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菲菲：《中国历史究竟由谁写就》ZT

[鲁莽电工]

有人以为历史是由赢家写的。有人以为不然。其实，争论之前，应当首先确定“写”的意思。如果定义“写”为“书写”，那么，所谓“历史”，指的就是“历史文献”。如果定义“写”为“创造”，那么，所谓“历史”，指的就是“历史文献”所书写的对象。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历史”是个现代词汇，原本仅作“史”。“历”，是“系列”的意思。故所谓“历史”，本是“历代之史”的意思。如今“历”字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可言，基本上成了白话词汇非用两字不可的累赘。（“累”就是“赘”，“赘”就是“累”。“累赘”本身也是个累赘。）“史”的本意是官称，可以用来指几个不同的职位，其中一个职位的职责在于记录执政者的言与行。本有“左史”、“右史”之分，一负责记言，一负责记事。不过，这种分别分似乎早在先秦之时就已名实俱亡。究竟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还是“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也久已莫辨是非。合二而一的史官，通称之为“史”或“太史”。至魏晋以降，大多改称著作郎，起居舍人或起居郎等。

如今所谓“史”或“历史”，从“史”这一官称引申而来。“史”既然因官称而得名，可见所谓“历史文献”，本是统治当局的官方文献。中国最古的历史文献是《尚书》，记载的大都是商、周天子的言行。诸侯国也各有自己的国史，比如，晋史称《乘》，楚史称《梼杌》，鲁史称《春秋》。

所谓“官方”，视之为赢家，恐无不可，因为否则就是“匪”，就是“盗”，何“官”之有？就这种意义而言，“历史文献”，确实由赢家写就。不过，中国上古史官素有独立于当局的传统。史官既非天子、诸侯，或者当权者的喉舌，也并非由天子、诸侯或者当权者得以任意任免者，而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成体系。例如，春秋时齐国权臣崔抒杀齐庄公，齐太史书：“崔抒弑庄公”。崔抒杀之。其弟继为太史，复书：“崔抒弑庄公”。崔抒又杀之。其少弟继为太史，仍书：“崔抒弑庄公”。崔抒不得已而听之任之。由此可见，赢家的“历史文献”，并不一定代表赢家的利益或立场。

自秦汉以降，史官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复存在。不过，父子相继为史官或相继致力于修史的例子，仍然屡见不鲜。最著称的有西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东汉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女），以及隋唐之际的李德林、李百药父子，姚察、姚思廉父子、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等等。

历代史籍，向有“正史”与“野史”之分。所谓“野史”，指私人的历史记录，大致相当于今日的回忆录。历史上最有名的野史，当数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仿《世说新语》体例的传世之作，有北宋末王谠所撰《唐语林》。自宋至于明清，“野史”汗牛充监，不胜枚举。世上从来不乏“歌德派”，现在不乏，过去也不乏。因而“野史”虽非官方记录，却不一定就不代表赢家的观点与立场。一般来说，“野史”的价值，仅在于补充“正史”的个别遗漏或纠正“正史”的个别的纰漏；就观点或立场而言，大都与“正史”大同小异，无足挂齿。

所谓“正史”，并无明确定义。大致言之，指官方认可的历代史记。降至清代，所谓“正史”，大抵指“二十四史”或“廿四史”。《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继之以《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如今也有人合《清史稿》而称“二十五史”者。《清史稿》既称之为“稿”，可见当时并未曾视为完成之作，况且《清史稿》无论文字与取材，均不高明之至，附于“二十四史”之后，名副其实狗尾续貂，未见其是。

早于《史记》的《尚书》与《左传》，为何不予“正史”之列？《尚书》自古奉为儒家经典，根据古人的目录学，“经”高于“史”。《尚书》既居“经”部之首，故不入“史”类。《左传》则一开始遭儒家今文家派极力抵制，不得立于“官学”，俟儒家古文家派胜出之后，也同样被捧为经典，故不屈居“史”类。儒家成规，如今何必墨守？故所谓“正史”，窃以为当合《尚书》与《左传》，通称之为“二十六史”为妥。

“正史”大多为史官所修。不过，笆饭偎蕖保⒉坏扔凇肮傩蕖保蛭饭俚闹霸穑驹诩锹嫉贝罚健罢贰埃话愣贾盖俺睦贰！岸氖贰敝校韭砬ㄐ蕖妒芳恰罚⒎欠钰耆鲇谒揭狻０喙套蕖逗菏椤罚彩浅鲇谒揭猓踔猎蛩叫耷俺返淖锩额跞胗！逗蠛菏椤芬话惚曜魉危铣牧跛危羌涛宕蟮恼运危┓蛾首嗌偈е贰Ｒ蛩椒蛾首吹摹逗蠛菏椤罚涫狄猿墒橛诙旱摹抖Q汉记》为基础，兼取三国时吴国谢承的《后汉书》、晋代薛莹的《后汉记》、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等等而成；而且本来并无“志”，今本《后汉书》的八篇“志”，是后人从司马彪《续汉书》中割取增补而来。范晔本人不是史官，其撰《后汉书》，也未曾奉敕。范晔所根据的著作，除《东観汉记》为官修外，也都是私修的史作。由此可见，《后汉书》至多只能说是半官半私之作。此外，非官修的“正史”，还有《三国志》、《宋书》与《新五代史》。

非官修，不等于不代表官方的观点，或不站在赢家的立场。有人以为《三国志》为输家书写的史记。揣测其意，无非因为《三国志》作者陈寿是蜀人，而蜀于三国最先亡，无疑是三国中的输家。此说似是而非。《三国志》编撰于晋代，其时魏、蜀、吴三国皆已灭亡。蜀之亡，亡于魏而不亡于晋。魏蜀之间的输赢，至晋代已为先朝的陈迹。陈寿虽然本是蜀人，蜀亡即入洛，撰修《三国志》之时，身居晋之史官。套用一句现代的话，就是早已归化入晋籍了。其撰修《三国志》，观点立场完全投晋之好。（正如这网上有人虽然明显并非出生美国，却自欺欺人、信誓旦旦：“生为美国人，死为美国鬼”一般。）所以，《三国志》虽然出自蜀人之手，也虽然非官修，却恰好是代表赢家观点的史作。

反之，官修史记虽然必定站在赢家的立场，却不一定就与输家的立场背道而驰。理由有三。其一，官修的“前朝”历史，并不都是紧随其后的“后代”的官方所修。比如，《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与《陈书》，都修于唐代。晋、齐、周、梁、陈之于唐，谈不上是输家，唐之于晋、齐、周、梁、陈，也谈不上是赢家。又如，《辽史》修于元，辽元之间，也同样无输赢可言。唐与晋、齐、周、梁、陈之间、元与辽之间，皆既无利益矛盾，亦无形象冲突，唐与元皆犯不上通过诋毁、贬低或歪曲晋、齐、周、梁、陈、或辽的历史而树立自己的权威与正统。其二，后代修前朝之史，不能凭空捏造，其史料的来源，大多取材于前朝的“起居注”与“实录”。前朝的“起居注”与“实录”，不仅成于前朝史官之手，而且皆为前朝当局所认可。后代既以前朝的“起居注”与“实录”为修史的基础，也就难以超越前朝立场的篱籓。其三，即使前朝后代衔接，输赢双方大多并无政治结构或意识形态之分。既有共同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如果赢家全盘否定输家，将置自己于何地？所以，赢家对于输家历史的“歪曲”，往往仅限于指斥输家的末代皇帝为“昏君”、为“暴君”，如此而已。在“歪曲”二字上加引号，因所谓“歪曲”，未必当真就是“歪曲”。试问因英明、贤能而亡国者，可曾有？即使有，也绝对是绝无仅有。所以，末代皇帝即使谈不上“昏庸”、“残暴”，相去亦必定不远。

中国历史自秦迄今，政治结构或意识形态的改变，只发生过三次。一次在秦之灭六国，一次在民国之灭满清，一次在共产党之取代国民党。秦灭六国、终止封建制、首创中央集权的非封建帝制，在政治结构方面，与前朝截然不同。不仅如此，秦与六国曾经长期共存，久经敌对，六国的国史之中难免不有攻击、诋毁秦国的文字，或与秦国国史所记不相吻合的文字。推之以理，为树立赢家“光辉伟大”的新形象，秦朝既建之后，自当有抹煞六国国史的必要。考之以史实，果不期然！秦的“焚书”令，其重点正在六国的国史。不过，秦毁非秦史记之举似乎并不曾彻底成功，《尚书》、《左传》、《国策》、《国语》等先秦史作的残本，在汉初先后自民间私藏而出。司马迁修《史记》之时，不仅参考与使用过这些书籍，而且显然有引用六国国史的痕迹。可见西汉之初，六国国史也还残留，并未泯灭。总之，《史记》中关于先秦历史的记载并不代表秦的观点，残留的先秦史记，也未曾遭秦篡改，虽不完整，仍是先秦旧貌。

民国之灭满清，结束帝制，开创民国，想当然也是一场翻天复地的“革命”。推之以理，民国之修史，应当彻底否定帝制，至少应当彻底否定满情。考之以史实，却大出意料之外。国民政府开馆修清史，延请的编撰人，居然大多为满清的遗老耆旧。《清史稿》不仅处处替满清这输家涂脂抹粉，而且公然斥发起“辛亥革命”的赢家为“倡乱”之徒。真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清史稿》始出而即遭民国政府禁止发行，可见民国政府之中，认为前朝输家的历史应按后代赢家的观点编撰者，并不乏其人。不过，民国既没有销毁《清史稿》，也没有重修清史，所以至今代表输家立场的《清史稿》仍是唯一的“清史”。

共产党一向蔑视既往，称过去的一切为“旧”、为“腐朽”、为“反动”。范文谰主编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皆据马列主义历史観曲解中国历史。这在意料之中，不足为奇。出人意料的是，虽然一方面有范、郭等人竞争改写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却有全面整理与标点“二十四史”之举。前者固然代表官方史学，后者出自毛的钦定，不折不扣是“奉旨”行事。（标点“二十四史”之举，由毛授意，在国务院名下成立古籍整理小组专责。最早排出的清样原本用简体，呈送毛过目时，龙颜大怒，掷样本于地，道：怎能用简体。从而有如今的繁体本问世。）前者的用意当然是据赢家的观点与立场重新改写历史。后者呢？供批判？即使在文革之时，也并没有批判“二十四史”之意。可见“批判”之说不能成立。或曰：前者代表共产党的党意，后者仅代表毛的个人好恶。也许如此。不过，毛死之后，标点本“二十四史”继续发行，整理与标点“野史”的工作也未曾终止。可见即使标点“二十四史”出自毛的个人好恶，却未曾人亡政息。历史典籍因牵涉人名、地名、官名、以及其他专用术语，远较一般文言散文难度高。能够胜任标点“二十四史”者，大都在毛先后去世，能够大致读懂无标点“二十四史”者，如今已经绝无仅有。如果没有标点本“二十四史”问世，“二十四史”恐怕业已成为有字天书，无人问津了。故标点“二十四史”之举，于保存中国历史典籍，功劳至伟，未可因人废行。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官方历史文献虽然大都由赢家写就，但出于不同的原因，并不能视之为“赢家的历史”。


什么是历史？或以为一切既经发生者都是历史。这话不能说错。不过，既经发生者，如果不曾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使见诸史册、有案可稽，也会不复被人记忆。不存在于记忆中者，其实等于不存在。既然不存在，何“历史”之有？

中国历朝历代，究竟谁对后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就文治武功之盛、统治时间之长而论，赢家非汉唐莫属。然而汉几乎全盘承继秦，唐几乎全盘承继隋，并无创举可言。秦与隋，皆不过二世而亡，历来视之为输家，然而秦隋对后代的影响，却远非汉唐可与伦比。

秦对后代的影响主要有五：其一，秦灭封建，创立非封建的中央集权制，越两千余年不曾变更。如今虽然不再有皇帝的世袭，中央集权的制度，坚如磐石，岿然不动。其二，秦统一中国文字为秦篆，又由秦篆而创设隶书。如今通行的所谓汉字，其实为秦隶之变体。其三，大致确定中国的疆域。至今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范围，皆在秦的版图之内。其四，秦所创郡县制，沿袭至今，未尝有实质性的更改。其五，秦的官制，为历代沿用直至隋而后改。

隋对后代的影响主要有二：其一，创设科举，破除门阀对社会的垄断，予社会下层能人以非暴力的翻身之路。如今穷人和平翻身之途径为上大学，仍是科举的遗响。其二，创设三省六部的官制。“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主政策的制定，“门下省”主政策的审议，“尚书省”主政策的执行，三省合而为朝廷最高决策与行政机构。“六部”，指“吏部”、“户部”、“礼部” 、“工部”、“刑部”、“兵部”，属“尚书省”。有人笑话日本人称“部”为“省”，以为是中文没学好，把地方官称误用做“京官”了，其实乃是隋代官制的余音。降至元，地方行政当局称“行中书省”，如今所谓的“省”，是“行省”的简称；“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行”是“代理”的意思，所谓“行中书省”，就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如同公安局的派出所。

在上述七大影响之中，尤以中央集权制的影响为大。如果忽视历代皇帝的姓氏，汉高祖其实就是“秦三世”，自汉高祖以降历代皇帝也都不过是“秦N世”。当代的老蒋、老毛、小邓，以及江、胡之流，虽然不以皇帝自居，就其为中央集权制的首领而言，其实也都不过是“秦N世”。秦始皇帝之所以自称“始”，因冀望于从此传位、万世不绝。秦不过二世而亡，故秦始皇帝的希望，往往被腐儒视为笑柄。究其实，倘若死人有知，有资格大笑的的恐怕当是秦始皇。西欧各国继承古罗马对“中国”的认识，无论中国如何改朝换代，始终称“中国”为“秦”，（在西欧各语言中，只有英文音厄为“拆”，其余都读作“秦”。），可谓歪打正着。

中央集权制，由李斯提出；秦篆，由李斯制定并手书；郡县制的设立，也出自李斯之意。当然，如果秦始皇帝予以否决，李斯的主意与构想皆无法成为实现。由此可见，究竟是谁创造中国的历史？以朝代论，当首推秦，次及隋；以个人论，当首推李斯，次及秦始皇帝。而如今论朝代，皆数汉唐；论人物，则并称孔孟。秦始皇虽然仍属家喻户晓，李斯之名，却灰飞烟灭。可见论史，可以归结为一个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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