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 30th, 2011,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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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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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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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故事
前几周忙活面试，现在等OFFER 等待呀等待，难熬的等待，不在等待中郁闷，就在等待中写作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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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30th, 2011,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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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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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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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我最怕别人问的一个问题: 你是哪里人? 因为我真的是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是哪里人。 小的时候只知道是父母的出身不好，大学毕业后从北京到了大西北--先是下放汉中，接着下放兰州，再接着下放到酒泉。父亲起初只是一般的富农出身子弟，本来他并没有受出身的影响。他军校毕业，是最后一批流苏预备生，要不是中苏关系破裂，他会被送去莫斯科大学深造。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国防科研工作，本来是军官，但是因为执意娶了“黑五类”出身的母亲，自毁了前程--除去了一切军阶。因为他的科研能力，他可以继续参与国防科研工作。但是因为我母亲的密级不够，夫妻两人不得不长期分居—我是在父亲的祖籍地保定出生的，我出生的时候，父亲的工作地在兰州，母亲的单位在汉中。然后我弟弟出生了，我母亲可以调往兰州，但是父亲必须调去酒泉。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夫妻二人才得以调到同一个单位，于是我们全家在我9岁的时候终于在陕西靠近秦岭山脉的一个三线厂里团聚安定了下来。 9岁之前，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刚出生的那会儿，母亲没有奶水，那时的物质条件极度贫乏，牛奶和奶粉是非常难搞到的。没办法，在母亲回汉中上班之前，我被送到白洋淀我父亲的一个表姐家--那是我的乳母，我喊她奶妈。我在奶妈家里长到1岁，因为营养匮乏体质非常差，一次患急性肺炎差点儿夭折。那时我的父母都在西北，我母亲委托她娘家的亲戚把我接回了北京。 我快三岁时曾经被送到汉中跟母亲同住了一段时间。印象中那里总是要防汛，好像老是要闹水灾的样子。我刚刚跟母亲熟悉亲密的时候，爸爸来了一次。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我对他很陌生，也不友好。但是他带来了糖果。他这次探亲前托他家在上海的战友带了些大白兔软糖。那是我幼年时期唯一到现在都记得起来滋味儿的食物。他剥开一粒糖，用小刀切成两半儿，一半儿小心的包好收起来，把另外一半儿高高的举在手上。我就一直眼巴巴的看着，咽着口水。当他把糖小心翼翼的塞进我的小嘴里的时候，我会允许他抱着我让我坐在他的腿上。父亲假装他的腿是一批烈马，嘴里呱嗒呱嗒的伴奏着抖动起来，我给颠的大笑。我们父女两个很快就混熟了。他带我到汉江边上去看来往的渡船，在江边草丛里逮很多蚂蚱给我玩儿，然后他用一根铁丝把他们穿在一起放到火上烤的金黄酥脆喂给我吃。有那么一两次让母亲抓了现行，母亲吓得脸色发白，把他大骂一顿。但是等母亲一上班，我们父女两个照样跑出去疯。父亲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世界是那么的大，有那么多新鲜好玩儿的事。 我们也会闹矛盾。父亲有一次“深深地伤了我的心”，我到现在都记得。一天晚上，我坐在父亲的腿上搂着他的脖子撒娇。因为天气有些热，父亲只穿着一件背心。我突然看到他腋窝下浓密的毛发，心里突然一紧：狼外婆的故事里说，只有大灰狼才会有很长的毛。大灰狼为了吃小孩儿会冒充是好人，但是它的长毛儿可是掩盖不住。我猛地愣住，爬下父亲的腿，把他的裤脚撩起来，没错儿，他腿上的毛儿也很长。这下铁定了，他一定是大灰狼变得。我看着他，不相信的退后了几步，放声大哭，心如刀绞：我的父亲，他对我那么好，我是如此的爱他，然而他却是一只大灰狼。我的感情如此的难以割舍，这几天如此美好的经历在一瞬间变成了“谎言”，这种绝望的感觉是如此深刻，如此的让人难以接受。我幼小的心灵遭受了重创。我一边尖叫，一边跺脚向命运发脾气，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个重创超出了一个三岁孩子的心灵所能承受的极限，一口痰涌上来，我最后是脸色铁青，双拳紧握昏死过去。这是我第一次发“癔症”—当时的人们是这样称呼的。 经过父母反复讯问搞清楚原因，经过父母反复解释又给我看了好几个叔叔伯伯的毛毛，我才确信放下心来。这次风波的结果是我更依恋父亲了。我几乎形影不离他，做着一切小孩子认为讨好大人的事情—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失去他。 一天傍晚，爸爸把晚饭的菜炒咸了，妈妈跟他开玩笑说：“你把卖盐的打死了。”这句话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霹雳: 虽然只有三岁，但是我却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天哪，我亲爱的爸爸打死了一个人，他会被人抓走会被送去偿命，我将会永远的失去他。这真是个天塌下来的打击。整个世界在我的幼小心灵中顷刻塌陷。我又是哭得天翻地覆死去活来。最后父母总算弄清楚跟我解释明白把我给哄住了。 父亲走的时候是晚上，他等把我哄着了做夜车走的。后来听妈妈说我发了几天的高烧才过去那个劲儿。我的烈脾气是血液里带来的，我时常得防备着自己突如其来暴风骤雨般得发作。直到我长大成人把家族的秘密一点点挖掘出来后我才了解到那是祖先来自大草原的激情澎湃在我的血管里。 爸爸走了以后，妈妈怀孕了。从我们住的小小的总是漏雨的母子室走到母亲工作的单位是一条总是泥泞的土路。每天天蒙蒙亮，母亲要先把我送去保育院然后上班。她怕我掉到泥里，每天让我骑在她的脖子上。我有个小木碗，碗里是我的早餐，有时是块饼子，有时是块玉米发糕，幸运的时候会有一个煮鸡蛋。我的餐桌就是母亲的脑袋顶儿。每天早上，当厂区的喇叭放着《白毛女》里“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的时候，母亲就是那样腆着她怀有身孕的肚子，顶着我，一步一步的踉跄着小心的走着。 妈妈快生弟弟的时候，有个叔叔把我带走送到了兰州爸爸那儿。走的时候妈妈抱着我亲了又亲，还买了一个洋娃娃给我，那是我童年一直到少年时期一个形影不离的伙伴，直到我上了中学住校的时候，我还是会抱着那个已经破旧的洋娃娃才能赶走我内心总是挥之不去的孤独和不安全感。 我跟父亲一起住在他的集体宿舍了，两个人一间很小的土坯房。兰州似乎总是刮着风，晚上戈壁滩上的沙尘掠过荒漠，从小土坯房稀疏的窗缝里钻进来，早上醒来的时候嘴里总是有牙碜的感觉。虽然跟亲爱的父亲在一起，但是我还是想妈妈，尤其到了黄昏的时候，当太阳就要落入远处祁连山那巨大的阴影里的时候，我感到的是那么深刻的孤独，我是那么的深入骨髓的想我的妈妈，甚至有时会想当时还未出世的弟弟，我想象着会和他手拉着手并肩坐着。 父亲经常会出差，有时候他会带上我一起去，那时候我跟着他去过上海，南京，武汉和成都。那多数是开研讨会，白天他去开会的时就把我锁在招待所里。但是他更多的出任务是要跟着运设备的车队进疆或入川。南疆的翻浆路以及难以上青天的蜀道危险重重。他出任务的时候我就住在干妈家。 我干妈的丈夫是父亲的师傅，是一个五大三粗讲话很大声的丹东人。干妈却是一个娇小细致的扬州人。凡是在兰州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兰州是一个移民城市，全国各地，56个民族几乎在一个大型单位里就能找全。所以像我干妈家这样的组合是很普遍的。干妈家有三个儿子，她叫我小四儿，或者四丫头。用她的话说，从老二起就盼着是个丫头，等到生了老三知道没指望了才打住。因为是唯一的女孩儿，也因为我非常早熟，懂得寄人篱下应该遵守的规则和讨人喜欢的小伎俩，干妈对我非常的疼爱。她来自江南水乡，心灵手巧，非常的爱美。但是那个年代，爱美绝对是“资产阶级的臭思想”。于是，干妈就把她对美的追求全部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她有一台缝纫机，几块儿小布头，一根小丝带，她总是比划着忙来忙去的把我打扮的成幼儿园里穿的最整齐漂亮的孩子。我很爱我的干妈，照扬州的风俗喊她阿母。阿母像个陀螺一样整天的忙呀忙的。不仅仅自己要上班，还要给我们洗衣服做饭。我从心眼儿里心疼她。她做饭的时候，我会蹲在一边儿帮她择菜；她洗衣服的时候，我会在旁边搓小手绢，小袜子；她踩缝纫机的时候我会用小手帮她揉腰捶背。我是她的小棉袄。 我的三个哥哥对我都还好。大哥比我大10岁，当时已经Teenager了，对我的好是一种疏远客气的好，我现在对他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三哥只比我大两岁，难免会跟我争争抢抢的，有时也会趁大人不注意欺负欺负我拿我出出气。二哥年长我5岁，对我最好。俗话说：宠大的，爱小的，中间加个受气的。二哥的脾气和耐心是三个兄弟里最好的，说话总是轻言轻语的，特别注意别人的感受。我从心里崇拜二哥，我现在的许多说话方式，以及注意倾听别人说话的习惯都深受二哥的影响。 那时候物质贫乏，我们在饭桌上难免争争抢抢。印象深刻的是肉的供应真是短缺--按人头每人每月发2两肉票。等攒够两个月的肉票，终于割两斤肉回来，晚上菜刚一摆上饭桌，孩子们的眼睛就紧紧地盯着碗里那几块寥寥无几的肥肉。二哥是最让着我的，有时还会把他碗里的肉拨给我一块儿。可是我是最不忍心要他碗里的肉的，因为本来他就是那个抢到最少的人，还要把他的分给我，我吃不下去。我会把它又拨回二哥的碗里，有时三哥看到了就会来抢，嚷嚷着：“都不吃，就让给我吃！” 阿母看到了笑的意味深长，她会学给我父亲听，时不时还会开玩笑说就把莲儿送给我吧。我问阿母，我不是已经住在你家了吗？为什么还要再送一次呢？大人们听了会哈哈大笑。后来我长大了之后了解到当时我的父母和干妈家真的是非常希望两家的孩子能够联姻。只是世事难料，后来他们全家迁往丹东，我们全家迁往陕西。 我六岁了，该上学了，父亲趁着出差机会把我带回了北京姥姥家。于是我被塞进了机关小学开始上学。客观的说，我的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因为我父母所工作的单位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他们在一起以及他们的孩子在一起都必须讲没有任何方言的普通话。但是，北京的孩子会认为卷着舌尖儿的北京话才是普通话，他们叫我“外地的”。那段时间我过的非常不开心。唯一盼望的是寒暑假可以到天津的姨妈家，或者到白洋淀的乡下奶妈家去跟表兄弟玩儿。 那年的暑假我是在奶妈家度过的。大姐当时已经出嫁，两个哥哥整个夏天都带着我四处疯玩儿。我们一起钓鱼，扎青蛙，下套抓兔子，一起上树掏鸟蛋，捅马蜂窝。我人性中另外一半儿的狂野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记的高粱和玉米刚刚长成青纱帐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跟两个哥哥带着我们的狗顺着一条穿过一大片青纱帐的偏僻小路往村里走。那天我们贪玩儿，回去的晚了，太阳已经下山了。地里升起了一片薄薄的雾。突然，我们的狗大叫起来，冲着它狂吠的方向望去，我们的前边蹲着一头很高大的“狗”，正眯着眼睛盯着我们看。只是它的眼睛看起来挺怪的，乡下的晚上太阳一下山就会显得很黑，可是那头大狗的眼睛却发出绿幽幽的荧光。 两个哥哥到底是大我几岁。他们大叫不好，我们碰到狼了。我们吓得往回就跑，刚跑了两步却发现我们刚走过的地方也蹲着一头狼，比前面的那头更大。这下我们没路可走了：前后都给堵死了，两边是大片的青纱帐，进去了迷路不说，难保里面也蹲着条狼。我们背靠着背不知所措，我们的狗忠实的围着我们转着圈儿的跑着，朝着那两头狼狂吠着。我想那两头狼之所以还没扑上来就是多少有些顾忌我们的狗的缘故。我们就这么对峙着，僵持着，那时候真是给吓傻了，连哭都忘了。 我们的命大，附近有三个从地里晚归的农人听到了这里不寻常的犬吠，扛着锄头赶了过来。看到了那两头狼，举着锄头抡了过去。那两头狼悻悻地站起来跑开了。我们捡了条小命回去。 为这件事，我的两个哥哥挨了一顿臭板子。就算不挨打，我们也再不敢天黑不回家了。从此，我奶奶家的亲戚会叫我“小狗剩儿”，意思是狼吃剩侥幸活下来的。说来也奇怪，自打我被叫“狗剩儿”以后，我的体质变得结实健康起来，像个小钢炮一样很少生病，打架也是体力好动作快的连男孩子都怕。 去年回国探亲，亲戚们还提起了此事。现在那里搞开发大兴土木的，别说是狼，就是麻雀也都绝迹了。 我七岁的时候，妈妈带着弟弟来到了兰州，我可以不用寄人篱下了。我回到了兰州跟妈妈和弟弟住在一起。但是因保密原则，我妈的密级不够，我父亲被调去酒泉。 因为我母亲没有母乳，那时也很难搞到牛奶和奶粉，我弟弟的体质也一直不大好，他三天两头儿的生着病，加上母亲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带着我们两个，母亲真是焦头烂额。我干妈家那时已经举家迁去丹东，也没人搭把手儿。爸爸把我带到了酒泉。 当时已经在开始宣传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父母的长期分居问题终于有人关心了。当时有个调往陕西的机会，虽然还是三线厂，但是工作要求的密级不是那么高。尽管也还是在山里，但是我的父母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样我们全家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妈妈和弟弟先去的，我和爸爸又拖了半年也到了陕西。中间还出了些波折，妈妈和弟弟走了以后，突然又说不让爸爸去了。我的父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平日里非常的随和，从未见他跟谁发过脾气。可是，那次他是真急了，他跑去找了他的老团长，最后在老团长的斡旋下我们一家人才终于在陕西团聚了。 我至今都记得我们全家在一起过第一个春节的情景。父亲系着围裙不停的忙活着，年夜饭上有一道四喜丸子，那是父亲特意做的，象征着我们全家的团圆。从那以后这道菜成了我家春节的必备节目。 用我妈的话说，也许外省人会觉得陕西人木讷保守，但是，陕西人却是淳朴厚道的。那时候出身还是挺敏感的话题，我父母这几年被赶得东奔西跑的能调到一起已经很开心了。三线厂的地理位置往往较为分散，即使在同一地区，如果夫妻二人不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也会给家庭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为了能安排父母调到同一个单位，陕西的接收单位特意征求我母亲的意见安排她到子弟中学教书，这样也就避开了所谓密级的限制。我母亲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她兼着物理和数学两门课的教学，从她半路出家开始教书起，那个厂里的子弟中学的大学升学率一下子上去了。等我和父亲来到陕西跟他们团圆时，厂里还特意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楼房给我们，这在我的父母都是没有想到了。漂泊了那么久，我们终于找到了归属感，所以，直到退休，我父母都没有离开，而且，当别人问起哪里人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的说是陕西人了。 生活稳定了，我有了较多的时间跟父母在一起。我的好奇心活跃了起来。我对我母亲的家世突然产生了许多疑问。 印象中，我父母，尤其是我母亲对自己的家世从来就是避讳颇深，从来也不愿提起。我突然对我小的时候因为太熟悉而从未去想过的事情感到纳闷，为什么那个我叫“姥姥”的人，我的大姨会叫她“姑姑”？要知道大姨可是和我妈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妹呀。为什么我母亲自己是蒙古族，但是她却非常不愿被提起，而且坚持我和弟弟在民族一栏里跟随父亲填上“汉族”？要知道升学少数民族是有加分儿的呀。还有就是我母亲娘家的亲戚一提起我的姥爷就是一份悲愤交加的神情？ 渐渐地我了解到母亲家族的秘密。 我母亲的家族在民国以前是蒙古望族。民国以后虽然贵族的封号是没有了，家道中落了，但是在城里还是有些房产店铺，在乡下，尤其是在张家口一带也还拥有不少的田产。但是家里却出了我姥爷这样一个“逆子”。 我母亲娘家的所有亲戚一提起我的姥爷，都说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才子。他四岁就进私塾开了蒙，六七岁时过年家里写对联儿，他拟的对子已经有模有样了。后来有位远方表叔极力游说我母亲的爷爷送他进新式学堂念了几年书。十六七岁时，他考入国立北京大学，修文学及历史学。 据我大姨讲，我的姥爷是个非常有才华心气儿特高的人，是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是沉浸在纯文学或历史作为学术研究的层面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他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年轻的他不停的探寻着能将中国社会引领到完美公平的道路。家里的人渐渐看出来他看书“看坏了脑子”。因为他总是说，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我们要占有比别人多得多的财富呢？那些佃户辛勤劳作，到头来大部分的粮食却进了我们家的仓库。这是不正常的，应该把这一切都平分给大家。--他要革自己的命！那时候不管是亲戚朋友甚至的包括佃户都说大少爷“疯”了。他“疯”就“疯”在他不要现实的生活，却要心中一个叫“理想”的东西。 为了稳住他的心，家里人逼他娶亲，目的是要收他的心。据说我姥爷娶我姥姥的事也是一波三折的。我姥姥的娘家也算是蒙族大户。但是当初早就说给我姥爷的却不是我姥姥而是我姥姥的姐姐。原因是我姥爷是家里的正室所出的长子长孙，要娶的自然应该也是正室所出。我姥姥是庶出的。但是正因为是是嫬出的，家里反倒管的不那么严，我的姥姥得到了上学的自由。要知道那时大户的千金小姐是不能抛头露面，更别说是念书了。 我姥爷是一个已经接受新式思想的人，这门亲事对他来说，他是一百个不愿意。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他不是不渴望爱情，而是他所渴望的爱情是那种新式的自由结合的爱情。于是他逃走了，回到乡下的老宅里躲了起来。他躲在老宅里也没闲着，他开始在自己家的田产上，在自己家的佃户中“摸索实践”他的理想乌托邦。我想他开展的应该是很不顺利，因为即使是佃户都不认同他的把土地平均分给大家的倡议。消息传回城里，大家都认为他是彻底的“疯了”。老太爷急忙回去善后，而对方的女家听到风声提出退婚。 本来事情到此可以打住了。但是我的姥爷却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人家退婚的结果是他想要的，然而退婚的原因让他感到自己遭到误解的屈辱，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对方的小姐，名义上是对女孩儿道歉，实则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而辩护。这封信他不是通过家族到媒人再到对方家族这一正宗渠道转达的，而是派了一个贴身的仆人吩咐需私下面呈对方小姐的。我现在揣摩他当时的心理，一方面他可能是有避免遭到二次误解之嫌，另一方面，我想他当时一定是西方小说看多了，无意间要制造一些大仲马的《三剑客》中的浪漫情绪。因为我自己年轻时也是超级喜欢《三剑客》以及《三个火枪手》这一类骑士小说。每次想到这儿，我都禁不住会微笑，跨过时空，感到游牧民族血脉相承的默契里有着相同的躁动。 那封信是由我姥姥读给她的姐姐听的。听者无意，念者有心。做妹妹的自作主张替姐姐拟了一封回信给那个险些成为自己姐夫的人。世间的姻缘就是这么一回事儿。等我的姥爷从乡下回到城里以后，他们开始秘密通信了。然后又是让大家吓了一跳，我的姥爷提出要娶女家的二小姐。 我忘了亲戚讲这一段儿故事的其他一些细节了，总之是闹得两家都鸡犬不宁。当然两家开始都不同意，然后是我姥爷怎么使性子，加上我姥姥那头儿的寻死觅活。最后家族终于妥协了，他们总算是入了洞房。那桩“姐妹易嫁”的婚事当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从现在的观点看，我姥爷和我姥姥在入洞房前从未见过面，实在是连一见钟情都谈不上，但是他们的恋爱照样是谈的轰轰烈烈。 老太爷让我姥爷成家的目的本来是要让老婆孩子拴住我姥爷的心，不料因我姥姥对丈夫的敬仰和服从不但没有起到平息的作用。反而是夫妻两个举案投眉的一起“疯”掉了。首先是我的姥爷找到了组织，成了真正的赤色分子。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为了彻底的实现他心中的理想，我的姥爷要求分了家。城里的部分他不要，他带着我的姥姥和当时年幼的大姨回了乡下老宅。他的计划是要把自己名下的那部分田产先“共产”了。这次有了完善的理论基础又有了组织支持。他的计划顺利了许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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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30th, 2011,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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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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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粉丝一定要当真粉丝。 要时刻关注偶像动态。 前一段时间， 知名文人70 同学炒了老板， 寻觅高级经理职位。郁闷之时， 泼类研墨， 写下了长篇青春爱情路。 如同荆棘鸟的嘶鸣一般私心裂肺。一众读者洒泪相伴。现在在家等待又去阿刚昆散心。一定是工作有了着落之举。 我决定把70同学的头像小照打印出来去阿刚昆的进山路口等签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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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30th, 2011,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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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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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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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你说的，哪里是我炒了老板。是公司破产了。 下一句“ 寻觅高级经理职位”就更让我臊眉搭眼的了--是人家嫌我资历不够，最后弄了个鸡飞蛋打。 好歹收拾心情屡败屡战，现在又到了等待时期，有劲儿也使不上，所以回来爬爬格子以遣心慌。 那啥，我家老大说开长途前要补补觉，所以趁此机会，又多码了几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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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30th, 2011,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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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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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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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爷兄弟5个，他是老大，还有2个姐妹。老大，老二和大妹是正室所出；老三，老四老五以及幺妹分别为两个侧室所出。我姥爷跟二弟的关系最为融洽，受我姥爷的影响，我二姥爷中断了学业投笔从戎，兄弟俩儿一起参加过张家口地区的抗日同盟军运动。尽管封建，但是我家老太爷在民族大义方面是非常通达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他亲自送儿子到张家口的，而且还典当了些房产店铺捐做军资。 听老辈人说，我二姥爷从北平跑出来到张家口投奔大哥的时候，刚娶了亲没多久，当时还没有孩子。快麦秋的时候，传来消息说我姥爷他们要跟日本人决一死战。新媳妇在家呆不住了，千求万求的求家里备车要到张家口跟丈夫见一次面。不知道丈夫此次生死如何，她要给丈夫留下一脉骨肉。在队伍开拔之前，家里人想办法让小夫妻团聚了三天。我二姥姥果真怀孕了，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儿，就是我的表舅。然而世间的事总是那么难料。那一次的见面终究是夫妻俩的最后一次见面。倒不是因为我二姥爷战死沙场，而是我二姥爷最终抛弃了结发妻子而另娶了他的一位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可怜我二姥姥，活寡守了一辈子，尽管还未到30岁就收到一纸离婚书，尽管后来整个家族遭受灭顶之灾，但是她都坚强的挺了下来，再也没有离开过夫家的大门。 作为晚辈，我不好去评论我二姥爷的是是非非，但是作为一位女性，我不禁对我二姥姥的痴情唏嘘不已。也同时感受到游牧民族从成吉思汗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对爱的忠贞执着和坚强。 等同盟军全军覆没以后，我姥爷留守张家口一带继续抗日，我二姥爷则辗转后来到达延安。 短短的两年，我的姥爷已经“败光了”他名下的所有家业，由一个封建望族的“贝子哥儿”转变为一个纯粹的无产者。我的姥姥受丈夫的影响也积极参加妇女抗日救亡运动，那些年他们一定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同盟军失利之后，我姥爷的活动基本上转为地下，夫妻俩很少能碰到一起，我的大姨比我妈妈整整大了11岁。直到抗战全面爆发，成立了八路军独立团之后，随着当地的群众环境的逐渐改善，我姥爷的活动才慢慢的转为地上，可以时不时的回家看看了。于是有了我母亲。 北平沦陷后，城里的物业和店铺越来越靠不住，相比之家，老宅那边的田产是比较稳定的物质基础。我妈妈家族的生活中心开始从城里转到乡下。那时候，我的三姥爷和五姥爷也被老太爷送到了军队。出于对政治的无知以及对前途的不确定，老太爷采取的是“骑墙”策略。既然老大老二参加的是共产党，那老三和老五就送给国民党的队伍吧。家里的老四小时候骑马摔下来摔坏了腿，走路有些一瘸一拐的，所以就顺理成章的当了家，肩负起养活全家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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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tephen (Oct 11th, 2011) |
==逍遥散人==
你骂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