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美国，还是学美国？—驳庄礼伟，兼论美国的宗教精神

[宋祖德]

余杰：骂美国，还是学美国？—驳庄礼伟，兼论美国的宗教精神

在《新京报》的时事评论专栏，刊登了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庄礼伟先生所写的《警惕“圣徒式的洁癖”》一文。庄礼伟曾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题为《总统大选，一地鸡毛》的文章，嘲讽美国的总统大选。对此，我写了一篇题为《且说“一地鸡毛”》的短文批评之。庄礼伟则再次撰文进行反批评，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大概是因为我的名字根本就不能在国内的主流报刊上出现），但很明显看出是在批评我这个“北大校友”。 (博讯 boxun.com)




针对这篇新的回应文章，我认为有必要继续与之深入讨论。因为这场争论涉及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命题，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看待美国的民主制度？我们是否可以将美国的制度探索的经验引入到未来的中国？长期以来，由于中共当局对美国采取盲目敌视的态度，其宣传和教育的目标之一便是妖魔化美国。所以，信息不畅通的国人对美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误解和偏见。这些误解和偏见需要得到厘清了。


美国大选不是“一地鸡毛”

先从美国大选说起。庄礼伟在发表于《南方周末》上的《总统大选，一地鸡毛》一文中认为：“此次选举（指二零零四年布什与克里之间的选举），花钱很多，撒得到处都是，创下了历史纪录，可留下了什么呢？一地鸡毛。”他进而认为，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不到半数，表明美国公民患上了“普遍的政治冷漠症”，也显示出“受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选聒噪太虚伪令人恶心”。这些看法并不符合美国社会的现状，也不是经过实地的调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大都出于庄氏个人的臆想和偏见。这不是一种踏实地做学问的态度，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负责任地发表其公共言论。

庄礼伟读到了我的批评文章。让人遗憾的是，他并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相反，在这篇洋洋洒洒的回应文章中，他继续扩大这一错误。他辩解说，其文章的“文眼”是肯定美国大选“赢家有压力，输家也有机会”，对美国大选基本上是持正面评价。但是，他对文章中使用“一地鸡毛”和“令人恶心”等侮辱性说法来概括美国大选的事实，偏偏只字不提。以“一地鸡毛”为题而作的文章，能够说是“正面评价”吗？这样的自我辩解真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

在我看来，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美国大选，并不是庄礼伟所讥讽的“一地鸡毛”，而是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与张扬，是四年一度的、轻轻松松的学习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参与民主生活的好机会，也是整个代议制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石。美国大选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局限性和缺陷性，如候选人之间过度的诋毁和攻击、金钱的投入越来越趋向于天文数字、竞选中大众传媒的影响力过大等等，但总体而言，这样的选举制度仍然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将来，仍然是人类社会探索民主制度的一种有益的经验。从政府的稳定和政策的持久而言，以英美为代表的主要以两党为主竞选产生国家元首的总统制或首相制，比起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多党竞争的内阁制或半总统制来（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似乎更为优越。

庄礼伟指责我未读完他的文章便发表评论，根本是没有道理的。相反，他才没有认真阅读和思考我的批评文章。他在文章中批评我“完全拜倒在某种‘经验’或‘模式’面前”，甚至用一种夸张的比喻形容说：“他比较关注某种事务的优点，他承认这种事物有不足但总是忌讳提及，就像爱一个女人爱到别人一说这个女人的有据可查的不足，他就要跳起来，这就有点将心爱之物‘圣洁’化的倾向了。”这种批评仅仅是出于他个人的“自我想像”，我本人从来就没有将美国的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圣洁化、完美化的企图。在讨论美国问题的时候，我既看到了“光”的一面，也看到了“光”的背面，所以我将一本访问美国的随笔集命名为《光与影》。

我从来不曾将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作为某种凝固的“经验”、“模式”、“榜样”而加以理想化。正如没有完美无缺的人，由一群有种种缺陷的人所组成的政府、所建立的制度，同样也是有缺陷的。如今，美国的总统选举成了一架巨大的烧钱机器，候选人的筹款能力与当选几率之间具有某种必然联系，寻常人等很难问鼎白宫。正是出于对此体制的反叛，最近几次大选中频频出现共和、民主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甚至有平民出身的参选人出现，并获得相当多草根阶层的支持，数以万计对两党政治厌倦的年轻人积极为其作义工。尽管独立候选人暂时无法撼动两党对峙的格局，但他们的出现表明美国的大选制度仍然处在变动和调整之中，它是一种开放式的体制，它还可以变得更好。

近年来的美国大选确实存在着投票率低迷的状况。对此，各方学者和评论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政治学学者威布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一书中指出，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低于百分之五十，并非完全是负面现象，“冷漠和无能为力与公民被雾化有密切关系，这种相互联系不仅在各种基层政党组织的衰弱中被显示出来，而且也在民主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力量中被显示出来。同样一种文化特性在使个人获得自主追求个人满足之自由的同时，也抑制了个人对权力的追求。”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公民对政治兴趣不大，反倒表明这个社会的政治运作比较正常；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公民都对政治非常热衷，则说明这个社会的政治运作比较不正常。威布的看法也许不一定正确，但至少是一家之言，庄先生不妨认真读读，也许会有新的启发。我想，这样一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投票率的高低并不完全决定选举制度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制度的优劣。

总体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设计精密，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民意取向。即便如此，大选还是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争端。在备受争议的两千年的大选中，作为竞选双方的布什与戈尔，便因为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州——佛罗里达——的选票的归属，发生了严重的争议。怎么办呢？美国的政治家和普通民众优秀的民主素质便展现出来了：双方及各自的支持者，均静候法院的裁决。一旦法院作出裁决，则输赢立判。输家极有风度地鞠躬认输，绝对不会出现台湾选举中的那种情况——输家坚持不服输，甚至轻率地诉诸于民众的街头运动。美国人相信法律具有最高价值，竞选过程中亦有许多周密的法律约束，使得候选人不能乱来。比如个人和公司的捐款数量等，均有严格的规定。

两千年美国大选的戏剧性争执以及平稳解决，即显示出制度设计者的前瞻性和参与者优良的民主素养。不是民众天天都走上街头才显示出民主的“无所不至”，就像威布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更愿意看到这样的现象：“政府做它需要去做的事情；政党运转得也非常好；政治行动委员会使政治游戏保持在公开状态；而普通公民接受结果。”就我在美国访问期间的观察，普通的美国人对政治，尤其是联邦一级的政治一般都缺乏兴趣，他们更关心自己身边的地方事务。因为地方事务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联邦一级的事务相对较远。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良性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我在看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时，始终以老邱吉尔的名言“民主制度仅仅是最不坏的制度”为前提。两百多年来，美国也出现过若干反文明的逆流。由美国政府所主导的若干反民主、反自由的行径，固然有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自私考量，更是源于人类内在的罪性与有限性。直面历史学家尼德曼在《美国理想》一书中的告诫是必要的：“探索人生的人们绝对必须正视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人类的劣根性，同样，也必须正视这个劣根性同样体现在历史上的伟人们作为人之行为之中。”这段话也值得每一个在非民主社会中追求民主的人深思。

不可否认，美国的历史固然有光辉灿烂的一面，也有颇多污秽不堪的部分，如：建国初期长期容忍黑人奴隶制度的存在，在向西部殖民的过程中对印第安原住民实施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延续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仍然存在对黑人群体的种族歧视，二战中将数十万日裔美国人当作“敌侨”关进集中营，二战之后屈从斯大林的压力而未能竭尽全力确保东欧诸国的自由与独立，冷战初期喧嚣一时的麦卡锡主义伤害了大量无辜的公民，盲目发动越南战争且又轻率结束使得越南难民问题延续数十年，以及为适应冷战中的国际形势而支持南美、中东和非洲的若干右翼独裁政权等等……对于这些污点，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不曾讳言，尼德曼便坦率地反思了美国政府屠杀印第安人和虐待黑奴的历史：“一个建立在如此伟大理想基础之上的国家，和现实中的野蛮和压迫行径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伦理的自相矛盾，是非常独特而又惊人的。”这些批评并没有被普通美国人看作是“不爱国”和“给国家抹黑”，相反，这些“直曝家丑”的行为得到了民众的赞扬和支持。

历史是不能遮盖与歪曲的，现实同样是不尽如人意的。出于地缘政治和能源问题等方面的考量，今天的美国政府仍然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实施君主独裁制度的海湾国家保持着过于亲密的关系，未能向其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其启动民主改革。共和党政府不得不迁就若干石油公司的压力，其中东民主化路线图并不完全。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和世界银行行长、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等高级官员，在对华政策上重贸易而轻人权。对于这些问题、对于美国历史与现实中的阴暗面，我在许多文章中常常直言不讳进行批评，我还没有愚蠢到将美国当作“地上的天国”来看待的地步。

我深知，现实中美国政府的诸多政策与《独立宣言》和开国元勋们所设想的更美好的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比如，我在许多文章中尖锐地批评过美国外交政策中以基辛格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和功利主义倾向。正是这一势力的无限纵容，才延续了苏联、东欧以及亚非拉若干专制政权的寿命，使得数亿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正是这一势力的作祟，才导致了尼克松在毛泽东暴政的高峰时期访问中国，给毛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

[宋祖德]

但是，我想追问的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人如此勇锐地面对其历史与现实，我们是否能采取同样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呢？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的诸多人为的惨剧，如反右、大饥荒、文革乃至天安门屠杀，有多少知识分子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和反思？二零零六年，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的学术会议只能在美国召开；二零零七年，纪念反右爆发五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也只能在美国召开，对于我们而言不是耻辱有是什么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我们的言论自由只是批评美国的自由，我们能够满足于这样一种畸形的“自由”吗？


在中国批评美国并不需要勇气

我从来没有否定过美国社会所存在的诸多缺点，也没有否认过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骂美国的自由和权利。实际上，美国确实是在全球遭到辱骂最多的国家，同时它又是为全球的和平、安全与民主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这是一个吊诡的事实。但是，我又认为，骂美国首先还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那不仅是他们的自由，更是他们的责任。我在几次美国访问期间，所接触的大部分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都充满了不满和怨言。即便是那些投票给小布什的百姓，也不见得就对白宫、共和党及布什总统本人有多么“爱戴”。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半都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天下，每天都充斥着关于政府的负面报道。美国人认为，批评政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为政府是公民用所缴纳的税款养起来的，确实是“公仆”。如果仅仅是看报纸和电视，那么你还真以为这个国家正处于民不聊生、百业不兴的光景呢。其实，根本不必吃惊，这就是美国人看待政府和总统的习惯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的媒体上天天都是太平盛世、莺歌燕舞的景象，那么中国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我始终认为，我们有作为旁观者批评美国的自由，但我们还有两项比骂美国更重要的使命：第一是拓展自己言论自由的空间，尤其是争取批评中国的现实的自由。否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沦为那个有名的笑话里的苏联人：美国人和苏联人争论谁的国家里享有更多的自由。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到白宫门口去游行，去骂罗斯福。”苏联人立即回应说：“我们也可以到克里姆林宫去游行，去骂罗斯福。”不面对本国的独裁者，知识分子的良知何以体现？

其次，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比在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某种“鸡蛋里挑骨头”式的研究更加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大地上踏踏实实地实行民主启蒙的工作——包括客观地、全面地报道和介绍美国的选举制度，而不是像庄礼伟那样居高临下地作“恶心状”。这种夸张的表演无助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无助于中国学习他国之长、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来。中国民众需要知道美国的真实情况，需要从被当局妖魔化、漫画化的美国的形象中走出来。庄礼伟轻率地将美国总统大选贬斥为“一地鸡毛”，不仅让普通的中国民众远离了美国这个可以部分借鉴的制度资源，而且使得某些夜郎自大的国人更加故步自封、拒绝一切形态的改革——既然美国大选是“一地鸡毛”，那我们何必学习之？

在这篇回应文章中，庄礼伟还颇为矫情地宣称：“我比较喜欢做的事，仍然是对各种成为‘中心’的现实事物‘冷嘲热讽’，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污迹和鸡毛。这是我个人的作战岗位。”读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我想反问的一点是：难道对美国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的正面评论，在中国成了“中心”和“主流”吗？看看中国大陆的央视和《环球时报》，这些御用媒体每天都在丑化和攻击美国，民众根本不知道美国的真相。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民众所获得的关于美国的资讯全都是片面的、有限的、不完整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妖魔化”了的。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已经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谁也躲不开的强势文化，但在中国这一特殊的环境里，美国及其价值观并未占据“中心”位置。在大部分中国民众的心目中，美国是一种被情绪化、被偏见所笼罩的负面形象。我们需要向公众介绍的，应当是一个全面而真实的美国，而不是轻率地下一个“鸡毛”的定义。

在此背景下，庄礼伟一边故作公允地作旁观的哲人状，一边又把自己打扮成“战士”的模样，仿佛自己真的有一个“战斗岗位”似的。其实，与其说他是在真诚地战斗，不如说是在作一种表演式的战斗——在中国批评美国，从来就不需要勇气，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批评美国而受到中国政府的惩罚，庄先生能够给我举出一个例子来吗？我倒是可以举出一长串因为揭露中国社会的真相而被打压的学者和媒体工作者的例子来：秦晖、刘军宁、何清涟、钱理群、袁伟时、李大同、卢跃刚、昝爱宗、王光泽……庄先生为何不向他们好好学习呢？

庄礼伟的“恶心”显然是用错了地方。包括庄礼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公民，迄今为止连选举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的选举权都还不能完整地运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乃是一纸空文；就在庄礼伟生活的广州，像孙志刚这样一位无辜的大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随身带暂住证，就被警察抓捕，在收容遣送所里被活活打死。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历来就喜欢对美国鸡蛋里挑骨头，却漠视自己身边可悲、可怕的现实。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庄礼伟本该为自己身边发生的种种邪恶事件感到恶心和愤怒，却偏偏对美国大选感到“恶心”——这种“恶心”也未免太过于矫情了吧？

当然，这不是庄礼伟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被偏见、被意识形态的教条所束缚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方面的研究，仅仅是讨好“今上”的御用学术。因此，辱骂西方和美化自己是这个领域的学者们惯用的伎俩，惟其如此，方能获得来自当局的研究经费，才有机会出入中南海成为“南书房行走”。当然，其真正的学术价值也就几乎为零。

在舞台上表演京剧，当然不是战斗。骂一个根本不会回击的对手，当然也不是战斗。在我看来，对于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战斗，是为那些矿难中遇难民工的权益呼喊，是关心每一个被凌辱和被虐待的同胞，是谴责那些暴虐的官僚和警察。真正的战士、真正的作战岗位，不是色厉内荏地指出美国的“鸡毛”，而是指出中国这个所谓的“和谐社会”的“不和谐”之处，并对这个“太平盛世”发出“盛世危言”——这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庄礼伟愿不愿意冒着失去学术地位的风险来试一试呢？我想提醒这名位子差不多坐稳了的大教授的是：在中国从事批评美国的工作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远远不足以形成一个所谓的“战斗岗位”。


认识那些“半神半人”的开国元勋

庄礼伟在反驳文章中将“圣徒”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提出，认为“这位校友所喜欢的美国，它的历届领导人中间可以说没有一个‘圣徒’，应当说这是美国的幸运”。而在我看来，“圣徒”乃是一个正面的概念，真正的“圣徒”并非像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列宁那样企图将别人变成圣徒、自己却大肆杀戮的暴君；真正的“圣徒”乃是像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曼德拉、教宗约翰•保罗二世那样的伟大人物（不幸的是，包括庄礼伟这样的饱学多思之士在内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把前后两者混同起来）。《圣经》中说，一个义人也没有。所以，即便是“圣徒”，亦是有缺陷的人，不完全的人，需要监督和制约的人。这正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得以形成的神学基础。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当中，确实有许多人具有某种圣徒的品行。这些有圣徒倾向的人物，所展示出来的人类天赋的向善的能力以及精神境界的崇高，成为人类文明中超越种族和国家的共同财富。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道德力量在缔造美国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不能由反对“泛道德化”转而陷入“非道德化”的泥沼。一个完全不顾道德的社会是可怕的社会。在“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之下，中国的政治人物从来不把“道德”当作一回事，朱元璋和毛泽东式的流氓，因为最终掌握了权力，而被视为英雄与偶像。最终，政治成为一种肮脏和令人恐惧的事务。而具有高度的荣誉感和道德感的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则为政治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定义。

由于缺乏宗教感，庄礼伟无法理解这种精神价值维度，以及此维度在历史上对现实政治发挥了何等巨大的作用。无庸讳言，美国的开国元勋和历届总统们，绝大多数都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即便是倾向于泛神论者，亦打下了基督信仰的深厚烙印。当然，他们与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缺点的人，我在为美国历史学家埃利斯所著的《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所写的书评《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中早已指出：

美国公众对独立战争的领袖们的崇敬，并不同于纳粹时期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狂热迷信、以及苏联人对斯大林复杂的敬畏之心。美国公众对开国元勋们的基本看法是：“他们是伟人，但也是有缺点的人。”

在这些“有缺点的人”当中，有人支持蓄奴制度，有人沉溺于政党斗争，有人匿名发表文章攻击对手，也有人参与决斗并无谓地死去，但他们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候，并没有忽视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并没有将权谋和厚黑作为参政的动力。相反，他们将实现上帝的荣耀作为人生的目标，致力于发掘和展现本人身上神性的一面，因为人是上帝所造，如《独立宣言》所云，人因被造而平等。他们是一群古典气质的绅士，杰斐逊将这群参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称为“半神半人”。

[宋祖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深切地理解华盛顿为何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毅然辞去军职，为何在其总统任期结束之后平静地回到农庄中继续务农。虽然其农庄的经营一直不甚理想，但他从来没有想过以开国之父的名义向这个新诞生的国家要求些什么。他本来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权力、金钱和崇拜，因为他拥有过一支英勇无比的军队，这支军队曾经为这片土地的独立和自由而战，也可以被他利用来为实现个人的野心而战。华盛顿拒绝了手下的军官劝其自立为君王的建议，并将此建议当作一个耻辱，他在回信中说：“我极其厌恶并且坚决否定这个建议。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使您误以为可以向我提出如此要求。”

当华盛顿结束其总统任期、发表完辞职演说、乘坐马车离开总统官邸的时候，他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遗产，如尼德曼所说：“美国的诞生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所做的第一次这一类的尝试，其最终目的在于将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引进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华盛顿让到了一边，其目的在于让高尚的精神力量发挥作用，让一种高于个人荣誉的力量在人类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也许这样的举动只有向往圣徒境界的人才能做到——为了公众利益自动放弃积累的个人权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深切地理解已经八十一岁的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上的旁观、等待、发言、倾听和祈祷，以及为宪法的通过所作的漫长而琐碎的努力。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堪称在平凡的世俗生活中追求崇高境界的典范，他把“通往道德的最高境界”当作人生的目标。在制宪会议陷入僵局的时候，他没有动用个人的威望来压制大家表决。虽然他提出的邀请一名牧师来为会议祷告的建议被大会否决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制定宪法的希望。他带领大家回忆说，在独立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也是在这间会议大厅里，大家祈求上帝保佑。如今，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是与会者仍然需要当初的智慧与勇气，来完成上帝交托的使命。

富兰克林用平静的语气对争执不下的各方人士说：“我们的祷告，主席先生，上帝听到了。上帝仁慈地回答了我们的祈求。投身于这场战争中的我们所有人，一定都注意到至高的上帝在护卫着我们。……我已经活了很长时间，我活得越长，越相信这个真理：上帝掌管着人间的事务。”是的，靠人自己是无法写出一部宪法来的，惟有全身心地信靠神。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接着说：“我坚定地相信这一点，我还相信，没有上帝的赞同，我们此刻在从事的政治建设，结果不会比巴比伦塔的建设者好到哪儿去。我们将为了本地的私利而四分五裂，我们的计划将失败，我们将成为后世的笑柄和耻辱。更糟糕的是，从我们这不幸的先例开始，人类将绝望，将不再试图用人的智慧来建立政府，而把政府的建立交给机缘、战争和征服。”回应着富兰克林对上帝的呼求，一个崭新的国家、一套了不起的民主制度终于诞生在北美蛮荒之地。这片新大陆确实是上帝的应许之地。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美国建国的这段历史，我们就不会对“圣徒”这个词语产生任何的反感了。相反，我们在自己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政治的时候，也会产生向圣徒的方向努力的动力。


上帝为何保佑美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清教徒，便没有美国。“五月花”号的成员们远渡重洋，不是为了淘金和拓荒，乃是寻找上帝应许之地，在那里他们能够自由地敬拜上帝。美洲殖民地的建立以及美国的诞生，其内在动力乃是为了追求自由——更确切地说，是宗教信仰的自由。换言之，宗教信仰的自由先于其他的自由。这个国家是由一群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所建立起来的。

我们不能忽略在美国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面发挥重大影响的新英格兰清教传统。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时间相隔不远，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如拉法耶特、潘兴、富兰克林、杰弗逊等人，都与两场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过去，人们常常将两者相提并论，凸现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其实，两者之间存在作巨大的区别，即英美近代化道路与欧陆近代化道路的区别，即在尊重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前提下的缓慢改良与彻底摧毁既有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之后的激进革命之间的差别。

具体而言，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之间最大的不同便在于，前者狂妄地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后者谦卑地坚信与上帝同在。因此，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人潜在的魔性，最终导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而美国独立建国始终行走在上帝所设定的车辙上，深受上帝的祝福和保佑。正如尼德曼所说：“人类‘平等’和‘独立’的概念都是有一定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或者一盏‘内心的明灯’，人生的目的在于让每个人都认识到有意识地和置身‘内在的神性’相通，并且在社会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必要性。这个‘内在的神性’——用威廉姆斯•潘的话说，‘内在的耶稣’——是一个人的幸福、智慧以及道德力量的真正来源，这个‘神性’应该作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以及衡量我们生命和义务的最高准绳。”

怀着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战战兢兢地从事政治事务的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等人，从来没有将自己凌驾于法律和历史之上，这是他们与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拿破仑等帝王枭雄之间最大的区别。他们服膺于“内在的明灯”的指引，谦卑如小孩子的模样，却又堪称上帝的精兵。他们虽然奋起与英国殖民当局抗争，却并没有扔掉英国遗留下来的民主宪政和信仰自由的重要遗产。

在儒家文明的框架内，我们无法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近代以来中国的军阀和领袖家们无不将对军队的控制作为权力的源泉，也都把宪法当作一纸空文般的幌子；而在基督信仰的层面上，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们的选择乃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他们都有自己所坚信的“真正的宗教”，这种宗教尽管有一定的自然神信仰和泛神论的倾向，但整体而言深深地打上了新教传统的烙印——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写下了这样一些原则：“只有一个上帝，他创造了万物”、“我们必须对他崇敬、祈祷和谢恩”、“最佳的为主服务的方式是为人类造福”；华盛顿则严格遵守以下的戒律：“当你谈到上帝和他的功德，态度必须严肃、虔诚和尊重”、“在你的心中努力保持一星叫做良心的圣火”。在制宪会议上，富兰克林建议代表们每天早晨一起祷告，祈求上帝的保佑和祝福，以此唤起每个人的谦卑之心，避免争论陷入人的血气之中。大概这也就是庄礼伟所批评的“美国意识形态中的原教旨主义症状”吧？庄礼伟反复说他尊重美国的“立国原则”和“根本制度”——殊不知，美国的“立国原则”和“根本制度”最深厚的基础乃是对上帝和圣经虔诚的信仰。如果抽取了宗教信仰，这些“立国原则”和“根本制度”还能够成立吗？

“上帝保佑美国”不仅仅是一句印刷在美元之上的应景之语，它是大部分美国公民真心诚意的信仰。昔日的圣徒们如彗星掠过星空，认罪的信徒们却遍布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据各种权威调查报告显示，在高度世俗化的今天，仍然九成以上的美国人承认上帝的存在，有七成以上的美国人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有接近一半的美国人经常去教会。而多元、宽容和差异这些庄礼伟和我本人都很推崇的现代价值，也是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生发出来的——这里的多元、宽容和差异，乃是在尊重人权和自由的普世价值之下的多元、宽容和差异，而不是混淆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绝对的相对主义”。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美国的历史与现实——包括二十世纪以来从威尔逊到小布什的当代美国的打着“传教士”烙印的外交政策。不理解这一点，即便是像庄礼伟这样的“国际问题专家”所作的洋洋洒洒的分析和评论，也都可能是驴唇不对马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基于我们自己所生存的中国极其糟糕的现实，我当然不能同意庄礼伟将美国大选形容为“一地鸡毛”——正如生活在猪圈中的猪根本没有资格嘲笑在湖水中游弋的天鹅无意间溅起了几滴水珠，请原谅我用如此粗俗的比喻，因为我们生活的现实就是如此糟糕。反观美国，自从其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也从来没有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最大的一次内战——南北战争，虽然付出了死伤百万的代价，却达成了奴隶制度被废除的目标。这不是奇迹，乃是上帝的看顾，乃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体现的政治哲学的功劳。

美国的强盛显然不是其战舰与飞机、软件与电影、美元与汽车。如果我们只是学习这些方面，我们永远只能是东施效颦。要深入地理解美国，必须回到《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当中去，回到《圣经》当中去，那才是滔滔不绝的源泉。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在《论<独立宣言>》一书中指出，美国的《独立宣言》建立在上帝的律法和人类的良心之光之上，《独立宣言》中的自然权力哲学“是一种仁爱高尚的信仰，提倡以善意取代仇恨，以和平取代战争。它教导人们说，纵然有着种种时间地点的差别，纵然有着将人权和民族区分开来的各种表面上的特质和禀性，可是就大家都有着共同的人性而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最终笼罩着世界的不是争斗而是和谐。它促使人们去促进将他们与他们的同胞联系在一起的人道，塑造他们的行为和制度以与之相协调。”这也正是我认识美国的方式，以及我所企盼的未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我愿意在有生之年为此而奋斗。在此，亦愿意与迷途中的庄礼伟学长共勉。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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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祖德]

见仁见智.

"在舞台上表演京剧，当然不是战斗。骂一个根本不会回击的对手，当然也不是战斗。在我看来，对于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战斗，是为那些矿难中遇难民工的权益呼喊，是关心每一个被凌辱和被虐待的同胞，是谴责那些暴虐的官僚和警察。真正的战士、真正的作战岗位，不是色厉内荏地指出美国的“鸡毛”，而是指出中国这个所谓的“和谐社会”的“不和谐”之处，并对这个“太平盛世”发出“盛世危言”——这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庄礼伟愿不愿意冒着失去学术地位的风险来试一试呢？我想提醒这名位子差不多坐稳了的大教授的是：在中国从事批评美国的工作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远远不足以形成一个所谓的“战斗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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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祖德]

作者: 老酒

不熟悉这位余先生, 不知这位先生自己是否作到了要求别人作的事情.

稍有了解, 毁誉参半. 有年轻人的优缺点. 不过也确实在战斗.读他的文章, 各取所需吧.

余杰是否确实被捕?http://www.zuola.com/weblog/?p=158

[宋祖德]

作者: 老酒

在你给的连接里看到这么一篇咚咚,不仿一起贴出来;亟能对余先生了解得全面一点:

张义奇：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秀——兼论余杰的不宽容

作者：张义奇

　　本文最初拟订的标题是《我来剥余杰的皮》，这也是从余杰的《我来剥钱穆的皮》（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再版《火与冰》时，该文被改成了《钱穆：...

这正是我引用这个连接的目的, 有褒有贬.一个年轻人在中国那样的社会, 能坚持公民写作, 已经是不简单.

关于上面的文章, 有几点看法:

1. 余杰被抓, 理由是什么? 不知道如何审理的, 后来放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2. 引用:"余杰今天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假若余杰手中一旦握有公共权力，定然会“一阔脸就变”（实际上还没阔脸已经变了），他是绝对不能容忍异类声音的。对这种伪自由主义者，真正的自由民主人士应该高度警惕！"

这种"假设...就一定"的逻辑是不通的. 即使假设成立, 他也不会万岁, 除非公共权力没有监督.

3. 由余的不宽容(争论和批判是否就是不宽容也有争议), 就下结论说: "余杰还有什么资格大谈民主自由！"

同样是一种缺乏逻辑的表述. 作为一个公民(他没有行政权利, 他没办法去禁止别人发表, 但却有官员禁他的文章), 无论他有什么缺点, 他还是有资格大谈民主自由, 这种资格谁也剥夺不了, 除非镇压.

4. 一个人再有缺点, 也不能说他的话和文章都没有道理.祖德一直都这样看.
　　

[宋祖德]

作者: 多伦多党委

“在中国批评美国并不需要勇气”。

或者换个说法，“没有比站在中国骂美国更安全的事了”。

"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我始终认为，我们有作为旁观者批评美国的自由，但我们还有两项比骂美国更重要的使命：第一是拓展自己言论自由的空间，尤其是争取批评中国的现实的自由。否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沦为那个有名的笑话里的苏联人：美国人和苏联人争论谁的国家里享有更多的自由。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到白宫门口去游行，去骂罗斯福。”苏联人立即回应说：“我们也可以到克里姆林宫去游行，去骂罗斯福。”不面对本国的独裁者，知识分子的良知何以体现？"

[宋祖德]

作者: 老酒

不了解余杰，从你给的连接也不能确认到底是否被抓。

不过，“一个人再有缺点, 也不能说他的话和文章都没有道理.祖德一直都这样看”这一句，和顶楼我提到的那一句话一样，也是没有内在联系；有没有道理与是否有缺点无关。

你我转的俩篇文章其实有点半斤八两；

对你的第3点，俺有点不同看法：张文的...

至于你说的"没有了解民主的内涵，或者自己就不准备对自己自控，就无法真正实现/推动民主。"

其实, 当今中国人谁有资格说自己了解民主的内涵呢? 连公开的讨论都不允许, 谁有资格去做裁判呢? 余杰只是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 和一个正常的人一样, 说心理话是他的本份. 至于知识的多少, 态度的优劣都是可以批评的, 也是可以改变的.

其实我们不必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求太高, 能说真话就很了不得了.

余杰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9%E6%9D%B0

[宋祖德]

http://www.boxun.com/hero/yujie/155_1.shtml

[宋祖德]

作者: top gun

没错。

很多人就是搞不懂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包括实事新闻的版主。

学美国，是方法问题。骂美国，是立场问题。

对日本，类同。

实事新闻的版主的某位版主有一点是清醒答案, 那就是, 先定性是一地鸡毛, 然后就不用学了.

至于是方法和立场恐怕都得听党的. 批的时候就批, 斗的时候就斗.

[宋祖德]

作者: 邓小闲

这个要顶。

没有“出世”之心的人，他们的文章我基本是不看的：他们嘴里的逻辑毫无缺憾，心底里的贪婪和虚荣却掩饰不住。

"浮躁与激进对中国的事情都是无益的；知识分子的“良心”，首先体现在对自身的反复锤炼与高要求上；夸夸其谈与莽夫行为，最终导致的不是作奴才就是对社会的反动，都是对社会进化无益的。 "

老酒的这句话很笼统, 用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都可以. 但如果具体到一个人恐怕就有争议了.

比如说浮躁与激进的标准谁来判定?如何判定? 标准呢?

"他们嘴里的逻辑毫无缺憾，心底里的贪婪和虚荣却掩饰不住。"

我不认为这是主要问题, 这些话用在当朝官员身上恐怕更合适.

[宋祖德]

作者: 邓小闲

这是“秀才和兵”的古老难题。

让“出世”之人和政客争抢，去改造国家，那是以卵击石；让政客们互相争抢去改造国家，成功的是少数，仅仅能“避免最坏”吧。

但无论如何，我不愿意看到秀才染得一身“兵”气。

其实每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战士, 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对象和方法不同而已.

感觉你像在说鲁讯.

[宋祖德]

部分:

关键词——鲁迅·李敖·王小波

秋歌：溯着时间之流上下，你总会遇见鲁迅先生，两个人会聊些什么？若见到李敖和王小波呢？

余杰：我不会说那些别人都会说的赞美的话，我会坦率陈述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意见。比如，见到鲁迅，我会问他为什么一直没有看透苏联斯大林帝国的真相，对这样一个恐怖政权持美好的想象，而他的同代人如胡适和陈独秀都已发现了苏联的黑暗和邪恶？见到王小波，我会告诉他，我最喜欢的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他的杂文，而是他写给妻子的那些信件。见到李敖——如果到台湾访问倒是有机会见到他，我会批评他对女性的不尊重，批评他过度的自恋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政治的狂热，当然还有他文字的粗糙（虽然他自己认为自己的文字很好）。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听不同的意见，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育

秋歌：近年来，中学语文教育在批评和反思中正在进行渐进的改革，这也是你和钱理群先生、摩罗先生等学者倾尽心血关注的问题，最近有哪些思考？

余杰：中学教育是根基，是思想启蒙的开端。中学语文教育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泛政治化”。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语文当作语文来教，而当作政治来教。这样，语文课不仅没有赋予孩子们用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基本能力，也没有传达给孩子们正常的审美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我想，除了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之外，还应当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来关注这一问题。

于是，在一九九九年，我与摩罗、孔庆东合作编写了一本名叫《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论文集，它汇集了各界人士对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考。然而，此书刚一出版便像捅了马蜂窝一样，顽固派们先后在《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整版文章，进行口诛笔伐。就连为此书作序言的钱理群教授，也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对方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经济利益——教材的垄断经营，让教育部下属的出版部门每年获利达数十亿人民币之巨。与电信、铁路、邮政、民航这些垄断巨头一样，这更是一处不为人所知的“黑洞”。他们生怕失去这块“禁脔”，所以不惜扼杀一切改革的意见，不惜在政治上“上纲上线”，不惜牺牲几代中学生的前途。

让语文回到语文，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胡适早就有深入的阐述。胡颂平编著的《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有多处涉及国文教育。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胡适说：“所谓国文，是要文章写得好，可以给学生做模范；为什么要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党国要人的文章也作国文念了，他们的人很重要，但文章未必写得好。这些也编入教科书里去，其实是不对的。”第二年的三月二十一日，当胡颂平问“先生可否另选一部国文教科书”时，胡适回答说：“我倒可以选一部。我总以为传记最难写，应该多选些传记、小说，一些有趣味的让学生读。我想选两部，一部白话文，一部文言文。文言文可在《虞初新志》和《聊斋志异》中选几篇，比较有趣味。”可惜胡适一直没有完成这一心愿。

后来，我们部分地完成了胡适的这个心愿。我们组织了一批优秀的大学人文学者、作家、中学语文教师以及中学生代表，一起编写了一套《新语文读本》。参照传统教材的体例，但在内容上却“脱胎换骨”。比如，我们选入了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演讲《我也有一个梦想》，选入了甘地传记的片断，选入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选入了近年来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杰作……我们希望把人类文明的琼浆放到孩子们面前，让他们尽情饮用，让他们感受到语文学习不是负担而是享受。这套从初一到高三共十二册的《新语文读本》，三年前已经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当然，目前它还不能成为正式的教材，但我们相信未来如果教材的选取能够实现市场化的话，我们的这套选本会非常有竞争力。后来，还有小学版和大学版陆续出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文读

全部连接:

http://culture.163.com/06/1031/09/2UOJ8HUQ00280003.html

[宋祖德]

作者: whoareyou

还是有同样安全的事，比如站在北美骂中国之类的。

基本上来说，在什么地方生活，对什么地方就更不满些，就我本人来说，在国内的时候抱怨国内的事多些，在这里抱怨这里的事多些。

看样子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骂美国的不少...

好想中国名导演张艺谋拍了个叫8341的片子, 揭露毛的丑恶,也没被抓起来.

[宋祖德]

作者: whoareyou

这不就是说，美国和中国的不同之处，就是美国你们这种人少一些？（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的中国人，比较一下。 ）。

少又如何? 多又如何?

[宋祖德]

作者: whoareyou

这个问题好，就好像岳飞又如何，秦烩又如何？多年以后，不过都是黄土罢了。

不过这不同样也是你的问题的答案么：在中国骂美国的美国人多又如何？少又如何？

那两个人受政府的宣传影响太大, 翻来覆去的, 没意思.

不过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很多反美政府和反党组织吧. 俺不太清楚.

好像中国人在海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组织, 比任何国家都多, 可能是中国人多的缘故.

[宋祖德]

作者: whoareyou

这就是我说的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之处么，就是很多中国人喜欢来北美骂中国么，当然了，你认为他们已经形成了组织，这个俺就不大了解了。

至于说到岳飞和秦秽，竟然是咱们政府宣扬的，俺也算长了回见识，原来中共取得政权以前，岳飞的形象不是正面的?是不是有人还会说秦秽下跪的铁像也是中共制作的?

美中的不同之处看怎么理解. 看看哪些国家在本国外有反对组织就很清楚了. 如果说不同, 美国人自己的反政府组织在美国.

如果说中国人的不同(其实北韩, 越南, 古巴也是, 很有共性),不是那就是始终有人对GCD政权不认可.均在海外有职业反政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