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31st, 2009,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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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曾写《社会如何记忆》（How Societies Remember）一书，此书初版于1989年，2000年被翻译成中文。近些时候，我总会想起这本小册子，于是就常常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翻阅一下，温习一番。温习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康纳顿写过关于“记忆”的书，他是否也写过关于“遗忘”的书呢？上网查，果然发现这位学者还有本《现代性如何让人遗忘》（How Modernity Forgets）已经面世。可惜查了北京几家图书馆的外文数据库，均无这本书的记录。 略感欣慰的是，《社会如何记忆》中也有几处谈到了遗忘的形成机制。比如书中谈到，当国家机器被用来系统剥夺其公民的记忆时，全社会的遗忘就开始出现。“所有极权主义都有这样的行为方式；极权统治剥夺臣民的记忆之日，便是他们受精神奴役之始。当一个大国想剥夺一个小国的民族意识时，它使用有组织忘却（organised forgetting）的方法。仅在捷克的历史上，这种有组织忘却被实施两次：1618年以后和1948年以后。现代作家被放逐，历史学家被开除，那些被迫沉默和被开除的人，变得无影无踪，被忘记了。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这样的恐惧：可能再也不会有人真实地见证过去。”正是因为如上原因，有人才意识到，“市民反对国家权力的斗争，是他们的记忆反抗强迫性忘记的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制定了目标，不仅要拯救他们自己，还要活下来为后代做见证人，要成为无情的记录者。” 这段论述让我想起昆德拉在《笑忘录》的一开篇就讲述的那个故事。1948年2月的某一天，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站在一座宫殿阳台上发表重要演说。天寒地冻，雪花飞舞，站在他身旁的克莱门蒂斯同志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到哥特瓦尔德的头上。而这一历史时刻即时被宣传部门制作成无数张照片，进入到宣传画、教科书甚至博物馆里。那幅照片中，哥特瓦尔德戴着皮帽子，身旁是他的同志们。四年之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刻就让他在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往后，哥特瓦尔德就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只剩下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于是昆德拉借小说人物之口米雷克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这则故事会引发许多似曾相识的联想。这么说，极权主义在建立一种遗忘机制时，所使用的手法应该是非常相似的。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让全社会遗忘，极权主义不仅使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还会通过种种规训和惩罚性手段，制造出全社会的一种恐惧心理。这样，在那些本该被人记住的人物、事件、历史等等面前，人们就变得噤若寒蝉，三缄其口。个人因其恐惧而不敢回忆，以致形成了有意或无意遗忘；全社会因为人人不得不当沉默的大多数，从而陷入一种集体遗忘。同时，一种遗忘机制的形成过程也是另一种记忆机制确立的过程。一方面，极权主义让人遗忘那些不该遗忘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强迫人们记住那些不值得记忆的东西。其结果是，人们的记忆结构开始重组，那些强迫人们记住的东西挤占了记忆空间，改写了记忆内容。人们因为遗忘而卸下沉重的包袱，又因为记忆库中有了新内容而仿佛过得充实起来。 正是意识到遗忘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文学家与理论家才意识到抵抗遗忘的重要性。他们深知，叙述本身可以变成一种唤醒记忆的途径，而“讲述历史意味着一种掌握和控制——把握过去，把握对自己的界定，或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而萨义德则说得更加干脆：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就是“挖掘出遗忘的事情，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文学与理论成为一种抵抗遗忘、恢复记忆的叙述工程或学术工程，他们所做的工作令人敬佩。 这种文学与理论所对准的批判目标自然是殖民主义，而只要把殖民主义替换成极权主义，它们的思考在另一个维度上也完全可以成立。于是我时常想到，我们的文学与理论其实是应该向它们学习的，因为那也是与遗忘作斗争的一种方式或途径。 作者：赵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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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1st, 2009,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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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4大屠杀 二十七军抗命
8964大屠杀 二十七军抗命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09-06-02讯】 林彬 ”六四”过去多年了，我作为”六四”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惊心动魄。在这，我愿把我当时看到的和听到的比较独特的情况告诉世人。作为这一历史事件史料的补充，使人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木樨地是”六四”血案一个热点 一般人认为，”六四”时惊心动魄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在京的外国记者主要集中在北京饭店，因此他们对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发生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多，报道的也多。实际上天安门广场西边约三四公里处的木樨地是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事情的热点地区，如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第一梯队的军队是在木樨地首先向人民群众开枪的，木樨地是群众伤亡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中央军委派要员乘直升机亲临部队上空命令部队向人民群众开枪是发生在木樨地；第二梯队中的一支部队是在木樨地发生哗变，对抗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木樨地被烧毁的军车最多，军队损失最大；军队向木樨地的部长楼开枪造成人员伤亡而导致老干部们的强烈反响；军队从六月四日到六日派装甲车在木樨地不断向路边群众及建筑开枪造成群众伤亡，以至在铁道部值班的铁路总调度在办公室被枪击身亡而震动中央；军队在木樨地导演了一场愚弄群众的丑剧并编出第一部群众拥护军队”平暴”的电视新闻等等。我当时住在木樨地，亲眼目睹了上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二十八军抗命变 六月四日凌晨七点左右，西路第二梯队的二十八军风尘仆仆地来到木樨地桥，又被群众重新设立的路障挡住了。虽然三十八军推进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但还是有许多不怕死的学生、群众将后到的二十八军围住，向他们痛诉”二十七军”（当时国内外都把三十八军当成二十七军）的暴行。二十八军的战士干部都不相信群众描述的情景，他们讲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这时我正在复兴医院和那位医生交谈着，看见这些年轻人很快从医院拿出血衣给二十八军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整个二十八军，导致军心混乱，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枪扔到河里。靠近木樨地桥的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整个部队几乎失去控制。约十点左右，有人开始烧军车，军人们不但不制止，有人还告诉烧车者如何才能将装甲车点燃，一时火光熊熊，浓烟冲天，约有七十四辆军车其中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两辆通讯车全部烧毁。中午十二点半左右，一架直升机飞到木樨地二十八军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传达军委命令：”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这实际上是在公开下达开枪的命令。一时间整个木樨地地区再度紧张起来。但二十八军始终没有执行军委的命令，相反，有一个战士开着装甲车，用高射机枪向直升机扫射，将直升机打跑。部队不执行命令反而向军委的飞机开枪，这意味着部队实际上发生了哗变。我立即跑回家对家人讲，看来中央对部分军队失去控制，弄不好部队之间还要打起来。到了下午五点，二十八军不但没往前推进一步，反尔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到了军事博物馆）。后来听在军队工作的一位朋友讲，二十八军的团以上的干部全部被逮捕，关在军队监狱，包括一些军师级干部不但带上了手铐，而且带着脚镣。除了二十八军外，还有一些部队包括一些属于第一梯队的部队也有抗命的，如从北边方向来的一支部队在颐和园后的青龙桥被当地的群众拦住，部队也是没有执行开枪的命令即撤走了。六月四日晚上，北京南边传来了隆隆炮声，我们全都跑到南边的阳台上，什么也看不见，但炮声是确实的。后来传来各种消息，讲在南宛机场有两支部队打起来了，但无法得到实。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个个人心惶惶，不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 六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众的心上蒙上了阴影，也成为进京执行任务的所有部队的精神负担。”六四”以后，被开枪后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层，无人愿承担开枪的责任。军内流传的消息是，当有人问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为什么部队会开枪时，杨的答覆是他也不知道，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对开枪持保留态度的张震曾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杨的回答是他只是执行命令。张震为此一状告到邓小平那儿，指杨氏兄弟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邓，据讲这也是邓下决心把杨氏兄弟换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的消息还有徐、聂两位老帅和陈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看来他们都不愿沾这个”历史功绩”的光。 军队背上的沉重包袱 上面不愿承担责任，并派人到部队调查了解开枪的情况，使执行任务的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大批无辜群众的伤亡及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使军队视开枪为耻辱，纷纷像避”瘟疫”一样避开枪问题。”六四”后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的群众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六四”时受到国内外一致谴责的二十七军，实际上是替三十八军背了黑锅。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当地群众极大的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给他们，粮店拒绝卖粮给他们。这种压力使二十七军的全体将士无法忍受，他们强烈要求军首长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 下边互相推诿，上边不敢负责 在军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二十七军不得不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二十七军这次去北京执行任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省委、省政府将此信转发到各级政府去做群众的工作，才使二十七军的逆境得到改进。这件事充分说明，开枪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时，在省机关工作的朋友讲到这件事时，很为石家庄及河北的群众而自豪。二十七军的做法使也驻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军被将了一军，三十八军若不公开表态，等于承认自己开了枪。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到中央军委，指责二十七军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乱，为什么视开枪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么事实。这种不请示军委擅自给地方写信的做法不但违背军纪，而且与中央在”六四”问题上不保持一致。三十八军这一状实际上是要求军委对开枪的问题表态。但没想到军委的表态十分模糊：”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这种不是理直气壮肯定开枪的答覆，显然表明中央军委不愿承担开枪的责任。那么开枪打死无辜群众最多并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三十八军，是否敢承认自己开枪并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呢，答案是否定的。我的一个朋友事后去看望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三十八军进京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时，张的情绪十分不好，讲部队内对中央屡调他们进京对付群众很不满，他本人也产生了退下来回南方老家的思想。当我的朋友问三十八军到底开枪没开枪时，张一口否认开枪。张讲部队是用石头打退暴徒而挺进到天安门广场的。 可耻的”平暴”业绩 至于那些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尽管在一九八九年风光一时，但以后这些功绩却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一九九○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打报告，拟在”六四”一年之际，开展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平暴”的伟大历史意义，以教育人民，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当报告送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那儿时，被否定了。当时的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曾质问李瑞环为什么不批，李讲是邓的意见。从那以后，这个曾被高度评价为”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平暴”业绩，就从中国的宣传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两度的”八一”、”春节”拥军优属活动中，也再没有人提及要去慰问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许多曾在北京执行过戒严任务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更不愿终身及让子孙后代背这历史的黑锅。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曾被大颂特颂的”平暴”业绩竟成为人们唯恐沾边的秽迹。原三十八军军长徐先勤因抗命军队武装进京而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认罪，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讲这句话在军中反响很大，对邓小平、杨尚昆有极大的震动。既然没有人愿当”平暴”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 |
使馆最新工作指示如下：1 凡说GCD坏话的，i)一律先打成轮子辱骂之;ii)一律转移矛盾，就说他们攻击中国人。2 鉴于 《大纪元时报》影响越来越广泛，继续实施偷报活动，但后果必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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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5th, 2009,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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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再谈六四反思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26日 转载) （一）就算是寓言吧 (博讯 boxun.com) 一群孩子跟着一对夫妇，据说是他们的父母。这对夫妇花天酒地，可孩子们经常吃不饱，上学不能保证。于是他们请求父母少上馆子，让他们能够好好读书，少干一点活。这对夫妇对他们吼道：“我们养活你们，你们居然敢顶撞父母？”孩子们不想轻易放弃，继续要求“父母”让他们能够跟邻居的孩子那样上学。这对夫妇拿出鞭子和棍子：“你们胆敢再闹，看我不揍你们”。孩子们想，我们又不是没挨过打，挨揍也要闹，毕竟他们是父母，总不会把我们往死里打吧？我们的要求不算过分，也许再坚持一下，他们就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也未可知。哪知，他们的“父母”不只是动棍子，还动刀子杀人！ （二）“事后诸葛亮”可以休矣！ “反思”是对自己以前的认识，或对过去的重新思考，以便提高自己，吸取教训，为以后处理类似情况有所改进。比如以前因为想占小便宜而受了骗，以后对便宜的东西送上门来，要三思而行。其次，反思必须在明白真相后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胡思”。现在对六四的一种“反思”很流行，那就是“要是学生怎样…… 结果就会怎样”。据说刘晓波也“反思”，说“如果四君子绝食起到了和他们意愿相反的作用”。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所谓的“学生领袖”也就是敢于站出来，口才还可以的人。人们参加那场运动没有几个是因为看在学生领袖的份上，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出于良知和公义，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希望。人们参加那场运动，都是按照各自以为最好的方式，没有几个人能料想到邓小平会是那样的无耻和残忍。 类似的运动不会再有。即使有，刘晓波们也不会有机会扮演类似的角色，而新的“领袖”不会听这种反思。就好比婚姻不幸的人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人言，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以后坠入爱河的年轻人还是照样犯同样的错误，重蹈婚姻的悲剧。学生运动也是一样，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学运发生，它还是会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和当时的气氛发展。再说，任何人对自己凭良知所作，对后果无法预料、不能控制的事，没有必要后悔。 其次，在中共没有解密当时决策的全过程——从学生递请愿书，到４·２６社论，到戒严，到屠杀——来谈“要是学生这样，结果就会怎样”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实施屠杀的一方对学生运动的每个阶段的反应，我们如何知道“要是学生早点撤离广场，就不会有屠杀呢？虽然屠杀的方式可能不同，比如制造学生闹事的借口，对“闹事者”“严打”。 最后，在屠夫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让受害者“反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反思”只能起到为凶手开脱的作用。 （三）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 首先，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动用机枪坦克所进行的屠杀。除了少数几个屠夫，六四前绝大多数人预计不到共产党会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大开杀戒。那时候知道的是七六年的四·五清场：工人民兵拿着棍棒，半夜上阵，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全部抓走。可那是“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干的，邓小平据说比他们要好呢。所以我同意一位网友说的，柴玲所说的“流血”不是六四式的“流血”，因为她当时所知道的最坏情况，也就是四五清场式的“流血”（虽然中共早已在西藏，云南等地用正规军杀过平民，但那是相对秘密的，普通百姓并不知情）。 其次，八六、八七年间的学生运动无声无息地终结的后果是，同情学生运动的胡耀邦被逼下台，强硬派李鹏当上总理（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成为总书记）。通过“反思”两年前的学运人们可以预料到，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赵紫阳等一些改革派会被清算，学运领袖被秋后算账。李鹏的“我现在不说 ”和赵紫阳的“老了，无所谓了”便是明显不过的佐证。 有人拿西方的游行和那场运动比，说是西方的游行、示威，完了就走。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西方是民主国家，民众表达了观点之后，政客们就会重视，这既是为他们下一轮的选票，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而在独裁国家，如果当时没有达到承诺，民众的要求不但以后不会考虑，“出头者”反而会得到整肃。 再说，学生运动推动国家走向民主的例子不是没有，邻国南韩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１９７９年），伊朗的群众运动也导致了政权的替换。坚守广场，毕竟还有一些希望，因为紧急人大会议的召开已经有足够的人签名，有望一个月内召开，到时，学生的诉求就会被重新考虑。而他们如果撤离广场，召开人大会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会大打折扣。再说，很多军队不是被百姓劝回去了吗，还有军方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呢！三十八军军长抗命，好像也是得到证实了的。那会想到邓小平会从外地去调动毫不知情的野战军呢？ 早点撤离广场，就是等于学运的完全失败（官方没有答应任何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不甘，市民们也不甘。“温和”如王丹者也承认“如果我们撤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叫纵容恶人！我觉得从感情上没法接受。”“所以我个人当时有这个感受，让我很理性地来很冷静地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因为我没有面对理性的对手”。 其实，当时的学生已经够温和了，任何“出格”的行为都会被学生制止，连弄污毛像的人都被他们抓起来。如果说学生们在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才算“温和”，当初没有学生运动不就更加温和？任人宰割是最温和了。这种“温和”正是中共所想要的，也是中共出动机枪坦克所要达到的。如果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众都这样“温和”，那里的共产政权依然存在。 总而言之，从４·２６社论到戒严，中共一步步把八九学运推上了不归路。当时陷入了一个坑里，各种力量交集综合，没有一种智慧能够把它带出来。 （四）５.３０撤退了还会有屠杀吗？ 这是一个伪问题。首先，历史不能假设。这种问题就像“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会怎样”一样没有意义。其次，这个问题本身暗示学生（领袖）要对屠杀负（部分）责任。 尽管是伪问题，我还是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的形势作一些分析，因为有太多人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学生完全撤离广场，也不见得没有屠杀。比如按照刘刚的”校园割据”，谁能肯定屠杀不会发生在校园？ （五）《天安门》的功过 《天安们》作为记录片，自然有它不可抹杀的意义。如果有人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屠杀，或者否定有屠杀的发生，我会推荐《天安门》给他，因为它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只要有起码良知的人，都能得出简单的结论：中共的无耻和残酷，因为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就好比一个大汉用刀枪去对付一个孩子。 影片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ＬＡ Ｔｉｍｅｓ的Ｋｅｖ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对记录片《天安们》的评论中所写的：“ｉｔ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ａｉｌｅｄ，ｔｈｅｒｅ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ｎｏ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ａｎｄ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 ｃａｕｔｉｏｕｓ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卡玛在做纪录片时说她只想把事实真相告诉观众，问题是在几个小时的影片里如何剪裁“事实”。在取材的过程必然取决于制片人的认知水平。一方面，影片把柴玲对两个记者的话放在一起，极度渲染柴玲等人的非理智；“忽视”掉运动期间学生和市民的克制和理性，几乎没有提及诉求的合理性。两年多前的学潮被“ 平息”而导致胡耀邦下台，这一重要的背景知识更是只字未提，那是运动的导火线，也是学生不肯撤离广场的重要原因之一（见第三段：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另一方面，影片中所采访的人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温和派”，没有严家祺、包遵信、郑义、陈明远、方励之、徐良英、沈泽宜等那些对学运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她所引用的吴国光等人的话，就把８９民运和文革相比，把学生要求改革的诉求说成是革命，并为中共屠杀开脱，比如说４·２６社论就表明了中共的强硬态度（美国那时驻中国大使李洁明也有类似论调，说是邓朴方曾传话给学生，表明中共一定会屠杀）。好像一个歹徒对着无辜者有言在先：“把东西给我，否则我就杀了你”，杀人就有了理由。而戴晴的话“毫无理性的学生和毫无理性的政府”，则把２０来岁的学生的天真对等于久经沙场的屠夫们的冷酷。如果说前面只是“剪裁” 的问题，在屠杀后的一段解说词：“Ｔｉａｎａｎｍｅ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ｗａｓ ｅｍｐｔｙ．Ｂｕｔ ｓｋｉｒｍｉｓｈ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ｗｅｎｔ ｏｎ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ａｙｓ．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ｄｅａｔｈｓ ｏ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则非常明显的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她把市民和学生当成交战的一方。 如果人们对卡玛把学生和政府放在对等的位置还有怀疑的话，她的自序里对当时的一段描述就再清楚不过了。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三位外地青年用墨汁玷污了毛泽东的肖像。当时一位外国记者在现场拍照，立即有学生上前去抢他的照相机。那位记者模仿着学生们游行时的样子，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而学生则说：“这对运动不利，就是不许拍！”这些学生的考虑当然是怕给政府造成镇压的口实。但这一场景十分耐人寻味。向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的人，忽然发现新闻自由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而感到有必要加以封锁。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往往陷入这样的自相矛盾。…… 卡玛用个人的不民主行为来否定学生的民主诉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自觉地遵守“民主”程序，民主中的制衡（ｃｈｅｃｋ ＆ｂａｌａｎｃｅ）正是为了防止个人权力的滥用（不民主）所采用的机制。杰弗森成为总统之后就有大权独揽的尝试。有“民主之父”之称的人尚且如此，从来没有行使过民主权利的学生，又能要求他们什么样的境界？“民主制度”本来就不是一帮“自觉遵守民主”的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各方利益妥协形成的机制。“民主”不是要求每个人自觉地“民主”，民主是防止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是防止个人的权利被随意践踏。再说，学生们并没有他们自己上台取而代之，而是要求执政者进行民主改革。 卡玛这样的认知是不奇怪的。她后来拍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里，基本是没有什么反思，倒是给宋彬彬之流以充分的讲坛自辨（维基百科就以《太阳》为依据对宋彬彬进行了开脱），而不采信其他不同的看法。记者心远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４日对卡玛的采访里写道，卡玛这样做是因为她“相信”宋彬彬，而故意这样的。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卡玛完全缺乏一个“中立”的严肃制片人的资格。影片的结尾的解说词，不但丝毫没有对毛的批判，反而把毛捧为“希望的象征”。指望这样一个与毛时代的极左思潮藕断丝连的人，拍出一部中立的纪录片可以说是缘木求鱼。 有人说，如果《天安门》为中共屠杀开脱，那为什么中共还恨它呢？就像前面说的，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中共连自己拍的《平暴记实》都被禁放，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抹去，８９、６４都成了被屏蔽的词条。中共现在对待六四屠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人们从记忆中抹去，任何提及六四的东西都被禁止。所以，中共禁演《天安门》丝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更不能因此给《天安门》加分。 （六）我看柴玲 柴玲“期待流血”的话，现在听起来很刺耳，再加上《天安门》以及一些电视台的渲染，柴玲好像成了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 ５月１２日开始的绝食，就是“用摧残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的进步”（王丹语）。那一代的学生，从小受的是爱国英雄主义的教育，看到绝食未能达到目的，他们就想用更为激烈的办法，那就是“流血”。当时持那种想法的人绝不是个别的，只是柴玲在语无伦次中说出了实话，再加上她又说了“我想我不会的（坚持在广场）”。于是，柴玲成了“想流别人的血”的卑鄙者，这自然有卡玛的功劳。 其实，柴玲在５.２８讲话中的矛盾，正是体现了她当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想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献身。另一方面是本能的求生愿望，加上当时对一些不同意见的失望。使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正常的矛盾心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过那种经历的人。 至于柴玲在屠杀后的话，“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打倒李鹏伪政府！誓死捍卫天安门！至到最后一个人！”那是很多民众（尤其是热血沸腾的学生）在屠杀的ｓｈｏｃｋ后的反应。有人回忆道，“六月九日了，华东师范大学有上千人庄严宣誓与党中央决裂 ”，“六月中旬，上海学生还在开追悼会，人民广场简直是花圈的海洋”。 有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公然与人民为敌的）中共政权不出几年就会倒台。这些“预料”也没有完全错，柏林墙、苏联、东欧不久就轰然倒塌。只是他们低估了中共，低估的中国人：低估了中共的残暴与狡猾，低估了中国人逆来顺受的能力。 如果柴玲有什么需要给众人一个交代（或者道歉）的话，那就是她在５月３０日突然否定“爱国维宪各界联合会议”的决定。尽管我认可“温和派输给激进的柴玲，实际上‘是输给了广场当时的气氛——激进的上去，温和的下来’”这样的说法，柴玲的举动毕竟是与他们正在争取的民主背道而驰的。不论她怎么认定她是如何正确，“程序公正”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环；民主并不保证每个决定的正确性，民主只是寻求决策过程的正当性。 六四屠杀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愿意参与纪念的人已经不多。这既是恐惧于中共的淫威（害怕上黑名单，害怕回国时有麻烦，害怕国内的亲友受牵连），也是中国人对正义的冷漠。在刽子手没有收到惩罚，正义得到声张之前，就像一位网友说的，刽子手害怕记录他们的罪行，我们就是要不断地把他们的罪恶反复记忆、述说，公诸于世，这就是对他们的精神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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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t (Jun 26th, 20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