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

[聊华枫]

如秋水长天 - -- 慕容雪村


就是随时可以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在现实生活中就没了； 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就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结石婴儿，那些校车事故、动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那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为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监狱里的囚犯，以及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他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事件大多指向一个原因，那就是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也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经常来香港，每次来我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重点是看那些时事政治观察家对大陆未来的预测和分析。在我看来，这些预测和分析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居民长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

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今天，也必然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这些人格中的第一种我称之为“麻木人格”。民众被剥夺了大多数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点也常认为是政府恩赐的，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底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很少人会去思考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人要是被抢了，就饿了；被人打了，就忍着；自己的房屋被推倒，那就看着；老婆被捉去流产，那就哭着。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打酱油，闭着嘴做俯卧撑，连死都是闭着嘴死，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

我们知道，如果你单独面对的是一个流氓，你惹不起还能躲。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对自己的麻木也往往是对他人的残忍和刻薄，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的同情心指数非常低。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十八位路人无一肯施予援手。其实这十八个人不仅只代表他们这十八个人，更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度不善良的群体。他们可以怒斥身边的乞丐，也可以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于自己的亲人的困难也极少给予同情。有人挨打他就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不幸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甚至在有人他要自杀的时候，这种人首先想到的是，“哦，他在炒作，他要出名”。

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画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说“嘿，该是我的就是我的”，没争过来什么，他就扮演先知，说“早知没什么用，你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说“活该，让你折腾。”

我们知道，大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写过一本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叫《1984》。在《1984》中，男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和女主角茱利亚曾经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草地上，等他们把该做的都做了之后，温斯顿对茱利亚说，“你跟男人的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茱莉亚说，“完全明白”，温斯顿接着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他妈的一切美德，我希望每个人都腐败透顶”，茱莉亚回答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我们可以把这个看做是中国大陆人格的晚期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人们会对一切美好的事物表示怀疑，甚至痛恨。他们会对一切的善意言行都不再相信，甚至表示极大地怀疑和仇恨。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就不再麻木，相反，变得极为愤怒， 而且还会极为暴戾，一点点小事都会引起他的万丈怒火，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而更为残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比他更弱小和不幸的群体。

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作比方，我说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只能去打王胡，又打不过王胡，就只有去打小弟，小弟也打不过，就只能去打吴妈，连吴妈也打不过，就只能去打幼儿园的孩子。其实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的屠童案就是一个明证。

我讲的第二种人格，可以称之为“事实接受障碍”，因为长期的蒙蔽，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人们不愿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驳。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

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腐败没有平等的年代。所以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馆，有各地的游客排着队络绎不绝地排着队去瞻仰膜拜他的遗体。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公共汽车、出租车、私家车中，有不少司机会把毛泽东的照片像神像一样挂在车前，祈求他的保佑与庇护。

在两个月之前，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辩论的发起者是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的社长林治波，他认为在中国1959年到1962年的那场大饥荒压根就没发生过。而就是这个恶意的编造，这场辩论持续了大概半个多月，最保守的估计，有几万人参与了这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你可以很惊讶于其中的观点和分歧，有那么多人就认为大饥荒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只是一小撮坏人别有用心地编造；还有些人会认为饥荒确实发生过，但是是在极短的时间和极小的范围之内，绝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有人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有人会问，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见报纸和电视报道过，有人会问，既然中国曾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实行计划生育，另外有一些人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有人会实际证明，我的家乡虽然也很贫穷，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还被饿死的。这些质问的固然是很荒谬，但是最荒谬的还是最后一个问题，有人问，既然他们没饭吃，为什么还不吃肉。

第三种人格可以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没有那么多时代，只有两个时代，就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终于皇帝，忠于朝廷，而现在的奴隶大多认为自己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但是很少提到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作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为被他们视为天敌。他们往往会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情都必须是跟爱国这两个字发生关系才有意义：他们学习是为了国家，他们工作是为了国家，他们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他们保护视力也是为了国家，甚至连衣食住行跟性爱也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常常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有许多人都随时准备捐躯。

在最近发生的钓鱼岛事件或黄岩岛事件的领土争端中，你会发现有那么多人会说“如果要去死的话，我愿意去死”。其实事情还没那么严重，在正常的国家，民主自由和人权斗士不错的词，但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样的奴仆人格，如果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得乖张暴戾，成为所谓的“暴徒人格”。

在这些暴徒看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任何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人，那就是耻辱，相反，如果一个中国男人找了一个外国女人而如果是外国妓女那就是最好，他们就认为这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只一次听这些爱国愤青们描述他们的理想，说“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满腔怒火全部发泄到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

这些人会公开鼓吹战争，会经常叫囔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就“是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会要打你”。甚至有人会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送原子弹，然后运到日本引爆。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内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几个字“原子弹炸东京”，看看会出来多少结果，同上述的话语和表现中，你们很容易就听到残忍的意味。

在本质意义上，现在的这群爱国愤青跟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是一个团体，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同样的盲目，也同样的愤怒，有着残忍的面孔和志向，而且极不稳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倾向都应该被视为危险的事物，但是在中国大陆，政府长期纵容和玩弄他们的愤怒，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有几个合法的反外游行大都以这群人为主体，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如果条件时机成熟，这团火焰足以摧毁一切。

第四种我称之为“委屈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在这里，法律常常形同虚设，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界限。几乎每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言行。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其实不仅仅适用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

以一家小店的惨淡经营当中，有许多部门和机构都会对它发生直接的作用，工商、税务、消防、治安、卫生防疫，任何一种权利都有可能让它关门，任何一次代办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的驱使之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利益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转移财产，甚至是拼命地挥霍，感觉像是我老家的一句谚语，“被大火烧掉的明天”。

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本来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我们在这中国内地坐飞机，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在飞机上，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景象，飞机还没有停稳，立即就有人站起来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抓在手中。开车走在路上，只要前方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其他车辆不顾死活地挤到前面去。只要在排队，就总是有人走捷径，钻孔当，破坏规则。

这种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之间很少会有彼此信任、彻底敞开心怀的情况，按常常的情况是，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是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在很多时候都是个神话，更多的情况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甚至是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人格其中有个人素质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性教育，党性教育以及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最重要的属性，人。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一直活到死都不明白。

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 在几十年前，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这中间有无数的灾难，也有无数的痛苦，糟蹋了无数人的青春，甚至是毁了无数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还有无数人在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辩护，在给那些吃苦的人辩护，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小说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见到这样的景象，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与损害做辩护，找理由，甚至他们会为自己所受到的损害而欢呼和鼓掌。在大陆前几年流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讲得就是知青生活，这首歌曾经传唱一时，很多人都会唱。

Penzu 版本： https://penzu.com/p/1893ff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