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设想一下这样的结果：没有美国，世界将会怎样？ZT

[韦小宝.]

让你设想一下这样的结果：没有美国，世界将会怎样？


美洲大陆的发现，在文明竞争史中，是一件意义难以低估的大事。这一地理发现最终确立了以基督教为象征的欧美文明在全球文明竞争中的霸主地位。



想象一下一张没有美洲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诸大陆的地理中心将落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在美洲大陆被发现之前，这里正是联接诸大陆的铰链，世界的经济和商贸要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当时拥有比欧洲更为发达的商贸体系和更为强大的军事势力，牢牢扼守着欧亚之间的贸易联络。他们把欧洲的黄金和玻璃运向东方，把东方的丝绸、瓷器和“四大发明”传到欧洲，在此贸易转运过程中不但牟得暴利，也获取大量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上，阿拉伯文明当时全面兴盛。


如果世界上没有美洲大陆，今天中国学校的第一外语，很可能会是某种中东语言。的确，在整个中世纪，以阿拉伯语撰写的哲学、自然科学、医学、天文、地理、音乐和文学著作，代表着世界的最高水平。阿拉伯人开创了现代的代数学，发展了现代化学鼻祖的炼金术，使阿拉伯数字成为普世的记数符号。11世纪，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写给西班牙（当时被阿拉伯人占领）哈里发希沙姆三世的一封信函中，请求派遣王族成员前往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大学学习，因为“贵国之科学、知识、技术与制造业甚为发达”，而“我们的国家在此类方面之匮乏，乃至全然处于愚昧无知”。到15世纪，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阿拉伯语仍是西方法律、商贸、科学乃至政治中的通用语言。


在美洲被发现之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激烈竞争中，后者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其“世界中心”的地利。


8－10世纪是伊斯兰文明开始成型并崛起的时代。穆斯林势力越过地中海，占据了欧洲的两大半岛DD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包括西西里岛）。11世纪，欧洲基督教文明开始反击，打退了一些入侵到欧洲本土特别是意大利半岛的阿拉伯部族。1095年，欧洲人发起了以“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为口号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可惜，几次十字军东征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基督教文明的不利地位。第一次东征好歹夺下了耶路撒冷，虽然没能守住，后几次东征则连耶路撒冷的城墙都没有摸着。十字军甚至沦落成打着宗教旗号到处烧杀掠抢的雇佣军团。


从1360年开始，一个新的中东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土耳其――迅猛崛起，并在同欧洲人的竞争中赢得绝对上风。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灭亡了属于东正教（基督教重要一支）的拜占庭帝国。全欧震动。不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控制东地中海诸岛及其沿岸地区的威尼斯发生冲突。1463年，土耳其舰队攻占爱琴海上一些岛屿和港口，威尼斯联合伊朗夹击土耳其，被击败。土耳其攻占阿尔巴尼亚后北进，直逼威尼斯城下。1479年，威尼斯被迫缔约，割让全部被占土地，并以赔款纳贡换取贸易权。1499年～1503年，战争再起。土耳其在海战中战胜威尼斯，并侵入意大利北部，取得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及若干岛屿的控制权。1537年，土耳其海军袭击意大利南部，对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岛屿反复扫荡，战胜神圣罗马帝国----威尼斯联合舰队。1540年双方议和，威尼斯割让爱琴海若干岛屿和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


在强大的伊斯兰文明面前，15、16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文明有点像19世纪鸦片战争后的华夏文明，落后挨打，不停地割地赔款。当时，欧洲的有识之士们已经在惊恐地预测着基督教世界的末日。


这一历史趋势，却因为欧洲人发现美洲而戏剧性地改变了。这巨大的陆地是世界上最后一块沉重的地理砝码，它加在基督教欧洲一方，从此改变了文明的版图。


1.1 文明竞争天平上最后一块地理砝码


在文明兴衰的竞争中，地理环境一直就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例如：世界四大强势古文明（埃及，巴比伦，华夏，印度），都发源于河流附近。一个高山部落是不可能成为古代强势文明的，无论这个部落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一神教还是多神教。一句话，不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或社会风俗。地理环境是天意偶然的造化，而很多研究文明竞争史的人，特别容易忽视这种偶然性。容易错误地把一种文明的成功，百分之百地归结为该文明的“内在优点”。


例如，许多人今天解释欧洲文明在远洋时代的成功，就说因为它富于探险精神，是开放、进取的文明。一个常见的论证是拿欧洲远洋船队和中国的郑和船队相比较。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郑和船队是一个保守的文明派出去的，兜了一圈，纯粹是政治游行，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好处。欧洲的远洋船队则属于一个开放的文明，它们以探险为目标，便发现了新大陆。


上述解释是非常牵强的。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说郑和船队比欧洲船队更代表天然的冒险精神。因为郑和船队没有明确经济目标驱动，纯粹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探索。15世纪欧洲人派出的一支支远洋船队，则负有明确的目标：绕过中东伊斯兰帝国的中间关卡和税收盘剥，打通直接通往强大东方的贸易航线。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这其实是一道标准答案已知的习题：向前航行，必能到达东方。


这种循规蹈矩的解题练习，实在很难说是“开放进取精神”。事实上，14－15世纪的欧洲人和同时期的亚洲人比起来，更加保守，更加封闭。他们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更小。欧洲的知识精英和宗教领袖们倾向于认为，任何人类知识都已经被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圣先贤们发现，或者已经被上帝在《圣经》中昭示，留给后人的只剩下一些解释整理工作。所谓“文艺复兴”当时还局限在意大利半岛上，而即使对文艺复兴，历史学家们也有不同看法。许多人认为这场运动的主流仍然是复古，相信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盼望人类回归到那个时代，不仅仅在法律、政治和艺术上，更重要的是回归古典世界的道德伦理。直到伽利略(1564-1642)时代，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几十年之后，欧洲的主流思想仍然固执地认为：凡是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话，都不容置疑。


15世纪欧洲人的远洋航海以西班牙为主要根据地。有意思的是，西班牙正是欧洲“东化”（或者说“伊斯兰化”）最深的地区，曾被穆斯林殖民统治数百年之久。欧洲人当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正像晚清时代的中国，是在被占领和被击败的过程中，向入侵者学习，“师夷长技”。通过向穆斯林模仿，在欧洲，帆船战舰取代了桡桨战船，轻装骑兵和步兵取代了中世纪的重装骑兵。他们甚至学会了使用火药和指南针――且慢！为什么不绕过穆斯林们，直接到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源地――中国去呢？欧洲的一些战略家们甚至提出，一旦建立了和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密切经贸关系，就有可能说服东方文明与自己结盟，联手打败穆斯林。


当哥伦布的船队开始向西航行时，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驶向亚洲。1492年，他误打误撞地发现了美洲。一直到死，他依然以为自己到达了印度。所以，一个流传甚广的玩笑说：“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他迷路了，是美洲土著发现了他。”


套用这个玩笑，可以说：“欧洲人没有发现新大陆。是新大陆送上门去，改变了欧洲文明。”的确，欧洲文明的真正觉醒，是在发现新大陆之后而不是之前。正是对美洲大陆的成功开发，促使欧洲人逐步改变了保守、自以为是的态度，开始“张眼看世界”。16世纪的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赞美道：“我有幸生于这个世纪，人们开始了解整个世界。此前的人对世界的了解则不过三分之一略强。”


在短期内，美洲东岸的开发，使得欧洲取代中东，成为了新的世界地理中心，成为链接非洲和美洲的商贸枢纽，扭转了欧洲在同阿拉伯世界竞争中的被动局面。正如1560年代的作者Tomas deMercado所写的：“以前，（西班牙的）Andalusia和Lusitania是天涯海角之地，印地大陆（当时西班牙以此称呼美洲）的发现把它们变成了世界的中心。”欧洲自身的文明核心，也从过去地中海流域的意大利、威尼斯，向西方，向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直至海上的英国转移。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在1807年时，回忆他少年时在欧洲的生活经历道：“在我那时最早的记忆中，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观察结论就是，艺术、科学和帝国都在不断向西方（指大西洋沿岸）转移。”如果没有美洲东岸的开发，远离欧洲本土的岛国英格兰，恐怕很难成为欧洲文明的领先者，成为未来欧洲工业革命的先驱。


从长远看，在太平洋航道打通后，拥有两条海岸线的北美大陆将成为新的世界地理中心。这预兆了一个新的基督教文明帝国――美国――在那里的崛起，预兆了从那之后直到今天，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压倒性优势。


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玄想：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美洲大陆，15世纪欧洲人的远洋探索会是什么结果呢？


很明显，哥伦布船队会全军覆没在途中（当时远洋能力不可能支持船队航行大半个地球，到达东亚）。欧洲人至多能开拓出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线。这条航线行程远，风险大（经过风暴多发地带），并不是理想的贸易路线。即使欧洲人提高了航海技术，成功地密切了同东方的直接贸易，欧洲人的命运也将不在自己手上。东方文明的态度将至关重要。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两大文明争斗中，谁得到东方的支持，谁将更可能占上风。世界或许将进入一个有趣的文明三国时代。


美洲的发现使欧洲人基本丧失了继续探索东方航道的兴趣。直到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之后，1583年，以传教为使命的耶稣会士才把欧洲的近代科学（主要是天文学和力学）带到中国。假若没有美洲，也许这个历史使命早已被一个庞大的欧洲商贸团完成？这样，即使耶稣会士仍然会来，仍然会和中华儒教之间发生激烈宗教冲突，却不会再牵连上西方的科学技术？更不会因为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之间的外交争端，造成康熙一气之下与欧洲断绝往来的闭关锁国政策？牛顿科学革命的成果也许将及时传入中国，这个世界上当时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富饶的国度？产业革命会不会在中国发生？20世纪全世界的年轻人，或许将会辛辛苦苦地学习哪种语言、以进入哪个国家留学呢？


到此，天意偶然的造化，已经超出了我们理性的思考能力范围。我们只好闭嘴。


1.2 中美洲资源养育了欧洲文明


美洲大陆，的的确确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地理瑰宝。地利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是生态、气候、水土、矿产等自身条件。一般来说，农业社会时代，气候、水土是最重要的地利，工业革命后矿产资源则变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则是对外交通的便利程度。后一种地利则要在贸易活动相当发达之后才能被唤醒。美洲大陆则几乎占尽了这些地利。


近来有不少学者认为：15世纪初明朝郑和的船队也曾发现一块新大陆，即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当时是一片荒无人烟、几乎完全没有开发的大陆，没有贸易价值。有人还揣测，郑和船队的一支曾经漂泊到美洲。就算这是真的，由于洋流作用，该船队到达的也一定是美洲西北岸，那里同样人烟稀少。


相比之下，欧洲人哥伦布的运气实在太好。洋流恰恰把他带到西印度群岛，一片生态友好、土地肥沃、作物多样、人口密集的地方。以此为根据，后来的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征服毗邻的中美洲地区，当时印第安人最发达的文明地带。这时候，印第安人在生产技术水平上还处在石器时代，但由于这个地区极为适合人类居住，他们在中美洲居然建立了一个灿烂的文明，阿兹台克王国（Aztec）。王国首都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今墨西哥城）已经有20万人口，是西班牙当时最大城市Seville人口的三倍！1519年，殖民者头子科特斯（Cortez）在攻占该城后不禁赞叹：“西班牙没有东西能和此城相比！”“它比我们故乡的任何城市都大得多，也清洁得多！”正是靠着占有了阿兹台克王公贵族们的财富，占有了这片王国富饶的土地，使得科特斯在死前成为了西班牙最富有的人。这些掠夺的成果成为殖民者的“第一桶金”，维持了他们对美洲东岸的开发，并吸引了更多欧洲人蜂拥前来。


在生态环境方面，美洲对于欧洲人来说，也有一个巨大的天赐优越性，虽说某种程度上是“邪恶”的优越性。美洲大陆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微生物生态圈十分简单。本土印第安人是一万五千年前从亚洲漂泊过来的大约几百人的后裔，基因单纯，对疾病免疫力特别低。因此，欧洲人登陆美洲后，他们携带的天花、黑死病等，以惊人的速度在印第安人中扩散。中国的教科书经常说：“欧洲殖民者残酷屠杀印第安人，使之几乎灭绝”，其实，真正使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不是战争，而是欧洲人带来的疾病。事实上，病菌的传播比科特斯（Cortez）和皮萨罗（Pizarro）率领的远征军进展得更快更远，早在远征军的足迹之前就传到内地。其屠杀效率也比欧洲人的铁矛、铁剑和少量笨重的火铳要高得多，让印第安人成村、成部落甚至整个王国地死去。据估计，在短短50年中，欧洲传染病大概致死了十分之九的印第安人口。直到1837年，一次天花流行仍能在几周内致死一个两千人的印第安部落，仅40人幸存。不妨想想，单从经济角度看，欧洲殖民者也毫不希望印第安人这样成批死掉，他们更希望把后者变成奴隶。早从1518年开始，西班牙殖民者就从非洲少量输入黑奴。如果真要搞种族灭绝的话，又何必从非洲千里迢迢运来黑奴呢？


对比同属于热带的非洲，生态形势则恰恰相反。现代考古和基因研究都证明，非洲是人类的起源。非洲人基因最为复杂，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也发展出了最强劲的自然免疫力。非洲人对欧洲的天花、黑死病很快免疫，而欧洲人却在非洲人的黄热病、非洲疟疾面前纷纷倒下。相当程度上正由于此，欧洲人对非洲这片土地一直望而却步。虽然后来名义上也征服了非洲，但除了在南非外，白种人一直没有向非洲大规模移民。


除生态环境适合欧洲人外，美洲地区地质条件也十分卓越。金矿和银矿比欧洲大为丰饶。哥伦布早就注意到西印度土著的金银首饰。今天的地质调查表明，墨西哥（当时阿兹台克王国的疆域）的白银储量全世界第一。从1500年到1650年期间，西班牙殖民者共向欧洲输出了180吨金子和16000吨银子。如此巨量的金银输入，扭转了西班牙此前同亚洲特别是远东地区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转为大有赢余。这笔贸易的五分之一被西班牙国王抽为税收，帮助西班牙供养了一支庞大的军事机器，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金矿在1849年以后的美国西部大开发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促成了铁路时代的到来。今天，美国仍拥有世界第二的黄金资源储量，也是世界第二大产金国。


在前几年流行于中国的《白银资本》一书中，作者贡德・弗兰克甚至认为，近代欧洲的发达，主要原因就是占有了拉美的金银资源。不过，这个观点过于偏颇。金银毕竟只是一种通货，或奢侈品，真正的生产价值不大。在16－17世纪，大量金银输入对西班牙固然有利，对整个欧洲来说，却造成通货膨胀，使得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更加恶化。


假若站在整个欧洲的立场，早期美洲资源开发中，最有裨益的还是其富饶的农业资源。西印度群岛和中美洲一带的土地肥沃，本土的作物品种十分优良。印第安人的主要作物，如玉米、土豆、木薯等，单位土地的热量产出是欧洲传统作物大麦、燕麦等的2倍左右。这些作物被如获至宝的欧洲人迅速引进。1498年，也就是登陆西印度群岛仅仅6年后，哥伦布在一封信中就提道：“Castile（西班牙当时经济中心）现在已经种植了许多玉米。”当时，连年经受战争和瘟疫折磨的欧洲已经感到男丁不足。这些高产作物的推广真是及时之雨，改善了欧洲人的营养状况。人口学数据表明，就在1492年之后，欧洲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此刻基督教欧洲正陷于同土耳其穆斯林帝国的人力消耗战。人口增长与营养改善，对帮助欧洲文明翻身，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可以说，来自美洲的农业资源，直接养育了近代欧洲文明。


就连我们这组文章的主角，美国，它的经济起步，也是从拥有得天独厚农业条件的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开始的。


1.3 美国经济同样从西印度群岛起步


今天，许多历史学家在回顾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起源时，喜欢把它归结为两个大陆殖民地，一是南部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于1607年；一是北部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由著名的五月花号移民建立于1620年。一南一北，构成了美国精神最重要的两大起源，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经济地理角度看，这个概括其实隐含着一个很大的漏洞。美国的确是在北美大陆两大殖民地萌芽、又在北美大陆扩张和壮大的，但是，在其经济起步阶段，有相当长的时间，经济重心并不在北美大陆上。


和西班牙殖民者已经占领100多年的西印度群岛以及中美洲相比，北美大陆地理条件相当不利。南北两个英国殖民地都处在土地相对贫瘠或者气候相对恶劣的地区，在初创时都经历过可怕的寒冬饥荒，大批殖民者纷纷饿死。南方弗吉尼亚的一位殖民者饿急之下，甚至吃掉了自己的老婆。矿产资源也比较匮乏。弗吉尼亚殖民者曾经自以为发现了“金矿”，把大批矿石装船运回欧洲，经检验却是一钱不值的黄铁矿。这种地利上的差距，是任何个人努力都无法弥补的。英国殖民者也苦心经营，探索经济发展之路。在南方，从1616年开始，殖民者们开始种植一种美洲特产――烟草，并输往英国。从那之后，烟草业在美国南部一直兴盛了几百年。在北方，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们则从1640年代开始，逐渐掌握了渔业的技巧，1641年便能向英国本土出口60万磅鱼。然而，无论南方的烟草，还是北方的渔业，至多能让英国殖民地脱贫，却难以致富。很长时期内，北美地区的英国殖民地基本处在惨淡经营之中。1640年，英国议员、后来的摄政王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对新英格兰殖民地下了一个不屑的结论：“贫穷、寒冷而且毫无用处。”至于弗吉尼亚殖民地，因为人口死亡率太高，早就得到了一个“杀人场”的恶名。


真正帮助英国殖民地经济起飞、为日后强大的美国掘下“第一桶金”的，仍是地理条件最适于发展种植业的西印度群岛。当初，西班牙人占据了古巴、多米尼加、牙买加和波多黎各等所有西印度大型岛屿后，对剩下的一些小块岛屿不屑一顾。这给英国殖民者留下了一个天赐良机。1627年，英国人悄没声张地占据了西印度群岛中一个只有430平方公里微不足道面积的小岛，巴巴多斯（Barbados），以及附近一些同样零碎的小岛。在初期的开荒之后，从1640年代起，英国殖民者开始在这片小岛上种植甘蔗，发展糖业。


这片岛屿简直是糖业的天堂。甘蔗在这里疯长，每英亩（约6亩）可收获两吨左右的糖，超过西印度任何其他岛屿。其丰厚利润把北美本土殖民地的烟草业和渔业远远抛在后面。1650年时，西印度诸岛上的英国殖民者，总数已经达到44000人，超过了新英格兰地区（23000人）和弗吉尼亚地区（12000人）的总和。其中30000人都是集中在巴巴多斯岛上。1660年，英国本土消费的绝大多数食糖，都是从这个弹丸小岛出产。该岛屿同英国的贸易量，超过所有北美大陆英国殖民地与英国贸易量的总和。到该世纪末，小岛的人口达到85000人。远离北美本土的巴巴多斯，成为英国殖民地当之无愧的经济活动中心。


更重要地，巴巴多斯兴盛的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都是极为辛苦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造成当地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对劳动力几乎无止境的渴求，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邪恶也是最为暴利的一桩贸易活动之一：跨大西洋三角贸易。


由于洋流的缘故，由欧洲出发，向西印度群岛地区的航行，通常先需要停靠非洲西岸。我们上节说过的，非洲地区的生态气候条件对欧洲人相当不利，非洲殖民地较不发达，以至于这段中途停靠长期以来并无利可图。这种情况到西印度群岛发生大规模劳动力短缺时，便戏剧性地改变了。从欧洲出发的殖民者们忽然发现，他们可以利用停靠非洲西岸的机会，同非洲土著或殖民者贸易，交换大量奴隶，运往美洲。第一站便是巴巴多斯糖业基地。1644年时，巴巴多斯全岛还仅有大约800名黑奴，但仅仅一年后，一位旅游者就记录了这样的疯狂景象――不管你有多少黑奴，巴巴多斯人都会买下：“买得越多，他们也就越有财力买更多的黑奴，因为只需一年半的时间，黑奴的劳动就会替他们赚回成本。”1645年时，巴巴多斯奴隶市场上一个黑奴的价格为20英镑，而一个欧洲雇工的工资为每天70分。到1660年时，巴巴多斯岛上的黑人人口已经超过白人：27000比26000。到1680年，岛上白人雇工与黑人奴隶的比例悬殊到1比17。


最早的跨大西洋三角贸易于是蒸蒸日上：在三角形的第一条边上，从欧洲本土出发的船只带着手工业制品、武器和酒精，到非洲以战争或贸易方式，换取廉价黑奴；在第二条边，船只航行到巴巴多斯等西印度地区，卖掉黑奴和剩下的武器、工业品，买入当地糖产；最后，船只回到欧洲，卖掉糖，买回工业品和武器，完成三角形的最后一条边。一次完整的三角航行大约需要12个月时间。欧洲的资本和技术、非洲的劳动力以及美洲的自然土地资源，就这样绝妙而又无耻地结合在一起了。


正是通过跨大西洋三角贸易，英国作为巴巴多斯等殖民地的宗主国，积累了大量利润，为英国在18世纪取代西班牙成为新的海上霸主奠定了基础。正是通过跨大西洋三角贸易，美洲东岸的英国殖民地间接获利，今后将发展出一个新的国家――美国。在这个宏大的故事中，面积只有430平方公里的小岛巴巴多斯，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设想一下，假若当初西班牙人没有“遗漏”这样一个地利优渥的小岛，英国殖民者还有机会脱颖而出吗？这种天意偶然的地理安排，再次带给我们无限神秘而又无能为力的遐想。


1.4 全面唤醒美洲东岸的贸易地利


然而，对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地理优势的过分强调，必然会引人质疑：既然这里的自然条件如此优越，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不是诞生于这个地区，却诞生于所谓“土地贫瘠”的北美大陆呢？


答案还是和地理因素有相当的关系。前面说过，地理因素包括内部资源和对外的交通条件。在欧洲人对美洲殖民开发进行了将近150年之后，正值人类文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东方或西方都在远洋贸易时代逐步迈进，现代市场经济的前夜已经到来。而这也使得一个地区的对外交通条件成为更加重要的地理因素。


现代经济的骨干是贸易，贸易就是要把货物从一个地方移运到另一个地方。所以，现代经济对交通便利程度十分依赖。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自身并没有什么资源。完全是通过大量贸易活动从外界购进。这并没有妨碍它们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地处内陆，交通不便，虽然资源禀赋不错，却一直经济落后，如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一些中亚国家。


水运条件一直是交通地利的核心。历史上，水路交通一直比陆路交通便宜，而且运输量大得多，虽然陆路运输相对快捷。这也就是中国隋朝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在陆地上硬生生开凿出一条大运河，因为皇帝的庞大游乐装备只有通过运河才能运到沿途目的地。后来几百年中，大运河扮演着贯穿中国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同样，西方的地中海沿岸和中国的长江一线，都因其优秀的水运地利早早成为当地文明的核心。


和西印度群岛以及中美洲地区相比，美洲东岸的地利正体现在水路交通上：它一路遍布天然良港。北方的新英格兰地区有波士顿、新港、纽黑文、纽约等一系列港口，南方弗吉尼亚殖民地则依托一个极大的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Bay）,巴尔迪摩、安纳波利斯等港口城市都在此湾中。在中部殖民地地区，则有从特拉华河通往大西洋的港口城市，费城。


这种交通地利，在以跨大西洋三角贸易为代表的远洋时代到来之后，逐渐凸现出来。北美东岸诸殖民地发现，自己正好处在三角形的两个最重要顶点――西印度群岛和英国本土――之间，成为局部的地理中心。相比之下，西班牙殖民者先前占领的肥沃之土――中美洲，却因偏离这条重要航线，而丧失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南部殖民地首先得益于这种地利。从前，这里以烟草为主的种植业利润微薄。跨大西洋三角贸易兴盛后，沿途停靠的船队在三个方面改变了这一状况。首先，迅速扩大了贸易量，使之能够越过规模经济的门槛。其次，船队从非洲带来的黑奴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最后，巴巴多斯殖民者在贸易中积累的丰厚资金需要寻找出口，其中一批殖民者便转向南部投资，在以前的弗吉尼亚南方，建立了北卡来罗那殖民地（今天的北卡来罗那州）。南方殖民地规模于是不断扩大。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后，这里又成为欧洲纺织业的棉花种植基地。在此后一百五十多年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南方一直是美洲殖民地和独立初期美国的经济重心。


北方殖民地从跨大西洋贸易中得到的好处，起初相当有限。他们只是从事利润更为微薄的小麦种植和渔业，为巴巴多斯地区提供粮食。但新英格兰地区很快发现自己的森林资源可资利用。这是三角贸易中，庞大船队经停的最后一站，船队到此一般已经经过了10多个月的航行，许多船只需要修补。和英国本土相比，波士顿等港口的木材和人工都更为便宜，修好船再回英国更加合算。很快，波士顿云集了船业技工，从修船发展为造船。商人们在这里用新船替换掉破损的旧船，或者干脆多买几只带回英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橡木宜做船体，高大的松木宜做船桅和帆桁，刚松木则合做镶材。到1760年代，美国独立前夕，世界上所有挂英国国旗的船只中，三分之一都是新英格兰地区制造的。金融、酿造和制造业随之发展起来，于是，新英格兰地区比南方殖民地更早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1700年，波士顿已经是全英国境内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伦敦和Bristole，成为当时美国最大、最繁华也是最为工业化的港口。毫不奇怪，独立革命的火种正萌发于此。


殖民地时期美国的4大城镇：纽约、巴尔迪摩、波士顿、费城，都是港口，都是倚仗跨大西洋贸易而发展起来的。这4大重镇直到今天仍雄踞美国最大城市的榜首。


凭籍美洲东岸的贸易地利，依托跨大西洋贸易，13个英国殖民地日益繁荣起来。很自然地，他们不再满足受遥远英国的统治。中国的教科书中经常把美国独立战争描绘成“英国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导致美国人民反抗”的阶级斗争故事，其实，当时英国对美国征的税并不特别重，其中民怨最大的茶叶税等在独立战争前已经取消。独立，乃是一个日益强大的经济体的必然选择，是一片广袤的大陆对一个岛屿宗主国的必然选择。


1.4 内陆水系的祝福


1783年，英国和美洲殖民地代表在巴黎签署和约，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的正式胜利。这一刻开始，北美大陆，这地球上最后一块地理瑰宝，它的命运就掌握在自称为“美国人”的一群欧洲文明后裔们手里了。是时，独立战争指挥者、未来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发表了如下的赞颂：


“从此，（独立的美国公民们）将占据这世界上最显赫的舞台。上天特意赐予人类这个舞台，就是让他们展示自己的伟力和鸿运。”


不过，要让这块舞台得到充分开发，还需要解决至关重要的交通问题。这个时候，铁路时代还没有到来，唯一可行的大规模内陆交通途径，仍然只有水运。早在美国独立建国前，北美殖民者就一直孜孜不倦地探寻一条通往内陆的东西向水运航道。但是，在这里，美国人遇到了第一个地理难题：上天也许觉得，给这片大陆的优渥地势已经太多，所以故意给它开了个玩笑－－沿美洲东岸，深入内陆不过两三百公里处，设立了一道东北、西南走向绵延数千公里的阿帕拉钦山脉。阿帕拉钦山脉制造了一个漫长的“瀑布线”，所有东西向通往内陆的河流，无一例外在这里要撞上一个落差激烈、怪石嶙峋的瀑布区。这道山脉在长达两个半世纪中，把北美经济体限制在东岸沿海的狭长地带，阻止了其进一步向内陆发展。


一开始，美国人试图开凿运河、建设水闸来越过这个瀑布区。华盛顿本人就是一个运河的热心者。在当时所有的内陆航道之梦中，宏大的坡特马克河看起来是最有希望实现的一个。这条大河入海口在早期南部殖民地的核心地带切萨皮克湾，向上游则一直延伸到中西部的俄亥俄河谷。1784年，乔治・华盛顿对这条大河作了如下充满热望的评价：


“（这条河流）将成为一道永远牢不可破的链条，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绑定在一起”，“它将打开一道大门，让这个国家的产品通畅无阻地流向我们的市场....”


华盛顿说出了一条内陆航道对国家统一和经济强盛的双重意义。大河两岸，分属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邦。于是，华盛顿亲自游说两邦政府，联合成立一个公司，在坡特马可河的大瀑布段开凿运河。1786年，又邀请13个邦国（State）代表来共治坡河。1790年，在另一位立国之父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后来第三任美国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决定在坡特马克河畔一片荒芜之地凭空建立一个城市，作为未来的首都。这就是今天的华盛顿城。这个决定当然与坡特马克运河工程有很大关联。不过，虽然华盛顿、杰弗逊等人富于远见卓识，他们当时也不可能预料到，这项运河工程将注定失败。


18世纪末的美国人，对北美大陆还没有足够的地理知识。他们还不知道，北美实际上是一个漏斗形的大陆。在东西两岸，都有大致南北向的绵延山脉，构成了一个北宽南窄的倒梯形。梯形内的中部地区则北高南低。因此，这就像一个大漏斗一样，水系基本走向是从北往南，汇入墨西哥湾（当时西班牙殖民地地区）。美国最重要的河流――密西西比河――就是这样一条南北向的水系。换句话说，能够成为东西走向交通枢纽的大河，在美国是不存在的。


看来，美国人只好在天意前缴械投降了。可是，造化的狡黠又一次流露出来，它为美国人留下了一条出路：在这个漏斗的东北角有一个缺口，那就是距今一百万年前，第四纪冰川在北美大陆向北方退却时，在地面凿出的五个巨大湖泊。


从地理上看，五大湖区中的伊利湖、安大略湖靠近美国东北纽约、波士顿等工业中心区。阿帕拉钦山脉在这里刚好到头，不再构成交通障碍。另一方面，伊利湖又恰恰靠近密西西比河的源头俄亥俄河。这条河一直向南流入墨西哥湾，其支流几乎覆盖了整个美国中部地区。因此，只要打通从纽约等大西洋港口通往五大湖区的航道，就可以把美国东岸经济带和中部地区连接起来。由于流经纽约的哈德逊河(Hudson)上游已经很接近五大湖区，这个任务并不特别艰巨，只需开凿一条运河即可。


1825年10月，在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克林顿（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应该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支持下，一条全长584公里、沟通伊利湖和哈德逊河的运河，历经9年的辛勤开挖，终于通航了。当克林顿州长亲自乘第一首船试航伊利运河时，从伊利湖畔的水牛城（Buffalo，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所在地），一直到纽约港，两岸礼炮齐鸣，沿途欢声雷动。一位作者写下的这段对话形象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激动心情：


“那来的是谁？” “是你西方的兄弟们，五大湖水上的兄弟们。”“从哪里来的，他们竟能如此远离自己的天然水道？” “是从伊利运河而来。”“是谁的号令，又是谁的劳动，完成了这样的奇迹？” “是靠纽约州人民的号令和奋斗！”


从此，五大湖区成为美国内陆交通的枢纽。来自大西洋的技术和资金，来自南方的劳动力，来自阿帕拉钦山脉的煤炭，以及来自北方湖区的丰富铁矿资源，在这里汇集，奏响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序曲。今后一百多年中，五大湖区将涌现出一批特大型城市，包括钢铁之都匹兹堡、汽车之城底特律和克利夫兰等。中国教科书经常说，“美国的发迹是由于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财”。真相却是，早在1880年代，美国已经完成了初步工业化（1889年农业、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35%和47%），超过了英国，成为当时世界工业最强国。这其中，五大湖工业区占了绝对多数。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美国制造业的中心。


包括五大湖区以及密西西比河在内的内陆水系，对美国的经济发展究竟起了多大推动作用？这个问题难以准确回答，但如果我们把美国和中国作一个对比，便会得到一些有趣的启发。


近代工业革命的历史表明，铁矿和煤炭资源是一个国家工业起步时的最重要资源。单从这两种资源的数量比较上看，中国并不落后于美国。世界公认俄国、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三大煤炭资源国家，根据不同计算标准，中美排名或上或下，总在伯仲之间。铁矿资源，中国总量世界第五，产量第一，均高于美国（两项均为第六）。


但若从矿产分布和水路交通的配合上看，美国却是恰到好处。铁矿集中在五大湖中最北端的苏必利尔湖。对钢铁业至关重要的炼焦用煤集中在阿帕拉钦山区，正好可通过密西西比水系北运到大湖区。中国读者熟悉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其纪实体作品《密西西比河上》中，就描述了无数煤炭货船往来的繁忙景象。于是，北美大陆南北向的水系恰恰成为地理优势。加上大湖区和北方贸易中心的毗邻地位，实现了堪称天衣无缝的配合。


中国铁矿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以及四川盆地，炼焦用煤则主要分布在山西，基本上是北多南少的格局。近古以来，经济重心和对外贸易中心却正好相反，是南重北轻。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水系基本为东西走向，缺乏沟通南北的水运动脉。因此，在以铁路为主体的现代交通发育之前，中国的铁、煤和经济贸易资源难以相互交融。一个典型事例是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于1890年在长江重镇汉阳开设铁厂，但炼焦用煤只能从远在唐山的开平煤矿购买，炼铁的赢利刚好能抵上运煤的运费。所谓造化弄人，便是如此。


1.5 跨大陆帝国与新的世界中心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文明逐步迈入近代工业时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日益提高。在内陆地区，铁路和高速公路网以及后来的航空运输，逐步取代了传统水运的地位。过去曾兴旺一时的运河逐渐荒废。地理条件对文明发展的制约，从那以后，逐渐大大减弱，多数情况下退居为次要的因素了。


然而，一种地理因素仍是现代经济所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海运的便利程度。


直到今天，海运仍是世界上最为便宜、大量的运输方式。统计数据证明：同样距离，海运的成本只有陆路运输的七分之一。这个1比7的成本比例，使得沿海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比内陆地区之间以及沿海和内陆之间的贸易，要活跃得多。中国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发展差异，有目共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些国家都是面积大小适中的岛屿或半岛型国家，都没有“内陆”。可以说，今天的世界上，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几乎注定了要遭受经济上的磨难。为了争夺一个出海口，国家之间往往不惜兵戎相见，杀得你死我活。


今天，人们经常谈论21世纪究竟是大西洋时代还是太平洋时代。这时切不可忘记的是，二者之中无论哪一个，都不会把美国撇下。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跨大洋的国家，隐隐正处在今天全球大洋贸易的中心上。


早在200多年前，美国的立国之父们站在世界地图前，已经遐想着这样一幅跨大洋帝国的景象。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可能是对此做出了最大贡献的人。他早在美国独立前已有此想，在担任总统前曾三次发起探索通往西海岸航道的探险队。在当总统后，不但终于资助了这样一次成功的探索，而且力排众议，于1803年，以1千5百万美元从法国人手里买下了当时一片荒芜的密西西比河以西土地，史称“路易斯安那大收购”。这次收购行动使美国西部疆域离太平洋接近了数千公里。


杰弗逊的收购行动多少有点盲目，因为他当时并不知道，美洲大陆根本不存在东西向流入太平洋的主航道。然而，科技的进步弥补了杰弗逊的错误，甚至使之变成了一桩完美行动。铁路时代到来了。1862年，另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太平洋铁路法》，授权修建通往太平洋的铁路。8年后，第一条太平洋铁路竣工。1914年，美国政府主导，开凿了跨断中美洲、全长81公里的巴拿马运河，次年通航，1920年起成为国际通航水道。这条运河把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程缩短了5千到1万公里。至此，美国的跨大洋帝国之梦终于完成。这奠定了美国直到今天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地理优势。


将来有一天，科技的发展也许会再次改变地理条件的格局。高速的地面交通（如磁悬浮列车之类）也许会比海运更加便宜。到那一天，文明竞争的天平也许又会发生有趣的摇摆。例如，在中国和欧洲这两大经济体之间，贸易量也许会发生惊人的增长。


不过，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仍需面对地利的现实。过去十几年中，中国不少战略家为避免对美国、日本的过分依赖，曾力倡促进中欧直接贸易，提出过“欧亚大陆桥”高速铁路的规划，但都流于纸上谈兵。欧亚大陆贸易不但本身面临着1:7成本比例的尴尬，而且，这条路线横亘太多的国家。穿越国境线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据对美国、加拿大边境贸易的研究，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前，即使在这样两个友好盟国之间，货物越境一次，也相当于增加了4000到16000公里的运输成本。把一个标准集装箱从美国东海岸巴尔迪摩港，运到非洲象牙海岸，只需3000美元。把同样一个集装箱再运到内陆的中非共和国，由于穿越4道国境线，成本竟然可以达到13000美元。


这个国境线困境，带给我们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假若北美大陆上没有建立像美国这样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保持着18世纪时的殖民地势力范围，即分割为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三大殖民地（分别占据东部、中西部和西部），那又会怎样？


很明显，那样的一个缩小了的、只及今天三分之一版图的“美国”，虽然也可以在17－18世纪，凭借跨大西洋贸易而富甲一时，其地理优势在19世纪末以后就会渐渐钝化，在21世纪的今天将化为平常。如果美国分割为三块，则在19世纪末的时候，它很可能就不会像真实历史上那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


甚至英语系殖民地领域，也不是没有分裂的可能。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后，13个殖民地之间在建国方向上相去甚远。站在当时的历史立场，分裂的理由比统一的理由要多得多。当时流行的一个建议，就是把13个州分割为3个邦联，而不是一个联邦。倘若如此，今天的三个“东美邦联”，可能像南美洲诸国一样，只是世界上的二流国家。


换句话说，天赐的地利，仍然要在人类努力的开发下，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从美国实际历史看，它之所以能充分吸吮北美大陆的地利，有两条至为重要。第一就是上面刚刚说的，它尽力维持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第二就是这个统一的国家在此后一个世纪中，孜孜不倦地向西拓进，向太平洋进发，最终建成了一个跨大洋的大陆。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进取，美国如何做到了这两点，将是我们接下来两篇探讨的课题。


总结：地理条件与文明竞争


人们对于每日熟视的东西，最容易失去关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表面上纹丝不变的地理环境，也常常在有关文明竞争的研究中被忽视，而把过多的关注投向了那些变动不居的因素，如政治制度、思想意识、文化习俗等等。


因此，我把地理环境置为美国强大秘密的第一项内容，既是对美国发达史的真实写照，也为了特别提醒通常的研究者。


在近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中，由于人类技术改造环境的能力有限，地利对一个文明往往有极大的塑造效果。例如，很多人批评华夏文明封闭保守，其实看看地图就知道，除了西北边疆，华夏文明别无地理上的出口。即使开放我们又能往哪里去？汉唐大败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匈奴人还可以跑到欧洲。而每当北方游牧民族攻入汉文明的核心时，汉文明除了向南节节败退，最后皇帝跳海自杀，便别无出路。相比之下，环绕地中海的欧洲文明，即使真的比华夏文明开放、进取一点，也毫不足奇。


认清文明发展中的客观局限，对我们清醒地总结自己十分重要。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流传着我称为“自虐史观”的思想潮流。他们把中国在近代的短暂落后，一概归结为华夏文明根子上的腐朽和保守，恨不能将自己的文明来个彻底脱胎换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激进的自虐史观，导致了中国人在20世纪中，从西方引入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彻底替换了自己的文明传统。这场观念大洗牌的结果，并没有使得中国强大，相反导致信仰断层等后果，直到今天还在我们文明的疮口上隐隐作痛。


此时此刻，中国的教科书依然在把这种自虐史观向我们的孩子心中灌输。近代中国史，被写成一部“落后挨打”的“百年屈辱史”。近代中国人民被描述为愚昧、胆怯、毫无出息的一群，象老鼠一样到处挨打，到处被人欺负。也许，这种史观是为了突出强调“直到...以前，中国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几乎要亡国灭种”，所以“只有...才能救中国”。但是，为了凸显今日中国之强大，今日中国执政党之英明，就非得把过去一百多年都说得一塌糊涂吗？其实，正如我在本篇开头就讲过的，欧洲文明历史上也曾有这样落后挨打、割地赔款的经历。今天的世界强国，在过去两百年中，不少都有过政权沦陷，首都被外国侵略者占领的历史。法国被德国数次占领过，德国在二战后则被列强肢解。俄国的首都曾被拿破仑兵临城下。日本长期被美国军管。它们的教科书中，却几乎都是以“胜败乃兵家常事耳”的心态来描述，很少见到我们这种哭哭啼啼的自辱。


畸形的自虐史观，不可能制造正常的文明竞争心态。这种历史观的熏陶，很容易使人失却阳刚之气，或者自甘低卑，或者把野猫胆怯地、呲牙咧嘴地“说不”误认为是虎气。这是一种既制造仇外、排外情绪又制造惧外、媚外情绪的史观。这是一种既制造畸形的极端民族主义又制造畸形的全盘西化主义的史观。


这是一种批量制造着弱国心态、弱者心态的历史观。同时，这又是一种制造着浮躁、狂暴心态，急于用任何方式证明自己文明的存在和所谓“强大”的史观。


我在本篇中多次强调美国发展史中的那些带有天意偶然性的地理因素。例如，假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美洲大陆？假若巴巴多斯小岛也被西班牙占领？假若美国东北不存在五大湖区？我希望籍此表明，在民族竞争、全球文明版图不断流转的背后，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冥冥运作。人力有时而穷。在社会中，个人和个人之间天赋有别，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一飞冲天。所以，个人生活的目标，应当是追求幸福完美的生活，追求灵魂的圆满，而不是强求出人头地。同样，一个文明是否伟大，它能否在未来人类的历史记载中占有浓重的一笔，也并不取决于它能否“振兴”、“崛起”，而首先要它能否让自己的人民的和谐愉悦，看它能否让自己的价值传统不断美满和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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