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甚么专制万岁？

[张三一言]

中国为甚么专制万岁？

张三一言

　　[一]、中国为甚么专制万岁？


　　大家概括地回顾一下也看一下现实，人们会发现，中国的专制制度（包括嫁接的极权制度）是长春藤。为甚么中国专制制度历久长青、专制万岁呢？


　　第一个原因：权力内部不能产生民主。


　　三妹说：“中共发生过无数次的所谓党内斗争，那些“斗争”都是绞肉机内部的绞杀。”我认为这是极其少有的真知卓见。中国民主进程为甚么经过那么艰辛苦难挫折还是原地踏步，甚至大退步了？理由成箩，但是其中极之重要的就是：中国的统治集团内部只有争权斗争，即只有争夺现权力的控制权，这成为文化习惯传统；自建一权与原权并存并立极少见，可算作例外。对比一下外国，拿典型的英国来说，他们的贵族不是取代王权，而是要建立与王权对等的权力。在出现两个平衡权力条件下，民主就有机会诞生和发长成长。如果英国的贵族采用中国的权力模式：争夺现政权的控制权，其结果只会是贵族专政取代国王专政而已。


　　第二个原因：权力与权力外力量互动不能产生民主。


　　即使是政权外与现存政权斗争，也是取而代之，绝少立而并之。你不建立并存权力，民主就不能在只有一力独大，没有它力竞争、抗衡的环境萌芽成长壮大。这种文化习惯传统使到中国永远只存在专制制度。既不可能因制度内有分立力量竞争而产生民主意识和程序、作风（民主制度更无从谈起），也不可能从朝野互动中产生民主，所以民主与中国无缘。


　　这种文化习惯传统遂令在华厦之外的华人群体心向中华，永远不把客乡作故乡，永远不会在客地没有建立一个“第二华国”。历史上的兰芳共和国是例外，新加坡立国内在条件是去中国化，外在条件是因为被马来排斥才被迫建国的；更是例外。


　　第三个原因：中国精英主流是与权力合作派，否定权力派被边缘化。


　　中国的士大夫（到今天的知识精英）传统是盼青天望明君──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心态。这种心态在今天以改良、渐进、和平、理性、妥协、合作…的理论烟幕下承袭和演进中。这种烟幕现今处于绝对主流地位。至今为止，绝大部分中国的知识精英都不敢对现政权采取否定、决绝的态度。知识精英是人类文化和精神的代表，或者说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头脑。你们脑子里有的尽是“给当权者、甚至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们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等等忠君思想（很难理解这只是权宜策略）；特别是在今天，共产党的政治环境面临亡党爆炸局势、坏到朝不保夕状态之时，还在大谈共产党的进步、党内改良、党内民主…你知识精英（民族、国家的头脑）连想都不敢想否定、打倒推翻极权制度和政权，相反不断强调这个政权和制度的正面价值和正面形象，这个制度和政权怎么会自动消失？在专制永固环境下，民主制度从何而来？这就是中国专制几千年不变，中国从来不出现民主思想和制度的理由。这就是世界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大多数都崩溃了，唯有筷子文化圈内的中朝越等生存下来的理由。苏联、东欧之所以变共产之天，其中一个极重要的理由是这些国家知识精英主流都是否定共产极权者。波兰共产党失权不是米奇尼克合作派的成功，而是华里沙否定派的胜利。


　　我想，要改变中国政治现实，在思想意识方面首先要改变中国知识精英“与权力合作”的思想和心态。


　　[二]、终止专制万岁的一些策略性考虑


　　李凤智表示，“他支持所有的反中共运动，不管是温和的、小火慢炖型的，或是激进的、疾风骤雨式、快刀斩乱麻式的，他都肯定，因为这都是正义的力量。”我认同并一向提倡这一观点。按照这一观点，刘晓波得奖本身是不应反对的（不应反对并不构成不能提倡更佳人选，也不是不可批评刘错误观点的理由）。我们的责任不是反对刘得奖，而是把刘得奖事件推向转变成为对中共的压力。把它推向对中共反抗方向，反对沿着刘晓波支持者们朝没有敌人、与当权者（指在朝当权者而不是其中的异议者）合作的路向走。


　　在目前，这种合作是极困难的。因为中国人的派性很强。对不同派别的意见建议，不管你出于善意恶意，都以恶意度之对之。不同派别往往形成水火不容之势。产生这种水火不容状态，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读书人，把批评议论观点等同于反对否定持这一观点的人，以敌对态度对待对方。等到中国的读书人学会把观点评议和我对人品评价分开时，中国的民主希望就会更大一些。


其次，在策略上，应怎么样对待共产党阵营中人，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中共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到底对中共认同可靠性如何？有认同的，有不认同的；或许认同的也不少。请记住一个理性原则：利益决定一个人的意识──即常言说的屁股决定脑袋。这是常态；超越利益的也有，是非常态。所以，在常态下，体制内认同共产党现行作为的是多数。


　　不管认同还是反对共产党的体制内人士，有一个“势”的规则是很难避免。当国内外非共、反共汹涌澎湃时，自愿自觉的、为潮流裹胁的都会顺应朝流而背叛原来所持所有所在。古今中外，每一个朝代尽没结局时都是如此。根据这个认知，对体制内的任何异议声音──不管它是出于真心、出于作秀、出于谋略，甚至出于欺骗，我们都应该在独立自主前提下对它作出相应的支持和鼓励。但是，这不妨碍对谋略、作秀的批评和对欺骗的揭批。即使是谎言，我们也不妨引它走向弄假成真之路。郭国汀认为：“庞大的国安、公安部门，里面正在分化…另一部分却开始转变成为反中共的正义力量，只是他们并不一定明摆着跟中共对干，但关键时他们可能正是从中共内部粉碎中共的力量。”如果同意我上面所说的认知，那么，郭国汀的话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我们能包容、团结所有共产党内的“异者”，能与他们作良性互动，留下顽固地维护极权制度者们就会大减，这是对民主过度有利的事。


　　上面谈到的“势”是怎么样出现的呢？共产党内里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无法避免社会（身边）的影响，社会上有甚么思潮，有甚么势力或趋向，在他们内部必然有相应的力量对应。社会上力量大小与他们在党内的力量大小成正比。当社会力量能给他们作出了一个支持时，他们就会公开站出来与社会互动。这时候才出现正义的、健康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朝（注意是部分，不是整体。下同）野互动、朝野合作。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与统治集团内中的异者合作是必要和可能的。


　　在这里也谈谈对法轮功处理的难题。


　　一个大原则：支持法轮功维护信仰、组织社团、反对迫害、维护人权…的斗争。这个原则，大概没有多少人反对。我有这么一个印象（我在香港的朋友中的一些人也有或多或少的同感），法轮功本身有一个他们不正视或不愿改的缺点：不容忍不信法轮功或反对法轮功理念的人。我这个观感，徐沛和三妹都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不是事实，这确实是我的一个很错误的判断、判断太武断和片面；或许有这种现象存在，但不代表整体，更不代表法轮功。我衷心希望是我的错觉或判断错误，是法轮功朋友说得对。但是，我还是期望，法轮功中人，对不信或反对法轮功宗教教义，但同情他们维护权利的人，要尊重、宽容和团结。可否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待之？把焦点放在“在维护权利共识下，共同争取权利和反对极权”。还有一点说一下，有一种流行说法：对法轮功的态度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是民主人士的试金石。这个说法不准确，也有一定的负作用。因为不信法轮功或反对法轮功的人士就会反感和质疑：难道法轮功是人世间检定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正确和准确的说法是：对待法轮功维护自己权利的态度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是民运人士的试金石。其实，何止是对待法轮功，对待任何在权力面前维护自己权力的态度都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是民主人士的试金石。


　　第二个难题是，一些支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人士，因为不认同法轮功信仰内容而反对法轮功，进而不支持、甚至反对法轮功的维权，反对法轮功的九评。这些死结，很难解开。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我很难理解，一个接受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念的人士，对自己不相信的信仰、信念、理论，会进入反对和否定的极端地步。如果因为自己不相信法轮功的教义就反对、否定它，往往还表现出敌视它、誓不两立；那么，不信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印度教、佛教、道教…都可以反对、否定和敌视了，这就只好回到相对野蛮的中世纪了。




张三一言 20101015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