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句话说尽中国千年史 【转帖】

[华根]

印度自己吹自己就是想steal thunder,捞取经济上的好处.所以他们推销什么"中国+1".

西方吹捧印度的背后是有政治动机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拿印度来平衡中国. 所谓的BRICs,其中印度,俄罗斯,巴西的经济规模差不多;中国跟这三国不是一个级别的, 却硬被凑到一起.高盛罗列的数据和图表,一旦把中国的数据剔除就没什么显著的地方了.实际上应该把印,俄,巴西,南韩,墨西哥放在一起还差不多.中国应该单列.

贬低印度没有必要,吹捧印度也没有必要.现在国际上主要是吹捧,大多都是基于意识形态看好印度,偶尔有几篇比较客观的.其实中国以前没怎么正眼瞧过印度,问题是现在印度相比以前确实有了很大进步,加上中国人可能对中国总被拿去和印度相提并论感觉不爽,所以才反击一下.

印度是有一些优势和便利条件.印度的语言,意识形态和西方比较接近,外交和政治上的阻力比中国小.另外有一些比较大的历史比较长的家族企业,经营的也不错.印度人不笨, 而且就我接触到的,不管美国的也好,印度本土的也好,工作也比较卖力.工作不认真不卖力,脑子不太灵光的也碰到过,但比例不大.我觉得印度贬低中国主要是本土的一些人基于偏见和追求荣誉感所致.也碰到过夸中国人聪明的印度人,碰到这种咱就夸一下印度悠久的历史.

政治面上印度的腐败跟中国是一个级别的.至于民主是不是优势得看中国将来的政治体制能否平稳过渡.对于印度来说,基本上最坏也就如此,所以可以讲它有潜在的优势 - 如果将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搞砸了的话.

另外谈到政治体制变革,讲中国有"潜在的劣势"可能比讲印度有"潜在的优势"更精确些. 因为中国如果搞砸了有可能比印度更糟. 更明确一些,就是印度的民主政治其实是中国的坏榜样(还不算最坏的,菲律宾应该比印度更坏).相比之下日本,韩国,都算政治体制变革的好榜样. 我觉得西式民主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就是工业化和工业文明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没有这个先决条件民主的代价会跟大,过程会很漫长,效果会很糟糕. 台湾其实也算一个榜样,还算比较好的.它不好的地方一个就是台独挑动社会分裂,干扰了社会的价值观.另外就是台湾南部的农业文明扭曲了民主.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农业文明要比台湾强大的多,破坏力也要大得多. 农业文明地域性强,人口流动性低,家族势力比较庞大,派他性强,所有这些都是民主的障碍,是长期封建制度的遗留.

经济面上中国在十年之后大国地位基本上就奠定了.如果认真的搞,由大变强再加二十年差不多就可以了.
李光耀预测四十年后两岸统一,应该是比较保守,但还算范围之内的估计.所谓"范围之内"是指如果把过渡期也算进去的话.真正两岸谈判以及确定时间表我预期应该比这早很多.中国不可能让两岸在没有时间表的情况下再耗四十年.当然正如李所言,台湾内部的政治变化也有很大影响.

[一帘幽梦]

造成
　　因为毛泽东的精神就是独立自主、不畏挑战、敢于竞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毛泽东的气质，就是大国之魂，是压倒一切对手，号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气质。毛泽东哲学的精髓，就是其源于人民的智慧和实事求是，整合古老文化深刻思想，推出充满活力的思辨与创造。

　　也就是说，透过历史功过局限和政治是非纷争的迷雾，人们豁然发现，毛泽东作为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人震撼世界的英雄代表，其实仍然矗立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为正在努力奋斗的新一代中华儿女提供着巨大的激励、启迪和力量。

　　中国重新崛起之路风险重重，障碍迭起，只有这样的黄金组合——毛泽东式的生命动能和锋芒，加上现代化与科学的丰厚底力，才能让中国和中国人从胜利走向胜利。
俺眼神不好，最好让帖子字体大些，让俺不费力。

[华根]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３日电（李斌 苗苗）包含４７００万个晶体管、面积约两个拇指盖大小、功耗在３至８瓦范围内……中国科学家１３日在此间宣布研制成功新一代通用中央处理器芯片——龙芯２Ｅ，性能达到了中档奔腾Ⅳ处理器的水平。
“我们的性能在一年时间内比前一款提高了２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院士说，这告诉人们，通用ＣＰＵ不是禁区，中国人能够在专利丛生的通用芯片领域杀出一条血路，找到生存发展的空间。
“十五”期间，中科院计算所在“８６３”计划支持下，继２００２年研制成功龙芯１号处理器芯片后，近年来先后研制成功龙芯２号的不同型号——龙芯２Ｂ、龙芯２Ｃ、龙芯２Ｅ，每个芯片的性能都是前一个芯片的３倍，实现了通用处理器设计的跨越发展。
作为“８６３”计划项目，“龙芯２号增强型处理器芯片设计”（即龙芯２Ｅ）13日通过了专家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龙芯２Ｅ在单处理器设计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ＣＰＵ芯片。
作为通用６４位处理器，龙芯２Ｅ成为目前世界上除美日之外性能最高的通用处理器，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采用９０纳米设计技术的处理器。该处理器最高主频达到１．０ＧＨｚ，峰值运算速度达到每秒４０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
针对一些传闻，李国杰特别指出，经过仔细分析与考证，龙芯２Ｅ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不存在专利纠纷。
研制过程中，课题组申请了发明专利１２项，发表论文３９篇。
目前，龙芯２Ｅ处理器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将于２００６年底以前上市。龙芯课题组同时正在进行龙芯３号多核处理器的设计。（完）

[zhigch]

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1)

　一.外交的实质
　　中国是外交战略学的发祥地，战国时即产生了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伟大战略思想。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但有别于内政。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学贯东西；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而绝不可以一厢情愿、以己度人、或单纯地"以德报怨"。无论是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抑或更为广


阔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实质上是各国在实力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追求国家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结果。实力是决定格局的基础，格局反过来又加强或削弱一国的实力。在国际斗争中，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在于该国运用何种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
　　外交的实质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权力的极大化，即国家利益。因此，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最早产生于西方，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为争夺殖民地以及欧洲乃至世界霸权展开过激烈的斗争，欧洲各国为谋求自身最大优势，进行了频繁的战争和外交活动。对盟邦、敌国的判断和选择因时因地而异，完全取决于国家利益在当时的要求。西方外交实践遵循的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因袭了这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因此，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准则§。
　　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打破了西方列强长期主宰世界的局面，但这并未能根本改变大国、强国对世界的支配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是就其静态意义而言。如果两国实力悬殊，弱国又缺乏足够的外交资源，则的确没有太多回旋余地，比如巴拿马对美国；若两国实力虽有差距，但弱国内部团结、意志坚强、国际影响广泛，反倒敢于与强国相抗，令强国占不到丝毫便宜，例如古巴。国家间强弱对比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构成绝对的差距，故弱国未必弱，强国未必强。强弱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也不妨碍彼此间一定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恰恰反映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不同国家在各种利益上的博弈关系，即一种在实力基础上的外交智谋的较量。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清晰地了解我们的对手国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思维方式、民族心理以及相应的外交战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和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
　　新中国外交仍不同程度地受到"重脸面而轻实利"、"和为贵"等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例如"搁置争议"就反映出中国在解决主权争端问题上一厢情愿的和平愿望，而他国则践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重实利而轻脸面"。他国对争议地区实际控制日久即为既成事实，从而令中国的愿望彻底落空。

[zhigch]

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2)

　　二.当前我国的战略环境
　　我国的国际环境十分不利，强邻环伺。北有强邻俄国，东邻心怀敌意的日美同盟，西南有宿敌印度，东南及南部海洋国土屡遭侵犯，海上交通线处于日美潜在威胁之中。我国目前的策略是：以中俄对日美；在美俄之间搞等距离外交(经济外交重美、安全外交重俄)；在日美之间，我国的外交方略则并不明确，1996年以前一度采取过联日制美之举；对待其他周边邻国，则尽量避免冲突，主张以政治谈判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对争议中的海洋国土，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
　　中俄交好是出于双方内政外交的需要，是面对远东地区的共同威胁---日美同盟而暂时结成的有限度的合作关系。两国都处于改革的艰难时期，经济上均有求于西方，故在政治和外交上均保持较低姿态，都把发展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关系置于外交关系的首位。中俄各自与西方的经济利益关系远远超过两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故在全球性问题上，两国不可能全面呼应，除非两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受到来自第三国的严重威胁。在与西方发生政治和安全利益冲突时，各自单独作出妥协的可能性很大。中国曾经支持过俄国反对北约东扩，但后者因内部经济困扰最终对东扩事实予以默认。
　　一九九九年三月，北约发动侵南的科索沃空中战争，这是对俄在东南欧安全利益的严重侵犯；从另一方面讲，若美国以人道主义干涉的方式推行霸权处处得手，对多民族的、尚未统一的中国就意味着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直接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美国势必将如法炮制，在西藏、新疆和台湾等问题上进一步找中国的麻烦。如果中俄切实实践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应有的内涵，密切配合，迫使美国蒙羞罢兵、并接受中俄联合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样就将大大提高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沉重打击美国企图维持"一极独霸"的狂妄野心。这将对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安全，推动多极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中方却对与自身有着重要间接利害关系的北约侵略行为采取了绥靖姿态。不仅如此，还以所谓"消气外交"的方式主动作出重大让步以换取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由此美国毫不费力地掌握了中方在科索沃战争和加入世贸问题上的底线，于是更加有恃无恐地加大了对南联盟的轰炸规模，并在世贸问题上对中国漫天要价、横加勒索；俄亦因此对中国充满疑忌，遂一改强硬态度，转而与西方合作。美国也不愿意对十分虚弱但仍是军事大国的俄国逼迫过甚，旋即恢复贷款，支持俄在南联盟进行和平斡旋，并部分承认俄在巴尔干的特殊利益、包括默认俄军抢占科索沃机场，对俄加以安抚。中美俄三方博弈的结果是，在美俄合作和西方七国加上俄八方达成外长协议的基础上，以安理会决议的形式体面结束了这场战争。中国则一无所获，被完全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其间还蒙受了驻南使馆遭美国蓄意轰炸的屈辱。这是明显的外交战略上的短视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因为以外交空间被挤压和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为代价所换取的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都将是有限的，随之将面对的是西方压力不断加大的日趋严峻的国际生存环境。
　　与传统的以军事、政治为主要方式的国际斗争不同，美国在冷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以维护人权为意识形态武器取得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同时以贸易和投资为诱饵使对手形成很强的经济依附性，从而有效地对潜在的敌对同盟实施分化瓦解。从中俄来看，哪怕就具体的安全问题进行合作，采取坚决措施联合对抗西方的短期经济代价与长期的安全战略利益相比，对于缺乏战略意识的政治家和普通公众而言，都是不可想象和难以接受的。对中国更加不利的是，俄新政府上台后，推行以内政为主，重点发展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治国方略。总统普京性格刚毅冷峻，谋略过人，抱负远大。上台伊始即全面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而对"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仅作敷衍，反映出俄国长远的亚洲战略意图和对中国的不信任。中国在科索沃危机中的行为既严重损害了自身利益，又疏远了一个关系尚不稳固但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成为中国重要战略盟友的合作伙伴。综上可见，中俄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基础实际上并不牢固。两强相邻，长期的地缘政治目标不可能一致。俄国是一个具有扩张主义传统的国家，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十分浓厚，从长期来讲，俄国并不愿意看到在其南翼崛起一个强大的中国。俄国一直积极支持印度从西南翼牵制我国。
　　韩国出于战略上稳定朝鲜半岛局势、进而谋求和平统一的考虑，积极发展与我国的关系。但它认为与我国存在着领土争端，其陆地疆界(指统一后的疆界)应延伸至我国东北的一部分，它认为中朝现有边界是北朝鲜在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有求于中国而作出让步的结果。九十年代中，韩日两国私订协议，划分海洋专属经济区，将专属区中与我国相向部分大肆划入各自的管辖范围。韩日专属经济区也有较大面积的重叠、相向，但两韩与日本陆地面积相当，划分专属区的界限相对要容易得多。两国均为单一民族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力量都很强大，与美国都保持着战略同盟关系。历史原因造成的韩日民族矛盾受到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军事同盟体制的制约，韩日关系自然服从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总体战略。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韩日两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并不一致。韩国为实现国家统一必须争取中国的合作，日本则是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但韩日在与我争夺海洋资源上彼此借重，互加筹码。日本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故意态度不一，笼络韩国，漠视中国，以分化二者，其实质是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朝鲜半岛的局势充满了变数。虽然2000年6月南北方的首脑会晤明显带有排除大国干预，争取自主迈向和平统一的色彩，但周边四大国(中俄日美)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在未来相当时期内对于南北方各自的内政外交仍将产生重要影响。维持半岛现状、稳住朝鲜事关我国重大的安全利益。自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和解、中韩建交和中国积极在半岛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引起朝鲜极大的不满和怨恨。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战略环境日趋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及时采取补偿措施，并果断抓住苏联势力退出朝鲜的良机，尽力紧紧拉住朝鲜，却惧于89年事件和苏东巨变对内政的压力，眼光向内、埋头经济，外交上则"不打旗帜"，以退为进，在联合国出兵伊拉克等问题上与美国全力合作，以换取美国等西方国家早日解除经济制裁，对朝鲜日益增强的离心倾向漠不关心、不闻不问。但是，一旦朝鲜舍我而去，我安全屏蔽和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将彻底丧失。近来朝鲜外交新局面的开启已预示了这一前景。
　　在统一问题上，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长期目标是一致的，即以一个统一强大的朝鲜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但近期双方的意图南辕北辙，韩国希望通过和平交往尽快完成国家统一；朝鲜更可能是希望通过促统活动本身达到摆脱经济和外交上困境的目的。就朝鲜而言，统一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即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提高，这符合朝鲜的现实利益，因为双方制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本身就足以构成统一较大的现实障碍，除非朝鲜甘愿被占有政治经济优势的南方所融合。在朝鲜，魅力型政治领袖、国家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融为一体的，由于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凋敝和外交孤立，在开放经济、放松社会控制与保持意识形态正确性之间如何平衡实乃决策上的两难。经济繁荣的实现必然要求改革现行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并逐步实行对外开放。这很快就会发展成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为防止社会失序，统治者又不得不隔断或限制外部思想的输入，致使统一进程时断时续。朝鲜能否实现在不失控的条件下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或是否会出现政权突然崩溃以致统一提前实现的情况，目前尚为未知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俟半岛统一完成，中国的东边将崛起一个民族主义的中等强国；中韩之间领土问题必然会突出，韩国从其自身的地缘战略考虑，定将引入美国的势力，以抗衡中俄。
　　日本在远东处于中俄两国巨大的核威慑之下。其国土狭小，无纵深，资源缺乏，四面环海，故发展日美同盟是其国家利益所在。日本此举反映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就中国而言，并不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联美制日。中美能否成为战略伙伴，主要在于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冷战结束使得美苏均势造就的中国对美战略价值急剧下降。苏联解体后，美国这个仅存的超级大国不再受到制约，基于"美国特殊论"的民族意识形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追求国家利益的外交现实主义相结合，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肆意妄为，蛮横打压拒绝接受西方意识形态、或抗拒美国霸权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动机。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民族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并不总是完全重合；一般而言，当在具体的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成为绝对优先的选择。由于国家权力具有相互抵销的不相容性，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美国从权力政治出发，自然地视日益崛起中的中国为潜在敌人，竭力予以遏制；因此，在当前美国视中国为其在远东地区地缘政治主要威胁和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敌人，且两国意识形态又截然对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对中日两国均心存疑虑，美日同盟的另一面是美国利用驻日美军监视和控制日本，但这是次要矛盾。日本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则借重美国的力量平衡中俄两大国的影响，并积极发展海空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海上通道能否畅通无阻关系日本的存亡。除原料供应受到天然制约外，日本经济自成体系，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十分发达。军官比例较高，素质良好，军队训练有素，一旦进入战时体制，扩军备战瞬间可以完成。日本国内近年来反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日本政府恰恰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足见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二者之间的分歧。
　　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台湾问题。美日竭力维持海峡两岸不战不和之状态，意在削弱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同时纵容、怂恿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我争夺海洋权益，分散我国的注意力，转移和激化矛盾，以使我处于被动、敌对和包围之中。
　　在我国西南翼，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轻取印度。遗憾的是，我们本可以一劳永逸收复失地：即传统习惯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被印度侵占的部分，却退回到战前的所谓"实际控制线"。印度很快又卷土重来，设置行政区，将其侵略既成事实化。中国怀仁德之心，冀以妥协退让的方式求得南部边界的安宁和两国关系的友好，但并未能换取印度同样以反映儒家思想的"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反，印度自1962年以来，一直志在复仇，大力扩充军备，并对我国西藏怀觊觎之心。印度目前与我重开谈判，是以武力为后盾和实际占领我国领土为前提的。中国的友善之举也未赢得西方宣传工具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除了澳大利亚记者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作了客观的描述和评论外。西方文化中渗透着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感，它在国内提倡民主和宽容，在对外交往中则奉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实力决定利益，而利益又决定了其价值取向。国际关系中的是与非，在西方看来，根本在于是否符合它的国家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关系中理想主义最终服从于现实主义的原因所在。

[zhigch]

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3)



　　我国自建国以来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太多。这种在不是胁迫之下所作的让步，即便日后想收回，都没有了法理基础。中国所作的让步多为实质性、少有权宜性，反映出自古以来中国发展的封闭性和内向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态势的防御性特征，而不是积极进取使国家利益延伸出去。为一时之安宁，我们不惜息事宁人，这恰恰暴露出我们对国际关系的实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国家间的关系充满了变数，取决于各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大形势的变化。因此，这种关系的好坏永远是相对的，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如果我们片面谋求和平，这种和平可能是短暂的，是以我们失去未来主动权为代价的。1999年，我国分别与越南和俄国缔结了陆地边界条约，极不明智地对越南作出领土让步。这必然刺激越南在其后的北部湾划界和南海岛屿归属谈判中持更加强硬的立场，甚至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叶利钦领导后期内政外交上焦头烂额的俄国，我国竟然不去积极利用这段稍纵即逝的、对我极其有利的时机压俄让步，力争收回至少部分领土主权，却急于确认现状，与俄划定了东段边界的全部走向。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与此相反，二战后，历届日本政府为收复北方四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长时期维持与苏联的战争状态。结果，二战结束仅仅十一年以后(1956年)，苏联为离间美日关系与日本接近，双方以共同宣言形式恢复了正常国家关系。进入九十年代，苏联分崩离析，取而代之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俄罗斯实力锐减，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几近松口，日本逐步赢得主动。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苏俄为打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要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权益，而到了1924年建交谈判时，苏联所处的战略环境已有改善，从此再也不谈归还权益。相反，还策动外蒙独立，作为苏联远东的缓冲区。而中国当时军阀割据，南方革命政府实行"联俄"政策，苏联趁机软硬兼施，中国政府面对国内要求与苏建交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据理力争国权，最终达成基本上平等的协定。但这一纸协定并未保证两国之间的持久和平，苏联利用中国的孱弱加紧渗透外蒙，并将其势力渗入我国新疆。这一事例说明，只要审时度势，抓住对方的弱点，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矛盾，不仅可以改变本国一时的整体战略劣势，甚至能为日后形成对己有利的战略态势奠定基础。历史的经验表明：领土问题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如为一时之安宁急于在当时达成一致，则日后不易改变；若坚持立场，双方关系也未必恶化到哪里去，局势的变化会不断创造出各种可资利用的机会。而一旦日后羽翼丰满，则极其主动。
　　我国在外交上一个典型的思维逻辑就是：不能轻易得罪谁，否则就会影响周边环境，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外强硬，则会被人指责为"中国威胁论"。照此逻辑，当今这个世界上应当风行"美国威胁论"。这种思维逻辑在实践中(对强国不敢对抗，对弱国不敢得罪)成了掩饰外交上缺乏智慧和谋略、软弱无能的一个借口，是现代的"友邦惊诧论"。它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海外华人同胞的民族自尊心，炎黄子孙在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至今已半个世纪，仍不能在世界上享有作为泱泱中华大国国民应有的尊严和自豪。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那么就不仅不能真正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我们所片面强调的所谓"政治解决"，不过是处理国际争端的手段之一，决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手段。在国家政治中，武力是大国政治权力的基础和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因此，过分强调"政治解决"的唯一性，实际上是减少了自己的可选择方案，自缚手脚。
　　外交斗争就象在对弈，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化是各国外交不断"博弈"的过程，也就是说，"博弈"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彼此斗智，而不是只有一方单方面地主动去挑战另一方，或者说，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另一方的影响。国际斗争并不是仅仅通过外交场合进行，还有诸如心理战、情报战和舆论宣传(国际公关)等。如何巧妙地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要看一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才能。反过来看，"中国威胁论"的散布者正是利用舆论手段开展针对中国的心理战，目的是使中国产生判断上的错误，裹足不前，从而使其在与我国的竞争中占据上风。故，中国的"不作为"在有些国家的眼里并不见得是"无威胁"，而中国的"有所为"，反倒可能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完全在于我们怎么去做。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破对手的如意算盘，积极维护我国利益。
　　周边环境的稳定构成一国良好的国际生存空间，然而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动态的。七十年代我国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五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中印友好。然而，日本将我国视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威胁，印度认定中国是其头号敌人。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建国以来我国外交方略的得与失。以我国家之大，影响之巨，可使用之手段远比小国要多。一味迁就退让，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只会令我丧失威望，更使日美等强国藐视于我。现在，甚至周围的蕞尔小国都胆敢对我寻衅，这在世界大国中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中国是庞然大物，它一旦强硬，足以令人胆寒。周边小国面对强邻无非有两种选择：或交好逢迎，或结成反华同盟。对前者可取怀柔之策，对后者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故示敌以强，则敌敬畏；示敌以弱，则为敌所轻。
　　中国的外交逻辑一旦被他人所洞悉，极易使我陷入被动。周边一些国家必然会在强国的支持或怂恿下，加紧侵夺我国利益。他们都会觉得中国软弱，多半会姑息让步，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实，并将问题国际化，来逼中国认可。中国人忙于内政，又爱面子，到时一定会妥协。而西方国家向来以其利益为标准决定外交方针，待冲突明朗时，谁也不会翻开历史书，查看它曾于某年某月承认过中国对某一地域拥有主权，届时它将考虑的则是如何实现地区力量的均衡并从中谋取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只要有国家利益存在，公理并不能总是战胜强权。国际关系格局演化中的"博弈"恰好又体现了"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因此，我们的外交方略应当是顺势而为，以万变应万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企图将中国纳入自己的一整套游戏规则之中，而我们也一直强调遵循国际惯例。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我们被诱入了西方的陷阱？这是一种我们自以为主动的被动，抑或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造成了"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问题在于所谓的游戏规则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国家制定的，它主要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斗争。因此，从政治意义上讲，我国的外交如不表现出独立的个性，而仅仅是亦步亦趋步西方的后尘，必然会引起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失望和不满，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就有丧失这些国家政治支持之虞。

[zhigch]

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4)


　　三.中国外交战略的反思
　　外交战略旨在实现国家重大的长远的利益。建国后前三十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外交空间。中国在当时意识形态上的感召力和敢于抗击并战胜强权的勇气和智慧，不仅使我国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还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积累了雄厚的外交资源，在国际斗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缺憾是，在经济和主权利益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究其原因：既有对于国际关系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利益权衡上的失当。重大利(国家利益)舍小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主权属大利，不能轻易让与，而经济利益则可以适当地让步。不过，无论哪种利益的让与，都必须确保我国在当时或一定时期内得到相应利益的补偿，即所谓利益上的"有取有予"。
　　七十年代开始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外交向务实方向转化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也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以实用主义指导外交实践。中美蜜月激起了中国对美国国家本性过分的幻想，对于国家安全的分析判断被严重静态化，"帝国主义"被当成了过时的概念；发展经济的急迫性逼空了在对外斗争和意识形态上应有的警惕，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被逐步"空壳化"，"发展主义"被奉为圭臬，片面的经济发展论成为内外工作的最高指针。这既反映了文革后百废待兴、需要休养生息的一种自然的政策选择，更暴露出在当时的执政者中大思想家断档、无力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及面对社会精神危机时的无奈。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在全民族"一致向钱看"的大潮中，国门的打开更增强了民族自卑心理，导致了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对西方的憧憬渐成社会时尚，相应地，"重北轻南"以及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孙子战略"以换取经济上的实惠便有了充分的依据，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上述背景催生了关于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流"的论断。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国利用了美苏对抗保持了超脱的战略地位和相对安全的处境，是该论断成立的一个牵强的理由，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至今的十余年仍反复坚持这一论断，则是严重漠视了新形势下国际斗争的严酷现实：美国积极重整军备，采取从经济制裁、政治颠覆到武力干涉等各种手段对变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了一场"新殖民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同时，由于失去大国均势制约，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间因民族矛盾或为了争夺区域主导权频频爆发战争；再者，发展中国家在美苏均势时期保有的相对和平和发展的空间以及战略回旋余地均大大缩小，发展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显然是十分严峻的。但正是在片面的经济发展论和和平发展主流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国际忧患意识严重不足，国防建设受到抑制，一些重要的国防技术的研制工作废弛，甚至在"主流论"的影响、同时又在美日等国的压力下，签署了核禁试条约，终止了我国核武器现代化的努力，因而与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的差距越拉越大，这就使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武力干涉和直接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大增。
　　九十年代是中国外交自建国以来受挫最大的十年。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外，几乎无所作为。及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也未能震碎中国领导人绥靖外交的迷梦，偏安绥靖仍是中国"大国外交"不变的宗旨。其症结在于发展主义哲学对外交战略的困扰：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这一逻辑的荒谬不仅有违其口头上一贯信奉的唯物辩证法，也为国际关系史和毛泽东时代的大国外交所证明，是外交指导思想上的"闭关锁国"！
　　况且，经济能否发展决定于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改革开放全面加强民族工业的整体竞争力，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起来。而政治实用主义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掠夺式地耗用自然资源、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并不顾后果地透支生态环境。原有的民族工业体系在政治腐败、非国有化和外来资本的三重打击下逐步瓦解，社会分化加剧，失业人数日增，国民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陷入严重衰退。政治-法律体制改革的滞后、司法腐败和因此二者而形成的市场分割，造成商业信用的倒退和商业伦理的严重扭曲，严重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劣币驱逐良币")。多数企业缺乏长远目标和远大抱负，无意于管理革命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长远竞争力，而醉心于利用现有体制的不完善攫取短期的经济利益。社会的动荡更加深了人们对未来前景的忧虑，资本外逃日益严重，国内企业投资增长踯躅不前。对国家多年积累和资源的分光吃净、过度的行政分权和权力市场化改革，造成巨大的财政困难和政府的"软政权化"，政府再无力量兼顾早已严重分化的各个社会利益群体，而越来越依从强势集团的意愿，从而深陷社会矛盾的核心，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zhigch]

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5)

　　由于政府无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整肃腐败、调控不合理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统一国内市场以动员国内经济(199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就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长期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而港澳台资本早在九十年代初即已达到增长极限，最后只有靠大规模引进西方跨国资本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缓解眼下的政治经济困难。但西方跨国公司是为东道国市场而来，是东道国民族企业的强大敌人，与东道国政府有着权力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它们是西方强权推进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重要工具。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高度抽象化和神圣化，成了一种新的迷信和话语霸权，这是"反左"的歇斯底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改革开放主观目标的神圣性并不表明改革开放具体措施的必然正确性。把改革开放本身当成了目的，反映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落后和精神的贫困，也构成真正解放思想的体制障碍。中国固然可以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不断挖掘出"主动性"扩大开放的理论依据，但国内经济的窘境和对西方经济越来越深的依赖，使政府在被迫扩大的经济开放中很难与西方国家周旋，达成真正的双赢。不惜一切加入世贸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表明发展主义哲学在实践中走入绝境，当局苦无治国良策而寄希望于借助外国经济势力作振兴中国经济的最后一博。不幸的是，始于1995年的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和1998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减少收入预期、增加支出预期的社会改革措施，大大降低了社会购买力和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大大增加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成本。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弱点早就洞若观火，他们利用中国的急切心理和战术上的严重失误§，成功地迫使中国为加入世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任何国家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都难免受到更发达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正确的对策是既要积极大胆地吸收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合理因素，又必须从国家权力政治的高度防止国外"软权力"对民族精神的侵蚀(甚至像法国这样的次强发达国家都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巧妙结合，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战略的紧密配合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形成强大的渗透力和摧毁力，民族生存竞争空前激烈。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是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极其重要的武器。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平衡器，就容易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建立在正确的发展战略、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必然堕入经济上的殖民化，政治及文化上的买办化，外交上的势利、偏安、绥靖，和民族精神严重衰落的危险歧途。中国外交早已失去高瞻远瞩、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而只能以"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国家意志如此懦弱、消沉，当主权危机降临时，不要说抵抗的实力，恐怕连反抗的意志都将大打折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因此，我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充分反思我国外交以及决定这种外交思想的全部内政基础。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才能重现辉煌。
　　四.外交方略
　　冷战后至今，美国通过加强与其他西方强国的军事外交结盟，以及通过经济政治手段瓦解潜在的敌对同盟，巩固和加强了"一超独霸"的局面。世界多极化的前景灰暗不明，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威胁。美国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外交活动和一系列战略部署已充分表明，我国家安全的挑
　　外交战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孤立进行，互不相干。三者有时需相互取舍，以达到外交战略总体收益的最大化。60年代美国为分化苏联集团，将实行计划经济的波兰和匈牙利拉入关贸总协定。1998年底中国一反常态迫不及待要加入世贸的表面理由是：如果1999年进入不了，其后五年世贸组织将讨论新规则而不再接纳新的成员；若五年后再入，中国势必要作出更大让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所谓时间因素对中国的不利，而在于：中国当局没有正确的战略意识，已完全失去了自信，既不想、或想不到，也无能力励精图治振兴国家，通过自身实力和战略地位的提高逼迫美国对我妥协。相反却怀着赌一把的心理和将改革开放带入一个新天地的好大喜功的虚幻的成就感和"历史感"，期待着能出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在谈判的战术上，中方撇开国别谈判初期要价不高的欧盟，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与条件最苛刻的美国达成协议，以为这样入世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性解决；不幸的是，这一做法既使欧盟感到嫉妒和愤怒，又激起它转而提出比美国更高的要价，因为欧盟已从中国对美谈判的态度中看到了中方的致命弱点：为入世不惜作出重大让步。而让步业已作出后，中方绝不会为再作出一些"边际让步"而使入世功亏一篑。事实果然如此，欧盟如愿以偿。而美国和其他谈判方根据普遍适用原则又自动享有欧盟所攫取的"额外"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本就未信守与中方约定的有关保守协议秘密的默契，不久即将协议全文通报欧盟。这不是什么中美之间或中欧之间的"双赢"，而是美国与欧盟的"双赢"。中方不了解发达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对付发展中国家方面利益高度一致的实质，却希冀"以夷制夷"，结果反被列强所联手反制。中方战略上的短视和战术上的愚蠢不仅陷自己于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动，又削弱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谈判能力，便利了西方国家分化削弱第三世界的图谋，使中国的战略环境更趋恶化。战主要来自东南海疆，而非西北边塞，因此稳定中俄关系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此外，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但争夺海上资源的斗争并非几十年后的事，而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日本早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了"确保一千海里海上交通线"畅通的国策。韩国和西太平洋各国从七、八十年代开始，都纷纷采取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加紧将国家利益向海上延伸。资源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各国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与争夺海洋资源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并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

[zhigch]

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6)



　　我国欲加强未来主导局势的能力，绝不能坐视他国掌握海上主动权；更不能片面地以"国内建设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为由放弃斗争。环视周边海洋国家，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争夺海洋权益的斗争，而他们怎么不怕开罪于中国，怎么不怕"中国的威胁"使其周边环境变得恶劣？这是因为中国的态度给出了答案：中国是以儒家思想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和为贵"、"以德报怨"。1998年，我国承受了维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代价，努力塑造"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拿出40亿美元支持东盟国家稳定币值(其中25亿美元给了印尼)，以帮助亚洲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然而我们得到的回报是印尼政府针对华人华侨有组织的、骇人听闻的暴力迫害；菲律宾则重新引入美国势力，加紧蚕食我南海岛屿。
　　孙子曰：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我国人民必须要居安思危，真正睁眼看世界。否则，若干年后，我们要为自己的短视付出沉重的代价。应当看到，我海上面临的形势逼人。因此，从现在起，应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尤其是海空军力量，加紧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争取尽快形成区域范围内(西太平洋)海空军远距离联合作战的较大优势，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近期，有必要自行制造若干艘航空母舰，形成强大的常规威慑力量。在对外宣传上，对台湾则称是为了保卫南海诸岛；对东南亚则讲是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美日同盟主要意在遏制中国，其联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面对两大强敌，中国的处境自然较为不利，战略回旋余地就会减少。但台湾问题一日不解决，美日同盟的基础就难以动摇，中国也就很难在美日之间打进楔子；从另一方面看，台湾问题越持久不决，岛内离心力越强。韩德国家统一模式并不适用于统一台湾。东西德和南北韩从未因意识形态、政制分歧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拒绝统一，韩德人民对统一的强烈认同感和共同致力于建立伟大国家的优秀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统一的巨大推动力。
　　而在台湾，日本长期的"皇民化"教育培养了殖民地心态，加之光复台湾后国民党政府统治政策的失当，造成台湾当地人对岛内大陆人的隔阂和敌视。八十年代后期台湾民主化开始后，政治权力逐渐"本土化"，以台籍人为主体的执政的国民党主流派与民进党默契配合，将坚持中国统一的大陆籍国民党非主流派排挤出政坛，加速台湾人意识的全面推进和各方面的本土化，这加剧了台湾岛内"族群"分裂和对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的背弃。1996年李登辉直选连任后，开始着手破除台湾基础国民教育中关于"大中华"思想的灌输，鼓吹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为台独培养精神和民众基础。直接选举而非经立法院间接选举"总统"确立了行政权力优势地位的政治权力构架，为利用执政优势推进台独奠定了制度基础。2000年3月，民进党的陈水扁竞选获胜。执政的民进党首要目标是革除国民党时代的各种弊政，以尽快取信于民；并分化、削弱国民党，争取在立法院形成优势，两岸关系对它而言并非当务之急。但由于受制于政党政治和大陆的压力，陈水扁暂时只能选择在统独之间走钢丝，寻机小步迈向台独。
　　美国的态度对于大陆和台湾均至关重要。从美国角度看，今后若干年里，中国无论变强还是转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都很大。中国变强，则两岸军事力量对比无疑将大大地不利于台湾；中国转弱，则中国更有可能通过对台动武转移视线、缓和国内危机。因此为阻止中国"冒险"，美国一方面加紧在远东地区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包括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增强在关岛的远程打击力量，以及加快在其本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力图大大削弱中国的报复能力，提高中国使用武力的代价，并压缩中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提出"战略模糊"概念，即：(一)中国军队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进攻台湾，美国将进行干预。(二)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则不干预台海冲突。这似乎与美国对华作出的"三不"承诺前后一贯。实际上，美国正可以通过对"模糊"设定的两个前提作出模糊的解释，使自己牢牢掌握两岸局势发展的主动权。台独分子只要"作而不述"，就没有突破美国的"战略模糊"情形之二，美国则继续有理由保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当前，民进党执政伊始，根基未稳；美国对华军事围堵、通过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即全球化)使中国经济边缘化，以及进一步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瓦解中国民族精神的一整套战略的实施尚需时日，台美此时都不会过分去刺激中国，逼其动手。待到台独时机成熟，中国大陆被迫"不怕流血牺牲"诉诸武力时，美国到时就会把脸一抹，祭起早已准备好的意识形态工具："民族自决"，"台湾的命运只能由那里的人民来决定"等等。中国届时在政治和军事上均会陷入相当的被动之中。
　　因此中国必须积极应战。不能再把思路停留在过去二十年事实已证明没有任何实效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僵化模式上。台湾要的是和平、不要统一；要两制、但不要一国。即便是力主国家统一的台湾新党，也不接受"将台湾从中央政府降为地方政府"的"一国两制"方案。台湾政治演化至今，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台湾和台湾人利益至上的理念与政党政治已形成彼此互动加强之势，这是任何台湾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缺乏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基础，这是与朝韩和两德最大的区别。台湾以一切借口回避统一，已彻底丧失了民族大义。大陆僵硬的政治宣传、无可信度的武力恐吓、和因对美国投鼠忌器而对台实际上的一退再退，大大助长了台独的嚣张气焰和台湾对大陆的轻蔑。
　　中国在1978年和1982年与美国谈判建交和售台武器时，因发展经济的需要，急于与美国妥协，留下了今日美国售台武器持续不绝、甚至公然突破8•17公报的原则，大幅度提高售台武器的质量和数量的严重祸患。如果当时中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态度强硬到底，美国会出于联合中国遏制苏联在中近东疯狂扩张的战略考虑而接受中国的条件。这已为美国官方近来解密的外交文件所证实。没有了售台武器这个尾巴，中国大陆再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方案，必能在当时已遭美国彻底抛弃、情绪沮丧的蒋经国先生治下的台湾引起共鸣，中国将会顺利地完成统一大业。

[zhigch]

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7)


　　时过境迁，当年一切有利条件均已成过眼烟云。我们现在必须正视现实、勇于面对挑战，而不能机械地将解决港澳的"天才构想"应用于台湾。那种"寄希望于"式的呼吁和不对症下药的政治军事恫吓，是无视台湾社会政治演变的无的放矢；那种持"台湾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之论、以及自以为一旦海峡形势恶化，只要揪住美国讲过的话，就可以阻止美国直接支援台湾的观点，更是本末倒置的无稽之谈。凡此种种要求我国必须从速解决统一问题，彻底摆脱美国利用台湾对我采取的战略挟制。和平方式徒具宣传价值，已根本不可能解决统一问题。1683年，康熙帝收复台湾，后者与清朝实力悬殊，康熙帝尚须加兵威于外，何况现在，中国同时还面对着一个居心险恶的、军事帝国主义的美国。
　　但战争绝非莽撞之事，必须从事关中华民族未来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认真运筹谋划。要善于打各种牌，在国际社会中巧于周旋，积极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台湾此次大选，西方普遍予以很高的重视，认为是政治民主化再次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继之陈水扁表示愿意访问大陆及开放"小三通"，西方的政界和舆论界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充满了善意和和解精神。台湾的演化和陈水扁的舆论公关颇符合西方的价值观，这容易使其在国际舆论动员方面占上风。我们必须以更高的智慧影响和动员舆论，使"曲在彼"，否则在西方舆论对政府对外政策倾向有很大制约的情况下，舆论上的被动将会在战时陷我国于经济和外交上更大的被动。
　　收复台湾时机选择及其重要。雅尔塔体制崩溃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在全球市场趋向统一的同时，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伴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入侵，输出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必然引起输入国为保卫自己文化和文明的独特性而进行激烈的斗争。旧的世界秩序瓦解后，整个世界将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民族主义的崛起、宗教势力的抬头，将使世界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世界性热点将屡屡出现。这既会迫使美国寻求与我国的合作，也将使其频频分心于其他世界热点。这就非常可能产生可为我方利用的有利时机；而我方若能适时大大加强军事实力，包括改进武器装备水平、加强三军协同作战和两栖登陆(含大规模跨海运输)能力、提高针对外来干预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数量和质量等，则劣势可去，优势可得。
　　时机一旦成熟，则对台湾实行立体封锁，以围促降，力争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如其在我方设定的时间内拒绝和谈，则立即跨海作战，在美日得以作出反应之前以闪电之势将其打垮，并占领全岛。应努力避免久功不下，致使台军坚守待援的情况。如果出现一定的胶着状态和美军介入，则立即进行局部或全面的战争动员。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在统一战争打响前，必须对全体国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制订将国民经济必要时转入战时体制的详尽方案，和应对战后西方制裁的各种对策，以及在攻取台湾后肃清残匪、稳定经济、管理社会和争取民心的各项方针措施。美国(包括日本)为维持其在远东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坚守所谓支持"民主社会"的承诺，并维护其世界霸主的威望，必拼死反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中国与之关系必然恶化。我们手中并非无牌可打。经济上不遵循美国人的所谓规则，限制美日在华经济利益，加强中欧、中俄经济合作；外交上，在安理会投否决票，反对美国的重要提案，支持俄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内，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不惜举倾国之兵与美国一战，历来现实主义的美国在碰到意志坚决、十分强硬的对手(实行战争边缘政策)时将不得不面对现实，权衡利害。
　　台湾的光复，意味着西太平洋的战略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中国的战略地位上升，美日受到削弱。从此往后，我国将逐步具备以台湾----我们自己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为基地，收复钓鱼岛及东进威胁日本海上通道的能力。这将大大加强我们的战略主动权。不过，一俟统一完成，美国有可能放手日本武装。对此，我国可以声明，如果日本重新武装，将危及亚太和平，中国将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对日本给予严厉警告。
　　我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对于维护我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当我强大的武装力量挟光复台湾之余威出现在南中国海时，我国的主权绝不容再谈判，届时，南海问题的解决易如反掌。
　　要迫使美国合作，必须抽掉其手中的筹码，同时要使其明白，中国是遏制不住的。如果寻求对抗，美国的失要远远大于得。这样才有可能使双方以对等的姿态谋求长远的合作。台湾统一后，中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最终会走向和解，从长远来看，中美战略合作对我国家安全和稳定世界局势意义重大。我国远交近攻方略的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在寻找到真正战略共同点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现在所说的对华战略伙伴关系实质上是其对华"超越遏制"和"全面接触"战略的具体体现，即企图在经济上支配我国，并通过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使我政体发生演变，最终既削弱我国，但又不至于使我失去对国内秩序的控制，政治经济上对美国高度依赖，在国际事务中无心也无力向其支配地位发出挑战，外交上唯其马首是瞻。

[zhigch]

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8)


　　在我国以顺时针方向依次解决海疆问题后，再行解决边塞问题。重点目标是印度。我国目前在与印度举行的边界谈判中不宜急于以让步的方式达成协议，否则，可能进一步助长其对我西藏地区的野心。印度积极侵占我西藏南麓，其意在控制军事上的制高点。试想，若我方军事力量部署在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传统习惯线，就能居高临下俯视印度的恒河平原。如果由此进攻，则可势如破竹，直捣新德里。这将使我方具有很大的战略威慑优势；然而，目前是印度实际控制约九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如果印度空军对我川藏、青藏公路实施战略轰炸，我方仰视地势如此之高的青藏高原，后勤补给和反攻的难度都相当大。印俄关系由来已久，俄国一直视印度为其在南亚的盟友，因此，它绝不愿意看到印度被削弱。故，我国应支持巴基斯坦牵制印度，并借美国之力平衡俄国的影响。前者不难做到，后者须看美印关系如何发展。
　　在正北方，与蒙古的关系事关我国长远的地缘政治利益。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短暂。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蒙关系有所松弛，但俄国仍保持着最重要的影响力。近几年来，美日在蒙影响力上升较快，这有利于冲淡俄国的传统影响。目前，俄国因自身经济上困难重重，对蒙古的影响力呈下降之势。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全面加强与蒙古的政治经济合作，增加在蒙投资，并大力加快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努力争取使蒙古成为我国可靠的友好盟国。
　　五.结束语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能够创造奇迹。如，滑铁卢之后的法国外长塔列兰和一次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外长施特莱斯曼，均成功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本国争回了重要的利益。我国的国力并不算太弱，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的空间很大，更应积极进取，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向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为内政服务的。外交上的成就反过来可以缓和国内矛盾，振奋民心士气，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和支持。而这又表现为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这种能力是国家凝聚力的象征和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出现过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现在，我们更有条件谱写新中国外交史上更加辉煌的篇章。(完)(来源：《全球论坛》／伏波)

[华根]

[数学] 于 2006

什么叫生育最大化呢？就是设想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中的人，他们的全部生命的目的，就是繁殖后代，而且，是要利用自己的身体，用最大的能力作最可能多的后代的繁殖。就是说，能繁殖五个后代，决不只繁殖四个。我要从科学上进行推论，一个生育最大化的社会，它的系统最优决策，应当是怎样的。
首先我要假设一个抽象一些的模型，来计算出一个数字，一个人类社会可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的数字。 假设一个社会，每一对夫妇都生四个孩子，不多不少四个。且假设他们都在三十岁的时候生，一下子生四胞胎，然后就不生。而且，每个人正好在六十岁的时候死。
当然，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的妇女是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生孩子，而且四个孩子应当是陆续生的。不过为了计算增长率，我不得不加这样的假设。
那么，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的人数，多了一倍。而在年龄最高的一层人到达六十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三层人，六十岁一层，三十岁一层，零岁一层，如果将六十岁的一层人的人数定为1，作为一个基数，则三十岁一层的就是2，零岁一层的就是4，社会人口总基数为7。 那么，如果再过三十年呢？人数基数为1的最高一层人已经死了，第二层基数为2的 上升到最高年龄层，第三层基数为4的上升到三十年龄层，且生下基数为8的下一代。
也就是说，每隔三十年，基数为1，2，4的人，变成了基数为2，4，8的人，正好人数增加了一倍。 由此我算出，一个生育最大化的社会，它的人口增长率，应当是每三十年增一倍，或者说是三十年前的人数的二倍。那么，由此换算出的人口增长率，就是将2开30次方，得到1.023这个数字，减去1，就知道，生育最大化的社会，年增长率应当是百分之二点三。
我研究了美国的历史，发现美国历史上，从未到达过年增百分之二，最高也是百分之一点九多一些，而在南北战争，和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的人口都出现负增长。而美国繁荣的一段时间，年增长率都是百分之一点九多。
再说中国，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一直速度不快，清朝算是比较快的，从8千万增加到4.4个亿，用了267年，则年增长率就是百分之零点六。民国的三十七年间，人口从4.4个亿增加到5.4个亿，年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五六，还不如清朝，是因为这段时间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

而毛泽东时代是人口暴增的，到1979年中国已经有十亿人口，则计算出的三十年间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这还是因为后期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如果是开国的头几年，则人口增长率有超过百分之二点六的，已经达到人类增长的极限。
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中国人这么能生的。再把中国两千年人口增长图贴在这里，这个时候，我要求你们关注1949年以前，尤其是清朝以前的漫长岁月，为什么人口的增长如此之缓慢呢？
我认为这是在那一段时期，中国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造成的。从毛泽东时代，我们知道了中国人是特别能够生的。 这个特别能够生，在毛泽东时代之间，是不知道的。那么，是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基因特别能生育呢？并没有生理学解剖学的研究支持这一点。因此，可以认为，各种基因，包括白人的基因，生育能力不会有好有坏，应当是一样的。 因此，只能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了中国人特别能够生育，导致了中国人生育最大化。也就是前面我说的，每个人这一辈子的任务，他的全部人生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繁殖后代。因此，我把这个中国文化称之为生育最大化文化。 有人可能要骂，认为生育最大化文化不好。当然，现在看来，可能不好，中国人口太多了嘛。但是后面我要讲到，也就是“可能”而已。但是当初好不好呢？ 还是请注意上面的两千年人口变化图的左边部分。在中国的生育最大化文化的主导下，中国的两千年的人口增长，仍然是缓慢的。也就是说，当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以最大的努力尽可能的生育的那两千年，人口增长速度仍然不快，说明那个时候中国遇到的是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但即便如此，在历代中国人的顽强努力下，顽强地生啊生啊生啊，中国的人口在清朝结束的时候仍然能够达到四亿四千万。 那么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国在两千年以前就学习了新的生活办法，不以生育最大化为目标，但是环境同样恶劣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在两千年以前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那么，经过两千年缓慢地负增长，中国人现在应当是没有了，世界上不存在中国人了。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生命，要感谢我们的祖先如此顽强地生啊生啊生啊，这样生了又死死了又生。
下面讲讲，生育最大化的文化，从科学角度上讲，应当做到哪些？
首先当然是要保护自己的生殖器官处于健康状态，不能够染上疾病。这里面威胁最大的，当然是各种性病。一旦染上性病，就有可能危害到生殖的能力，当然就违反生育最大化原则。而要防止染上性病，就必须建立文化，制止乱交行为，因此就有“万恶淫为首”的说法，因为你一淫，就有可能妨害你的生育能力，作为以繁殖为目标的社会，当然这个坏处要“为首”。 此外就是妇女身体的最大利用，那就是，要早婚，要让每一个妇女成为生育机器，她生存的全部目的就是生孩子养孩子，而且要尽可能多地生。因此就生啊生啊生啊这么生下来。
为什么要诅咒妓女呢？因为当一个女人和多位男人性交后，就会对精子产生排异反应，这就和对细菌产生免疫反应一样，她就不能生育了，这个生育孩子的机器就坏了。 而为什么要制止男人嫖娼呢？因为嫖娼要花钱，而如果男人有了钱，就必须养孩子，孩子并不是光生下来完事，还要养大。因此，“万恶淫为首”在这里仍然起作用。
养小老婆却是鼓励的，这是因为，一个男人如果有经济能力，说明他的人种好， 基因不错，因此多和一些妇女生下尽可能多的孩子，也能够养大，这是有利于生育最大化的。养小老婆并不只是为的淫乐，而是为的尽可能让后代多。 皇帝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也就是共八十一个老婆，其实也并不是供皇帝淫乐的，也是设计考虑让皇帝有尽可能多的后代的。因此，皇帝原本应当辛苦“工作” 以产生尽可能多的后代的。尤其是，封建皇朝如果断子绝孙，有可能产生权力真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如果皇帝要那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目标是淫乐，那还不如不要，干脆到民间乱搞就是，如西欧历史上的封建领主，干脆规定当农奴结婚的时候，领主有初夜权。光是八十一个老婆，从淫乐的角度讲，那还不如现在NBA的球员，据说每个球员都和二千多名妇女有染。
此外，这个文化还要防止近亲繁殖，还要鼓励生育得多的人，因此就必然要建立
孝文化，就是说，子女要对老人孝顺。这个孝文化西方是没有的。比如一些文人
们经常大骂中国人如何素质低，如何如何劣等。但是我指出过一个道德，就是无
论是国内到城市里打工的，还是出国谋生的，凡挣到了钱，都要寄给父母一些的
，这件事情你去调查一下西方人，尤其是白人，能够做得到吗？既然比赛道德，
比赛文明，也要看用什么标准。
因此，一方面要照顾孩子让他们长大，一方面要尊敬老人以鼓励生育多的人，这
样就形成尊老爱幼的传统。此外，就孝顺来说，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也就是说，生育出后代是最大的孝顺。
大自然发展到今天，那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此，能够繁殖的物种就繁衍
下来了，不能够繁殖的物种就灭绝了。恐龙看上去很强大，但是它不能够繁殖了
，于是灭绝了。
观察人类社会，可以发现，许多人类的族群，之所以后来灭绝了，往往是因为不
能够繁殖造成的。为什么不能繁殖？几种情况，一种是原来是能够繁殖的，但是
后来生存状态变好了，反而倒消亡了。另一种情况就是没有建立起生育最大化的
文化。当然，也包括了生存环境过于恶劣而消亡。
大自然之所以要设计出人类的生殖器官，让人有能力产生性欲，本来的目标就是
繁殖。但是，当人的生存条件变好的时候，这件事情被异化了，性交成了娱乐的
手段，而不是繁殖的手段。这样一来就不能够繁殖了。
希腊文化为什么灭绝了？因为奴隶主们有许多奴隶供他们淫乱，这一淫乱，就导
致了奴隶主们不能够生育，渐渐地就断子绝孙了。因此，自由民主导致了希腊文
化的灭绝。
古罗马帝国为什么完蛋了，因为罗马帝国发展到了最盛阶段的时候，整个国家生
活很好，因此就发生大量的淫乱，这种淫乱导致了繁殖能力的下降，因此就绝种
了。
我们在看一些历史电影中能够看到，当阿拉伯奥斯曼帝国军队发起进攻的时候，
那个军队的人数，是望不到边的，漫山遍野的，这多么的人哪里来的？生出来的
，没有强大的繁殖能力，哪有那么多的象潮水一样的军队？
比如说，现在美国白人的增长率，是负增长，年增百分之负零点一，那么一千年
以后美国白人一定不存在。也就是说，不管你白人有多聪明，多能干，从历史大
跨度的角度看，只要你白人不能生育，最后就是个灭绝的下场。
美国白人当初为什么杀了三千多万印第安人，把印第安人几乎都杀光了？检讨印
第安人，就是他们没有生育最大化文化。因此，在美洲大陆上繁衍了几千年，居
然才只有三千万人。印第安人是要搞群婚制的，而群婚制容易产生近亲繁殖，性
病传染，加上他们的生产力不高，因此他们的人口数量提高不快，最后当然被消
灭了。
中国历史上曾经被侵略者统治，比如被蒙古，被满清。但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被
杀绝？因为这个繁殖能力，这个生育最大化。也就是说，你奴役我吗？好，我努
力生育，那么，当我的人口变得特别多的时候，你的人口没有了，谈何奴役？中
国文人说外来人被他们文人同化了，其实不是。
外来的统治者占领了中国之后，其实并不是给同化的，而是，因为侵略者处于社
会上层，当然生活就会好，而生活一好，就要淫乱，一淫乱，繁殖能力就差，这
一差，人口数量就下降，人口数量一下降，自然就不能够统治了。
中国的许多贵族也是这样，一富裕，就淫乱，一淫乱，就不能够繁殖，于是断子
绝孙了。皇帝也是这样啊，虽然给他设计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供他繁殖后代，但
是他不努力，结果产生后代的能力往往不怎么样。
为什么中国的文化重视那个处女？这已经被崇洋迷外的文人们骂了个够？其实，
也是做老公的希望能够得到一架可靠的生育机器。如果已经不是处女了，和许多
男人乱搞了，从生育的角度讲，就不太可靠了。
来说犹太这个民族，当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马克思和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
。但是犹太人没有生育最大化文化，因此他们的繁殖能力是不怎么样的。如果说
，当年犹太人被赶出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几万人，按中国的生育最大化文化来做，
今天的犹太人就应当有几亿人才是。可是没有，就那么区区一点，地球上的少数
民族，你强，你再强，你一点点军队能够对付阿拉伯庞大军队，可是不能够生育
，最后的胜利就不是你的，你最终还是要完蛋。
和犹太民族还是一个封闭的民族，因此就轻易不和其它民族乱交，这种封闭性也
导致了它的不繁荣。而中华民族则实际上是融合了成千上万的民族而构成的，具
有开放性，所以就能够繁荣。
而现在的发达国家，都遇到繁殖能力不怎么样的问题。这里面两个原因。一个原
因是，工人阶级要通过不生孩子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本来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
资，是包括了工人生育小无产阶级的钱的，但是工人阶级本身希望改善生活，因
此就反抗，不生孩子。另一个原因就是，发达了，生活就好了，这一好，饱暖思
淫欲，就不把性交作为生育的手段而当作玩乐的手段了。历史上人类许多发达过
的民族，今天都不见了，消失了。
来说中国。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的五亿四千万人，占世界
人口的四分之一，世界上最庞大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出现了。
发展到今天，十三亿人口仍然是世界人口最多国家，但是世界上现在有六十五亿
人口，中国人占了五分之一，比例下降了。
现在的问题是，地球真的能够盛多少人？万一地球盛三百亿人也不成问题呢？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国五亿四千万人的时候，美国就有社会学家认为，中
国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口。如果当时能够想到中国居然能够在本世纪末达到十三
亿，那一定觉得很可怕。那么，会不会我们如果想到再过五十年中国到达三十亿
人口的时候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假设地球真的在3000年到达300亿人口，而中国却因为成功的计划生育，人口只有
五亿了，那么，到那个时候，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一多一些，
那就成了少数民族了。有人会说，那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是少数民族，却是最棒
的少数民族，我们当时很发达。但是，发达归发达，那三百多亿人口就算是单兵
冲锋过来和你拼命，那也是够你受的。人家就算不和你拼命，拼命地冲过来跨越
国境偷渡到你这儿来生活，那也是够受的。就算是当时实现了全人类的民主，也
没有多少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的中国人的说话地方了。
其实，人口多在政治上是很有用处的。比如这个和台湾统一的问题，如果大陆只
有二千万人，哪怕比台湾多五倍，有一亿人吧，你恐怕统一不了台湾。但是大陆
有十三亿人，台独们就感到很不爽了。
尤其是，万一中国人的生育最大化文化被消灭干净，因此所有的人都喜欢淫乐，
那个时候就是鼓励中国人生育，那也晚了。
现在日本和德国都开始为自己国家的人不能生育而头疼了。比如小泉首相就要采
取措施鼓励日本人生育了。可奇怪的是，日本就那么些个岛，也没有什么自然资
源，二亿多人口已经够挤的了，还不鼓励计划生育，还要鼓励多生育，为什么？
可是偏偏大陆在努力地鼓励只生一个好。
现在阿拉伯人是有生育最大化的文化的，比如说，他们要保护妇女不受侵犯，就
是要有一个好的生育机器，通过用石头把所谓淫妇砸死，就是这个目的。那非洲
为什么要对处女行割礼？因为他们不让妇女尝到性交的好滋味，希望她们仅作为
生育机器而存在。因此，阿拉伯人，非洲人，人口都在暴增。印度人口已经达到
十亿，仍然不管不顾地拼命地生。也许将来人类就是他们胜出了。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万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所以我说的事情也可能是耸人听
闻，就象郎咸平经常说的，我但愿自己是错的。
中国人为什么很容易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理想？因为中国人原来的文化是生育最大
化文化，人的生命的全部目的，就是后代。共产主义理想是为的后代好，而中国
人愿意为后代付出一切，当然就喜欢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文化。而基督教嘛
，那是让人去信仰上帝，而不是去信仰后代，所以在中国发展的成绩不怎么样。
实际上，为公的文化，无私的文化，利它的文化，也就是从为后代这一点衍生出
来的。因此，既然为后代是人的一个本性，那么，也许为公也就是人的本性之一
了。象文人们崇洋迷外的大谈为私是人的本性，有可能错了。
我还是觉得，也许现在应当调节计划生育政策，改为只生两个好。因为两个，也
还是零增长，虽然改成生两个，因为人均寿命的提高，会看出人口增长，但是老
年人总是要死的，因此，从本质上看，是零增长。因此我主张现在将计划生育政
策改为只生两个好，然后再观察世界的变化情况再作调整。
如果我们从几千年的跨度看问题，人类最后胜出的族群，一定是采取了生育最大
化文化的族群，其它的族群都注定要灭亡的。现在看一时间的美国强大，那都没
有什么意思，你再强大，从几千年的跨度来看，也是没有前途的，注定要灭亡的
。为什么人类的早期四大文明现在只剩下中国了？就是中国的这个生育最大化文
明造成的。
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生育最大化的文化得到了最彻底的贯彻。因
此妓女是都消失了。于是现在的反动文人们就设想干部们如何如何淫乱，编出一
个又一个的故事。其实，当时的干部中，对于性的管理也是相当严格的。就我当
时的感觉，任何人如果被抓到一次乱搞男女关系，那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
因此当时经常就有“捉奸”一说，就是某一个派的人，在文革后期，一旦发现某
领导生活有问题，那就埋伏好了捉奸，一旦捉到，那上级根本无法护着他。如果
搞的是知青，那就是一个死刑。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生育最大化文化被崇洋迷外的文人们给彻底摧毁了
。因此整个社会就成了一个淫乱的社会。文人们一次又一次都哭诉着文革期间如
何如何的“压抑人性”啊，性是人的最基本要求啊，等等等等。这也是因为，中
国历代文人，在淫乱方面还是有好的待遇的，因此他们是可以抱着妓女吟诗作画
的，这让他们怎么能够不对毛泽东时代深恶痛绝呢？
也许，再过五千年以后地球上只剩下几个中国人的时候，他们看到今天的历史，
才会清楚中国的文人们消灭中华民族的作用所在。

[华根]

未来五年中国农村十分之一农户将拥有沼气池


新华网哈尔滨９月１６日电（记者　呼涛）有关专家介绍说，在生物能资源丰富的农村使用沼气将成为趋势，到２０１０年，中国农村沼气池用户将达到２７００万户以上，占总户数的１０％以上。

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颜丽介绍说，在国家政策引导和生物质能产业的推动下，沼气能源利用已经受到农民和设备制造行业的重视。一些有实力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先后将沼气发电设备的研制、生产与市场营销列入近期发展重点。

目前，中国的农村户用沼气、沼气工程、沼气发电及生活污水沼气净化等技术日趋成熟，户用沼气配套产品和部分工程装备、设备已经进入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沼气产业也已经起步。

截止到２００５年底，农村中使用沼气的农户达到１８００多万户，年产沼气约７０亿立方米，折合５２４万吨标准煤。５０００多万能源短缺的农村居民通过使用了清洁的气体燃料，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改善。

同时，农村沼气配套产品达到了专业化、规模化生产能力。自２００３年国债资金补助农村沼气建设以来，农村家用沼气灶具、灯具、净化器、测压仪表、出料机具等配套产品的供应能力从每年７０多万套增长到每年３００万套以上。

据介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质资源非常丰富，仅稻草、麦草、芦苇、竹子等非木材纤维就年产超过１０亿吨，加上大量木材加工剩余物，都是巨大的能源“仓库”。


然而，中国目前的农林剩余物质资源浪费惊人，传统的填埋、燃烧不仅利用率低而且又造成污染。如果按照现行的热解液化技术７０％的转化率计算，则５亿吨生物质就可以生产３．５亿吨生物燃油，相当于１．７５亿吨石化燃油，农村生物能源应用前景广阔。（完）
( 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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