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毛泽东?

[mw2006third]

作者: ThirdEye

回楼上，我是“60”后，当年打倒“四人帮”时上街游过行，但的确未曾听说过“刘邓路线”...

可以问一下你是什么年代的吗？

比你大一点点。

看来你对中国的政治尤其是中国党史实际上是不太了解的，连刘邓路线都没有听说过，文革中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的就是他们。

如果老黄有兴趣，讲讲当年的趣事就好了。

[ThirdEye]

作者: mw2006third

对于156楼第二段，建议ThirdEye先把毛泽东在当时各种会议上的讲话看一篇，把那几篇著名的《党内通信》看一篇再来讨论，你这样空对空，先有结论，那怎么也说不清。

其次，回味一下中学大学时期学的一个政治常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实这个常识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他的深刻道理的。

事情不是这样说的吧？我写的东西，你不认同，而谓之“空对空”，那是不是应该由你来贴出能够证明你观点的论据呢？所谓谁主张，谁举证... 让我一个人两头忙活，这个不太厚道吧？

[mw2006third]

虚心接受ThirdEye的批评，现在开始提供原始资料，先从毛泽东的《党内通讯》开始：

党内通讯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圾、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觉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底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都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ThirdEye]

作者: mw2006third

比你大一点点。

看来你对中国的政治尤其是中国党史实际上是不太了解的，连刘邓路线都没有听说过，文革中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的就是他们。

如果老黄有兴趣，讲讲当年的趣事就好了。

那就尊你一声老兄吧（性别没弄错吧？）...

关于党史，说来话长，我老早就发现那里面有着许多不真实的东西，所以不曾把它当作一门科学去好好学过，只是对于疑似的疑点多花了些功夫，比如蒙古问题、韩战问题，等等

[mw2006third]

80年代以前的党史，主线条是对的，有些细节地方不符合历史真实，不准确，80年代以后的党史，主线条都是错的了，其他更不用说了。

[ThirdEye]

作者: mw2006third

虚心接受ThirdEye的批评，现在开始提供原始资料，先从毛泽东的《党内通讯》开始：

党内通讯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圾、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

谢老兄转贴的文章，并等待后文...

下面是我从网上找到的相关资料，其中关于毛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论述与你老兄的应该是没有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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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发动的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运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开始出现。1958 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说1956年中央领导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是右倾，使 6亿人民泄了气。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要求修改 2 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 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至此，经济建设离开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被轻率地发动起来了。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标志是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58 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估计当年粮食产量将从 1957年的 1850 亿千克增加到 3000～3500 亿千克。基于这 种过高的估计，会议要求各省、 自治区党委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从1957 年 535万吨增加到1070 万吨， 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农村不顾秋收大忙 ，抽调5000万劳动力炼钢；城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 ， 高指标、 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1958年11月～1959年 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在着手纠正“共产风”的同时 ，强调要反对浮夸、冒进，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缩减。但在1959 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见庐山会议）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开来。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停止。大跃进运动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 ，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 、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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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言不谬，则：
1. “1958 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说1956年中央领导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是右倾，使 6亿人民泄了气” -- 毛要对发动大跃进负领导责任
2. “1958年11月～1959年 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在着手纠正“共产风”的同时 ，强调要反对浮夸、冒进” -- 和你老兄转贴的从日期到内容都相吻合
3. “但在1959 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见庐山会议）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开来” -- 等待你老兄的后文...

问题：
1. 即使以你转贴的文章看，毛完全明白当时的情况，可为什么仅仅几个月后，在庐山对彭德怀几乎是相同的言论大发雷霆，并就此打倒了“彭、黄、张、周”？
2. 2篇文章中哪里可以看出刘邓的问题？

[ThirdEye]

作者: mw2006third

80年代以前的党史，主线条是对的，有些细节地方不符合历史真实，不准确，80年代以后的党史，主线条都是错的了，其他更不用说了。

既然说到这里了，那我先说：
我对“80年代以前的党史”已经没有印象了，对“80”后的关于蒙古独立的描述，依稀记得党史似乎谈到在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反动分子策动了蒙古的独立，并遭到进步蒙古王公的抗议和抵制。再以后，就没有任何下文了。

请问老兄：
“80年代以前的党史”对蒙古独立的事件是如何描述的？

[ThirdEye]

作者: mw2006third

小岗村那个承包带头人就是70年代（1974年左右）在城里建筑工地做小包工头，一年赚上万块，这是他自己亲口对记者说的，你可以上新浪和新华网去找，他最初是做一般杂工，月收入也有上百。

70年代就有很多农民进城做临时工合同工，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多。

年纯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地区在中国并不多，大多是一...

我从百度搜索来的 http://www.xiaoshuo.com/readbook/00164364_10034.html
（致中共网特：这种文章不致于被“枪毙”吧）

没有找到关于进城打工的任何痕迹，看到的只是悲惨的生活，以及当年分田时的悲壮。

当然这些有待进一步考证...

全文太长，现摘录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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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风云

口述：严俊昌

采写：张冠生

时间：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５日，１０月６日

地点：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

访谈手记：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蚌埠市，乘中巴到凤阳县，乘中巴到小溪河镇，乘摩托到小岗村。一路秋雨。

雨中的小岗，街上看不到一个人。

走进严俊昌家院门，迎面撞见这位传奇人物。红脸膛，身板硬朗，嗓门洪亮。着西装，光脚穿解放鞋。

走进堂屋，围坐小桌。门外雨声沥沥。不知怎么就聊起了“老实人吃亏”的话题。

本来，只想走到小岗，看看这个村子，看看村民的生活。当然，最好能见到严俊昌，聊上几句，对他领着一群好汉按手印订契约、分土地、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壮举表示敬意。此外无奢望。未料无心插柳，“老实人”的话题让他有了谈兴，自然而然就聊起了小岗村当年大包干的来历。

要说清楚大包干这个事，得往前说。

１９５５年，小岗村有了互助组，合作社。到１９５６年，就成立了高级社。当时说“人民公社是天堂”，我们也像是一步到了天堂。

入了高级社，土地就归了集体，做活就是大队人马一块上工。虽然说不是出全力，但是也过得去。到１９５７年，还能自收自保。可是到了１９５８年，就不行了。说起来，问题是出在政策上，浮夸得很厉害。生产队都不行了，要搞军队那样的，几个队合成一个连，做活更是大忽隆搞大跃进，把农村经济整个就一下子给搞坏掉了。从１９５９年开始，我们这里就有饿死人的事情了。到１９６０年，小岗村就饿死了六七十口人，死绝了六户！

饿死人的事，开始是瞒着，后来被中央发觉了。发觉以后，就解散了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搞生产还是以队为单位。再往后，生产就得靠国家了。为什么呢？耕地靠牛啊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人都没有吃的，牛就更没有吃的了，都饿死了。所以，再搞生产，就靠党靠国家。耕牛是党和国家给的，衣食住行是党和国家给的。

这样，小岗村的生产又搞了起来，可是生产率低，整个小岗的粮食产量就徘徊在三万多斤。除了集体的开支，牛吃的饲料，一人一年也就一百多斤粮食。这一百多斤粮食不够吃啊，难活命啊！靠什么活呢？就靠逃荒要饭。好多村里人长年在外逃荒要饭，家里剩下的人还得吃救济粮。小岗吃救济最多的一年里，吃了国家八个月的救济粮。国家给的救济粮，是有粗粮，有细粮。分到手里后，就把细粮卖掉了，换粗粮吃，这样粮食能多点儿。就这样，小岗的人还是受穷。

后来，我是先当副队长，又当队长。干了一段时间，我不干了。什么原因呢？县里要来我们村搞一个特殊的试点，让宣传队到村里来。县里派宣传队来，乡里也派。做什么？说是来抓生产的。实际是抓斗私批修，搞阶级斗争。你想啊，那时候穷到那个样，啥都没有，哪还有私啊？可是人家就那么一天到晚地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喂头老母猪就犯法，连一棵果树都给你砍掉。这样一来，我心里就想：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是我知道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如果就这样搞下去，这不是共产党要干的事。这样做是自取灭亡。这道理多清楚啊！喂口猪也不行，栽棵树也不准，那人该怎么活？但那时候就这么折腾。小岗真的被折腾苦了。

我不干了。这没法干呀！本来我想顶，可是顶不住啊！为什么顶不住呢？我给你举个例子。１９７５年的时候，县里又来了工作组、宣传队。来干什么呢？一个是赛诗，一个是搞阶级斗争。说是要想把小岗搞上去，就得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小岗哪来阶级呢？都是穷乡亲，都是贫下中农，穷得啥都没有，地富反坏右一个都没有，还存在什么阶级？怎么斗争？

可是不行啊，你就得赛诗，讲阶级斗争。他们说，今天我们都是群众，你要是作不出诗来，你就是对党不忠，没有说出心里话。你要是作出诗来了，就会受到表扬，说你思想好，跟上革命形势了。农民没文化，不识字，不会作诗，这不要紧，你实在不会作，工作组给你编。我这个当队长的，又得管村民的吃喝，又得管作诗，压力很大，像泰山压到头上一样，走路都觉得发飘。没有吃的，眼看人都快饿死了，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哪能作诗？我想，这样下去不行！不要说老婆孩子，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访谈手记：说到赛诗，严俊昌满脸的不屑甚至鄙夷。农民天生务实，那年月，农民取舍事物的基本标准就是“打不打粮食”。老严停住话头，又点一支烟，摇摇头，似乎挨饿时走路发飘的滋味还在身上。

我就去找工作组。我说：老张老李呀，我们赛诗，可能给我们的肚子赛饱？这个作诗可能做出来粮食？如果赛诗能把我们的肚子赛饱，能赛出粮食来，让老婆孩子有饭吃，哪怕赛死也值得了，也比饿死强。我们就这样赛，蹲在破被窝里赛，一天赛到晚，也没赛出一颗粮食来。光在这里作诗，能解决小岗的一切问题吗？五黄六月天里，该栽秧了，可是让我们赛诗，一天赛三场，稻秧子都赛得烂掉了。整个一年下来，等于没有生产，秋粮也没有。怎么办呢？还是吃国家救济粮。

我看这样不行，就自己作了一首。说是“头上长毛，角上长刺，集体生产搞不好，带领群众瞎胡捣。这次温水学习班，连毛带刺都拔掉，革命重担一肩挑”。你看我对党好吧？我说它教育人是“温水学习班”，还加了解释，说我头上长的毛是无产阶级的毛，角上长的刺是无产阶级的刺。我是想跟他们碰一碰。我严俊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结果还是碰不过他们。后来就气得不干这个生产队长了，彻底不干了。

他们问我：你不干队长想干什么？我说我可以当个好社员。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到１９７７年，我们这里恢复了梨园乡。乡里的一二三把手都想到了我，要找我。

那天我正在地里刨花生，他们找来了，问哪个是严俊昌。

我就问，你找我干什么？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当群众还能当犯法了？你们要找我什么麻烦？

他们说，不是的，你来田埂上，我们坐坐，商量商量。小岗村的担子你还要担起来。

我说，我还担什么？我自己都快饿死掉了，我啥都不管干了。

他们讲，你扛把大锹出个车，把小岗的担子担起来，我们支持你干！不过你呢，有的地方也得改改。你这个人有点太耿直了，你当干部不特殊，救济粮救济款跟群众的一般多，一点不多要。到没有吃的了，群众管要饭，你不管，你不饿死了？如果你不干，不是更多人受穷？你不还是饿死？如果你同意干，你全家的生活咱们公社都包起来。

我就说，我既干，就不让你公社包。让公社包下，乖乖那不是叫老百姓骂我吗？哦，给你点好处你就干了，你当干部就是为了多吃点公粮啊？我不能这么干。

经过他们的劝说，也经过自己考虑，我算是答应了。他们说得对，群众管去要饭，我确实不管要饭。到了人家门上，不能听人家不中听的话。就这样，小岗这个担子我接受下来了。

接受下来后，整个的压力太大。你想，一个烂摊子，生产怎么搞上去，心里没有数啊连点儿生产工具都没有。整个生产队只有两三张犁子，这么多土地，一百多口子人，怎么干得过来？过去当然有人拉犁子的事儿，可是你要是指望着还是人拉犁子，还能改变落后面貌啊？生产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当时去外边要饭的人还是很多，都走掉了，家里剩下的能干活的人也就十几个。就这十几个人干，上哪儿能干够一百多口人吃的粮食？

我再三考虑，究竟小岗走什么路能行？怎么能救自己的命，救这一百多人的命？我去找村里几个灾荒年没有饿死的老头子，问他们。当时人家都放工了，他们正在倒粪。１９６０年，人家都饿死了，就剩他们没有饿死，经历的事儿多，有经验。我问：你们几个看，咱们小岗怎么干，才能救活自己的命？当时小岗有不少人咳得吐血，我也吐血，一咳嗽就吐血。他们讲，都饿得吐血了，要活命，只有分田到户。

访谈手记：严俊昌再三强调，当年冒死分田地，就是为了救命。救自己的命，救老婆孩子的命，救村里乡亲的命。没有任何大道理。或者说，当时能活命就是大道理。

分田到户这个事儿，我知道。１９６２年，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分过一部分土地给农户。分地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实提高了。在分到户的地上，庄稼长势都不错，也快成熟了。可是后来刘少奇很快又受批判了，被打倒了，土地就又被集体收回去了。很好的庄稼没有捞到手。不过能看清楚，地只要一分，农民的积极性就能调动起来。所以这几个老汉一说，我也觉得分田到户是个办法。动心了。

当时有个老人有点担心，他讲，严俊昌啊，你是个草木之人，分地这个事，咱们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没有能闯开，你这草木之人能干成吗？弄不好就是个现行反革命！

我就讲，只要能干开，能干好，哪怕吃上一顿饱饭再拉去杀头也行。死了也要当个饱死鬼，不能当饿死鬼。你们几个老年人，有代表性，看的也准，咱们就走这条路！但是这么走不能这么说。先分再说。分也有个分法，人家问起来，咱能回答他。咱们几个人，姓严的就代表姓严的门下，姓韩的就代表你姓韩的门下，姓关的就代表你姓关的门下，这就算定了。咱们先分成两个组，干干试试。

我们就这样开始的。把人都找来，当年还有个副队长，有个会计，就合计一下，丈量一下，小岗村一共多少亩土地，两下扒开，分成两块。好比有一百亩，就扒开两边各５０亩。如果人分成两组，地扒成两块，能干好，就这样干，在组里干。干不好，就再往下扒，直到能干好为止。

分成两组以后，多少好了一点。可是总体上不行。一个队分两个组，等于是个小队，还是集体性质。不是自己的，还是不好好干，缺乏责任心。有的人在外边要饭要惯了，还要走。我们就讲，你走掉了，你家老婆孩子叫我们养活啊？

过去分粮食，是三七开。人头占七成，工分占三成。一百斤粮食，人头就分七成，工分才三成。劳动力不值钱，所以他老是要往外跑。要想留住他，就还得在分地上动脑筋。我们就再分，两个组分成四个组。分了四个组以后，劳动积极性又比过去高了一点。看这个趋势，这样分下去能干好。为什么呢？很明显，责任心高了，劳动积极性高了，过去几个人干一亩，现在一个人干几亩。有人就说，种地这个事，有的人就别干了。老奶奶呀，小学生呀，出不了多少活儿，就别干了。这田还不够我干的，工分还不够我挣的。你看，他不想叫人家干了。

可是大家都得挣工分呀。我们就又分田，从四个组又分成八个组。分到八个组的时候，土地就彻底到户了。彻底到户了，积极性就是最高的时候了，可是事情本身也就危险了。我们生怕露出去消息，所以就讲，只能干，不能说。后来按手印也是为防止万一露出去，出大事，才想出的办法。

很多人都问过：小岗村为什么按手印呢？

访谈手记：说到这里，严俊昌深吸一口烟，抬头，眯眼。目光跃出堂屋，穿过雨幕，回到了当年那个签名按手印的肃穆夜晚。思绪里，浮动着历史云烟。

按手印，也是那几个老年人想的办法。他们说我，你的家属这么老实，你这个家伙这么冒险，分田弄不好就是现行反革命，随时随地会坐牢。到时候，你叫家属怎么办？你得想好了，得有个办法。我说：你们几个的心思，我领情了。可是我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当孬种。我父母亲生下我，我不能干坏事，不能干为他们丢脸的事。我现在没有本事对父母亲尽孝，连我自己的老婆孩子都顾不了，还有什么意义？所以，虽然父母亲也反对我，我大叔半夜还找我麻烦，问我你非要冒这个险干什么？我还是要干，就是倒霉，也不是干丢人的事。没有干见不得人的事，就是死掉了，也不会落骂名。父母亲不会骂我，乡亲不会骂我，历史上也不会骂我。反正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村里的严国昌，是个说话让我佩服的人。他说我，你不要光想着你自己的命不值钱，死掉了也不落大家怨言。你光那么说有什么用？关键是要把活命的路走出来。你要是走不通这条路，大家不怨你，会恨你的。我问严国昌，那你说怎么办？他说，你召集十八户人，开个会，这样干大家究竟给个什么意见？要是没有意见，干部倒霉了大家可要管。这样，严国昌提出了按手印的办法。

当时，严国昌已经六十多岁了。我认为这个老头说得在理，就召集了１８户人。这１８户里，有些人出去要饭了，不在家。我们就让他家里人通知，要饭的人赶快回来，我们开个会，商量商量。那时候是要年饭。大年要过了，还没有到小年。大家听说这个事，都回来了，就开起了１８户会议。这个会上说，要想救活小岗人的命，只能走分田这条路。但是有一条，这条路万一走不通，咱们都不后悔。到时候，需要坐牢了，我去坐牢，你们帮我把孩子养到１８岁。有个大爷说，只怕你坐牢都坐不上，你是现行反革命，要枪毙，砍头！要是真正走到这一步，我们也都不是孬种。来吧，我们都先按上自己的手印！真是老严坐牢了，我们把他小孩养到１８岁。

我当时找纸，找不到纸。找了半天，找了个小学生念书用的烂本子纸，翻出了几页好点的，写名字，按手印有自己会写的，有不会写的，叫别人代写。写完了，按上了１８个手印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动，也很激动，愿意这样干，继续这样干，杀头坐牢有干部承担。但是要干成了，我们第一步要完成国家的，可对？我们吃了多年党救济我们的粮食，我们有了粮食不能忘记党。要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对这三条，大家都没有意见。这样一来，小岗从春天开始，大家的积极性真是调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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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黄鹤]

作者: mw2006third

对于156楼第二段，建议ThirdEye先把毛泽东在当时各种会议上的讲话看一篇，把那几篇著名的《党内通信》看一篇再来讨论，你这样空对空，先有结论，那怎么也说不清。

其次，回味一下中学大学时期学的一个政治常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实这个常识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他的深刻道理的。

别跟这家伙浪费时间,他妈的从历史到政治什么都不懂,纯胡扯蛋, 与状元桥下牛二同类; 犯到咱头上来,就给其一顿臭骂....

[ThirdEye]

作者: 白云黄鹤

别跟这家伙浪费时间,他妈的从历史到政治什么都不懂,纯胡扯蛋, 与状元桥下牛二同类; 犯到咱头上来,就给其一顿臭骂....

呵呵，你这才是典型的“文革副产品”：刚开始还能勉强比划两句，理屈词穷后除了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就剩了张嘴骂街的份了...

其实，这骂街是网络世界里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你在那儿码了半天的字儿，贴到这里，我若是想搭理你，只消把你的东西稍加整理，让它更适用于你，然后2倍、3倍地贴还给你，既不费力气，又达到目的... 只是我一般还真不屑搭理罢了-- 我总不能和你一样不顾身份和脸面不是？

真正上档次的，是并不使用半个脏字，举手抬足间，很随意说出的话，却会让你觉得还不如痛骂你一顿来得好受；这一边，“羽扇纶巾，谈笑间”，那一边，“樯撸灰飞烟灭”，跳楼的心思都有... 这才是辩论的高境界

纵使从历史到政治什么都不懂，也能把你噎得回不出话儿、喘不出气儿... 这里究竟是纪念毛的战场，还是批判毛的阵地？

居然西风压倒了东风的说？

[白云黄鹤]

作者: ThirdEye

呵呵，你这才是典型的“文革副产品”：刚开始还能勉强比划两句，理屈词穷后除了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就剩了张嘴骂街的份了...

其实，这骂街是网络世界里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你在那儿码了半天的字儿，贴到这里，我若是想搭理你，只消把你的东西稍加整理，让它更适用于你，然后2倍、3倍地贴还...

对于你这样又不懂历史,又不懂政治,一问三不知者,够什么资格网上辨论, 简直是对牛弹琴....

玩政治,就是玩两手,是君子文明辩论, 胡搅蛮缠小人,只有用小人方法对付....

正是因为一股歪风正兴,所以才有纪会毛主席的文章对抗歪风;很多年轻人不了解毛泽东, 听多了邪风乱说,而我们的纠偏,重新定位了毛的形象,有效地抵制了反毛的邪恶黑浪......

[mw2006third]

回168楼：

关于严宏昌在城里打工当小包工头的事情，请你搜索《农民严宏昌的三十年》，新浪和新华网上都有。

[mw2006third]

166楼嘛，很明显地是只言片语，我给你完整的讲话内容，你可以对照看看毛泽东讲话的完整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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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干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到，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话，说应该多积累）。

减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减，我们的“圣旨”太多了。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学，如“蒋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mw2006third]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上流走了（这是土壤学，农业学都要一本，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有一天总要撤职的，这不是我威胁你们）。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惜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就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财经部门考证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也不讲。要和风细雨，要事先通一点情报，总是倾盆大雨，发生径流，总不开恩。总没有准备好，不完全，这就是封锁，这是斯大林的办法。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小会不解决问题，就开中央全会（文章做好这件事。没有认真解决，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谈报纸问题。）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对你们工作不利，不然会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哥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飞燕外传》，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顾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再一个是顽固（乔木到，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那个放的开？×××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会议上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难哭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才放开了。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右派高兴，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人们都有一种惰性，不容易搞开，乔木要不是那一次会议，北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是好人，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再谈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不好，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反驳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资，不能德才都不讲，只讲德的一部分。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购九百二十亿斤。多购一百亿斤，讲冒进，这一点有冒。闹得“人人谈统购，家家谈粮食”。章乃器是粮食部长，他同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闹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粮食销量多，反映了农民没有劲。江苏反映社长低头，干不下去了。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间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检查一次。这样医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减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两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是两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廖××告诉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检查十二次。两本账，争取超额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红安县那篇文章，请你们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开了。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mw2006third]

人民网《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农民严宏昌》（http://nc.people.com.cn/GB/8528952.html）

http://news.qq.com/a/20081226/002168_2.htm

[ThirdEye]

作者: mw2006third

回168楼：

关于严宏昌在城里打工当小包工头的事情，请你搜索《农民严宏昌的三十年》，新浪和新华网上都有。

作者: mw2006third

人民网《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农民严宏昌》（http://nc.people.com.cn/GB/8528952.html）

http://news.qq.com/a/20081226/002168_2.htm

第一个链接无效... 下面摘自第二个链接（及它上面的相关链接）：
“1979年，粮食还没有收割，分田到户还没有被证明正确，严宏昌的父亲去世了。在他提心吊胆的时间里，多了一桩必须面对的家庭大事。这时候，妻子段永霞掌握的严宏昌干建筑的收入，已经达到了3000多块”
-- 79年的时候只积攒了三千元（应该已经干了几年了吧），依当时的物价水平，每月100元应该是丰衣足食了，则消费一年1200元，自74年开始至79年，共5年，就算消费了6000元，再加上积攒的3000元，5年不吃不喝的话能挣9000元（或可以上下浮动若干），但无论如何同你老兄说的“一年能赚到上万块”无法吻合啊... 如果说的是八十年代，那就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范围了。

“首先是干农活挣工分。七八岁的小男孩，如果给村里放牛，差不多每天可算2个工分。以小岗村为例，30多年前，一天10分的满分工分，好年成大约可折算成7～8分钱，差的时候就只有5分钱。那么那个放牛的孩子折下来，能够每天收获1分多钱。这是不可忽视的一笔收入。所以，跟严宏昌年龄差不多的村里人，多数都是文盲，在当时，那1分钱也诱惑人呢。”
-- 好年成按每天1角算，干满365天不休息，壮劳力每年收入36.5元人民币，孩子7.3元。差年头减半... 多么“高”的生产力水平！

“她是生气自己的丈夫，一个初中毕业生竟然也穷得要出来讨饭……虽然段永霞没有文化，但她的解释再次打动别人。村民们于是问严宏昌，愿不愿意去跟他们一道挖塘？一项只管吃饭却没有工钱的工作。“只要不要饭，干什么都可以。”严宏昌当然乐意。这是一个转折。挖完塘，当地人又问他可愿意去挖藕？挖一斤1分钱”
“挖塘挖藕，又帮他找到了修铁路挖土方的机会。如此反复3年，严宏昌很幸运地进了建筑队，开始在铁路各车站建房子。这是完全与农民生存不同的世界，建筑队里的小工每天的工钱也有1元钱，成为技术工，三级是每天1.61元，四级是2.02元，五级甚至达到3.27元。30多年前的价格体系，严宏昌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叙述起来不免稍有得意。他做到了五级工，后来甚至成为凤阳县里的一个‘小包工头’”
-- 从要饭中寻找到机会的严宏昌无疑是精明的，但更是幸运的，这绝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遇到的。否则，我不相信人们宁可去要饭，也不愿意去打工挣钱，如果有这样机会的话...

以上都是从你老兄提供的链接中找到的... 还有一点，真正主持“包产”的应该是另外一位叫严俊昌的，当然这严宏昌也全程参与了，但我们没有理由只认可严宏昌，而对严俊昌的话嗤之以鼻，对吗？下面重贴168楼严俊昌访谈的片段：
“１９５５年，小岗村有了互助组，合作社。到１９５６年，就成立了高级社。当时说“人民公社是天堂”，我们也像是一步到了天堂。

入了高级社，土地就归了集体，做活就是大队人马一块上工。虽然说不是出全力，但是也过得去。到１９５７年，还能自收自保。可是到了１９５８年，就不行了。说起来，问题是出在政策上，浮夸得很厉害。生产队都不行了，要搞军队那样的，几个队合成一个连，做活更是大忽隆搞大跃进，把农村经济整个就一下子给搞坏掉了。从１９５９年开始，我们这里就有饿死人的事情了。到１９６０年，小岗村就饿死了六七十口人，死绝了六户！”

那个时期，是天堂，还是地狱，就不用再说了吧？

[mw2006third]

第一个链接本来是有内容的，显然是因为透露的某些信息，所以被删除了。那里面就讲了，严在城里打工月收入上百元，他们家里70年代中期就积攒了上千元的存款，并不是搞承包以后积攒的，这几千块钱本来准备盖房子，结果因为严的父亲病故，把这几千块全部用来办丧事了，要知道，在70年代花几千块钱办丧事，和今天花数十万办丧事差不多。

可以肯定，假如小岗村真的像媒体宣称的那样落后贫穷，不是因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原因，比他们自然条件远远不如的大寨大队为什么集体生产群众生活搞的那么好，关键原因还是小岗村人的问题。

其实小岗村一个劳动力年收入绝对不会很低，从严有上千的存款，家里养猪，严能够买手表，能够一次花几千块钱办丧事等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严今年才60岁，应该是生于1948年，这个年龄段的小岗村人不可能像宣传的那样大部分是文盲，而应该大部分都不是文盲，毛泽东时代普及全民义务教育，农村的孩子至少能够小学毕业，那个时候，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逐年提高，70年代的时候，比现在还高。

顺便告诉你，小岗村所谓的搞承包，第一年粮食大幅度增产是假的，实际上搞承包第一年就减产。大幅度增产是怎么来的哩，小岗村历来是生产队，他们把周围几个生产队的产量加起来都算在小岗村，报上来的是小岗村大队的产量，宣传的时候说成是小岗村生产队的产量。当时XP等需要这么一个典型，于是小岗村的神话便出来了。实际上后来披露出来小岗村承包以后历年的粮食产量从来就没有超过小岗村集体农业时代。

[mw2006third]

还应该指出，严一家即使有上千元的存款，还是出来讨饭，这大概是当地的一个习俗了。

[白云黄鹤]

作者: mw2006third

还应该指出，严一家即使有上千元的存款，还是出来讨饭，这大概是当地的一个习俗了。

当年讨饭是至富的一个渠道, 这种 "叫化子", 一边讨饭,一边每月由邮局向老家寄钱, 这是公开的秘密......

[ThirdEye]

作者: mw2006third

166楼嘛，很明显地是只言片语，我给你完整的讲话内容，你可以对照看看毛泽东讲话的完整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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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

作者: mw2006third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上...

呵呵，越发地觉得我在166楼的观点没有任何问题：
1. 毛的“主旋律”的确是对当年“反冒进”的极大不满
2. 毛认为，提意见要“和风细雨”，不能“倾盆大雨”，否则不管你是对是错，“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
3. 毛认为，当年的问题就像是十个手指中一个手指的问题，所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可以克服的。然后，就带着这些主要的成绩开始“大跃进”了，土法炼钢了，再然后，进入了困难时期，这回似乎是十个指头都有问题了...

注：文章中的错别字（如“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加上类似“XXX”的省略，让人无法看清原文的全貌

另，我在166楼的问题你老兄并没有回答：
从163楼的讲话，毛泽东完全明白当时的情况，可为什么仅仅几个月后，在庐山对彭德怀几乎是相同的言论大发雷霆，并就此打倒了“彭、黄、张、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