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黄海鏖兵——甲午战争中的大东沟海战

[老酒]

陈 悦

序

北京西城区复兴门附近，座落着一处著名的艺术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绿树掩映中的校园，一片幽静宜人，更因为有着缪斯女神的眷顾，别显出几分诗情画意。错落在一栋栋现代化的教学楼之中，不经意还能看到几间雕梁画栋、古意盎然的旧式建筑。仿佛历史的沙滩上，或多或少都能寻找到一些时间的印痕一样，关于这片校园前世的故事，就透过这些特殊的建筑，流露了出来。

1871年，当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还是醇亲王奕譞的府邸时，王府的深宅大院里呱呱坠地了一名小男孩，当时谁也未曾料到，这名小男孩竟然会影响此后国家的命运。四年后寒冷的冬夜，小男孩被送入森然肃杀的禁城大内，身后留下慈父爱母的低声啜泣，大清帝国历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年号，光绪。面对着满朝文武，龙椅上的小男孩显得格外赢弱，怯生生的眼神不时回望向垂帘后的皇太后。作为老大帝国的弱小守护者，光绪皇帝载湉担起了一幅前所未有的重担，而二十余年后，他更要带领整个国家，面对一场至为严酷的历史考验，尽管这与他的见识、阅历都太不适应……



丰岛余波

1894年7月28日，紫禁城的太和殿前韶乐声声，紫烟缭绕，光绪皇帝23岁的生日大典在这里举行，百官朝贺如仪，前天由“济远”舰带回的关于丰岛海战的消息，丝毫未能影响万寿圣节的照常进行。紫禁城高高的红墙外，自皇城通往西郊颐和园的道路两侧，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太后万寿而进行的点景美化工程，也在忙忙碌碌地进行着，古老的北京沉浸在充满节庆气氛的盛世景象中，同治朝以来经过近30年洋务运动的努力，成果初现，有关“同光中兴”的盛世论调充盈着当时的中国社会。在这片怡然的景色中，惟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突然架设出的几门冷冰冰的克虏伯行营炮，给京城带来了一点不和谐的气息。

麇集在仁川港外的日本运兵船队

隔着茫茫大海，数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上，战云密布。海军在丰岛海面发起突然袭击的同时，日本陆军也开始磨刀霍霍。由于胁持控制了韩国政府，因而日本军队的这些行动，对外都理直气壮地打着“为韩廷驱逐防碍朝鲜独立之清军”的口号，名义上都持有韩国政府的授权，而最初应韩国政府乞援而来的中国军队，此刻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成了非法滞留者。日本玩弄国际法的巧妙伎俩，令人不得不为之“佩服”。


日本混成旅团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

日军强行征发的韩国民夫
驻扎在小城牙山的叶志超、聂士成部中国军队，由于近在韩国首府汉城肘腋，梗扼在日本陆军的后方，成为日本陆路战场第一步意图袭取的目标。丰岛海战爆发的当天，由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率领，屯扎在汉城近郊龙山的日本混成旅团主力倾巢出动，直扑牙山方向，计有步兵第11、21联队的4个大队，骑兵第5大队第1中队，炮兵第5联队第1中队，工兵第5大队第1中队，以及附属的辎重、医护部队，总兵力计4000余人，重武器为8门行营炮。虽然处心积虑扶持傀儡政权，拿到了所谓韩国政府的授权，但是四处暴虐屠杀反抗者的日本军队，在韩国百姓眼中依然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简直是明末以来倭寇的再现。日军所到之处，韩民纷纷躲避，夫役、补给均无从征集，“（韩民）争相逃避，应者极少”，行军速度异常缓慢，负责混成旅团后勤工作的古志正纲少佐甚至为此急得引咎自杀。而这恰好与韩国百姓自发为中国军队引路报信，提供补给，帮助运输辎重，一幅拥戴上国天兵的景象，成了鲜明的对比。孰正孰逆，一目了然。

驻防牙山的中国军队，除最初派赴韩国平定东学党之乱的以外，还有新由英国商船“爱仁”、“飞鲸”运到的仁字军以及武毅军等部1245人，总兵力为3880人，统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统帅。预感到日军将要进逼开衅，鉴于牙山无险可守，叶志超命令总兵聂士成率领2800余兵力前出至汉城通向牙山间的要地成欢驻守，而自己则率剩余的军队退守牙山附近的天安，本就略显单薄的兵力，由此更加分散。

日本浮世绘作品：成欢之战

7月27日，中日两国的斥候骑兵首先发生交火。28日深夜，日本混成旅团前锋到达成欢外围的安城渡附近，准备展开发起攻击。第二天凌晨渡河时，突然遭到埋伏在渡口对面村庄中的中国军队伏击，由天津武备学堂见习军官于光炘率领的数十名官兵利用黑夜，依托民宅，从门缝、窗户中狙击日军，使得日军一片混乱，而中国军队事前蓄水制造出的沼泽地，又给日军带来极大的伤亡和迟滞。这场半小时的接触战，日方损失较大，共被击毙中队长松崎直臣大尉以下多人，沼泽地中淹死时山龚造中尉以下29人。但设伏的中国军队最后因为众寡悬殊，后援不继，而被迫撤退，指挥官于光炘在混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夺取安城渡要隘后，日军于29日凌晨5时集中兵力向成欢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击，首先占领制高点，用行营炮居高临下反复轰击，继而步兵跟进冲锋，左右包抄合围，接连攻占了中国军队的壁垒，返观中国军队，虽然也竭力作战，但是兵力仅及日方的半数，战术死板，装备的火炮数量也少，而且射术不佳，在日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下伤亡惨重，被迫于5时50分左右突围退却，成欢落入敌手，失去前方屏障的牙山成为空城，随后不久也被占领。

　

成欢之战，中国陆军战术素养底下，军官缺乏近代战争常识的弊病暴露无遗，尽管拥有先进的连发步枪，但使用的却是僵硬呆板的线式战法，完全不懂得散兵机动战术。尽管拥有不落后于日本的行营火炮，但却不知道集中使用火力，而且还将行营炮散落布置在第一线步兵线上，既发挥不了战力，容易被敌方摧毁，且步兵一旦溃散，大炮也就随之弃之于敌。而日军先施以密集炮火准备、继之以步骑兵左右合击的机动战术，此后一再使用，屡试不爽，几乎成了甲午战争陆地战场上用以击溃中国陆军的法宝。

相继发生的海陆两次交战，在中国朝野引起了极大反响，清政府判断日本击沉“高升”号的行为会触怒英国，认为中国将能获得世界舆论的同情，而由方伯谦等前敌将领谎报的丰岛、成欢两次大捷，又使得清政府对自身的实力作出了错误估计，认为蕞尔小国日本实际不堪一击，主战派声音日益高涨。中历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西元1894年8月1日，清政府明发上谕，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

同日，对这一时机等待以久的日本政府也立刻向中国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除俄国以外，英、法、德、美等列强宣布中立。

清流党

丰岛海战爆发的消息传到国内的当天，威海卫的老百姓都注意到了一幅不寻常的景象，停泊在刘公岛旁边海中的北洋海军战舰纷纷起锚开航，鱼贯向威海湾外驶去。从韩国东学党事发开始，海军舰船频繁出航在这里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是像这样的大队行动，至今还是第一回，从舰队急匆匆的脚步上，有心人已经可以看出事态的不同寻常。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站在旗舰“定远”宽阔的飞桥上，面色黯淡，眼神中透着若有所思，任凭海风将衣襟不断吹起。这位被后人讥讽为无知无能的海军统帅，对他自己属下舰队的真实状况心知肚明，自建军以来屡屡请求添设快船快炮的请求，自韩变以来与各处交涉弹药、煤炭，以及舰船改造的电报，都能看出他对这支军队所抱有的责任感。和舰队中很多军官一样，丁汝昌也深知，这支曾经赢得过亚洲第一桂冠的舰队，已经衰老了，荣耀的光彩早已渐渐褪去，眼前他统辖的军舰，几乎都是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产物，在新设计、新战术面前已属淘汰。而大海对面长久以来被龙旗海军视为假想敌的日本海军，近几年来倾国力猛增新舰，快船快炮已独冠东亚，甚至连欧美一些列强也为之侧目。对日本海军暴行的敌忾同仇，是勿庸置疑的，而与这支海军交战的胜算究竟如何，丁汝昌的心中有一个极大的问号。但他对于上司必须要服从，对于下属他又要竭尽全力调和，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瞧不起这位外行司令。他既要完成一名军人的职责，歼除可恶的日本海军，又要面对朝廷和恩相李鸿章的重托，不能让这些被整个国家视为珍宝的战舰稍有损失；既要出巡韩国海面，震慑日本海军，又要严格保证不能让一艘日本舰船进入渤海湾……纠缠在这些既要、又要中，丁汝昌显得疲惫不堪。

7月26日，北洋海军9艘主力军舰由丁汝昌亲自统率，开往韩国汉江洋面巡弋。丰岛海战之后北洋海军的这第一次大规模出巡，意图是寻找日本舰队踪迹，为丰岛海战中损失的舰船复仇，“原冀截冲寇船，麇其一二冠军者歼击之，庶微足雪死士之冤仇，泄臣民之公愤”。不过令人难解的是，在当时日本舰船来往穿梭的韩国汉江口、仁川港，北洋海军历时2日的搜寻，竟然一无所获，使人不由得不对这次东巡的内情产生一些置疑。29日回航威海后，丁汝昌在一封写给同僚的书信中道出了谜底，称这次出巡“意欲直捣汉江，又虑中其暗伏。特以战舰无多，不得不加珍惜耳”，汉江口的仁川港当时是日本联合舰队的锚地，储存有大量军火、煤炭，同时也是日本陆军重要的登陆港口之一，联合舰队的主力经常在此处游弋，如果当日北洋海军主力突入仁川，势必会有所得，之所以出现漫无所获的局面，很可能是这次出巡仅仅只到了汉江外海。李鸿章在舰队行前特别下达给丁汝昌的一份电令，显然发生了极大作用“汝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鸿。”

北洋大臣李鸿章，坚持的是一种“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的守势战略。耗费十余年时间，使用近2000万金钱打造起来的这支舰队，是当时中国惟有的一支国家海军，也是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支武装力量。深感海军建设的来之不易，深知北洋海军战力单薄，更深恐在对日作战中战舰轻易损失，令日本海军更肆无忌惮，使得渤海门户失去屏障，李鸿章将对日作战的希望主要寄托于规模庞大的陆军，而在他眼中过于弱势、贵重的海军，能够显示一种力量的存在，保持战略上的威慑，使得日本在海上始终有所顾忌就足够了。李鸿章这一倍受现代中国人诟病的战略思想，在数十年以后的英、德两国海上角逐中却也得到了运用，面对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相对弱势的德国海军采取的恰好是这种尽量保存舰队主力力量，不与优势敌军决战，避免轻易损失，战时用以威胁牵制敌人，战争结束时可作为谈判的筹码的“存在舰队”战略。面对力量过于强大的敌手，未尝不是一种实用却无奈的选择。

但海军的寻敌不遇，在主战的清流党眼中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行为。清流党，是晚清政坛上一支奇特的政治力量，不同于今天人们对于政党的理解。清末的清流党并没有专门的组织，也无一定的宗旨目标，甚至很多时候和被他们讥为杂流、浊流的洋务派还经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流党的成员，基本都是由传统科举考试系统产生的官宦文人队伍，这些历经寒窗，满腹八股应试技巧的官员，醉心于迂腐的名教道德文章，而昧于世界局势，但却左右着中国社会的舆论走向，引导着传统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清流党以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为能事，好物议，工于用词遣句是他们的专擅，对近代洋务事业，则一无所知，更担心由洋务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会触及他们自身的既得利益，因而对于洋务事物往往持一种近乎天生的排斥态度，具体操办洋务建设的李鸿章和淮系，更是他们敌视的对象。在当时对外交涉问题上，与洋务派所采取的妥协但务实的态度不同，清流党人“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无所知，亦几于无法想象。惟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遂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攘臂言战，迨事不利，则归之于用人不当，惟其不审外敌之强，故亦不知中国之弱与危”。从中日韩国交恶开始，清流党就积极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构成了清政府中主要的主战派，受清流领袖翁同龢影响极深的光绪帝载湉，则成为主战派的最高支持者。

这派势力对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完全懵懂无知，对外策略上，大都凭着自我的想像和一腔愤懑。对于李鸿章所持的妥协态度他们极为不满，一方面高声主战，但却并不知道究竟该如何作战，甚至提出了征集全国拖网渔船，堵塞日本长崎港口，困死日本海军的“策略”，与鸦片战争时代寄希望马桶秽物能降服英国舰队的颟顸愚昧如出一辙，近半个世纪过去，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思想竟丝毫没有进步，令人浩叹；另一方面主战派则对李鸿章多方攻击，或称其胆小怯懦，或称别有用心，更有称李鸿章年老昏聩，性情乖异，要求清廷予以撤换。但由于李鸿章位望较高，而且是高层官场无法或缺的对外交涉人物，得到慈禧太后的倚重支持，一时难以撼动，于是矛头就集中转向李鸿章的部属幕僚，杀鸡儆猴，以抗日之名，行架空削弱淮系力量之实。具体执行李鸿章守势战略，且操控当时国家最新锐的武装力量——海军的丁汝昌，自然成了清流党欲除之而后快的第一目标。

　

[老酒]

夹缝中的海军提督



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重要屯泊基地，与作为维修保养基地的旅顺势同犄角，一起扼守着渤海门户。威海湾内水面开阔，湾口有刘公岛屏障，刘公岛南北各有水道进出，但是刘公岛南侧与威海湾陆地之间的海面过于开阔，防守不易。担心日本海军采用鱼雷艇编队，利用黑夜或雾天偷袭，丁汝昌率领舰队第一次东巡归来后，就立刻着手巩固威海基地防务。与天津、旅顺等地的机器局协商调集水雷各件，并在威海本地赶造挡雷链、木桩等，加强海湾口防御系统。孰料，这些举措，竟被清流主战派视为怯懦行为，在身边清流人物有关丁汝昌“首鼠不前，意存观望，纵敌玩寇”的一片舆论喧哗中，年少激动的光绪皇帝深受影响。

8月2日，清廷就丁汝昌出巡无功一事正式电诘李鸿章。同日，李鸿章一面下令丁汝昌率领舰队再次出巡，一面以前次丁汝昌急速返回威海，是为布置防务为由向清廷做出解释。清廷则顺势抓住丁汝昌布置威海防务一事大做文章，于次日严词斥责“前据电称：丁汝昌寻日船不遇，折回威海，布置防务。威海僻处东境，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布置？抑借此为藏身之固”，并命令李鸿章立刻调查丁汝昌“有无畏葸纵敌情事”，如有则应尽快撤换。

北洋海军于8月2日出发的这次东巡，目的地从上次的汉江口外，改到了韩国北部的大同江一带。而出巡的真实用意也与一直以来的普遍理解有所不同，海军的这次行动，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搜寻歼击弱势日本军舰，实际是为了配合陆军进占平壤，屏护濒海地域的安全，防止日本军队乘间从海上登陆抢占平壤，是一次海陆协同行动，因而这次历时两天的东巡在歼除日舰方面依然没有任何战果。此举随即又引起了清流主战派新一轮的攻击 “近日参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乎异口同声”，清政府高层中清流派甚嚣尘上的局面由此可以见一斑。远处天津的李鸿章无法直接参与辩论，只能通过奏章、电报等书面形式为属下解释，李鸿章明白丁汝昌是因为执行自己的指令，以保船为先，避免与优势敌军交战，但在暗涌四伏、政敌如林的官场上，他也只得顺势一面向清廷解释，一面将责任归结给丁汝昌，严词斥责以作应付，要求他“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

作为李鸿章的嫡系部下，丁汝昌深知朝廷中清流主战派势力的强大，以及老上司此时所处地位的为难，也明白那些汹汹而来的指责，表面说的是自己，实际的用意是逼李鸿章交出海军。但那些措辞激烈，乃至言语刻薄的人身攻击，难免不会在丁汝昌心中留下负面影响。8月7日，在向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玙交涉弹药、水雷的信件中，丁汝昌作了如下的表露“在水军能出海远行之船，合坚窳计之，现仅得有十艘。此外势皆勉强，岂能足恃？兹者，似以东路辽阔之海，概以系之轻减数舶之师，不计数力，战守皆属，虽绝有智虑者亦为之搔首也。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数本不丰，再冀筹添，立待断难应手。后顾无据，伊谁知之！事已至此，惟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既有面对汹汹议论的悲愤，也颇有几分听天由命的无奈。一个国家的前敌海军将领，在大战临头，外敌叩门之际，却遭到了最高权力阶层的猜忌、拆台，乃至无理的诽谤谩骂，而这却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问题，只是批评者们想借此更换海军提督，夺取被淮系控制的海军力量，架空削弱李鸿章的实力。一场本应同仇敌忾的对外反侵略战争，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派系争斗内耗的舞台。

受到李鸿章斥责后第二天，8月8日，丁汝昌召集北洋海军各舰管带，以及洋员顾问，在刘公岛海军公所内召开机密军事会议，讨论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次日即率“定远”、“镇远”、“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平远”、“广甲”、“广丙”、“扬威”共10艘主力军舰以及“福龙”等2艘鱼雷艇再次出巡，意在有所斩获，以消弭清流主战派的口实。从意图上看，仍然并不想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发生交锋，而是想集中己方优势力量，寻机歼除弱势的敌方舰船，以达到逐步削弱日本海军的目的。鉴于日军兵锋向平壤、大同江一线推进，联合舰队军舰也屡有出没，北洋舰队于10日抵达大同江口外海，但并未发现日舰踪影，11日派出“广甲”及2艘鱼雷艇进入大同江内仔细侦察。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北洋舰队主力军舰驶出威海基地的次日，8月10日清晨，威海湾内警讯大作，海湾外竟出现了29艘白色的日本军舰！

烟锁渤海



如同北洋海军出巡其实并不是主要为了寻歼日本军舰一样，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战爆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行动，也并不像今人想像的那么如狼似虎，意气风发。自丰岛海战偷袭中国运兵船得手后，担心北洋舰队大队会出海决战复仇，仍然摸不透中国海军实力和战略思想的联合舰队，尽管实际在武备上远远胜过北洋舰队，但采取的却是一种略似中国的守势战略，整个舰队主力收缩在韩国仁川一带沿海，来往于韩日之间，忙于充当陆军运兵船的护卫而已，并不敢轻易北进与北洋舰队主力接触，这可能也是北洋舰队几次出巡没有遇到日本军舰的原因之一。

但是进入8月以后，日本海军的战略突然发生了转变。频繁在烟台、威海两地间活动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于8月6日向国内递交了战争以来的第11号报告，在这份主要针对海军战略的报告内，宗方小太郎首先分析了中国海军的情况，判断中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献策日本联合舰队应该立刻放弃株守韩国近海的思想，改为“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和这份报告提出的作战思想异常巧合的是，8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召集全舰队舰长会议，布置了攻击北洋海军基地威海的计划。9日上午，由“小鹰”、“第七号”、“第十二号”、“第十三号”、“第二十二号”、“第二十三号”等6艘鱼雷艇，以及“山城丸”号鱼雷艇供应舰组成的鱼雷艇部队率先从韩国大东河口锚地出发，高速驶向威海。“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武藏”、“金刚”、“高雄”、“大和”、“葛城”、“天龙”、“赤城”、“大岛”、“爱宕”、“筑紫”、“摩耶”、“鸟海”等本队、第一、第二、第三游击队22艘军舰随后跟进，整个联合舰队几乎倾巢出动。

9日午夜，联合舰队先头的鱼雷艇部队因为航速较高，首先到达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头附近海域，随后隐蔽向威海湾东口航进，意图潜入威海湾，利用黑夜掩护，向港内的北洋舰队发起偷袭。6艘鱼雷艇航行到扼守在威海湾东口海中的日岛附近时，被北洋海军的巡逻小艇发现，港内警报大作，火箭冲天，日岛、刘公岛、威海南帮炮台乃至蚊子船，以及因为锅炉存在故障，留守在港内的“超勇”号撞击巡洋舰纷纷鸣响大炮，开火射击，北洋海军的枕戈待旦由此可见一斑。在中国海陆的炮火声中，日本鱼雷艇队认为已经失去偷袭的条件，担心遭到损失，返航退往位于北纬35度51分，东经126度91分的隔音岛锚地。

在鱼雷艇队之后出发的联合舰队大队军舰，继之于10日清晨到达。“松岛”等本队及第一游击队主力军舰停泊在外海待机，而由“金刚”、“大和”等第二、第三游击队的二线军舰以单纵队向威海湾东口进攻，意在以二线的军舰作饵，将北洋海军主力诱出威海湾后进行突击，上午7时零3分，日本舰队与威海海岸炮台开始交火，由于发现威海港内没有北洋海军主力踪影，只看到“超勇”和3艘蚊子船，炮战至上午9时30分左右，日本舰队撤退，双方射击时距离过远，均未有大的损失。

日本联合舰队因为北洋海军主力不在威海基地，并未达到最初引诱中国舰队出港，进行主力决战的目标，于是重新退回执行护送陆军登陆韩国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竟然出现到了威海湾外，在清政府高层中枢引起一片哗然，清流党自然而然将此事归结为丁汝昌无能，断定海军前一日的出巡是为了躲避日本舰队，有关日舰在旅顺、山海关，甚至大沽口出没的谣言也随之四起，越传越奇，一时间整个北洋沿海草木皆兵，清廷为之震动，严令海军立刻返回，拱卫京畿门户。8月12日，正在海洋岛一带巡弋的北洋舰队主力接到了由海关巡洋舰“金龙”号送到的李鸿章电令，于13日清早6时回到威海，经过紧张的补给工作，10舰2艇于14日再次启航，在丁汝昌统率下开始丰岛海战以来的第4次出巡。

北洋舰队这次出巡的范围收缩到了渤海湾之内，目的变成肃清谣言中出没在各处港口的日本军舰。舰队在庙岛群岛、秦皇岛、山海关、旅顺、大沽一带进行了长时间巡弋，期间还为由大沽装运军械、煤炭前往旅顺的“图南”、“四平”号商船提供护航，此后一直到22日才由旅顺返回威海，在旅顺基地维护修理完毕的“济远”、“威远”、“康济”、“镇边”等舰艇也随之返回。

北洋舰队主力回到威海的第二天，清廷一改以往通过李鸿章指挥丁汝昌的办法，直接电谕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对海军完全外行的清廷中枢，直接向海军下达了不得越出旅顺、威海一线的战略命令，比李鸿章采取的守势战略更为极端，一纸电文，正式将北洋海军锁死在了渤海湾内。由此可以看出，左右清廷政令的清流主战派对于李鸿章的守势战略并无任何认识和挑剔，其攻击的焦点完全在于替换海军提督而已。此后，清流党对于丁汝昌的攻击并未告一段落，反而越演越烈，至8月25日达到高潮，3名御史、侍郎同日接连上折弹劾丁汝昌，军机大臣翁同龢也在廷议中要求将丁汝昌革职，理由竟然是认为丁汝昌造成了叶志超部的牙山兵败，26日，光绪帝正式谕旨革去丁汝昌海军提督的职务，清流党对于李鸿章淮系的政治攻势，获得初步成功。

被逼至墙角的李鸿章，于29日上奏清廷辩论，长篇痛陈海军的苦衷，指出装备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阐述自己的战略思想“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知道是否是受到李鸿章充满感情的文字影响，还是出于平衡朝廷中各派势利，在决定丁汝昌去留的最后一刻，慈禧太后竟然出面过问此事，9月1日，清政府收回前命，下令丁汝昌暂免处分。

在中国为着派系争斗，将前敌的海军提督逼在夹缝之中，将海军困锁在内海之时。日本联合舰队则在为向韩国运兵忙碌地进行护航，自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以来，一直至9月12日，联合舰队先后护送日本陆军数万人到达韩国，一时间身着黑色军服的日本陆军，云集仁川、釜山、汉城等要地，韩国局势更趋恶化。



血战平壤



与茫茫大海上，如同捉迷藏一般的舰队角逐相比，陆地战场上的情况要直接明朗得多。占领牙山、击败韩国南部的中国军队以后，日本陆军的目标就指向了大同江畔的北方重镇平壤，旨在一举夺取中国军队北方最大的集结地。而早在中日谈判决裂时，就已派出的预定进驻平壤的中国北路陆军，却因为李鸿章在和战之间的犹豫不决，迟迟停留在中韩边境上待命，直到丰岛海战爆发后，才重新开始迈动步伐。

8月4日，即丁汝昌率领海军舰队在大同江外海游弋时，由卫汝贵统率的盛军6000人、马玉昆统率的毅军2000人，在韩国地方官员欢迎下终于到达平壤城，开始立刻着手布置防务，剩余的左宝贵部奉军4026人、丰升阿部奉天练军和吉林练军1500人分别于6日、9日先后抵达平壤，北路诸军终于会齐。原先驻守牙山的叶志超、聂士成部自成欢战败后，也于21、28日绕经韩国东海岸辗转到达平壤。至8月末，平壤城内中国军队总兵力达到15000余人，装备行营炮32门，机关炮6门，集结起了甲午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陆军规模最大的兵团，而这几乎是当时北洋淮军精锐的近半数兵力。但是驻守平壤的这5支军队分属于淮军的几大派系，互相之间并不熟悉，而且最后李鸿章最后竟然任命自牙山撤退而至的败将叶志超出任总统率，引起诸将普遍不满，上下离心。叶志超尽管在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时身先士卒，作战勇猛，以至留下了叶大呆子的诨号，但是几十年来的太平岁月和荣华富贵，年轻时为求功名富贵的向上朝气早已磨灭，加之亲历牙山之败，对于日本陆军战斗能力之强有了感性的认识，更成了惊弓之鸟。大战未至，败迹已现。

8月31日，随着从海路运到韩国的兵力日益增多，为彻底将中国军队击溃，控制整个朝鲜半岛。日本陆军开始了向平壤的进军，日方用于进攻平壤的军队主要为最先进入韩国的大岛混成旅团，新近登陆的第五师团，以及第三师团的一个混成旅团等，总兵力为16000余人，由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统一指挥。日本军队出发前，即按照包抄战略，分为3路行动，相约于9月15日前抵达平壤城下，发动总攻。

9月6日，中国斥候骑兵发现日本先头部队踪迹，叶志超和诸将经过商议，决定出动平壤中国守军的八成兵力，前出半道邀击日军先头部队，乘其立足未稳之际挫其锐气。9月7日深夜，7000余名中国士兵在行军中途安排宿营时，突然有人高喊发现日军，黑夜中不辨目标，各军胡乱开火，互相攻击，“彼此自攻，互相击杀，混击一时许，带伤者、击毙者兼有之。及闻确报，始知敌人尚远”。受到这次挫折，叶志超立刻打消了前出作战的念头，草草命令各军回防，从此蛰伏不出，被动待攻，全军士气更为低落。



战斗过后的船桥里桥头堡

　

平壤是韩国北部的重镇，地处平原，宽阔的大同江从城东南缓缓流过，成为保护平壤的一道天堑。平壤城四周筑有高约10米，基础厚7米、顶部厚2米的城墙，中国军队到达后，更进一步增筑了大量半永久性的工事、炮台，整体防御条件较为优良。14日午夜，日军进攻平壤的各路部队汇聚大同江南岸，相约分为三路进行合击，15日凌晨4时30分，平壤之战在城外大同江南岸的船桥里桥头堡一带打响，大岛义昌混成旅团首先发起攻击，驻守该处的淮军骁将马玉昆率领所部拼死还击，大同江北岸的中国炮兵也纷纷开炮助战，天明时，江北岸的盛军统帅总兵卫汝贵更是身先士卒，亲率数百名士兵渡过大同江，到南岸支援马玉昆部战斗，在巩固阵地之余，还积极向日军发动反击，连夺日方2道战壕，血战至下午2时30分，日军被迫撤离战场，2200余名中国陆军军人面对3600余名日军，英勇作战，毙伤日军430余人。

比船桥里之战稍晚，日军第五师团主力5400余人从平壤西南渡过大同江，在师团长野津道贯亲自指挥下向北岸的中国军队阵地发起进攻。负责守卫该处的卫汝贵部盛军作战英勇，并接连向日军发动两次骑兵冲锋，前赴后继，阵亡将士170余人，此后则坚守阵地“死力据守，如铁壁铜墙”，战至中午，日军付出较大伤亡后无任何进展，被迫停止攻击，在这一方向上也遭到挫败。


平壤城下英勇作战的中国将士

平壤城郊照片，照片中央最高的山峰上为牡丹台，右侧下方的城门就是玄武门

[老酒]

平壤城北部玄武门外的牡丹台，是全城的制高点，也是日军进攻的重要方向。日本陆军在此共投入了近7800余兵力，几乎占了进攻平壤兵力的一半，而守卫此处的仅有奉军左宝贵部及仁字军江自康部共2900余人。从15日拂晓开始，北部战场就陷入了激战，尽管中国陆军将士奋勇作战，但无法抵御日军的优势兵力和密集炮火，苦战至上午8时30分，牡丹台阵地陷落，溃散的中国军队退向平壤北部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玄武门，依托着厚达80厘米的城墙垛口，进行还击。弹雨纷飞中，尸体枕藉的城墙上，突然站出一位高大的中国军官，奉军统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头戴顶戴花翎，身穿御赐黄马褂，手持步枪，大声激励他的士兵们作战，作为一名高级军官，他深知失去了牡丹台制高点的平壤城防御，已经到了存亡关头。部下劝这位山东藉的回族将领换掉朝服冠带，以免敌人注目，左宝贵回答“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随着战斗趋于白热残酷，城头上的中国官兵伤亡也越来越多，左宝贵亲自接替身旁一位阵亡的军校见习生，操作哈乞开斯37毫米五管机关炮，先后发开花弹36颗，而自己也身中两枪，守备杨建胜“劝其暂下，宝贵斥之”，不久，弹雨纷飞的城头上，一颗弹片击中左宝贵胸部，顿时殉国，成为甲午战争中中国陆军阵亡级别最高的军官。左宝贵属下的将士付出极大伤亡，但终于兵力不济，15日午后，玄武门失守，平壤外城被攻破一个缺口。

15日午后4时开始，平壤一带下起了倾盆大雨，中日双方暂时停止战斗。以牡丹台、玄武门失守，“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济，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若敌兵连夜攻击，何以御之”为由，中国守军统率叶志超下令趁雨夜放弃平壤北撤，还竟然荒唐地预先通知日军“愿退仗休让……望勿开枪”，且在平壤各城门高树白旗。夜晚8时，大雨倾盆，平壤中国守军蜂拥出城，结果遭到预先得到通报的日军伏击，死伤惨重，“尸积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为之变成红色”，重镇平壤仅仅坚守了不到一天就拱手易主，而韩国战场上的上万淮军精锐也在雨夜奔逃中一哄而散。


平壤之战中被日军缴获的中国军队刀械

平壤之战中被俘的中国士兵

9月16日上午10时，日本军队由平壤南城入城，奏响“君之代”国歌，三呼天皇万岁，“原通清军之韩人，早已四方逃散。受其影响，无知平民也扶老携幼，哭泣着向城外逃去……”——《日清战争实记》，从此后，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消失，而半岛上的这个中华属国逐步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护航大东沟



中日两国陆军在平壤城爆发激战当天，北洋海军处在一片忙碌中，目的是为了运送陆军增援平壤。

早在9月7日，负责平壤城防御的叶志超电告李鸿章，报告日本陆军向平壤开进的动态，并提出对平壤后路重镇安州防守兵力薄弱的担忧，请求李鸿章继续向平壤增兵。面对这十万火急的军情，次日，李鸿章即电令驻守大连湾的淮军将领刘盛休，命其所部铭军4000人必须在5日内集结完毕，乘船从海路开赴中韩边境的大东沟登陆后，在沿陆路进入韩国增援平壤。考虑到丰岛之鉴，为保证这次大规模海上运兵行动万无一失，北洋海军受命全队出动进行护航。

9月14日，农历中秋佳节，月色皎洁如水，海面上闪烁着星星点点迷人的银光，柔和的波涛声中，黄海之滨的小城威海已进入了甜美的睡梦中。深夜里，刘公岛方向突然传出一阵阵低沉的机器轰鸣，在宁静的夜里格外刺耳，佳节之际，北洋海军乘着夜色启程了。“超勇”、“扬威”号撞击巡洋舰、“平远”号近海防御铁甲舰、“广丙”号鱼雷巡洋舰、“镇中”、“镇边”号蚊子船，以及“福龙”、“左一”号头等鱼雷艇首先离开威海卫，前往大连湾与运兵船队会合。海军提督丁汝昌则率领剩下的主力舰只随后出港，准备先绕道成山头一带巡弋后，再前往大连湾会合，清廷“勿令一船阑入”的严令如同一把利刃，高悬在丁汝昌头上，使得他不得不事事谨慎小心。刘公岛的岸边、铁码头上站满了送别的人群，有留守的海军将士、守卫刘公岛的陆军官兵以及岛上的百姓和海军家眷，正在离去的这支舰队与他们相伴了将近10度寒暑，每一艘战舰都与这方土地这个国家有着血脉联系，军舰上是他们的亲人、同学、朋友。战舰黑色的身影一艘艘逐渐消失在夜幕中，威海湾内重新归于宁静，但送行的人群迟迟没有散去……

1894年9月15日大连湾内的景象，如同是一幅壮阔的图画。为中国运送军火的美国商船“哥伦比亚”号刚好与同日路过这里，船上一位美国人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在抵达大连湾时，我们发现该湾舰只云集。四只大的运输船已经开始装运士兵，另一只运输船也在我们之后到达。战舰排列整齐壮观，共有十二艘，除两三艘外，均属北洋舰队。此外，还有四艘鱼雷艇。”

当天上午10时左右，前晚从威海出发的北洋海军主力已经全部在大连湾到齐会合，在提督丁汝昌的安排下，舰队开始忙碌的装煤作业，鱼雷艇、蚊子船停靠在栈桥旁边，水兵、民夫将一辆辆满载的煤车沿着栈桥上的轨道推往各艘军舰的附近，直接转运到军舰上，而“定远”、“镇远”等吃水较深的大型军舰，只能停泊在海中，由运煤船靠近进行过驳。

“定远”舰上，分布在主甲板两侧的铁质填煤口盖都被打开，水兵们忙着将一包包煤炭倒入煤舱，煤屑在空气中散漫。提督丁汝昌认真检视着属下的工作，嘴角边掩饰不住一丝苦笑，这种苦涩的表情也重复出现在北洋海军的其他军舰上。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正在装上北洋海军战舰的并不是块状燃烧值高的优质煤炭，而全是如同散沙的劣质碎煤。北洋海军的煤炭，主要由唐山开平煤矿供应，但是久而久之，煤矿总办对于本就给价不高，而且还经常欠款的海军供货，失去了兴趣，改而将优质煤炭高价出售给商人牟利，而用劣势的碎煤应付海军。丰岛海战后的7月30日，丁汝昌曾激愤地致书煤矿总办张翼“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专留此种塞责海军乎？”，称此后如果再运送这样的煤炭给海军，将全数退回，并禀报李鸿章。然而煤矿对此了不在意，虽然经过多次交涉，仍然以碎煤充数，甚至还称海军如果需要块煤，可以自己从碎煤里筛选拣用。直到9月12日，丁汝昌仍在与矿务局交涉，“迩来续运之煤仍多散碎，实非真正‘五槽’（开平煤矿出产的优质煤名称）。……俟后若仍依旧塞责，定以原船装回，次始得分明，届时幸勿责置交谊于不问也”，此时在大连湾装上北洋海军战舰的就是这些碎煤。

与煤炭问题同样严重的还有弹药问题。北洋海军使用的炮弹，大致可分为开花弹和实心弹两种。开花弹即榴弹，是当时世界海军作战时主要使用的弹种，头钝壁薄，弹头内装有高爆炸药，击中敌舰后能产生剧烈爆炸，依靠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对敌方舰船、人员造成打击。而实心弹又称为铁弹、穿甲弹，弹头较尖，内部则填充砂土或微量炸药，这种炮弹击中敌舰大都不会产生爆炸，只能穿透船体，主要依靠击穿敌舰水线，导致大量进水来获得攻击效果，由于这种攻击难度较大，因而实心弹平时主要用于打靶练习，实际的身份大都是教练弹。近现代以来，一些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中所称的装填砂土的劣质炮弹，其实就是标准的实心弹，所谓的用砂土混充炸药的说法，纯属是对近代海军兵器知识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读。

北洋海军建军以后的弹药供应，主要由天津机器局负责提供，然而天津机器局由于技术能力不足，在大口径炮弹方面，一直无法生产高装药的大倍径开花炮弹，仅能制造填充砂土的实心弹。韩国东学党事起以后，因为时势紧迫，急需准备大量作战使用的开花弹，而又因为受停止购买外洋军火的禁令限制，无法从国外购买弹药，开花弹严重缺乏的北洋海军不得不要求天津机器局试造。在不具备技术条件的情况下临阵磨枪，结果天津机器局应急生产出的开花弹普遍存在弹带外径过大、无法装入炮膛，以及炮弹引信质量低劣等问题，“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着；有铁质不佳，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大东沟海战开战时，中国军舰弹药舱里满的大多就是天津机器局生产的带有缺陷的开花弹，以及不能爆炸的实心教练弹，这些炮弹即使能命中敌舰，是否能带去杀伤，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而真正能在海战中发挥作用的弹药则是各艘军舰从国外购买时一并配套带回的，经过历年的消耗数量已经极为有限，而且质量也同样不容乐观。从单纯的表面数字看，北洋海军的弹药数量似乎非常充裕，但如果检寻其中具体能用的弹药，其匮乏程度就令人不寒而栗了。

北洋舰队的煤水补给工作进行了将近一天，从金州、大连方向开来的铭军部队也源源不断到达大连湾，由于人数众多，且随行还携带有大量的辎重、马匹、火炮等物资，整个登船行动一直忙碌到深夜才基本完成。得到陆军已经全部登船的报告，丁汝昌立即命令舰队出发，旗舰“定远”鸣响汽笛，桅杆上升起了起航信号，9月16日凌晨1时不到，大连湾内的庞大舰队起锚出发。以铁甲舰“定远”、“镇远”为首、“致远”、“经远”、“靖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平远”、“广丙”、“镇中”、“镇边”等主力各舰，以及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依次进发，以双列纵队航行，即北洋海军所称的双鱼贯阵。满载陆军士兵的“利运“、“新裕”、“图南”、“镇东”、“海定”5艘运兵船，以及帮助运送军械物资的美国“哥伦比亚”号商船根据海军下达的命令，比护航舰队晚1小时之后解缆出发，沿着护航舰队开辟的航迹以单纵队前进，船上4000余名陆军官兵不知道，此刻千里之外的平壤城已经沦陷。值勤官手中油灯微弱的灯光下，磁罗经上的指向非常明晰，东北。在那个方向的海岸线上，有这次舰队行动的目的地，大东沟。

旗舰“定远”的主甲板下，位于军舰尾部装修考究的提督会议室内，提督丁汝昌、右翼总兵刘步蟾，以及8月23日刚刚任命来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的德国退役陆军军官冯·汉纳根和北洋海军提督督标的幕僚军官在电灯光下召开会议，舷窗外大连湾海岸的影迹已经渐渐退后远去，代之为茫茫一片黑色的世界。日本联合舰队出没在大同江的消息已经不是新闻，那支行踪诡秘的白色舰队此刻会在哪里？龙旗这支貌似强大，实则内部问题重重的舰队，是否能安然返回渤海湾，继续执行“作如虎在山之势”的纸老虎战略？整个舰队各艘军舰上，高级军官们的脑海里都反复被这个问题所纠缠。

甲午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方面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运兵行动正式开始了。

　

　

寄大连湾交海军提督丁，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六日亥刻（西元1894年9月15日）

龚道十五电：“金龙”午前探水回营，该船主称：大同江内，并未见倭人形迹，铁岛上亦未见倭人扎营，江西之海港枯潮水深仅六七尺，不能泊大船且险云。是大同江内外，尚无倭船，汝护送运船前去，勿太疑虑，俟铭军起岸，仍回威、旅，再护送运船一二次。平壤被围，安州吃紧，后路仍必须再添兵，以顾大局，免深入东省为要。鸿。

[老酒]

大东沟

翻开中国辽阔的版图，从辽东半岛顶端的大连开始，沿着海岸线一路绵延北上，很快就能见到一条长久以来充当着国境界线使命的大河。因为江水颜色恰似野鸭脖颈而得名的鸭绿江，发源自壮美的长白山麓，碧绿的江水流过东北大地后便滚滚汇入黄海。这条碧绿江水的入口处，以密集的薪岛群岛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东西两个通道，东侧通道的海底，淤积的泥沙形成了大量泥滩，使得大型船只难以直接从这里上行鸭绿江内，而西侧通道的入口处是一条历经海潮不断冲刷而形成的河沟——大东沟。大东沟内的河道畅通较易行驶，沟口还有一个小型的避风港大东港（今为丹东港）可以停泊吨位不大的海船，从明清时代开始，大东港就已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渔港商埠，随着港口设施不断完善、贸易日益繁忙，洋务运动兴起后，清政府更在这里设立了海关加以征税管理，因而大东沟与大东港就成为了上溯鸭绿江以及在江口停泊靠船的要地。在以往很多有关甲午战争的历史著作中，往往习惯把作为鸭绿江入海口航道的大东沟，和大东沟入口处岸边的小港口大东港混为一谈，缺乏详加考察，实际大东沟和大东港这两个地名必须认真区别对待。

1894年，韩国东学党事起以后，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半岛互相抗衡，为了向韩国增派兵力，当时中国军队共有两条通道可供选择。首先是海道，即由威海、旅顺、大沽等处使用商船，直接横越黄海，将陆军运送至韩国仁川、牙山登陆，这种方式较为便捷、高效，因而从最初应韩国政府请求派兵镇压东学党起义开始，中国军队入韩大都是采取海道，但是自从日本联合舰队在韩国丰岛附近海面偷袭中国海军舰只，挑起丰岛海战之后，黄海海面局势顿时紧张，出于安全起见，直接横越黄海海面的海上运输线被迫放弃。

增兵韩国的另一个选择就是陆路，经由东北陆地越过鸭绿江进入韩国境内，选择这一方式尽管整个行军过程中不存在遭遇突然袭击的风险，但是赴韩军队，尤其是从北洋沿海出发的淮军，需要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加上大量的辎重物品辗转运输，费时费力，既大大迟滞了进军速度，又对战力的保存极为不利，显然不适用于形势瞬息万变的战争时期。

面临两难境地的时候，紧邻着韩国本土，且位于中国海岸线一侧的大东沟的战略地位开始重要起来。经过仔细权衡海陆两条运兵路线的利弊，北洋大臣李鸿章谋划制定了一个变通折中的方案。这个方案首先仍借助海路运兵便捷快速的优势，同时考虑到回避横穿黄海直航韩国的风险，改为先采用商船运载陆军沿中国海岸线航行北上，经大东沟上溯进入鸭绿江，陆军下船登陆，再从此处渡过鸭绿江进入韩国，通过边境城市义州中转，陆路行军200余公里开赴平壤一带。这一方案相较原先的直接从海路或陆路运兵计划多了几分中庸色彩，平衡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两方面的因素，很快即开始在援韩计划中采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从而成为运兵途中重要的海陆中转点，一时忙碌起来。1894年9月16日凌晨从大连湾浩荡出行，护送着多达5艘运兵船的北洋海军主力，目的地也正是大东沟。

9月16日中午，随着轰鸣的轮机声从海面上越传越近，经过了大半天的航行，甲午战争爆发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护航、运兵船队由大连湾平安到达了大东沟口外，旗舰“定远”的横桁桁端随即升起了“尽快卸船”的号令，登陆活动立刻开始。由于大东沟口内水深较浅，大型船只只有在天文大潮时才能驶入，满载着提督刘盛休部4000余名淮系铭军官兵和大量武器辎重的 “利运”、“新裕”、“图南”、“镇东”、“海定” 5艘中国运兵船，以及从大连湾出发时最终决定雇佣帮助运兵的美国商船“哥伦比亚”号都无法直接上溯进入鸭绿江，而是在“镇中”、“镇边”两艘蚊子船护卫下驶进了位于大东沟入口处西岸的大东港。当船队缓缓驶入大东港后，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李鸿章早在9月13日左右就曾百般叮嘱催促东边道道台准备的驳运民船，竟然只到了区区数十艘，依靠这些小船转驳4000大军前往义州登陆需要多少时间可想而知，“鸭绿江水深溜急，兵马来往过渡，竟无船只，关系甚重。东边道谓向归义州承办，韩官疲懦，屡呼不应。”晚清政治中，不同地域、不同派系之间官员的互相掣肘、不配合，也正是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一项重要原因。

目睹眼前的情景已经顾不上愤怒，铭军统领提督刘盛休下令属下的军队开始转乘，由中国东边道道台和韩国义州地方官征集的小型木质民船围绕在运兵船左右，进行过驳作业，5艘运兵船上的人员物资都必须转运到这些小小的人力木船中，然后再上行15海里到达韩国边境城市义州（今北朝鲜新义州）附近岸边登陆。吃水较浅的“福龙”、“左一”、“右二”、“右三”4艘鱼雷艇则帮助拖带木船，也随同一起上驶，同时协助沿途照料护卫。

为确保整个登陆行动万无一失，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与鱼雷巡洋舰“广丙”被编为一队，配置在大东港的入口处，直接担负转驳场的警戒、守卫任务。10艘北洋海军战舰组成的护航舰队主力则在大东沟口西南方12海里外下锚驻泊，邻近西侧大洋河口外的小鹿岛，扼守在海洋岛方向通向大东沟的深水航道上，保护着舰队归航的后路，显然提督丁汝昌已经看出了这处位置的重要性。这些静止下来的军舰依然保持着航行时的双纵队编队样式，位于内侧的右队依次为“镇远”、“靖远”、“经远”、“广甲”、“扬威”；由“定远”、“致远”、“来远”、“济远”、“超勇”组成的左队则位于外侧。

大东港内，潮水般的陆军人流从运兵船向海面上一艘艘小小的民船上慢慢倾泻，这些民船大都被三三两两用缆绳连接在一起，再由鱼雷艇拖曳着向上游对岸的义州方向驶去，由于鱼雷艇仅有4艘，更多民船都必须依靠风帆或自己人力划桨驶行。经过15海里水路的艰苦跋涉，船近岸边，陆军士兵便纷纷跳入浅水，脚踩泥滩涉水上岸。相比起人员，随行的4、500匹军马，以及大量的火炮、弹药、粮草辎重，转运起来就更为艰难，一时间大东港、大东沟水道，乃至这段鸭绿江内都充满人声鼎沸、战马嘶鸣，被战时特有的紧张忙碌的气氛所包裹。看到天色渐晚，却才只有少数军队登陆上岸的情况，担心这样大规模的登陆活动如果拖延时间过久，特别是拖延至明天白昼，难免不会被日本海军发现，坐镇在“定远”舰上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下令必须连夜加速进行登陆。

夜幕逐渐降临，已经登陆上岸的军队开始架设营幕帐篷，鸭绿江边燃起了星星点点的炊火，尚在舟中的士兵则继续聚集在船舷边，在军官的催促下加快换乘的动作。美国商船“哥伦比亚”号上的成员詹姆斯·艾伦在回忆录《在龙旗下》中生动地记述了这一幕“……士兵们在沿岸临时搭起了他们的帐篷。十六日夜幕降临时，呈现出一幅粗旷的景色——宿营地的灯火沿着荒凉的江岸向远处伸延，在恐怖的黑暗中聚集着粗大的人影，在遥远的地方到处有灯光通明的军舰的巨大影像”。

“平远”、“广丙”2舰依旧在大东港港口默默注视着这片忙碌的场景，而此时护航舰队的主力都静静远泊在大东沟外的海中深水处，军舰外表上被称作维多利亚式的黄黑二色涂装已渐渐在暮色中成了模糊的一片，只有皎洁的月光多情地在黑夜里勾勒出她们的轮廓。

各艘军舰都严格按照《北洋海军秋季操单》的规定，于当天傍晚的17时准时开晚饭，17时30分，随着尖锐的银笛哨音，各舰开始整理索具、打扫舱面，18时30分水兵们在低级军官和士官的督率下，沐浴在晚霞中进行一天中最后一次操练。当士官们手中怀表的指针指向19时20分时，所有不当值的水兵都开始前往专门的存放位置取出吊床，并于10分钟之后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附近开始张挂，一切都必须井然有序、一丝不苟，由前任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所带来的严格规章制度，此时还在基本严格地执行着。20时30分，水兵们进行一天中最后一次卫生清扫，然后可以稍稍休息聊天，有些士兵还会在舱内偷偷饮茶去乏，锅炉舱下班的士兵会在专门为他们配置的司炉浴室里沐浴更衣，准备享受酣甜的休憩。21时整，在值更官以及身着红色制服、手持毛瑟步枪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跟随下，各舰的大副开始巡查全舰，30分钟后各舰进入睡眠。此时，按照北洋海军采用的昼夜6轮值班制，负责21－24、1－4的官兵接替开始至为艰苦难熬的夜间值勤工作，“内巡各舱，外了四远及行船各事，……轮机舱则查察机器磨洗、擦油等事”，秋夜充满寒意的海风中，高居在桅盘内的了望兵依旧在睁大双眼，透过茫茫夜色竭力观察四方，为舰队充当预警角色，他们将最先迎来新一天的日出。

此刻，北洋海军护航编队的官兵，和大东沟内正在忙着登陆的陆军官兵们无法知晓的是，他们这次运兵赴援的目的地，韩国北方重镇平壤实际已经落入敌手了，在远方那片大雨倾盆的天空下，中国的陆军官兵正在四散溃逃，正在日本军队的枪口面前纷纷倒下，李鸿章苦心孤诣造就起来的万余淮军精锐，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他们更加无法知晓的是，在这同一片月光下，海平线的另一端，有一支飘扬着太阳旗，全由白色军舰组成的舰队在高速航行，目的地也是大东沟。

甲午战争时在远东曾专门考察战事情况的英国中国舰队（The China station）司令斐利曼特尔（E· Fremantle）海军中将曾评价道，“最初日本舰队只从事保卫运输船，清国舰队则只允许在渤海湾内巡航，禁止向自山东半岛成山头到鸭绿江一线以东出航。因此，两国都以海军作为陆军的辅助，把海军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对制海权作用的误解。”认为整个战争中中日两国的海军都不过是陆军的附庸而已。由此可以基本了解，和忙着护送运兵船的北洋海军一样，日本联合舰队也并不像今人想像的那样积极主动、谋略缜密，实际也在进行着同样的行动，担当护航队的角色，并未有过多少主动寻求主力决战的举动。

为了配合陆军对平壤发动进攻的计划，9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从佐世保启航出发，护送搭载着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及其所部上万名日本陆军官兵的31艘运兵船前往韩国，于12日中午抵达仁川港进行登陆，第二游击队与西海舰队入港协助陆军卸载，而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则集中在曾经发生过丰岛海战的南阳湾外驻泊守护。为确保登陆行动的安全，期间伊东祐亨还派出第一游击队前往中国威海一带，侦察北洋海军的动向，并以此牵制北洋海军行动，造成有日本军舰在渤海内外觊觎的假相，使得北洋海军不能远离渤海威胁日军登陆。9月14日，农历中秋佳节，即北洋海军主力护送5艘运兵船从威海前往大连湾的当天，日本联合舰队也从南阳湾锚地出发，应陆军的要求于15日日本陆军对平壤发动总攻当天，集中至大同江口设防，以防备北洋海军从濒海方向进入大同江，进而威胁正在进攻平壤的日本陆军。派往中国侦察的第一游击队则在对成山头一带进行游弋以后，也准时于当天到达大同江会合。

与丰岛海战之前，有关中国运兵船出发时序的绝密情报被泄漏的事件一样，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就在北洋海军护送运兵船从威海航向大连湾的第二天，日本联合舰队即获得了一连串的相关情报：“十五日抵达大同江……获悉大孤山海上大鹿岛敌军警戒甚严”，“大鸟公使（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也拍来电报称，中国军队取海路前来朝鲜，估计要在大鹿岛一带登陆”，“在暗中侦察敌情时，发现鸭绿江之中国一侧有一个叫大东沟的小港，其附近形势非常值得警惕”。不知道是天意使然，还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刻意施下的计谋，北洋海军14日从威海护送运兵船前往大连湾时，只派出了“超勇”、“扬威”、 “平远”、“广丙”4艘实力不强的巡洋舰，以及“镇中”、“镇边”号蚊子船和“福龙”、“左一”号鱼雷艇随行护航，而包括铁甲舰在内的北洋海军主力则在丁汝昌率领下开向了成山头方向，表面上使人产生中国此次护航兵力不强的假相，实际这支主力在到达成山头后立刻改道，也急速航向大连湾，与护航舰队会合。受北洋海军分兵这一假相蒙蔽，日本联合舰队直到此后与北洋海军主力遭遇时，都一直误认为中国护航大东沟的军舰只是“超勇”、“扬威”等区区几艘弱舰而已，以为又能进行一次如同丰岛海战一般的偷袭。

9月16日下午2时，中国护航编队在大东沟忙于进行登陆时，大同江江口的日本联合舰队完成了补给作业，由运输船运来的弹药、无烟煤以及淡水食品，塞满了各舰的船舱。下午5时，伊东祐亨亲率舰队启航，第一步的目标为控扼在旅顺通向大东沟航线中途的必经之地——海洋岛，意图由此截断中国运兵船的归路，再向大东沟一带逐渐推进搜寻，袭击中国运兵船只。由于认为中国护航舰队弱小，根本没有想到可能会遇到北洋海军的主力，因而联合舰队并没有如同8月10日佯攻威海卫时那样出动全部兵力，只派出了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艘巡洋舰，和由旗舰“松岛”以及“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等6艘军舰组成的本队。

另外联合舰队的队列中还随行了两艘比较特殊的军舰，一艘是已经加装火炮改装成代用巡洋舰的日本邮船公司邮轮“西京丸”号，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认为这次行动将是丰岛海战的重演，执意要随舰队出海观看想像中唾手可得的胜利，于是选择了装潢考究乘座舒适的商船“西京丸”作为座舰。另外一艘是小型炮舰“赤城”号，原本这艘军舰将上溯大同江，加入已经在平壤城下协助陆军作战的炮舰编队序列，之所以将这艘军舰召回编入同行，伊东祐亨主要考虑到“赤城”舰吃水浅，便于进入海洋岛、大鹿岛以及大东沟等处的浅水海湾搜寻侦察，“因为考虑开进浅海需要一只小船，遂命令‘赤城’跟随一起于16日傍晚出发”。需要再次特别指出的是，日本联合舰队此行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偷袭中国运兵船，完全没有寻求主力决战的打算和准备，否则也不会编入两艘战力薄弱、功能特殊的舰船，白白为海战添加累赘。

联合舰队12艘军舰排成一条漫长的纵队，从大同江口依次驶出，在9月16日皎洁的月色下快速航行。

[老酒]

　

1894年9月17日

1894年9月17日，礼拜一，天气晴。清晨4时30分，夜色尚未褪去，海面四周依旧笼罩在如同墨色一般的漆黑中，停泊在大东沟口外的北洋海军主力军舰上纷纷响起了船钟和银笛发出的声音，军舰上的寂静被一下子打破，水兵们开始起床，然后忙碌地整理折叠各自的吊床，再带着叠好的吊床通过狭窄的舱口梯道跑上主甲板，在清新的空气中列队点名报数，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4时40分的例行点名完毕后，吊床都被存放到军舰两舷中空的舷墙内，在战时，这些吊床不仅可以起到一些抵御弹片的作用，而且折叠得很好的吊床也可以当作救生圈来使用，扔在海里能漂浮1－2个小时。4时50分，水兵们开始一天中第一次擦洗甲板作业，先用圣经石（19世纪海军用来擦洗甲板的一种条石，因为每块的大小恰如一本圣经，因而得到了这种神圣的名字）将柚木甲板磨光，然后用水冲刷洁净。5时42分，太阳从东方的海平线上冉冉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晏平如镜的海面上，一片灿烂，这又将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6时25分，清扫完舱面甲板，擦洗了各项铜器铁器之后，舰队开始早餐。而此时，远方的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接近他们航程中的第一站——海洋岛。

海洋岛是位于大连湾通向大东沟航道上的一个岛屿，地处黄海深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岛屿面积为19.17平方公里，全岛俯视成凹形，由于海洋岛西侧有一处天然形成的优良避风港湾，因而成为联合舰队首要搜索的目标。经过彻夜不停的航行，9月17日清晨6时30分，12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到达了这个岛屿附近，此时刚刚用完早餐的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从旗舰“松岛”号上发出号令，命令处在编队末尾的“赤城”号炮舰前往海洋岛近处侦察，联合舰队主力则放慢航速继续航行。6时58分，“赤城”舰离开队列驶近海洋岛，舰长坂元八郎太海军少佐派出一队身着深蓝色制服的陆战队士兵乘坐舢板登上岛屿，开始对岛上进行仔细搜查，结果并未发现有中国军队登陆过的踪迹。在接着对岛屿四周的港澳、浅水进行过搜寻以后，9时40分“赤城”舰追上了已于8时30分从海洋岛左侧通过，转向东北的联合舰队大队。得知海洋岛一带并没有发现中国舰船，伊东祐亨随即下令编队提高速度，以8节航速继续朝向大洋河口的大鹿岛方向航行，按预定计划在搜索完大、小鹿岛和大洋河一带后，联合舰队将前往大东沟。

这一阶段，在北洋海军方面，经过整整一个通宵，大东沟内的登陆行动仍然在忙碌地进行，由于木船转运的航程来回长达30余海里，使得整个登陆活动异常缓慢，到天明时才只有不到一半的士兵登上了韩国海岸。面对这一情况，上午8时，北洋海军举行例行的升旗仪式，伴随着银笛声响，昨天日落时降下的黄底青龙旗又高高飘扬在各舰的桅杆上，旗舰“定远”有别于其他军舰，除龙旗以外，前桅杆桅顶升起的是一面五色团龙提督旗，这面旗帜象征着她旗舰的身份。与此同时，“定远”前桅横桁上升起信号旗语，提督丁汝昌焦急地催促加快登陆速度，同时命令各护航舰只立刻开始为回航做准备，预定在中午12时左右起锚，护送空载的运兵船返回旅顺，“十八日辰刻，汝昌促卸兵，并令全军备午刻起椗，将归旅顺”。大东沟口外的10艘北洋海军主力舰立刻作出响应，各舰舰长纷纷下令机舱里增加蒸汽压力，在军舰底部闷热的锅炉舱里，担当升火的水兵们一锹锹奋力向彻夜未熄的炉膛里加大填煤量。然而，此时进入北洋海军战舰锅炉内的煤炭都属于极劣质的次品，几年来开平煤矿供给海军的煤炭都属于这种，散碎而且杂质多，燃烧值小煤烟却非常之大。望着舰队上空升起的漫天黑烟，站在“定远”舰飞桥上的提督丁汝昌面露忧色，行前他曾反复与矿务局抗争，但又有什么作用呢，措辞严厉的指责信件换回的只是越来越劣质的煤炭，在开平煤矿总办眼中，将优质煤炭高价卖给商人牟利，显然要比平价供给海军诱人得多。

丁汝昌身后的英国洋员戴乐尔（Tyler·William Ferdinand 1865－1928）敏锐地观察到了提督的表情，这位原本在中国海关军舰上担任舰长，后被借调进入北洋海军充当教习的英国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一幕。在戴乐尔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舰队中基层水兵的士气十分高涨，“……呈欣欣之色者，大率为水手。彼等举动活泼机敏，以种种方式装饰其炮座，若不胜其爱护者，其向往之情盎然可觉。”而军官尤其是中高层军官却一个个愁眉不展，“将弁则御布制长靴，饱涨之裤，半西式之外衣，其上龙条彩钮（纽以志等级者）。彼等不若水手之欢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以往很多历史学者简单将其总结为基层水兵爱国、中高层军官胆小，这一结论显然是苍白缺乏说服力的。真实的原因戴乐尔实际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北洋海军中的水兵大都自军舰成军开始就一直在舰上服役，对于自己应知的技术已经非常熟练，因而他们非常自信，认为凭他们的技术完全可以战胜日军，而且水兵中还充盈着自丰岛海战以来，想雪耻报仇的情绪。而中高层军官眼睛中看到的事物就更多，他们明白中日两国海军间技术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北洋海军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彼等熟知己方之所绌”，对于不可知的海战，大都忧心忡忡。与戴乐尔的观察相近，停泊在“定远”右舷的铁甲舰“镇远”上，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的教习马吉芬，也有过类似记述，“海军士兵照例是精神抖擞，渴望与敌决一快战，而为‘广乙’、‘高升’报仇”。

在“定远”舰前桅横桁上挂出预备回航信号的同时，北洋海军各舰进行早操，15分钟后各战斗部位的水兵开始认真擦拭枪炮。9时15分，各舰开始了为时1小时左右的例行战术训练，主要进行炮术科目的练习，“舰队按照常规，从九时十五分多舰进行战斗操练一小时左右，炮手练习射击”，海军陆战队也在军官督导下来到主甲板的空旷处练习操枪和剑术，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10时左右，各舰的厨房里开始忙碌起来，准备当日的午饭，“定远”舰舰首右舷的高级军官厨房里，厨师在核对菜谱，当日军官餐桌上一道重要的菜肴是西式的烧白鸽。而隔壁的鱼雷发射室内，鱼雷兵们正在一条条擦拭着黑头鱼雷。而在并列的“定远”、“镇远”后方，双列纵队中部的“致远”舰上，军官厨房里则在准备一份更特别的午餐，今天是他们的管带邓世昌45岁的生日。

由于都受到英国皇家海军的影响，日本联合舰队作息表的安排和北洋海军十分相似，他们的午餐正常会在中午12时开始。但是今天这个日子过于特殊，预计正午时分舰队就可能会到达大鹿岛附近海面巡弋，因而还在早饭时，坪井航三和伊东祐亨就分别在所处的“吉野”和“松岛”舰上，向后方的一游与本队各舰下达命令，要求当天的午饭必须提前1小时准备好。10时左右，日本联合舰队各舰的厨房里也开始忙碌起来。此时，联合舰队距离大鹿岛还有大约27海里。

北洋海军的战舰在大鹿岛以东的海面静静地停泊着，舰队上空笼罩着劣质煤炭燃烧后产生的黑色浓烟。联合舰队则在大鹿岛以南高速航行，由于采用了优质的无烟煤，远距离上日本舰队发出的煤烟要难发现得多。此刻，双方都不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将会发生什么。黄海海面海不扬波，几只海鸥悠闲地飞过……

“煤烟！”突然间，10时23分，日本“吉野”舰前桅桅盘里的了望兵大声喊叫起来！得到报告后，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和“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立刻奔上飞桥，这两位在7月的丰岛海战中联手屠戮过中国海军的军官，今天又成了指挥作战的急先锋。坪井航三手中的望远镜里隐约显示东北方向的海上似乎有一缕黑烟！这一重要的发现立刻通过旗语报告给了后方远处“松岛”舰上的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在这个位置出现煤烟，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的运兵船只，日本舰队各舰顿时沸腾起来，几乎所有的舰长都在飞桥上用望远镜向东北方向使劲眺望，桅杆上的了望兵更是目不转睛，紧张地捕捉着远方忽隐忽现的目标。伊东祐亨根据有关中国运兵船从威海向大连湾出发时，只有几艘弱舰护航的情报进行判断，认为前方的目标如果是中国军舰的话，至多“大概不过是运输船五、六艘，载陆军在鸭绿江口登陆，三、四艘军舰掩护。若如此，应把敌舰全部击沉。以此作为我联合舰队的作战敌手，颇感微不足道。”一幅了不在意的样子。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东北方向的煤烟由1缕变成2缕、3缕、4缕，至中午11时，“吉野”舰了望兵望远镜中大致可以分辨出7－8缕煤烟，而且煤烟的数量竟然还在增加！11时20分，“吉野”舰再次挂起了“东北方向发现煤烟”信号。11时30分左右，远处烟雾下的军舰逐渐清晰，维多利亚涂装的舰队慢慢显露出来，桅盘里的日本了望兵被惊得目瞪口呆，展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由“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率领的北洋海军全部主力舰只，而且其中似乎还夹杂了几艘可怕的鱼雷艇！“开始只见煤烟，后来出现樯顶，再靠近，见舰体……敌人却是包括清国北洋水师全部精锐之大舰队！”11时40分，一串尺寸很大的信号旗急匆匆升到了“吉野”舰桅杆的顶端，“发现敌鱼雷艇和舰队！”“吉野”用这种远距离信号向身后的舰队发出警报。

由于第一游击队在整个航行过程中担负着先导侦察的任务，与后方的本队之间间隔了不短的一段距离，此时发现了中国军舰，为与本队靠近做好战斗准备，坪井航三当即下令编队航速降至6节，机舱里的水兵卖力得转动蒸汽管路上的节制螺栓，第一游击队4艘军舰的航速渐渐迟缓了下来。在一游后方航行的本队军舰，原本采取的是以3艘军舰为1个战斗小队的普通纵队进行航行，即“松岛”、“千代田”、“桥立”为1队，“严岛”、“扶桑”、“比睿”为1队，“西京丸”、“赤城”另为1队，各小队之间都拉开有一定间距。看到“吉野”舰发出的信号后，“松岛”舰的桅杆很快挂出一串旗语，命令本队军舰停止3舰1组的航行模式，改为以单舰为战斗单位，各舰之间间距相等的密集战斗纵队队形。当时搭乘在“西京丸”上的日本随军摄影班记者小川一真，用照相机记录下了这幕真实的情景。

原先的一簇煤烟，此时竟然变成了北洋海军的全部主力。伊东祐亨脑中偷袭中国运兵船队的幻梦彻底破灭，他必须要正视面前出现的事实，主力决战看来已经难以避免。自从丰岛海战偷袭得手以来，日本海军对于北洋舰队始终抱有一种莫名的畏惧，担心会遭遇报复，现在包括日本海军畏之如虎豹的两艘铁甲舰在内的北洋海军主力全部出现在眼前，联合舰队中充满了大战将临前的恐惧与不安。伊东祐亨为了平静舰队中不安的气氛，下令士兵们立刻“吃饭”，并且允许官兵们饭后可以自由吸烟，以安定心神。“于是马上命令本队下士以下全体就餐，因为很快就要进行战斗准备，进餐可以使精神彻底镇静下来。而且为了让大家镇静，饭后还允许随便吸烟等。”但是不知为何，伊东祐亨始终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就是伴随着这么庞大的一支舰队，而且又将近大东沟要地，按理附近很可能会有规模不小的运兵船队。显然，伊东祐亨在紧张中，根本没有考虑是否要派出奇兵搜寻附近的运输船只，他已把眼前出现的北洋海军主力的来意判断为彻底的主力决战。

[老酒]

“远处望见敌舰煤烟！”

北洋舰队上方由劣质煤炭燃烧而产生的滚滚黑烟，使得日本海军比中国军舰整整早了将近1个小时发现了对方。在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差不多肯定了前方的目标就是北洋海军时，大东沟口外的10艘北洋海军主力军舰上仍然没有任何觉察，稀薄的煤烟给了联合舰队一把极好的掩护伞。中午11时30分左右，一些中国军舰桅杆上的了望兵开始注意到西南方向的海面上有些异常，远方似乎有一缕淡淡的煤烟在忽隐忽现，情形极为诡异。甲午战争时曾担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幕僚，曾与北洋海军将领多有接触的姚锡光在其战后所撰《东方兵事纪略》中，记载当时看到的这缕煤烟似乎悬挂的是美国旗。后世一些史学研究者以当时美国海军在远东没有大型舰队为由，认为姚锡光的这则记述纯属无中生有。但是联系到只看见一缕煤烟，而且美国海军与日本“浪速”舰外形酷似的“巴尔地摩”舰当时确实在远东，则有关看见美国国旗的记载或许可以视作在远距离上，难以辨别清楚目标的真实记载。至于老电影《甲午风云》中所表现的日本海军故意悬挂美国国旗，以作掩护诱饵的情景，则属于在没有理解这则史料的情况下，所作的夸大艺术处理，不足为训。

受这缕煤烟的影响，尽管尚无法判断煤烟下目标的准确身份，龙旗下的各艘军舰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警戒。北洋海军舰上中午开饭的时间为11时55分，结束了上午操练的官兵们在10时45分进行了一天中第二次清洗甲板作业，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此时终于可以稍事休息，开始享用午餐。旗舰“定远”舰舰尾甲板下的军官餐厅里，高级军官们正围坐在西式的餐桌旁用餐，墙角处的矮柜上供奉着一尊武神关公的塑像，透过香烟缭绕，塑像威严的眼神似乎正默默注视着眼前这些将领。提督丁汝昌手持银质的刀叉切割着餐盘中的食物，餐盘和餐具上都铭刻着“定远”舰朴素且又别具特色的圆形徽章，他身旁是曾在丰岛海战中游水逃生的德国人冯·汉纳根，此时这位曾经的德国陆军军官已是北洋舰队的总查，其他如“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大副李鼎新、洋员戴乐尔等高级军官也都在座。虽然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场合，但是大家的面色都是一幅凝重，用餐间隙，偶尔会交谈一下，话题也大都是日本海军的动向，和大东沟内令人焦急的登陆行动，以及备受困扰的弹药、煤炭等问题。

12时整，北洋海军各艘军舰甲板上装饰有双龙军徽图案和军舰舰名的船钟敲响，发出8声清脆的钟声（船钟报时是海军一项悠久的传统，配合每天6轮、每轮4小时的值班制度，从12时半开始，每半小时敲击一次，分别为1－8响，8响过后再进行循环，中午12时则正好是敲击8响。）与旗舰“定远”并列停泊的“镇远”舰上，前桅杆上部桅盘里的一名了望兵注意到西南方的那丛烟柱附近，更多的烟柱开始出现，近尔猛然发现烟柱下的全是涂装成白色的日本军舰！“远处望见敌舰煤烟！”

得到警报，“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很快与美籍洋员马吉芬、帮带大副杨用霖等立刻停止午餐，跑上飞桥了望，在确认无误后，“镇远”舰上很快升起旗语，向全舰队通报这一情况。而几乎与此同时，其他中国军舰桅杆上的了望兵也都发现了西南方向的情况，各舰管带都到了飞桥上观看，战斗警报响彻北洋舰队上空。

从“定远”舰外部甲板通向军官餐厅的梯道里突然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用餐的人们都停下了手中的刀叉，似乎大家都预示到了什么。很快餐厅的橡木舱门被推开，未经报告允许，一名气喘吁吁的军官冲了进来，用英语喊道“先生们，发现日本军舰！”

提督丁汝昌很快与属下也来到“定远”高高的飞桥上了望远方，再次肯定，前方出现的就是日本海军，而且是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军舰！丁汝昌此时的心理绝对是异常复杂的，丰岛海战之后，朝廷中清流党一次次的责骂、非难、弹劾，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位海军提督，一直未有接敌作战的捷报传来。经过10余年海上生活历练，这位曾经指挥淮军铁骑的骁勇陆军将领，对于海军领域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和见解，他知道作为一名海军军人应该做什么，但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指挥着这样一支已显老态的舰队，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顾虑，种种顾忌并不允许他放手一战。然而此时，日本海军的舰队主动出现到了自己眼前，机会难得，且狭路相逢、分外眼红，这场不可避免的大战，是向国内的舆论证明他自己心迹和勇气的大好舞台。

但是，他又有顾忌。临行前李鸿章、盛宣怀百般叮嘱，此次必须安全护送陆军登陆后才能返回，而大东港内因为民船过少，登陆行动还在进行着。如果单纯从海战角度考虑，利用浅水优势，使海战在大东沟附近海域爆发，对于机动力不强的北洋舰队似乎有益，但是如此大东港内尚未卸载完毕的运兵船势必会遭荼毒。而且，从望远镜中判断，日本舰队中似乎还有2艘运兵船，上面装载的极有可能是日方得到中国军队登陆情报后，派来登陆抄袭铭军后路的日本陆军。受这些判断影响，丁汝昌不管如何作战，有一个前提是不能背离的，就是必须要确保登陆部队的安全。（与日方误认为北洋海军是来寻求主力决战恰好相反，整个黄海海战中，中方官兵无一例外认定眼前出现的日本舰队和他们一样，也是一支护航舰队，而日军的“西京丸”、“赤城”2舰则被误判为是日方的运兵船，即“运兵倭船”。为防止这两艘日本“运兵船”乘机靠岸登陆，抄袭大东港内铭军的后路，中方无论是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都给予了这2艘弱小的日本军舰太多“关照”。）

丁汝昌很快下令“起锚”、“站炮位”。他明白，必须抢先一步，在远离大东沟的位置阻滞住前方的来船。今天的人们大都把黄海海战看成是中日两国海军期盼已久的主力决战，实际历史的真实面目并非如此，日本联合舰队此行原本只是想捕捉、击沉情报中提到的中国运输船，而北洋舰队主动拔锚出击，虽然有进行决战的考虑，更多则是为了尽量在远处吸引敌舰，以完成掩护陆军登陆的任务，颇有一番背水一战的悲壮。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即将来到的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实际是背负着很大的包袱作战，不管战况如何，他们都必须死死拖住日本舰队，不能让日舰靠近发现大东沟内的运兵船。

令丁汝昌欣慰的是，他的舰队士气高涨，他不需要像伊东祐亨那样通过用餐和吸烟来稳定部下的情绪。在旗舰“定远”的信号尚未发出之前，北洋海军的10艘军舰都草草结束了午餐，早已开始各自的战备工作，管带们都明白由于近距离发现敌舰，为掩护大东港内的陆军官兵，必须尽快逼近日舰。“致远”、“靖远”等较新式的军舰都启用了强压通风，锅炉舱里进入令人不适的高压状态，一切都是为了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达到高航速。

随着“起锚”等一系列信号升起在旗舰“定远”的横桁桁端，10艘中国军舰纷纷进行起锚作业。水兵们卖力地转动蒸汽绞盘，锚链一节节收起，几吨重的铁锚从海底的泥沙中被提升起来。舰首甲板上，部门军官在大声指挥，巨大的吊锚杆将铁锚吊出水面，平放至舰首甲板左右的锚床上，四周早已准备好的水兵立刻用铁链卡锁将大锚固定就位。位于编队后部的“超勇”、“扬威”号撞击巡洋舰，建造时间较早，由于设计时主要考虑了外观的隐蔽性，因而干舷极低，容易上浪的主甲板没有设置锚床，她起锚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军舰，铁锚必须高高吊放到炮房的顶部，极为费时费事，然而在官兵们其心协力下，竟然也快速地完成了作业。丰岛海战以来积蓄日久的怒火所产生的强大士气，此刻完全迸发了出来。“旗舰‘定远’桅顶挂出“立即起锚”的信号。各舰应命马上卷索扬锚，速度之快实所未见。只有陈旧的超勇、扬威二舰，照例拔锚费时，落在后边，后亦疾驰，配置就位。”

各舰的桅杆上，原本长度为4米的龙旗与提督旗，此刻都一一降下，继而换上了长达6－8米的巨大旗帜，在19世纪的海军中，换上这种大尺寸战旗，寓意就是“作战”。各舰的装甲司令塔内，随着管带下达的英文口令，水兵拨动车钟表盘，车钟内的金属铰链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受到联动，机舱里的车钟表盘上也立刻发生了变化，管轮军官根据表盘上的指令随即发出口令，水兵很快按照命令松开蒸汽阀门。整个过程如同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环环相扣。终于，中国军舰蒸汽机的连杆开始了往复运动，越转越快，发出类似蒸汽火车一般有节奏的轰鸣，船底的螺旋桨于是旋转起来，搅起一片泥沙。

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10分左右，这支龙旗飘扬的舰队启动了，此时中日舰队相距约为20000米。



横阵

当中国军舰上的了望兵刚刚发现日本舰队时，12时03分，完成午餐的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开始进行战斗准备，各舰号手接连吹响战斗警报。12时05分，旗舰“松岛”的桅杆顶端升起了代表伊东祐亨军衔的海军中将旗，在这面旗帜的下方还悬挂起一个红色的战斗信号球，同时伊东祐亨下令，原本排在编队末尾航行的“西京丸”、“赤城”2艘弱舰，转移至本队的左侧，即转移到外侧航行，以避免与中国军舰发生接触。

紧随旗舰发出的战斗警报，联合舰队的军舰上立刻忙碌起来，进入战斗状态。与中国军舰一样，日本军舰桅杆上也换上了巨大的海军旗，当时日本第一游击队“高千穗”号巡洋舰上的一名尉官在战后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准备情况：日舰的舰长大都站立在飞桥或司令塔内，直接监督控制军舰的航行、队列，跟随着舰长的，一般还有负责军舰航行的航海长，担负测距任务的炮术长、以及一些号手和传令兵，几名海军学院毕业的见习军官也会在一旁担任信号官及传令官角色，而桅杆上的航海军官则拿着手中的六分仪，仔细观察测距，随时向下方的炮术长报告。作为军舰上首席执行官的副舰长则在主甲板上指挥来往的官兵，装备有大量同口径火炮的日本军舰，则用电线将各炮位串连起来，以便作战时可以控制向一侧同时开火。考虑到弹药库在战时必定会是对方炮火打击的重要目标，日本水兵用滑车将一颗颗炮弹、药包提升到主甲板上，配发堆积在每个炮位，完全清空弹药库。除舰长、大副以外的一些高级军官，则分赴舰上各重要位置督战，身着白色制服的日军水兵已经完成了第一发的装填，在火炮之旁肃立待命，杀气腾腾。联合舰队战斗准备逐渐就绪之际，在领头舰“吉野”的飞桥上，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从望远镜里发现，远处北洋海军舰船开始列成了一个显得有些零乱的横阵。

时光越过将近一个世纪后，很多中国人对于百年前中国海军摆出的这个阵型，仍然充满着狐疑和批评，认为这是一个极为无智、没有章法，乃至非常错误的战术队列，这些评论往往喜欢就此再联系到北洋海军提督的陆军出身，以及黄海海战最终的战果，而加以再三讥讽，最后引申成为对整个北洋海军黑暗不堪的评述。即将再一次回顾这场大海战之前，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这种倍受诟病的横阵，究竟是怎样一种阵型呢。

18世纪至19世纪初，世界海军历史处在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风帆战舰时代。以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方海军主要装备的是木质、采用风帆动力的军舰。这类军舰的主要武器为密布在舰体两舷的大小火炮，战斗时透过一个个方形的炮窗向外射击，航行时则把炮窗关上，以防进水。当时小型军舰一般装备十余门，大型的一级战舰装备的火炮可以达到百余门。由于采用风力航行，以及火炮都密布在军舰两舷，战舰进行海战时的基本战术比较单调，交战双方都会排成纵队队形，相对行驶，接近后互相轰击，一舷的火炮射击完毕后，舰队会调转航行，将另外一舷对向对方，再度进行轰击交战，而刚刚射击完毕的那一舷则借此进行装弹。如此周而复始，纵队战术就是那个时代海军的基本战术队列。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蒸汽技术的广泛应用，海军迈入铁甲舰时代。在蒸汽钢铁军舰出现的早期，还只不过是在原有木质战列舰的基础上，用锅炉蒸汽机取代听天由命的风帆动力，在木质舰体外侧包裹上厚厚的铁皮，以提高防护力，而火炮则仍然密布在军舰两舷，纵队战术依然盛行。

直到1866年，铁甲舰问世以后的第一次海战彻底改变了此后海战和军舰设计的样式。这一年7月20日，奥地利与意大利两国舰队在地中海利萨岛附近爆发海战，双方的舰队中都有大量早期铁甲舰编入。佩尔萨诺海军上将统率的意大利舰队排列的是一个地道的纵队，由于指挥上出现了失误，漫长的纵队断裂成前后两个部分。对此，特格特霍夫海军上将指挥的奥地利舰队排列成了有些离经叛道的特殊阵型——横阵。战斗开始，奥地利军舰列成“人”字形的队列，如同一把尖刀，直插意大利海军前后两队之间断裂开的缺口，紧接而至的是一场混战，最终随着奥地利海军旗舰“约瑟夫·裴迪南德”用水下尖锐的撞角将意大利海军旗舰“意大利”号拦腰撞沉，奥地利海军取得了光荣的胜利。

由于是铁甲舰诞生以来接受的第一次大规模实战检验，利萨海战尽管具有太多不确定的偶然性因素，然而海战的结果和具体的战术样式随即被西方舰船设计界奉为经典范例。大变革开始产生，失败的意大利海军所采用的舷侧火力和纵队战术，被认为已经过时和落后，而获胜的奥地利海军排出的横队则被认为是新的战术标准。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原先布置在军舰舷侧的火力被忽视，代之为可以覆盖军舰舰首方向的大口径火炮，用口径替代数量的理论也随之兴起，大量配置的舷侧火炮被数量有限，但越造越大的大口径火炮所取代。在北洋海军中占有主力地位的“定远”、“济远”、“经远”等战舰，都是这一思想下的产物。而19世纪末期，随着新学派的诞生，舷侧火力配置和中口径火炮的价值又再度被重视，在这一阶段诞生的军舰，如日本海军的“松岛”、“吉野”、“秋津洲”等主力军舰上，重新又能看到密布舷侧的火炮，原本适应舷侧密集火力作战的纵队战术，由此得以回归。

早在丰岛海战之前，日本海军根据自己舰船的特点，就定下不管战斗如何进行，都必须使用利于发挥舷侧火力的纵队的规定。并组织专门训练，各舰舰长各指挥一艘舢板，以此锻炼编队。

而北洋海军早在1888年建军时，根据自身军舰船头方向火力猛烈，舷侧火力薄弱的特点（尤其是2艘“定远”级铁甲舰装备的8门305mm大口径火炮，只有在采用船头对敌的横阵时，才能充分发扬火力），制定了专门的阵型规范，通过现在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相应资料可以了解到，从那时候起，北洋海军就开始反复演练横队这一编队难度较纵队复杂的战斗队形。由此可以了解到，黄海大战中，北洋海军之所以采用横队这一阵型，是面对成两段纵队而来的日本舰队时，在参考了利萨海战的战例，同时也结合己方军舰的特点后所采取的战术选择，绝非是临阵仓促的随意决断。

　

　

“……无情的时针在赌着日清两国之命运，一秒一秒在前进。敌军益发接近，出现烟筒，露出舰身，终于能辨别出舰数和阵形。敌舰队总共十艘，面向西南，成单横阵，其中央巍然屹立‘定远’、‘镇远’两大舰。‘来远’、‘靖远’、‘扬威’、‘超勇’于其右翼布阵；‘经远’、‘致远’、‘济远’、（‘广甲’）则于其左翼展开。另于西方数海里尚有二舰，见机行事，充当后援。果然，敌军默默集其全部精锐，决心全力对抗我军。然而敌军布成横阵，众炮皆在舰首。与此相反，我军如以舷侧炮对战，势必暴露侧面。以大面积向敌乃兵家之所忌，究当如何！”——“‘高千穗’某尉官亲笔记述的黄海海战实况”《日清战史》

[老酒]

分队战术

1894年9月17日中午大约12时10分之后，大东沟口外的北洋舰队主力各舰结队起锚出发，保持着停泊时所列的犄角鱼贯阵向西南方航行，一时间煤烟冲天、龙旗蔽日，海面上划出了一道道白色的轨迹。各艘军舰的管带都非常明白，他们现在必须尽快拦截住日本舰队，掩护身后正在大东沟里忙着登陆的陆军，战场距离大东沟越远越好。然而，由于舰队内的“超勇”、“扬威”2艘军舰的舰龄已整整13年，长年的北上南下巡弋，使得锅炉、主机老化，现在的最高航速只能勉强达到7节，因而北洋舰队编队的航速即以舰队中最慢军舰的航速为标准，最快也无法超过这个速度。

位于整个舰队前列的旗舰“定远”上，前桅横桁的桁端不断有信号旗升起落下。提督丁汝昌与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Von Hanneken）并肩站立在飞桥甲板上，身旁是“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还有总管全军军械事务委员陈恩焘等几名督标中军的将领，和英籍顾问戴乐尔（Tyler.William Ferdinand）。此刻丁汝昌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类似对面日本军舰上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他的价值在于督战、激励全舰队的士气，而指挥舰队作战的技术重任，主要依靠一直以来负责北洋海军全军技术事务的两名总兵，尤其是近在身边的右翼总兵刘步蟾。至于新上任的德籍总教习，在军舰上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价值，李鸿章选择这样一位完全外行的外国人来充当总教习，意思是显然的，面对朝廷的非难时，可以拿出这位名义上的外国高级顾问来掩护丁汝昌，“汉纳根步甲板上，面带忧思之色。彼预中国要事已久，以智勇著；因其地位之滑稽（以陆军士官而下海）弥觉责任负担之重”。

经过与幕僚将领们商定，丁汝昌决定尽快与日方接触作战，以掩护正在大东沟内登陆的陆军。下令舰队立刻由犄角鱼贯阵开始向犄角雁行阵即横阵进行变阵，以接敌应战。继而命令远处在大东港港口担当守卫任务的“平远”、“广丙”2艘军舰迅速赶来入队。随着命令发出，“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按照英国海军的规范，通过飞桥上狭窄的梯口，沿着直梯下到了飞桥甲板下狭小的装甲司令塔内，在这间装有8柄水压舵轮、磁罗经、车钟、传话筒等设备的中枢神经部位里，监督军舰的航向。作为一名19世纪海军的舰长，在战时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监督军舰航行、保持队列。

舰船阵型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是海军作战、航行时的重要战术队列标准，也是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在19世纪后期，从风帆战列舰时代过渡而来的近代化海军中，阵型更是具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将单个的舰船组合到一起，使用恰当的队列，有助于发挥集群的力量，使得军舰的战斗力和生存力获得倍增。但是，当时海上舰船编队的指挥手段较为原始，主要为旗语号令，这种方式即使在平日正常航行时，如果用来指挥一只数量过多，绵延数海里的舰船编队，显然也是力不从心的，不仅距离旗舰过远的舰船可能无法识别清楚信号，同时存在一旦要表达的意思过于复杂，简单的旗语容易引起歧义的弊端。到了战时，旗语指挥就更显得脆弱不堪，悬挂信号旗的绳索、帆桁，以及信号兵都会成为敌方火力重点攻击的目标，而且蒸汽化海战中弥漫的煤尘硝烟，会使得战场如同云遮雾绕一般，即便是紧邻旗舰的舰船，也有可能无法分辨清楚信号旗的内容。


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仅仅依靠旗舰使用简单的旗语号令指挥一支大规模的舰队进行阵型变换或者作战，很显然具有着极大的技术难度和不可操作性，因而当时海军界通行的规范就是把大舰队拆分为多个有少量军舰组成的战术小分队。曾参与接收“致远”等新式巡洋舰回国的中国驻英使馆外交官余思诒，在所著《楼船日记》中总结英国海军章程的规范，将此概括为“……将战之时，分三船为一队，数队为一军，最为合宜……”，即每3艘军舰编列为一个战术分队，再由数个战术分队合并构成一支作战舰队。这样的好处是各分队的军舰只要紧随分队的队长舰进行运动，作战时分队军舰之间能互相依托，分队与分队之间也能配合，即使失去舰队旗舰的指挥，各分队内的军舰也可以协同行动，配合作战，不至于落入被敌各个击破的不利境地。日本联合舰队开始时也遵照这一规范，将第一游击队的4艘军舰编为1个横列的战术分队，本队的6艘军舰编为2个3舰错列的战术分队，“西京丸”、“赤城 ”另成1个纵队分队。日方本队之所以在“松岛”舰之后多少有些突兀地插入一艘“千代田”舰，而不是把3艘三景舰逐次编组在一起，就是考虑留一艘火力强大的三景舰“桥立”，作为本队第2个3舰分队的领队舰，虽然此时经伊东祐亨命令，本队2个3舰分队之间的间距已经缩短，变错列的3舰犄角队形为单舰单位的鱼贯纵队，但是实际的3舰分队组织仍然存在。

受英国海军影响较重的北洋海军同样吸纳了这一思想。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编译的海军阵型规范《船阵图说》中，虽然罗列了上百种阵型，但各种阵型的最基本战术单位都是传统的3舰制分队。非常重要的是，图说中开篇即载明了一条原则：“是书所列阵法，凡一阵之中，船数、队数之多寡，皆可以意减增，原非一成而不变之局”，即说明图说中组成战术分队的军舰数量，以及构成阵型的分队数量都不是硬性的规定，在遵照分队作战法则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变通，灵活运用。

可能是考虑到了3舰编队的形式较为复杂，对操舰、编队协同技术具有较高的要求。在英国人琅威理（Lang William M）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期间，北洋海军对这一编队样式进行了修改，实际形成了极有特点的2舰分队制度。即以2艘军舰为1个战术小分队，再由多个2舰战术小分队构成整个舰队。（这种2舰小分队，除了有类似“定远”级、“超勇”级那样将同级的2艘军舰编为一队的做法，也有像“致远”级、“经远”级那样，将穹甲巡洋舰与装甲巡洋舰混编搭配的做法。编队军舰必须尽量在军舰长度、机动力、最高航速等方面接近，以便战时配合，共同动作。）因而，与今天的人们对北洋舰队的阵型理解不一样，北洋舰队无论是在出击时排列的鱼贯阵，还是后来变换而成的雁行横阵，实际上内部都是有多个2舰分队构成的，属于是2舰分队的叠加组合。

北洋舰队起锚出击时采用的犄角鱼贯阵，大体来看是一个双纵队阵型，属于待机阵型，这种阵型可用于停泊，也可作为日常航行时的基本队形。但是犄角鱼贯阵又不同于简单的两列纵队，这个阵型中每一横排的2艘军舰都是一个战术分队，分队并列的2舰之间相对位置先后略微错开，并不在一条直线上，当时称为犄角式。这种2舰错列的犄角布置方法，是严格按照了当时海军有关战时“全船不宜并行（如一字），亦不宜鱼贯而行（如1字），应鳞次而前（如棋盘形）”的战术标准，以利于机动，避免发生碰撞和炮火误伤（平时正常航行队形没有此要求）。由此可以看到，北洋海军起锚时的阵型看似2列纵队，其实是由5支错列的2舰分队构成的一个五叠横阵，从队首开始，依次为“定远”、“镇远”；“致远”、“经远”；“来远”、“靖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的2 舰战术分队组合。


起锚以后不久，提督丁汝昌下令的变阵，属于《船阵图说》刊载的第八十八变阵法，即犄角鱼贯阵变为犄角雁形阵。舰队从纵列的5叠横队，变换成横列的5支错列纵队，5队之间横向各间距1200码。这种横列的犄角雁形阵，被认为最利于对抗纵队，一旦接敌，各战术分队立刻散开，从多点上同时切入突破，冲击搅乱敌舰队阵型（即北洋海军所称的“开队分击”），在琅威理就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期间，就被预定为作战的基本阵型，反复演练熟悉。除了各小队的组成舰只数量与图说中所载不同外，其他变阵的细节标准，都可以在这个阵法里寻找出来。参考阵法，北洋舰队的变阵过程应该是：第一队“定远”、“镇远”保持航向不变，以作为犄角雁形阵的中央标兵；后续各队分别从左右出列，向第一队的两翼逐次张开，第二队“致远”、“经远”向左转；第三队“来远”、“靖远”右转；第四队“济远”、“广甲”左转；殿后的第五队“超勇”、“扬威”右转。由于第四队、第五队军舰原本处在犄角鱼贯阵的队尾，运动到犄角雁形阵两翼的翼端阵位，需要航行的距离较远，所以一度落后于前列各舰，北洋海军变阵开始时呈现出的是一个中央突出，两翼落后的“人”字形。

[老酒]

乱战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日与丁汝昌一起在“定远”舰上督战的海军总教习汉纳根，在战后提交的报告中显示，下达变阵命令的同时，提督丁汝昌还补充了3条非常重要的具体战术指令，这就是当天指导北洋舰队作战的基本战术守则：

一、战斗中姊妹舰或其小分队必须进退一致，攻守相助；

一、舰首必须始终指向敌舰应战；

一、各舰必须跟随提督（旗舰）行动。

对于这3条战术要求，以往中国的研究著作大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很少进行必要的深入分析研究，甚至还有一些研究者对其彻底予以轻视，称其“带有致命的错误”，但又并无法举出认为其有“致命错误”的可信理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前者属于缺乏对技术细节的研究考据，论述海战而却并不去了解研究海战的技术细节；而后者则是先入为主作风的体现，想去求证北洋海军黄海海战失利的原因，但因为不了解19世纪的海军和海战，无法令人信服地从技术实证角度解释失败的原因，于是泛泛空洞地从道德层面，将责任笼统地归结为将士无能、指挥错误，抹黑这支舰队，来圆满他们的论点。

实际，只要稍加分析，丁汝昌下达的3条战术要求，从19世纪后期的海战技术角度而言，是很难进行挑剔的。根据汉纳根的报告，下达这3条命令的大背景是考虑到北洋海军10艘军舰型号复杂多样，航速、转向半径、炮位布置各异，担心作战时难以保持大的多舰编队，另外更担心旗语系统的不可靠，“提督担心各舰舰质不一，特别缺少信号装置，不能满足大军（大舰队编队作战）所需，舰长缺乏实战经验，信号手人数不足，而且各舰信号员理解信号能力不可靠”。其实具有预先制定舰队失去统一指挥后的作战规范的考虑。

但这3条指令的寓意又不仅局限于此，它背后隐含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战术构思。

其中第一条指令主要针对的是作战队形。再次重申2舰战术分队的规则，要求分队的2艘军舰间必须保持结伴作战，以免孤军对敌。非常特别的是，这条指令并没有要求全舰队必须始终保持横队接敌队形，言下之意这场海战北洋舰队并没有考虑使用整体的队形，而是由各个2舰战术单位进行作战，但一直以来的研究者都忽视了这一点，而一味地把北洋舰队作为一个僵硬的整体横阵来看待。

第二条是有关炮火的运用。根据北洋海军军舰舰首方向炮火比较猛烈的特点，采用这样的战术有利于发挥己方的优势，同时在海战炮术射击弹道比较平直的19世纪后期，通常认为舰首对敌被弹面积小，中弹几率小，如果侧面大面积暴露对敌，中弹概率就会倍增。近年有研究者抛开时代局限不管，用现代的火炮弹道曲射技术理论，评述19世纪的海战，认为当时舰首对敌中弹概率最大，则属于先设定北洋海军百无一用，而后牵强附会求证的议论。

丁汝昌指令的最后一条是关于战场指挥。则是要求各战术分队必须尽可能地跟随旗舰运动方向行动，共同进退，以保证己方战斗动作统一。由这里可以看到，旗舰本身的行动就是一种指挥，只要旗舰还能自由运动，就不能视为失去指挥能力。这点与日本联合舰队制定的后续舰紧随队长舰动作运动的命令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于旗语信号的一种补充。

这样的3条指令如果分别单独发出，都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它们同时组合在了一起，就恰恰完全符合了当时通行19世纪中后期海军界的“乱战”战术的标准。

乱战，是从意奥利萨海战之后，19世纪世界海军战术领域出现的一个新名词。这种战术的大致样式是，采用整体编队阵型接近敌舰队后，再化解为分散的战术分队，多点突破敌方舰船编队，进行混战，依靠撞角、鱼雷等近战武器，在乱中取胜的战术，“数群攻敌，或一群分应，求乱敌阵”。近乎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北洋海军在黄海大战接战时采用的横阵阵型，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忽视了这个阵型是由5个2舰战术分队构成的。当今天我们尽量排除现代海战知识的影响，将理解建立在19世纪中后期的海军技战术知识基础上时，将会很容易发现，北洋舰队5个战术小队组成的犄角雁行阵并不是最终的作战阵型。其真实意图是，以便于保持各分队整体同时接敌的横阵队列接敌，而后5个2舰战术分队从多个方向开队分击，同时突破日方长达3海里的纵队编队，之后反复冲进杀出，保持舰首方向始终对准敌舰射击，彻底搅乱舰队的队形。当敌方舰队大乱之际，己方可以运用2舰分队这一较为灵活的组合，或单队行动，或多队协同，互相配合，寻机攻击落单的敌舰，既可以使用火炮武器，也可以运用鱼雷、撞角等近战兵器。这种乱战战术几乎就是利萨海战的翻版。

使用乱战战术，对于旗舰的统一指挥依赖较小，主要依靠各战术分队不屈不挠地执行战术意图。但是这种在当时被各国海军认为非常有效的战术，如果要成功实施，需要同时具备多个因素：各战术分队必须具有极高的勇气，不顾敌方炮火，直冲敌阵；各战术分队突破时，必须尽可能地选择协同，多点同时发起，防止敌舰队断而不散；各战术分队突破后要竭尽一切手段，“求乱敌阵”，此外还需要像利萨海战时的奥地利海军那样具备一些好运气，因为混战之中，谁也无法预料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

又像是为采用乱战战术做进一步的说明，按照乱战战术关于接战阵型的要求，“如我之船群不及敌船之多，乱战时亦无所虑，盖我船少则布阵疏，敌船多则布阵密，疏则任行而能整，密则迁次而即紊。”北洋舰队5支战术分队的横向间距分别在1200码左右，较为疏松。但是，这种考虑了“列阵太密，冲过敌船不便旋转”而“分布宽地，以免相触”，用作接敌时便于多点突破的疏松阵列，又被一些不明就里的现代研究者认为是“布阵散漫”。对于海军战术而言，作战双方都必然会依据己方自身的特点，尽可能选择利于本方的阵型，这点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最后这种战术是否能够成功实施，显然还会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影响。但是不辨菽麦，以海战失利为由，而认定这种战术必然是“错误”的论断，则显得过于简单武断。

不管后人如何对他们进行评价，此时，北洋舰队10艘军舰正在一面变阵，一面向远方煤烟下的日本舰队杀去，准备去迎接一场至为残酷的大海战。

“来远”号装甲巡洋舰上一名名叫陈学海的三等水手，在1956年10月的口述访谈中，描述了当时他所亲历的情况：“……十一点半开晌饭，饭菜刚在甲板上摆好，日本舰队就露头了。‘定远’舰上有个水师学堂的实习生，最先发现日本船，立时打旗语通知各船。丁统领挂‘三七九九’旗，命令各舰实弹，准备战斗。于是，咱这十条舰排成双纵队前进，一会儿又摆成人字阵式，向敌舰直冲。

　

接近

随着双方军舰的不断接近，9月17日中午12时18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在旗舰“松岛”上，向在前方航行的第一游击队下达了“截击敌舰队右翼”的命令。由于和本队的间距缩短到了适当距离，第一游击队此时已经将编队航速提高到了8节，得到旗舰“松岛”发出的命令后，12时30分，坪井航三下令编队航速提高至10节，继续指向北洋舰队的中坚航行，准备到达适当位置后再转向北洋海军右翼。

由于自己属下的官兵大都是新手，缺乏经验，而且面临的是北洋海军的全部主力，心理压力极大，即使是最简单的纵队编队，坪井航三也担心会出现差错。“吉野”舰上不断升起旗号，提醒后续的“高千穗”、“秋津洲”、“浪速”3舰“注意距离”、“注意速度”，督促各舰保持好编队队形。

10艘北洋海军军舰也在疾驶，军舰上都已快速地完成了战斗准备。

早在东学党事起，中日局势日趋紧张时，由提督丁汝昌一手主持，北洋海军的战舰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舰体的维多利亚涂装中白色的部分，都被涂改成了不容易被识别的灰黑色；舰队中央的 “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上，为方便瞄准、射击，早在丰岛海战之前，遮罩在主炮台上的穹盖式炮罩就已被拆除掀去，留在了旅顺基地，另外距离主炮较近的飞桥前右后左两架木梯，以及飞桥甲板的左右两翼也已被卸除，以开阔射界。位于军舰首尾的150mm口径克虏伯炮炮位上的穹盖式炮罩，出于担心受到中部主炮发射时的气浪波及，则予以保留。与“定远”级军舰类似，穹甲巡洋舰“济远”经过丰岛海战实战血的教训后，舰首210mm主炮炮位上的穹盖炮罩也已经拆去不用。

依据当时各国海军通行的惯例，各舰桅杆上的一些非必需的横桁（尽管这些横桁必要时也可以用来悬挂信号旗）、索具都被卸除，以防止战时断落砸伤甲板上的人员和设备，以及索具落水后缠绕住螺旋桨。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早已作好小队战术准备的北洋海军，对脆弱的信号旗语系统并没有抱多大的幻想。同时，各舰配备的舢板小艇，也大部分被卸下留在威海、旅顺两地的基地内，只留1、2艘作为交通艇使用，原因则同样是受到丰岛海战的影响，因为这些木质的小艇被击中后将产生大量四散的木块碎片，显然会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易碎物体一律拆除或扔掉，如舢板等全部卸走。因为我等一旦不幸落海，日军绝对不予营救，如果彼等遭到同样命运，我等亦绝不相助”。

由于当时的战舰大量使用木质构件，战时在炮火打击下极容易引发火灾，除了尽可能地拆除甲板上的木质构件外，各舰上的救火队水兵，也纷纷将笨重的消防泵抬到适当位置，接出长长的胶皮水管，准备随时救火。而且外部甲板上的排水口都被堵塞起来，在木质甲板上蓄水防火，同时担心这样有可能会造成人员滑倒，又格外在甲板上撒了一层砂土。此外考虑到增加军舰的防护能力，甲板下一些无关的水密隔舱都将厚重的水密门紧紧关闭起来，损管部门的官兵也都早已准备好了用以堵漏的木板、毡毯、牵索。各舰外部，露天甲板上有舷墙的部位，在舷墙里都塞满了吊床，以抵御弹片，没有舷墙保护的重要部位，例如一些机关炮的炮位，就在外侧累积沙包和煤袋，另外一些军舰的装甲司令塔外也堆砌了沙包以提高防御能力。

为保证战时的弹药供应。从发现日本舰队开始，北洋舰队各艘军舰的弹药舱里就一直在忙碌。炮弹和药包通过复杂的吊运工序被运送到甲板上，对于其中那些数量稀少的进口大倍径开花弹，水兵们更是格外的小心，如同爱护名贵的花草一样轻拿轻放，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些炮弹才能真正对敌舰造成大的破坏。弹药提升到甲板上后，一些被就径直运送到炮位上，另外还有的被堆放在各个炮位附近，以便战时能够就近快速补充，这些弹药四周则垒起沙包进行防护。各舰上军乐队的乐童，此时也被命令放下手中的乐器，这些15、6岁的孩子，编成了2人1组的运输队，战时他们将冒着枪林弹雨，和水兵们一起抬着如同担架一样的运弹盘，向各处距离弹药舱开口较远，无法直接获得弹药的炮位运送弹药。另外，很多非重要岗位的水兵、夫役也被动员起来，怀抱弹药，各自间隔着一定的距离，整齐地卧倒在甲板上各处，准备战斗打响后，向炮位进行输送。

甲板之下，在昏黄的灯光中，轮机舱内热浪滚滚。 “致远”、“靖远”等有强压通风设计的军舰内，轮机舱已进入高压状态，“超勇”、“扬威”等一些较旧式的军舰，则开动鼓风机向炉膛内吹风，促进煤炭充分燃烧，虽然配发给他们的都是劣质的次品煤。官兵们在高温的工作环境中挥汗如雨，不断向锅炉内填煤，储蓄蒸汽压力，保证军舰能以规定航速航行。和汗流浃背的中国官兵们一起在忙碌工作着的，还有几名外国人的身影，他们是“致远”舰管轮洋员英国人余锡尔、“济远”舰管轮洋员德国人哈富门。

军舰上各战斗部位的官兵都早已就位，炮手们完成了第一发弹药的装填，站立在各自的武器旁跃跃欲试，桅盘里的士官测算着敌我的间距，每隔一段时间就用手旗向下方的炮台通报，随着每次报告，炮手们则依据表尺上的刻度，调整一次火炮的俯仰角，随时准备发射。当时北洋舰队使用的测距方法为复杂原始的六分仪测距法，用六分仪测量敌我间距一般有3种方式：如果明确敌方来舰身份，又预先在情报手册上掌握了敌舰的桅杆高度，则测定远方敌舰的桅杆高度，然后对照测高表就能求出距离数；还有一种办法是测距员在桅盘内，用六分仪“测海平及敌船所在海面所有角度”，然后对照专门的测距表推算获得；最后一种办法是，军舰首尾各由1名测距员测量敌舰所在的点，然后根据“已得二角一边可求其余二边，取中数为相距数”。相比中国海军的测距办法，对面的日本舰队要显得先进便捷得多，第一游击队的领队舰“吉野”上已经装备了专门的测距仪，通过使用类似望远镜一样的测距仪观测远方目标，当左右目镜调焦调实后，刻度表上就会自动显示出目标的距离，采用如此先进的装备，使得日方在射击测距时要比中国海军大占上风。

与今天人们的理解不太一样。鱼雷在19世纪后期的海军大型军舰上，更多时候实际是一种自卫武器，由于射程太近，主要用于抵御逼近的敌方鱼雷艇，或意图使用冲角攻击的敌方军舰，属于军舰最后一道防线的组成部分。但是使用乱战战术时，因为己方的军舰会主动冲向敌方发动近战，此时鱼雷则是和撞角配合使用的重要近战武器了。因而，北洋舰队的鱼雷舱内，士兵们纷纷用天车将黑头鱼雷从存放架上吊起，沿着安装在天花板上的轨道，运送装入发射管，意图乱战时配合冲角战术使用。根据一些记载，日本联合舰队因为担心没有机会到达合适距离使用鱼雷，存放在鱼雷舱内的鱼雷在炮战时又有可能会被击中殉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开战前很多日本军舰都将舰上的鱼雷抛弃在了海中。

此刻，中国军舰上呈现出出来的，是一幅雄壮的画面：“头卷辫发，赤裸两臂，肤色淡黑的壮士，一群、二群直立于甲板炮旁，等待厮杀。”日后记录下这段生动话语的“镇远”舰顾问美国人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这时身着蓝色的北洋海军军官服，正站立在“镇远”舰的飞桥上，准备用自己心爱的柯达相机来记录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海战。在他的身旁，是凭着实际海上经验，从基层水兵一级级考升成高级军官的“镇远”舰大副杨用霖，北洋海军中职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则已经身处在飞桥下的装甲司令塔内，监督着军舰的航行。

[老酒]

“定远”舰前桅杆下桅盘里的测距员，手持六分仪，紧张地测算着敌我距离。

“8000米！”

“7000米！”

“6000米！”

“预备开放！”

历史的指针渐渐指向了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50分，“5000米！！！”

沈寿堃仿佛发出全身气力一般，大声地喊出口令“开放！”，手中的指挥刀随之举起。

提督丁汝昌、总教习汉纳根，以及在装甲司令塔内的管带刘步蟾等军官事前都用分发的棉花团塞上了耳朵，默默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定远”舰右侧主炮台上腾起一团白色烟雾，同时一门火炮发出了天崩地裂般的巨响，紧接而来的是巨大的震动，重达30余吨的大炮被巨大的后座力缓缓推向下炮架的末端，整个炮台笼罩在了呛人的烟雾中。一颗292千克的钢铁弹头，沿着72道来复线，以500米/秒的初速，旋转着飞出炮膛，杀向远方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定远”，这艘中国近代海军最具威力的象征，一度被誉为亚洲第一的强大铁甲舰，在默默沉寂了9年后，终于等到了体现她价值的机会。

随着旗舰“定远”的一声怒吼，这场对19世纪后期世界海军技术发展有着转折点意义的中日大海战正式打响，大致交战位置在东经123°35′，北纬39°30′附近，鸭绿江入海口大东沟口外，史称大东沟海战。

9月的洋务之城天津， 正午时分依旧显得闷热不堪。直隶总督衙门内一片寂静，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这静谧中隐隐觉得有一丝凉意，这支龙旗舰队的重要缔造者，仿佛预感到了一点什么。9月17日中午12时整，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从天津传达到了鸭绿江畔的九连城（今属辽宁省丹东市），而后由快马专差急送向大东港：“寄九连城靖边营，专马送铭军刘统领。东沟至义州鸭绿江上水，民船必三日乃到，队伍由东沟起旱百余里，两日可到义，其辎重由民船上驶，庶救义州之急，祈速办。”

这份看来主要催促陆军就近从大东港登陆的电令，实际透露出了对于黄海之上海情的不安，陆军尽早登陆，海军就能尽早返航。快马飞驰，尘土飞扬。当汗流浃背的信差呈上这份重要的文件，当铭军统领刘盛休在大东港船局内捧读起这纸电文时，远方海面上已经响起了隆隆的炮声。不知道，千里之外，这时的李鸿章是否感到了一阵心悸。

　

三景舰

“定远”舰射出的第一颗炮弹，呼啸着从日本第一游击队上空掠过，落在距离领队舰“吉野”左舷仅数百米处的海中，激起冲天水柱。“‘定远’炮台吐出一团白烟，接着轰然巨响，三十厘米大炮弹冲开烟雾，从我军头顶高高飞过，于左舷附近落入海中，海水顿时腾高数丈。”今人在讨论这次大海战时，往往习惯套用很多现代的战术知识来分析，以火炮校射为例，实际以1门火炮首发试射，为大量同口径火炮提供射击诸元以作参考修正的做法，是直到日俄对马海战之后才开始推广使用的。在黄海海战那个时代，火炮射击更多的是各自为战，舰上各炮位自由掌握时机进行发射，而且射击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原始。与日本海军大量装备的新式大口径速射炮相比，北洋海军采用的旧式架退炮的操作更显简单。这种火炮瞄准的主要原理就是表尺、准星、目标三点一线，如果距离目标在1000米左右，通常采用直瞄，当目标过远时，则根据桅杆上测距员测得的距离，调整火炮的俯仰角度，与之相对在火炮炮尾附近的竖表尺上有标定设计距离的刻度，只要对应查看即可，“表尺每度析作十六分，横尺每度析作三十二分，炮表所用之度数过于一千迈当，即可用度数”。俯仰调整就位后，再使用目测调整方位角，一般会选择一个提前量，等目标到达适当位置后发射，“……有时先定方向，而俟其行至望线之中”。由此可见，“定远”舰的水兵操作三十余吨的巨大火炮，在5000米距离上采用如此简单原始的瞄准法，首发能够取得这样的射击效果是相当骇人的。

以旗舰的动作为号令，北洋舰队各舰相继开火射击，天空中开始滑出道道轨迹，钢铁炮弹啸叫着飞向日本舰队，然而各舰并没有都仿照旗舰集中火力炮击日本第一游击队，而是散乱地各自为战，射击各自认定最为合宜的目标。日本联合舰队由于战前依据自身速射炮射程短的特点，制定了必须到达3000米距离才能开火的战术指令，因而面对着北洋舰队的炮火攻击，依旧以侧翼大面积暴露的队形在默默航进，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为了尽快通过北洋舰队舰首重炮的射击区域，运动到右翼展开攻击，而下令舰队编队航速提高至14节。但是紧随其后的本队却依然慢吞吞地前进，一游和本队之间渐渐出现了一个大缺口。

北洋舰队各艘军舰上士气异常高涨，炮台上异常忙碌，装填、发炮此起彼伏，抬着炮弹的乐童和水兵在甲板上四处奔忙，提督丁汝昌依旧稳稳地站在“定远”的飞桥甲板上，手持望远镜观战。落在日本舰队四周海中的炮弹，不断激起阵阵水柱，不久，日本本队末尾的一艘军舰被击中起火，迸射出熊熊烈焰，顿时北洋舰队上空充满了雷鸣般的欢呼喝彩声。

这段不到3分钟的时间，在日本海军官兵眼中仿佛是进入了炼狱一般，面对北洋舰队极具威慑力的大口径火炮攻击，在战场特有的噪声、烟雾环境中，缺乏太多经验的日本舰队，还要面对必须等到合适距离才能开火的战术指令，精神压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

12时53分，位于联合舰队本队第一位的旗舰“松岛”号在距离3500米时，终于无法按捺紧张的情绪，开始向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射击。

“松岛”号穹甲巡洋舰，是日本海军3艘“松岛”级军舰的首舰，由于这3艘军舰采用著名的“日本三景”“松岛”、“严岛”、“桥立”的名称作为舰名，又被称为三景观舰，简称三景舰。

这级军舰是1887年，日本政府为对抗克制当时日本海军的假想敌——中国海军最强大的战舰“定远”级铁甲舰，特别发行海军公债而建造的“‘定远’克星”。三景舰的设计，由当时受聘日本，风头正劲的法国舰船设计专家白劳易（Louis-Emile Bertin）提出和担纲。在当时，想用价格较低廉的军舰战胜铁甲舰，理论上只有一种船型具有这种可能性，即小船架大炮的蚊子船。然而蚊子船由于适航性差，无法在海况多变的大海上作战，白劳易提出了一种加大船体、增强航海性能的穹甲巡洋舰，实际上就是放大了的蚊子船。

白劳易为三景舰选定的母型，是他自己的成名之作，法国海军的装甲蚊子船“黄泉”级，而非常巧合的是，“黄泉”也是中国福建船政建造的“平远”级的母型，“平远”设计时的理念也是增强蚊子船的适航性，以到大海上对抗铁甲舰。无形中“松岛”、“平远”两级军舰就有了一层法兰西血缘关系，外形上也有很多相象之处，同为单桅单烟囱布局。

“松岛”级军舰的排水量为4278吨，军舰垂线间长89.9米，宽15.4米，吃水达到6米。动力系统采用2座卧式3胀往复蒸汽机，配套使用6座燃煤锅炉，双轴推进，功率5400马力，最高航速16节。为了对抗中国“定远”级铁甲舰厚达305毫米的装甲，以及305mm口径的巨炮，白劳易特别给这级军舰安排了1门口径惊人的法国加纳式320毫米巨炮作为主炮（火炮由法国施耐德公司根据加纳炮的规范制造，其中内管为英国造，外套为法国造）。

这种320毫米巨炮，最初设计时为考虑增大火炮威力，身管设计成42倍口径，在1887年8月30日召开的兵器会议讨论中，担心火炮过于庞大，转动时会影响军舰的稳性，而修改为38倍口径（按膛长12160毫米计）。火炮设计的转向角度为285°，初速为650米/秒，有效射程8000米，每门炮备弹60发，可以选择装填重达450千克的钢铁榴弹，或者350千克重的普通榴弹。这些数据表面看来均超过了中国“定远”级军舰装备的305毫米克虏伯大炮，然而重达66吨，看似威力巨大的加纳大炮，安装的载体只是区区4000余吨的军舰，由此还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设计问题。已经缩小了的主炮转动时仍然会影响军舰的稳性，造船舰体侧倾，如果遇到恶劣海况，主炮根本不能转动，否则极有可能导致军舰覆没。同时为了降低军舰重心，火炮安装的甲板设计得极为低矮，又引起了令人头疼的上浪问题，严重影响了军舰的适航性。受这些弊端制约，以至于在即将来到的海战中，理论射速为10分钟1发的320毫米加纳炮的射速竟然慢到了1小时才能发射1发，用大口径炮超越“定远”的构思可谓彻底失败。

可谓无心插柳，在海战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密布在三景舰舰体两侧的大量次口径的副炮——120毫米口径阿姆斯特朗式速射炮。这种火炮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制造，膛长4801毫米，弹头重18.1公斤，初速467米/秒，有效射程7000米，射速高达1分钟4－5发。由于“松岛”与另两艘三景舰舰体设计上差异较大，120毫米火炮装备的数量也不等。

3艘三景舰可能考虑到3舰犄角小队战术，其中预定配属于3舰编队右侧的“桥立”、“严岛”设计近似，将320毫米主炮安装在舰首的露炮台内，便于向前作战，围壁厚达12英寸的露炮台上加装了4英寸厚的前部敞开式炮盾进行防护（炮盾的左右和后侧全部封闭，而前部大面积敞开。当时法国舰船设计师认为，海战时火炮的正前方很难受到攻击，对炮台的真正威胁来自敌方军舰桅杆上的小口径机关炮，因而偏重上部和后部防御），主炮之后的主甲板下设有一处炮房，两侧各装备5门120mm速射炮，另外在舰尾主甲板上还装备有1门。三景舰中的“松岛”舰比较特殊，最初可能考虑布置在3舰犄角小队的左侧断后位置使用，于是主炮位被极为古怪地安排在了舰尾，120速射炮改布置于舰首主甲板下的炮房内，由于空间较其他2艘三景舰为大，速射炮的数量增加到12门，每侧各6门。

此外，三景舰的武器还有47毫米口径重型哈乞开斯速射炮（“松岛”5门，“桥立”、“严岛”各6门）、47毫米轻型哈乞开斯速射炮（“松岛”10门，“桥立”、“严岛”各12门）、8毫米五管诺典费尔得机关炮（三舰各装备1门），14英寸鱼雷发射管（三舰各装备4具），以及军舰水线下尖锐的冲角。

由于数量过多的武备占用了军舰的大量有效吨载，三景舰没有像法国母型“黄泉”和中国兄弟“平远”那样采用水线带装甲防护，而是在军舰内部纵向平铺了厚度为2英寸的穹甲甲板，防护能力上略微逊色。

三景舰中的“严岛”、“松岛”分别于1888年1月7日、2月17日在法国地中海船厂开工建造，先后于1891年9月3日和1892年4月5日完工。第三艘“桥立”号于1888年8月6日在日本横须贺造船所开工，直到甲午战争前夕的1894年6月26才竣工。在3舰的服役过程中，又接连出现锅炉漏气、腐蚀等设计问题，以至于最高航速只能达到14节左右，因为“严岛”舰锅炉问题连连，“桥立”舰又刚刚服役，训练不足，最终日本联合舰队只得选择了主炮后置的“松岛”作为旗舰，将一艘原本应该用作3舰犄角小队殿后舰的军舰，配置在了纵队队形的领队舰位置上，多少显得有些突兀怪异。

三景舰设计上的缺陷，以及日本水兵训练程度的不足，“松岛”320毫米主炮在3500米距离上射向“定远”的第一颗炮弹不出所料的远远掉在了海中。看到旗舰率先开火，日本联合舰队各舰也都压制不住在对方弹雨中默默航行的巨大精神压力，抛开必须到达3000米距离才能开火的战术命令不管，相继开火射击起来。

继“松岛”之后，日本第一游击队的“高千穗”舰在距离4500米时向“定远”开火，“秋津洲”舰距离4000米时向“定远”、“镇远”射击。12时55分，相距5000米，本队的“严岛”舰向“定远”射击。

一些当代中国研究者不顾“定远”舰305毫米主炮的有效射程为7800米这一事实，一味批评北洋海军5000米上的第一轮发射是“盲目开火”，而却并没有去注意，日本联合舰队实际仅仅间隔了几分钟，也在远距离上也开始了炮击。

黄海的波涛开始沸腾。

　

“……鸭绿江之战，华舰鸣炮以击日舰，远而未能及。余立‘镇远’舰之天桥上，测算准头，忽见日舰一弹，直向本舰旁堕入海中，旋复跃起，越本舰而过，始沉海底……”——“镇远”舰洋员马吉芬语录

“……右舷炮以及前后旋转炮之一号士兵，将表尺调整到四千，然后退到炮后紧握牵索，通过表尺注视敌舰。随着‘开始射击’号声，拉紧牵索，轰然一声，全舰震动，五发炮弹，齐飞敌舰。由于我炮烟雾遮挡，是否命中，辨认不清。为了等待烟雾消散，判明情况，余急步走向船舷。此时正值一弹爆炸，弹片击毁后舰桥梯……”——日本“高千穗”舰某尉官回忆

[老酒]

“超勇”、“扬威”



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53分过后，中日两国军舰渐次展开交火，甲午中日黄海大东沟海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相对于北洋海军采用的便于发挥冲击近战战术的犄角雁行横阵，日本联合舰队编列的是简单的单纵队阵型，在北洋海军的《船阵图说》中称之为鱼贯阵。与很多现代中国研究者认定日本联合舰队战术缜密不一样，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阵型，并非是胸有成竹，认为纵队一定可以克制横队，而仅仅是从自身舰队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要考虑了参战的日本军舰大都拥有强大的舷侧火力，判断只有使用侧舷对敌的纵队才便于发挥己方的长处。而且纵队队形对舰船编队航行的技术要求较低，较适合缺乏复杂编队经验的日本联合舰队，日方在战前为此专门确定了一个比较僵硬的指令，就是无论北洋海军采用何种阵型，联合舰队都必须使用纵队以作应对。为此，伊东祐亨在1894年7月中旬，曾专门组织各舰舰长，分别乘坐汽艇进行编队练习，并在航行中用步枪当作大炮来进行射击模拟训练，以熟悉纵队作战方式。

日本海军史学者外山三郎在著作《日本海军史》中对此加以总结，认为北洋舰队使用的是“当时受到世界重视的、靠楔形队形实施冲击的战术”，而日本联合舰队之所以选择纵队队形，“并非经过理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是从技能的角度去判断，认为只有采取纵队队形，日本海军才能充分进行战斗机动……”。

从之后中日海战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伊东祐亨开战初期所拟采用的原本只是一种简单的战术，即建立在纵队队形基础上的战列线交战战术。这种历史悠久的战术曾经广泛运用于风帆战舰时代，主要特点是将舰队编列为纵队队形，以便使密布舷侧的炮门能够最大程度对向敌方，进行舷侧交火作战，一舷发射完毕后，整个舰队依次进行回转航行，使用另一舷再次开火，而发射结束的那一舷可以使用这段时间对火炮进行再装填，如此周而复始，很有一番中世纪骑士对决的遗风。及至蒸汽铁甲舰时代来临以后，古老的纵队战术曾一度被配合船头大炮设计的横队战术所取代，但是19世纪后期随着中口径速射炮的出现，舰船设计领域重新开始重视在舷侧密集布置炮位，以数量较多的中口径火炮来对抗数量较少的大口径火炮，利于发挥舷侧火力的纵队战术由此开始复兴。日本联合舰队的参战军舰大都舰龄较新，机动能力强，属于新思潮下的产物，舷侧火力格外强劲，适合舷侧交锋。因而伊东祐亨确定使用纵队队形，最初的意图就是在北洋舰队面前反复周旋、掉头，不断用舷侧火力进行交战，以发挥自身的长处。

战后，《海权论》作者马汉曾对日本联合舰队舍弃近在咫尺的北洋舰队右翼不攻击，而冒着被北洋舰队重炮轰击的风险，从中国海军阵前越过而攻击左翼的举动大惑不解，“日军通过清军前面后，向右翼突进。采取这种前面通过的运动法理由何在？我实在难以理解。这恐怕是为了把炮火集中敌之右翼这一最终目的，而甘冒非常之险。若果策出于此，对敌之左翼也能同样得到任意射击的机会。另外也可以使缓慢的尾舰免陷于困境”。实则是伊东祐亨开始时心中并没有一个腹背夹击北洋舰队的完整谋略，而只是想走一步看一步，日本联合舰队之所以向北洋舰队右翼方向发起攻击，并非是想要先邀击北洋舰队右翼末端的军舰，而是为了使整个舰队侧向展开在北洋舰队阵前，利用舷侧炮火进行火炮对决而已。

作为日本联合舰队的前锋，坪井航三统率的第一游击队最先经过北洋舰队阵前，4艘军舰高速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方向运动，此举既是想尽快接近到3000米的距离以开始交火，同时也是为了留出身后的位置，让跟随在后的本队战舰能够充分展开作战。

在完全由新锐巡洋舰组成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前方，是位于北洋舰队右翼最外侧的两艘军舰，中国参战军舰中舰龄最久的老舰——第5小队的“超勇”与“扬威”号巡洋舰。


停泊在英国纽卡斯尔的“扬武”舰，与姊妹舰“超勇”一起都是英国近代巡洋舰的始祖

这对外形文弱秀气的姊妹舰同时也是北洋舰队参战军舰中最为弱小的成员，军舰的满载排水量仅有1542吨，舰长64米、宽9.75米、吃水4.57米，舰体虽然号称为全金属结构，但内部大量采用了木质构件，而且基本上没有额外的装甲防护。2舰1881年诞生于英国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是当时阿姆斯特朗公司风华正茂的设计师伦道尔的得意之作，属于一时的时瑞精华，曾引起过世界海军界的高度关注。然而10余年的时间过去，在岁月无情的侵蚀下，1881年世界名舰的傲人风采，此刻在“超勇”、“扬威”身上已渐渐褪去，剩下的只有几分英雄迟暮的慨叹和无奈。

“超勇”与“扬威”目前正处在异常尴尬的境地中。这级军舰设计时的定位是极为新锐前卫的撞击巡洋舰（ram cruiser），即主要凭籍高航速，突然逼近敌方，通过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撞角冲击来克敌制胜的军舰。为此，“超勇”、“扬威”舰的干舷设计得非常低矮，舰体轮廓也显得相当简洁洗练，除了两根高高矗立的桅杆外，再没有任何大型突出的舱面建筑设施，这些显然都是用以配合对隐蔽性、突发性要求极高的冲角战术而特意安排的。然而此时，2艘军舰因为10余年高强度的使用（北洋舰队的军舰平时每年都必须进行一次北起海参崴、南至新加坡的巡弋任务，以显示中国海上力量的存在。此外，还要经常性巡视周边属国、邻邦，以及参加例行的南北洋海军会操，而东学党事起以后，活动则更为频繁。），机器设备老化严重，配备的锅炉都已到了即将报废的边缘，以至最高航速只能达到7节左右，显然已经失去了发挥这类军舰最具价值的战术——冲角攻击的先天条件。非但如此，低矮的干舷反而对军舰的适航能力带来诸多滞碍，使得本就不容乐观的机动能力更是大打折扣，甚至连正常的编队转换都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勉强完成。

更为不利的是，已经不再具备高速突击能力的“超勇”、“扬威”，自卫的能力相当薄弱。当这两艘军舰还在绘图板上时，伦道尔主要考虑了这类军舰用于主动的攻击行动，本着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一思想，竭力减轻军舰的吨载，以提高航速，在防护方面主要将希望寄托于低矮的外形和快捷的航速能减少军舰中弹的概率，而舍去了很多附加装甲的设计。这两艘军舰除了厚度为3/4英寸的钢铁船壳板，以及位于水线下3.5英尺处，遮盖在弹药舱、蒸汽机上方的一段厚度只有3/8英寸的“装甲甲板”外，再就只有自求多福，依靠舷侧和机舱上方煤舱里的煤炭来提供一些有限的遮挡防护。

被岁月掠去了机动力的“超勇”、“扬威”，就这样近乎赤身裸体地迎接着战斗的到来。

2艘军舰首尾外壁厚度为3/8英寸的封闭式炮房内，各有10名水兵在枪炮军官的指挥下操作着10英寸口径的阿姆斯特朗大炮，透过炮房前方的开口，紧张地追踪、瞄准日本军舰。这型火炮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制造，身管长26倍口径，正常情况下最大射击仰角10度，最大射击俯角3度，有效射程为8000米，当采用极限射击仰角15度时，有效射程可达12000米。因为采取了原始的复进装置，这型火炮的理论射速可以达到1发/2.5分钟，曾被认为是1881年代威力最大的舰炮。然而，早在1892年时，这4门火炮就出现了“因操法年久，膛内铜环早形松溢，未尽适用”的情况，虽经海军提督丁汝昌与天津机器局交涉进行了修理，但是性能已经不容乐观，远非昔日可比。

“超勇”、“扬威”剩余的武力，除了位于舰首水下的撞角外，分别是安装在主炮台后方炮房内的阿姆斯特朗4.7英寸副炮，每舰各配置4门，和主炮一样属于带有原始复进装置的旧式速射炮，而且同样因为使用日久，出现了磨损老化的情况。此外，每艘军舰的后主炮房顶部装备有2门诺典费尔得式4管机关炮，军舰中部另装备4门10管格林机关炮。

[老酒]

孤雁失群

中午12时50分旗舰“定远”射出第一颗炮弹后，和舰队中大部分战舰一样，“超勇”、“扬威”也分别在管带黄建勋和林履中的指挥下加入战斗，远距离上使用舰首重炮向正在高速驶来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开火射击。

从血缘承继关系而言，日本第一游击队的4艘战舰，几乎都可以认为是“超勇”级军舰的子孙。2艘“浪速”级巡洋舰是在“超勇”级基础上，放大、增强设计而成的战舰，炮位布置、建筑外观方面大同小异，都能看到“超勇”级的影子。而崭新的“秋津洲”、“吉野”又是在“浪速”级军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一代英式巡洋舰，先进程度又更进了一层。迎着老旧的“超勇”级军舰杀来的全是她们强悍的后世子孙，4艘纵队而来的日本军舰每舷能够获得的100毫米以上的火炮相加有23门之多，其中还包括有大量的新式大口径速射炮，而船头向前的“超勇”、“扬威”赖以御敌的大口径火炮一共只有舰首方向的2门。1881年的世界名舰，即将要与1894年世界名舰展开殊死搏杀。

12时55分，“吉野”舰上的测距仪准确测定到与中国军舰“超勇”、“扬威”相距已经到了3000米，舰长河原要一当即下令开火。“吉野”舰没有再出现丰岛海战开火时那种混乱的局面，有过一次海战经验的日本海军官兵已经逐渐成熟起来。很快，“吉野”舰装备的2门6英寸、4门4.7英寸口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以及11门47毫米口径单管重型哈乞开斯机关炮一起向“超勇”、“扬威”开始倾泻弹雨。紧跟在“吉野”之后的“高千穗”、“秋津洲”、“浪速”3舰也随之开火，但是由于尚未到达攻击“超勇”、“扬威”的合适阵位，这些军舰的炮弹大都首先射向了“定远”、“镇远”等军舰。“四舰虽然各不一样，但大体是在三千米的距离，特别是‘吉野’，当准确测定三千米后才开始发炮。由于测定距离准确，因此推测我方炮弹命中率极高”。（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报告）

“超勇”、“扬威”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猛烈攻击，军舰上的中国海军官兵们没能想到，日方的火力竟然会有如此之强。在劈头盖脸而来的密集弹雨中，2艘中国军舰不断中弹，不到几分钟的时间，船壳板就有多处被洞穿，很多官兵倒在了血泊中，军舰内部的一些部位已经燃起了可怕的火焰。然而处在绝对劣势之中的“超勇”、“扬威”舰并没有退缩，在管带及各部位军官的激励督促下，2舰坚持着既定的航路向前航行，弹雨纷飞中，舰上官兵各就岗位，用着仅有的几门火炮，顽强地向强敌进行着还击。距离最近的友舰“靖远”、“来远”也奋力向日本第一游击队射击，支援身旁的站友。

13时08分，正在“吉野”舰装甲司令塔内观察海战情况的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突然感到舰体发生一阵剧烈震动。由“超勇”、“扬威”方向射来的一颗10英寸炮弹准确命中了“吉野”舰的后甲板，堆积在甲板炮位附近的一些弹药被引爆，爆炸声接连而起，海军少尉浅尾重行与四等水兵牛岛喜太郎当场毙命，一等水兵松平大次郎等9人受伤。日本联合舰队很多军舰由于都装备有大量的中口径速射炮，为了保证速射炮在战时能不间断地高速射击，而预先将大量的弹药堆积在炮位附近，以减少弹药补充的时间，然而这种希望最大程度发挥速射炮威力的做法，势必会带来弹药被击中后连锁爆炸的危险。目睹日本海军新锐的先锋舰中弹起火，“超勇”、“扬威”，以及邻近的“靖远”、“来远”等舰上，都传出了欢呼声，水兵们纷纷击节称快，信心百倍地准备下一发的射击。但是有些细心的中国军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从“吉野”舰尾部滚滚而起的烟雾，呈现出的是不同寻常的黄颜色，这种颜色对于北洋海军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敌舰中好像有使用“梅里那依特”（melinite，烈性炸药）榴弹，一眼望去其有毒颜色的烟雾和一般火药不同”（“镇远”舰帮带洋员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

在19世纪，古老的黑火药仍然用于充当火炮的发射药和弹头内的填充药。但是这种由中国古代方士在炼丹时偶然发现的火药，如果在敞开的环境下点燃只会燃烧并冒出浓烟，并不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只有在封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爆炸，这作为弹头填充药而言，爆炸的威力就显得不足。因而19世纪中期开始，各国都尝试获得威力更大的“猛炸药”。1883年J·威尔伯兰德发明了被称为“炸药之王”的TNT炸药，但当时由于没办法形成量产因而未被推广运用。1885年，法国的炮弹开始试用一种新的填充药，即爆炸性能强于TNT的苦味酸。苦味酸，学名“2，4，6-三硝基苯酚”，原本是一种黄色的染料，经反复试验钝化后，被证明可以作为威力巨大的炸药来使用，称为黄火药，爆炸后产生的烟雾呈现黄色。1891年，日本海军工程师下濑雅允以苦味酸作为主要成分试制出了著名的下濑火药，并于1893年正式开始在日本军队中推广使用。装填了下濑火药的炮弹具有一系列惊人的特性，这种炮弹的灵敏度极高，即使命中细小的绳索都一样会发生爆炸，而且爆炸后不仅会产生破片和冲击波，还会伴随有“能够点燃钢铁”的大火，这种火药燃起的火龙会像汽油一样流动肆虐，即使在海水中也能持续燃烧一段时间。传统军史研究著作中普遍认为日俄对马海战是日本下濑火药初试啼声的第一役，但是实际正如“吉野”舰上出现的黄色烟雾所说明的那样，甲午中日大东沟海战中，日本参战军舰装备的速射炮已经配备了填充下濑火药的新式爆破炮。不仅如此，日本海军速射炮的发射药采用了棉火药，即无烟药。这种将植物纤维素沉浸在硝酸溶液中而生成的混合火药有着传统黑火药无法比拟的特性，爆炸后不会出现弥漫的烟雾，作为发射药使用，能为速射炮提供良好的发射环境，以往的速射炮必须等待硝烟散尽后才能进行下一发的射击，根本无法达到理论射速。而采用棉火药发射完毕后，无需等待烟雾散去，即可进行下一发的瞄准、射击。

如同军舰样式、火炮型号落后于日本海军一样，北洋海军配备的开花弹填充的是黑色火药。由于黑火药本身的特性限制，这种炮弹即使命中目标，爆炸的威力也极有限，不会引起大火。而且黑火药容易受潮，爆炸特性不好，有时候即使引信已经工作，弹头内的黑火药也有可能不会爆炸，相反日本海军的下濑火药炮弹，由于苦味酸本身特性活跃，即使引信失灵，也可能照样爆炸不误。同时，北洋海军采用的发射药是栗色火药（即经过钝化了的黑火药，颜色较浅，爆性比较缓慢，使用时需要用少量黑火药作引药引发）。作为发射药黑色火药的爆温过高容易烧蚀内膛，而且燃烧后的火药残渣过多不易清除，每次发射后内膛必须要刷洗干净方可再次装填，会耗费大量时间。另外这种火药燃烧也不够均匀，无法产生良好的弹道效果。这些对于炮位上的炮手而言可能还算不了什么，最让人头痛的是栗色火药燃烧后会产生大量刺鼻的白色浓烟，如果是顶风发射的话倒灌的浓烟不仅会影响士兵的观测，炮手还会有中毒窒息的危险，这也就是当时的海战要抢占上风位置的原因。这些因素无形中给北洋海军本就射速不高的旧式架退炮又套上了一道枷锁。

北洋海军在炮弹效能上和日本联合舰队也差距了一个时代。

几乎在“吉野”舰中弹起火冒出黄烟的同时，日本第一游击队的2号舰“高千穗”上也冒出了黄烟。“高千穗”舰右舷后部的一间军官舱室中弹，炮弹横扫了室内的物件后穿越而过，在舰内的穹甲甲板上炸响，爆炸产生的破片给76毫米的穹甲甲板留下了3个大洞作为纪念。管理弹药库通风机的三等木工荻原十次郎被弹片击中腹部，肠子蠕蠕流出体外，倒毙在鲜血淋漓中。堆积在中弹舱室附近的几颗装填下濑火药的炮弹被引爆，燃起了大火，冒出阵阵有毒的黄烟，更为可怕的是，地板上通向弹药库的开口居然是敞开着的，火焰眼看就要顺势而入进入弹药库。“高千穗”上几名尉官疯狂地大喊，组织水兵死命地转动消防泵灭火，最终扑灭了火焰，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

不久，第一游击队后续的“秋津洲”、“浪速”也接连中弹。“秋津洲”舰右舷的5号速射炮被击中，炮盾上炸出了一个破口，在这个炮位附近作战的海军大尉永田廉平、三等兵曹志田正之助、一等水兵三野为吉等5名官兵毙命，一等兵曹吉村最太郎等9人受伤。“浪速”舰的情况稍好，舰首主炮塔下方的水线带附近被洞穿，引起了少量进水。

一时间，仿佛历史的天平将要偏向北洋舰队。但是仅仅2分钟过后，局面就发生了彻底的转变。13时10分，扑灭了火灾的“吉野”重新恢复了猛烈射击，1颗由日本第一游击队速射炮射出的下濑火药炮弹，轻而易举地撕开了“超勇”舰薄薄的船壳板，在军舰内部炸响，舰体顿时被黄色的烟雾包裹。下濑火药燃起的火焰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加之19世纪军舰内部大量采用木质构件，“超勇”舰“舱中隔壁，均为木造，施以油漆，粉饰外观”，很快火灾就一发不可收拾。火魔在“超勇”舰内四散蔓延，汇成了一片片烈焰滚滚。本来就在先前的炮战中不断中弹，舰体已经严重右倾的“超勇”，到了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只诞生于英伦三岛的美丽天鹅，已然成了浴火的凤凰。军舰舱内，管带黄建勋、大副翁守瑜组织水兵奋力与大火进行搏斗。舰首主炮位上，不顾笼罩四周的黄色有毒烟雾，副炮弁李镜堂在指挥水兵们用火炮不屈不挠地向日本军舰还击。位于军舰舰底的轮机舱里，此刻更是早已成了人间炼狱，为了防止火灾进入机舱，通往上层甲板的所有通道口都已封闭，炎热炙烤着这里的每一名官兵。已经失去了任何生还希望的轮机兵们，在总管轮黎星桥、大管轮邱庆鸿、二管轮叶羲龚带领下，努力地往锅炉内一锹锹填煤，完成自己最后的工作，尽管“超勇”舰的舵机系统已经在大火中彻底毁坏。这艘弱小的巡洋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日本第一游击队更加猛烈地向“超勇”进行炮击……

目睹在大火中痛苦挣扎的姊妹舰，同队的“扬威”舰竭力发炮支援“超勇”。然而很快，受到日本第一游击队密集炮火攻击，“扬威”舰上也燃起了灾难性的大火，舰体开始倾斜，渐渐现出无法支持的迹象。这两艘烈焰翻腾的姊妹舰受困于火灾，一面忙于救火，一面开炮抵敌，渐渐无法跟上大队的步伐，如同两只失群的孤雁。北洋舰队在右翼又丢失了一个小队的战力。

[老酒]

“会飞的飞桥”

第一游击队与北洋舰队阵型右翼末端的“超勇”、“扬威”2舰交火时，日本联合舰队本队的军舰和北洋舰队位于阵型中坚位置的军舰也正在进行激烈的交火。

以“定远”、“镇远”小队为号召，北洋舰队左翼的“致远”、“经远”小队，以及右翼的“靖远”、“来远”小队如同3把尖刀，在炮战的同时，继续保持航向，向日本舰队逼去。中国军舰的炮火显然首先聚集在了日本旗舰身上，意图斩将夺旗。“敌舰对‘松岛’发弹最多，大大小小的炮弹像蝗虫一样飞来，势不可挡”（《日清战争实记》第七编，“‘松岛’舰之勇战”）。就在“吉野”舰向“超勇”、“扬威”2舰开火的同一时刻，12时55分，日本舰队旗舰“松岛”位于舰尾的主炮塔被一发中国军舰发射的150毫米炮弹击中。炮弹从320毫米主炮炮罩的侧面直击而入，2名正在炮位上操作的日本水兵当即被弹片击伤，主炮的液压旋转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刚发射了1发炮弹的320毫米口径加纳式火炮顿时陷入瘫痪，被迫进行紧急抢修。“零时五十五分，敌弹命中我三十二厘米炮塔上段，炮手二名负伤，水压管破损，立即进行修理”（《日清战史》第三卷，“‘松岛’的战斗报告”）。

与北洋舰队聚攻日本舰队旗舰“松岛”一样，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开战伊始也成为了对方集中攻击的目标，很快即发生了一连串难以预料的事情。炮火对击开始后不久，一颗日本炮弹竟然正中“定远”舰的桅杆，剧烈的震动中前桅的上桅杆被打断，日方的首要攻击范围显然锁定在中国军舰的指挥系统上。“开战之始，一巨弹跳击而来，射中前樯。”（浅野正恭，《日清海战史》）伴随着金属折裂而发出的刺耳挠心的巨响声，上桅桅杆连同其上的战斗桅盘，以及在桅盘内作战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见习军官史寿箴等7名官兵一起堕入海中，前桅杆上横桁也随之断落，连接其上的信号旗绳一扫而空。战阵甫合，中军旗断，在中国军事传统文化中是一件最不吉利的事情，提督丁汝昌战前深为顾虑的失去旗语指挥系统的局面不幸出现了。

虽然北洋舰队此战选择的是以小队单位进行作战的乱战战术，运用这种追求主动出击的战术进行作战时，各小队的军舰只要参照旗舰的动作进行运动即可，旗舰本身的活动和前进攻击方向就是最好的指挥，因而对旗语信号的依赖实际较少。然而，一旦发生主动出击无法实现，或者攻击不利的情况，需要转入防守阵型或者改用其他战术时，想要以旗舰的运动作为指挥手段来说明这一切，显然是无法操作的。尽管旗语信号系统本身可能也并无法清楚传达变阵的复杂内容，但毕竟是用来转换作战样式时可以依赖的重要发令手段，不过此时，北洋舰队已经不再具备这个条件了。

祸不单行的是，就在上桅杆断裂以后不久，日舰聚攻“定远”的炮弹又在“定远”舰的飞桥甲板附近炸响，弹片将铺设在飞桥上的木质甲板炸碎飞起，正在督战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震跌摔倒，因为左腿被飞起的甲板碎片压住而无法动弹，随下濑火药炮弹爆炸燃起的火焰，把老提督的右脸和脖颈烧伤。“昌上望台督战，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昌左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随被炮火将衣焚烧，虽为水手将衣撕去，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坏。”（1894年9月20日，丁汝昌电寄总理衙门报告）

与丁汝昌同在飞桥上督战的总教习汉纳根、洋员戴乐尔几乎也是同时被震跌倒地，不同程度的负伤。然而当时因为碰撞而一度短暂失明的戴乐尔，在时隔20余年以后撰写了一份文意略显含糊的回忆录，却使得百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对“定远”舰飞桥中弹的情况受到了极大的误导。

英籍洋员戴乐尔，又常被译作泰莱、泰乐尔，最初是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名少尉军官，随英国中国舰队来到中国，后改投入中国海关担任海关巡船的舰长，1893年自请调入北洋海军，被任命为“定远”舰的帮带洋员，类似副舰长顾问的身份。20世纪初，戴乐尔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这段时间里撰写发表了著名的回忆录《中国纪事》（Pulling Strings in China），回顾其在北洋海军的经历。30年代初，这本特殊的书经当时年轻的历史研究者张荫麟翻译介绍入国内，随即成为了研究甲午战争史的重要史料。但是，在这本回忆录中，戴乐尔出于对“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的个人厌恶（刘步蟾是北洋海军中科班出身，且具有留学海外经历的高级将领，个人性格和能力较强，在其周围形成了福建籍军官的团体——闽党。刘步蟾对陆军出身的提督丁汝昌了不在意，以技术相要挟，持不合作态度，意图取而代之。而对丁汝昌依靠为技术顾问的外籍洋员顾问则多方刁难，以至出现了借机生事逼走英籍总顾问琅威理一事，因而北洋海军内的外籍人士对刘步蟾大都没有良好的印象），而在涉及到刘步蟾的文字中不惜大量使用了贬低、毁损性的描述。开战初期飞桥被日军炮火击中一事，也被戴乐尔描述成“刘（刘步蟾）已令发十吋炮，而丁与予方立于飞桥正在炮上之部分也。此桥之名甚佳，以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认为是刘步蟾突然下令开火，305毫米口径主炮首发射击时引起的剧烈震动，导致了提督丁汝昌等的受伤。

由于在涉及到刘步蟾的部分使用了过于情绪化的语言，出现在此处的“飞”字究竟是指飞桥真的飞走了，或是对飞桥发生剧烈震动而采取的过于夸张的描述，无法从字面上来判断清楚。但是从戴乐尔此后关于海战的叙述中，却能够逐渐理清真相，戴乐尔首先继续辱骂刘步蟾，称“总兵刘步蟾为一变态的懦夫”，而后进一步叙述了飞桥上3人的受伤情况，“予因目受撞击，抽搐剧烈，耳鼓复被震伤，楚痛不能自支”，“汉纳根伤股，丁提督则堕压创甚”，并没有再提及飞桥的情况究竟如何。但是接着又说“予为彼开场之敬炮掷过了望塔外三十余尺”，即首发射击后，戴乐尔是从原先所处的飞桥上司令塔入口的位置而被震开出去，应该还是在飞桥之上。进而，戴乐尔的描述中提到自己走到军医院包扎了被撞伤的眼睛，“予衣破衣，裹创目，巡行于诸队炮兵间”，能够自由走动，显然摔得并不重。紧接着，四处巡走的戴乐尔又见到了“伤股”的汉纳根“在炮台上察视”！看来汉纳根伤得也不重。最后，在战斗结束时，戴乐尔居然又记载一笔，称因为听说击沉了几艘日本军舰，“汉纳根与予在飞桥之梯上以香槟及饼干庆祝此事”。如此综合看来，直到大东沟海战结束，“定远”舰的飞桥结构仍然是完整的，戴乐尔所说的飞桥“飞起”，可能只是对飞桥被弹片击中发生震动的一种夸张性的描述，也有可能是戴乐尔突然震倒受伤，双目失明，短时间内难以了解突发事件的完整情况，而产生了某种错误的主观印象。否则，如果真的是从距离主甲板将近10米高的飞桥上摔落，很难想像戴乐尔和汉纳根还能行走自若，更难想像还能在战斗结束时并肩站在“飞走”的飞桥上开香槟庆祝。由此可以推论，同时受伤的提督丁汝昌如果不是被飞起的甲板压伤左腿，应当也不至于无法自由行走。

然而，尽管认识到了有关中日甲午海战的史料，“不独中日双方之报告互有出入，即我国之记录，亦多牴牾。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乎无一不成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世史殊非例外。”主张在甲午海战史研究领域应该引入传统的考证方法，对细节方面详加考证的张荫麟，自己却并没有认真对待戴乐尔的回忆录。其发表在《清华学报》之上的《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一文中，将“定远”舰宽大的飞桥甲板理解为模糊的“吊桥”，显然对近代军舰的结构并无多少了解，而且还草率落笔称“吊桥非坚固之结构，其前部搁于相交之两12英寸口径炮上，一炮开火，则桥将毁碎。泰乐尔甫至桥上，刘总兵即下令发12英寸口径炮，泰乐尔与丁提督俱被掷入空中，坠甲板上”。今天，当我们对比丁汝昌的战伤报告和戴乐尔的回忆后，张荫麟这段文字中戏说、想像发挥的程度就不难分辨了。

由张荫麟的这篇文章肇始，援引张的笔法观点，此后有关“定远”舰飞桥一开炮就“震飞”、“震塌”、“坍塌”的说法，在研究著作以及街头巷尾的闲谈中人云亦云，越说越形象，直至被引用为论证北洋海军军纪废弛、武器保养不善的证据。实际除了对戴乐尔回忆录和丁汝昌报告进行对比外，从“定远”舰的舰体结构上稍作简单分析，也不难发现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


甲午战后拍摄到的一张“镇远”舰照片，刚好展示的是该级军舰的飞桥部位，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桥下巨大的司令塔

“定远”级铁甲舰的飞桥甲板位于2座主炮塔上方，主要用作露天指挥平台，前后分别有木梯和金属支柱与首尾楼甲板相连，飞桥甲板的中央设有方形的梯道开口，可以由此顺梯而下进入位于飞桥下的装甲司令塔内。设计时为了进一步加强飞桥甲板的牢固度，在装甲司令塔顶部的四周，又增加了一共10块宽大的钢铁三角形肘板，如同一群伸展的臂膀一样托举着飞桥，这样的结构如果真的出现了“坍塌”、“飞去”的情况，会对周边紧密连接的司令塔等设施产生怎样的破坏影响，是可以想见的，但是整个海战中并未有任何关于“定远”舰司令塔及飞桥周边设施受损的记录，而且战后也无这方面的修理记录。另外，大东沟海战的当日，“定远”级铁甲舰的主炮塔都没有安装炮罩，处于露天作战状态，试想，如果高处的大型飞桥甲板坍塌下来，又会对露炮台造成怎样的破坏，但是在关于海战的所有史料中同样并无法找到关于“定远”舰露炮台被飞桥砸损的记录。

还值得加以注意的是，在大东沟海战之前的1894年5月，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时，“定远”舰的主炮曾多次打靶射击，也并未出现由此导致飞桥甲板上阅兵官员受伤，或对军舰舰体结构产生破坏的事情。同时，“定远”的姊妹舰“镇远”也参加了大东沟海战，为何站在“镇远”舰飞桥上观战的洋员马吉芬却没有遇到被“震飞”的情况，2艘同时间购买，保养工作也相同的军舰，何至于在舰体状况上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即若是“定远”舰的主炮首发真的能把飞桥震飞开去，舰体势必也已经朽坏不堪，但此后“定远”的主炮还继续发射了119发炮弹，为何没有再出现类似震坏舰体的情况，难道平时保养时单单刻意漏掉了飞桥？

一则因为研究不严谨，对史料理解有误而产生的一己之见，竟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造成了长达近1个世纪的误导，形成了一代代中国乃至外国人对于北洋海军下意识的误解，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老酒]

亡命“比睿”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飞桥上受伤后，很快被赶来的属下搀扶到首楼内，弹雨中，两名水兵为了救护提督不幸中弹牺牲。但是丁汝昌拒绝进入位于主甲板下舰首部位的军医院，而是坚持坐在“定远”舰首楼内，要继续看着他的士兵们作战。这个位置连接着舰首和后方的主炮塔，而且还有两架木梯可以通到首楼甲板上，是一处重要的通道。来来往往的水兵忙碌着，将通过主炮塔地板上的开口从弹药库提升上来的弹药，运送往舰首150毫米口径副炮炮位的底部。望着属下这些可爱的士兵们，老提督强忍住伤痛，每有人从自己身旁经过，都会投以亲切微笑，并用言语加以鼓励，激励士气，“提督坐一道旁。彼伤于足，不能步立；惟坐处可见人往来，见辄望之微笑并作鼓振之语”。

在军医院包扎完伤口的戴乐尔很快从这里经过，看到这番情景后不禁深为感动，与丁汝昌握手，并用有限的一些汉语单词向提督表达慰问和尊敬。“予过之，用半通之华语及英语，互相勉力。终乃与作表示同情，崇敬，且钦佩之握手，凄然前行，心中犹念及不幸之丁提督所处地位之可哀”。丁汝昌的眼神中透出一丝凄凉，这位任事勤勉的海军提督从丰岛海战事起，就成为朝中清流派交相攻击的对向，此时实际已经被革去职务，正在戴罪，“即行革职，仍责令戴罪自效”（1894年8月26日清廷谕旨）。对海军、对丁汝昌并无了解的清流士大夫们，仅凭着任意发挥的想像，对国家前敌的将领进行中伤，意图去之而后快，以将淮系势力驱逐出海军。坐在舱内的丁汝昌已经看不见海战场上的景象，只能默默在心中祷告，希望属下的将领们能够尽量发挥战术，歼除可恶的日本军舰，消弭朝中对于自己和海军的种种猜忌。

由于丁汝昌在舰上主要身份是督战者，因而腿部受伤并未能影响他执行自己的职能。北洋舰队的战术指挥则仍然由右翼总兵刘步蟾在继续执行，也没有受到提督负伤的影响。大部分中国军舰都在追随着旗舰“定远”进行运动，没有出现今人想像中彻底失去指挥的混乱情况。

然而，北洋舰队小队乱战战术是否能有效发挥，此刻又要画上一个更大的问号了。由于炮位单薄、射速迟缓，无法在短时间内给敌方造成大的损害，北洋舰队没有能够在日本舰队横越自己阵前时制造战果，随着双方军舰的距离逐渐接近，北洋舰队已经失去了使用大口径火炮在远距离上攻敌的优势。现在日本联合舰队已经运动到了利于进行炮战的最佳距离，开始发挥他们火力凶猛的特点进行炮战。但对北洋舰队而言，受编队航速制约，短时间内还无法逼近日本舰队进行切入敌阵的乱战，他们将不得不暂时搁下完全主动出击的乱战战术，而被迫首先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自己并不占优势的炮火对击。

炮战刚刚开始了几分钟的时间，旗舰“定远”的旗语信号系统就已被摧毁。邻近旗舰的“镇远”舰也遭到了日本联合舰队的集中攻击，用于旗语信号指挥的桅杆同样成为攻击的焦点，正在前桅上桅盘测定敌我距离的枪械三副池兆瑸被雨点般打来的机关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适有敌弹飞至，穿其胸而颠，血肉飞坠”，远处“靖远”舰上的文案沈寿光此刻还不知道，自己的爱子已经为国捐躯。与池兆同在桅盘里作战的水兵也在攻击中牺牲殆尽，“战斗一结束，各舰开始检查舰内，当时尸体累累，骨肉横飞，真是惨不忍睹。在‘镇远’的前桅楼驻有担当测量的军官一名和操纵两门一磅“霍其克斯”炮的水兵五人，向其呼喊，不见回答，沉默无声。疑而观之，楼侧有两个被打穿的弹孔，无疑这是其沉默无声的原因。登上一看才知道，桅楼被一榴弹打穿，六人全部战死。”

日本联合舰队火力的凶猛已经完全展露出来。

不过，正当第一游击队在北洋舰队右翼将“超勇”、“扬威”打得火起的时候，日本联合舰队本队的编队内也突然出现了一个裂口。以纵队队形缓慢通过北洋舰队阵前的联合舰队本队，虽然利用密集的舷侧火力在炮火对抗中居于上风，然而他们面临的毕竟是北洋舰队参战军舰中的全部精锐，侧面大量暴露在外的本队军舰接连遭到攻击。

13时04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再次中弹，炮弹穿透了主甲板，刚好落在“松岛”舰炮房内左舷的第7号炮位上，120毫米口径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立刻被击毁，3名炮手受伤，1名信号员当场毙命。

不久，本队的3号舰“严岛”也被击中，首先是1枚210毫米克虏伯炮射出的炮弹命中了“严岛”舰的右舷，引发爆炸，导致11名水兵受伤。紧接着又有1枚150毫米克虏伯发射的炮弹再次命中右舷，在“严岛”舰后部水线附近的轮机舱炸响，少机关士松泽敬让等6人受伤。

13时10分，即“超勇”舰被下濑火药炮弹击中燃起大火时，日本本队的4号舰“桥立”被北洋舰队军舰击中。炮弹命中“桥立”舰舰首的320毫米主炮塔，弹片四散，在炮塔内督战的分队长高桥义笃海军大尉、炮术长濑之口觉四郎海军大尉以及二等兵曹广原重槌毙命，另有7名水兵受伤。

此时的战况，正如当时在本队外侧航行的“西京丸”舰时候战报所说的那样，“下午1时5分左右，敌我舰队互相炮击最为激烈”。

由于本队的先头军舰即将从北洋舰队阵前航过，按照风帆时代战列线作战的传统，伊东祐亨下令本队开始转舵向左航行，准备进行大回转后重新越过北洋海军阵前，改用左侧的炮火再与北洋舰队作战，以便让右侧炮位得以休整、补充。为便于机动，伊东祐亨同时下令本队军舰的编队航速从8节提高到了10节。激战之中，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官似乎忘记了一点什么。以 “松岛”的动作为榜样，各舰依次执行，“千代田”、“严岛”、“桥立”………“桥立”舰舰长日高壮之丞海军大佐突然得到报告，后续的“比睿”、“扶桑”没有跟上来，脱离了队列！


日本二等铁甲舰“比睿”

位于日本联合舰队本队末尾的，是两艘旧式的铁甲舰“比睿”和“扶桑”。1874年，日本借琉球事件入侵中国台湾，在福建船政水师和淮系陆军的水陆威势下，被迫媾和。事件结束后，感受到当时和中国在海军力量上的差距，日本向英国定购了3艘铁甲舰，分别是2艘“金刚”级、1艘“扶桑”号。

“比睿”是1875年定购的2艘“金刚”级铁甲舰之一，1875年建造于英国彭布罗克郡米尔福德港造船厂，外形上看起来很像帆船，属于风帆战舰向蒸汽战舰过渡的产物。由英国舰船设计师爱德华·瑞得爵士设计，母型参考了俄国的铁甲舰“海军上将”和英国铁甲舰“宝石”号，属于老式的船旁列炮铁甲舰。军舰的排水量2200吨，舰长70米，宽12.4米，吃水5.3米。武器装备为露天安装在主甲板两侧的2门有效射程为5400米的17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6门射程为11000米的15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以及75毫米、80毫米口径克虏伯舢板炮、11毫米5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各2门，4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4门。同时配有2举14英寸鱼雷发射管。作为老式的铁甲舰，“比睿”沿水线带还敷设有137毫米厚的装甲。“比睿”的动力除了可以在3根桅杆上张挂风帆外，轮机舱里还装有1台卧式往复2汽缸蒸汽机，配合6座燃煤锅炉，驱动1个螺旋桨。新造时的航速可以达到14节，时逾近20年，现在只能勉强到达8节的航速，已赶不上本队前列军舰的步伐。

站在烟囱之前飞桥上的“比睿”舰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海军少佐满脸通红，虽然从心底里想咒骂自己的舰队司令是个笨蛋，但无奈只能下令轮机舱部门尽量提高航速。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战舰与前面的本队其他军舰已经无可挽回地拉开到了1000米以上，彻底脱离了本队前列的军舰。

跟随在“比睿”身后的“扶桑”号，是1875年为超越中国海军购入的另外一艘铁甲舰，同样由爱德华·瑞得爵士设计，设计上模仿了英国海军的“铁公爵”号。军舰的排水量3717吨，舰长比“比睿”略短，为67米，但是舰宽达到了14.6米，吃水5.5米，外形上显得五短三粗。“扶桑”的火炮布置比“比睿”略微先进，采用的是八角台布局，即在军舰中部用装甲围出一个八角型的空间作为炮房，作为主炮的4门有效射程为5000米的240毫米口径克虏伯火炮分别按照在四角的斜边上，这样集中防护的布置方法，比围绕全舰布置水线带装甲更节省有效载重，然而装在八角炮房里的4门火炮，不可避免地面临射界狭窄的弊端。除去主炮外，“扶桑”的武器还有2门170毫米克虏伯炮，6门75毫米克虏伯舢板炮、7门诺典费尔得4管机关炮、2门诺典费尔得机关炮。

“扶桑”舰早期的外形和“比睿”一样，也是个带动力的帆船，但是后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去除了中桅，前后两根桅杆也变成了装有战斗桅盘的军桅。“扶桑”的蒸汽动力为2台蒸汽机，双轴推进，新造时的航速为13节，现在显然也无法到达10节。不仅如此，由于设计时的缺陷，和回国初期的保养不善，舰体一度锈蚀严重，成为过李鸿章教导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反面教材。

与这两艘难兄难弟一起掉队的，还有本来位于本队外侧的“赤城”与“西京丸”。随着本队前列4艘军舰的高速离去，这两艘原本并不想用来作战的军舰开始暴露在北洋舰队阵前，于13时09分与中国军舰交火。由于舰况较好，2913吨的“西京丸”号把小小的“赤城”甩在身后，卖命地追赶上本队前列军舰，由于“西京丸”上的水手原来都是商船水手，虽然经过短暂训练学会操作舰上的4门120毫米口径的速射炮，但是第一次亲身参加这样规模的海战，多少显得手足无措。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为此急得走到甲板上，直接叱咤指挥，驱使督促官兵作战。

日本联合舰队本队后队军舰脱队的情况，很快被北洋舰队注意到，这些军舰与北洋海军战阵的距离已经很短。原本正在将舰首右转，准备继续追踪设计“松岛”等军舰的中国军舰，看到了一个大好的机会。1894年9月17日13时10分之后不久，北洋舰队终于得以开始发挥乱战战术了，尽管他们已经失去了2个小队的战力——第4小队的“超勇”、“扬威”受困在大火中，第5小队的“济远”、“广甲”仍然龟缩在大队的后方。第1小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开始向掉队的日本军舰急速驶去，第1小队左侧的“经远”、“致远”舰也在加速航行，脱离原先的整体队列，冲向日本军舰，右侧的“来远”、“靖远”2舰也在急速前驶。几艘中国军舰上，都迸发出冲敌陷阵时特有的怒吼声，提督丁汝昌激动地等待着水兵向他报告战果。

从海战场上弥漫的硝烟中，“比睿”舰上的日本海军官兵突然发现，亚洲第一巨舰“定远”号铁甲舰出现在自己的右舷，旁边似乎还有一艘中国的装甲巡洋舰“经远”号，都正在高速驶来，似乎是想要发起恐怖的撞角攻击，距离只有700米不到了，大大小小的炮弹不断落在“比睿”、“扶桑”、“赤城”等军舰附近。“在‘比睿’舰与前面的我舰相距约一千米时，敌旗舰‘定远’与‘经远’舰一起向‘比睿’舰驶来，进逼至相距七百米的地方。这时处于险境的‘比睿’舰距敌舰近，距我舰远，而敌舰又是东洋第一大铁甲舰。我舰发射的炮弹，即使命中敌舰，也只能碰到铁板上弹回落于海中。我‘比睿’舰几乎陷于死地……”（“‘比睿’舰之勇战”，《日清战争实记》）

跟随在“比睿”之后的“扶桑”舰开始向左侧转向驶避，原本横向距离“比睿”较远的“赤城”舰也在拼命转向左侧，没有僚舰支援的“比睿”为了避免侧面遭到中国军舰冲撞，竟然开始调转舰首，直冲向“定远”与“经远”2舰之间，樱井规矩之左右如同一个输红眼的赌徒，想要做最后的一博。



“我‘扶桑’、‘比睿’二舰在战斗序列之最后。敌舰在激烈的交战中驶近我军舰队。‘扶桑’、‘比睿’二舰因落后，敌舰阻止他们与联合舰队本队会合。因敌舰从左翼炮击‘扶桑’和‘比睿’舰，二舰立于颇为苦战之地位。”（《日清战争实记》第五编，“黄海战况”）

[老酒]

侥天之幸

日本铁甲舰“比睿”调转航向，直接向“定远”、“经远”2舰之间驶来，着实让中国舰上的官兵吃了一惊。“比睿”舰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在大难临头之际所做的这一举动，与其说是运用了大胆的谋略，不如认为是本能的下意识避害反应的体现。“比睿”之所以迎头直冲中国军舰而来，更多的原因是担心侧舷对敌时被弹面积太大，而且难以躲避中国军舰的冲撞，现代中国的一些相关著作中，把“比睿”舰这一疯狂的举动，诠释成是企图穿越北洋舰队阵列，与即将绕到北洋舰队背后的联合舰队本队会合，则纯属是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解。实际此时，樱井规矩之左右脑海中充满的是如何逃脱险境，至于本队即将要航向哪里，心里最清楚的只有“松岛”舰司令塔内的伊东祐亨。从战后日本联合舰队的报告来看，当时联合舰队本队也根本没有打算绕到北洋舰队的背后，而只是担心与北洋舰队距离过近，准备向左侧甩出一个大圈，旋转转向再度从北洋舰队阵前驶过而已。

即将等待“比睿”的将会是怎样的境况，虽然此刻还是未知数，然而从之后的交战情况看，“比睿”舰下意识的这次转向，实际阴差阳错地走出了死中求活的关键一着。面对突然驶来的这艘日本军舰，夹击于“比睿”左右的“经远”、“定远”舰都多少显得有些投鼠忌器，在这样近的距离上进行对向交叉射击，敌舰肯定在劫难逃，但是由此也必然很容易会误伤己方友舰，中国军舰上火炮的射击开始束手束脚起来，“清舰虞其自相攻击，不甚加以炮火，可谓侥天之幸”（《日清海战史》）。

“定远”、“经远”等舰的中、大口径火炮担心误伤友舰，大都没有朝向“比睿”射击，仍然在攻击舰首方向的日本军舰。跟随在“比睿”之后的“扶桑”舰，是当时日本海军几艘旧式铁甲舰中设计较新、实力最强的1艘，舰长的军衔为海军大佐，高于“比睿”等舰。“扶桑”舰装备有当时日本海军中口径仅次于三景舰和“浪速”级军舰主炮的240毫米口径巨炮，因而被排列在重要的队尾压阵位置上，意图以这艘拥有大口径火炮和厚甲的铁甲舰为队尾的军舰提供火力支援，加强队尾的实力。孰料“比睿”舰掉队遭到围攻后，后续的“扶桑”舰并没有实施任何配合救援措施，而是扔下友舰而去，“扶桑”舰舰长新井有贯海军大佐这一不太光彩的举动，在战后的报告中则被描绘成：“我‘扶桑’舰上的人员以为稍向右转，则可发射巨炮，因而向舰长提出了建议。但‘扶桑’舰舰长从容不迫，出人意料地向左转弯，……为我国海军保住了一艘价值三百万日元的军舰”。正在左转加速从北洋舰队阵前近距离驶过的“扶桑”舰，恰好成了中国军舰舰首方向炮火的绝佳目标，很快就有一颗炮弹射中了“扶桑”的左舷，一处装有吊床的舷墙被击坏，海军少尉丸桥彦三郎等负伤。司令塔内的舰长新井有贯已经顾不上留意这些，声嘶力竭地对着通话筒喊叫，催促轮机室加快航速，“扶桑”舰渐渐离开“比睿”，追赶本队远去。


日本油画，表现的是正在从北洋舰队阵形中穿过的“比睿”舰，近处正在炮击的是中国军舰“经远”

“比睿”舰陷入了“定远”和“经远”舰的围攻中，位处2舰外侧的“镇远”与“致远”舰也在寻找机会，遥发火炮助威。值得现代人加以注意的是，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的总设计师鲁道夫·哈克设计的“定远”级军舰，距离水面很近的主甲板由于外围没有任何遮护，而且高速航行时容易上浪，并没有作为战斗平台来考虑，这级军舰几乎所有的火炮都高居在纵贯全舰的甲板室顶部甲板上。除了安装在首尾的2门15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以及军舰中部靠前位置的4门305毫米口径克虏伯炮以外，“定远”级军舰剩余的大量小口径火炮都布署在主炮台之后的甲板室顶部甲板上，依托着甲板边的舷墙提供防护。此刻，在向日本军舰“比睿”倾泄怒火的，就是这些小口径的火炮，2门口径分别为47毫米和57毫米的哈乞开斯单管机关炮在对准“比睿”快速射击，紧邻这2门火炮的是2门近距离威慑力更大的哈乞开斯37毫米5管机关炮，随着炮手不断转动把手、压下扳机，5管机关炮的5根炮管在高速旋转，弹壳不断地落在炮手脚下，一颗颗炮弹向“扶桑”飞射而去。


“比睿”同级军舰“金刚”装备的150mm口径克虏伯炮

由于采取的是老式的船旁列炮方法布置炮位，“比睿”舰的2门170毫米口径火炮和6门150毫米口径火炮都露天安装在主甲板上，透过开设在舷墙上的炮门向外射击，尽管船舷有高高的舷墙可以防御小口径炮弹，但是舷墙上雨点般的中弹声对本就训练不足的日本水兵而言，仍然不啻于是死神的敲门声，心里的恐惧可想而知。更加可怕的打击来自高空，“定远”舰虽然开战后不久失去了前桅上桅和装有机关炮的桅盘，而后桅上桅盘里的2门哈乞开斯5管机关炮仍然可以居高临下扫射“比睿”的舱面，在“比睿”舰的右舷，和“定远”同为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建造的“经远”号装甲巡洋舰上，桅盘里也有2门正在高速射击的机关炮。“比睿”舰的主甲板上已经是弹如雨下，陷入一片硝烟中，各炮位的水兵抱头鼠窜，纷纷寻找遮蔽所躲避，露天甲板上被打得碎片四溅纷飞。从战后日本海军司令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刊载的弹药消耗统计数字看，“比睿”舰2门170毫米口径的克虏伯炮共携带了250发炮弹，但是仅仅消耗了26颗，15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的炮弹储备数字更让人瞠目结舌，弹药库里的1000发炮弹，只用去了55颗。这其中除了日本水兵射术不佳，操作本就射速不高的旧式架退后膛炮不够熟练等因素外，作为火炮发射平台的露天甲板长时间遭到北洋舰队的火力压制，应该也是重要原因。

然而北洋舰队内的部分军官看出了一丝忧心的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小口径的机关炮攻击，无论如何都无法摧毁眼前这艘疯狂的日本军舰，必须要采用一些更行之有效的攻击措施。

如同无头苍蝇般的“比睿”舰仿佛一头撞进了一个炮弹横飞的恐怖巷道，在硝烟弹雨中艰难地向前航行，舰体上早已遍体鳞伤，大小火炮都沉默不语。伴随着射向“比睿”的小口径机关炮弹，1颗可能是由“经远”舰右舷15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射出的炮弹命中了“比睿”右舷的仰角计，随着炮弹爆炸，9号炮位附近的一等兵曹团野兼藏、二等兵曹西谷源六郎、一等水兵金井助藏以及四等水兵西原久松被弹片击中毙命，甲板上一片血肉横飞。但是很快，被打得抬不起头来的“比睿”舰官兵觉得中国军舰上的炮火仿佛减弱了，“经远”舰一瞬间停止了所有火炮的射击，正从侧翼高速向“比睿”舰贴近，樱井规矩之左右舰长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属下报告，“经远”舰的甲板上出现了大批身着红色制服的海军陆战队士兵。

跳帮厮杀，是一种诞生于风帆战舰时代，充满了罗曼蒂克情调的海军战术，将这种古老的战术和蒸汽钢铁军舰联系到一起，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可能是很难想像和理解的，在19世纪中后期，这却仍然是海军作战的标准战术样式之一。舰队间保持着整体阵型进行接近、交火，到达足够近的距离后，军舰开始脱离整体编队去试图撞击敌舰，然后挥舞着大刀，手持步枪长矛的陆战队士兵和水兵，会冲上敌舰去厮杀，“凡碰船必以船嘴向前……如敌船已经受伤，正可斩将俘获矣”。（长矛这一海军陆战队的传统武器，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上一直服役到了20世纪。更为显著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0年情人节的深夜，英国皇家海军“哥萨克”号驱逐舰还使用过这种浪漫的战术，伴随着纳尔逊时代“登船队，冲啊！”的古老口号，英国水兵跳帮冲上德国货船“阿尔特马克”号，德国人惊讶地发现，蜂拥而来的英国水兵中，还有一些人挥舞着闪闪发光的陆战队大刀。）

“经远”号装甲巡洋舰的管带林永升，是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一期的毕业生，曾留学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并在英国地中海舰队的万吨级铁甲舰“马那杜”号上经历过为期将近2年的海上实习，得到了“勤敏颖悟，历练甚精”的实习评语。这位在纳尔逊精神培养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海军将领，看来是深受欧风影响，对于近在身旁而且火力已经被完全压制了的日本军舰“比睿”，林永升可能觉得应该采用跳帮战术将其俘获了，生擒一艘敌舰，想来要比击沉她更具有英雄主义色彩。尖锐的哨笛声响起，“经远”舰上的陆战队士兵都聚集到了军舰右舷，手持毛瑟步枪、大刀长矛以及跳板绳索，紧张地等待发起攻击的一刻，一些穿着蓝布军服的水兵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指挥这支队伍的中国军官估计很快也会大喊“登船队，冲啊”的著名口号。与“经远”在夹击“比睿”的“定远”舰上，机关炮声也渐渐零落停顿了下来，和林永升有同乡、同窗之谊，而且曾经同在英国海军“马那杜”号铁甲舰上实习过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可能是明白了这位老同学的意图。

左翼战场上陷入了一片死寂，正在“定远”舰上四处巡走的洋员戴乐尔，感觉好像是进入了足球比赛里的中场休息。“中场休息”的寂静很快被“比睿”舰打破，为了抵御可怕的接舷厮杀，安装在“比睿”舰首尾和中部飞桥上，原先被中国军舰火力压制的诺典费尔德多管机关炮重新打响，开始急速射击，同时，“分配操纵大炮的人也都跑到（甲板）上面，手握步枪，上好刺刀，伏卧以待对方冲锋”。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比睿”右舷的3门机关炮向“经远”舰发射了大约1500发炮弹，由于“比睿”舰的机关炮安装位置较低，无法扫射拥有高大舷墙遮护的“经远”舰的主甲板，对 “经远”舰的舰面人员并未能造成多少杀伤，但是看到日本军舰仍然拥有猛烈的火力，林永升对于接舷作战能否顺利实施产生了怀疑。为了尝试接舷作战而逝去的这段时间里，“比睿”舰已经驶到“定远”和“经远”之间狭窄“巷道”的巷尾。

“比睿”舰主甲板上的人们惊魂甫定，正在努力透过笼罩战场的浓浓烟雾，观察刚才的射击给“经远”舰造成的伤亡情况。突然，从“经远”舰的方向，海面上又出现了两条急速而来的水波，林永升显然是不甘心白白放走这艘几乎束手就擒的日本军舰，但“经远”级军舰的尾部又没有装备任何中大口径的火炮，因而只得使用鱼雷兵器。随着管带的命令，“经远”舰的中部和舰尾鱼雷室很快发射出了2枚14英寸直径黑头鱼雷，然而“经远”舰这两处鱼雷发射管的发射口都很狭小，水平射角有限，鱼雷在距离“比睿”舰舰尾7米外的地方抱憾错过。

虽然刚刚发生的一幕苦战实际仅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对身在“比睿”舰上的日本官兵而言，简直如同经历了一次由死到生的体验，面对身边倒下的伙伴，很多日本水兵第一次感受到了海战的残酷。从鬼门关旁擦肩而过的“比睿”舰中，一些笃信宗教的水兵在口诵佛语，感谢佛祖保佑，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则有点得意洋洋地在慨叹“敌舰怎能击中上天保佑的我舰呢？”刚刚脱离险境，沉浸在一片侥幸之庆中的日本军人，仿佛忘记了在自己的左后方还有一艘亚洲第一巨舰“定远”。

“定远”舰一直对向舰首射击的左侧露炮台里，随着水压机构的缓缓转动，305毫米口径巨炮黑洞洞的炮口此时已经转向侧后方，对准了“比睿”舰。

[老酒]

“装兵倭船”

19世纪的蒸汽军舰上，庞大的蒸汽动力设备和复杂笨重的弹药、武备等装置通常会占用舰内大量的空间，因而军舰上可用于布置其他生活、功能舱室的空间非常有限，除了大型的军舰外，一般的军舰内都不会有专门的军医院。为此，从风帆战舰时代开始延续下了一个海上习俗，即战时会将位于军舰舰尾宽敞的军官餐厅作为急救所来使用，狭窄逼仄的军舰内部，还无法奢侈到一间舱室只充作一种功能使用。军官餐厅里长长的橡木餐桌，平时军官们围坐在周围或会议，或用餐，战时则就会成为手术台。在纳尔逊时代，一些老水手们经常会特意地向上舰参观的人介绍，桌布上哪些痕迹是菜肴汤汁留下的，哪些又是鲜血染成的，然后等着欣赏听众们惊愕的表情。

“比睿”舰和海战场上的大多数中日军舰一样，海战开始前不久也将位于主甲板下的军官餐厅草草改造成了军医院，刚刚遭受了“定远”、“经远”等中国军舰猛烈的打击，大量的伤员被送到这里。军医和护理兵们正站在餐桌前给伤员做手术，地板上为了防止滑倒而敷设的砂土，已经被血染成了红色，餐厅里充满了伤员撕心裂肺的哀号声，空气中都是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听到甲板上的炮声渐渐停歇，这里的人们也都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的军舰已经脱离虎口了。

突然间，远处传来了一阵如同巨兽咆哮般的吼叫声，低沉的声音由远而近，室内的空气仿佛也为之在颤抖，“定远”舰水平发射的1颗305毫米口径的大倍径开花弹以雷霆万钧之势击穿了“比睿”舰左舷后部的船壳板，射入舰内，紧接着是一声雷鸣般的爆炸声，碎片、硝烟、被炸碎的肢体……，“比睿”舰的内部成了恐怖的地狱。“比睿”舰的军官餐厅受损严重，室内一片狼藉，海军大军医三宅贞造、少军医村越千代吉、二等护理员石川泷五郎、大主计石塚铸太等19人当场炸死（根据日本明治16年12月15日公布的《太政官布告第58号》所载，大主计是海军主计部门的军官，级别与海军大尉相同，舰上的主计部主要负责会计、采买以及厨房，类似舰上的后勤部。大军医则是舰上军医部门的军官，级别也与海军大尉相同。），海军大尉高岛万太郎等30余人受伤，“刚刚稍为放心时，突然有一颗巨弹飞来，击毁了‘比睿’舰的军官室，军医长三宅贞造、大主计石塚铸太等十余人被炸得稀烂，血肉横飞，仅幸免于全舰人员阵亡。”（《日清战争实记》“‘比睿’舰之勇战”），受到巨弹爆炸冲击，“比睿”后桅杆延伸至主甲板下的部分被击中，后桅在怪响声中可怕地摇晃，由于舰内结构遭到了极大破坏，军舰的后部主甲板发生局部坍塌下陷，几颗放置在后甲板上的下濑火药炮弹也被引爆，燃起了伴随有黄色烟雾的熊熊大火。

目睹“比睿”舰上的惨状，四周的中国军舰尚未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很快他们就发现，装填黑火药的开花弹爆炸的威力十分有限，刚刚命中的那颗炮弹还不足以让这艘日本军舰立刻沉入海底。“定远”舰右侧的同队姊妹舰“镇远”很快动作起来，左侧炮台的305毫米口径巨炮也已经转向侧后方，对准了“比睿”舰，枪炮大副曹嘉祥和德籍炮术顾问哈卜门（Heckman）指挥水兵将一颗硕大的炮弹装填进了炮膛，“镇远”舰的炮术军官计划“以一发炮弹从舰首到舰尾，以对角线穿射，即可致其死命”。由于距离很近，水兵们用平射轻而易举地又击中了“比睿”，樱井规矩之左右的面部已经紧张得快要变形了，坐在“定远”舰首楼里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看着周围额手相庆的官兵，为之激动不已，接连2颗305毫米巨弹的打击，眼前这艘日本军舰看来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镇远”射出的这颗炮弹并没有能炸响，这是一颗永远不会爆炸的实心弹。

“比睿”舰带着浓烟大火从北洋舰队的阵后向右翼方向匆忙逃离，消失在了战云缭绕中……

大东沟海战之后，“镇远”舰的美籍洋员马吉芬追忆起这段难忘的战斗经过，认为当时由于距离过近，中国军舰射向“比睿”的大口径炮弹大都采用了水平发射，这对于一艘舷侧包裹有装甲的铁甲舰而言，显然很难触及其要害。我们不妨设想，倘若当日有大口径炮弹从上部穿透“比睿”的主甲板，击入舰内的机舱或弹药库中再发生爆炸，这艘日本军舰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不过此刻，左翼的一些中国军舰上还是传出了胜利的呐喊声，由于战场被烟雾笼罩，能见度不高，已经看不见“比睿”舰的一些中国海军官兵们误认为，刚才那艘不要命的日本军舰肯定是被击沉了，击沉了1艘日本军舰，对于这些被国家寄予了太高期望的海军将士们而言，是怎样的幸福啊！但宛如1886年醇亲王检阅完北洋舰队，充满对这支近代化海军的踌躇满志时，突然见到的海市蜃楼一样，这只是一场幻境。

当“定远”、“经远”2舰合力围攻落单的“比睿”时，北洋舰队阵列的前方，硝烟中又出现了一艘日本军舰，弱小的“赤城”舰。

与“比睿”、“扶桑”舰掉队同时，位于联合舰队本队外侧非战斗序列的“赤城”舰也随之脱队。原本和“赤城”编列在1个分队的还有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座的“西京丸”号，但是在本队队尾的“比睿”舰掉队时，“西京丸”就早早扔下了同队军舰“赤城”，自顾高速追赶本队主力，途中在13时14分时曾遭到了“定远”或“镇远”的炮击，主甲板上的军官舱室被击中受损，“军官室及其附近上甲板和各舱室损坏甚大”，此后“西京丸”更是无暇回顾，急追本队而去。

随着“西京丸”、“扶桑”远去，“比睿”在穿越北洋舰队阵型逃走，日本联合舰队掉队的军舰只剩下了弱小孤单的“赤城”号。与后世那艘著名的航母不一样，第一个使用“赤城”这个舰名的军舰是排水量仅有612吨的炮舰“赤城”，此刻是战场上交战双方序列中最小的军舰，名为炮舰，实际称之为炮艇更为合适。这艘军舰属于“摩耶”级炮舰，是4艘同级舰中最后建成的1艘，1890年7月在日本的小野滨造船厂完工，军舰的长度只有区区47米，和北洋海军的蚊子船长度类似，宽度8米，吃水非常浅，仅为2.95米。和“摩耶”级最早完工的“摩耶”、“鸟海”2艘军舰不一样，“赤城”舰的舰体没有再采用传统的铁制船壳，而是和另一艘姊妹舰“爱宕”一起都用了更为时式的钢。军舰采用的动力设备是2台水平往复蒸汽机，功率960马力，双轴推进，新造时测得航速为12节，此时的航速退化到了10节。


日本美术作品：大东沟海战中的“赤城”舰

作为1艘炮舰而言，“赤城”舰的舰体设计显得略为怪异，军舰外观上的主要识别特征为双桅单烟囱，前后桅上都设有了望桅盘。军舰的主甲板非常低矮，为了增强适航性，提高破浪能力，军舰的舰首设计了一段不长的首楼，首楼甲板上设置锚床和吊锚杆，并安装有1门120毫米口径旧式后膛炮，首楼内则是起锚绞盘、锚链舱等设施、舱室。自首楼向后，“赤城”舰的主甲板两舷以及舰尾也各配备有1门同为旧式的120毫米口径火炮，另外舰上还装备有6门47毫米口径的哈乞开斯单管机关炮，在这样小的舰体上承载如此之多的武备，使得甲板上显得拥挤不堪。由于低矮的主甲板在航行时容易上浪，“赤城”舰的主甲板外缘又增加了一圈可折倒的挡板，这种挡板在高速航行时支起，防止海浪扑上主甲板，作战时则折倒放下，以露出安装在主甲板上的火炮，方便射击。由于密布舷边都是折倒的挡板，甲板上的火炮武备也似乎淹没在杂物和上层建筑的阴影中，使得“赤城”在陌生人眼中，很难与一艘军舰联想到一起。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之所以将炮舰“赤城”编入这次出行的序列，原本是没有预料到会和北洋海军的主力遭遇，只是想带着这艘吃水浅的军舰，便于进出港湾河汊，侦察中国军队登陆活动的迹象，根本未曾考虑到要让“赤城”舰参加到大规模的海战中来。但是此时，弱小的“赤城”舰已经被友舰抛弃在北洋舰队的炮口前，居身在司令塔内的舰长阪元八郎太海军少佐惊恐地发现，“来远”等中国军舰正在向自己杀来。

但是这位日本舰长怎样也不可能想到的是，他指挥的军舰在北洋舰队眼中，竟然被判断成是一艘装载陆军的运输船，炮舰“赤城”成了“装兵倭船”。从9月17日中午发现日本联合舰队开始，北洋舰队就形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误判，认为眼前出现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目的是为了掩护陆军到海岸登陆，攻击大东沟内正在登陆的铭军。对于外形矮小的“赤城”号，中国军人无法想像这会是一艘军舰——日本人似乎不至于派出这样的小船来参加海战，既然出现在这个位置而又不是用来作战的军舰，那么理所当然就是运兵船无疑。由于北洋舰队此行的任务是负责掩护铭军登陆，此刻出现在大东沟附近的日本“运兵船”，显然要比联合舰队的军舰对登陆行动更具有威胁，也更有攻击的价值，为了阻止日本陆军登陆，将日本运兵船歼灭，北洋舰队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了近在咫尺的“赤城”舰身上。

面对险境，“赤城”舰没有做出如同“比睿”那般疯狂的举动，毕竟她只是一艘没有任何防护的小军舰。“赤城”舰仍然沿着远去的本队军舰的航迹，照直继续在北洋舰队的阵前航行。位于北洋舰队右翼的第三小队“来远”号装甲巡洋舰从“赤城”舰的右舷方向开始加速逼近，刚和“比睿”进行过交战的北洋舰队第二小队“致远”、“经远”号军舰则从左翼方向追击“赤城”，第一小队的“定远”、“镇远”还是利用巨炮遥击助威。值得回味的是，根据战后的日方记载，从左翼方向追击“赤城”的中国军舰中，除了“致远”与“经远”之外，还出现了一艘特殊的军舰，即第四小队的“广甲”舰。

“广甲”舰是隶属于广东水师的一艘旧式巡洋舰，管带为留美幼童出身的安徽休宁人吴敬荣，甲午战争爆发前与同乡“广乙”、“广丙”一起留在北洋助战。7月25日丰岛海战时，三广之一的“广乙”已经在朝鲜海岸力战殉国，此时“广甲”舰上的广东籍将士们，不知胸中是否激荡着为友舰报仇的怒火。令人疑惑的是，“广甲”舰的同队队长“济远”舰，此时却不知去向（有关“广甲”舰参与围攻“赤城”的记载，仅见于《日清战争实记》、《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等日方海战史料，其真实性待考。本文暂从其说）。

13时20分，围攻而来的中国军舰逼近到距离“赤城”舰约800米处开始炮击，“赤城”舰也用右舷炮火猛烈还击。面对数艘北洋海军的巡洋舰，过于弱势的小炮舰“赤城”显然无法对抗占优势的中国军舰，没有任何额外防护的舰体多处被穿透，交火中，“赤城”舰海军少尉候补生桥口户次郎战死，负责指挥后部火炮射击的第一分队长海军大尉佐佐木广胜受伤，由附近的航海士兼分队士海军少尉兼子昱接替指挥。“当‘比睿’号横越敌队形后，‘来远’号、‘致远’号、‘广甲’号各舰猛扑‘赤城’号，至距离约八百米时，对‘赤城’号组成交叉炮火，其苦战程度可知。”（“日清战役”——《近世帝国海军史要》）

[老酒]

“第一游击队返航”

左翼的中国军舰发扬乱战战术，冲击日本联合舰队掉队诸舰的时段里。由坪井航三率领的日本第一游击队4舰仍然在攻击烈火中苦苦挣扎的北洋舰队右翼军舰“超勇”、“扬威”。“第一游击队一面猛击敌舰，一边通过，逐渐将指针转向右方呈半月形”。4艘日本海军最新锐的巡洋舰的舷侧，大口径速射炮频繁地射击，中国军舰“超勇”似乎已经再也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舰体开始慢慢的倾斜。

看着2艘中国巡洋舰已经遭到重创，坪井航三随即下令第一游击队准备向右转向航行，绕到北洋舰队阵型的后方作战，然而考虑到一游航速较快，很快就能到达北洋舰队阵型后方，担心此举会造成一游与后方本队的队尾军舰形成遥遥相对之势，相互间发射的炮弹有可能会造成误伤，于是坪井航三又下令将第一游击队的编队航速从14节减慢至12节，意图与本队军舰缩短距离后，一起绕击北洋舰队。“第一游击队想要再向右方回转，但这样一来，便和本队殿后舰的炮火相对，因此首先发出‘速度十二海里’的信号，为了暂时等待和本队形成一条直线，等待殿后舰的到来，不得不和敌舰拉开距离”——“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本句的文意极为费解，或许是在看到本队回航信号之后做出的举动，而坪井航三的报告中改动到了之前。一游的举动另外也可以解释为，为了追击正在往浅水方向驶离的“超勇”、“扬威”，而迟迟没有下决心右转。）

13时20分，由于多数北洋舰队的战舰都在追击“赤城”舰，战场上北洋舰队最初的横阵接战阵型已经荡然无存，转变为“没有固定的阵形，像不规则的单纵阵，又像梯阵”的乱战形态。此时已经减慢航速的第一游击队突然发现，位于后方本队队首的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上，挂出了一组信号旗语：“第一游击队回转！”

从这次海战爆发开始，对己方作战的招数就没有太多计划的伊东佑亨，随着战斗的不断进行，逐渐灵光闪现。看到第一游击队对北洋舰队右翼攻击得手，正在指挥本队军舰准备向左大回转的伊东佑亨受到了启发，决定让第一游击队乘势右转绕到北洋舰队阵型的后方，然后反复旋转交换用左右舷火力射击，与在北洋舰队阵型前方的本队配合，腹背合击，“对方一直向我本队前进，我方打算尽量拉开距离（即本队在北洋舰队阵前向外侧转向，一方面可以用另一侧的炮火再度作战，另一方面向外侧转向可以拉开和北洋舰队的距离，避免发生近战），让第一游击队绕到敌人背后，然后尽量逼近，和本队一起形成夹击，一举解决战斗”——“伊东海军中将关于黄海海战的演说”《日清战史》。

原本这一谋略恰好和坪井航三的设想不谋而合，很可能成为一段战场上的佳话，然而很快却导致了日本联合舰队阵型内的一场混乱。过于激动的伊东佑亨可能是喊出了一声“让第一游击队掉头”，司令塔外的信号兵不敢怠慢，按照“第一游击队回转”立刻传达下去，这组含义“深奥”的旗语很快就升起在“松岛”舰桅杆的横桁桁端，相对于信号绳索大都在弹雨中被摧毁的北洋舰队，联合舰队此刻还能安然在军舰上采用旗语通讯，北洋舰队火力强度之弱就可以想见了。但是伊东佑亨还没有料到，就是这组旗语竟然引起了歧义。

在伊东佑亨的头脑中，这组旗语的意思显然是让第一游击队绕回到北洋舰队背后攻击，但是“第一游击队返航”这段话的意思实在过于晦涩，如果是不明就里的人来看，会产生多种理解，此刻恐怕只有伊东佑亨自己才能明白其中的真意。得到属下报告，“吉野”舰上的坪井航三对司令长官的这则命令百思不得其解，经过和属下参谋军官讨论，结果做出了错误的理解，认为司令长官是要让第一游击队回来，跟着本队一起航行，日本舰队的阵型中顿时混乱起来。原本自己就想绕到北洋舰队背后进攻的坪井航三无奈地只得服从命令，下令第一游击队编队航速提高到15节，向左侧回转16个罗经点（即180度大回转），甩出一个大圈以后，从本队的外侧向北洋舰队的左翼方向驶去，恰好与本队形成背道而驰的态势。

自己的命令发出以后，第一游击队竟然不但不右转，反而掉头回航了，着实让伊东佑亨吃了一惊，但是很快他就醒悟过来，“信号联系搞错”。在黄海海战之后的日本海军报告中，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对于这段信号理解错误而发生的混乱非常豁达，直言不讳，相反是指挥第一游击队的坪井航三，可能担心有人会把这一事件归结成自己的理解力有问题，而在报告中诡称第一游击队这次转向是自己的决断，为的是“让已经行驶至此处的‘西京丸’原地通过”，这个编造出来的理由显然显得牵强和不知所谓。为了消除战场上出现的混乱，弥补缺失，伊东佑亨将错就错，改命令本队军舰右转，向北洋舰队的后方包抄驶去，不知道当“吉野”与“松岛”擦肩而过时，伊东佑亨和坪井航三有没有相互瞪着对方的军舰。

但是混乱没有就此消弭。坪井航三似乎认为伊东佑亨是想召唤自己并肩航行，在下令变换航向的同时，命令“和本队旗舰并列运动”，第一游击队再次向左回转180度，在本队后方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圆圈，加速追赶本队。

然而坪井航三很快发现，因为第一游击队是在本队军舰的外侧航行，内圈奔跑的人加速转向，意味着在外圈的人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和时间才能追上，坪井航三此时显得有点颓丧，在明白了“无论用多大速度，为了达到这一点，必得浪费时间”后，“不得已遂又打出‘速度十海里’的信号，采取尾随本队的运动”。第一游击队在这段时间里，航速由14节到12节，再由12节变化为15节，又由15节降至10节，随着车钟表盘上指针的一阵阵忙碌，锅炉舱舱里蒸汽节制阀一会开，一会关，轮机兵们被弄得狼狈不堪。

日本联合舰队编队的这次混乱，使得北洋舰队右翼末端的“超勇”舰得以暂时避过第一游击队的火力圈，向战场外航行，以图自救。然而到了13时27分左右（据《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记载，“超勇”舰沉没时间为13时30分，《日清战役》记载“超勇”舰完全沉没时间为14时23分），再也无法抵御炎魔侵蚀的“超勇”舰，在烈火中开始下沉，沉没位置约在东经123°32′1″，北纬39°35″，大东沟海战开战半小时以后，北洋舰队损失了第1艘军舰。这艘曾经被称为“白羊座”的撞击巡洋舰，是近代中国建设西式海军以后，向西方购买的第1艘大型军舰，她的第一面国旗是由洋务运动领导人物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亲手升起的，她的第一任管带是此刻正在指挥“镇远”舰作战的北洋海军左翼总兵林泰曾，这艘中国海军史上里程碑式的军舰慢慢消逝在人们的视野中，带着喷薄着黄烟的毒火，载着舰上数百位热血将士一起下沉到冰冷的黄海之底。

从大东港外匆匆赶向战场的北洋海军鱼雷艇队恰好遇到了正在沉没的“超勇”舰，“左一”号鱼雷艇停下脚步，驶近已在下沉的“超勇”舰，搭救落水的官兵。面对投掷到自己眼前的救生绳，“超勇”舰的管带，福建永福人（今福建省永泰县）黄建勋予以拒绝，随波沉没，时年43岁，成为海战中第一位殉国的中国舰长。“超勇”舰的大副翁守瑜先是在竭力组织官兵扑灭舰上的大火，当“超勇”舰完全被大火吞噬，即将沉没的一刻，也毅然投海自尽，“左右援之，参戎曰：全船既没，吾何生为？！一跃而逝”。

随“超勇”舰一起殉国的还有：在炮位上指挥作战的二副周琳、副炮弁李镜堂，在锅炉舱内冒着高温一直与这艘军舰相伴始终的总管轮黎星桥、大管轮邱庆鸿、二管轮叶羲恭、升火头目邹基、升火副头目林茂略，以及在各处岗位上作战的水勇头目陈成串、正头目李双、水勇陈秉钗、林学珠、林福、冯山，厨役毕士德和更多今天已经无从考证姓名的将士。

1881年，英国海滨城市纽卡斯尔那个迷人的夏季，仿佛又出现在我们眼前。高塔、华屋、观者如堵、飘扬在大英帝国上空的黄龙旗，和那场海军梦

[老酒]

“‘比睿’、‘赤城’危险！”

与沉入大海的“超勇”舰同处在第5小队的“扬威”舰，也在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密集攻击中身负重伤，拖着滚滚浓烟，在管带林履中指挥下，努力地向大鹿岛方向的浅水区驶去。由于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吃水普遍较深，且对黄海一带近海的水文情况不熟悉，因而浅水区就成为了中国军舰天然的避风港，大东沟海战后期很多受伤的中国军舰都选择了去浅水区暂避救火。令人感慨的是，“扬威”舰没有选择距离自己最近的浅水，而是向西北方距离战场较远的大鹿岛方向驶去，因为那里距大东沟也更远，而此刻的大东沟里，上千名中国陆军还在焦急地等待登陆。

今天我们以十九世纪海军的乱战战术标准来看，百年前北洋舰队第一波的冲击显然是不合格的。过于迟缓的航速使得北洋舰队很难贴近日本联合舰队，日本舰队尽管有几艘军舰落伍，遭到北洋舰队部分军舰围攻，但是整体的队形依旧保持得很完整，而这恰好是乱战战术最大的忌讳，即敌阵断而不散。望着机动自如的日本军舰，航速迟缓的北洋舰队只有无奈兴叹，乱战战术已不再具备有效发挥的条件，只有将战力先聚集在落队的日本军舰身上，暂时不去考虑冲散日方的整体阵型，而先击沉近在眼前的日本军舰，但是单位时间内弹药投射量有限，以及黑火药炮弹自身威力的缺陷，又使得北洋舰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战果。历史的天平将向何方倾斜，是摆在中国海军军人面前的一个迷题。


沾满“赤城”舰舰长脑血的海图

同样是在联合舰队本队和一游因为信号旗语理解歧义发生混乱之际，“来远”、“致远”、“经远”等军舰继续在合力尾追围击弱小的“赤城”舰，“定远”、“镇远”等主力舰也在不远处发炮助战。13时25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用尾部的15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击中了“赤城”舰的飞桥甲板，安装在飞桥右翼的1门4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机关炮的炮盾被击穿，1号机关炮炮手一等水兵宫本丈太郎、2号机关炮炮手三等水兵椋木繁治当场死亡，正在飞桥上设法指挥自己的军舰摆脱追击的“赤城”舰舰长阪元八郎太头部被弹片击碎，身躯随着炮弹爆炸形成的冲击波丢到了海中，潜水盔式罗经和旁边海图台上留下了滩滩血迹。与此同时，“赤城”舰的首楼甲板也连续中弹，一颗炮弹轻松的穿透了首楼顶部甲板，击毁了首楼内用来从主弹药库提升弹药的运弹装置，在附近待命准备随时救火损管的日本士兵被击毙4名，击伤1名，“赤城”舰上的120毫米口径火炮失去了弹药供应。很快又有一枚炮弹再次穿透了首楼顶部甲板，首楼内的2名救火队员和1名修理员被击毙。


赤城”舰后桅被击断的情况

看到舰长阵亡，原本在飞桥甲板下操舵室中指挥的“赤城”舰航海长海军大尉佐藤铁太郎立刻来到飞桥甲板上，接替舰长指挥。这位新任的舰长一面下令关闭通风筒通往锅炉舱的阀门，停止其通风的功能，而将通风筒改作运弹通道，保证炮位上的弹药供应（根据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英国海军轮机教材《兵船汽机》记载，当时军舰上的大型通风筒除了通风外，风筒内还有一套绞车提升装置，用来从机舱把煤渣提升到甲板上，必要时大型通风筒还可以作为轮机人员从机舱逃生的应急出口。“赤城”舰显然是将原本提升煤渣的绞车、铁桶当成弹药提升装置来使用了）。一方面急急指挥军舰向左急转，追赶前方不远处从北洋舰队阵后驶过，已经出现在北洋舰队阵型侧前方的“比睿”舰。很快，一场更大的打击降临到“赤城”舰上，已经多次中弹的后桅杆又被击中，轰然巨响声中，飘扬着日本海军旗的后桅再也无法支撑，终于折断倒塌。但是很快，血红的日本海军旗改升起在前桅杆上，几名日本水兵忙着将一根细长的木杆竖在后桅残留的部分上，不久在这根看起来颇为寒碜的“桅杆”上，又升起了日本海军旗。面对具有压倒优势的对手，小小的“赤城”舰显出了极为顽强的战斗精神，确是值得佩服的，然而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北洋军舰的火力强度之弱，近距离、短时间内多舰竟然都无法从火力上彻底压制住一艘小小的炮艇。

13时55分，躲避了“经远”、“定远”等舰的围击，已从北洋舰队阵后安然驶过，正在忙着加速航行，试图追赶上本队的“比睿”舰燃起了更大的火灾，原因很可能是舰上堆放的一些弹药被引燃了。看到越烧越旺的火焰，樱井规矩之左右舰长放弃了试图跟上本队的念头，下令在桅杆上挂出“本舰火灾”信号，调转航向向南方航向，决定退出战场救火。看到“比睿”舰的这一举动，“赤城”舰也随之调转航向，向南航行。

“赤城”舰身后的“来远”、“致远”、“经远”、“广甲”等北洋舰队军舰目睹猎物即将向远处遁逃，于是进一步加快了追击的速度，炮弹不断落在“赤城”周围，而“赤城”也在竭力发射尾炮抵御。对于这段追击过程战斗之激烈，“来远”舰的三等水手陈学海事后回忆了一件往事：“当时船上弟兄们劲头很足，都想跟日本人拼一下，没有一个孬种。我和王福清两人抬炮弹，一心想多抬，上肩就飞跑，根本没想到危险。俺俩正抬着，一颗炮弹打过来，就在附近爆炸，一块炮弹皮把王福清的右脚后跟削去，他一点没觉出来，仗快打完了，我才看见他右脚下一片红，就问：‘二叔，你脚怎么啦?’王福清也是威海城里人，排行老二，我摆街坊辈叫他一辈。他一听，低下头看脚，才站不住了。”北洋舰队中的普通水兵们，就是以这样的状态在进行着战斗，死亡的巨大威胁和战斗的恐怖，从海战开始的那一刻起，似乎已经被他们遗忘了，勇敢无畏是能够给予他们的最好评价。

无独有偶，“镇远”舰的洋员马吉芬也记述到了海战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十二吋炮（305毫米口径主炮）炮长手执牵索正在瞄准之际，被打来的敌弹击碎头颅，粉碎的头骨打到周围的炮手。这时，在附近的另一士兵见其仆倒，立即伸手将其扶住，然后把无头躯体移交给后面士兵，自己取而代之，紧握牵索，矫正标尺，继续发炮射击。”这就是当时的中国水兵。

追击战斗持续到了下午14时15分时，管带邱宝仁指挥的“来远”舰逼近到距离“赤城”仅有300米的位置，可能由“来远”舰舰首21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发射的一颗炮弹，又击中了“赤城”舰的飞桥甲板，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面部和手腕负伤，被送入甲板下疗伤，舰长一职改由正在指挥舰首炮位的第二分队长松冈修藏海军大尉接替，舰首炮位则由炮长进藤多荣治海军上等兵曹指挥。小小的“赤城”似乎已经摆脱不了将被击沉的命运了。


“赤城”舰舰尾炮位

然而就如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多次遇到的“好运”一样，幸运女神又在关键性的时刻降临到日本舰队上空。14时20分，“赤城”舰舰尾的12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了“来远”舰的后甲板。德国伏尔铿船厂建造的“来远”舰，属于“经远”级装甲巡洋舰，排水量2900吨，舰长82.4米，宽11.99米，最大吃水5.11米，虽然名为装甲巡洋舰，但是厚度为9.5英寸－5.2英寸（“经远”级装甲巡洋舰的水线带装甲由上中下三段拼合而成，上段厚9.5英寸，中下两段只有5.2英寸）的水线带装甲，高度只有5英尺11英寸，其防护的范围仅仅只是狭窄的水线一带而已，防护能力具有较大缺陷。此外，受舰首对敌作战的思潮影响，“经远”级军舰没有配备中、大口径的尾炮，而是在舰尾狭窄的空间内，安装了大量的机关炮，为了发挥机关炮射速快的特点，舰尾甲板上堆积了大量的小口径炮弹。飞射而来的120毫米口径下濑火药炮弹刚好击中了这里，随着炮弹爆炸，迸发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紧接着有毒的黄烟滚滚而起，堆砌在甲板上的弹药被下濑火药燃起的致命火焰裹胁，也相继爆炸、燃烧，“来远”舰的舰尾一瞬间就变成了火的世界。

几艘北洋军舰追击的脚步都随之停顿了下来。“二时二十分，‘赤城’舰尾第四号炮发射的炮弹击中了‘来远’舰后甲板，终于引起大火。敌军各舰见此情形，为救援‘来远’而降低了船速，聚集于‘来远’舰周围。”3分钟后，“赤城”舰与中国追击军舰的距离拉大到7、800米，航海长佐藤铁太郎也包扎完毕，重新站到飞桥甲板上，这艘上层建筑几乎已经被打成一片废墟的军舰就这样渐渐驶出了北洋舰队的视野，侥幸获得了一条生路。据《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的统计，大东沟海战中，“赤城”舰共中大口径炮弹30发，阵亡10人，受伤18人，共发射了120毫米炮弹61发、47毫米哈乞开斯机关炮弹347发，弹药库中还存有120毫米炮弹211发，47毫米哈乞开斯机关炮弹1509发。而也于此时远离战场的“比睿”舰共中大口径炮弹23发，阵亡24人，受伤32人，共发射170毫米炮弹26发、150毫米炮弹55发、机关炮弹4500发，战斗结束时弹药库中还存有170毫米炮弹224发、150毫米炮弹945发、机关炮弹26500发。

由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座的“西京丸”舰开战以来几乎一直在本队的外侧航行，没有与北洋舰队发生长时间激烈交战，处于相对超然的“观战”位置，对于战场上的整体情况可以加以更多的注意。14时15分左右时，“比睿”和“赤城”被中国军舰追击的惨状进入桦山资纪的眼帘，军令部长似乎不太满意伊东佑亨的指挥，而直接命令在“西京丸”的桅杆上挂起了一组信号旗“‘比睿’、‘赤城’危险！”“松岛”舰的信号兵显然很快注意到了这组信号，不久“松岛”的桅杆上出现了命令第一游击队回航救援“比睿”、“赤城”的信号，“吉野”舰上的坪井航三不敢怠慢，随即就下令第一游击队回转16个罗经点，脱离了本队，转向180度朝“比睿”、“赤城”方向而去，看到日本第一游击队高速驶来，这也可能是“致远”等军舰放弃追击“赤城”的原因所在。

日本第一游击队以巡洋舰“吉野”为先导，一艘艘相继开始变换航向，朝“赤城”、“比睿”的方向驶去，忽然队尾发生了一阵混乱，坪井航三惊出一身冷汗——队尾舰“浪速”差点与军令部长的座舰“西京丸”发生冲撞！

由于联合舰队本队此时已经右转绕向北洋舰队的背后袭击，而跟随在本队之后的第一游击队在看到援救“赤城”、“比睿”的信号后则高速向左大回转掉头，宛若两扇大幕被分开，结果导致原本在本队和一游外侧的“西京丸”彻底暴露在北洋舰队的炮口前。

在商船基础上进行简单武装而成的代用巡洋舰“西京丸”，外形上就是一艘不折不扣的商船，在中国海军官兵的眼中，随即被判断成了大型的运兵船。“定远”舰司令塔内指挥的管带刘步蟾与大副李鼎新注意到了这艘军舰，跟随队长而动，“定远”、“镇远”2艘大型铁甲舰都开始高速冲向落单的“西京丸”，14时22分，就在“来远”舰尾中弹起火后不久，“定远”舰射出的1颗305毫米口径炮弹命中了“西京丸”，炮弹从“西京丸”的舰尾附近射入，穿过甲板下舷侧的舱室，在军官餐厅和机械室之间爆炸，导致军官餐厅以及附近数间舱室的采光天窗、舱口盖全部被毁，机械室里的气压表、航海表等仪器仪表也遭到极大破坏，更为严重的是，连接水下舵叶和甲板上操舵室内液压舵轮的蒸汽管路被打断，8柄液压舵轮失去了作用。“西京丸”上的轮机兵试图改用铰链绳索替代蒸汽管路，以恢复液压舵轮的使用，同时军舰主甲板后部的12柄备用人力舵轮启动，4名身强力壮的水兵努力转动2片串联的人力舵轮，缓缓地使军舰向左侧驶避，同时“西京丸”的桅杆上飘扬起信号“我舰舵机损坏”。谁也没能料到的是，“西京丸”左转后，恰好挡在了一游末尾军舰“浪速”的航道上。

突然看到“西京丸”转向横在自己面前，正在高速航行的“浪速”显得手足无措，舰长东乡平八郎急令赶紧转舵规避，司令塔里的舵手拼命转动舵轮，在即将与“西京丸”撞上的一刻，“浪速”终于偏转了航向，以掉队的代价避免了撞沉军令部长座舰的可怕事故。

“西京丸”缓缓地从“浪速”舰前方驶过，背向北洋舰队航行，不久，轮机舱里报告液压舵轮的管路系统已经修补完毕，舰长鹿野勇之进和军令部长桦山资纪都稍稍松了口气。然而很快“西京丸”上的气氛又紧张起来，信号兵报告，军舰周围的烟雾中出现了几艘中国军舰的身影。从大东沟方向赶来的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鱼雷巡洋舰“广丙”以及头等鱼雷艇“福龙”、“左队一号”到达了海战场……



跟随中国运兵船队一起到达大东沟的美国商船“哥伦比亚”号，由于装载物资较少，领先于各船率先卸完物资出港，在大东沟海战爆发了1个多小时候从战场附近经过，为了保证船只安全，“哥伦比亚”号没有贸然接近战场，而是隐蔽停泊在海岸上的一个小港湾内，船员们则登陆，恰好目睹了14时左右的海战场情景：

“……我们紧靠着岸边划行，大约划了一海里半，才到达战斗地点的旁侧。愈益加重的轰隆声震耳欲聋，我们在一处高地登陆，攀登上我们所能发现的那个最高点，借助于高倍望远镜，对战场一览无余。那确实是很可怕的——一团团又大又浓的黑烟，没有风把它吹散；透过烟雾，那些巨大的战舰摇摇晃晃的样子隐隐呈现，难以分辨清楚，它们犹如许多发怒的巨龙在喷吐火焰；此外还有几艘军舰也在燃烧，因为它们已经中炮着火；而压倒一切的是大炮声震人心弦，如同雷电交加，响声不绝……”——詹姆斯·艾伦《在龙旗下》

[老酒]

“平远”、“广丙”

　

黄海大东沟海战进行到下午14时22分以后，北洋舰队初期接战的10艘军舰中，“超勇”号撞击巡洋舰已含恨沉没，而日本联合舰队的“扶桑”、“赤城”2艘军舰在北洋舰队左翼舰只的打击下先后重创，但都极为侥幸地退出了战场。随着14时22分“西京丸”舰被“定远”舰305毫米主炮命中，舰体遭受创伤，北洋舰队的右翼方向上战况激烈了起来。

北洋舰队护送铭军前往大东沟登陆的舰船序列中，除了在距离大东沟口12海里以外停泊的10艘主力战舰外，剩余还有一些军舰被直接部署到了大东沟内的大东港内外。其中，由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与鱼雷巡洋舰“广丙”临时组成的小队停泊在大东港的入口处，担负警戒转驳场的使命，“镇中”、“镇边”号蚊子船以及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因为吃水较浅，得以直接护送运兵船入港，在港池内负责护卫警戒，并顺带照料过驳。

当日的中午12时10分左右，远处海面上不同寻常的景象将大东港内忙碌的登陆节奏暂时打断：大东沟口外的舰队主力上空煤烟骤然间加大，一缕缕乌黑的烟柱直冲天际，飘扬着龙旗的战舰争先起锚疾驶，同时舰队旗舰“定远”的桅杆桁端升起了一组旗语，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确认发现了日本舰队后，下令大东沟内的军舰尽快起锚赶来，与舰队主力会合一起作战。大东港口的“平远”、“广丙”2舰最先发现并辨清了信号，随即起锚出发，港池内的4艘鱼雷艇也匆匆结束了手中的工作，凭借高航速追赶上“平远”、“广丙”结队而行。2舰4艇有如是一支后备的生力军，在运兵船上陆军士兵们肃然敬然的目光中陆续驶离，通过狭窄的大东沟水道后，朝着远处正在冲向日本联合舰队的舰队主力方向驶去。机动能力较差的蚊子船“镇中”、“镇边”由于不适合参加外海的舰队决战，因而被留在了大东港内，扮演着她们与生俱来的角色：守口的水炮台，如果有日本军舰逼近这里，他们将防御最后一道防线。

守卫在港外的军舰纷纷离去，远处海面上的炮声越来越密集，种种迹象表明海战显然已经爆发了。敌方军舰在这样的时间、地点出现，按照正常逻辑推理，肯定是剑指运兵船队而来，赶紧完成登陆是眼下避免危险的最好防范措施。铭军统领刘盛休在大东港岸边的船局内焦急地向鸭绿江内观望，清晨就已经上驶鸭绿江内的130艘木质驳船还没有返回，大东港的运兵船上还有过半的官兵和物资没有转运，登陆的时间已经拖得太久了。透过现代掌握的水文资料能够大致了解到当时转驳行动之所以如此迟缓的原因，鸭绿江口大东沟是我国著名的强潮河口，平均潮差4.59米，最大潮差甚至可以达到7米以上，仅次于钱塘江口，可以想象，满载着士兵和军械物资的木制驳船迎着钱江潮航行会是如何一番景象，更何况这段艰难的航程来回长达20余里，仅能依赖一些小小的木船（根据组织船舶的分巡奉天东边兵备道宜麟称，当时用于将陆军人员物资转驳进鸭绿江内的船只“大者不过三百余石，此乃奉天、金州载货槽子船；小者不过百十石，乃是山东自买小船”），在纤夫的号子声中将铭军的4000余名官兵，以及众多的物资从运兵船上过驳运输到鸭绿江内，其费时费事的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望着这些令人沮丧的情景，刘盛休当日中午收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关于加快登陆速度的电报指示后，随即向李鸿章的心腹幕僚、负责中国参战军队后勤调度的总理后路转运事宜盛宣怀发去回电，悲观地认为登陆行动可能需要10天时间才能完成，“恐十日内方下清，心甚焦灼”。为了防备日本军队入港袭击，铭军的一些火炮也费事地转运到了岸上，炮队的士兵开始在大东港入口处的岸边垒筑临时的火炮工事，以配合蚊子船一起防守。透过这些显得有点临时抱佛脚的防御措施，不难看到此刻这些陆军官兵以及运兵船的安危，更大程度上还是寄希望于远处正在与日本联合舰队血战的北洋舰队，如果北洋舰队不能将日本军舰死死拖在海战场上，即使有2艘蚊子船和一些小口径岸炮的防御，后果仍然将不堪设想。（大东沟驳运船的细节、大东沟转运的细节）

“平远”等2舰4艇由于出发时的位置距离舰队主力碇泊场较远，而且接到归队信号时舰队主力已经起锚出击，因而当中午12时50分“定远”舰率先打响黄海海战时，她们还在远处的海面上奋力疾驶，并未能加入第一时段的交锋。一直到了13时12分时，就在海战场上处于鏖战之际，由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的了望兵首先发现了远处正在向战场方向驶来的“平远”等军舰，“一时十分，敌舰‘超勇’起火。一时十二分，于右舷舰首又发现敌舰二艘及鱼雷艇”。（“‘松岛’的战斗报告，《日清战史》）

“平远”、“广丙”是大东沟海战时北洋舰队阵容中舰龄最小的2艘军舰，均为19世纪90年代左右的产物，且都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国货产品，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工业的水准。


北洋海军时代采用维多利亚涂装的“平远”舰

作为“平远”、“广丙”小队队长舰的“平远”，设计上以法国舰船设计师白劳易的代表作“黄泉”级装甲蚊子船为母型，对防护等方面加以了一定的改进，是清季福建船政局建造过的规模最大的军舰。虽然名为近海防御铁甲舰，实际上就是经过尺寸放大和加强防护的蚊子船，军舰的满载排水量2640吨，长度仅有59.99米，小于“超勇”级撞击巡洋舰，而宽度却达到了12.19米，在舰队中仅次于“定远”级铁甲舰，外观上容易给人留下五短三粗的印象，很有些其貌不扬。围绕全舰，水线带敷设了法国科尔苏公司生产的钢质装甲（舰首部位的水线带装甲厚5英寸，宽7英尺；军舰中腰部位的装甲厚8英寸，宽5英尺，舰尾部位厚6英寸，宽4英尺2英寸），装甲带的敷设设计上也完全参考了法国的设计方法，装甲带外观上具有典型的法式外倾特征，除此外，军舰上还纵向布置了厚度为2英寸的装甲甲板，以完善防御。格外加强的防护使得“平远”舰拥有了铁甲舰的称号，但同时也使得军舰的吃水加深，因为军舰的长宽比过于特殊，而且吨载较大，尽管“平远”舰的主机功率有2400马力，但是航速最快也只能够达到10.5节，考虑到机器磨损和使用中曾出现的轮机质量问题等因素，甲午战争时的实际航速可能只有8节左右。

今人对于大东沟海战时“平远”舰为什么没有被编入北洋舰队的一线主力仍有颇多疑惑，从上述有关该舰的技术参数加以分析，可以略窥其中的缘由。这级军舰虽然曾着意围绕出海作战进行过一定的改良设计（典型的事例就是“平远”舰的舰首水下安装了冲角），但是小船架大炮的舰型仍然无法摆脱蚊子船的特征，从转向半径、转向能力、航速等因素考虑，都不太容易寻找到与之相近的军舰进行编组结队，显然不适合对军舰机动性要求较高的冲击乱战战术。由此不妨推测，丁汝昌将这艘军舰配属在大东港口，更大程度上可能是鉴于这级军舰最大的长处是近海防御，必要时可以充当“镇中”、“镇边”2艘蚊子船的队长，带领蚊子船一起在大东沟近海进行防御。

“平远”舰在完工时，因为经费方面出现问题，福建船政局并没有给该舰配上武器装备，“平远”的武备安装工作实际是被调拨给北洋海军后才最后完成的。由于当时洋行内刚好有现货，“平远”的主炮选用了1门260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后膛炮，安装在舰首的前部敞开式炮塔内，这型火炮的口径和威力在北洋海军中仅次于“定远”级军舰装备的305毫米口径巨炮。“平远”舰的副炮选择了北洋海军大量装备的150毫米克虏伯后膛炮，分置于军舰两舷的耳台内，机关炮方面装备了4门4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五管机关炮以及2门10管格林炮，此外还安装了4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军舰首尾及两舷各1具）。对于一艘蚊子船型的军舰而言，大口径的主炮是她们最有价值的武器，然而当时北洋海军的装备序列中，260毫米口径的火炮仅有“平远”装备的这1门，过于特殊的口径给弹药和零配件的供应带来的极大的问题，260毫米口径的炮弹当时中国国内无法自造，只能依赖进口，（“平远”舰武备完成后，1891年天津机器局总办张士珩曾向北洋海军调用过钢弹、硬铁弹各一颗，准备照样仿造，但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天津机器局仍无法制造这种炮弹。大东沟海战前，天津机器局的仓库内与“平远”舰260毫米口径主炮相关的库存只有30余包发射药包。）而户部禁止海军进口国外军械的命令实际上关闭了补充这种弹药的大门，大东沟海战时除了“平远”舰上携带的外（“平远”在大东沟海战中共消耗了10颗260毫米炮弹，战后在旅顺基地点检时还剩35颗实心弹），无论是基地还是机器局都再没有任何的库存。


广丙”舰侧视图

伴随着“平远”舰行动的僚舰“广丙”，是与丰岛海战中殉国的“广乙”舰属于相同舰型的同级姊妹舰，设计上也大量参考了法式军舰，排水量1000吨，军舰长度为71.63米，宽8.23米，吃水3.96米，整体上要比身旁的“平远”舰显得修长秀气得多。主机功率和“平远”一样，同为2400马力，但是航速则要高得多，为16.5节，与航速仅为8节左右的“平远”编在一队，显得很不般配。三桅单烟囱的“广乙”级军舰最与众不同之处是她的武备设计，与同时代中国海防上的其他巡洋舰相比，这级军舰的火炮武备显得较弱，中大口径的火炮仅仅只有3门120毫米口径后膛炮（2门分别安装于军舰两舷的耳台内，1门安装在舰尾），甲午战争前虽然全部换装成了江南制造局生产的同口径速射炮，火力随射速的提高而得以提升，但由于火炮数量过少，威力终究还是有限。与弱势的火炮武备恰好相反，“广乙”级军舰上鱼雷兵器的布置方法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军舰的舰首与众不同地左右并列安装了2具固定式鱼雷发射管，这是在当时的大型军舰上极为罕见的事例，鱼雷管很大部分埋入舰体内，只留出很短的一段发射口暴露在外，与大型鱼雷艇的布置方式完全一样，同时军舰的中部两舷也各配有1具鱼雷发射管。舰首同时拥有2具鱼雷发射管的特殊布置，显示这级巡洋舰在舰首对敌进攻时更具威势的武备是鱼雷，因而这级军舰又被称为鱼雷快船、鱼雷巡洋舰，和在此后出现的早期驱逐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设计在当时可谓与世界潮流同步。丁汝昌将“广丙”舰配属在大东沟内的原因，从武备上的特点加以揣测后不难理解，这级以鱼雷为主要武器且拥有高航速的军舰，必要时可以用于担任鱼雷艇队的领队舰，率领4艘鱼雷艇高速奔赴战场，奇袭敌舰。

被分别设定为蚊子船与鱼雷艇领队舰而留在大东沟内的“平远”、“广丙”最终却并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被使用，“平远”舰奔上战场，大概是不甘心如此一艘重量级的军舰白白放在港口作为浮炮台被动待敌，而“广丙”没有按照鱼雷艇领队舰来使用，更大的原因应该是这艘来自两广的军舰以往没有与北洋舰队的鱼雷艇队配合演练过，相互之间还没有较好的默契。而且即使是嫡系的北洋舰队军舰，从历次阅兵的情况来看，鱼雷艇也都是单独编练使用的，从没有和大型军舰配合的事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型的鱼雷军舰当时还是新生事物，鱼雷艇队的战术思想尚停留在小队鱼雷艇偷袭出击的程度上。此外，当时的鱼雷艇队由于不归北洋海军直接管辖指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对鱼雷艇队的情况不熟悉，无法加以编练使用，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老酒]

截击“松岛”

距离“松岛”舰的了望兵发现“平远”等军舰约一个小时后，14时22分左右，在“定远”舰的炮击下舵机受损，显得狼狈不堪的日本军舰“西京丸”上，了望兵清楚地看到战场烟雾中出现了几艘新到的中国军舰，“平远”等军舰此时已经逼近了战场。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从此后的战场情况看，并不是北洋舰队一线主力，舰型和武备以及航速都存在很大区别，而且从没有在一起编组配合使用过的“平远”、“广丙”2艘军舰，竟然有如无所畏惧的初生牛犊一样，到达战场后立刻向日本联合舰队的本队发起了挑战，2艘步调配合并不是很好的军舰，作战的勇气、决心却异常的坚定、一致。

14时30分，“平远”、“广丙”2舰从北洋舰队右翼的方向进入了战场，横截在日本本队的航向上，挡住了本队军舰绕向北洋舰队阵形背后的去路，进而2舰又急转方向，转到位于本队领队位置的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的舷侧展开攻击，“松岛”舰桅杆上高高飘扬的海军中将旗，使得中国军舰很容易就识别出她是日本军舰的酋首。斜刺里突然冲出来的2艘中国军舰，着实让伊东佑亨吃惊不小，“松岛”以及后续的“千代田”等舰立刻与“平远”、“广丙”开始交火。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籍、毕业于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五届的“广丙”舰管带程璧光在司令塔内指挥着“广丙”舰率先冲向高大的日本舰队旗舰“松岛”，这是这位后来以率领舰队南下护法而名垂民国海军史的将领在其海军生涯中的第一战，“广丙”舰凭借着高航速从“松岛”舰的左舷方向呈直角进入，领先于“平远”接近了“松岛”，安装在军舰两舷耳台内的120毫米口径江南速射炮尽量转向舰首方向，对准“松岛”急速射击，舰首甲板下的鱼雷室内，2条14英寸口径的黑头鱼雷已经分别装入舰首左右的鱼雷馆中，发射手紧紧攥住控制压缩空气的阀门，就等待到达有效射程后鱼雷飞溅入水的那一刻，“……有的舰将鱼形水雷一字行置于我舰首，准备向我两舷发射水雷”（《黄海海战‘松岛’舰内的状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松岛”以及紧随其后的“千代田”等日本军舰舷的火力过于凶猛，大大小小的炮弹在“广丙”周围编织起了一张可怕的火网，担心“广丙”如果继续逼近到鱼雷发射的有效距离，势必将可能遭到严重的损失，同时也考虑到发起鱼雷攻击的突然性已经消失，程璧光最终决定放弃继续逼近，指挥军舰掉转航向另寻战机。

与“广丙”舰相较，拥有水线带装甲的“平远”显得生存力更强，继“广丙”之后，航速迟缓的“平远”犹如一位重装的武士，冒着日方的弹雨继续突进，面对数倍于己的日本军舰而毫无惧色，脚步缓慢却显得格外执着无畏。从3000米的距离与日本本队开始激烈交火开始，“平远”一直战至距离1500米左右，虽然左舷已经被日方的下濑火药炮弹击穿并燃起大火，依旧奋然不顾。籍贯广东三水，毕业于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一届，与此刻正在北洋舰队左翼作战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有同乡、同窗之谊的管带李和，指挥着自己的战舰冲向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平远”舰，这艘由于福建船政局当初曾在争取设计建造经费问题上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发生龃牾，在编入北洋舰队后长久没有受到重视的军舰，此刻似乎想要为自己以及蚊子船辈们的价值作一番说明了。

大东沟海战战场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就在“平远”舰无畏的进击中上演了，令今人无从想象的是，“平远”、“松岛”这两艘你死我活中苦苦搏杀中的战舰，竟然是具有同一血缘的同门兄弟，而这也恰好是这场海战的一大特色。大东沟海战中，中日双方的很多参战军舰都是19世纪中后期的概念性产物，代表了英、法、德多国在舰船设计上的理念，这些军舰同场厮杀，使得海战带上了一层技术检验竞赛的色彩。和具有法兰西血统的中国军舰“平远”一样，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的母型也是法国设计师白劳易创作的“黄泉”级蚊子船，而且更进一步的是，“松岛”级军舰就是白劳易本人依据旧作“黄泉”改良放大的设计，略微对比一下这两艘军舰的外形，就不难看到除了尺寸上的差异外，“平远”与“松岛”在大轮廓上具有很多的相似性。白劳易一手打造的日本版放大型蚊子船，与中国人仿制的白劳易版蚊子船被命运推到了血与火的角斗场上。

14时34分，“平远”舰上的官兵都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军舰的舰体发生了一阵震动，舰首260毫米主炮炮塔内的官兵们经过反复测距修正射击诸元，又向“松岛”射出了一枚炮弹，巨弹直接命中了“松岛”舰没有任何防护的舷侧，今天再来复述这颗炮弹在“松岛”舰内穿行的过程，以及所造成的破坏，很仍容易让人产生如有神助的感叹。由于“松岛”舰排水量只有4000余吨，却装备了包括320毫米口径巨炮以及大量120毫米口径速射炮在内的武备，使得军舰无法承载更多的防护装甲，因而“松岛”舰不具备中国表兄弟“平远”拥有的水线带装甲，仅仅只是沿水线纵向敷设了厚度2英寸的装甲甲板，使得这艘军舰的舷侧防护如同赤身裸体。“平远”射出的260毫米口径巨弹轻而易举地穿透了“松岛”的船壳板，从 “松岛”舰位于左舷中部一间战时改作医疗室的士官舱斜穿而入，横扫了这间舱室后，又撕开了隔壁的厚度为1英寸的钢板，继续冲进了中部鱼雷发射室，从左舷的鱼雷发射管下通过，一直飞行撞击到“松岛”舰320毫米主炮炮架的下方，击碎了驱动巨炮旋转的液压罐后才停止了下来，过程中日本鱼雷兵竹内道治重伤，一等水兵河野三代吉、二等水兵北村常吉、四等水兵德永虎一等被击毙，“血肉四方散布，惨毒已极”（“‘松岛’分队士海军少尉井手笃行报告”《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失去了液压助力后，重达将近70吨的320毫米主炮陷入瘫痪，任凭水兵们如何卖力，用来旋转大炮的曲轴就是纹丝不动，被日本海军寄希望用来对抗“定远”的法宝霎时成了无用的弃物，“……‘平远’舰在用26厘米巨炮向我舰射击，击中‘松岛’舰，并从左舷中部下甲板的医疗室斜穿，并击穿隔壁的一寸钢铁，再从水雷发射管下通过，撞击到机关用的油罐……该敌弹在穿过中央水雷室时，使舰内各室发生猛烈震动，硝烟弥漫，人近咫尺难以辨认，令人窒息。发射管员4名因窒息而死，血肉喷溅在衣服上，凄惨可见。” （《黄海海战‘松岛’舰内的状况》）直至今天仍令中国人不免为之扼腕痛惜的是，从日方记录的破坏情况来看，“平远”舰射出的这颗炮弹尽管整个命中和穿行的过程相当精彩，但很可能也是一颗永远无法爆炸的实心弹，否则如果击中“松岛”主炮下方的是一颗开花弹，随爆炸将会带来怎样的破坏效果（主炮下方即是弹药库），实在难以估量。

有如盛行中世纪的决斗一般，几乎在“平远”击中“松岛”的同一时刻，“平远”舰的260毫米主炮炮塔接连被“松岛”舷侧的120毫米口径速射炮命中，在单纯的炮火对抗中，每舷拥有6门120毫米口径速射炮的“松岛”更占上风。炮击中，“平远”舰厚度为2英寸的主炮炮罩被击穿，装有下濑火药的炮弹在炮罩内炸开，破片使得260毫米口径火炮的旋转机构遭到破坏，炮手接连倒下，火炮的旋转装置被损，“平远”舰的主炮也陷入了瘫痪，2艘同出白劳易门下的军舰，同一时刻主炮极富戏剧性地都在敌方打击下无法转动射击，这似乎也说明了当时法式军舰设计上的某些缺陷。

“松岛”舰除了1门320毫米口径主炮外，还有多达12门的120毫米口径速射炮，主炮无法使用，并没有影响“松岛”的继续作战。然而“平远”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她的主要武器就是舰首的260毫米口径克虏伯重炮，为了修理受损的主炮，“平远”舰拖着浓烟开始退却，和之前已经驶离日本本队的“广丙”一起开始避开日本本队的凶猛炮火，拉开间距。就在这段退却的过程中，冒着日方军舰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暴露在露天甲板上作战的中国水兵们仍然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斗素质。260毫米主炮沉默下来后不久，装备在“平远”舰飞桥附近的几门47毫米哈乞开斯单管机关炮开始怒吼，接连命中了“松岛”，意想不到的是这种小口径火炮居然也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哈乞开斯机关炮集中攻击了刚刚260毫米炮弹击穿过的“松岛”舰中央鱼雷室以及“松岛”的舷侧炮位，“松岛”舰用于悬挂信号旗的桅杆也得到了“照顾”，密如雨点的机关炮弹在“松岛”舰上炸响，数名日本士兵当场毙命，左舷鱼雷管的发射电路也被击断。亲临其境的“松岛”舰鱼雷长木村浩吉海军大尉战后在回忆录《黄海海战‘松岛’舰内的状况》中记录了当时可怕的情形：“弹片四起，室内周围壁上喷溅着骨肉碎末，甲板上流淌着血肉相混之水，难以步行，散布遍地皆是，在上面行走犹如洗刷地板一样。当时，在中央发射指挥官井手少尉的附近被敌弹炮击，使得发射电路断绝，同时，又有二三名士兵战死。只见少尉胸部以下一片血迹模糊，后背粘着厚厚的肉浆，少尉抖落下落在身上的人肉，正当准备下达发射命令时，又一敌弹炸死二名发射士兵……”。

一度犹如下山猛虎般的“平远”、“广丙”在对日本本队发起了挑战之后，借着硝烟弥漫，驶出了人们的视线。然而，这才仅仅是右翼战场激战的开始，在左翼军舰对日本联合舰队末尾军舰发起围攻追击后，北洋舰队在右翼方向上又掀起了一段战斗高潮。

[老酒]

火爆唐人”

因为难以抵御日本本队军舰舷侧的凶猛炮火，“平远”、“广丙”2舰选择了暂时退避，然而很快便遇到了日本军舰“西京丸”。由商船改造而成的“西京丸”舰，为了离开战场以便抢修伤处，正在向大鹿岛附近驶避。结果被眼前出现的中国军舰再一次判断成了日本的武装运兵船，不仅如此，北洋海军右翼受创的“扬威”舰当时也刚好在往大鹿岛方向航行自救，“西京丸”的举动在局外人看来还具有着意图攻击“扬威”的嫌疑。“平远”、“广丙”不顾在与日本本队对战中所受的创伤，朝向“西京丸”开始接连发炮，对这艘“装兵倭船”展开了攻击，激战中一度逼近至距离仅500米处。

刚从北洋海军旗舰“定远”的接连痛击中逃脱出来的“西京丸”，舰上一片惨状，舵机系统遭到破坏，右舷后部水线被打出了一道可怕的裂缝，仅仅着依靠木板和水泥临时堵漏。眼前突然又出现了2艘中国军舰，由商船海员临时招募训练而成的“西京丸”舰的水兵多少显得有些慌乱畏惧，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恼火地站在飞桥上叱令督战。海战场上，坪井航三率领的第一游击队已经转向往北洋舰队的左翼方向杀去，伊东佑亨直接统率的本队则绕向了北洋舰队的背后，“西京丸”舰刚好被本队和一游同时扔在身后，海军军令部长的座舰在遭到围攻面临险境之际，居然没有任何一艘军舰顾得上前来援助，桦山资纪此时大概有些后悔战前执拗地要求跟随舰队前来观战了，在他最初的想象中，原本这应该是又一次以强凌弱的丰岛海战才对，丝毫没有预料到居然会陷入这样凶险的恶战。

“西京丸”依靠舰上临时加装的4门120毫米口径速射炮苦苦抵抗，为了防止中国军舰发起冲角撞击，减少被弹的面积，舰长鹿野勇之进海军少佐下令军舰左转，将舰首调整对向“平远”、“广丙”，让薄弱的舷侧躲离中国军舰的炮火。在“西京丸”调整航向的一刻，“西京丸”的飞桥上传出一声大喊：“鱼雷艇！”一名目光敏锐的军官发现在波涛之中，有艘飘扬着龙旗的鱼雷艇正高速驶来。

跟随“平远”、“广丙”从大东沟出发赶赴战场的北洋海军鱼雷艇队，一共包括有“福龙”、“左一”、“右二”、“右三”等4艘鱼雷艇，其中尤以分别建造于德国挨吕宾什好船厂和英国亚罗公司的“福龙”、“左一”战斗力最强，是当时远东屈指可数的大型鱼雷艇，这类鱼雷艇体形较大，载煤多，武备强，适航性好，可以直接自航到远海作战，属于后世驱逐舰的始祖。接近战场的过程中，这支鱼雷艇队刚好遇见了在大火中下沉的友舰“超勇”，头等鱼雷艇“左一”以及德国伏尔铿船厂建造的二等鱼雷艇“右二”、“右三”便都暂时停止向战场继续航行，停顿下了脚步，围拢在“超勇”舰周围，或抛长绳，或扔救生圈，救援遇难的战友，仅有“福龙”号鱼雷艇一艘单枪匹马显得有些不管不顾地进入了战场。这种单独行事的举动，以那个时代的海军技术来看无疑是极为大胆的，当时的鱼雷在技术上尚未成熟，有效射程仅仅只有几百米，鱼雷艇作战时必须要迎着大型军舰上劈头盖脸而来的炮弹，冒死冲击到极近的距离后才能发射，倘若一射不中，近距离上面对大型军舰黑洞洞的炮口，鱼雷艇几乎就只有束手待毙的命运了，因此鱼雷艇出击强调编队协同，以便于互相配合，提高攻击的成功率和自身的生存率。


“福龙”号鱼雷艇，排水量区区120吨，艇长42.75米，宽度仅有5米，吃水3米，但是航速可以达到惊人的24节左右。有过乘座高速冲锋艇体验的人都不难感受，这种小船如果真要以如此的高速航行，船上的人想要站稳都是没有可能的，更不用说还得再操作复杂的鱼雷兵器瞄准进攻了。需要加以说明的是，19世纪末期出现的鱼雷艇和现代的鱼雷艇在外观上还存在有很大的区别，当时的鱼雷艇艇体非常狭长低矮，不明就里的现代人往往可能会从她们的外貌联想到潜艇。“福龙”艇上一共装备有3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其中2具固定安装的艇首左右，发射管很大部分深埋在艇体内，艇首甲板下黑暗狭窄的空间里有2名水兵负责发射，由于看不见外界的情况，选择发射的时机并不由他们掌握，他们需要等待来自司令塔的命令。在龟甲状艇首的末端，是一座类似碉堡般的司令塔，此刻身处在“福龙”艇司令塔内的一共有2人，一名是操舵的水兵，另外一人就是管带蔡廷干，因为艇首的鱼雷管是固定式的，必须依靠整船瞄准，因而有指挥航向之责的艇长实际还担负着艇首鱼雷瞄准员的工作。“福龙”艇的另外一具鱼雷发射管露天安装在艇尾中轴线上，可以旋转角度，由于鱼雷艇的宽度只有5米，这具长达4米多的发射管如果转向舷侧发射时，发射手甚至需要把自己绑缚在鱼雷管上，如同杂耍演员一般悬空身处在鱼雷艇之外，其所要付出的勇气可想而知，瞄准和发射的难度也不难想见。如果联系到战时鱼雷艇还需要冒着敌方的炮火高速前进，忽隐忽现于波涛之间，身处露天的艇尾发射员在连站稳都成问题的恶劣环境下进行作战，将是何等艰巨与惊心动魄的任务。

“福龙”艇进入战场以后立刻注意到了日本军舰“西京丸”，与这一天战斗中大都数见到过“西京丸”的中国军舰舰长一样，“福龙”的管带蔡廷干也把干舷高大拥有商船外观的“西京丸”判断成了一艘日本运兵船。舰名寓意为福建之龙的“福龙”艇高速冲向“西京丸”，在波谷浪峰中穿行，真的恍若是一条入海蛟龙。管带蔡廷干此时正指挥着他的军舰向“西京丸”挑战，“西京丸”为躲避“平远”、“广丙”炮火而做的向左转向，刚好将舷侧暴露在了“福龙”艇面前，蔡廷干立刻捕捉到了这一战机。现代一些关于甲午战争的著述中，“福龙”艇的管带往往被描述成一个白脸的反面角色，有关这个人物的客观历史却很少有人提及。蔡廷干，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市），与不远处的“左一”鱼雷艇的管带王登云一样，都拥有一个特殊的出身背景：留美幼童。

留美幼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名词，代表着一支特殊的群体。远早于福建船政向英国派出海军留学生的举动，1872年，经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生荣闳的奔走呼号，在洋务巨匠曾国藩、李鸿章的大力推动下，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一个破天荒的计划。清政府决定向美国派出大批聪颖子弟，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完全接受西方教育，学习近代科学的各个学科，以期望这批人才学成归国后成为洋务建设的栋梁之材，这些由家长含泪签下生死文书，历经艰辛飘扬过海求学的孩子，被称为留美幼童。世事弄人的是，就在留美幼童们经历了小学、中学的学习，已经进入美国的各知名大学，即将完成他们的学业之际，留学计划遭到了国内顽固派猛烈抨击，同时美国出现的排华浪潮也为留学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清政府在此局势下决定停止留学计划，全部幼童中止学业返回国内。这些完全在西方世界长大，没有任何传统科举功名的年青人，被当时中国的传统社会所歧视排斥，几乎到了无立足之地的境况，当年送幼童们出国的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伸出了援手，将幼童尽数收入洋务建设部门，由于幼童们有良好的英语基础，有些还曾为进入安纳波丽斯海校留学做过预备，因而其中很大一批被选入了南北洋海军。此刻，正在大东沟海战场上和日本海军浴血搏杀的中国军舰中，“定远”舰督船幕僚吴应科、“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致远”舰大副陈金揆、“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左一”管带王登云以及“福龙”管带蔡廷干都拥有这样的出身背景。

蔡廷干是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他的出国原因显得和大部分同学们有所不同，蔡廷干的父亲当时在天津机器局工作，可能正是因为工作的独特性质使得这位父亲感悟到了洋务知识将来在中国必将大有用武之地，而甘愿将爱子送上了前途艰辛、生死未卜的留学之路。在美国留学期间，美国学生喜欢给他们的东方同学起一些绰号，蔡廷干因为性如烈火、行事勇猛，于是从美国同学那里获得了一个“雅号”：“火爆唐人”。仿佛是天意安排，留美计划中止、留学生大批撤回后，蔡廷干被选入海军，最初与同学詹天佑等一起在福建船政水师服务，后调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鱼雷艇专业，这位“火爆唐人”由此与有敢死队之称的鱼雷艇职业联系到了一起。

“福龙”艇艇首高昂，破浪而行。“火爆唐人”蔡廷干屹立在司令塔内，坚定的目光透过司令塔上细小的观察窗直盯向“西京丸”。海浪一阵阵扑上“福龙”艇的甲板，海水从司令塔的观察口不断涌入，随着距离的接近，“西京丸”发射的机关炮弹在“福龙”艇周围的海面上形成密密麻麻的水柱……

蔡廷干战后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一时刻的情景：“成单纵队之五艘日本军舰，正与‘定远’、‘镇远’鏖战方酣。彼等与我相隔五六哩，另外遥见西方仍有煤烟。此后，我等便以位于我等与友舰之间之敌舰为目标前进。到达相距三千米时，‘平远’开炮，不久见命中一大型敌舰。‘广丙’也开始射击……一艘敌武装运输船（“西京丸”）在前面出现，穿过我舰首直指搁浅大鹿岛西方、正在燃烧之我舰（“扬威”）。‘广丙’立即向该舰发炮，运输船亦应战。‘福龙’见此，一直向敌船疾驶……”。

根据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海军技术的专著《外国师船图表》介绍，当时德国刷次考甫工厂称其制造的黑头鱼雷有效射程为400米，德国海军部也将400米定为发射鱼雷的标准射距。显然是受到了这一标准的影响，15时05分，“福龙”艇接近至距离“西京丸”400米时，管带蔡廷干一声令下，艇首甲板下的水兵按动蒸汽阀门，在压缩空气的推动下，艇首发射管中的一尾黑头鱼雷高速跃入海中，朝向“西京丸”直奔而去。

黑头鱼雷

现代关于甲午战争的著作，在提及“福龙”艇对“西京丸”展开的鱼雷攻击时，大都只注意叙述攻击失败的结果，而并无法令人信服地分析失败的原因。为了更好地了解大东沟海战中这次如同昙花一现般的鱼雷艇出击行动，有必要对当时北洋海军所装备的鱼雷有所了解。下文所引技术资料主要根据1890年印行的北洋海军鱼雷专业教材所列的内容，以尽量排除现代鱼雷知识对近代海军研究的影响和误导。

“福龙”艇所使用的鱼雷是当时北洋海军中通行的黑头鱼雷，由德国刷次考甫工厂制造，性能上略优于白头鱼雷。这种鱼雷从头至尾共由九个分段榫接铆合组成，其中尤以雷头、深浅机最为关键。雷头即鱼雷的战斗部，分为操雷头和战雷头，操雷头中没有装药，而用铁饼配重，主要用于平时训练，因为鱼雷价值高昂，不可能在训练演习中大量实际消耗，因而训练时装上击中目标不会爆炸的操雷头，以利于反复回收使用。作战时则换用装药的战雷头，当时黑头鱼雷配用的战雷头外形与操雷头类似，都呈圆锥形，特殊的是在战雷头的尖端有4把如同小刀一般的碰撞引信，称作四翅钢枪，四翅中的任何一翅碰到目标都能使得整个引信向后缩回以激发雷管，引爆战雷头。为防止鱼雷引信过于敏感遇到任何碰撞都产生爆炸，在引信的末段和雷管之间又设有一层红铜片，引信受阻退回的力需要先捅破红铜保险片后才能引爆雷管。黑头鱼雷战斗部之内的装药分为3个部分，层层相套，最内是装有银爆药的雷管，其外是装填少量干棉火药的引药管，再外的空间全部是湿棉火药，计有20－25公斤之多。鱼雷引爆的整个流程是：四翅钢枪引信碰撞目标、引信缩回捅破保险红铜片、雷管被触发后银爆药发生化学反应点燃、装有干棉火药的引药管被引爆药点燃、战斗部内的湿棉火药被引药管点燃，引发大爆炸，“湿棉药燃炸不速，必须用干棉药以引之，使其一齐燃发，而生大爆力，更须银爆药之性以助之，则燃速而力大。盖棉药之性一见银爆药之性，力大无穷，而药气挤紧忽然进行暴烈，其力聚而不散，故能产生极大之爆力。”由于装药量大，加上银爆药和硫化棉火药相遇时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因而鱼雷一旦击中军舰的水下等要害部位，对军舰而言不啻于是场灭顶之灾，从这一点而言，鱼雷的威力远大于炮弹。“顾鱼雷一物，能于惊涛骇浪之中，驰击劲敌，足以寒舟师之胆。果使施用精良，心神镇定，洞悉要窍，铁舰巨舟立致轰毁，其奏效甚捷，厥功最伟，洵称水师之利器”。

然而，鱼雷能否发挥其应有的威力，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操作鱼雷兵器的人。因为当时的鱼雷有效射程短，发起攻击时必须与目标接近，随之而来的是鱼雷艇将会遭遇敌方炮火近距离上的高命中率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够坚定地执行预定攻击计划，对鱼雷艇上官兵的勇气有极高的要求，因而北洋海军选募鱼雷艇官兵的要求是必须是“敢死之士”。除了必须具有勇气，临阵时“胆壮心定”，不慌张失措外，相对于火炮，鱼雷兵器的结构原理更为复杂，对操作者的技术熟练度有更高要求，而且鱼雷艇上空间狭小，不可能搭载过多的人员，每名乘员都必须是自己所在岗位的技术专家。为此，北洋海军鱼雷官兵的培训不同于一般水兵，设专门的鱼雷营对水兵训练，在威海开设水师学堂对士官加以训练，更在天津水师学堂内开设鱼雷艇专业，培训专门的鱼雷艇军官。只有在具备了胆大和技术熟练两方面的要素后，鱼雷艇官兵才有可能发挥鱼雷的威力，由此也可见鱼雷艇官兵造就的难度。“初用此雷，理法未精，措置未当，且临战之时，枪炮交轰，或黑夜遇敌，殊多棘手，苟非技娴，胆壮心定，其气已先馁，岌岌乎且恐为敌所乘，又奚暇顾其中敌哉。故于战时用雷，实非易易。”

有了胆大技熟的鱼雷官兵，并不表示鱼雷就一定能命中目标。19世纪的鱼雷兵器在技术上还有太多的不成熟、不完善，制约着战时的命中率。其中，刷次考甫工厂称黑头鱼雷的有效射程可以达到400米距离，但是实际使用的结果显示只有在150米的距离发射鱼雷，才会有较为可靠的命中率，“鱼雷必近至百五十迈方有定准，谓四百迈可用者，厂师自信如此，未足恃也”。然而，距离2300米左右时，鱼雷艇就已经进入了敌方机关炮的射程，在密集的弹雨中持续航行到400米已有被击毁的危险，如果近至150米就简直如同是自杀攻击了，可能还未到达发射距离就已艇毁人亡，“相距二千三百迈时，敌船得以连珠炮叠击，及四百迈始可放雷，已受炮历七八分时，当被击毁。”从这里，可以想象到“福龙”艇在敌舰的炮火中冲锋至400米所付出的勇气，以及400米上发射鱼雷的命中率。当时英国海军曾在静水用火炮和鱼雷分别射击固定靶以做对比测试，450米距离上，火炮打靶命中率40％，225米距离，命中率100％。而鱼雷在450米距离上，命中率只有25％，如果在实战中打活动目标，命中难度将更大。对比的结论是，火炮射击时根据敌船航向航速推测提前量，即使存在2海里的误差，但是由于炮弹的飞行速度非常快，也能“相去无几”。但是鱼雷在水中前行的速度要比炮弹慢得多，“测望稍差即不能中”。《外国师船图表》中除了有效射程过短的弊端外，还列举了使用鱼雷上的4难，认为鱼雷艇自身的颠簸、风浪的腾涌、潮流的顺逆以及敌船行驶时造成的涌浪都会造成鱼雷航向的偏差。

上述种种因素都将对鱼雷的命中率造成极大的影响，然而百年来探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鱼雷兵器的使用问题时，过多偏重了人的因素，而忽视了除人以外，兵器自身客观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