准备了两手。就是说，汪叛离后，的确打算向重庆呼吁，希望重庆接受他有可能从近卫那里取得的体面和平条件。然而，他不可能没有想到他的任务可能失败，因此几乎可以肯定他是考虑了其他选择的：最可能的就是出亡海外和跟日本合作这两条路。他的代理人在重光堂仅仅探索了与合作有关的某些方面和条件。当汪快死时，他深切地关心历史将对他作什么评价，这使我们后来不得不这样设想。由于他念念不忘历史总是要给予战时投敌合作者以极不光彩的评价，所以他在他“最后的遗嘱”里乃决定着重强调他最初的——也是预定的——目标，而把没有想到的结局掩盖过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对日本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中国方面发表的第一个正式答复，不是来自汪而是来自蒋介石。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项声明，拒绝近卫的和平条件。38蒋首先关心的是使他手下的人无话可说，而在这些人身上近卫的“甜言蜜语本来有可能产生迷人的效果”。蒋宣称，近卫呼吁中日缔结反共公约，只不过是他要使中国承认日本驻军中国领土的手段；如果中国肯答应那一点，当初就不会打起来。

蒋也使他的答复指向西方国家，希望说服它们：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东亚，威胁了它们和中国的利益。的确，蒋一直在进行这类呼吁，不过，自广州、汉口沦陷后，他对西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美国大使纳尔逊•T•詹森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绝密”电报中，报告说近卫的“新秩序”声明发表后不久，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立即于十一月四日至五日同蒋委员长在长沙举行了会谈。克拉克—卡尔曾经通知美国海军武官詹姆士•麦克休说，虽然蒋“没有进行威胁性的谈话”，但他说过，“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他必须取得一项表明英国的意图以及有实质性证明的具体声明，以便在即将召开的KMT中央全会上向全中国人民交代”。然后他要求给中国一笔支持中国法币的贷款，作为“英方的初步行动”。麦克休这个蒋家宫廷的熟客报告说，他的印象是，委员长“已经向伦敦提出了最后通牒”。不久以后，麦克休自己同蒋进行了会谈，蒋告诉他说，有理由相信日本会向中国提出“非常宽大的和平条件作为抛弃英国的交换条件”。麦克休反问蒋，他打算怎样向中国老百姓宣传反英情绪，他还没有作答，蒋夫人就插话说，“如果委员长告诉他们，中国最好是跟日本讲和，老百姓就会照办。”39十一月十九日，驻东京的格鲁大使给华盛顿送了一份“绝密”信件，报告在东京的英国同僚罗伯特•克雷吉爵士认为，“假使英国希望避免使蒋投人日本阵营，就必须采取进一步支持蒋介石的具体步骤。”40

[老酒]

在此后的六年间，差不多直到战争最后结束时，蒋一直以暗示和遮遮掩掩的威胁逼迫英国和美国。不过，他的意思倒是十分明白的：要是没有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支持，他觉得他的疲于战乱的国家就会由于负担太重而打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可能听从好些方面给他的劝告，跟日本合作建立一个“亚洲人的亚洲”。一九四二年七月，史迪威跟蒋夫人会见后，在日记中粗略地写下她再一次设法“吓唬我们”的情况：她直截了当地声明，“没有援助，中国就搞不下去了。”蒋夫人警告他说，亲日活动很有势力，要是没有更多的援助，中国可能不得不“另作安排”。41

在我们这里谈到的这段期间，中美关系中最经常一贯的主题就是威胁——时而隐蔽地，时而公开地——说，如果西方援助不能满足它的要求，蒋政权就准备跟日本“另作安排”。正如许多美、英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要是这些威胁“大部分是吹牛”的话，那么从重庆的观点看来，这些牛皮还是吹到了点子上的。恰好在汪逃离重庆之前两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宣布了美国第一笔大宗援华贷款，这不能说只是巧合而已。美国驻重庆使馆代办威利斯•佩克写道，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的宣布“被中国人解释为表明［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开始采取行动去制止日本实现它在远东的目标；这时看来比较清楚的是，这种信念大大地激起并加强了长期抗战的意志。”42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当全世界的报纸都在推测汪的下落时——日本新闻机构“同盟社”报道他正在赴欧途中，而其他新闻记者的说法则各不相同，说他在上海、香港、广州、河内的都有——重庆仍旧慎重地不予评论。据周佛海说，重庆方面大多数人们认为，汪的离去完全出于个人考虑，他不久就会放弃他强调和平的论点，回到陪都。43

为了使神秘的情况和离开的原因得到澄清，汪发出了一封致KMT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长电，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因为汪运动的前途仍然非常渺茫，特别考虑到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中基本上不能令人满意的条款，汪阵营中许多人都反对在这样早的阶段就公开宣布汪的变节。然而梅思平却成功地争辩说，现在还把电报保密是“不光明正大的”，于是电报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一家香港报纸上发表了。44

虽然汪的“和平通电”（西方报刊给它起的别名）是打给重庆的，但它同时也是说给东京听的。汪对KMT表述了他的观点：最近日本的声明已经改变了一月十六日的政策，此时日本已经愿意协商，而且“近卫三原则”也为谈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由于注认识到近卫的第二条原则“共同防共”，显得跟KMT的统一战线政策相矛盾并且威胁到当时占主流的中苏友好关系，他就企图把这一点搪塞过去了事。他相当笨拙地宣称：反对共产国际的公约并不是把矛头指向苏联，它只不过是想“对付GCD人搞国际阴谋”。至于说到中国GCD，只要它信守拥护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的诺言，它也没有理由害怕这个公约。但是，中国GCD人必须“完全取消［他们的］党组织和宣传工作，撤销［他们的］‘边区’政府以及［他们的］特有的军事体系，并绝对服从ROC的法统。”

为了使东京听得进去，汪对近卫声明的条款笼统地表示赞同，并且吁请日本拿出行动来配合近卫的高尚言词。与此同时，他阐明他不同意近卫在日军驻华问题上的暖昧态度。只有把近卫提到的“特定地点”理解为所有这些地点都“限干在内蒙古附近”，才是可以接受的。还有，驻扎防共部队的期限必须限于“在拟议中的防共公约所规定的同一时期里”。至于中国本部，日本陆军必须“迅速地、全部地”从中国领土上撤走。最后，汪吁请日本“制订一项亲华的教育政策”，从而使日本人民及其领导人“抛弃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蔑视态度和进行征服的思想”。

汪给重庆的另一份电报于一月八日发表。这份电报是拍给KMT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日期是十二月二十八日，45在电文中，汪把他在叛逃前不久跟蒋进行争论的实质问题揭示出来了。他当时曾说，“和平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日中双方逐步认识到，战争对两国的害处都是很大的。汪继续指出，蒋曾经应允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通过陶德曼转达的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尽管那些条件比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所提出的条件甚至“更为不利，更为不明确”。汪说，尽管有些西方国家的援助已开始流入中国，但它“决不足以影响战争的结果”，不过，其数量倒是足以给中国增加一些可讨价还价的筹码罢了。汪最后说，战争继续下去，只有让中国GCD得利。

这封电报一发表，上海和香港就传出支持汪的第一批公开声明。这些最早的热心支持者中较为知名的人物有：林柏生，新闻出版界名人、汪的长期支持者；傅式说（读作“悦”。——译者注），教育家、和平运动的最初成员之一；褚民谊，汪的连襟（后任汪的外交部长）。一月十五日，今井的“渡边工作”报告指出了对汪记运动保持谨慎乐观的进一步的理由。46高曾告诉他，有许许多多中国人从香港以及中国各地，给汪打来了“鼓励的电报”。（高说，也有不少人小心谨慎地致电重庆表示反汪。）据今井说，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在三民 主义青年团内部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表明：在一百五十九个回答者中，六十三人支持汪的行动，只有二十五人反对（其他人则意见不定）。今井还报告说，第三党（社会党）拥护汪，而且上海工会方面也有初步表示支持的迹象。他以为最鼓舞人心的消息是，好些军阀将领，包括龙云、潘文华、邓锡侯、张发奎和刘文辉，都跟汪保持着“良好的联系”。还有，云南的中心人物龙云只是在让汪去河内之后不久才向蒋表示效忠的。今井报告说，这一套都是“表面文章——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龙云正在玩弄“等着瞧”的把戏。一月十日，当重庆召开各省领导人会议时，龙只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同时，香港的汪的支持者借口援助龙云将军管辖区的货币改革，已给云南交通银行汇了约法币三百万元。

重庆对于汪的公开声明的反应是非常快的，而且是仔细考虑过的。在“和平通电”发表后一天，即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KMT将汪开除出党，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更严厉的制裁——其中有对他的通缉令——只是在好几个月之后才宣布的。在汪出走初期，双方——重庆的KMT和河内的汪集团——都小心地避免采取可能使和解完蛋的行动。这并不是说汪在重庆没有受到他应得的口头上的辱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就认识汪的周恩来就这么说：“我跟汪打了二十年的交道，早已清楚他老奸巨滑”。47汪的一个长期的政敌吴稚晖，骂汪“为了个人虚荣心”卖 国，断言他“不齿于人类”。48中共的《新华日报》把他同中国最为声名狼藉的卖 国贼相提并论，其中包括三百年前叛明降清的吴三桂。但是，汪回顾中国的丰富历史，找到了一个他自己要引征的先例。他要中国人回想明末的另一个人物，“土匪”张献忠，此人推行焦土战术来反抗满洲人，使国家元气大伤，以致无力抗御来自东边的满洲人入侵。汪的比喻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特别恰当的，因为“土匪”张献忠的老家就是延安。49

日本方面的批评，比中国的反应也许更叫汪感到沮丧。例如，右翼的《国民新闻》对“和平通电”加以评论说，汪的“条件，根本不可能被日本作为谈判基础来接受”。该报说，虽然日本可以找到某种尊重中国主权的办法，“但除非建立了真正的和平和秩序，目前在华的日本军人不会有任何人想离开中国大陆。”50

在一九三九年初的几个月里，汪有两项主要的急务：一是核实日本对他的和平运动的真正态度（由于近卫内阁在一月辞职使这项任务更加必要、更加复杂），二是在中国寻求支持者。与此同时，重庆玩弄等待的手法，对汪既加强劝阻又竭力把他搞臭。国 民政府很了解，汪对他的运动的前途越来越感到泄气，到了一月下旬已在考虑流亡欧洲了；事实上他已经向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申请了签证。51此外，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经过非正式地与蒋介石核对了一番并“核实了蒋专门关心过要使汪能够出国旅行一事”之后，就“给［汪］发放了赴英旅行的签证”。52

汪之所以几乎就要放弃和平运动并自愿流亡欧洲，主要是因为他呼吁支持所得到的反应，特别是来自西南各省有势力的将领的反应，使他感到失望。一月十五日，今井把一份陈公博来的报告转发东京：重庆十分害怕汪可能跟西南地方部队勾结在一起，甚至已经在考虑对这些潜在的反叛者进行“讨伐”。今井最后说，“只能把重庆跟［广东与广西等］军队派系之间的关系视作暴风雨前的平静”。53当这场风暴越来越明显地刮不起来而蒋又成功地诱使西南地方军人继续留在KMT方面时，汪的前途就显得日益暗淡了。当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广东军阀张发奎没有跟重庆反目相视，特别使汪失望；张有长期反蒋的历史，当一九三一年汪徒劳地呼吁在广东组织一个分 裂政权时，张还是汪最强有力的军事支持者呢。

既然对于所谓“西南派”与重庆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缺少适当的研究，那就只能对蒋在西南取得成功的原因略加推测。我们已经提到一个可能的因素：美国在这个危急关头给予了贷款，以及美国和英国将来可能继续提供大量财政援助。龙、张以及其他汪的潜在盟友，也许因蒋有能力取得西方的支持和财政援助而动心，但对于日本会给汪多少这样的援助却大有怀疑。然而，更重要的也许是民族主义的因素。象龙云这样的“鸦片将军”，他的主导思想当然更多地是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而不是什么民族主义；但是，要是日本人以为他的下级官员和老百姓也会随着他跟中央政府间分 裂，那就错了。正如今井在回忆时提到，“他们受到民族主义的鼓舞，即使龙云将军并非如此。”54

这就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到在一九三九年最初几个月里，即日本人不愿答应全力支持汪的事业时，汪越来越悲观的道理。这种局面由于汪变节后不到两周近卫就辞职而更形恶化。近卫的辞职跟“渡边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对于那些与汪的事业有关连的人来说，由于其他国内问题恰好在这个关头迫使近卫内阁辞职，那简直太不巧了。这些问题是：中小企业倒闭剧增，通货膨胀率显著加速以及亲轴心情绪日益高涨——这种情绪是近卫内阁大多数成员所反对但又无法抵制的。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家们从来也没有表扬过近卫具备知难而进的气质。一九三九年一月，汪不幸地成为首相的众所周知的“神经衰弱症”（按丸山真男的描写）的间接牺牲品。55

近卫的继任者平沼男爵，并不是“渡边工作”集团所喜欢的人物。当影佐和犬养正在去河内跟在建立联系的途中，他们听到了台湾一家电台广播近卫内阁辞职的消息。由于新闻广播所引起的烦恼，他们急急忙忙赶回东京去看看“渡边工作”是否还有前途。结果发现还能继续下去，但当时可不是马上就能看得很清楚的，因为平沼采取了一种比其前任甚至更加不明确表态的“等着瞧”的态度；有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日本政府认真地对支持汪感到兴趣。“渡边工作”的主持人今井，已奉命返回东京，到了二月份，他的注意力已转移到一些新的活动上去了，其中包括设法去拉拢吴佩孚。

在这同时，重庆继续努力鼓励汪出洋。为此目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蒋的机要秘书陈布雷双双出马，到河内规劝汪。还有，原来是汪改组派成员、之后又倒向蒋介石的谷正鼎也两次被派到河内，劝汪回重庆或者去欧洲。据报道，汪对谷说：只要蒋继续搞不切实际的抗战，他就不回重庆。然而，他明确地要求一张去欧洲旅行的护照；三月中旬，当谷从重庆带着护照和“旅费”到来时，汪差不多都准备要动身了。56但是，就在谷离开河内返回重庆后一天，由于发生了一桩个人悲剧事件，使汪突然改变了主意。

[老酒]

曾仲鸣被刺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左右，汪的亲信秘书和挚友曾仲鸣在汪及其亲近人物的河内寓所内被刺身死。手执机枪的刺客顺利地进人这所房屋，它不象汪后来所住的私邸那样，保卫人员很少。一般人认为刺杀曾的目的是为了恐吓汪，但是金雄白在回顾有关事件时，却强烈地指出汪本人才是刺客们原来想要刺杀的人。这也是曾的遗孀的看法。他们两人都认为刺客弄错了房间，曾和他妻子住的是整幢房屋中摆设得最精致的卧室，而汪却睡在一间“简陋得象仆人住的”卧室里。*不管怎么说，无论是预谋或者是意外，刺客是朝曾的卧室扫射了子弹，这位有教养的翻译家兼作家受到致命的重伤。他的妻子，一个以其闺名闻名于世的画家，方君璧也受了伤。57
 见金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47 页。金关于那次暗杀的叙述（见同书第187—188 页）是一篇第一流的侦探作品，是根据同汪的子女的个别谈话以及对有关文件进行了研究写成的。金指责王六樵（译音）和郑介民（一个蓝衣社成员）要对这一行动负主要责任，他还含蓄地提到了中国驻河内领事。郑逃回重庆，王六樵和其余二人被捕，供认他们计划要刺杀的人是汪精卫。这伙刺客住进了汪的邻屋，用望远镜对汪的寓所窥探了好几天。由于汪经常用这间摆设华丽的房间作会客室兼会议室，于是刺客们乃认定这就是汪的房间。尽管全部证据都有了，但金仍旧不想肯定地说汪是原定暗杀的对象。例如他提到，在审讯中的某个场合，刺客们曾一度声称他们原来想要谋杀屋里的每一个人。他写道：然而，他们显然不习惯于“半夜杀人”，所以“迷迷糊糊”地没有完成任务就离开了。

译者按：关于河内刺汪事件，据沈醉的说法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离开重庆去成都转往昆明去河内，发表声明，响应日首相近卫文麿调整中日关系三原则。KMT的副总裁这一行动，充分说明和暴露了KMT的真实面目，使蒋介石感到很难堪，便叫戴笠立刻派人去河内刺杀汪精卫，以表明他还是反对投降的。戴笠便把原任军统局临法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帮国、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余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能操流利法语，对河内情况熟悉，去后即在汪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因汪在河内，法国人派有大批越南军警保护他，迟迟不能下手。戴笠怕汪去南京后，更难找到机会，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便决定越墙而人。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了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搬到另一间房内去了。特务们半夜越墙进去后，还以为汪住在原来的房间，想用利斧破门冲进去。结果门打不开，只得在门上劈了一个洞，用手电照着开枪射击。因为曾忡鸣钻到床底下，只翼出半截身子，他们便以为是汪精卫无疑。打了几枪后，惊动了保卫的军警，结果除余乐醒、唐英杰两人逃走外，其余均被捕去，直到抗战胜利、日寇投降才释放。”（见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第109—110 页）

汪、曾、方，这三家自一九〇九年以来就有密切关系，当时曾的姐姐和他妻子的姐姐一起跟汪合谋行刺摄政王。当曾在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还同时在汪的指导下没有中断过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一九二五年回国后，曾仲鸣在政府中历任各种职务，一直升到副部长一级；一九三六年他离开了政府工作，担任汪的秘书。正如某些人所说的，假如这次对曾的骇人听闻的谋杀是为了恐吓汪的话，那么其结果则恰恰适得其反。六天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香港一家汪的支持者所主编的报纸发表了汪的一篇声明，宣布他决心继续进行他对日和解的计划，“这不仅是为了安慰我永世不能忘怀的朋友们，而且更主要的是为了民族存亡所系的这种政策。”58曾夫人也发表了一篇声明说，“鼓吹和平可能带来牺牲，但我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死去换取民族的生。”59

按照汪的说法，他在曾被杀前本已决心出洋，但他也通知过重庆：“如果国 民政府一定要让目前这种绝望的局面继续拖下去而不作出明确决定的话”，他还会回来。他推测，一定是他说了他还要回来这件事激怒了重庆，“才引起了这场暴行”。60曾夫人也说，汪本来“明确地”决心出洋，但因她丈夫遇刺而使他改变了计划。61

一个并不太重要的政客的死，而且是死于弄错了刺杀目标的情况，这么一个事件的影响竟如此之大，这真是历史上偶然因素起作用的惊人例证。此外，汪对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反应，他之突然改变安排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几天前还似乎不愿实行的计划；这些都倾向于证实布尔曼对他性格的刻划：一个“浪漫的激进派”，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压倒其政治判断力”的人。62在当时情况下，似乎是他的伤感意识和个人愤怒压倒了他的政治判断力。在三月二十七日声明中，汪不仅只是对曾表示哀悼，而且还作了耸人听闻的揭发，从而大大地加深了他与重庆之间的隔阂。他公布了据说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一次会议的简要记录，这个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于汉口举行的会议是为了讨论陶德曼和平条款。会上，外交部次长徐谟传达了他在四天前举行的会议的报告；在那次会上，蒋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们一致同意，以日本通过陶德曼大使提出的和平建议作为和谈基础。根据徐的报告，虽然蒋同意让德国继续进行调停，但他很快就把将领们的意见搁在一边。蒋在同一天（十二月二日）晚些时候跟陶德曼的讨论中声称，“他不敢相信日本，日本撕毁了许多条约，言而无信。”陶德曼则要求国 民政府采取“忍让的方针”，并表示如果中国现在拒绝日本的条件，只怕将来的条件会更加苛刻。63

汪在揭发中所提到的事实表明，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就已经有赞成接受日本条件的舆论了。他并没有试图责备蒋阻挠了和平解决或破坏了陶德曼调停的努力。他只是要求公众注意：他自己在一九三九年春呼吁和平，跟一九三七年秋政府的最高级会议上占主导的意见是一致的。汪争辩说，要是中国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时日军尚未侵占南京、济南、开封、苏州、九江、广州和武汉）跟日本达成了协议的活，那该会是多么适时啊！他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在这些军事胜利之后，日方议和条件一定会更加强硬；可是看来日方现在提出的谈判条件其实并不比它一九三七年的要求更苛刻，所以中国方面应该作出积极的反应。汪在三月二十七日声明中并没有探讨具体的和平条件；那得留待将来的谈判详细地予以商定。简言之，汪认为“假如条件侵犯了国家的独 立和主权，那么和平是不可能的；假如条件并不危及国家的独 立和主权，那么和平是可能的”。64

在汪公布国家机密之前，由于汪在全国享有相当高的声望，重庆虽然很恼火，但对他的态度也还比较审慎、和缓；可是在这之后，重庆就可以公开指责他是个卖 国贼了。*《大公报》独家揭发了一段汪与平沼（由高宗武出面谈判）之间一次近乎秘密协定的详情，以此作为回击。据该报称，汪曾提出要领导“一场反蒋、反共的战争”，但条件是日本人保证以占领西安、南宁、长沙、福州及其他战略要地来对他支持。日本将在一九三九年五、六月份完成她在此计划中所承担的任务；之后汪就不再要求蒋进行和平谈判了，而去履行他承担的任务，即对重庆发动全面战争。此外，《大公报》说，汪曾要求日方每月津贴三百万元法币作为政府开支费用，另加一笔二亿元法币的贷款帮助建立一支军队。65对于《大公报》的指责，汪并未正面加以否认，只是说“这些说法极其可鄙，我不想花时间去驳斥它们。”66
* 尽管如此，看来重庆仍在进行幕后活动，要汪重新考虑他的立场。陆大维在四月初对汪转达了蒋夫人和宋子文的个人呼吁以及蒋的诺言：只要在返回重庆，既往不究。（见陆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4 页所引日本外交部档案中未公布的材料）


在这段时间中，汪记运动的前途无论多么暗淡，事实上中国方面仍旧跟日本人进行着某些谈判。例如，高宗武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回到了东京，进一步要求日本人进行“牵制性进攻”，把龙云、张发奎以及其他将领解放出来参加汪的运动。67《大公报》的那些指责看来还是有些事实根据的，尽管它似乎主要只是提到了汪及其亲信的主观愿望，而不是他们实际上搞的名堂。如前所指出，汪一伙人要求日本人向各战略要地发动军事进攻的愿望，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已通过今井大佐转达了。早在十二月三十日，汪也要求过财政援助，其数目恰巧与《大公报》所说相符。68不过，我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平沼首相在《大公报》所揭发的时间里曾向汪（或者高）作过坚定的承诺。69

[老酒]

救出河内

曾仲鸣被刺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平沼内阁即授权影佐大佐和犬养健去河内，探视汪是否要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确切地说就是搬到日本人保护下的地方去。虽然战后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法官勉强同意了影佐的口供，说汪是自由地选择离开河内的；但是，只要汪下了决心要领导和平运动，那么他就会要求回到中国领土去的，这也完全合乎逻辑。70况且河内的法国当局对于庇护一个反重庆的运动并不热心，也不愿给汪提供他日后所需要的保护。这时，汪在港、沪的同事，为他可能回到中国大陆所作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好几个月了。他们筹集了基金，拉拢了报纸和电台，并且跟地下帮会组织——只有它们能保证汪记组织的安全——建立了重要的联系。

影佐和犬养化名乘坐五千吨的专轮北兴丸，于四月十六日到达海防；两天后，二人一道第一次见到了汪。四月二十日，影佐请求陆军省为汪到达上海作出安排，这些安排包括：有钢板保护的密室、防弹的窗户、并在室内装有铁栅门。71汪的禁闭生涯即将开始。

四月二十五日，汪等一行登上为这次旅行包租的一条法国小轮船，第二天离开海防。那伙日本人在同一天乘北兴丸动身。但法国船设备很差，不久就遇到了风浪使它不能顺利航行。途中，江等一行不得不转乘北兴丸。虽然汪力求避免这样做，但他还是在一位皇军军官陪同下，乘坐一艘挂着庆祝天皇诞辰彩旗的日本船，返回中国。72

海上航期将近两周（除在台湾补充燃料稍事停留外），使汪有充分的时间去回顾往事。一天晚上，他写了一首忧伤的诗；当时他正聆听着船钟的滴答声，悲悼死去的同志和他“平生的坎坷”，表达了他在返回中国土地时所感到的黯谈的失望情绪。73但是，这次旅行也使汪、影佐和犬养有机会了解彼此的观点。汪使这两个日本人深切地感到，最最困难的事是赢得一批同情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人们。他说，主张抗战显然是爱国的；但要使别人相信倡议和平也出自对中国的热爱却是非常困难的。他说，重庆政府很顽固，仅仅通过呼吁还动摇不了它；因此他得出了结论：建立一个“和平政府”是唯一的希望。“我们先拿出事实来证明中日合作是富有成果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公众舆论究竟支持那条路线——是抗战，还是讲和。”74他认为，这么一条路线在最初肯定是会受到严厉批评的，不过如果中日合作进行得顺利的话，公众自然就会认识到抗战是毫无意义的。面临这种发展下去的局面，重庆政权就一定会了解为什么要朝着和平的方向采取行动的原因。

汪向影佐和犬养反复强调三点：第一，他坚持说，他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和领导一个与重庆对峙的政府；那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他的最终目标是跟重庆重新联合起来，只要重庆和汪阵营保持分 裂状态，就不能希望同日本实现一项有意义的和平解决。此外，汪还说，假如他的看法不错的话，要是那些在重庆的人们最后不得不参加他的运动，他就会认为他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从而“毫不迟疑地下野隐居”。75

第二，汪强调说，他最最不希望看到他的和平运动转化成为一场内战。他承认，“在我们建立了一个政府之后，我们当然要建立武装部队”，“但是我将用一切办法来保证这些军队不跟重庆打仗，不给我国国民带来一场血腥的灾难”。影佐当时同意汪的意见，并且写下了他钦佩汪的“高尚精神”和政治上无私的精神。76

最后，汪试图使影佐和犬养认识到日本所起的重要作用：他的运动的最终成败，取决于日本是否愿意本着近卫宣布的“三原则”的精神，对他和中国人民以诚相待。汪说，光是谈论和平打动不了爱国的中国人，“鼓吹和平跟主张卖 国之间仅仅只有一发之差……日本方面唯有执行公平、合理的政策才能使和平运动发扬光大”。77汪指出，他已经知道他的同事中有了分歧，有些人对和平运动失去兴趣，还提醒他要注意建立一个通敌政府的危险性。他说，香港集团中就有“不少人……对日本政府持悲观看法”。汪对他在上海的支持者的看法更是缺乏信心。据影佐判断，汪虽然要求并且盼望去东京全面搞清楚平沼内阁的意图，但他显然和那些愿意冒险把希望寄托在日本的忠实可靠上的人站在一起。78

关于汪的下一步行动会造成他自己阵营的分 裂这一点，汪是估计对了。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少数集团，拥护后来（至少在“渡边工作”的日本参加者中是）相当闻名的高氏路线。在重光堂会议上，就是这个高宗武最激烈地坚持拟议中的汪政权将不受日本那怕是任何一点点的控制。他十分清楚地阐明：除非是设在中国非占领区范围内，并且拥有本地军队组成的军事基地，他甚至连考虑都不考虑建立汪政权的问题。否则他感到这个新政权就注定了非同其他傀儡政权的命运一样不可。对于他认为是汪独 立行动所不可缺少的这些原则和其他原则，高在重光堂会议上进行了强硬的讨价还价，难怪今井和影佐二人都对他的顽固感到不满，而觉得梅思平比较好打交道。今井写道，“要是只有高一个人说话算数，恐怕我们从一开始就搞不到一起。”*
*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28 页。犬养也发现梅更为温顺，准备让步的东西“比高多”。（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94 页）然而，深深远虑的日本人还有其他理由不信任高：怀疑他在幕后利用各报刊泄露“渡边工作”的活动。有个叫市田的日本中佐，是个驻香港的特务（伪装成一个并不太象的蚊香推销商），他声称，他以绝密方式送给高的情报，竟不断出现在《大公报》上。（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39页）我们将看到，高最后还是成了要对在许多中国报纸上泄露汪记运动的秘密信报负责的人。

近卫和平沼对汪的叛离作出了令人不满的反应，这使高的信念更加强了。他开始跟港英当局商讨让汪在香港流亡的可能性。在这件事谈得毫无结果之后，他又竭力劝告汪不要去中国沦陷区。同时，由于他建议日本人停止跟汪接触，这就使他自己在日本人中很不得人心。到今天高还解释说，“我爱护汪，不愿眼看他成为日本的傀儡。”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说他曾给影佐打了一个电报，央求他别去河内；在电报中还提出了最坦率的忠告：

“你们的傀儡已经不少了。别再拉我的朋友下水吧！”难怪高从此以后大大不受信任。他回忆说：“从那以后他们（日本人）竭力使我不能接近汪。当我在南京时，人家说我是头号亲日派；现在我突然变成头号反日派了。”79汪阵营中另一派的主要发言人是周佛海。他的路线（也是汪所采纳的路线）是要在日本人管辖范围内建立一个政府，希望日本从其本身的利益出发肯定会对新政权作一些让步。周认为，假如汪政府能够有把握地使日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接管的企业、工厂和房屋归还给中国原业主，从而证明该政府是有所作为的话；那么“汪政府一定会受到一切讲求实际的中国人的拥护”。显然，如果这个政权是在中国沦陷区活动的活，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汪的政治纲领的“实际上有用处”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80一九三九年四月，西义显和周佛海在上海的一次长谈中，讨论了这两条不同路线的优缺点。81周对西义显说，他一度曾希望日本陆军会帮助汪在中国非沦陷区建立一个独 立的政权。但现在，由干这显然已无可能，他觉得只有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建立一个政府，在那里继续搞和平运动。西义显对此表示惊讶：象周这样一个“忠实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 主义”的人物，怎么会提出这么一条等于否定了孙先生的民族主义原则的行动路线？周答道，西义显把高的路线理想化了，因为不管高想要使汪政权多么独 立，等到实际做起来的时候，它的建立还是要靠帝国陆军撑腰的。周□□□□□□□□□□的计划之间，归根结蒂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周的论点是难以驳斥的，但是西义显却不准备在这一点上让步。他坚持说，周提出的路线必定会使汪成为一个“对中国人毫无号召力的日军俘虏”。他建议周促使汪打消建立政府的念头，“用演说去启发你们的民众”和推进和平运动。周答道，直到前不久，这还是汪的想法，也许今天也还是这样；但他自己深信，现在光有促进和平的努力已经不够了。周说：“你怕我们会变成俘虏，我对你的关怀表示欣赏。但是，那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则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假如日本政府把我们看作俘虏，不论我们这些人怎么干，和平总是不可能的。”这场辩论中，西义显的最后回答是一段提醒对方的话：“我［在和平运动中］的朋友们，一直在设法改变我国政府的态度，使它的态度成为你们所希望的那样。然而很遗憾，我们远远没有成功。……假如日本政府真象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大方，中日问题恐怕早就解决了。”82

从这次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方参加和平运动的人士中也有两种想法。西义显，这个运动最早的组织者，当时正在等候北兴丸在基隆靠岸。由于一年多以来，和平运动的各个成员在通信联系中都用化名，当汪这么一个杰出人物俯允使用西义显的化名——太郎来亲密地称呼他时，西义显着实感到十分光荣。但是汪的崇高地位并没有阻碍西义显跟他直率地谈话。西义显说，作为和平的最低条件，汪必须要求日本不附带任何条件归还长城以南的全部中国。如果日本真想建立“东亚新秩序”和“中日永久和平”，她就不能拒绝这样的条件；然而，假如日本坚持要对这一承诺附加条件，那么“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希望你与其攻击重庆政府还不如攻击日本政府”。83当汪没有回答这个坦率的忠告时，西义显把他的立场告诉了影佐。

西义显对影佐说，汪没有任何军事力量作支持就离开了重庆，仅仅只依靠近卫做他的事业的靠山，这是拿他的事业和生命去冒险。考虑到日本政府现在的态度，搞一个“和平政府”简直就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去利用汪精卫这位中国的政界‘元老’，那可真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84假如影佐无法使汪免于受到这种操纵和利用；西义显明确表示，他一定洗手不干和平运动了。影佐，不仅同西义显一起赞扬汪，而且也同样对汪政权的未来忧心忡忡，尽管他本想尽力要西义显放心，但他还是无能为力——并且相当羡慕西义显有随便谈话、随便行动的自由。这次谈话回来后，影佐若有所思地对犬养说，“健兄，我刚才被别人训了一通。要是咱们也能象西义显那样自由，那岂不太美了吗？”85

汪于五月五日到达上海，这标志着汪记运动的“无罪时期”的结束。尽管和平运动的美丽词藻继续在强调抵抗无益、和谈必要等等，但是正如汪的一位支持者所写的，“上海的机灵人物都知道，这只是要在沦陷区建立一个政府的序曲罢了。”据报道，“几天”之间，有五百多位“机灵人物”秘密访问了周佛海在上海的办事处；周为了使和平运动转变成为一个政府，已在开始罗致一些必不可少的有才能的官吏了。不管它的话讲得多么好听，不管它的领导人的意图如何，汪记运动的首要目标日益变成夺取权力了。86

这种转变必然给西义显这些最早支持汪记运动的人带来幻灭。他们已经把自己看作是第三种力量，既不为中国政府讲话，也不为日本政府讲话，而只是为超国家的“泛亚洲”目标讲话，其首要目标就是要实现和平。假如他们没有阐明他们的目标，他们也会象西义显后来所写的那样感到：“实现中日和平的一个绝对的条件，就是日本放弃她的帝国主义政策。”87在西义显看来，日本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对汪的态度表明它是在扩大而不是放弃她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汪则正开始踏上一条毫无希望的、注定要灭亡的通敌卖 国的道路。

[老酒]

1 见今井武夫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297—298 页。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进和的努力》第311—312 页，记录了更为详细的时间表。
2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88—589 页。
3 同上。
4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233—234 页。今井武夫与影佐祯昭钦佩梅思平，但不信任高宗武。他们认为高“不真诚”。见影佐的《漫谈》（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349—398 页）和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78 页。
5 见矢部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88 页。
6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继续支持GCD的敌人、军阀陈炯明。见马丁•威尔伯的《陈公博的复杂经历》（载薛君度编的《现代中国的革 命领袖》第455—470 页）。
7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2—23 页、57—58页。
8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
9 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之目标》（载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的《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第三号）。
10 某些日本资料认为蒋出人意料地返回陪都，迫使汪改变了计划。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86—87 页。其他谈论这个问题的资料乃是瑞纳（蒋的顾问）的《蒋介石总部通讯》（载纽约《亚细亚》一九三九年第三十九期）、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4—28 页（据与周佛海的谈话）、以及我写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日本在华的傀儡政权》第278—280 页。
11 见汪精卫的《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汪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从河内致KMT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的信，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陈布雷的《回忆录》第108 页也记述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的会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315 页摘译了陈布雷的记述。
12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98 页。
13 同上书，第31 页。
14 同上书；第一八六章。另见布尔曼的《ROC人名词典》第二卷第457—459 页。
15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27 页。据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87 页载，周佛海告诉今井，那架飞机是“龙云将军借汪使用”的。
16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276 页和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47页。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自杀）的文稿及日记无疑会对汪的叛逃透露不少增况。据我访问金雄白时，金说这些文稿为陈的兄弟所有，此人现是香港一家报纸驻马尼拉的记者。
17 访问李圣五、何炳贤及金雄白的谈话记录。金雄白说，一九三九年上海“了解内情的”新闻记者对蒋汪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双簧”表演。18 访问金雄白的谈话记录。
19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436页。
20 近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中国战争的第三个主要政策声明，一般是指第三次近卫声明。其他两次是：一月十六日的“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和十一月三日的“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的英译本收录在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482—483 页。日文本见日本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470页。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230 页把近卫三原则同广田外相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宣布的三原则作了对比。
21 见汪精卫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和平建议》（一九三九年《人民论坛报》第二十七期第56 页）及《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同上期《人民论坛报》第59 页）。
22 见影佐的《漫谈》第362 页。
2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00—104 页。
24 同上书，第101 页。
25 同上书，第101—102页。
26 见影佐的《漫谈》第362 页。
27 这个文件的全称是《处理日支新关系方针》。我在讨论这个方针时所根据的文本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文件第2178-C 号中的英译本和堀场一雄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91—194 页中的日文原文本。这个文件的主要部分是题为《处理日支新关系要纲》的一个附件。这个文件往在与另一个同名的文件混淆。虽然后者是在晚一年以后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批准的，而且一般是以前者为根据的，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后者的全文收录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的《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86—294 页。
28 见堀场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93 页。
29 同上。
30 同上书，第196 页。
31 见影佐的《漫谈》第360 页。
32 堀场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224—227 页收录了平沼的发
言全文。
33 同上书，第228 页。
34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90 页及《昭和阴谋》第128 页。
35 访问牛场友彦的谈话记录。
36 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178 页。
37 我用了两项关于汪的声明的资料。一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四——五月与影佐和犬养的会谈，收录于影佐的《漫谈》第365—367 页；另一是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春秋》第一五九期第3—4 页，第15 页）中有关汪的遗嘱的要旨部分。汪精卫的遗嘱的可靠性在本书第503—512页《参考书目说明》中加以讨论。
38 见《东方事务》第十一期（一九三九年）第97—99 页。
39 詹森自重庆向国务卿的报告，第547 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见美国档案第793•94/14365 号。
40 格鲁自东京向国务卿的报告，第741 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见美国档案第793•94/14373 号。
41 见西奥多•怀特的《史迪威文件》第104 页。
42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435页。
4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2 页。
44 汪精卫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和平建议》（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的通电的英译本。中文一般称之为“艳电”，“艳”字是发电报的代日（二十九日）。日文则称之为“和平通电”。
45 汪精卫的《为何中国必须结束战争》（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就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电文的英译本。
46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302—304 页。
47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第174 页。
48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338 页引了这句话。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一八五章详述了汪精卫与教育家、学者吴稚晖的关系。吴是“KMT的四老”之一。
49 见汪精卫的《在新秩序中的自由平等》（载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由汪精卫等人参加的座谈会记录》第188 页）。
50 见《国民新闻》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
51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207 页。
52 美国驻重庆代办佩克给国务卿的第60 号报告，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见美国档案第793•94/14651 号。原田男爵的日记记录了这份报告的准确的全文，并说明帝国海军也“收到”了这份电报。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287 页，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
53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303 页。
54 访问今井谈话纪录。
55 见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和行径》第97 页。
56 见三轮君忠的《汪精卫政权和日本谋求结束在华战争的努力》（载约瑟夫•罗根道夫编的《对日本文化的传统和实践的研究》）第129页；又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33—34 页。
57 除了金的记述外，我还取材于龚德柏的《汪兆铭降敌叛国秘史》第88页。我也感谢曾夫人为我回忆刺杀曾仲鸣事件，之后我的妻子又在一九七〇年七月在波士顿访问过她。
58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另见汪精卫的动人的悼词《悼念曾钟鸣博士》（载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
59 见唐良礼编的《救国之根本：由汪精卫等人参加的座谈会记录》第49页。
60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第67 页。
61 访问曾夫人谈话记录。
62 见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载薛君度编的《现代中国的革 命领袖》）第317—318页。
63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
64 同上文，第65 页。
65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第203 页。
66 见《东方事务》一九三九年第十一期第276 页。
67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39—242 页。
68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304 页。
69 陆大维在《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5 页中；断言外务省的档案“证明存在非正式的协议”。
70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记录第24043 页等等（对影佐的盘问）。法庭上影佐的旁证、供词及盘问等等的主要记录见上述审讯记录第23790—24141页及被告文件第1282号。此外，见起诉物证第1005-l号至 1005-23号。这些物证大部分有关日本人和汪精卫在一九三九年四——七月即汪叛逃前后从河内到上海这段期间的关系。我在本书第503—512 页的《参考资料说明》中，讨论了影佐证词的用处。
71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物证第1005－6号。
72 见龚德柏的《汪兆铭除敌叛国秘史》第九章。另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记录第24055 页等。
73 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章第91 页。
74 影佐的《漫谈》第365 页和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62—164 页都记述了这段海上的谈话。
75 见影佐的《漫谈》第366 页。
76 同上。
77 同上。
78 同上。
79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8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65 页。
81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43—249 页。
82 同上。
83 同上书，第256—260页。
84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65 页。
85 同上书，第166 页。
86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52—54 页。
87 见角田顺的《解题》（《书日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23 页。

[老酒]

[B]第十二章 讨论合作的条件[/b]——一九三九年四月至九月——

从一九三九年五月汪精卫到达上海以后，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他的“改组的国 民政府”成立为止，这十个月里他面临两项极其重大的任务。第一项任务是使日本当局相信：同他达成一项体面的和平解决办法，既对日本有利，也会使汪的新政权获得生命力。第二项任务是使他在沦陷区推行他的纲领方面得到支持。这两项任务关系密切，因为一项任务的胜利完成，将使他能比较顺利地实现另一项任务。

汪在最初阶段的活动中的主要盟友是一个“支 那通”小集团，他们在上海一所被日本人称为“梅园公馆”的建筑物里办公。这个集团未经官方合法的委任，所以也没有正式名义。那些故意强调这个集团是被影佐大佐所控制的人，把它贬称为“影佐机关”。但最普遍的称呼是叫它“梅机关”。1这个非正式的机关一直继续存在到汪政权成立。那时，它的两个最主要成员影佐和犬养，分别成为汪政府的武职和文职总顾问。汪政权和影佐之间的密切关系，招致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些道理的——各种指责，说影佐把汪的事业视为私人禁脔。

影佐用纯属消极的词句来说明“梅机关”的目的；“是保证汪政府不要成为日本的傀儡”。2令影佐伤脑筋的是，他的一些陆军同僚竟把这个机关看作只不过是另一个“特务部”——其任务恰恰是制造和管理傀儡的。3他反对“特务部”一味追求私利和专搞见不得人的活动等手法，并为之感到痛心；他对汪的敬仰日益增加并且由于得到汪的尊重而感到自豪。我没有找到任何理由去怀疑影佐的老同事们对他一致的评价：影佐是一个以诚实著称的军官，他决心要证明汪对他的信任是有道理的。影佐至少有一次曾未经批准就向汪的手下人透露了国家机密文件，可见他对汪的开诚布公到了什么程度。影佐泄密的行为受到陆军参谋本部多次批评。不过，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觉得他作为效忠天皇的军官所起的作用，跟他努力为汪争取到日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和平条件这种做法，是完全不矛盾的。他认为，他这样做不仅是按照最优秀的日本武士道的传统办事——这传统要求胜利者必定要诚实，甚至在同敌人打交道时也要宽大，而且从长远看来也是符合日本的最高利益的。

梅机关虽然明明由影佐支配，但它的成员中也有其他陆军军官以及海军、外务省和兴亚院的代表。也有一些不任公职的公民，特别是记者和教师参加。梅机关的第二把交椅犬养健，虽然从行政关系上讲是与兴亚院有联系的，但他几乎是以私人的身份参加的。
* 犬养为梅机关服务所得到的报酬看来是少得可怜，如果说还有任何报酬的话。结果他只得出卖他家藏的部分元代书画来支付他在中国工作的花销。为了出售这批名贵的家传珍品，__________近卫还帮他找到了一个买主。（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04 页）


还有一些其他在公众生活中有显著影响的人士，也被邀来替汪讲话（例如在报纸上），使他不受重庆代理人和后来无法避免会有的一大群想当官又没当上的人的“恶意中伤”。4影佐强调，梅机关的成员都“自发地”接受他的领导。看来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尽管在法律上他只有权管束其他陆军军官，可是日本政府的其他代表显然都遵从他的领导，只有当他们从顶头上级机关接到直接指示时，才有少数例外的情况。5一九三九年底，海军省命令它的代表须贺彦次郎将军可以单独跟汪集团谈判与海军利益有重大关系的问题，这是唯一的一次
造成权力分散的危机。在其他一切方面，看来梅机关的活动还是进行得很协调，并且只有一个目标——影佐大一位给它规定的目标。

如果说梅机关内部是协调的，那么日本的军政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内部却并不协调。恰恰相反，影佐和他的“支 那通”们遭到了日本一些政府部门的巨大反汪浪潮的冲击。反汪的主要根源在于对汪的意图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甚至在汪与重庆之间的裂隙由于曾仲鸣的被刺而大大加深以后，日本国内还有许多人认为汪和蒋是在唱双簧。影佐大佐自己不仅倾向于这种看法，而且后来还说他倒希望事实果真是那样就好了，因为尽管日本对于他们互相间的勾结必须特别审慎，汪却可以成为东京与重庆之间的一座很好的桥梁。6

一九三九年春，兴亚院由干机构太大、变动又多，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兴亚院中权力很大的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少将据说就“在采取行动，让反对建立汪政权的人不再有发言权”。7然而，总的来说，兴亚院对于与汪合作的想法还是显得冷淡，不愿意给他提供比给大陆上的傀儡们更好的条件。影佐和犬养二人都证实，梅机关在兴亚院里遇到了“阻力”；另外一些人甚至以更激烈的言词来描述兴亚院的反对意见。8对汪最大的反对意见，来自兴亚院驻大陆各地办事处的官员。北平办事处长官、王克敏的后台兼保护人喜多诚一中将就公开敌视汪精卫，并且把他的好恶情绪变成阻挠的战术，事事都加以拖延，这就大大地损害了汪在一九三九年的事业。也许不仅仅是巧合，刚好在汪精卫政权最后建成之前一个月，喜多被撤销了他北平办事处长官的职务。

除了兴亚院反对江之外，陆军中大部分将级军官不是对汪漠不关心，就是反对汪的事业。西义显把这种情况归因于他们“缺乏政治头脑”，并争辩说，这帮军人简直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对待汪和他的和平建议。9但是这个答案太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占领汉口的十一军司令官同村宁次中将之反对汪就有很尖锐的政治理由作依据的。他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写道，“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正在日益成为“早日结束战争的越来越大的障碍”。他感到，只有跟重庆打交道才能解决战争；认定搞一个象汪这样的“临时的”政府就能对重庆产生任何有成果的影响，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冈村害怕“其后果很可能适得其反”。10

甚至一九三九年春支持汪的那些人，都强烈地趋向于采取“等着瞧”的态度。汪要证明他是有用的，就只有他能够获得充分的支持去实现下列两个目标之一：迫使重庆同意日本的和平条件；或者建立一个新政权，它有充分把握可以孤立重庆政权并最后使之不再成为一支有意义的力量。许多盼望汪能实现第二个目标的人，认为重庆被无法控制的派系斗争和紧张关系弄得焦头烂额，而这正是汪应该加以充分利用的。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参谋本部的战略专家们对于削弱重庆继续抵抗的决心，并不太乐观。一九三九年春，参谋本部对国 民政府的最审慎的评价，对它的战斗实力和士气所作出的结论，跟在说给公众听的官方声明中把蒋政权说得一钱不值的提法，是完全相抵触的。参谋本部的研究报告经常提到一场“十年战争”的可能性，表明陆军根本不相信它自己那种把蒋贬低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军阀的宣传。甚至陆军中那些希望江能获得成功的人，都对只同他一个人达成协议的价值表示怀疑，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许多人都确信，使这场战争得到有意义的解决，绝对要有一项包括重庆政权在内的协议；他们多多少少与近卫的看法相似，认为汪的价值的大小，在于他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充当东京与重庆之间的桥梁。

在此期间，汪从外务省东亚局所得到的支持，也必须认为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尽管外务省在国内国外都暗示，“在适当的时候，日本坚决打算承认汪领导的新中央政权”；但正如历史学家臼井胜美指出的，这些声明看来倒并不象是对汪作出保证，而是要“各大国断绝对蒋的援助而施加的一种压力”。11

汪意识到对他的支持是这样的脆弱无力，于是，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到达上海后办理的头一桩要事就是安排一次东京之行。“五大臣”不得不在五月十二日向他发出邀请。六月二日，他带了少数几个随行人员，包括周佛海和高宗武，到达东京。

汪要求在东京举行高级会谈这件事，于五月末、六月初期间，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中制造了一种紧张气氛。为了设法解决对汪有争论的意见，并制订一个可行的统一政策，把前线的司令官们都召了回来，进行一系列的汇报和磋商。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到了六月六日才举行“五大臣会议”，这时汪到达东京已好几天了。经过五位大臣的商讨，在汪叛离重庆半年多之后，才制订出第一个全面的对华政策文件。要是汪知道了这个政策的详情，或者了解到对他事业的怀疑、冷淡的程度——有些人说，平沼首相甚至不知道汪已被邀请来东京——他对日本的信心必然会大受动摇。12

在六月的第二个星期，他在五大臣官邸所受到的诚挚的接待，虽说并未明确表态，但跟这五位大臣在六日会议上才搞出来的严峻的政策一比，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六月六日五大臣会议的基本决策是：汪精卫只应当是在中国建立任何新的中央政权的“成员”之一，吴佩孚以及其他现有政权的领导人都必须包括在内。重庆政府也有资格成为“组成部分”，只要它“改变主意并进行反省”；进行反省即意味着放弃反日、亲共政策。13

可见，五大臣并不急于立即建立任何新政权。还有许多准备工作有待完成。汪在这个期间，应当通过“把重庆政府内部的各种强大势力争取过来，而最主要的是把该政府的有名望的人物拉过来”，以证明他是起作用的。14进一步，他必须建立一个他自己的、有影响的基本团体，筹措基金，招募并充分地装备一支军队。在这筹备性的策划阶段，日本将“尽最大可能地限制来自外部的干涉”。详细的方式和时间安排，将在此后与日方洽商后再走。大臣们明确表示，关于新政权的设想，他们不作一揽子的保证。他们需要时间去估价“筹备工作的发展，特别是看看［汪］能搞到多少人员和基本力量”。15

除开这一切，大臣们还给随便什么样的汪政权开列了详细的照办事项。首先，汪必须同意“中国将来的政治制度应符合分治合作的原则”；一句话，就是同意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在内蒙古这个“防共特别强化区”内，中央政府最多只能有名义上的权力。华北的情况也一样，“鉴于国防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应该使之成为一个日支联合特别强化区”。由于纯粹经济上的原因，“ 长江下游”也应是一个“强化区”。最后一个条件，反映了帝国海军
日益强调的“南进”战略计划，以及它所面临的美、英两国的对抗；它要
求汪必须赋予日本在“华南沿海某些岛屿”的“特殊地位”。16

显然，这些要求比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所提出的要求更强硬了（甚至是扩大了，只要看看日本要求在华南沿海拥有特殊地位这一点就行了）。无论是持久战的艰苦性，或是对傀儡政权的明显不满，或是中国抗战决心的日益增长，都不足以使日本的谈判姿态有任何软化的表现。这种立场究竟有多么顽固，从大臣们给六月六日政策声明附加的“几点意见”中就可以看到了。他们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得到一个前途光明、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日本的政策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在所有根本问题上同意这个政策。17

这时，暂不让汪知道日本会向他提出什么明确的要求。大臣们决定，在他们与江举行的会谈中，不讨论任何有争论或有分歧的问题，也不“对具体细节问题进行商讨”；而是强调他们对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信心，以及使支 那事变得到公平、宽大地解决的决心。18四位大臣都坚决按这个决定办事；只有第五位大臣板垣陆相，在日本给予支持的问题上向汪提出了一些比较不含糊的保证，并对汪的爱国心和勇敢大加赞扬。

[老酒]

汪—板垣会谈

自从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在公开和私下的声明中，都表明她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可是，她的顾问制度构成了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严重干涉乃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汪在六月十一日与十五日跟板垣的两次会谈中得知，这个制度将会继续下去。板垣记录了汪于五月二十八日，动身来东京的前夕所提出的书面意见。

汪在意见书中概述了他准备建立什么类型的政府，并间接地表达了他想从日本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合作形式。19在赞扬了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并预言它们将在历史上占有光辉篇章之后，汪明确地表示他要让它们尽快地成为历史陈迹。汪的意见书声称，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因此他的政府一立，这两个傀儡政府“立即”宣告它们自行解散乃是“理所当然的”。汪与其他大臣的会谈曾使他抱有至少会得到某种笼统的保证的希望，可是板垣对他的建议的分析必定对他是个打击。板垣说，日本的理解是，到了适当的时候，“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作为政府的名称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然而，日本并不想取消这两个政权的“实质和事实”。20对此，汪简直吓坏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就一直在告诉中国民众，只要日本同意以不侵犯中国主权为条件，同日本和平解决问题是可能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看来是尊重中国主权的，从而给中国提供了一条摆脱战争的途径。可是现在，自从十二月二十二日以来，当他第一次有机会跟一位内阁成员就具体问题来讨论近卫的抽象概念时，他就获悉日本的意图竟然是要在实质上保留她在大陆上建立的那些可恨的傀儡政权。汪的幻灭之深是不难想象的。汪问板垣：“那么，归根到底，难道你连［中国的］主权都不提了吗？”

板垣承认是有一些涉及主权的问题的，但他提议最好还是把整个问题称之为“政治组织”问题之一。然后，他就开始发表一篇关于“分治合作”原则的演讲。他几乎一字不改地照搬六月六日“五大臣”决议中有关“分治合作”的部分。他说，对日本来讲，中国的不同部分都有其“特点”和特殊重要性，有些“地区”将来必须跟日本“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过，他还把五大臣的论点推进了一步，他最后说，日本在中国某些部分的特殊利益，使之“有必要通过某种组织形式，以保持日本跟临时政府、维新政府之间有过的联系”。他对汪说，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你尊重现有［傀儡］政府的实质和现实情况”。21

汪回，答说，他准备把这两个傀儡政权中的某些分子吸收到新的中央政府里去，不过要是日本试图为这两个政权保留相当程度的主权，那么他就不参加创建新政府。他坚持说，同日本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都取决于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真正有主权的、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正是那些认为非搞“分洽合作”不可的人所不予置信的事，而板垣则是那个阵营的坚定分子，绝不会发慈悲的。他说，他想的办法是用华北的自治势力，建立一个“政务委员会”，以加强该地区的中日关系。
汪承认，这类委员会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但他指出，以往采取的所有这种措施，都是由于没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所决定的，并且都被看作是暂时的权宜之计。

如果日本想要把实权交给傀儡政权（或者象“华北政务委员会”之类的新机构），那么新政权显然只是一个徒具空名的最高中央政府。其必然的结果就会是：在中国内部造成混乱，中央政权和地区政权之间会为了管辖范围和权限问题进行斗争。汪声称，这样一种局势，不仅对中国有害，而且最后对日本也不利，因为面临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他根本没有可能去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假如日本决心把实权交给傀儡政权，那么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推迟。

谁都得承认：汪的结论——或者不如说是威胁——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他要是一直坚持不让步，那么人们在今天本来是会给汪以较高的评价的。然而，会谈到了这个关键上，另外一个人发了言。参加了六月十五日汪与板垣之间的三小时会谈的影佐大佐，这时插话要汪重新考虑。汪早就主张有必要建立一个新中央政权去求得“局势的解决”，怎么现在却谈到要推迟建立它呢？难道他打算提出什么新方案吗，除非他帮助组成一个新政府，否则他怎能希望得到足够的精神力量和权威去向重庆施加压力呢，影佐说，建立新政权具有“极端的迫切性”；他还向汪保证，关于管辖范围和主权问题，加以进一步研究肯定是容易解决的。22

板垣赞成影佐的保证，但又作了某些“澄清”。他说，他并不打算让现有各政权获得实际主权。但与此同时，汪必须承认并且接受随着战争已遍及全国而在中国产生的“各种既存现实”；例如，“发展地区经济的机构”（即先前已提到的大控股公司）。汪一听到希望他承认“各种既存现实”，对他来说，板垣的“保证”就几乎不起什么保证作用了。板垣直截了当地说，决不能把时钟倒拨，日本是不愿意放弃战利品的。日本对于华北自治化的想法是固定不变的。

最后，板垣强迫汪作出了让步，而这个让步使汪政权甚至在建立之前实质上就已被阉割了。汪被迫同意在华北建立一个具有“较大程度自治的”“政务委员会”，而汪则要求他的政权在华中的权力不受任何侵犯作为交换条件。汪强调指出他所说的权力既指经济权力，也指政治权力。板垣点头同意说：“很好”。23这时，这位陆军大臣看来就不那么坦率了，因为刚刚在九天之前（在六月六日五大臣会议上），他还举手通过了一项不得默许汪的折衷建议的政策。

在这轮致命的汪—板垣会谈结束之前，汪就同意了（或者说，至少没有强烈反对）板垣的一些别的要求。他同意中国有必要承认满洲国。他对于板垣抱怨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在日本被视作一种危险”表示谅解，并答应采取措施去澄清这“三个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这一比较麻烦的主义，因为它被许多日本人视为共产主义。最后，他同意放弃“一个政府，一个党”的原洲保证让KMT外的人士担任政府职务。板垣的推论完全不错，假如让汪和他的同事们按他们自己的政治本能行事的话，他们准会试图在上海“改组”KMT，并且使这个“改组了的、正统的”党实际上独家把持政府的要职和权力。对于要求汪扩大政府基础并使党“民 主化”的帝国陆军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没有证据表明帝国陆军由于扮演了民 主卫士这个不平常的脚色而感到不安，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保全它的傀儡，特别是保全在华北政权中的那些傀儡的权力地位。

汪连一声也没吭就同意放弃“一个政府，一个党”的原则。这不过只是形式上的让步而已，因为他坚持把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当作是KMT的任务。这种情况越来越意味着他不得不依赖一些虚构的说法去表白他的信仰。这类虚构的说法之一就是；他在上海的一小撮追随者才是正统的KMT、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的捍卫者，而重庆的机会主义分子则完全无视并歪曲了三民 主义。这又导致了另一种虚构的说法：这个正统的KMT打算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辛亥革 命纪念日）建立的政府并不是一个新政府，而是真正的政府回到它的原址重新掌政。在“还都”之后，一切都要恢复原状。政府的五院结构将予保存；国 民政府的主席一职，将留给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名誉职务的、年高德劭的林森。国旗的选择，是对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他坚决主张用国 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旗。尽管一九三九年六月汪访问东京时，连日汪双方是否已就建立一个新政权的问题达成了协议都还有问题；可是，选择国旗的问题，却在访问过程中——以及在其后很久的一段时间内——成了一个主要的斗争问题。24日本主张重新采用民国初期使用过的五色旗（华北傀儡政权当时已采用它），理由是如果国 民政府和新的汪政府都使用同一旗帜，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误会：几乎可以肯定，被弄糊涂了的日本士兵有时不免会向友军开火。

但是，汪拒绝依从日本的要求。汪这样做是由于他要表示对孙中山的忠诚—一甚至在辛亥革 命前，孙就已强烈地要求把青天白日旗（后来加上红色的大地）作为国旗；也由干他希望把自己的政权打扮成为合乎法统的政府。令日本人感到讨嫌的是，自一九三九年春汪到上海后，青天白日旗就一直在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人的——包括汪的——住宅上空飘扬。

关于国旗问题的僵局，在日本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以后，终于在东京解决了。只要汪同意在旗子顶上加上写有“和平建国”字样的三角小黄旗（后来又决定在小旗的口号上增加“反共”二字，从而成为“反共、和平、建国”）以区别于重庆用的旗帜，汪就可以继续采用有争议的国旗。汪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折衷方案”都很恼火——周佛海评论这小黄旗象一条“猪尾巴”——但最后仍在原则上接受了日本的解决办法。25中国人预料到日本强令加上小黄旗准会遭到反对；正如周佛海向犬养指出的，既然小旗是用绳子捆上去的，也就很容易会被解下来。此后几个月里，关于悬挂国旗的礼仪问题掀起了不少风波，对此双方都各有责任：中国方面按周佛海的意见办，悬挂没有那可恶的小黄旗的国旗；日本方面则允许“新民会”之类的傀儡组织继续挂五色旗。

在汪与东京当局会谈初期，对于日本干涉中国事务的全部不满的情绪，可以说都集中表现在这个国旗问题上。的确，只是当周佛海威胁如果日本坚持要求使用五色旗就要中断谈判之后，日方才提出折衷方案。周对最后的协议极为不满。他对犬养说，“当我的孩子们问我为什么要改换国旗时，我将难于答复他们。”26可能除了日本有篡改和随心所欲地解释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的企图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能象国旗问题这样激起汪、周二人的爱国义愤了。汪不断要求日本重新考虑他的立场，但日本都不予理睬。只是经过了四年的斗争之后，直到一九四三年日本才最后放弃了她在悬挂令人看不起的小黄旗方面的要求。*
* 译者按：据唐生明的《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第29—30 页称，“到了一九四三年，三角小黄旗也取消了。据陈公博告诉我，取消这面有六个字的小旗，不是意味着南京政府不反共，因为KMT本身就是反共的；同时，也由于南京政府已追随德意日轴心国家正式向美英等国宣战，今后任务不只是反共而且要反美英等国，范围更大；所以不要那六个字了。”

汪的东京之行，在汪记运动中掀起了一场新的激烈斗争，扩大了高宗武和周佛海两派的裂隙。早些时候，当汪把追随者全部召集到上海来讨论这次出行的价值时，27这时还在香港的陈公博就拒绝参加商讨。尽管这样，他还是派了一个同事何炳贤代表他出席。何与周佛海在会上发生了冲突。周说，唯有建立起一个政府，汪记运动才能有“安全”可言；何说，进一步参与任何跟日本人的谈判，都会使党和国家分 裂并玷污汪精卫的“光荣的革 命的一生”。高也劝汪不要去东京。

如前已指出，汪决心要去，拒绝了他最信赖的顾问高宗武和陈公博的忠告。后来，他们二人不得不作出决定，是否伴随汪去执行这次看来是困难重重的使命。经过几番痛苦的考虑之后，高决定还是去。高回忆说，“作为一个朋友，当时离开他是不对的。”28然而，陈拒绝参加此行，在中立的香港逗留了半年时间，最后，显然是出于友谊和忠诚才打消了他的疑虑，并且勉强地加人了汪的行列。

[老酒]

在东京，由于高老是劝汪要谨慎从事，乃引起日本当局对他甚为不满，而完全把他撇在一边。这位“捣乱者”没有被安排同汪的主要随行人员一起住在东京近郊的王子饭店，而是被弄到几英里外的浅草区去住。这种隔离，可能与高不久前害肺病，还在恢复的过程中有关系；但他和犬养都相信，把他从汪那里孤立出来是故意安排的，并且在事实上已被列入要加以毒毙的名单。显然是犬养把高从厄运中救了出来，但这次虚惊并没有使高对日本东道主与日俱增的疑虑有所减少。29
要说汪在东京学到了一点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日本傀儡政治中所奉行的“分治合作”这条大原则。日本军方代表“间接地”建议汪在返沪途中，最好去拜访拜访王克敏、梁鸿志和吴佩孚，汪表示同意这样做。假如日本以要求新政权是一种松散的联邦，并让上述人物都在该政权中有一个席位作为支持新政权的唯一条件，那么日本当然必须要求汪跟他们改善关系。30因此在汪与板垣的会谈结束三天之后，汪就离开东京前往华北。

汪的华北之行甚至比他的日本之行更为失败。虽然吴与汪有信函往来，似乎同情他的事业，但他拒绝见汪。刚刚拨出一笔一千万日元巨款去资助“吴工作计划”的兴亚院，不是不愿意就是无能为力诱使吴去跟汪会谈。

同其他人一样，吴对汪的叛离以及蒋在其中的牵连，早已感到捉摸不定，就到那时，他也可能还有重大的怀疑。31或者，他可能（正如汪后来宣布的）因为想当新政权的主席——而汪则坚持要把主席这职位留给林森——所以拒绝见汪。32

汪与华北傀儡们举行的会谈，只是突出地表明，汪日后跟他们合作可能发生困难。跟王克敏的会谈特别没有结果。汪、王二人彼此没有好感。汪精卫尖锐地抨击跟王克敏政权关系密切的“新民会”的纲领根本不起作用，汪坚持说，它连对付北平学生都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对付中共了。33汪、王会谈举行时，王克敏的帝国陆军主要支持者（包括喜多将军）都出席参加。有了这样的靠山，并且不理睬东京要临时政府与汪合作的愿望，这个华北傀儡不仅拒绝支持汪而且宣布他将不参加汪建立的任何政权。汪一走，王克敏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临时政府决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34从而更加证实了公众的怀疑：汪王二人的关系不妙。
日本官员没有参加汪、梁会谈。虽然这次会谈显然比汪、王会谈友好一些，但它并没有增加汪对合作前景的乐观情绪。梁和他的内政部长、老牌KMT人陈群发言的调子清楚表明，他们两人都认为汪蒋合流。他们两个都急于向汪表白，他们并没有攻击过委员长：一九三八年，他们不是曾经派了密使去武汉说明为什么成立维新政府，向蒋保证新政府纯粹是一种“临时措施”，并让蒋知道“一旦局势允许［他］返回南京，大家都会表示高兴”吗？35

如前所述，一九三一年在KMT内自相残杀达到最高潮肘，汪精卫凭借张发奎部队的支持，曾在广东搞过一个短命的分 裂政府。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月间，汪精卫进行了东京、北平、南京等一系列希望渺茫的会谈之后，他乃孤注一掷地企图在广东重新试行自治化。他跟他的日本后台考虑到，这次冒险若能成功，将使他能够把同其他傀儡合作所牵涉的某些问题回避过去。

是汪还是日本人首先提出这个想法，现在仍未弄清楚。日本中央当局看来并没有插手制订或者支持这个计划。根据冈崎胜男总领事从广州发出的报告来看，日本外务省完全被蒙在鼓里。36这一计划肯定同六月六日的五大臣设_________想并无类似之处，而那个设想要求以汪精卫、吴佩孚和现有的傀儡政权为基础，建立新的中央政府。

如同华北、华中傀儡政权受到各地区方面军的支持一样，华南政权将从安藤利吉中将统率下的华南方面军得到它的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支持。尽管梅机关在这次冒险中所起的全部作用还搞不清楚。但它的某些成员确实出席了汪与华南方面军将领之间的会谈。37八月初，中日双方代表已经一致同意在广东成立一个新政府。它将包括南方和西南的五省，将拥有比别的中国政权更高、更大的权力。例如，华南方面军打算在警察和保安问题以及在政治、经济事务中，给汪予管辖权。38预期这个政权最后将发展成为一个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关于这个计划的其他特点人们还知道得很少，它非常象是匆匆忙忙搞出来的，几乎未提到细节问题或长远打算。

汪到他的出生地广州去，亲自出马寻找支持。八月九日，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感情充沛地”指责蒋在十个月以前的短暂的广州防御战中，使广州民众遭受了“无谓的牺牲和不必要的苦难”。汪强调指出，中国明明没有足以打败日本的军事力量，却不断跟着蒋“继续抗战的高调”跑，这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到头来从抗战得到好处的只能是GCD人，这些人“没有一点民族意识”，只是听命于第三国际，而第三国际非常希望中国的真正民族主义者（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战斗中两败俱伤。即使中国在持久战中打败了日本，GCD人也会说胜利果实是他们夺得的，到那时他们首先要做的事，就会是向他们从前的盟友报仇。39汪三番五次地强调，打一场时间长、代价大的战争只会使GCD人坐收渔利。他的崇拜者认为他这个论点是他在政治上预知未来的敏锐性和准确性的明证。40

汪寻求支持的公开呼吁，与其说是讲给广大的市民群众听的，还不如说是讲给军阀将领们以及他们手下力量可观的部队（特别是他的老搭档、广东同乡张发奎）听的。在他的广播演说以及较不公开的呼吁中，汪保证说，他已跟安藤将军作出了安排，只要中国军队支持他的和平建议，就会得到公正的和平。这就等于说，如果蒋跟他的将领们愿意投降，他们的军队。将不予遣散，还准许他们本人跟他们的部队同汪一起统治华南。汪还许诺说，“广东一定要交还给广东人”。41

汪的呼吁毫无用处。长期以来都指望（或者至少是长期以来都在暗示）那些据说是动摇的将领们会表示支持，可是没有成为事实。到八月底，汪和华南方面军都显然已经知道，汪再也不会从张发奎那里得到军事支持了，因此华南自治运动也就悄悄地不了了之。一直随汪在华南游说、隶属于梅机关的外务省中国问题专家清水董三，曾生动地回顾了汪的广播呼吁所得到的可怜反响。42汪由于南行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回到上海后就投入了一场争取公众支持的新斗争。

八月二十八日，汪召集那些被认为是支持KMT的人士，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个被汪的报界代理人当作“KMT第六次代表大会”宣传了好几个星期的会议，在这厄运高照、失败累累的夏天里，成了又一个更加阴郁的失败。

汪私下一直强调重庆KMT领导人物中存在着不和，因此断定有很多人会参加他的事业。例如，他向王克敏保证，预期出席大会的三百名代表中，将有许多是重庆来的同志；其余还有许多同志，包括CC 集团的陈立夫和军政部长何应钦，都急于要叛离，只不过干起来可能会有困难。汪以一种过份乐观的估计对这位华北的合作者说，五分之二到五分之三的KMT部队（包括张发奎部队）不久就要参加他的事业。当这些支持没有一样成为事实时，汪的威信乃急剧下降，他向日本人和其他傀儡们讨价还价的力量也都丧失殆尽了。

其结果是，出席“六大”参加创建“正统KMT”的KMT代表只有二百四十人。的确，假若代表名单没有把那些最露骨的投机分子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恐怕连这个令人失望的数目也还达不到。甚至汪最热心的辩护士之一的金雄白也承认他的忧虑：在他参加的这次会议里，充满了“跟汪毫无关系的人，以及那些头一天还在高呼抗战的人”。43（关于这个问题，金本身的代表资格就相当可疑；虽然他被指定为两个区的代表，可是他自己连个KMT员都不是。）报界吹鼓手再多，也掩盖不了“六大”的闹剧特色；许多观察家解释得很正确；纵使日本人（说得确切一些就是影佐）尊重汪的意愿，不干预大会的议案，这次大会仍然只是起着认可日本要求的橡皮图章作用。事实上，在这次人数不足、长达五小时的“大会”中，没有进行多少讨论。会议结果，同意了日本对于扩大（即包括KMT以外的人士）基础以建立新政府的要求。影佐用不着派出观察员或顾问去保证大会领会和依从这一要求；因为如所周知，两个多月前在和板垣的六月会谈中，汪早就俯首从命了。

为了让日本人满意，汪（和“大会”）扩大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委员会，使它不仅包括KMT的成员，而且还包括其他“具有杰出品德和优异才智的人物”。大会宣言表示，在要到战争结束后才能结束的“训政”时期内，中央政治委员会仍将是“全国最高政治机构”。44从而，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正统KMT内的地位，跟在原来KMT中的地位一样；重大的差别是，新委员会比蒋领导的机构更加遵行孙中山的主义中的第二点即“民权主义”。或者说，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最后被选到中央政治委员会去的绝大部分有德有才之士，都是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的首脑人物，这一点也是不足为怪的。

[老酒]

汪的许多KMT同事很瞧不起傀儡政权的头头，汪只能以忍受这部分同事的埋怨情绪作代价，才使上述措施在大会上通过。大会前夕，正统KMT的一位忠贞代表恳求——据一则报道说他是声泪俱下——汪跟现有政权中的“走狗”断绝关系。45（这些人指责梁鸿志以及其他人为汉 奸，不配跟正统KMT一起来承担未来重任。对此，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感到此中的讽刺意味。）政治斗争正使老牌傀儡们和新的夺权者成为同床异梦的伴侣。甚至汪最亲密的支持者都承认，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紧张局面完全是汪和他的追随者的狂妄自大造成的。这些支持者中的一员，外务省的大田一郎困惑地写道；“简直无法理解，汪、特别是汪的年轻助手们竟会对王和梁那样粗野。”46

“大会”闭幕三周之后，汪邀请主克敏和梁鸿志跟他在南京会面，希望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达成谅解：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和职能； 华北与新政权的关系。在第一个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傀儡领袖们同意汪精卫担任委员会主席，并有权指定它的全部委员；而汪则给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席位比他原来打算给的稍多一些作为交换。

然而，除此之外会议就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了。王和梁断然拒绝讨论任何实质问题，理由是他们没有资格和权威；他们声称，在同他们各自的顾问喜多将军和原田将军磋商之前，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这两位顾问都是以不愿向汪作重大让步著称的人物。47会议到九月二十日休会时，王克敏公开表示感谢汪对他的表扬，然后就圆滑地用这些表扬来作为继续搞华北分 裂、自治的合理证明。王声称：“汪先生争取和平的讲话，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因为他表扬了这个［临时］政府成员过去的政绩……。假如我们过去做的事有利于总的国家形势和大众生计，我们希望按照．．．．．．实现我们原定的．目标继续前进并去取得成就”。48

陶希圣和梅思平陪同江参加了南京会议，陶以冷酷的嘲讽语调，写下日军对这三位中国“首脑人物”的“保护”情况：街上满布着皇军的岗哨，日本宪兵的摩托车队担任他们的警卫车队，如此等等。陶和梅把汪—王—梁会谈比喻成为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但打牌的人却从来不决定自己的牌怎样打法，而是由日本官员（喜多、原田、影佐）从后面把手伸过他们的肩头，来替他们摸牌、出牌、作决定。一回到上海，陶就说：“谁都不愿提这次旅行”；“我们全都感到忧郁、屈辱、可耻和后悔”。49

东京的期刊《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十月号刚好在南京会议时出版，刊载了汪精卫写的一篇文章，他对日本的极度不满跃然纸上。50他写道，日本的“东亚新秩序”的具体条件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还不清楚。它答应要给东亚提供手段，使之摆脱西方“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对孪生大敌。中国无疑需要帮助。而曾经非常成功地清除了这两个敌人的日本，正好又有能力来帮助中国。如果他的日本读者对于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的援助那样缺少热情感到迷惑不解的话，那么汪是可以作出解释的。简单的事实就是，很多中国人害怕日本人，甚至超过了他们害怕西方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日本不仅是中国必须抵抗的另一种残暴势力，而且还是“残暴中之最残暴者”。

汪问道，当日本的行为迫使中国人想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可能遭到毁灭的时候，日本怎能希望他们会对建设东亚感兴趣呢，他建议日本人回想一下古代某个中国皇帝的故事：当一个廷臣向皇帝说明，所谓的灾年就是指谷物供应不够养活老百姓的年份时，这个皇帝被弄得莫明其妙。他惊奇地问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老百姓为什么不吃肉呢，汪希望日本人肯定会明白；“中国人害怕亡国，就好比缺少谷物作为粮食；而建议去建设东亚，就跟讲什么吃肉一样。”

[老酒]

1 这所建筑物的中文名称是“梅花堂”。影佐的《漫谈》第373—374 页记述了梅机关。
2 同上书，第374 页。
3 同上；另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04 页。
4 见影佐的《漫谈》第376 页。例如，其中的一员是《朝日新闻》的记者神尾茂，他报道汪记运动的文章，写有《汪精卫与和平运动》（载一九三九年《近代日本》第八期）和《汪精卫与重庆》（载一九四〇年《近代日本》第九期）等文。
5 见影佐的《漫谈》第374 页。
6 同上书，第363 页。
7 见陆大维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7 页。
8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06 页；影佐的《漫谈》第378 页，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一卷第239 页。
9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27 页。
10 见稻场正夫编的《冈村宁次大将》第339 页。
11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09 页。
12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一卷第208 页。
13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70 页。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一卷第261—265 页对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的五大臣会议及其决议作了很有价值的评论。
14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一卷第263 页。
15 同上。
16 同上书，第262—263页。
17 同上书，第263—264页。
18 同上。
19 五月二十八日意见书的正式日文译本称为《关于处理形势的具体建议》，收录于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306—310 页。
20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656—657 页。重点是我加的。引文是引自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和十五日汪—板垣会谈的速记记录稿，见上书，第652—659 页。
21 同上书，第657—658页。
22 同上书，第657 页。
23 同上书，第658—659页。
24 关于国旗的问题，在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91—195 页、影佐的《漫谈》第368 页、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95 页和97页以及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GCD的力量》第47—48 页都有叙述。
25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95 页。
26 同上。
27 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95—96 页对此有所论述。
28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29 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另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71—173页。
30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519-H 号，第4 页。
31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1 页。
32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519-H 号，第6 页。
33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1 页，引用了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34 见陆大维的《从芦沟桥到珍珠港》第82 页，另见梨本祐平的《在中国的日本人》第115 页。
35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2 页，引用了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36 冈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致有田外相的报告，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519-I 号，第1页。
37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3 页。
38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华南特务机关副长原致海军军务局第一课课长宇垣的报告，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246 页。臼并在《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3 页论述了关于成立华南自治政府的计划的'B4髙另一个重要材料来源：“竹内［汪精卫］与［陆军］小组会议要点”。“竹内”是日本常见的姓氏，是汪的代号。
39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10—12 页。
40 例证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56—58页。
41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12 页。
42 访问清水的谈话记录。
43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55 页。
44 全文见《人民论坛报》（上海版）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107—116 页。
45 见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73 页。
46 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215 页引日本外务省未公布的档案。
47 同上书，第214 页，另见影佐的《漫谈》第376 页及陶希圣的《乱流》第170—171 页。
48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十日，第174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49 见陶希圣的《乱流》第171 页。
50 见汪精卫的《依靠日本——中国与东亚》（载《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第六二五期）。

[华根]

老酒辛苦了，这么长的文章，够我学习一周了。

[老酒]

作者: 华根

老酒辛苦了，这么长的文章，够我学习一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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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酒]

第十三章 “从地下到天上的一切”

影佐把汪从河内护送到上海后，成功地使汪重返中日关系的政治舞台。但这出戏经过五个月的排练之后，没有人能说究竟何时能够开始演出，或是否真能演出。甚至没有人能预言，汪是否准会担任头号角色。日本有许多人对他的号召力存在怀疑，而且吴佩孚和其他人还正在舞台旁边等着。结果，汪对于跟日本实现合作的前景所感到的幻灭迅速地增长。

他经东京之行后，发现近卫“三原则”的崇高理想与板垣陆军大臣办公室透露出来的、关于合作的严峻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他乃感到幻灭。他呼吁支持，但没有得到什么反应，他又感到失望。没有一个重要人物响应他的号召，唯一例外的是他的老同志陈公博，陈在香港犹豫、动摇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同意支持他。他不得不忍受现有的傀儡们和他们的日本顾问对他的折磨，这使他经常感到苦恼。他也察觉到有人主张设法抛开他而寻求与重庆直接谈判，他为此而感到不安。汪意识到，他叛离重庆的个人动机——那无疑是正直的、爱国的——恐怕不足以使他逃脱被他的同胞们扣上“汉 奸”的帽子，对于象汪这样一个对他自己在ROC历史上的地位十分敏感的人来说，这也许是最最痛苦的事了。汪面对着这些显然是无法逾越的障碍，究竟是坚持下去还是退而重演他流亡国外的故伎，这需取决于影佐的诺言和对他的保证。记者松方吉三郎回忆道，“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和平运动是光靠私人关系维持下去的”。1影佐比较接近板垣陆军大臣，而且又能把汪的事业吹得娓娓动听，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使陆军中亲汪的情绪逐渐有所增加。但是，促使汪时来运转的重要得多的因素，却是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它发生在满洲国跟苏联仆从国外蒙古交界的哈勒欣河边远地区。在这个地区的诺蒙坎村附近，关东军与苏联红军（以及它们各自的傀儡军队）之间打了六个月的仗，日本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吃了大败仗。日本碰到一个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使用现代化战术的敌人，这还是头一次。事实证明，关东军完全不是拥有优越得多的大炮和坦克的苏联军队的对手。苏联的运输和供应能力——都从四百英里外的兵站运来——令日本情报部门大为震惊。苏联轰炸机在满洲国境内的轰炸，对日本来说是个不祥的威胁。最后，苏联军队具有的素质跟日本在上次战争中所碰到的沙皇军队的素质大不相同。他们所显示的坚韧不拔和勇敢的精神，使日军从七月一日至九月十六日（诺蒙坎战役主要进行期间），出现了伤亡达百分之七十三这一惊人的数字。2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参谋本部总是把苏联的威胁当作是急务。从对华战争最初阶段起，参谋本部的战略家们就在寻求解决办法，使他们能把注意力集中去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诺蒙坎的失败清楚地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它也证明了在陆军指挥官中存在拒不听命的危险，他们竟敢完全无视东京所制订的国家政策。板垣陆军大臣本想把边境冲突交给外务省，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同时参谋本部采取了一项实质上要求“不管体面或不体面都要及早结束冲突”的政策。关东军研究了这一政策后，却狂妄自大地决定不予理睬。3

甚至还有比诺蒙坎冲突影响更大的事件。八月二十三日，在诺蒙坎的战斗达到高潮时，德国跟俄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大大地解_除了欧洲方面的负担，可以集中全力来对付她在亚洲的敌人。亲轴心的平沼政府由于它昔日的反共盟国的出卖而大受震动，马上就垮台了，由以阿部信行大将为首的内阁继任。阿部素以同情汪精卫著称。（后来他被任命为日本驻汪政权的第一任大使。）

对汪的事业更重要的是接着发生的陆军人事变动。这项变动使关东军司令官、“分治合作”最坚定拥护者之一的植田谦吉大将被解除职务。而最重要的变动则是大陆指挥机构的改组。九月二十日，参谋本部宣布，解散华北、华中陆军指挥机关，代之以一个统一的支 那派遣军总司令部。这不单只是个提高效率的措施，而是参谋本部方面通过解除地区指挥权，以统一陆军对华政策的一个措施。有关建立统一的支 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一项重大措施是，任命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担任该派遣军的总参谋长。这一切措施的结果，使汪的事业突然抬高了身价。在某些陆军部门中，决心要统一日本的对华政策并尽快结束战争的主张又抬头了。至于结束这场战争的最好途径是依靠汪、还是通过与蒋和解，肯定还是个有争论的问题。然而，支 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设立，至少有希望减少地区陆军指挥机关及其傀儡们对汪所构成的威胁。

在这方面，很有趣的是，正当王克敏和梁鸿志的日本顾问们和影佐在南京开会的时候，王、梁在与汪精卫（于九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会谈中，还在处处作难。据说，王克敏的后台喜多将军，在听樋口季一郎将军指示时，受到了“申斥”。（樋口是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特地从东京飞来，指示参加开会的将领们认识新近改组的重要性）。樋口对他们说，阿部内阁保证，要把影佐支持汪精卫的计划“进行到底”。4

樋口对那些要跟重庆直接谈判的主张持否定态度。他说，直到三个月以前有些人还赞成那种做法，但是“现在，这样的傻子一个也没有了”。樋口特别提到关于燕京大学校长、美国教育家司徒雷登进行调停的情报。据说，司徒已跟委员长取得联系，蒋表示：他对于王克敏跟日本达成的任何和平解决方案，都衷心赞成，只要汪精卫和他的一伙人被排除在外就行。樋口的分析是，“司徒是一个老骗子；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把汪甩掉，那就是抛弃武士道。”5

汪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自重庆叛逃出来的。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这一年里，日本人自己经常在讨论、争辩关于导致“重新调整中日关系”的条约和协定的细节，而且也跟汪和他的同事们就同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这些讨论总是非正式的、没有结果的。因此，在此期间跟汪的往来一直停留在个人讨论这一级的水平。即使在这种水平上，汪也无法详细地了解日本人真正的意图何在。例如，他急于要求澄清日本顾问的人数和权限这件事，简直就被置之不理。按照汪的观点，在私人会谈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们很容易被日方所撕毁。甚至当这种谅解已经写成书面的东西并且经签字盖章（就象重光堂协议一样），都还有可能被否定掉。这种做法，既表明日本对于支持汪是否有利拿不定主意，也表明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权力分散；以致到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汪叛逃差不多已一年之后——日本仍不愿就谈判一项基本条约的问题作出承诺，而日本如果打算承认汪的新政权的话，谈判
一项基本条约显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