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永不消逝的电波:京沪穗三地电台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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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电波:京沪穗三地电台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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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穿过午夜的电波，穿过午夜的声音，在城市的上空没有停留。只在耳朵的记忆中永不消逝。

北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声音的历史

　　高峰时间，在北京拥挤的路面上，交通台的路情信息是必须听的，否则你可能会被塞进一个梗阻的桥洞，而收听音乐台的DJ吕游或者朱云的节目，始终是捱过车上的难耐时间的最好方式之一。这个在狭小的空间里被依赖、被约定俗成地称呼的“北京台”，实际上是一个由7个专业台组成的广播网。在电视和网络时代，尽管广播的资讯功能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但在其他方式不可触及的地方，它们提供的服务和消遣仍然显得可贵。尤其重要的是，即使是年轻人，也对FM97.4兆赫的中午点歌、空中笑林和零点夜话有着不错的印象，在时间的淘洗中，“北京台”的电波仍然作为北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似乎永不消逝。

　　在朝阳区建国门立交桥东500米南侧，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着一个不是特别宽敞的院落，平常都只是开着角门。门前最让人感慨的景象之一，就是偶有话音愉快悦耳的老者出入其间，让人想起他们曾以电波的方式推动过首都的历史。

　　1949年2月2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建台时仅有14名工作人员，开办惟一一套节目，主要报道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以不足1千瓦的发射功率，传播给北京及周围地区。首任台长是邓拓的夫人丁一岚，任期从1949年至1954年，因为杰出的工作业绩，她被视为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在这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激情女性的带领下，当时的北京台虽然每天播音不足9小时，但产生的影响却绝非如今动辄24小时播出的电视节目可比。在回忆那段北京刚刚和平解放的岁月时，丁一岚曾说，“当时看到全国就要解放，我们兴奋极了。不过，那时是精神会餐，没有对权力、做官的非分之想，只有革命成功感。”在那个单纯、兴奋的时代里，作为先进传播方式的广播，无论是用来攻心、抚慰还是激励，无疑都被当作了一枚瞄准幸福的靶心而射出的箭头。

　　当年最重要的广播事件，就是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后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实况广播。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实况广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联播。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力迅速地提高了人们对于广播的认识，北京电台的地位也快速上升。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它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根据《十七条协议》西藏不再拥有“单一民族的国家地位”之后，阿沛・阿旺晋美正是在北京电台上公布了这一消息。电波的速度和波及广度被充分利用，在历史事件的混乱旋涡中，在拉萨与北京之间，它始终以一种单纯的方式，证明着新兴国家的自信与力量。

　　这种自信超越了国家界限，向世界传达。当时莫斯科电台以一周70个小时用中文进行广播，相应地，北京电台也开始以俄语播音。当国家事务超越本国，北京台的作用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广播媒体。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发生政变，正在莫斯科的西哈努克亲王决定到北京寻求支持，在航程中，他起草了一份抵抗宣言。5天后，通过北京广播电台，《告高棉同胞书》发表，西哈努克的声音传向了世界。从此，“北京电台成了他战斗的喉舌，北京则成了他活动的国际舞台的中心”。正是从北京台的这次宣读开始，中柬友谊的故事开始了一个时代，并深刻地改变了亚洲历史，频频出现在中国的新闻记录片中的西哈努克的形象也顺势进入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除了政治的声音之外，北京电台也有着针对市民生活的温情。1971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讲座。当时柯冬青正在北京市东城区师范学校英语班学习，在英语老师奇缺、英语教材匮乏的情况下，听广播成了她最好的学习方式。1979年她考上北京外贸学院分院外贸英语专业，而到了2001年，她已经在驻肯尼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担任了一等秘书。

　　对于北京台，她印象深刻，其影响是，柯冬青“教育女儿也要收听北京电台教育广播的学英语节目”。

　　而更有亲和力的改变产生于下一个年代。1980年2月20日，在北京台的推动下，中国大陆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流行歌曲排行榜，它和《歌曲》杂志主办的评选活动共收到了22万封群众来信，有幸上榜的是《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太阳岛上》……而后来组建音乐台时，DJ们已经可以播放鲍勃・狄伦、枪炮与玫瑰、邦・乔维。事实上，这正是被称为“北京新声”的北京新音乐肇始的年代。至今，很多北京的音乐爱好者依然记得，与打口带相比，北京音乐台的赫赫有名的DJ们取得了更好的音乐普及效果。

　　这些声音，各种不同的声音，构成了这个电台的灵魂。通过北京台的电波传送过的各种声音几乎可以组成一个看不见的大千世界，而这个世界激发着人们的欢喜哀愁。

　　到1999年，经济台的主持人开始一边操作电脑，一边进行直播；音乐台的DJ可以在他拥有的几千张CD中作出选择；交通台的主持人拥有了完备的信息交流体系。新闻中心、信息资料中心、技术中心和国际部成立。2000年，它所辖的新闻台、经济台、教育台、体育台、文艺台、音乐台和交通台共7个专业台全部进入北京有线广播网。如果打开所有7个频率，北京人可以听到一张由声音组成的网正在越来越细密地覆盖在城市上空。

　　而在北京电台播送的各种声音中，最为有趣的便是主持人对汉语的处理方式。对比以往的广播，人们会发现，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柔和了，那些高亢、兴奋的声音，正消失在历史深处。在以往历史事件丛生的时期，广播人有着高度责任感，说每一句话都谨慎小心，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必须依照文稿逐字读出。而现在，和婉的、滑稽的、更调皮的声音正在变成一种娱乐方式。

　　21世纪的北京台的价值变得如此轻松。它首先意味着一个段子、一首歌、主持人的夸张的语言方式。对于它的听众――奔波在路上的80％的出租车司机和乘客来说，听听塞进来的房地产广告，消费几分钟广播，就像是感受城市生活的片刻停顿，体味到一个系统――商业时代里的商业城市的商业广播系统，正在秩序井然地运作着――这真让人舒服。（驻京记者 李海鹏）

上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以无声对抗有声

　　天黑得越来越早，夜归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在汹涌的车流面前，所有的脚步都是无声的，上海的街道，像一条条嘈杂的河流，发出同一种震颤的声音。从沙沙作响的小径，到青灯马蹄的街角，都已在城市的声浪下湮没，只有轰鸣。

　　细细辨听一下，城市的体验其实是一部有声的历史，只是那些插在沿途由声音做成的标记，因其转瞬即逝，常常被人遗忘。譬如在午夜的计程车上，偶然间听到电台播放一首老歌，突然间记忆中的一些灰烬就像被风吹了起来，纷纷扬扬，竟还带着旧时光的味道，车窗外的昏黄的路灯飞快地退去，看不见的电波却逐渐网罗起整个城市的情感，轻飘飘地，带着喝醉般的快感。

　　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和平饭店里的一间老房曾经是70年前“上海广播电台”的播音室。以后几次晚上路过和平饭店时，都要仰头张望，希望在某一格灯光里听到从前传来的声音。每个人都有回到从前的冲动，电波也同样逃不开记忆的纠葛。

　　离和平饭店不远的一座楼房上，80年前，两个影子爬上了屋顶，顶着寒风，将第一根伸向城市上空的天线架了起来。这两人一个是美国的记者，叫奥斯邦，另一位是旅日的华侨，姓张。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告诉别人，买了他们的收音机，然后就能坐在家里听到名角唱戏。这在当时听来肯定有些鬼魅，但1923年1月24日晚上8点，无形的电波还是划破了上海的夜空。也许只是最简单的一次播音，却是一次颠覆时空的举动。

　　以无声对抗有声。飘荡在城市上空的电波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无形的存在。其后短短十年间，上海竟一下出现了50多座电台，它们又大多集中在今天的外滩一带。如今，所有的播音室早已人去楼空，留下一段属于那个年代的花样年华。当时电台除了经常举办歌唱大赛外，播音室里的情景常常是，几个歌手和一个小型乐队坐在那里，等待听众点到了哪首歌，便由其中的一个人出来现场演唱。那个唱红了《明月千里寄相思》的吴莺音，起初正是一个电台的主持，在40年代的上海歌坛，她与周璇、姚莉、张露、白光、李香兰等一起将歌声刻入了上海的记忆。听听她们在电台里唱的歌，《四季歌》、《三年》、《玫瑰玫瑰我爱你》……才惊叹难怪直到今天上海还没有离开她们的影子。

　　她们大红大紫，却在历史的风尘里度过各自悲喜交加的余生。吴莺音在解放后随同被接管的电台改变了身份，变成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1960年代的时候，移居到了美国，最近的消息是，两年前她以近80高龄的年纪在香港办告别演唱会的时候，一票难求。周璇是另一个解放后依旧留在上海的歌手，最终受到生活的重大打击，1956年，年仅36岁便离开人世。其他的人也多分崩离析，离开自己的故土，在他乡选择了一种平淡的生活。

　　在她们离开后，电波中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一种声音。时隔了几十年后，这些“靡靡之音”才得以重新在电台中播出。恍惚间时间已经划过了大半个世纪，今天的人去听过去的老歌，依旧是在电台的午夜，但真的能找回从前吗？那些已经沾染上了太多的叹息的声音。

　　1996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从外滩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从那时起外滩作为电波源头的历史也就宣告结束了。这个城市变化得太快，各种各样的机器在其间不停地开进开出，一个声音的尾音还没有结束，一场新的变奏又已经开始。

　　只是，还听收音机吗？在尘嚣渐去的城市楼群的夜影里。午夜，电波中的声音的确又多了起来，有人在说就注定是因为有人在听的缘故。在上海，没有很火爆的夜间的交流，主持人的声音多是淡淡的，听别人倾诉一段失意的情感，送出一首淡淡的歌，很亲切，其中夹杂着的都是白天和现实中很难与人诉说的苦闷。这和在白天的时候的上海不一样，那时，电波中更多的是非常实用的节目，处处透着上海人的精明。

　　在午夜里，一直守在收音机旁的人多半是因为一些寂寞吧？想起在大学里的时候，宿舍里早早地熄灯，夜晚都是靠着DJ的叨叨絮絮才能睡去。也可能没有这么复杂，只为把耳朵还给自己。白天的耳朵是没有选择的，听到了太多怪异的声音，被尖叫、赞美、呵斥、噪音所俘虏。只有到夜里，黑幕像一个巨大的消音器将所有的喧嚣阻隔在耳朵所能听见的范围之外，黑暗中一串串不停跳动的音符，哪怕是从一张空白的胶片上发出，那也是耳朵的一道盛宴。

　　怕的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时间，何况收音机总是隐隐约约摆脱不掉感怀伤逝的影子，特别是在午夜。我们快要忘记自己的声音了，以致抵挡不住城市的鼓噪，将自己连同声音一起被旋进时间的黑洞。（驻沪记者 刘建平）

广州――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州的助听器

　　要透彻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感受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切入当地人的生活，收音机也许是个法宝。在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语言环境中更是如此。对于初到广州的人们，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是他们倾听广州心声的助听器。对于老广州人来说，收音机和广东电台勾起的却是他们怀旧的情绪，就像哪条老街上随处可见的肠粉店、冰室和甜品屋。

　　在广州的旧租界沙面这个安静而闲适的小岛上，穿过那些风格各异的旧洋房，很容易就会找到沙面北街73号。它的门前是个摩托车停放处。墩实的管理员操着更难懂的口音，这就是广东电台过去的办公楼。墙上有块齐胸高的石板，上面用中英文刻着：“民国年间建，曾作国民政府广播事业管理处”。除此之外，这栋洋楼没有任何痕迹能让人联想到电台。正门已被封住，门前是为摩托车管理员遮风挡雨的遮阳伞，伞下放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为他打消掉一些单调沉闷的时光。夕阳照在洋楼裸露的西墙上。

　　1928年春，广州播音台开播，无线电波开始跳跃在广州上空。广州市播音台是当时华南地区最大的电台，用粤语、国语和英语广播新闻、时事。10年之后，随着广州的沦陷，广州市播音台停播了。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广州广播电台重新建立。播音语言除了国语、广州话外，还增设了潮州话和客家话。音乐主要是抗战歌曲、民歌、广东音乐和西洋古典音乐。

　　现在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最初雏形就是接管自国民党手中的广州广播电台，在沙面这块历尽了沧桑的土地上整整播音了10年之后，广东电台从沙面搬到新落成的广播大楼――人民北路686号，流花湖公园东侧。当年追逐时尚的年轻人结婚时要置办四件家当，称作“三转一响”，“一响”就是指收音机。那时的电台有着一呼“万”应的崇高地位。提到一些节目会让人倍感亲切，勾起不少回忆。冼碧莹阿姨讲《匹诺曹》曾经给当时的孩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一定不能错过的还有“楷叔讲古仔”（讲故事）。楷叔名叫张悦楷，与刘兰芳并称“北刘南张”，在1983年到1987年整整4年间，他用粤语讲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杨家将》、《晚年的毛泽东》等等小说连播，成为广东人追听的节目。多少西关“老广州”都有匆匆忙忙赶回家“听古”的经历。那劲头，只能用“废寝忘食”来形容。楷叔讲的古，尽有声语言之能事，或“骄气横溢”或“稳重不急”，或“悲愤”或“圆滑”，或“决断”或“快活”，语气生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的开场白“原文续，书接上一回，上回讲到……”至今还回荡在老广州人的记忆里。

　　电视的出现，对广播电台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强势传媒，收音机、电台退守一隅。危机感激发了广播人的创造力。在中国播音史上，很多方式都是在广州创立出来的：在播音时间上，广东电台第一个实行整点新闻播报；在播音形式上，广东电台开办“看得见的电台”，在文化公园、南方大厦等公众场所设立直播室，让听众都能实地看见播音员在播音；设立节目主持人，开通听众热线电话；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经济电台―――珠江经济广播台，其风格独特的“珠江模式”成为我国广播史上的里程碑；举行原创歌曲大赛，连续10年举办了广东原创歌曲排行榜，《信天游》、《涛声依旧》、《小芳》、《弯弯的月亮》、《一个真实的故事》等歌曲也正是从这里传遍广州街头巷尾、再红遍全中国的。

　　1990年代后期，深夜谈话节目开始走俏。听众与电台的互动优势开始体现出来。大学生们在宿舍被窝里的“夜谈会”竟然通过电波扩大到了整个城市的夜空。互动性还突出体现在羊城交通广播电台的设立上。城市交通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塞车成了家常便饭时，广播电台的交通消息成了司机的“顺风耳”。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广东电台成立了羊城交通广播电台，为出租车司机们和有车族提供切实可靠的服务。

　　摆在家中最尊贵、最显著位置的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已经演变成了床头、口袋里轻薄短小的半导体。从旧租界搬到人民北路的广东电台也建成了新的广东广播中心大楼。在它背后，曾给老百姓带来无数温暖回忆的旧电台大楼即将拆除。一堵残墙上还有“广东电台欢迎您”几个大字。

　　一切都值得期待。（卢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