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

[老酒]

我这样离开本题扯到石原将军的思想和时代，目的在于表明这样的事实，因为甚至在参谋本部的最高层也有日本人认为同中国作战是一个大错误。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前曾力图加以防止，在战争爆发之后，则极力谋求和平解决的办法。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考察日本怎样由于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怎样由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决定停止一切谋求结束同KMT政府的战争的努力，而更深地陷入了大陆战争的泥潭。但在以后的几章里，我们还将回顾这位孤独的人物，因为在那些支持汪精卫对日合作运动、希望打破一月十六日决定所造成的僵局的日本人中，有许多人都曾受到石原思想的强烈影响。

1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257 页。本章所论述的各单位间关系的组织示意图表见该书第200 页及第347—352页。
2 石原的札记及文章收录在角田顺编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中。
3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42—43 页。
4 见上书第43 页。
5 见堀场一雄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65—78 页收录了石原及其僚属编写的经济调查报告。此书的第二卷全部是日本战争年代经济统计研究。
6 启示录式的战争，石原有时又称为“歼灭性战争”，在关宏治的《满洲危机的序幕》第366—367页有所讨论。仁科五郎的《满 洲 国的建立者石原莞尔和浅原健三》一书对石原作了有价值的分析研究。石原写的原始材料或直接与石原有关的资料，收集在《现代史资料》第八卷第665—778 页，第九卷第722—774 页，及角田顺编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中。也可见我的著作《通往中日合作之路：汪精卫叛变的背景》一文。
7 见角田顺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第202 页。内引有石原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写的文件。
8 见上书第 198 页。
9 见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21 页，其中引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文件。
10 见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家的一生》第273 页。
11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20 页引今村均将军的回忆录。（今村均，1886—1968，在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历任要职。一九三一年八月起，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曾参与制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九一八”事变就发生在他担任作战课长期间。一九三六年三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一九三八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一九四一年六月，任驻广东军司令官。同年十二月调任驻爪哇军司今官。一九四二年任驻拉布尔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美、澳、荷共议把他判处徒刑。——译者注）另田中隆吉的《日本军方的派系斗争史》第82 页也谈到这一事件的讽刺性转变。
12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中引有战史馆收在的未发表的文件。
13 石原和竹田亲王（他当时在陆军进行一项历史研究工作）的谈话记录全文，收录在角田顺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第433—452 页中。
14 埃米莉•哈恩的《宋氏姐妹》第241—244页有蒋在牯岭讲话的英译文。牯岭会议又常称为庐山会议（因牯岭位于庐山之中）。
15 石射猪太郎的《意见书》第323 页称此为“故作镇静”，原意说“一个被逮捕的人在押送时还哼着小调”，假装满不在乎。这几个字我译成英文时意思是“虚张声势”。
16 见《现代史资料》第十卷序言第26—27 页。
17 见须田定一的《从事中日问题研究的一生》（载《世界》杂志第207 期第266—267 页）。另据防卫厅编的《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452—453页载，据说杉山将军在听到要近卫飞赴中国的计划时“皱起眉头”。据石原称，本间雅晴将军和笠原幸雄将军也反对这一计划。
18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272 页。西园寺把石原描绘成为“讨厌的人”，照原文读是“眼中钉”。
19 见《今村均将军回忆录》第二卷第284 页。
20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17—118 页。武藤的同僚佐藤德隆将军说，武藤自认为迫使石原调职应归功于己。另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365 页。
21 见臼井胜美的《资料解说》第27 页。
22见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第100 页。
23 《处理时局纲要》原文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340—341 页。
24 同一个星期，陆军参谋本部起草了《处理北主事件纲要》，其中“惩罚”的精神显著地不见了。这个纲要的原件录于堀场一雄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98—101 页。
25 见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76 页。
26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CD的力量》第37 页。
27 见今井武夫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97 页。
28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282—283 页，另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 422 页。
29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33 页所引战史馆的资料。
30 见角田顺的《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249—251 页。
31 同上书，第252 页。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同上书，第 430 页，引用了石原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的手稿。
35 同上书，第461 页。
36 山崎重三郎访问记录。
37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引了战史馆收藏的石原未发表的手稿，可能写于一九三七年末或一九三八年初。8
38 引自河边虎四郎将军的《对支中央政府政策》（收录于《现代史资料》__________第九卷第49—50 页。
39 见大仑公望的《东亚的重建和苏联》一文，（载《现代日本》杂志一九主九年第八期第132 页）
40 见角田顺的《解题》（《书目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18—426 页。
41 松方吉三郎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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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一桩事变发展成一场战争：
[size=3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size]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近卫首相召集他的核心内阁（即外相、陆相及海相）举行会议，一整套全面的侵华战争政策乃宣告出笼。这种会议往往被用来作为政府对参谋本部起草的各种政策作出承诺的手段。十月一日批准上奏天皇的这项政策也不例外。《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把十月一日会议的各项决定都写了进去，而《纲要》本身又是以石原将军手下的战争指导课的参谋人员起草的一份文件为蓝本的。1为了扫除在过去四年间恶化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它倡议撤消冀东政权及冀察政权，废除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放弃日本已经在冀东建立了的“特别贸易”关系。它主张只有当华北“在南京政府主权管辖下”成为“真正明朗化的地区”时，华北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华北成为“真正明朗化的地区”是在那几年间许多官方的对华政策声明中经常出现的陈词滥调之一，而且总是与要求把国民政府从华北
地区排除出去的那些声明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次战争指导课却用了准确反映石原意图的措词，在自己起草的文件中明确写上：让南京政府的势力留在华北乃是“实现中、日、满提携协调”的最好办法。

在八月八日到九月底这段时期内，当战争指导课草拟的文件在参谋本部及有关省的官员中传阅以征求意见并获得必需的批准签章时，强硬派官员总是想方设法把他们自己的意见加到里面去。不过，十月一日的决定表明，在事关重大的华北问题上，政府决定听从八月计划的建议，取消造成中日磨擦的协定和伪政权。这个决定似乎表明，石原和外务省发言人大田一郎的劝告已被作为国策接受了下来，在制订十月一日《纲要》期间，大田一郎曾经提出警告说：要是企图扶植独 立于南京政府的政权，或者支持象吴佩孚那样的反动“守旧派”以大力破坏KMT的统治，“日本准会后悔一千年”。2

然而，强硬派的意见在十月一日的文件中仍然有所表达。在调整中日外交关系一节中，《纲要》相当笼统地提到中国必须“消除所有妨碍中日经济合作的阻力”，并“和日本合作以防止共产主义”。虽然《纲要》本来也许可以成为同中国进行有成果的外交谈判的基础，不过，从对文件内容所作的各种“说明”和“解释”可以清楚看出，核心内阁已经明显地改变了它的主张，并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路线的条件，从而使此后几个月中的谈判取得成功的前景大为黯淡了。官方对《纲要》的说明宣称，由于注意到“人民希望取得更大的胜利果实”，日本政府已不再满足于在先前较宽大的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了。说得恰当一点，日本将不得不考虑她在战争中的生命损失和费用开支，要求给予“物质”赔偿。说明中特别要求赔偿日本的“直接损失”。此外，日本还要求在华北取得许多经济特权，其中包括中日合营重要铁路、轮船公司、航空公司以及开发华北地下矿藏的特权。正如一位日本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近卫后来把这些企图取得赔偿和特权的要求统统都说成是由于“人民”希望自己在战时所遭受的痛苦能得到补偿。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3近卫内阁及陆军参谋本部认为这些条件和他们在华北的野心完全相吻合，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积极着手组织国策公司以开发华北经济潜力的做法上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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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策公司
石原调离中央，使参谋本部对开发华北经济的可能性“突然大大地”关心起来了。它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发表的《北支经济开发试行计划》，为以后的各项政策奠定了基础，而这些政策是要把中国沦陷区的所有重要工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发置于日本控制之下。4在以后几章里，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日本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国策公司的组织和业务。现在且先简要地叙述一下日本对华战时经济政策的由来。

在考虑开发华北经济所涉及的问题时，参谋本部的结论是，必须筹集大量私人资本，以便为它所设想的大规模计划提供资金。于是，它建议创立一个巨大的控股公司，负责处理华北所有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国开发公司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个公司，它是南满铁路公司为管理它在华北的业务于一九三五年创办的。参谋本部建议把中国开发公司从南满铁路公司分出来，改组为控股公司，并通过它把日本的资金和经营管理人才输送到华北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前京都西本愿寺的住持大谷尊由离开他的僧职，去当近卫内阁的拓务相。他起草了一个补充参谋本部《试行计划》的全面计划。5该计划主张建立一个在日本“最高指导机关”帮助下工作的华北政府，把日本顾问派到拟议中的华北政府所属各个“自治”省去，并在华北和华中都建立巨大的国策公司来指导经济开发。大谷设想甚至把历来制订经济发展方案都不予考虑的华南地区也包括了进去，并主张由台湾拓殖公司来监督华南地区的开发。一九三八年，大谷被任命为他所提议在华北创办的公司的总裁。

军方的《试行计划》于十二月九日经四相会议批准。用大臣们的话来说，那就是“必须建立旨在发展华北、上海和其他地区的经济的‘国策机关’，以便应付在中国进行的持久战”。6具体要搞的开发重点是：运输、交通和金属采矿工业。这样，日本的私人资本要在开发中国经济中大显身手的野心和国家的战略需要就圆满地结合在一起了。参谋本部主张实行这样一个攫取经济特权的纲领，表明它的政策已有明显的变化。不管它是否有意这样做，这都标志着它已向建立傀儡政权方面迈进了一步，因为只有傀儡政权才能为推行这种政策提供必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由于日本决心要使中国经济对进行战争作出贡献，这种政权具有十足的奴仆性质乃是必然的结果。主张攫取种种经济特权是因为它们对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所非有不可的，可是攫取这些特权则恰恰必然会使战争拖延下去。这个道理似乎并没有使大臣们在十二月九日感到有什么不安，这真是咄咄怪事。

大谷计划提出了八天之后，政府的企划院就发表了题为《北支经济开发政策》的明确政策声明。7这个新近成立的企划院只不过是“一个由陆军计划人员组成的独 立机构”，其任务是就动员人力和物力的问题向首相提出建议。8例如，企划院的秘书佐藤健隆中佐就同时在陆军省军务课里有兼职，而且是一个“倡议撤销承认蒋政权的急先锋”。9军方对企划院的控制以及该院染指华北事务等事实表明，外务省在决定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权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当时已有可靠的记述说明外务省对事态的这种发展感到不安。可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有外务省，而陆军省和海军省则都赞成这样做，所以外务省也只能加以默认。”10

企划院的政策规定要成立一个国策公司，它后来被命名为“北支经济开发公司”，其任务是“开发、管___________理和调节（在华北的）有关运输（包括港口和公路）、交通、矿业、制盐和盐的利用等重要工业”。这个公司不仅要控制日本创办的工业，而且还要控制原来已有的企业。至于公司在经营方面产生的一切问题则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或地方治安维持会协商解决。搞华北经济开发公司只是他们采用的许多办法之一，其目的在于：把西方对华北进行经济渗透的规模缩小，创立一个包括日本、满 洲 国和华北的日元集团，以及削弱国民政府。

为这些目的服务的另一行动是分 裂中国海关，而长期以来海关一直是南京政府国际信用地位的主要支柱。11到了一九三七年，海关虽然仍由英籍总税务司掌管，其工作人员虽然也仍由各种国籍的人来担任，但它已经被纳入了南京政府总的财政体系中，中国的沉重外债是用它的收入来偿还的。到芦沟桥事变前夕，它的有效的行政管理，加上国际贸易的日益增长，使中国在国外的信用地位空前提高，这种信用对中国是极端需要的，因为中国所需的大部分战争物资都要仰赖国外供应。日军占领了诸如天津和上海等港口，使关税收入受到威胁，这就造成了一些棘手的国际问题，使西方和日本的外交官们不断发生争吵。在天津，日本人对当地的海关税务司施加压力，要求把税款存在日本银行里，只准保留一小部分税款去支付某些国际债务和各种费用。海关税务司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屈服于这个压力，三天以后，相当大一部分的中国关税收人开始直接存入横滨正金银行。上海的海关当局也受到同样的压力。在正常情况下，上海关的收入占全中国关税收人的一半。不过这一次，英国外交官员在同意日本的要求之前，提出要日方对偿还债务及其他事项所需费用作出保证。结果终于在一九三八年春作出了体现双方妥协的复杂安排：日本答应英国不马上夺取海关行政管理权，而英国则答应日本不把绝大部分的关税收入给南京政府作为回报。这是一项仅对一方有利的妥协，英国得到的是形式上的好处，而日本则得到实利，但是（由于英国人未能说服美国共同顶住日本的压力而处于无法进行讨价还价的软弱地位，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也是必不可免的。

同时，在华北，新的华北傀儡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任命了一位海关监督，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位海关监督立即把较高的一九三四年税率降低了，以便吸引外国船只到华北去。在新税率下受惠的是日本，因为规定享有较低税率的几种商品中就有茶、丝和纸等产品，而这些都是日本极度萧条的经济亟需推销的输出品。受到损失的是南京政府，它不仅失去了华北各港口的税收收人，而且还失去了由于新的低税率吸引到北方去的这部分贸易的税收。对于北平政府的非法歧视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向日本提出了强硬抗议的照会，但是东京就是拒绝对华北政权的行动承担任何责任。

在芦沟桥事变后的两年里，日本通过国策公司、税率管理、金融和货币策略（这将在下一章加以考察），已经在经济上卡住了中国——尤其是华北——的脖子。等到一九三九年日本同她的主要合作者汪精卫谈判一项协议时，除了日本已经在华北取得的那些既得经济权益外，也就没有什么其他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了。

虽然日本露骨地在中国抢占经济地盘，她也还继续在外交上不断地去探索解决“支 那事变”的办法。在一九三七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想断绝外交关系。八月初，当华北的战火还没有波及上海地区之前，日本大使川越茂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谈，试图为正式的谈判打下基础。东京还指令船津辰一郎参加会谈，此人在华从事过商业和外交活动并和高颇有私谊。八月九日在上海举行的秘密会议上，高警告日本人说，南京的气氛极端反对与日本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他告诉日本人，“稍微软弱一点”就会被认为是卖国。12同时西园寺公一也从蒋的小勇于宋子文那里听到大体上相同的意见，他当时是作为近卫的私人使者被派往中国去试探中国人的想法的*。宋说：

中国和日本的军人各自对本身都有错误的理解，日本军人对中国陆军仍然抱着他们的老看法。他们认为只要狠狠打击我们一下，我们就会投降，并且还会百依百顺。中国陆军从满洲事变以来就在努力学习。它是经过德国人训练出来的，而且我们已经花了不少钱来使它现代化。中国陆军知道自己是比以前强大了，它坚信这一次决不会再吃败仗。所以说，日本陆军低估了中国陆军，而中国陆军则又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这就是危险之所在。13

*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一书中，有一段引人入胜地叙述了他和宋的会谈，见该书第269—277页。西园寺前往上海去见宋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很快就被中国宪兵逮捕，说他是日本人。经过解释后他还是被释放了。他说他是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华侨，只会说英语，而且他说话时可能还带有牛津口音，因为他曾在那里受过教育。西园寺写道，他走过一条长达一两个街区的走廊，还要迂回地通过“十多道门，每个门口都有两个荷枪的警卫把守着，然后才能在宋的豪华巨宅里见到宋。”

中日双方的军队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夸大了敌人的弱点，所以双方都很难克制自己不采取鲁莽的行动。不久事实就证明，宋的这种忧虑是完全有道理的。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个叫大山勋的日本海军大尉在上海郊区被杀，据说他是在企图单枪匹马地去袭击重要的虹桥机场时被打死的。总的说来，日本的地方军事当局作出了谨慎的反应，他们表示了道歉，并且取消了晚上的巡逻，以免使紧张局势一触即发。14然而，当八月十四日中国飞机袭击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军舰时，宋的预感的正确性就得到了证实。双方都谈论到“忍无可忍的”时间已太长了，因而有必要采取较强硬的办法来对付另一方。战火一旦扩大起来，外交工作就会越来越难进行了，在这以后的两个月里，外交谈判陷入了僵局。在日本，首先努力谋求打破外交僵局的是参谋本部，当时温和派的石原还在那里工作。九月九日，在石原和多田的坚持催促下，杉山陆相在天皇面前保证陆军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并且“总要想点办法”利用外交渠道去解决战争。当天皇问陆相能否约束得住较低级的军官时，杉山回答说他将对此负责。大约在此同时，参谋本部决定绕过外务省，直接指示日本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大岛浩将军去试探一下德国人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事实上，德国有两条极为重要的理由希望能在中国维持和平和稳定，即：维护德国在中国日益扩大的贸易；把日本的矛头转向苏联。中国作为接受德国的军事援助和顾问的国家，日本作为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的伙伴，因此两国都有理由把德国看作是诚实的中间人。但是德国外交部向日本明确表示，它不想在任何中日谈判中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且至少在目前，德国甚至不打算积极调解这次纷争。不过，如果日本需要的话，她可以充当“传信人”。日本同意了。

十一月三日，德国驻南京大使奥斯卡，陶德曼和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逊就开始执行“传信人”的任务了。这一天，狄克逊把广田外相交给他的停战条款通知柏林。狄克逊报告德国外交部说，他认为广田是真诚希望根据这些条款实现和平的。他还认为，广田的下述说明也是出于诚意的：如果中国拒绝考虑这些条款，日本将继续进行战争，直到中国被完全打败为止，到那时候，日本将“会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15柏林很快就指示陶德曼把这些条款转达给蒋介石，柏林感到“这些条款似乎是可以作为开始协商的基础而加以接受的”。这位大使在十一月五日转达给委员长的条款是和十月一日《纲要》的内容一致的，只是没有把强硬路线的“解释”（如要求赔款）包括在内。这项最新的日本建议，就象十月一日《纲要》一样，缺乏明确的具体内容：内蒙古要实行自治，但其疆界却未加规定；华北将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但是要从满洲边界直到平津一线以南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KMT政府必须停止它的反日政策，并开始和日本共同反共等等。十一月五日的条款常常被说成是宽大的，因为它们既没有提到赔款和在华北的自治政权，也没有要求中国承认满 洲 国。16

日本政府已经从许多不同消息来源充分地了解到，任何其他分歧点都有进行协商的余地，惟独诱使KMT政府承认满 洲 国这一点是办不到的。至多只能希望它对其事实上的存在加以默认。在战争的头一个月，当西园寺对宋子文提出承认满 洲 国的问题时，宋曾说过，只要日本提出任何这样的要求就会“使战火蔓延开来”。宋说，如果日本不想帮助KMT政权保全面子，那么最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在西园寺说到日本可能同意只要在满 洲 国问题上保持缄默之后，来回答说，他将向委员长请示一下。两天以后，宋答复说，蒋不反对这种默示的、事实上的承认。17当陶德曼于十一月五日把日本的一揽子建议交给蒋时，委员长作出了迅速的、否定的反应。他告诉陶德曼，由于若干理由，他不可能接受这些要求，任何一个中国政府要是同意了这样的要求，它就一定会被“公众舆论的浪潮所冲垮”。他说，只有在日本人准备恢复战前原状的情况下，他才能开始同他们谈判。他接着说，目前也没有必要去理睬日本的任何建议。因为西方国家即将在布鲁塞尔开会，考虑他们根据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的条款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中国应当等一等，看看他们是否同意对日本帝国采取某些强硬的惩戒行动，例如经济制裁。18有关各国从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在比利时首都开了三个星期的会。正如一位观察家所写的那样，他们“忙碌了半天却是一事无成”。19美国采取了孤立主义，而英、法和苏联则全神贯注于希特勒的威胁；总之，没有一个同情中国的国家愿意采取可能制止日本或者使日本放宽和平条件的行动。正如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在这次会议举行前几天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首先就不应该召集这次会议，因为它只能起证明“各大国不团结和软弱无力”的作用，这样反而会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强自己的信心。20

[老酒]

正当中国对国际支持所抱的希望在布鲁塞尔遭到破灭的时候，从国内战场传来的消息又加剧了普遍的失望情绪。十一月四日，就是蒋拒绝陶德曼转交的建议的前一天，柳州平助中将的第十军奉命在上海南面的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次登陆没有受到抵抗。第十军部队朝西、北两个方向前进，攻破了上海的防线，到十一月底已推进到离南京不到六十英里的地点。德国继续对中国施加“善意的压力”并要中国对日本十一月五日的建议作出反应。在和中国高级官员的私下交谈中，陶德曼表示他自己深信“解决纷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陶德曼直率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曾经有过各种有利机会来商谈和平，但是那时她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因而拒绝进行和平谈判，终于在凡尔赛被迫接受强加于她的一切条款。”21由于战场形势日益恶化，蒋于十二月二日在处于半撤退状态的首都南京，召集他的高级将领讨论日本的和平建议。绝大多数的与会者第一次才听到大约在一个月前提出的这些条件。汪精卫后来公布了这次会议的经过情况，力图为他自己同日本搞和平活动进行辩护。22据他说，在外交部次长徐谟简要地向到会将领报告了陶德曼进行调停的情况以及十一月五日的条件之后，他们问徐谟，日本人是否还坚持要求过诸如限制中国军备之类的其他条件。徐回答说没有。这时蒋便征求唐生智将军的意见。唐是南京卫戍司令，曾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他当时没有表态。委员长接着问白崇禧，他是KMT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并以主张大力抗日而闻名的。白崇禧回答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的话，那为什么还非打仗不可呢？”徐次长再次明确告诉与会者，陶德曼没有传达任何其他条件。委员长继续一一征求他的将领们的意见。徐永昌和顾祝同两位将军认为，日本的条件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而当蒋再次问唐生智的时候，唐表示同意其他人的意见。最后，委员长总结大家的意见，认为日本的条件既没有威胁要灭亡中国，也没有否认KMT在华北的统治权。他作出结论说：所以德国的调解是不应当加以拒绝的。

于是，蒋于十二月二日傍晚会见了陶德曼，表示愿意和日本开始对话。由于陶德曼的保证，蒋希望一旦中国和日本都同意开始谈判，希特勒就会要求交战双方实行停战。过了一天，狄克逊大使从东京打电报向德国外交部报告说，日本参谋本部对于战费的增加和战线的扩大极为担心，迫切希望战争得到和平解决。23他的报告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参谋本部的高级官员如多田将军和河边将军都感到，如果在南京陷落以前谈判都还没有开始，那就会大大助长强硬路线派的势力。参谋本部的一位军官回忆说，在南京陷落前的那些日子里，认为“日本应当不承认蒋政权的论调甚嚣尘上”。24十二月一日，河边将军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反映了参谋本部内反扩张主义派的担忧：

撤销对蒋政权的承认会使它陷入极端绝望的境地，它将会拚死地同日本作困兽之斗。这样，不管我们是否摧毁了它，结果都会使中国长期分 裂……，即使在长远的将来它也___________还会是一个消耗帝国力量的无底洞。何况，这还会引起英美对整个远东的觊觎。25

然而就在同一天，帝国大本营发表了一份《解决支 那事变的建议草案》*。这个草案清楚地显示出强硬派占据上风已到了什么程度。它修改了陶德曼不到一个月前向蒋转达的条件，使其内容更加苛刻。现在，除了原先的要求之外，帝国大本营还要求蒋“正式承认满 洲 国”，“共同建立一个‘新上海’”和“赔偿日本侨民由于事变而蒙受的损失”。更加苛刻的是，《建议草案》第四节中增加了一些“担保条款”，要求中国保证认真执行和平条约中的一切义务。在日本．对此感到满意之前，中国必须同意把日军已进人的所有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只有在“地方秩序恢复”后，日本才会从这些地区撤回她的军队。此外，“在华北的重要地区和上海周围”，中国必须接受一项比较永久性的安排：让日本驻扎军队并“控制必要的交通设备”。另一种形式的担保是，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华北五省的一些特别经济特权。这个文件并未具体规定有哪些特权，但指出，它们与关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通运输等有关。最后，中国必须让日本控制那些为了行使和管理此类特权“所需要的机构”。
*《解决支 那事变的建议草案》全文内容可参阅《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5l—52页。帝国大本营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是一个设有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最高作战委员会。虽然据说设立这个机构的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便利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配合，但是据原因男爵说，其真正目的是要控制不听话的大陆各日军派遣军司令部。它们在胜利之余，得意忘形，决心要推翻南京政府，并扶植类似满 洲 国的伪政权。（见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4页）

在整个十一月份，一直是日本人在提出和平建议，而中国人则认为和谈的问题应该慢慢来。与此同时，日本在军事上的地位不断获得改善，以致帝国大本营和日本政府的不少官员都想把十一月初的“宽大”条件加一点码。所以，等到蒋介石终于在十二月二日通知陶德曼准备就十一月所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时，东京的反应是冷冰冰的。当狄克逊于十二月七日把蒋同意谈判的消息转达给外务省时（这时南京战役正在进行），他大吃了一惊，因为广田外相对于日本是否还有可能以一个多月以前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表示怀疑。广田说，过去一个月军事形势已有变化，因此“公众舆论”恐怕不会再满足于先前的条件了，而且“各野战军所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了”。26广田拒绝把日本的新条件提交给狄克逊，因为所谓最新的条件（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帝国大本营所草拟的那些条件）
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在以后两周里，为了制订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召开了一系列内阁会议、核心内阁会议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此期间，南京陷落，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在北平成立了。

这时，（日本）政府内部也有重大的变动。“歼灭战”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预备役）海军大将末次信政——参加了近卫内阁并担任内相，从而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取得发言权。末次于十二月十四日（南京陷落的次日）首次参加联席会议时就说：“除非把和平条件订得十分强硬，否则我们的人民就会不满，前方士兵同样也会不满。”†末次大将采取暗示军队和民众会变得难以驾驭因而可能采取激烈行动的做法，是当时很时兴的一种方式，就是说，问题没有得到争论就通过是不允许的。近卫立刻站起来驳斥未次发言中的这种含意，结果末次被迫承认近卫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民众会变得难以驾驭的那种幽灵不再作怪，日本领导人中却无可否认地滋长了一种想法，即：一定要叫中国丢尽脸才能使政府要求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得到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达成一项清楚说明蒋介石已经被打败了的和平协议。这就是近卫和他的整个内阁在十二月初，甚至在南京陷落以前就已有的念头。现在，中国已在南京吃了败仗，他们就越发感到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了。十二月十四日，即举行联席会议的当天，近卫公开声明．“国民政府已经不成其为一个政府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随着国民政府的垮台而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权，那么日本就只有考虑采取与之共存共荣的具体措施，别无他法。”27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是在一个月前才建立起来的制度。它是政府最高一级文武官员集合在一起开会的方式。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陆军省和海军省都派有代表参加。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187页。“公众舆论”的论点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原田男爵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所记的日记中，就有一则关于人民的“希望”的事例。一个著名的实业家警告原田说：鉴于日本在战时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我们不是全力以赴地从（中国）获得赔偿的话，那恐怕就将出现非常不安的局面。”（同上书，第154—155页）。河边将军也注意到了“公众的强硬态度”。其实，在他看来，“人民的态度最为强硬，其次才是政府，而陆军参谋本部所持的态度是全国最软弱的。”（见《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529页）

末次海军大将交给近卫一份报告，概括了内阁中许多人的想法。他在那份报告里攻击陆军中主张和平并对中国作让步的人；“老是得由我们这一方来提出和平条件的情况已经是够不象话的了，但是，如果我们（还要进一步）表示准备作出让步的话……，那末中国显然就更要利用我们的温和态度了。”这份报告继续说：“现在南京已经攻克，看来蒋政权已陷人了真正的困境，但是我们远不能作出蒋的权力已经完蛋的结论。如果我们稍微放松了作战，蒋政权显然就会恢复元气。不过，只要我们再推它一下，它就会倒台。要是我们极力主张和平……，中国人只会看不起我们，而且会重振他们的士气。”28

一个清楚的倾向正在露头。十二月初以后，在参谋本部本身，只有为数不多而且处境孤立的人，还认为以较温和的办法结束战争是可取的。近卫显然也同意多数人的看法，认为持温和态度是“危险”的。他向一个同僚解释道，“对于一个不断取得胜利的国家说来，采取一种极其类似战败国所持的态度并有意识地显示我们宽大无边是不妥当的。”他感到，任何示弱的表现都会被其他国家解释为日本有“处境不稳”的迹象。这就会对日本的工商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尤其会引起“日元暴跌和政府债券的贬值”。29

十二月二十二日，广田外相终于把德国大使召到外务省来，将日本政府对蒋介石十二月三日信件的答复交给他。正如广田已经在十二月十日所暗示的那样，日本人现在要求蒋接受比十一月转达给他的条款更为苛刻的新条款。30根据未次海军大将的建议，日本故意使新建议的内容含糊不清。

其要点如下：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 洲 国，这个要求在先前提出的条款中是没有的；必须同意在华北和内蒙古建立一个（范围未定的）非军事区；必须偿付“适当的赔款”，这是又一项新要求；并且必须同意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以实现日华满三国的共荣。狄克逊要求对此点加以澄清，但广田只说，他所设想的华北“特殊政治机构”是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不一定是隶属于蒋介石政府之下的”。31

狄克逊对条款措词之含糊、内容之苛刻感到十分不安。在此后几天里，他又多次要求广田作详细说明。他说，如果不加以说明，那就很难设想中国人会接受这些条款。同时他很不高兴地向柏林发出电报说，他确信日本领导人并不期望对方接受新的条款。狄克逊说，确实日本人希望对方对此加以一一拒绝，以便他们有借口来继续进行其消灭KMT政府的战争。广田不但没有说明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条款，反而把这些条款变成一项最后通牒：中国必须在年底左右表示准备接受“所有这些”条款，否则日本将“不得不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当前的局势”。32不仅和平条款的内容含糊，甚至连威胁的措词也很不明确。

据河边虎四郎大佐说，多田将军曾一再推迟进攻南京的决定。他曾经争辩说，占领敌人的“京城”非但不能象松井将军和其他人所保证的那样会加速蒋的投降，反而会使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33然而有人向多田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批准这次进攻。等到他自己的作战课课长河边大佐也倒向了那些敦促他改变主意的人们时，他终于让步了，并在十二月一日下令向南京进军。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一点可以算是胜利的东西。他在发布进军令时加列了一个条件：攻占南京一事不得“妨碍将来同南京政府达成和议”。34

但是，迹象日益证明，文职和军方的领导人都决心要摧毁国民政府而不想和它打交道，多田将军和他手下反对这种政策的参谋人员也变得越来越坚决了。这个反对力量的中心是作战部以堀场一雄中佐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堀场后来成为本书所涉及史实的最重要的编年记录者之一。他同他的上司河边一样，也是石原莞尔的门生。堀场是一个研究苏联及其经济计划的专家，在驻苏联和驻波兰的武官处工作多年。他回到日本后，和石原一起制订了发展日本和满洲工业的五年计划。35
政府决定把对中国的要求加以升级一事受到堀场所在单位的极力反对。他后来回忆说，“他们（扩张主义派）激怒了我。们，我们下定决心要顶住他们，我们要自告奋勇把我们的国家从险境中拯救出来。”36堀场坚信：是近卫在极力推行同KMT政府决裂的强硬政策，以便把这一整套坚决的政策提交新的一届国会，这一点使他特别感到忿怒。总之，他深信，近卫宁可危及国家的命运，而不愿作出政治上较难推行的决定。堀场和他的顶头上司河边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河边却懦怯地向上级屈服了。他说：“上级已经作了决定，现在除了服从命令，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堀场发现河边“在严酷的环境中缺乏反抗和斗争的勇气”。37他说：这也是意想得到的事。

堀场把河边的意见传达给了战争指导课的几个同事听，他发现他们仍然有决心要干到底。他们决定要堀场去见陆军次官梅津将军，设法使他感到极其有必要回到原来提出的和平建议，因为那个建议已被蒋介石作为协商的基础而接受了下来。高岛少佐也同样要去见参谋次长多田将军。堀场的使命毫无结果，但是多田将军则颇受感动，这可能是由于他的下属进行了强烈的呼吁，也可能是出自他自己的信念。他决定去作最后一次惊人的努力，以防止这次外交尝试遭到破坏。他将此事禀奏天皇裁决。

[老酒]

一月十一日的御前会议
上一次利用御前会议来决定国策还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多日显然认为，如果迫使内阁和军方到天皇面前讨论解决支 那事变的办法的话，他们就非得提出一项较为宽大的对华政策不可。其实天皇对和平协商的进展是很关心的，看来多田可能知道这一点。多田希望一项比较有克制的政策会获得天皇的批准，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国策。正如近卫说的，“（多田）希望能够制止最近由松井和寺内等人提出的极端强硬的意见，用‘已经御前会议决定’这样一句话去封住他们的嘴。”38

海军省和外务省都不想召开这样的会议。近卫显然也不想这样做，这可以从他对多田的评价判断出来：“多田是一个莫明其妙的人。我有时都在奇怪，他怎么竟会走得那么远。”39不过，近卫希望避免召开御前会议的动机并不单单是为了推行他自己对支 那事变的主张。作为高贵的藤原家族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后裔（在日本历史的初期，日本的天皇*和皇后就是从藤原家族选出来的），近卫一直力图不去惊动天皇，免得他费心去调解派别争论的问题。在举行关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御前会议以前，天皇几乎始终没有积极地参加过决策。†不过，要是天皇偶尔皱一下眉头，或者向内阁提出一个为难的问题，那就会引起巨大的惶恐并促使内阁重新考虑那些看来已使天皇感到不快的问题。
*原文如此。——译者注。
†大卫•伯盖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纽约，一九七一年）一书是在本书付型后出版的，因此我无法对他书中的主要新论点加以评价。这些论点是以这样的副标题加以概括的：“裕仁天皇如何将日本引向对西方作战”。
在参谋本部的坚决要求下，近卫同意召开御前会议。但他首先想出一个办法，保证会议的召开不至于有损天皇至高无上的尊严，他说服宫廷官员向天皇奏明，会上将要提出的政策早已由政府确定下来了，因此他也就不必再查问了。40近卫当然不仅仅只是为了要保持天皇的尊严，而且还要保证参谋本部的政策得不到天皇的批准。相反地，天皇的缄默可以被所有与会者看做是赞同政府的政策。近卫的手腕以及他能够这样地操纵御前会议颇能说明：军人虽有直接上奏天皇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显然并不象乍看起来那么有用。近卫成功地操纵决策过程这一点，把他自己（在战后回忆录中所说）的话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他说，他曾经努力阻止强硬派将领们把日本投进战争的深渊，可是劳而无功。克罗利写道：“近卫把对华战争的责任推到军国主义集团身上的做法，把与他同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们都
弄糊涂了。他这样做也未免太妄自菲薄了，譬如说，他置自己灵巧的政治领导于何地？”41

一月十一日下午两点钟，日本的十一位最高级文武官员聚集在皇宫的东厅，围着两张长方形的桌子坐下，天皇坐在桌首的高坛上。坐得最靠近天皇的是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两位亲王。陆军参谋次长多田将军和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将军坐在末席，离天皇最远。广田外相宣读了《处理支 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奏请天皇批准，而这项政策是在当天早晨才由内阁通过的。42接着闲院宫大将就概括地提出了参谋本部被磨去了棱角的保留意见，最后表示赞同内阁的决定。日本人遇事一向力求取得一致意见的这一倾向占了上风，也就顾不上所争论的问题究竟有多么紧要了。在其一他与会者发表了类似的温和保留意见后，五十五分钟的会议便告结束。天皇一句话没说便退席了。由此产生的《根本方针》，不仅肯定了扩张主义派所提出的最苛刻的要求，而且还要对中国发出另一道
最后通碟。上述苛刻的要求包括赔款以及建立“一个在华北享有广泛权力的……新政治机构”。

两天以后，核心内阁在一月十三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把最后通牒的时限定为七十二小时。如果KMT政权在这个限期内不接受《根本方针》的条件，日本就要“消灭”它或者采取措施把它合并到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中去。这个在日本帮助下组成的新政府将是这样的一个政府：“日本可以与之协商以调整彼此的关系，并将和它合作以实现中国的新生。”事实上，内阁已经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确立了这项政策，而且比一月十一日的文件更为明确地宣称：新近成立的临时政府“成为新生的中国的中心力量之前，将予以扩大和加强”。43

一月十五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根本方针》的内容虽然严厉，但同三周以前委托狄克逊转达给中国的四个含糊的条件相比，至少它的条款还较明确。然而广田外相并没有按照御前会议的指示转达这些条款，随着最后通谋的限期即将届满，他对中国外交部长要他作补充说明的请求置若罔闻。没有什么比广田故意保持缄默更能说明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和蒋破裂了。其实，在一月十六日以前，广田连以七十二小时为限期的最后通牒都没有让狄克逊知道，可是到了一月十六日限期已经届满。*在一月十五日举行了一整天争论很激烈的联席会议上，多田就长期战争意味__________着有灾难性的后果提出了警告，并且再次要求澄清所提条件的内容以及延长最后通碟的期限。但是海相米内光政的话使他怒而不语，米内声称：“如果参谋本部不信任政府，那末不是参谋本部辞职，便是政府辞职。”44大家心里都明白，米内究竟是在要求哪一方辞职。
*但是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参赞于一月十二日接到外务省官员的通知说，如果到一月十五日还没有接到中国的答复，日本就要“保留她的行动自由”。（见普雷塞森的《德国和日本：对一九三三——一九四一年间极权主义国家外交的研究》第141页）
从闲院宫和近卫的交谈中，更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不肯一让步的态度。亲王问广田，如果在“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策宣布后，蒋说他想要和平，那怎么办，广田一下子无言以对，近卫便接着回答说：“绝对不（和蒋）打交道。”45

[老酒]

一月十五日的联席会议对多田来说，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唯一支持他的是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杉山陆相把中国没有答复日本的要求这一点看成是有意拖延时间，因而站在政府一边要求同蒋破裂。正如堀场所评论的那样，“这次会议说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之间存在着矛盾，其程度并不下于政府和帝国大本营之间的矛盾。”46在下午近傍晚的休会时间里，疲惫不堪的多田回到参谋本部，把政府坚决要同KMT政府断绝关系的情况告知他的下属：近卫、杉山、广田和其他人都对中国人“无诚意”表示不耐烦，都说再谈判下去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日本应该鲜明地采取坚定的立场。在陆军参谋本部里，有一个集团（以堀场中佐为核心）告诫多田不要屈服于那些意见。他们极力劝说多田，如果一切其他办法都失败了，就行使参谋本部直接上奏天皇的权利（帷幄上奏）。这样可以使天皇知道军方领导人对于政府的计划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感到，如果天皇充分理解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所包含的灾难性后__________果，他就不会饶过这项预定于次日宣布的严厉政策。他们打了电话给皇宫的侍从武官长，问他是否可以把体弱的闲院宫大将安排在近卫首相之前去谒见天皇。对方回答说：天皇的日程表上还有几分钟空隙时间，刚刚够在首相之前把闲院宫大将去谒见天皇。

但同时另一帮人却告诫多田说，要是继续反对政府的意旨并极力要求天皇干预的话，那就只能导致政府垮台。最后，多田同意了这些人的意见、他不愿意在战时向敌人暴露日本领导人之间存在深刻裂痕，决定不行使参谋本部“帷幄上奏”的特权。这就再一次表明，这种被人们大事渲染但却很少行使的特权的用处是很有限的。*因此多田在傍晚就回到联席会议的会场去宣布，陆军参谋本部勉强接受了政府停止同中国国民政府谈判的决定。†
†堀场说：一月十五日的会议休会过两次。在第一次（中午）休会时，多田告诉堀场，他决心不让参谋本部同意“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但是等到第二次休会时，陆军省的中岛铁藏中将已经说服多田作让步并接受政府的决定。堀场写道：“他们强调说，多田如果不赞同，那就意味着政府的垮台，这就会引起很大的反响。”（见堀场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0页）
*根据有关这一事件的另一说法，闲院官亲王的确行使过参谋本部的特权。我不便透露对我讲过这些话的人的名字，不过此人所了解的情况却是非常可靠的。据他说，别人为闲院宫大将准备了他对天皇的奏词的提纲，并且用大字（以便于年迈的亲王阅读）为他写了好几页备忘录，但是闲院宫在上奏天皇时不知怎么搞的，漏读了两三页备忘录。参谋本部这个被弄得面目全非的意见使天皇听不懂，所以未受重视。接着天皇便接见近卫首相，同意了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决定。假定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就我所知）它还不曾见于书报：第一，出于对闲院宫亲王的尊敬；第二，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参谋本部就此事行使觐见天皇的权利是没有什么宪法上的根据的。

第二天中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就发表了。广田立即通知德国大使，日本政府感谢德国的斡旋，但是现在已无此必要了。47近卫在一月十六日声明中所选用的词汇，反映了他是有意违背五天前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使用的语言。御前会议的决议中本来有这样一句说明：如果中国拒绝日本的条件，“帝国今后将不（单单）依靠它（国民政府）作为解决支 那事变的伙伴”。48在近卫于十六日所作的公开声明中，这句话变得更为强硬了：“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49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更动，无论在__________语调和内容上都更加好战。50而且，甚至连近卫的朋友也对使用“对手”这个词提出意见，因为它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对立面，但在军事上使用它时则往往带有敌意和侮辱性的味道。据近卫的顾问犬养健说：这个令人反感的字是由外务省起草文件的官员加进去的；由于近卫使用了这个粗暴、不准确和非法律性质的词，这个起草人曾“备受责难”。近卫的传记作者也认为，这次演说很可能是由外务省正式起草的；但近卫本人却坚持说，由于华北派遣军施加压力，他才把话说得那么强硬，而派遣军则受到了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中那些对日合作者的压力。51不管措词作了耸人听闻的转变的原因何在，反正在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文件中竟会使用一个如此随随便便的词，这就立即会使人产生猜疑。日本是不是要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呢，格鲁大使在一月十七日早晨和广田晤谈后，向华盛顿报告说，“这个声明并不算是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具体行动，它只不过意味着停止和汉口打交道而已，其理由是，在汉口的政府已不再代表中国了。外相说，日本政府要等待事态的发展，不会立即承认任何其他政权。不论实际上将承认哪一个政府，华北的政权都将构成该政府
的基本力量”。52
在一月十八日发布的官方消息中，政府对这个措词作了说明。政府的“补充声明”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含义比不承认那个政府更为强硬”。53广田在回答国会的质询时，更进一步宣称，这个声明“甚至比宣战更为强硬”。54于是，谋求和平的正式外交活动就到此为止了。在过去未经宣战的六个月中，一直留在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终于被召回国。日本也着手去进行建立一个使她能够“与之更加充分地合作”的政府。历史学家秦郁彦在谈到日本领导人未能制订一项解决支 那事变的有效政策时写道，这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明显地把日本的苦处都概括出来了”。55主张实行温和的对华政策、谋求和平解决办法的任务竟只由这样少的一些人担当起来，他们基本上都集中在参谋本部；而其他领导公众的广大官员竟会对在大陆进行长期战争所包含的灾难性后果如此漠不关心，对日军在中国激起的全民抗战怒潮如此茫然无知。回想起来，这一切似乎都是难以置信的。

参谋本部中属于反扩张主义派的少数人发现，他们一方面要应付军人中那些认为中国不堪“一击”的傲慢自大、盲目乐观分子，另一方面又要应付近卫内阁。正如历史学家田井胜美所说的，这个内阁“从全面战争爆发后（即自从八月间战争扩大到上海以后），便一直在侈谈军事上的成就以及从中可以取得多少利益的问题”。56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内阁就已对以下各个发展阶段作出了规划：即，调解终将失败；战争将长期拖下去；根据内阁的决定将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建立起各个傀儡政权；内阁将以“‘随着战线的扩大，人民希望从战争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为理由，决定从中国攫取重要特权”。57

近卫在几个月之后就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感到后悔，因为不久就可看出，石原—堀场关干战争要拖下去并成为消耗国家资源的无底洞这一预言即将成为事实。据说，近卫还没有过半年就说：那次演说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在镜田泽一郎的《松籁政谈》第270页上涉及宇垣的部分，记载了宇垣曾把这句话告诉镰田。关于近卫自己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示不满的其他证据，可参看吉田东雄的《两国之间的桥梁》第202—205页。书中论及近卫打算派吉田带一封对声明表示遗憾的信去见蒋；也可参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文件第2104号，第1页。在这里面，近卫写道：“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的声明丝毫没有取得有利的结果，这一事实用不着任何人向我指出，我心里就十分明白了，我自己承认，那完全是一个错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三八年还没有结束，近卫就采取了废除一月十六日声明的步骤，并且设法寻找通往重庆的桥梁。可是外交桥梁已经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摧毁了。正如近卫后来发现的那样，事实证明，将桥梁毁掉要比架桥容易得多。

尽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不过它同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之间事态发展的趋势还是完全不矛盾的。我们要是只顾批评几个用得不妥的字眼，而忽略了比这个重大得多的政策问题，那就错了，因为正是这些政策才引导人们去使用那些字眼的。贻害近卫和他的国家的并不是错用了几个字，而是日本举国上下犯了视而不见的致命错误。日本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石原将军主张中明智之处：即，同日本作战的敌人极为坚强，远非以前的腐败军阀所能比拟。石原曾警告说，中国已经觉醒了，她是决不会投降的，日本非但不因这一惊人的警告而有所觉悟，反而继续沉醉于认为这个敌人乃是一个软弱而孤立的军阀政权的梦幻之中，满以为只消迅速地对它加以致命的一击，它就一定会垮台。

[老酒]

1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答辩文件》第2507号有《纲要》的英译本。我的译文稍偏于意译，是根据日本外务省绝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370—372页收录的日文本译的。
2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14—115页）引有日本外务省本公布的档案。大田当时是外务省东亚局中国课课长。
3同上书，第119页。
4《北支经济开发试行计划》见于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0页。
5大谷的计划写进一份呈交广田外相的备忘录内，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0页引有这个计划。
6同上书，第120页。
7上书第120—121页摘录了《北支经济开发政策》的要点。这个文件在十二月十六日发表。
8见耶尔•马克森的《谁控制着日本的对外政策》第124页。
9见堀场一雄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16页。
10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119页收录了原田本人与企划院次官青木一男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电话记录。
11用英语记述这个主题的较好的作品，有尼古拉斯•克利福德、多萝西•布格、亚瑟•N•杨等人的著作。
12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16页。
13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74页。
14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__________治》第342—345页。
15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78—779页。关于陶德曼谈话的比较详细的讨论，可见于欧内斯特•普雷塞森的《德国和日本：对一九三三——一九四一年间极权主义国家外交的研究》、詹姆士•刘的《德国对中日战争的调停》和F•C•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53—70页。我用了琼斯从德国档案中引用的大多数引文。
16该条款的本文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5—126页。在十一月五日的条款中，虽然未提到华北的自治政权，但也表明了日本“希望这一地区的主要行政官员必需是对日本友好的人士”。
17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75—276页。
18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80—781页。
19见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16页。
20多萝西•布格的《美国与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的远东危机》第的1页引了格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的未发表的日记。
21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27期第62页）。
22同上文，第60—67页。
23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策》
第一卷第790页。
24见堀场一雄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15页。
25引自河边将军的《对支 那中央政府政策》（载《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49—50页）。
26狄克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99页。
27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59页引《国际拾遗》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第三版。
28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04—105页。这份文件是角田顺在近卫文件中发现的，虽未署名，但角田从其内容判断，肯定其作者是末次将军。（访问角田记录）。
29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10页。
30该条款载《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86页。F•C•琼斯的《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5页从德文译本引的该条款，内容稍有出人。
31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87页。
32狄克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802—803页。
33见河边虎四郎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二卷第437页）。
34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58页引外务省档案。
35关于堀场一雄的这点介绍是从稻场正夫与原四郎为堀场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写的序言（第一卷第3—7页）中摘录的。
36同上书，第117页。
37同上书，第116—118页。
38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03页。
39同上。
40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090号。
41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93页。
42《处理支 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在堀场一雄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23页中提到。
43同上书，第136页。也见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家的一生》第302页。
44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68页。
45同上。
46见堀场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0页。
47见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9页。
48“帝国今后将不（单单）依靠它（国民政府）作为解决支 那事变的伙伴”一语见堀场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23页。
49“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一月十六日声明收录于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386页。《纽约时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刊登了英译本。
50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0页）。
51见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41页。又见矢部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69页。矢部同意关于由于华北派遣军施加压力的说法，但不同意关于陆军军官是代表傀儡王克敏的见解。他写道，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理论根据”而已，他们早就横下一条心，日本必定要同蒋破裂。关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的措词问题，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28页。
52见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438页。
53见外务省编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387页。
54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二卷第183页。
55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41页。
56见臼井胜美的《资料解说》（《现代史资料》第九卷序言第29页）。
57同上。

[老酒]

第五章在华北的合作
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逃离重庆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中间经过了将近十六个月。拖得这么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也是汪政府成立后所面临的最恼火的问题之一）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另外几个由日本扶植的政府和半政府性的组织。随着这些地方性和地区性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成立起来，他们取得了经过审慎考虑并加以扩大了的领土和财政管辖权，各个政府之间还建立了一些委员会和其他合作机构，以便就它们有共同利益的事宜进行联系并采取联合行动，而且这类机构对他们拥有的新权力也是抓得很紧很紧的。

随着KMT官僚机构的西撤而建立起来的。新官僚机构不止一个，而是有半打之多。从地方小吏直到部长一级的大官都在开始巩固他们自己的王国。傀儡政府与沿海大城市的工业界和金融界之间打开了新的渠道，以便于后者进行由来已久的贿赂行动，借以换取官厅的优待。其他渠道也开辟了（而且显然是扩大了），让新政权把从管理上海的赌场直到热河的罂粟种植田这样一些地下社会的政府传统职能接管过来。此外，每个政权和它在大陆的日本驻屯军中的后台之间也开辟了一些渠道。

从各傀儡政权的角度看来，不论这些联系是组织上的或者是个人之间的，都同它们本身的生死存亡攸关。没有帝国陆军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它们根本就建立不起来，也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不过这些傀儡政权对日本军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不仅能够维持某些地方的秩序，从而使日本能抽出一些驻军去完成别的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向日本提供了她所需要的驯服伙伴，使东京的计划官员和大陆日军各派遣军司令部十分重视的经济规划得以实现。最后，这些傀儡政权是日本的国策即以“王道”为基础建立一些机构的大好时机的具体体现。光靠这些机构就足以对付KMT及其有害的三民主义，使中国免遭赤化，并为融洽地——但又是驯服地——与日本结盟提供思想基础。

在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〇年间，为了解散所有这些新的官僚机构及堵塞其联系渠道，汪精卫使尽了他在政治方面的浑身解数并利用他在国内享有的声望，来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铺平道路。经过了举行一连串“旨在调整局面”而且几乎没完没了的会议之后，各个政权才作出了让步。但是，汪政权最后也不得不为代表那些他所看不起的傀儡政权的许多讨厌的陌生政治伙伴留出一定的席位和地盘。日本的各军政机关也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勾心斗角之后才解决了它们之间的分歧，而它们之间的争权夺利是如此肆无忌惮，以致不能不引起外交人员和新闻观察家的注意。一位老资格的《纽约时报》记者同在华日本军人交游甚广，他在一九三九年曾报道了一则有人阴谋要暗杀汪精卫的消息。经过追查消息来源后，发现一个参加竞争的傀儡政权的日籍最高顾问与此事有牵连。1大陆各日军司令部之间的
关系是“很糟糕的”，尽管东京不断训斥它们，但它们却仍然是我行我素。在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批自治政权，而且决心要把这些政权紧紧地拴在他们各自的司令部之下。在大陆的各司令部又享有广泛的独 立自主权，这就使得上述的一切更加容易做到。直到一九三九年十月建立了一个有权管辖所有大陆日军的总司令部后，大陆各日军部队才在实质上受到了一些约束。与此同时，他们也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扶植和豢养一些傀儡政权。在我们转入讨论稍后成立的汪政府之前，必须对这些傀儡政权作相当详细的专门研究。

早在芦沟桥事变的次日，帝国陆军就曾宣称它有意让南京政府来管理华北。它在七月八日的政策声明中说：陆军“将等待”华北“当地居民自发地建立起政权机关来”。2可是，这时战线扩展到整个华北，中国军队又从许多城市和省份撤走，各地的行政机关也就解体了。为了填补政治真空，特别是为了建立能够帮助维持公共秩序的地方军事管制机构，帝国陆军在占领华北时就扶植起来了一批地方治安维持会。头一个维持会未经大吹大擂就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在北平成立，八月初又在天津成立了一个。负责控制这些维持会的是华北派遣军的各特务部。*这些机关名义上附属于各日军司令部，负责管理民政事务和军队的其他政治活动，但日军指挥官们却极少过问它们的活动。中国人怀疑它们干涉中国内政，而它们实际上也干涉了，所以它们在中国人中的名声很臭。随着战线扩及华北全境，特务部建立了好几十个治安维持会。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后，各特务部统归命中注定要成为华北头号“傀儡操纵人”的喜多诚一少将指挥。据说喜多将军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曾向新闻界评论过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他的政治哲学在这次评论中概括得淋漓尽致。据《密勒氏评论报》报道，他曾说过，由于中国人民“讨厌繁琐的规章制度”，所以将来在实际上也不会搞什么政府规章。喜多认为；“中国人很古怪”，他们既不需要君主形式的政府也不需要共和形式的政府。他的结论是：“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3
*特务部偶尔也被称为特务机关。虽然日本的资料有时对这两个名称加以区别，但我在本书中还是把这些机构一律称之为特务部。

虽然治安维持会一开始就明显地具有临时性质，但是在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十二月这近半年的期间，它们在华北还算是最近似政府的组织了。它们比后来的任何傀儡政府都更加彻底地受日本占领当局的控制。它们心甘情愿地按照日本人所制订的有深远影响的纲领办事。例如，它们迫不及待地改革了教育制度，以便采用经日本人批准、用以灌输尊孔和反对KMT的思想为主的教科书。4日本人给了维持会以巨额贷款作为对日合作的奖赏，而且还让洽安维持会——至少是天津的那个维持会——染指过去专供中国中央政府使用的重要财源。5

维持会的头目们都是一些在华北政界和军界混迹几十年的典型的老官僚；许多人远在清朝就当过官。北平治安维持会主席是江朝宗将军。从当时《时代》杂志所刊登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完全是西方人印象中的一个道貌岸然的清朝高级官员的化身。6早在二十多年前由于不明智地支持了军阀张勋的复辟企图失败以后，他便退出宦途了。这些头目中有不少人在配合日本攫夺大陆方面有过多年的经验，从亲日的安福系的全盛时期一直到多年后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们都参加过。他们这些人不辜众望，大多数人的粉墨登场都有其不明不白而且肮脏透顶的背景。难怪报界纷纷推测说，日本人只不过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人，一旦找到了较合适的人选，就会把他们踢开的。

治安维持会成立得如此之快，而且又具有如此明显的过渡性质，以致日本国内的决策机关连讨论都没有__________怎么讨论过它们的问题。相反，日本决策机关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是否赞成把这许多维持会合并成为一个比较正式的政府机构这一问题上。

委派喜多将军主管华北所有特务部的工作、负责“掌管并指导各中国机构的有关政务事宜”的命令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发表的。7但是该命令并没有说明上述各个机构指的是哪些机构。不过，两天之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给了喜多一项指令。这项与其说是明确还不如说是空洞的指令倒提供了一条线索：各个中国机构（大概指的就是那些治安维持会）到时候“就会象母亲足月分娩一样，产生出一个未来的华北政府来”。8这项指令大约是在察哈尔战役前后发出的，当时石原莞尔正在东京大力阻止这一事态的发展。华北战役中的一个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将军于九月十九日写了一封决不会使石原感到高兴的信。板垣在信中扬言：不管石原怎样反对，“只要一旦我们拿下绥远—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一线，我们就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府。”9

正如板垣信中所指出的，建立华北新政权的主动权显然操在大陆各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的手中。喜多将军在十月间向陆军省的军事课报告了他对华北局势的看法；从喜多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在向上级请示或征求意见，他只不过是让东京知道一下华北派遣军可能在政治方面搞点名堂出来。“我们希望在华北建立一个既对日本和满 洲 国有利又可用以防共的地区。我们并没有领土野心，不过如果这种局势再拖延下去，那就很难说我们会错过机会去建立一个类似满 洲 国或比满 洲 国更满 洲 国的东西。”10喜多解释说：“我们并不扦算建立一个象冀察政务委员会那种委员会式的政权机构。”他心目中想到的是，一个在政治实权和地理范围上都要大得多的政权。先成立各省的省政府，然后，“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中华民国联省政府’——我们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当使用这个名称。”喜多说，尚待解决的是人选的问题。喜多写道：某位可胜任新政府首脑的“强有力的人选”尚持“谨慎态度”，“不过，要是我们请他出来上任，他或许肯干的。”11

到了十月底，成立一个华北新政权的计划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喜多在十月二十八日签署的《关于建立华北政府的研究》的文件中主张：华北政权不应只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而应成为一个“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他借用了宋朝儒家朱熹的语言解释说：一个纯属地方性或者区域性的政权在“大义名分”上（即名称与职责之间）有不足之处，因而也就无法吸引头一流的中国人士出来同日本合作。而且，搞一个区域性的政权“在思想上讲是一种倒退，对付不了南京政府的统一策略。”12陆军省于十月三十日对喜多的看法表示支持。军务课建议“扩大并加强在华北的政权，以期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中央政府。”军务课预见到：随着华北秩序的恢复、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全中国都会复苏起来。它的计划要求，向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这一目标逐步前进：首先在河北、山东、山西和察哈尔建立起“自主的”省级政权，然后把这几个省组成一个联合体，最后再建立一个把随后在华中和华南组成的类似联合体都联系在一起的机构。13陆军参谋本部的有影响的支 那课也赞成建立华北新政权的计划，而且在十一月十八日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组成一个亲日反共的“名符其实的中国中央政府。”14陆军的其他单位也支持华北派遣军的华北方案，但唯有一项重要的保留条件：其他几个日本派遣军司令部都坚决反对使拟议中的北平政权成为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反对得最厉害的是关东军，因为它已经在内蒙古建立了自己的傀儡政府，决不希望看到它的主要由汉族居住的广大地盘被同它竞争的政权或日军派遣军司令部接管过去。何况关东军长期以来一贯力主中国应在政治上保持分 裂状态。该军的将领认为：侈谈给中国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央政府”的论调未免太激进了。关东军的东条将军的一份研究报告的要点指出：“我们不应该急急忙忙在中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免不必要地得罪各种地方政权”；他建议成立一个松散的、“仅仅具有政府基本象征”的联省政府。15

[老酒]

华中派遣军正想建立它自己的傀儡政权，因此也反对“一开始”就决定把华北“当作政治中心”。16其他日军派遣军司令部的反对意见虽不足以阻拦华北派遣军推行它在北平建立政府的计划，但是它们的意见无疑影响了日本政府作出不在外交上承认该政府并对其权力范围加以限制的决定。考虑到日本决定在十二月初进攻南京，喜多将军迅速采取行动，使他的华北政权能够赶在华中派遣军在“解放了的南京”建立政权之前就行使职权。不过由于当时还找不到适当的人选来担任这个新政权的头目，他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并把选择国家元首的事推迟一下。几个月以来，报上一直在传喜多想劝曹锟出来担任这个职位的消息，而这些谣传是颇有根据的。曹是直系军阀，曾在一九二三年被受贿的国会选为中国总统，后来又被赶下台。要是喜多能够劝说曹出山，把他原来未当满的总统任期当满，那末这个傀儡政权至少就会有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当头头，好赖总算有点名气。但是，曹对同日本合作要价太高。吴佩孚也差不多。尤其是日本老牌大陆阴谋家土肥原将军对吴下的功夫恐怕只多不少。

所以，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居仁堂（原来是盖给袁世凯当官邸的地方）举行就职典礼时，它的各部的总长和高级官员名单之中竟有一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值得一提的人物在内。最高级的官员，行政院院长*王克敏是上海的银行家，他在临时政府成立的一星期前还在香港同喜多的代表就新政权的职权范围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呢。王不愿意放弃他优裕的隐退生活来换取在KMT政府同日本政府的谈判中充当小卒子的角色。因此他要求日本保证将同KMT决裂，而且今后只同新政府打交道，并取得了这项保证。17王克敏是被挑选为临时政府成员中最典型的人物。早在清朝他就开始了他的官僚生涯。民国初年他转而经营中法工业银行，之后又重返政界，并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间，在好几届短命的北洋军阀内阁中担任财政总长。王克敏同他在临时政府中的许多同僚一样，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在临时政府成立前的十年到十五年之间的军阀全盛时代达到了顶峰的。除了理财的才干之外，王以拥有妖艳的小老婆而闻名。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多年心腹陶希圣（当王在北京当官的时候，陶还在那里念书）回忆说：当年听京戏时，许多观众的注意力（至少是大学生们的注意力）常常不集中在舞台上，而是集中在包厢里的王的小老婆的容貌和满身的珠光宝气上。18
 原文为ExecutiveYüan，按当时伪组织的名称为“行政委员会”。此处应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译者注

王在二十年代的军阀混战中押宝押输了，因而在那以后的年代无法在KMT政府里当上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当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王克敏是委员之一。其实，包括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和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在内的许多头面人物都当过该委员会的委员而有同日本人打交道的实际经验。作为激烈反KMT的日本代言人来说，所有这些人都算是上乘人选，而这种反KMT的姿态则是临时政府的标志。直到一九四〇年临时政府正式结束时为止，这些人都一直担任该政府的领导人，之后直到一九四五年，所有这些人都还是日本仍在华北执行政策的工具。王克敏是在华的外国报刊的揶揄对象。它们都以报道诸如他捐款慰劳日本士兵以及被他自己家庭成员公开责备而出丑之类的事来取乐。19

临时政府并没有把自己装扮成是受民众委托或由选举产生的，它甚至连日后有无实行选举、代议制度或其他民众监督的方法的可能性都没有暗示过。它进行统治的根据仅仅是一纸由它自己任命的委员会所草拟的所谓“宪法”。在政府结构上，它同KMT把权力分属行政、立法、司法和监察等四个院(按当时伪政权的组织是：“行政委员会”、“议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三个部门。——译者注)的做法很相似，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名列第五的考试院的权力则交给了教育部掌管。在该政府成立后不久，监察院也被撤销了。

在实践上，临时政府也很象KMT政权：由于人员的相互兼职以及行政院拥有的权力很大，临时政府各部门间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力分工。例如，行政院决定一切立法，只是事后把它的决定提交立法院(可能是指所谓的“议政委员会”。——译者注)去批准一下而已,而立法院的委员竟是由行政院任命的！。日本顾问们让临时政府享有的一切权力，显然都集中在行政院。行政院之下设五个部，而很有意思的是，这五个部中竟没有一个主管军事、外交的部。事实上该政权也没有在取得国际承认问题上作出认真的努力，就连日本自己也从未表示过要承认它。一九三八年临时政府任命过几个驻日“代表”，但他们只不过是“表示亲善的使者”而已。这个政权从来也没有同任何国家签订过什么条约或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协定。有必要进行谈判时，则同日本顾问们谈，而同华北派遣军司令官谈就算是最高一级的谈判了。

根据核心内阁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规定，临时政府的管辖区包括河北、山东和山西等三个省的全部以及第四个省察哈尔的一部分。20日本占领河南后，河南省也要置于新政权的管辖之下。但是正当华北派遣军从南面进攻山西省长城以南的。地区时，关东军则从北面侵入山西，并且已经先下手为它的内蒙古傀儡政权夺得了整个晋北地区。这个地区以大同为中心，包括把内蒙古地区和北平连接起来的主要交通线平绥铁路。此外，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来一贯自行其是地搞自治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虽已公开宣布取消自治并归属北平政权，但仍以唐山为中心盘踞一方。直至该自治政府的高级官员于一九三八年在新政权中获得重要职位之后，它才逐步撤销。21临时政府管辖区之所以很小的最主要原因是：它只能在日本陆军控制下的地方行使权力，也就是说，它的管辖区域主要限于 几个大城市和几条铁路线。所以冀东道（临时政府恢复了清朝“道”一级政权的名称）的道尹在一九三九年初报告说，他只能控制所属二十二个县中的七个。22这个新的国家远非日本陆军梦寐以求的那个华北国。

临时政府成立的宣言是由汤尔和宣读的。汤是留学日本的医生，内定为教育部总长。这个宣言有两个方面很突出：首先是内容清楚地显示了新政府对KMT极端蔑视，其次是文体证明其作者为十足的儒生。该宣言*强调说：“KMT窃据政柄”，以致“灾害洊臻”；该党“欺罔民众……税敛苛毒……倒行逆施，不顾社稷之将覆，犹且不早悔悟。”至于说到同日本的战争，那首先是KMT对日本采取敌对态度，KMT“夫既自知流朽，何以轻动干戈，业已备战十年，何以脆弱至此”，所以就“百战百败”了。又说“（国民）党人方且标榜清廉……实则辇金外国，化名存储，已成公开秘密。日倡礼义廉耻，而魑魅魍魉白昼横行，盘踞要津，荡无法纪”。由于KMT政府“犹复不负责任遁逃，不能收拾”，所以就“丧其国都”了。23

文告还在另外两个问题上做文章。第一个论点是中日同种：战争之真正可悲乃在于“同种相噬”。第二个是反共：KMT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与共CD达成协议，其结果是“拾共CD唾余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排斥了所有其他人的意见。
引号中的“宣言”词句是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平晨报》刊登的该伪临时政府成立的“宣言”。——译者注

从此以后，临时政府一再反复宣讲它十二月十四日文告所表明的这些论点。它把这些论点和“王道”哲学结合起来，其目的是为大搞控制社会的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儒家哲学中的王道是衡量国君的统治是否贤明的一个崇高标准。它认为；要是一个国君由于受礼教的陶冶，能够本着仁义道德来进行统治，那他就是一个模范的贤君。君主通过树立完美德行的典范来证明他是受命于天的，从而使他的臣民必须忠诚并确保社会的协调。但在一九三八年，王道却被临时政府用来作为一种解毒良方，以对付现代中国（实际或假定）流行的许多毒素。总之，王克敏和他的同伙所谓的王道强调：国民应恭顺地把统治者在道德方面的教诲铭记在心，并以王道作为武器防止受西方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感染，因为这些“主义”都是以国民会积极主动地去改造原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为前提的。最重要的是打算用王道来反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约瑟夫•利文森在谈到日本在满 洲 国搞“清朝复辟”时写道：“之所以提出‘王道’显然是为了反对‘三民主义’……日本人和满 洲 国分子都硬说三民主义是西方的思想。”24在华北“提出”王道显然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这就使某些人责难日本企图使华北“满洲化”的论点得到了证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临时政府是怎样复活了清朝的政治体制（例如，恢复“道”），并且任用了好些清朝的遗老；但是，强调王道这一点却是它企图复辟清朝的最明显的证据。*
*要是把康德皇帝（亨利•溥仪）从满 洲 国新京的皇宫迁回北平（或者不如称之为北京，因为这个城市后来再度成为中国的首都），那么复辟清朝的活动就可以说达到顶点了。按照乔治•泰勒的说法，一九三八年这类语言在北平四起。这是由于下列消息而引起的：建筑新京的新皇宫工程已经停止，而修复北平紫禁城的工程却已开始了。（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27页）

“王道”不仅仅只是中国和日本少数几个守旧派想要实现的东西。在华北全境灌输“王道”思想很快就成了临时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这项大规模的工作主要由教育部和新民会这两个机构负责。新民会是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没几天就成立了的。它基本上是喜多将军构想出来的一个__________组织，因为他对临时政府那些既老朽又不受尊敬的头目们是否能够掀起一场（特别是在青年中）热烈拥护王道的运动深感怀疑。喜多也主张采用新的名称，并建议说：“王道”一词听起来太古老了，为了便于向公众宣传，应该把它改称为“新民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喜多将军认为“新民”一词听起来比较现代化，对青年有吸引力，所以主张使用它，可是这个词却是采自最能体现儒家学说的《大学》一书。25

新民会是一个有多种政治目的的组织，主要用以垄断政治思想，动员民众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政府，并从总的方面传播日本的宣传和日本文化。它是以满 洲 国的协和会为蓝本的。它并不是一个松弛地联系着几百万个会员的群众组织，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通过历史悠久的儒家保甲制度和类似奥威尔复合体的分支机构，来保证严格的纪律和秩序得到实现。†
†据美国资料的估计，一九四五年华北的总人口是一亿多一点。估计新民会会员总数为五十五万人（一九四三年）。但只有五万是“有完全资格的会员”，那就是说，这些人人会时间较长，并且受过特殊训练。所有政府官员、所有学校的校长和宣传机关的头头都必须是新民会会员。（见美国战略情报局编的《华北沦陷区的傀儡政府机构》第12页）

[老酒]

设立了新民会中央训练所来培训从事会务工作的骨干。又设立了主要培训政府工作人员的新民学院。这个学院的第一期毕业生先到日本游历了一番之后，再回国担任各种官职（主要在教育部）；毫无疑问，有许多毕业生被分配到各个新民模范学校去工作。童子军改名为新民少年团。还建立了防治疾病的新民医院。在娱乐方面，人们可以收听国家办的新民合唱团在新民广播电台里演唱的新民歌，或者可以到政府经营的许多新民茶馆去喝茶。这个政权的机关报《新民报》则是正确的理论和时事评论的唯一来源。

新民会承担的任务是如此包罗万象，它的分会和职员又是如此之多，以致它几乎可以代替临时政府成为华北的统治机构了。一位颇有学识的观察家对这个组织的无孔不入的性质作了如下的叙述：

几乎没有一项政府的活动没有新民会的份儿；在北方的每一个省、每一个被日军占领的大城市、每一个县都设有新民会的分会。为了庆祝纪念日、庆祝大城市被日军攻陷、反共周等等而举行一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统统由新民会主办。它向各级学校发布命令，强迫他们参加此类庆祝会；它训练城乡的青少年，组织尊孔、崇敬祖先、谴责KMT等等的集会。它掌管一个完整的实验县；组织合作社，照管灾区救济工作，向农民发放贷款和种子，指导收割和农具的使用，向乡村提供医疗服务，教所有的人学日语，送学生去日本留学，自办一所学校，编写教科书，草拟并分发各种宣传品，自办一家广播电台，派出流动电影放映车，鼓励戏剧演出，进行新闻检查，举行考试，召开家长会议，开设免费的茶馆，进行不可胜数的调查，普查户口，提倡中国艺术，控制劳工，管理公众的娱乐活动。它甚至还进口猪来做饲养试验。它举办巡回图书馆，对学生作文发给奖品。它大事吹嘘模范村。它的种种活动简直是没完没了的，它的活动能量也是无穷无尽的。从天津
到太原府，从济南到保定，旅行者到处都可以看到以阴阳为标志的新民会会旗。26

如上所述，新民会的御用哲学新民主义是用来抵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西方思想的残渣”——的影响的。27新民主义强调儒家的德行，强调重礼、敬上、孝顺和好学。虽然这些新的“主义”从未被系统地（更不用说合乎逻辑地）加以发挥过，但它们却都有一个可以说是共同的命题，即：只有日本‘能够使中国得救，并实现土肥原将军所谓的“东方文化的复兴”。28

缪斌是新民会的主要理论家和第一任会长。他原是KMT的革命家，一向对日本极为崇拜，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对这个组织起了影响。缪早就认为，中日两国之所以对现代世界作出的反应大不相同，其原因乃在于日本有武士道精神。缪还认为武士道精神渊源于儒家传统，只有学习日本的尚武精神，中国才能象日本那样生气勃勃而不再是死气沉沉。29这个新哲学思想还把佛教视作中日两国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并给以同等的尊崇，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它的折衷主义手法。例如，一方面准备在山东设立一所教授儒学的大学，同时又准备在山西开办一所教授佛学的大学。30要是说“复兴东方文化”的奢望并未能象预期的那样使华北的广大居民改而信奉儒教的话，那末新民会的巨大努力至少可能已经使很大一部分居民在效忠什么的问题上搞得稀里糊涂了，而新民__________会所提倡的朝拜孔庙和学习《大学》等事，按设想本来可能对一些人（主要是年岁较大的人们）是会有一些意义的；至于对广大的学生来说，那就很难设想他们对于以下这类事情会有多大的劲头；具有明显宣传性质的作文竞赛和演讲竞赛（《为什么我们要打倒蒋介石政府》，《中日如何亲善》，等等）；（“按照北平教育局的命令”）首先强调学习日本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大量采用日本批准的教科书并把日语作为必修课；课程中包括例如《易经》这样玄奥的教材，或者用伦理学（“修身”）来代替公民课。公民课由于强调了对国家的责任和中国民族主义而遭到怀疑，因为民族主义只会妨碍中国人投身于中日合作，而中日合作正是一九三八年在华北纷纷成立的各种“教科书改编委员会”的最终目的。31

曾在华北派遣军服役的山崎重三郎中佐指出过新民会存在的一些缺点。他把新民会说成是一项“旨在建设新华北的思想运动”。他写道，新民会虽以满 洲 国的协和会为蓝本，但它却“没有抓住华北人民的心理，而他们的文化程度远比满 洲 国人民为高。”他坦白地承认，新民会是失败的，因为它“太官僚化了，而且它的日本味道也太浓了。”他说，结果新民会“变成了一群在思想上打了败仗的人的组织，面对着共CD的宣传攻势，他们简直束手无策。”32

华北政权的奴仆性质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第一个方面是，日本顾问广泛地控制着一切政府事务。在这方面，王克敏至少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平常总是批评王的外国报刊也不得不承认，王“坚决反对把满 洲 国的制度照搬到华北来，（同时）也强烈反对把大批低级日本官员安插在各个部、局”。33一九三八年六月，有消息说，“王的主张被采纳了”。几个月之前曾经“充斥于各部门”的一大批小顾问“都被调走了，只实行在较高级的部门中派驻少数特别有资格的顾问的原则。”34

一九三八年四月，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同王克敏达成了一项关于向临时政府派日本顾问的协议。它规定建立一个由日本提供“合作性质的援助”的制度。据这个协议附件的第四条说，这是指“日本顾问和同级的临时政府的官员“事先”就一切政务事宜“进行无保留的磋商”。35尽管寺内—王“关于顾问的协议”明确地要求双方在任命顾问之前要进行磋商，然而有个顾问却说，“只要司令官决定某某去当顾问，那就可以了。顾问的各种职责也有明文规定，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搞什么外交协议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在结束对顾问体制所作的坦率估价时，他把顾问比喻为“附家老”*——那是指日本封建时代年青贵族的高级顾问，他们以比他们所应服侍的主子更为有权势而见称。36*日本德川时代，封建诸侯的总管家。——译者注

不管顾问体制的用意多么善良，不管顾问们的行为多么客气（姑且假定占领军能够有这种难得的作风），也无法使人欢迎。据一位日籍观察家说，在他所接触过的大多数中国人中，他们最感不满的便是日本强加给新的行政机关的那些顾问。他承认“许多人是完全不称职的……而且对中国人民连最起码的了解都没有。”他举了一个做官的中国友人为例。那个中国官吏的顶头上司是一个日本人，而这个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或经济竟一无所知”，然而更糟糕的是，“连芝麻大点的事情也得同这位顾问商量。中国官吏在点头之前必须同别人商量。时间就是这样被白白浪费了，而最后是一事无成。”37

既然中国官吏对日本顾问有反感，而帝国陆军军官又瞧不起中国官吏，把这二者加在一起是决不会产生和睦合作的精神的。山崎中佐以不屑一提的口气追述了临时政府搜罗来的那些行政人员的质素：“他们不是旧时代的遗老就是中国共CD和KMT政权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们是一批靠不住的贪官污吏，只是为了领薪水才来上班的。人民对他们抱有恶感和反抗情绪。最后，人民把这些恶感和情绪都化为对日、本军政官员和日本侨民的仇恨。”38

[老酒]

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政策
我们已经考察过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关于海关和关税的方面。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北平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是另一个最能说明日本炮制华北伪政权目的何在的经济措施。用一个作家的话来说，这一行动是“对中国货币发起的一场强大的正面攻击。”39这家在日本顾问指导下的银行，是为许多重要目的服务的，但它的总目标则是要把华北的金融活动同中国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从而破坏KMT政府从一九三五年起就一直在谋求的财政统一与完整。正如一家东京出版的商业月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所说的那样：“华北象满 洲 国一样，将成为金（日）元集团的一部分，并将成为把帝国经济紧紧地捆起来的货币链条的一个环节。”40

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期间，日本政府曾经不顾外务省的劝告，拒绝支持英国帮助中国稳定货币和统一财政制度的做法。现在，既然临时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于是许多日本人乃感到，日本完全有力量摧毁KMT政府的财政和经济制度，从而加速其投降。他们希望，通过发行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并禁止法币（南京政府国币的名称）的使用，联合准备银行能够使华北的居民不再效忠于KMT政权。KMT的中国对即将成__________立联合准备银行的公告所作的反应似乎也表明日本的金融战略有可能奏效；因为资金逃离中国的数量和对外国货币的投机买卖立即“剧增”。然而，事实证明联合准备银行只不过是一项效果平庸的武器而已。当这个银行刚建立的时候，临时政府宣布，法币只能再流通一年，即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为止，在此以后就只准使用准备银行发行的货币（联券）了。新货币刚一发行，临时政府和日本陆军都得到了好处，因为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临时政府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可以弥补一下它无法从游击队所控制的内地搞到税收；日本陆军则可以通过对兑换率的操纵筹集它自己所必需的开支，并促进它的经济开发计划，但作为一项旨在破坏KMT财政稳定的政治武器来说，联券的发行却是个大失败。由于联券的发行准备金有名无实，随着每月印刷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货币总流通量越来越大，其价值也就不断下跌。尽管对私藏KMT货币的人严加惩罚，格雷贤的法则却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较有信用的国民政府合法货币仍被继续使用，而且在兑换中往往还能得到贴水。在华北某些共CD控制的地区，法律禁止持有联券，违者处死。结果，华北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发现，他们只有用法币才能从内地买到农副产品。

一位作家指出：“凡是在日本人势力达不到的地方，人人都拒绝使用联券。”41甚至在日军势力“所能及”的地方，人们也尽可能避免使用这种令人憎恨的货币。例如，在华的日本商人也不愿接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券，因为他们不能用它来偿付中国的债权人。在中国营业的外国银行宣布，只有横滨正金银行采取接受这种纸币以抵付其他货币的政策，他们才这样___________做。可是日本的银行家都坚决拒绝这样做。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的《财政与商业》月刊说，“横滨正金银行的全部资财可能会因兑付北平所印出来的钞票而告罄。”42由于天津外国租界当局拒绝合作，日本对联合准备银行所抱的希望又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为止，即日本所扶植的联合准备银行成立的九个月后，他们事实上仍继续以法币作为记帐单位。由于日本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其结果是，法币到了一年以后非但没有完全被联券所取代，反而在大约两个月后，即一九三九年五月，它与联券兑换的贴水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之多。43由于日本军队在华北使用军用券购买当地商品和劳务，这就使已经够混乱的货币流通情况更加恶化了。到了一九三九年，日本银行发行的日元纸币和朝鲜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特别
纸币也都在华北流通，这就造成了进一步的混乱。结果证明：对中国货币“进行改革”远比预期的要复杂而困难。早先几年，让满洲人停止使用军阀张学良时代流通的既贬值又不稳定的“奉票”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由于其他的问题很多，事实证明还不可能把在满 洲 国取得的成功经验照搬到华北来。公众的信任是日本在这十年中的头几年取得了一些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在后几年中她显然已经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正如一位财政分析家所写的那样：“在战争十八个月后，尽管中国丧失了大部分重要城市，但她却能使外汇汇率维持在空前稳定的水平上。要求一个国家的人民抛弃一种既贬值又混乱的货币，代之以一种更
稳定的交换手段，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可是，要是强迫他们接受一种既不能兑换又毫不值钱的纸币去替代另___________一种比较健全和稳定的货币，那倒是
一件极端困难的工作。”44

战争爆发以后，鸦片在日本占领区的财政收入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这种贸易的秘密性质，人们很难得出精确的数字，但是许多观察家所提出的证据都表明，自一九三七年初以后，秘密的鸦片贸易额急剧增加了。美国财政部派驻上海的专员就是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的人中之一。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向海关署长报告中国的麻醉品贸易情况。一九三七年四月，他报告说，在察哈尔北部的“日本当局”用“当地县长的名义”向农民发出通知，鼓励他们去种植这种“有毒的植物”，并公布奖励办法（例如，种了最低限量的可以免除土地税，种了五亩的可免服兵役）。45这些鸦片连同那些在内蒙古其他地方和满 洲 国所生产的鸦片，都由受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官员保护的”日本人和朝鲜浪人走私运进华北，而这些官员则从利润中提成作为报酬。46

战争爆发后成立的名不符实的禁烟局，倒是为毒品运进华北提供了方便。事实上，这个局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禁止麻醉品的贸易，而是通过颁发许可证的制度，把这项贸易置于当局的控制之下。美国财政部专员关于此事的报告，均为战后在东京的审讯中被日本军官及中国傀儡政府的官员所证实。47在这方面，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梅思平的长篇供词。梅是汪精卫政府的最重要成员之一，任内政部长。梅否认了他所谓在中国“流行的那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日本关于麻醉品的政策目的在于造成有毒瘾的人，“使中国人体质衰弱而且穷困”。他说，特务部发现毒品贸易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以用来补充供它进行“多方面工作”的“非常有限的经费”之不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梅供称，为了进行间谍活动，也把毒品赠予或售给“无耻之徒或甚至贪污的官员”。*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460号第3页。鸦片馆受到佩有政府机关证章的临时政府官员的保护，有些官员官阶之高，把《新民报》的编者都激怒了。这家报纸厌恶地揭露道：鸦片馆的掌柜们“甚至公开宣扬这一事实，并这样说过，‘如果当官的都觉得咱们的小店是值得光顾的，你们为啥们不这样认为呢?’”（见《在华北的鸦片贸易利润》，纽约《亚细亚》杂志一九四〇年第四十期第551页）
*

梅把鸦片贸易和其他毒品（如吗啡和可卡因）的贸易加以区别。他认为，后者大部分是由地方低级官员自己搞的，而前者则是极有组织的，并且是内蒙古傀儡政府的主要财源。他还说，日本政府把鸦片贸易所得的收人汇到东京作为“秘密辅助资金”之用，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据梅说，直到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才开始执行真正禁止鸦片的政策。这是针对中国民众突然爆发的愤懑和学生示威而采取的步骤。（东条政府为应付此次危机而派往中国的经济顾问表示愿意帮助汪政权查禁鸦片贸易，但也提醒汪政权不要忘记，从“鸦片贸易所得的利润是［设在内蒙古的］蒙疆自治政府主要财源”。）48

[老酒]

国策公司
在经济开发，即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通运输的管理等领域内，临时政府被迫当傀儡的形象最为突出，而且日本的帝国主义意图也最为露骨。“经济合作”的口号远远掩盖不了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军务局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制订的计划，列出了控制华北经济的指导性纲领的要点。49它规定在青岛市设立特别市政府，由一个中国人当市长，一个（由特务部挑选的）日本“最高顾问”协助工作，还设一个市参议会，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各半组成。计划组织中日合营公司经营地方的盐、酒、糖和烟草工业。将考虑在税收上优待这些企业并授予专卖权。还要在山东省设立其他合营的企业以经营煤矿和铁矿以及与之有关的工业。全省所有主要铁路将由一个企业独家经营。

随着日本占领了整个华北，必须为陆军所指望的合营政策制订出更为全面的方案这一点变得愈来愈明显了。据说，王克敏对日本人坚持全面和不受约束地控制华北经济特别感到忧虑。一个观察家写道：“王最初是一个银行家兼经济学家，之后很久才成为政客的。他明确地反对日本人完全垄断所有工业和经济计划。他虽然准备同意在重工业方面让日本人占有稍多于一半的份额，但却坚持把其余经济部门分摊给中国资本家和……中国政府。”50

为了使王放心，寺内将军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和他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建立一个中日经济委员会（日华经济协议会）。两国各任命五个委员，委员会负责制订华北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计划。王克敏自任主席；副主席是平尾八三郎。平尾是著名的日本实业家，曾任内阁阁员。据臼井胜美说，王以为此后经济事务将交北平的中日经济委员会来考虑解决，而不是按东京下达的单方面决定行事，所以他才同意订立这个协议的。51要是王果真这样认为的话，他的幻想不久就破灭了。一开始委员会的权力就几乎被阉割掉了。事实上，王与寺内签订上述协定的次日，即三月二十七日，就不得不签署同寺内达成的一项“谅解”，该“谅解”规定“华北最高经济顾问将根据军事需要控制交通、运输和空运”。为日本单独控制这些企业而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临时政府无权要求取得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因为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属国民政府所有；既然临时政府还没有被承认为是国民政府的主权继承者，它也就不能够成为国民政府所有权的继承者。52这样一来，这些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就从委员会的权限之内划了出去，并于最后划归日本陆军和日本企业联合经营。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华北占领区有关资源开发的所有工业（铁、煤、电力等等）实际上都在中国开发公司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且只有这家公司拥有准许经营这些企业的权力。中国开发公司创办于一九三五年，原为南满铁路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并于一九三八年被置于华北派遣军的牢牢控制之下。由于需要吸收大量资本和技术援助，这就使该公司出面邀请日本各大企业参与它的经济开发计划。结果，日本工业界就在中国接管了重要的企业管理权。三井、三菱和大仓进入了煤炭工业；东京电灯、日本电力和大同电力进人了电力领域；日本制铁所和大仓兴业会社等等进入了钢铁工业。日本工业家甚至渗入了生产重要消费品的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如东洋纺织公司和钟渊纺织公司就接管了许多中国的纺织厂。53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军事需要的不断增长，经济上也就更需要有更多的配合和集中计划管理，于是把中国开发公司改组为北支开发公司。这个新公司是根据一九三八年四月公布的一项法令批准成立的，同年十一月正式开张，拥有资本三亿五千万日元。54大谷尊由（前拓务大臣，在不到一年前曾主持制定成立这家大控股公司的计划）成为它的第一任总裁。他立即着手建立许多子公司并发行更多的债券。至于中国人______所拥有的企业（例如铁矿），中国老板们除了把他们的设备和财产去换取该公司的股票之外别无他法。到了一九三九年，诸如华北交通公司和华北电力公司等国策公司的营业范围乃遍及整个占领区。

不过，其中有不少公司与其说是在事实上起作用，还不如说仅在理论上起作用。为了修建铁路和港口等野心勃勃的计划筹措所需资本而作的努力，在日本国内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中国国内则更是毫无结果。日本军事当局和日本财界之间的利害冲突使他们在大陆上的冒险事业显得不那么吸引人。日本当时极端缺乏资金，军方拿不出什么办法来鼓励投资。军方对于使投资所冒的风险同利润大小成比例这一点的关心，远远赶不上它对用降低生产和利润的方法来使自己的计划获得资金一事的关心。可以用于投资的中国资本本来就少得可怜，这时更不愿意对国策公司的计划进行投资。泰勒评论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把中国工业、矿业和商业财产都给没收的做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地向中国资产阶级表明中日经济合作有好处。”55所以，为了实现急功近利的目标，往往放弃了从长远看来可能对帝国
主义的受害者和帝国主义国家本身都同样有利的经济发展计划。例如，究竟日本人对已在一九三八年初考虑的“土地改革”计划是怎样想的，恐怕只有天知道。考虑到将去执行该计划的那些实业部官僚和新民会官员所持的社会观，这个土地改革的前途充其量也只能是很渺茫的。无论如何，随着战争继续拖下去，对于诸如模范村（除非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修筑道路、修补河堤以及农贷和救济等等的强调之越来越少是可想而知的。一九三八年末，尽管中日经济委员会继续坚持说这类长远的目标还是很重要，但它也坦率地宣称，眼前需要关心的是“提高棉花和小麦的产量”。56就单从日本本身的利益来看，也很难估计出：日本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开发华北，究竟有几分原因是直接由于日本人无能所造成的，又有几分原因是由于游击队的抵抗所造成的。游击队在华北到处活动，他们从活动地
点甚至可以看到北平的城墙。不过，毕竟不能因为日本没有建成她为华北计划的巨大铁路网而责怪她，因为白天铺上的路轨晚上便被撬掉了。不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美国新闻委员会在一九三九年所发表的文章看来还是对中国沦陷区糟糕的经济状况作了公正的描述：“生产、贸易和消费……都远远低于战前水平。一般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了，大部分中国人在饥饿的边缘上生活。随着战争继续下去，日本人既无法把他们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损害弥补起来，也无法促进任何大规模的新的经济发展。”*正如新闻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总的说来，中国居民都在经济上吃了苦头。泰勒认为，对一般人来说，最大的损害是由一些“小规模的掠夺者和谋利者”造成的。“在本财政年度（一九三九年）从神户搭船到大陆去谋求发迹的”二十二万日本人之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57傀儡政府和日本陆军都管不了这些人，也不愿意去管他们。他们每天的所作所为，都在提醒被占领城市中的中国人别忘记：中国人是一个被征服了的民族。根据日本人的估计，迄至一九四四年，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的人数是一九三七年的十倍。58新民会的一个被激怒的官员写了一份关于在大陆的某些日本人的劫掠行径的报告。他虽然承认有必要对某些重要的工业实行军事管制，但是他也用了最强烈的词句，遗憾地指出“恣意掠夺（中国）人民的私人企业并企图将这些私人企业置于日本工业控制之下的做法”。†他指出，被没收或被迫实行中日合营的企业竟包括当铺、肥皂厂、油漆商店和面粉厂等等在内。

[老酒]

山崎中佐估计，在华北的日本侨民约达四十万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属于‘冒险家类型’的”。山崎遗憾地指出，这些冒险家们不理解日本宣布过的“圣战”的意义，他谴责他们编起了种族对立，并使那些天天同他们有接触的中国人激起了反日情绪。他作出结论说：“结果，‘新建设’的理想往往被这些毫无头脑的日本人所歪曲和破坏了。”59华北日本人在经济上专横的做法，不仅违反了日本对经济合作许下的诺言，而且终于损害了自己。一九三九年，外相野村古三郎抱怨说，那些本来应该成为“北支经济开发核心”的国策公司，“全都缺乏机器设备，以致计划都完成不了”。60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日本“尽一切力量去吸引外国资本”到那个地区去。有讽刺意味的是，陆军恰恰就是想方设法用经济帝国主义的政策来防止依赖外国。根据日本人的估计，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之间，美国对中国沦陷区的输出，的的确确增长了将近四倍。61这样一来，日本就日益依赖西方国家（在欧洲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依赖美国）帮助她去实现她的开发计划。而后来在一九四一年野村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华盛顿所进行的谈判中，正是这些开发计划成了最无法克服的障碍之一。
 见美国新闻委员会出版物第五号《中国开发（无限）公司：对日本经济合作的第一手研究》第28页。美国新闻委员会于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八年成立，负责人是美国传教士埃德温•马克斯。它为美国新闻界编写并散发日本占领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报告。它的成员包括在华居住的美商、传教士和新闻记者。
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614页。人们认为，满 洲 国青年组织和新民会的一位活动家小__________山定友是这篇报告的执笔人。臼并把小山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是小山在一九三
八年对中国沦陷区的一次视察旅行后写成的）概述如下：“那些原来在中国毫无地位和声誉、而且又毫无商业经验的（日本人），突然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并且正在牟取巨大的、不应得的利润，仅仅因为他们是日本人而已。”臼井写道，小山不论走到那里都能看到这种“不光彩的”情景。（见臼井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载《朝日杂志》社编：《昭和时代历史片断》第286一287页）

最后，让我再说几句话，以结束这一段关于日本力图“复兴东方文化”的讨论。

首先，统治华北同统治中国其他地区所用的方式和所建立的机构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后来几乎无法使其调和起来以建立汪精卫所领导的全国性政府。只提一下王克敏政权和汪精卫政府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够了。后者非但不攻击孙中山，而且宣称只有它才是忠于孙的理想的。它攻击KMT没有实现“三民主义”，而且自称是“正统KMT”。当汪精卫政府成立不久后于一九四〇年访问北平时，《新民报》发表了一篇“宣言”以示欢迎。在谈到汪献身于“三民主义”时，这篇“宣言”说：“当我们一想到它时，就不禁为之战慄。”中国现代史上所有的祸患无一不是孙中山的主义造成的：“中国共CD的诞生、蒋介石政权的组成、联俄联共、屈服于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以及抗日，所有这些都根源于‘三民主义’。”62

用“新民主义”来代替“三民主义”这一点表明，日本人认为华北是个很稳妥的地方，可以（或者至少是企图）在那里搞起一种极端开历史倒车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清末以来，华北在政治上毕竟从未稳定过。总的说来，响应孙的民族主义思想并支持共和国的是南方；而在北方，民族主义才刚刚开始出现。KMT没有多少机会把它的思想意识和组织形式传播到这个地区，因为它在某些省份受到日本人的排斥，或者至少受到严厉的限制，而在另外一些省份则又被象阎锡山这类事实上独 立的军阀所排斥。学生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是最强烈反对“王道”计划的阶层了，但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他们处于组织涣散的状态。许多学校被炸毁了、关闭了、进行了改组或者迁移到外地去了，有的学校即使是还能办下去，其规模也大不如前。一九三五年与一九三六年间以一些学校为中心的激进抗日运动，在一九三八年简直就不复存在了。此外，由于共CD“有意识地把在北平的人力抽出去充实其他地方的领导力量”，“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精华”离开了大城市，到共CD在山西的根据地去了。63在当时存在政治真空的条件下，日本人认为：他们广泛的政治“改革”最多也只会落得一个人们漠不关心的结果。陆军相信，它花了五个有用的年头在满 洲 国学会了如何跟人们漠不关心的态度作斗争，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不能在长城以南的地方取得成功。一个傀儡官员写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南京决非我（华北）人心之所向。总之，不论在精神上或在行动上，北方总是比较接近新京4（满 洲 国的首都），而不是接近南京。”±64\

满 洲 国的经验可没有一条能说明：外来的共产主义哲学竟会那么坚决地同中国的传统“方式”进行斗争。华北政权的许多军事和民政顾问都是先前在满 洲 国任过职之后调过来的，他们把前几年形成的一套关于行政管理的观点和政治哲学都带过来了。山崎大佐对此又作了恰当的评论：

那些在建设满 洲 国有过某些成功经验的人员负起了建设华北的责任。由于他们思想方法简单、知识领域狭隘，所以在指导地方行政人员方面犯了不少错误，发布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命令。结果，他们往往不得不朝令夕改。他们犯错误的最大原因是：负责的日本人对中国共CD的军队没有予以足够的、认真的注意。由于中国共CD对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不只是专门对付日本军队，因而赢得了人心。相反，我们却只把中国共CD看做土匪，把镇压他们的事看得比对人民做工作更为重要。65

日本之所以把这种类型的政权强加给华北的另一个原因是：华北地区在她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优先地位。华中和华南的重要性似乎远远及不上华北，所以，许多日本人打算同意在黄河以南建立一个比较有独 立性的政权。但华北必须在事实上成为日本帝国的真正组成部分，如果在名义上并非如此的话。这个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决定了这项政策，因为它最贴近满 洲 国，也最容易受到苏联或中国共CD人的袭击，或者同时受到二者的袭击。如果说光有这种考虑还不够的活，那末单是这个地区的经济重要性也足以促使日本采取严格的控制政策的。

最后，中国最大而且最令人头痛的一支抗日游击部队集中在华北，这从本质上对决定日本人在那里作出反应也起了作用。在华北进行的“扫荡”比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所进行的“扫荡”更能说明他们单纯依赖军事手段。共CD的八路军不让日本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试行更加狡滑的扫荡办法，那怕日本果真准备并且愿意试一试的话。日本在华北采取极端黩武的态度，以她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间所实施的大规模毁灭政策（即三光政策）达到了顶点：为了使敌方不能利用某个地方和居民，便把这个地方及居民统统毁掉、杀掉。在伪政权体系中，也采取过类似政策，它对中国民族利益所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日本企图强加给华北的任何其他措施所造成的损害。

[老酒]

1见哈利特•阿本德的《一九二六——一九四一年我在中国侨居生活》第313页。这位顾问是原田熊吉少将，在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是华中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长。他和他的助手楠本实隆大佐的活动，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第2203号第1页和第7页谈到。他们俩人对建立一个与临时政府竞争性的政权——设在南京的维新政府，颇有帮助。在大陆的各日军司令部之间的竞争，可参阅约翰•戈特的《日本为亚洲而战》第61页、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95—98页、以及阿尔文•库克斯的《消耗国家作战力量的后果：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经验》一文（载《军务杂志》一九六八年第32期，第60页）。我还通过访问前陆军军官山崎重三郎而得知这些内幕。山崎强调指出华北派遣军与华中派遣军之间的“恶感”。
2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16页。
3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第207页。
4见C•Y•W•孟的《日本在华北的机构——治安维持会》（载《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第125页）。
5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四卷）第130页。
6见《时代》杂志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第17页。
7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41页。
8同上
9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27页。
10喜多将军和根本博将军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给田中新一将军的报告见防卫厅防卫研究署编的《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514页。
11同上书，第513—514页。
12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1页。
13同上。
14同上。
15关东军司令部的《支 那复兴建设方策大纲》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234—236页。
16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文件第2203号第1页。17见梨本祐平的《在中国的日本人》第六章。另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69页。梨本是临时政府的经济顾问，他的著作是关于该政权的最好的第一手资料。
18访问陶希圣谈话记录。
19实例请看《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第300页及十一月十九日第370页。
20见堀场一雄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6页。
21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115页。
22见乔治•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33页。
23见青木德三的《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背景》第三卷第213—2I5页。
24见约瑟夫•利文森的《信奉儒家的中国及其在现代的命运：帝政衰败的•问题》第133页。
25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60—61页。
26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71页。
27同上书，第210页记述新民会的“标语……向（一些想用作新年装饰的）户主赠送”。
28见土肥原贤二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中央公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第六一四期第n页）。
29弗雷德里克•莫眥特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华所扶植的政府》第190页，谈到缪斌的《武德论》。
30见希拉里•康罗伊的《日本在华的战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第372页。
31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93页、第224—225页。另见T•A•比森的《日本在中国》第311—313页。
32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期第50页）。
33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114页。
34同上刊，第340页。
35见臼井胜美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一文（载《昭和时代历史片断》，《朝日杂志》社编，第286页。王克敏—寺内协议的全文见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微型胶卷《日本外务省档案》，第三五六卷，编号：SI．6．1．l—7号；第153页及续编。
36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4页。上述顾问是前内务省次官汤泽三千男。
37见美国新闻委员会的第八号出版物《在中国舞台上的日本傀儡》第29页。
38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期第50页）。
39见W•Y•林的《中日货币战》（载《美亚杂志》一九三九年第三期第30—36页）。
40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65页引自东京的《东方经济学家》杂志。
41见根室•斯坦因的《经济札记》（载《美亚杂志》一九三九年第三期第236页）。
42见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67页。
43见斯坦因的《经济札记》第236页。
44见W•Y•林的《中日货币战》第35页。
45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393号。另见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专员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的报告。
46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399号。另见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专员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的报告。
47事例见：特务机关的官员原田熊吉的供词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423号；汪精卫政权的内阁成员梅思平在法庭上的誓词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460号。
48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460号第5页。蒙疆政权将在本书第七章讨论。
49《处理山东及青岛地区纲要草案》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2—133页。”
50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339页。
51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4页。
52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134页。
53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4页。
54见《东京公报》第十八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2页。
55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148页。
56同上书，第155页。
57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149页引自《日本纪事报》一九三九年六月
一日。
58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CD的力量》第44页。
59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
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期第52页）。
60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88页。
61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序言第32页。
62见《东方事务》第十三期（一九四〇年）第245页。
63见约翰•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
第179页。
64见《东方事务》第十二期（一九三九年）第306页。
65见山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第一一三期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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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酒]

第六章华中
芦沟桥事变前几年，日本在中国进行的扩张主要在黄河以北地区。帝国军队从山东半岛、重要的平津走廊和内蒙古边境等地区，扩展日本及其卫星国满 洲 国的战略边境。从陆军的观点看来，有必要占领内蒙古边境地带作为满 洲 国和苏联及其附庸国外蒙古之间的缓冲地带，并使华北成为自治区，以此作为想搞复国的KMT中国和满 洲 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不消说，日本人并不打算把这些“缓冲地带”搞成中立的无人区。在军事上，它们将给关东军提供用兵和演习的场所；在经济上，它们的资源可以与满 洲 国的生产能力结合起来。

于是，帝国陆军（更确切地说，是关东军和根据辛丑条约议定书所准许的铁路沿线驻军）恰恰主要在黄河以北地区挑起了一系列的事件和战斗，最后，把制定对华政策的大方向的权力从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手里夺了过来。日本军官们正是在这个地区里获得了制造地方和地区自治运动的经验，获得了对付那些地方军阀的经验，并在有可能时操纵和利用他们。但是，在黄河以南地区，中日关系的格局却很不一样。日本人认为，这个地区距离满 洲 国和日本在北亚的假想敌人苏联比较远，因此，从战略上看它是次要的。同时，鉴于西方国家在这个地区的沿海大城市拥有金融和商业的势力范围，日本不得不避免象在华北那样把恣意侵袭中国领土和干涉中国内政当成家常便饭。日本在华中的目的，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经济的，而且这个目的最好是通过一般称之为“币原外交”的那套怀柔手段来达到。

外相币原喜重郎对中国的态度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格局。他象关东军的将领们一样有力地维护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权利”。1但是，他对于处理日本在华中和华南的利益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甚至当一九二七年内战处于高潮，日本在那些地区的权利被忽视的时候，币原还是主张克制和忍耐；认为从闹事地点撤走日本侨民总比动用武力要好一些。币原和他的继任者田中义一男爵都同样想通过避免使用干涉的手段，来博得将要在华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好感。一九二八年，日本终于进行了干涉，但还是在北方——青岛和济南。三年后，日本在满洲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时，她也只是决心想要得到长城以北地区。只是在中国人用抵制日货这一非常有效的措施来反击日本侵略满洲以后，战争才深入中国腹地。一九三二年二月和三月，上海周围进行了一场激烈

的战斗，但也只限于在那一个地区，而且日本很快地请求西方国家帮助实现早日停止敌对行动。2可是，在满洲则既未要求调停，也不能容忍调停。由于一九三三年国际联盟拒绝承认满 洲 国的合法地位，日本终于退出了国际联盟。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关东军践踏了热河（一九三三年）和察哈尔东部（一九三五年），并将这些地区并入了满 洲 国；怂恿和支持想搞分 裂的蒙古王公们建立以察北为基地的政府，要求对察哈尔、绥远和宁夏等省享有主权（一九三六一年）；并且在同年提供装备、派遣军官，对绥远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冒险。总之，它所挑起和支持的自治运动，目的在于使河北及察哈尔同中国其它地区隔离开来。在北方这样做的同时，日本力图在国际条约和已有一百年历史的租界制度的体系范围内，改善它在华中的地位。典型的例子是，它谋求在上海工部局（它管理着公共租界）占有更多的席位，设法取消到中国内地旅行或从事商业活动的种种限制。一九三六年末，华中的几个城市发生了一系列反日事件，造成了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日本宁可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通过军事行动去获得赔偿。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这段时间里，既未使用帝国军队也未使用武力相威胁，这构成了华中地区日中关系的主要特点。芦沟桥事变以后，战争从华北扩大到中国其它地区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上海地区日本军事当局的谨慎态度肯定地说明了日本希望冲突仅限于在华北。上海公共租界日本“防区”的巡逻小分队只是略比一支警察力量稍强一点的部队。直到八月十三日，芦沟桥事变五个多星期以后，才提出了增援军队的要求，而且这时候还遭到了东京的强烈反对.3日本在上海地区的兵力是如此之弱，以致一位西方战地观察员认为，在增援部队开始到达后的一个星期，他们仍然处于“全面被歼灭的危险之中”。4

研究日本在中国采取不同做法的经验中，值得重视的是，日本没有能够在华中主要沿海地区找到象华北地区那样的、可资利用的政治分 裂局面。相反地，华中地区是KMT最早确立了领导权的地方，日本在这个地区必须同KMT主要金融及军事实力较量。日本考虑到这个事实以及西方各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和势力的现实情况，乃不得不谨慎从事。因此，日本军方虽然在华北的问题上不大愿意同KMT的领导人讨价还价。但是在有关华中的问题上却是乐于同他们打交道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正当陶德曼的调停陷入僵局的时候，华中地区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却开始在香港同宋子文进行私下的和平谈判。松井认为，赢得KMT财界的合作来解决华中地区的日中分歧是很必要的。然而，这次好不容易才开始进行的谈判，实际上就被一月十六日近卫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中断了。5

[老酒]

中国的维新政府
考虑到了上述地区性的差别等背景，我们对于一九三八年三月日本在南京建立的傀儡政权同华北的临时政府很不一样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南京政权的建立，比建立华北临时政府所投人的力量要小一些，它的目标也比较有限。陆军方面的某些人士对于建立一个自治的“华北国”颇为热衷，可是他们在华中和华南却没有类似的野心。芦沟桥事变后，也没有建立“华中国”或是“华南国”的设想去煽起在那些地区执行任务的帝国陆军的野心。

为维新政府建立一个相当于新民会的组织算是唯一象征性措施了。那就是仿效新民会建立的无足轻重的大民会，“充其量只不过是陆军的一个宣传工具而已”。它不象华北的新民会那样热衷于反复灌输“王道”思想。如果说它要使用任何一种政治哲学的话，那就是三民主义了——当然也总是一再强词夺理地把孙中山说成是反对共产主义和亲日的。尽管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改组工作，也并未能使这个组织获得生命力。不象新民会那样一直存在到一九四五年，大民会到一九四〇年很快就解散了。6

关于建立维新政府的档案材料非常少，不过根据全部记载看来，对于是否建立另一个伪政权的问题，在日本倒是没有什么争论的。由于日本要对分 裂的中国承担义务，而且在中国大陆的几个派遣军司令部之间又闹矛盾，建立一个华中政权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讨论的问题只是集中在两点上：维新政府同临时政府是什么关系；日本军方在维新政府中享有多大权力。至少在纸面上同意了维新政府的地位显然应低于华北的政权，于是，临时政府乃继续摆出老大的架势，要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而维新政府则必须面对被合并的前途。关于第二点，日本海军由于在华中地区有诸如控制和封锁长江等特殊问题，因而坚决要求派出顾问到维新政府中担任一定的职务。这样，海军向鷒_nf腳;鷒该新政府索取和得到的权势远比从华北政权那里得到的多得多。

关于建立维新政府的具体细节问题，特别是涉及罗致人员的问题都归华中方面军处理，或者更确切地说，都归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以后的华中派遣军处理。这件麻烦的任务交给了以臼田完造大佐为首的一个政治专家小组。“臼田机关”。臼田没有能够说服名列前茅的候选人唐绍仪出来主持维新政府。唐是民国初年热衷于搞泛亚洲主义的老政客，当时已退休了。由于这位大佐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新政权的成立典礼不得不一再延期。据说，沮丧的臼田向东京他的上级说明延期的尴尬情况时是“泪水汪汪”的。7上海亲KMT的报刊、在报道延期消息时是兴高采烈的，并对人选问题和必须解决该新政权与临时政府之间及与上海傀儡政权*之间的权限问题的各种原因，作了准确的推测。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终于在南京举行了成立典礼。会场悬挂着很多旧民国时代的五色旗，有大批的陆海军军官出席。可是，因为日本军队继续征用着南京最重要的公共建筑物，政府成立了好几个月之后，还不得不在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地区的新亚旅馆办公。最后选定来主持政权的人，其人品和主持北方政权的人差不多。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民国头二十年在军阀混战中参加了失利一方的老官僚，后来，有的不再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有的则在KMT政府中担任了无所谓的职务。根据一项调查，他们之中多数人都七十来岁了，五十岁以下的根本没有。8很多人都曾参加过亲日的安福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成立的上海政府对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没有管辖权，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仍由上海工部局管理。这个政府有很多名字，可是一般都称它为“大道市政府”。最初日本陆军安排了一个从台湾带来的、来历不明的苏锡文当市长。帝国军队对他护卫森严，市民简直见都见不到他。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公共租界警察局对苏锡文和他的下属的揭发，使他们在公众中硕果仅存的那一点点信誉都丧失殆尽了。据约翰•比•鲍威尔反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载；他们“原是一伙劣等的诈骗犯和匪徒，多数人以前都在警察局里有案可查”。一九三八年十月，傅莜庵接替了苏锡文的职务。傅莜庵曾任招商局经理。正如鲍威尔所说，他在蒋介石有名的北伐战争中“选错了马”，因而被迫逃往大连，受日本人的庇护。十二年以后，他不顾那些声言要挖他的祖坟的公开恫吓，回到上海当大道市政府的市长。在任的两年中，他在市内来往所乘坐的汽车都有防弹设备。他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十日深夜或十一日凌晨显然是被
他的男仆砍死的，该男仆事后潜逃了。

[老酒]

臼田机关能够搜罗来参加新政权的最知名的人士中有梁鸿志、温宗尧、陈锦涛和陈箓。行政院院长是梁鸿志。他是当时最高的官员，因为临时政府虽设有国家元首（主席）一职，但还虚位以待。梁鸿志过去与安福系及其头子段祺瑞将军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北伐以后就退休了。到了一九三八年，如果说他在国内还有点名气的话，那只是以他的诗和散文而知名的。9

司法院院长温宗尧，同维新政府的许多成员一样，曾做过清朝的官，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初年他担任过几次与外交有关的职务，从二十年代初期起就退休了。陈锦涛也曾积极致力于建立民国。孙中山对他是器重的，因为他得过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财政金融方面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才

干。一九一二年一月他被任命为财政部总长；一九二〇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时，再次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一九二七年，南京当局怀疑他与武汉政府KMT左派有勾结而把他逮捕，释放出狱后，转向学术研究。他被梁鸿志说服而重返政治舞台，并接受了维新政府财政部长的职务。他担任该职务直到一九三九年他死时为止。10

梁政权的外交部长陈箓，是参加维新政府的唯一有声望的外交官。他担任过清朝和民国几届政府的重要的驻外使节。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八年，他任驻巴黎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员时，曾多次首当其冲地受到中国学生示威（至少有一次几乎丧生）的冲击。学生们把他看做是腐败的、媚外的北洋政府的代言人。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政府组成以后，一位权威的传记作家说，他的“惹人注目的外交生涯算是到头了”。他在维新政府任职不到一年，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被一伙KMT的刺客杀掉了。11

日本人发现补充干练的较低级官员也同样很困难。维新政府对它自己的人员是否忠诚，一点也没有把握。用保罗•莱因巴格的话来说，“这些不忠诚的士气低落的家伙，往往是如此之腐败，以致日本军政界必不可缺少的政府机构都不能放心地使用他们。”12在罗致人材方面有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些作为官僚们合作者的日本顾问的名声极坏。当一个美国外交官问到一个维新政府的官员担负什么官方职责时，他回答说：“哦，不不不，日本人负责一切。”13

维新政府由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三个院组成。*行政院下设七个部。设外交部一事是很令人奇怪的，因为维新政府从未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外国所承认，而且显然也从未在设法取得外交承认方面作出过认真的努力。大家都记得，临时政府就未设外交部。东京当局为了澄清这一点，指出临时政府最后将掌理外交事务，而维新政府则在两个政府合并以前，在外交方面行使“代理权”。14
*按伪维新政权设两院八部，即伪行政院、伪立法院，伪财政部、伪司法部、伪内政部、伪外交部、伪绥靖部、伪铁道部、伪实业部、伪教育部。——译者注

同样，在更为迫切的税款征收和分配的问题上，东京当局企图努力保持这种错觉：即华北政权是上级机关并将“掌管”税收方面的职责，它现在只是授予南京政权以“代理权”。这种安排同样也是打算延续到两个政权合并时为止，到了那时，也就没有必要由“地方”来征收和分配税款了。然而，事实上两个政权从未进行大规模的合并，连日本所建议的有限的合井也未做到，其原因就是在税收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两个政权在财政上都陷人了极端严重的困境，因为英国及其他国家一直在管理关税的征收，不让它们染指。联想到KMT政府的税收在过去几
年中一直依靠关税提供百分之五十三的情况，就可估量出这两个傀儡政权
在财政上蒙受多大的损失了。15因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日本华中派遣军
司令官松井将军对新闻记者说，即将成立的政权“必须从关税方面开辟财
政来源。”16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日本为了实现松井的要求，代表傀儡政权与英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同时，日本也有她自己的利益需要照管。战争初期，海关督办英国人弗雷德里克•威•梅莎爵士采取步骤冻结支付辛丑条约所规定给日本的赔款和中国欠日本的其他债款；而这些款项对于日本是极其必需的，因为一九三八年她的战争开支增加了。等到日本施加压力迫使英__________国屈服时，就把与她自己关系最密切的问题解决了——把被停付的债务款项解了冻。一九三八年五月，在上海海关监督命令下，中国海关乃将税款解交横滨正金银行。这位监督对国民政府解释说，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了“不可抗拒的逼迫”。其实日本并不准备为她的傀儡政府再对英国施加压力，而英国是如果没有压力就绝不肯让步的。17结果，傀儡政权仍旧不得染指唯一能减轻他们的财政困境的关税收人。

最后的结果是，两个傀儡政权只得依靠日本悭吝地支付的经费，依靠非法收人、滥发钞票和压榨人民过日子。日本的财政支持充其量也不过是断断续续的，而且是通过特务部和各种特务机关的秘密户头来支付的。可以说这对傀儡政府将来的财政独 立是毫无帮助的。这种津贴的办法，即直接为了战争目的而提供款项的做法，为贪污和受贿大开方便之门。维新政府的非法收人主要是指在上海的敲诈勒索，这就是说，日本和维新政府都认为同几乎是独 立王国的上海匪帮相勾结是合算的。这帮匪徒控制着上海财源广进的地下社会，也控制着这个城市大部分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至于滥发钞票方面，日本在华中多少总比在华北要稍微谨慎一点。例如，日本就没有以强迫人们使用维新政府货币的做法来破坏国民政府的法币。事实上，维新政府在成立了一年多之后才发行它自己的货币，甚至这时也没有采取认真的措施来禁止法币流通。华北可不是这样做的。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为了把华北地区纳入日元集团，对中国的整个财政金融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

日本在华中对财政“改造”采取半心半意的措施主要是由于它对这个地区的要求比较低的缘故。至少在当时，日本暂时安于华中留在日元集团之外的现状。这也许是由于日本从在华北采取了较激烈的做法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钞票不受欢迎，甚至连横滨正金银行也拒绝接受。尽管日本政府和临时政府的管制机构进行镇压，法币仍得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尊重，而且还得到兑换的贴水，这对日本来说是极为难堪的，因为日本一直宣称发行法币的当局只不过是濒于崩溃的地方政权而已。

要是说日本并没有试图勉强把华中纳入日元集团，她却通过在华中地区滥发各种无贵金属或外汇储备的纸币的做法使维新政府的财政困难更加严重。这些货币通常规定了对日本有利但却很不现实的兑换比价，而军方则用它们去采购储备物资和补给品，并用它们去补偿那些倒霉的被没收了产业的工商业主。当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在争取他的同胞们支持时，他向他们呼吁的要点之一，就是他要做过去维新政府没有能够做到的事，促使日本恰如其分地补偿中国业主被没收的财产，或是设法发还中国业主的财产。

华中开发公司
从日本的观点看来，成立维新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日本控制华中的工业、运输和交通事业的计划得以实现。维新政府承认这些计划，比容忍上面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比较个别的征用和没收的事件，更加暴露了这个政权的傀儡本质。那个所谓华中“中日经济提携”的庞大计划，包括了由特务部的代表和梁鸿志签订的大量协定，而这些协定是有关华中开发公司和它的十来个子公司的业务的。18

华中公司和它在华北的对等公司一样，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命令成立的。但日本仅仅投资一亿日元（对华北公司则投资了三亿五千万日元），这就反映了日本对这个新企业的要求比较有限。按照日本官方宣布该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搞复兴和重建工作”。19这同在华北是强调开发和加工自然资源——察哈尔和山西的铁矿、山西和山东的煤矿以及塘沽附近和沿渤海湾的盐田——恰好形成对比。华中虽有许多类似的资源，但比较起来数量则少得多，因而日本人才决定强调复兴该地区的工业并取得对交通运输设施的控制。

然而分配给华中公司的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至少这个公司必须负责治好战后的创伤这一点就够繁重的了。仅仅恢复铁路交通这一项工程就很浩大：几十座铁路桥梁和几百英里的轨道被炸毁或者不能行驶了，经过了长江下游的战役，全部铁路车辆只有百分之七是完好的。20华中开发公司（象华北公司一样）只是一个控股公司，并按照此控股办法组织和资助各子公司。从它在一九三八年创设的各子公司的名称来看，就可以证明日本在这一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的范围了。它们是：上海内河航运公司、华中供电和自来水公司、华中城市公共汽车公司、华中铁路公司、华中矿业公司，等等。这些子公司被认为是“中日联合经营并在中国注册的有限公司”。这些子公司的资本来源于三个方面：华中开发公司（实际上就是日本政府），日本的实业公司和维新政府。不管怎样，日本的资本投资保证了她对这些子公司的控制。维新政府必须进行合作，以便为这些子公司顺利经营奠定法律基础，并保证以日本人为经理的各公司都配备中国人来担任副经理作为助手。重要的是，要求维新政府特许各该子公司在垄断的基础上进行营业，并在纳税方面给予特权，实际上就等于完全豁免了这些子公司缴纳财产税和所得税的义务。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签订的协议的规定，日方“合股人”对影响公司业务的全部重要决定拥有绝对控制权。在与傀儡政权达成的协议中，经常是用“事先磋商”这类条款来实现这种控制的。其结果是，维新政府虽然在纸面上对这些新企业拥有相当大的监督权，可是事实上它只有在同日本当局“磋商”后才能行使这项权力。另外，根据十二月十五日的协议，当“军事上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时，日本当局有权先采取行动（对各“联营”公司提出要求），只是在事后才通知维新政府。21

华中开发公司即使只能说明日本和维新政府之间的关系，仅仅这个原因对本书的研究也就很重要了，何况还有其它几个很有意义的原因呢。这个问题对我们的研究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其后的事态发展，确切地说，是因为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开始为他的政权进行谈判时，他发现早先的傀儡政权所干的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一笔勾销的，最后只好同意承认所有的协议，把它们当作“既成事实……并根据发展的情况将逐步予以调整。22其实这是一项不明智的让步。这一让步使汪精卫承担了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要把日本人从梁鸿志和王克敏那里获得的特权“逐步”夺回来。

第二，对华中开发公司（和其他有关控制中国经济的计划）的分析，可以揭露近卫首相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宣布的“东亚新秩序”的本质。这个公司是“新秩序”的具体表现。通过对它的研究，人们能够从近卫政策中的抽象观念看到具体的现实情况，从而了解所谓“互助”和“紧密的经济提携”对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三，华中开发公司以及“新秩序”下的类似计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计划说明了以日本的控制来结束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经济势力的企图的铁证。西方外交官们由于看到了华中开发公司的业务活动情况，看到了不向西方国家开放长江以进行商业运输以及傀儡政府在外汇和征税方面采取有歧视性质的措施等情况，开始察觉到日本所宣称的无意在中国排斥“第三国的经济活动”是没有诚意的。他们的怀疑由于“新秩序”的宣布而加深了。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向英国大使罗伯特•克雷吉递交的备忘录则更充分地证实了这种怀疑。有田外相在备忘录中宣称：在“新秩序”下，日本大概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她认为对防务、经济或战略目的十分重要的领域。但有田又补充说，在这些方面仍然欢迎外资，但却隐隐约约地暗示日本打算排斥要来进行竞争的企业。23

日本在中国扶植的各个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证明了日本企图利用它们作为“反对第三国权益的特殊工具。”24为此，西方国家认为日本人对傀儡政权的支持同明目张胆地并吞中国领土没有什么区别。

的确，外务省的石射猪太郎也提出了类似的指责。一九三八年六月，他曾奉劝宇垣一成外相说，他的“感觉是，日本人以宣称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的手法来掩盖日本实际上是在打一场征服性战争的真相。”25西方国家对于使她们有百年历史的利益和特权受到歧视的“东亚新秩序”是不愿接受的，因为“新秩序”的确是以日本独占为基础的，这就为通向珍珠港事件铺平了道路。

[老酒]

联合委员会
显然，东京的某些当局对于大陆上几个派遣军司令部所造成分 裂中国的局面颇为恼火。在中国的日本官员从一九三七年末最初考虑在华中建立另一个政权时，就曾力图向东京保证：不打算使计划要成立的政权同临时政府唱对台戏，并对维新政府“给予引导，从而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顺利地与华北政权合并”。26参加新政权的人员都理解新政权是过渡性的，而且梁鸿志在就职典礼上也向公众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宣称：“维新政府基于江苏、浙江等省的现实状况而建立，因而它是暂时性的，它的成立完全无意与临时政府唱对台戏。”27梁鸿志接着保证说，一俟横贯东西的陇海路和纵贯南北的津浦路恢复通车，就实现两个政权的联合。日本的五大臣也许已经预见到日后几年中游击队将要进行破坏铁路的活动，对于定出恢复通车的这类期限表示颇不耐烦。一九三八年七月，五大臣召开会议并决议应当把各傀儡政权“尽可能早地引向合并，成为一个政权”。他们说，一旦这项任务完成了，新政权“必然会作为一个新的事实上的政府得到国内外的承认”。

同时，五大臣坚持新政府应当建立在“分治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分治合作”是许多日本政策声明中所用的一个简明的短语，用以描述理想的中国政治制度。可惜这个短语没有简明地译成英语。它由四个汉字组成，字面上的意思是“个独 立的政府共同工作”。日本人的设想是：把一个中国分成几个自治的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只是在一个松散的、不集中的全国性的体系中进行合作。“分治合作”的概念显然完全同KMT的目标大相径庭。)

这样一来五大臣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他们一几方面需要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性的政府”，从而可以博得西方国家的尊重，因为西方各国在一九三八年夏季在是否对KMT政府承担义务方面还未下决心；28可是在另一方面，却仍然坚持这种想法：即一个分 裂的中国对日本在中国大陆的目标最为有利。但是，负责联系傀儡政权的特务部官员却没有那种矛盾，他们不把国际外交方面的重要性放在眼里，全力支持他们在各傀儡政府中的代理人。同样，在大陆的各派遣军司令官及其参谋人员也没有类似的疑虑，他们只以伪政权对于战争的贡献大小来衡量它们的价值。其结果是，这些“在前台的”官员对五大臣要求合并傀儡政权于一体的问题不断地加以阻挠。

五大臣七月会议后不久，作出了汪精卫上台以前的第一次和唯一一次有意义的统一傀儡政权的努力。这项工作完全由日本来指导，首先归五大臣指导。他们在七月十五日决定“引导”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去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一九三八年九月九日至十日，两个政权的代表顺从地在大连这个中立地带的大和旅馆会见，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解决了一些日本人准予他们解决的细节问题。29联合委员会于九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它的目的非常有限，其成就更加可怜，完全按照炮制该委员会的帝国陆军军官的意图办事。观察家们注意到，成立典礼上帝国陆军军官的人数多于联合委员会的成员；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恰如其分地象征着委员会的性质。30*(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北平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该会的参加者有；伪临时政府的汉奸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伪维新政府的汉奸梁鸿志、温宗尧、陈群。——译者注)
如果说联合委员会拥有任何实权的话，那也只是在华北：指定了北平为委员会的正式会址；王克敏任主席；华北政权的代表占多数。委员会并不拥有立法和行政的职能。本来赋予它作为一个筹备委员会以逐步建立一个“真正的国民政府”的任务从未实现过，甚至也没有尝试这样做过。它的每月例会除了愤怒谴责KMT政府容共之外，可以说啥也没做。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进行的实现“真正的国民政府”的唯—一次真正的努力，又完全与联合委员会无关。这次的努力把最大的希121望寄托在前军阀吴佩孚的身上，而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以后则日益集中在汪精卫身上，可是他们两人在联合委员会的代表中都不孚众望。

不过，在一九四〇年三月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前，联合委员会一直在中国的日占区起到近乎全国性政府的作用。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它那可悲的失败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国家的统一方面它之所以没有能力采取超出象征性的步骤，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傀儡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二者在如何操纵只具有有限目标的地方政权，以及在设法达到这些目的所运用的技巧等方面都是行家。而且他们都有理由担心统一的倾向可能危害他们的地位和目标。一九三九年，当汪精卫上台时，他就面临着克服国家统一的阻力的任务，而操纵这种阻力的人们正在开_________始为从政治上分 裂的中国得到的好处夸夸其谈地辩护。

那些主张分 裂是合理的论点可以归结为一点：中国最好由一个联省的政府来管理，因为那样一种制度最能照顾到全国各地发展的显然不平衡。各省在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上都处于不同的阶段。广州、汉口、上海、北平和沈阳等经济中心仍应继续起支配各该地区的政治单位的作用，但应参加统一的联省政府。伪《新民报》在这个题目上大做其文章：

至于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合并的问题，两府的政治家们对此已谈论多时，不过合并的条件则非常不利。首先，两府在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诸方面彼此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考虑在内，这三个政府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每一个政府都有它自己的具体政治情况，要奉行自己的方针。在这三个政府中；蒙古政府是最早有它自己的货币和一个独 立国的国家制度的；因为这一地区原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非常简单，通过日本的权威，用一个新的制度来代替它是很容易办到的。第二，由于临时政府成立较早，并且进行了相当认真的研究；因而成就比较显著，诸如在一九三九年春建立了联合准备银行以及主要是在北支开发公司主持下对发展经济方面进行了重新组织的工作。至于维新政府，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在长江三角洲上，有高度且畸形发展的大都市——上海，而且长江流域的外国势力的影响又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新的经济制度还不存在，改革币制也还未开始。维新政府注定非慢慢发展不可，甚至会比日军占领汉口后可能建立的政府的发展还要慢些。所以，尽管各个政府的目标相同，方向一致，但是它们实际上各自都有独特的经济和政治情况。把这些区域置于一个政府之下是不可能的。31

汪精卫对于改变这种观点是无能为力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对于改变日本人所支持的这种观点是无能为力的。这就使得他所声称的、同日本人合作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中国主权的主张大为减色。事实上，同日本人进行合作，汪精卫已被完全无视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阴谋所利用了。在我们再讲到这个重要观点之前，让我们先简要地研究一下日本在内蒙古的傀儡政权。

[老酒]

1见入江明的《热衷于帝国主义：一九二一——一九三一年在远东谋求建立新秩序》第111页。
2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143页。
3见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44页。4见埃德加•斯诺的《为亚洲而战》第49页。
5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65—67页。
6关于大民会活动的详尽的描述，见上书第70—74页。
7据田尻爱义（驻香港总领事）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给东京外务省的报告，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
卷）第136页。
8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第119页。
9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197页。另见霍华德•布尔曼编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二卷第351—353页。
10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170—172页。
11同上书，第213页。
12见保罗•莱因巴格的《蒋介石的中国》第196页。
13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311页。
14见《东方事务》第九卷（一九三八年）第276页。
15见Y•C•王的《一八七二——一九四九年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第457页。
16见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89页。
17见上书，第86—96页。
18《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六日刊登了几个这类协定全文的英译本。译文是根据高宗武和陶希圣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叛离汪精卫时揭出的文本译的。
19见《东京公报》第十八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2页。
20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5页。
21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六日第186页。
22见堀场一雄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326页。使汪精卫感到懊丧的是，在一九四〇年三月汪政权建立之前几个月间，经济协定大量增加，名目繁多。另在《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255页载有汪精卫的主要助手周佛海就此对日本当局的抱怨。
23见英国外交部的《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英国外交政策文献》第二集第八卷第323页。
24见弗兰兹•迈克尔的《傀儡政府的重要性》（载《太平洋事务》一九三九年第十二期第408页）。
25见臼井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一文（载《朝日杂志》社编的《昭和时代历史片段》第一卷第285—293页）。
26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127页。
27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130页。
28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65页。
29日本人控制大连会议的议程和实质性问题，从海军特务机关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给他们的东京上级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得到证实。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165页。
30见《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295页。
31见乔治•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179页。另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华北先驱》杂志第402页对南京维新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所发布的“通告”作的评论。

[老酒]

第七章 内蒙古

且不去说联合委员会还有其它各种缺陷，就是单从形式上来讲，它也不能自称代表中国全部沦陷区，因为关东军根本不让其内蒙古傀儡政权的代表参加这一新机构。这一点对委员会所造成的损害比乍看起来的还要大，因为内蒙古政权统治着以汉族居民占多数的地区，而且其中还包括一些几乎全是汉人居住的地区——例如晋北。关东军的做法显然与五大臣的意旨背道而驰，他们曾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明确宣称：这个委员会应有内蒙古政权的代表参加。1

虽然内蒙古傀儡政权统治的居民以汉人为主，但我们并不准备对此加以详细论述，因为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个中国傀儡政权，而是一个日本卵翼下的、由非汉族人领导的蒙古自治运动。尽管如此，由于它与纯属汉人的对敌合作政府之间有些外在的联系，所以在这里略为考察一下它的突出特点还是适当的。2

在清朝末年，特别是在辛亥革 命以后的年代中，汉人开始大规模侵占长城以外的土地，而这个地区一向是北边纯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和南边务农的汉族之间的毗连地带。当蒙古族还很强盛的时期，他们根本不准汉族移民到这个地区来。可是在二十世纪初期，蒙古各部落都很衰弱而且四分五裂。随着铁路贯通蒙古牧区，使这个地区与华北的城市有了商业往来，这就加速了汉族向这个地区移民。只要有可能，汉族人就采用巧取豪夺的办法，把土地从蒙古部落酋长和王公的手里夺过来。在其余的地方，汉族人则利用新式武器的优势打败了那些企图抵抗的人。无论属于前面哪种情况，其结果都使长城外的广大地区汉化了。一九二八年，在一度为蒙古族的疆域新建了热河、察哈尔、绥_远和宁夏等四个省，就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标志。

虽然某些蒙古王公和酋长对用官衔和俸禄来补偿他们失去的土地（以及民族尊严）是满意的，可是另外一些人却利用蒙古人的不满情绪，煽起了一股不小的民族抵抗运动。等到关东军决定用几个蒙古的盟来对付中国以便进一步保护它的满洲帝国时，这个运动便同关东军的计划紧密配合起来了。因此，一九三二年以后，关东军便迫使它的满洲仆从采取旨在赢得蒙古人支持的行动。满洲政权把它的西部地区和原来热河省的一部分划出来，建立了兴安“蒙古族省”(即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建的“兴安省”。——译者注)

在这个新建立的省里，制定了包括保证蒙古族牧地不受侵犯等广泛的政策。一九三四年，当溥仪登上满洲国皇帝宝座时，他提到了蒙古人在效忠于满洲皇帝的传统封建方式下重新获得民族统一的可能性。虽然蒙古族的领袖从未对同满洲国（和日本）结成联盟感到多大兴趣，因为这种联盟肯定附有不愉快的条件，但他们却能以此威胁南京政府，迫使他们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的年青王爷德王算是蒙古自治运动最了不起的领袖了。(德王即原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九三三年十月，他在日寇指使下，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会议”，成立伪“内律古自治政府”，任“秘书长”，七七事变后，成立用蒙古军政府，任“总裁”、“蒙古军总司今”、“军政府主席”；抗日胜利后，投靠蒋介石。——译者注)3

德王是成吉思汗第三十代子孙，是一个半汉化的蒙古人。他在青年时受教育于汉族和蒙古族学者。尽管他熟悉儒家经书而且是一个有造诣的汉字书法家，但他却总是穿着蒙古式的长袍，并且继续虔诚地信奉喇嘛教。象大多数内蒙古王公一样，德王对清朝皇室竭尽忠诚。作为一个青年人。他还对旨在使清朝末代皇帝复位的帝制运动甚表同情。

一九三四年，德王居然利用日本人提出了与满洲国结成自治联盟的建议为手段，迫使南京政府承认所谓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同年四月，该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并由德王担任秘书长。不过，该委员会的号召力一开头就被汉人腰斩了，因为这些汉人中有许多在行将划归该委员会管辖的地区都有既得利益。例如，委员会成立之后不久，察哈尔省当局就破坏了禁止汉人继续蚕食蒙古领地的协议，在查布察新建了一个叫做化德的县(把蒙古查布察旗改名为化德县是汉人精心策划的嘲笑蒙古人自治愿望之举。因为化德
这两个字除了“化之以德”的一般意义以外，也有“同化德王”的含意。德王识破了这个阴谋，等到后来他在那里建立军政府时，他就把化德二字颠倒过来，成为德化（即“以德化之”）作为回敬。-见高姆包扎布•汗金的《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第38 页）。

欧文•拉铁摩尔就把力图阻挠蒙古实行有效的自治一事归咎于“阎锡山的晋绥利益集团”。拉铁摩尔指的是阎锡山所扶植的几个自治委员会。每一个蒙盟都设有一个自治委员会，由代表他的“利益”的人在名义上掌权。用拉铁摩尔的话来说，把这些傀儡蒙古王公“当作蒙古民族主义的象征，简直是一种讽刺，这等于在辱骂德王并不诚心谋求自治。”当南京政府于一九三五年认可了阎锡山的傀儡政策而抛弃德王时，德王转而求助于日本人。拉钦摩尔说，与其说德王“倒向”了日本，还不如说是把他“五花大绑送给了日本人的”。4

到了一九三五年十月，土肥原贤二少将（当时任关东军所辖沈阳特务机关长）已经使德王确信蒙古自治运动和关东军的战略需要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据河边将军说（见河边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第407 页），德兰于一九三五年去新京（即长春——译者），并且表示他“完全效忠”于满洲国政府。河边认为（但不敢肯定），德王收到了一笔“巨款”是使他决定同日本人合作的重要因素。

)及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建立一个由日本扶植的蒙古政府的计划已在顺利进行中。虽然蒙古人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间得到了日本小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是他们对汉族所占地区的袭击成效不大，还不足以证明日本对一个蒙古政府的扶植是有道理的。然而随着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战争的爆发，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关东军在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和蒙古分遣队的协助下，打败了绥远军阀傅作义的地方部队。有的日本军队从满洲国的基地向南推进，有的则从平津地区驻地向西推进，他们很快就控制了华北和内蒙古之间的重要交通线—剿缣贰＞旁率呷眨茄靥废咴焦こ堑酱锓嵴颍⑶仪『迷谝桓鲈轮蟮酱锪颂分盏恪贰５绞碌祝毡疽丫梢孕疲宋鞑磕牡厍酝猓辽僭诿迳弦芽刂屏苏瞿诿晒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