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哀伤研究：新的视角与理论整合

快乐飞猪 · Feb 27th, 2010, 13:38

哀伤研究：新的视角与理论整合

作者：刘建鸿李晓文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3月15卷3期

【摘要】哀伤（bereavement）研究长期以来都依循“悲伤过程假设（grief work hypothesis）”，但20世纪80年代后其强调“与逝者分离”的基本假设受到挑战，界定的模糊也使得实证研究工作难以进行。当代研究者从依恋理论、创伤研究、认知应对研究、情感的社会功能等视角多方面对哀伤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并出现了一些整合性的理论模型，文中对有代表性的“依恋与哀伤双程模型”作了介绍，并对“悲伤过程假设”进行了重新检视。

【关键词】哀伤，悲伤过程假设，依恋，哀伤的双程模型。

丧失（loss）是人生命中难以避免的部分，丧失挚爱的亲人更给当事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在Holmes与Rahe很有影响的生活应激事件评定中，丧偶所带来的应激最大，其他家庭成员的去世列在第五[1]，由此可见丧失亲人对当事人生活的巨大影响。香港学者陈维樑将哀伤（bereavement）定义为：任何人在失去所爱或所依恋的对象（主要指亲人）时所面临的境况，这境况既是一个状态，也是一个过程，其中包括了悲伤（grief）与哀悼(mourning)的反应[2]。
1 悲伤过程假设
弗洛伊德最早对哀伤的过程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旧有的联结由于逝者离世而消失时，如果心力从关系中被抽离释放出来的话，过度性精神投入（hypercathexis）的过程便会开始。生者的情感会随着投入重温与逝者有关的每一个记忆，并持续地发现逝者不再存在这一现实而产生波动与抽离。随着时日的过去，这些经过不断投入和抽离的经历会逐渐转移到新的对象身上，直到生者的哀伤最终可以画上休止符。他还进一步推测，如果这一过程遇到异常的外在或内在干扰，当事人仍然停留在某种与逝者矛盾或被内疚支配的关系下，生者的精力难以转移，因而形成延迟、夸大或病理性的悲伤[3]。
此后半个世纪的心理学者大多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看法。研究哀伤的荷兰心理学者Stroebe将他们的看法总结为“悲伤过程假设（grief work hypothesis）”，即“当事人的一系列认知过程，包括直面丧失、回顾去世前后的事件、在心理上逐步与逝者分离（detachment）的过程。它是一个积极持续和需要付出努力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当事人需要意识到亲人丧亡的事实，压抑情感表达是病态现象”[4]。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悲伤过程假设”界定模糊，难以进行实证研究。比如“悲伤过程”与沉思默想（rumination）、苦思（pining）难以区分，而后者被认为是不良的应对方式，将加重或延迟丧失后的抑郁症状[5]。一系列对哀伤的实证研究也对该假设提出了疑问。例如Stroebe等人研究发现，逃避不去直面丧失的寡妇组与经历“悲伤过程”的寡妇组相比，在丧后18个月的抑郁分值上并无显著性差异[6]。
Klass研究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哀伤，他发现许多东亚国家鼓励丧亲者在亲人去世后继续保留与逝者的情感联结，例如日本的祖先崇拜[7]。在另一项对丧子父母的跟踪研究中，Klass发现父母与早夭子女仍然存在情感联结，他提出“悲伤的结束不在于切断与逝者的联系，而在于以不同于生前的方式在内心‘安置’逝者”[8]。我国台湾学者Hsu等人分析了90年代以来台湾52位寡妇和她们30位孩子的叙述和参与者的观察资料，研究发现丧亲后恢复到和谐家庭的常见方式是获得了与逝者的某种重新联系（reconnection），家庭努力维持一种整体性并保留丈夫和父亲的象征性想象。与逝者的重新联系是台湾人化解悲伤普遍能接受的方式[9]。
显然，“悲伤过程假设”需要重新进行检视。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同时结合其他心理学相关领域的理论视角，心理学者对哀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检视。
2 新的研究视角
心理学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如依恋理论、创伤研究、应对研究和情绪的社会功能等研究，为哀伤研究提供了坚实、丰富和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10]。
2.1 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的影响已扩展至“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Bowlby认为依恋对成人的情感生活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依恋关系的形成、保持、破裂及恢复期间产生相应的强烈情感[11]。婚恋依恋自Fraley和Shaver提出后，也已成为研究婚恋情感的联结和丧失的主要理论框架[12]。
Bartholomew和Horowitz提出的4类型模式在婚恋依恋研究中运用较广，该模式以对自我和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的积极和消极程度为基础，将成人婚恋依恋关系分为以下4类[12]。表1 四种依恋类型的“内部工作模型”对自我和他人的不同表征[13]
后三种类型属于不安全依恋类型。安全型的个人能毫无困难地接近与依恋相关的记忆，叙述也前后一致。他们对亲人的去世感到悲伤但不会因此被完全压垮。不安全-冷漠型的个人对他人缺乏信任感，有某种强迫性的自立（compulsive independence），这一类型的个人往往在亲人丧亡后压抑或逃避和依恋关系有关的情绪。不安全-专注型的个人表现得比较情绪化，他们沉溺于丧失亲人的悲痛中，不能建设性地应对与依恋相关的情绪。而不安全-恐惧型的个人对他人和自身都缺乏信任感，以往的创伤损害了他们以至他们不能正常地思考和谈论丧失依恋，前后的叙述也不一致[14]。
2.2 创伤研究
哀伤与创伤研究有重合的部分。Zisook等人仔细研究了大量丧偶者的研究数据，他们发现如果配偶是自然死亡的，有约10%的居丧者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主要表现为反复的侵入性记忆（如噩梦、闪回、侵入性记忆）和保护性反应（如情感麻木、健忘症、认知回避等）；而死于意外事故或自杀身亡的，有超过三分之一居丧者的表现符合PTSD诊断标准[15]。
Horowitz认为经历创伤后，一方面个体的防御机制发生作用，把创伤信息压抑到无意识中去，另一方面个体又有将新信息整合进预存认知模型的“完型倾向”。前者表现为麻木和否认，后者表现为闪回、恶梦等等[16]。认知取向的PTSD研究者认为创伤性事件（如亲人意外丧亡）可能动摇或挑战了个人的核心信念，是否能够恢复，很大程度取决于丧亲者是否能够将创伤事件整合到原先的信念中[16]。因此通过情感吐露和谈论创伤性事件可能促进幸存者的认知重构进而有益于良性的恢复。这与“悲伤过程假设”有相似之处，但强调的重点不同。前者强调整合重构（restructuring），后者则强调在心理与逝者逐步分离（detachment）。
上述论点在许多创伤性的研究中得到支持。例如Pennebaker在研究发现，相比于写肤浅话题的对照组，连续4天写个人创伤经历的大学生在之后的6周免疫系统机能较好，到健康中心就诊的次数也较少[17]。但一般的哀伤是否也能从情感吐露谈论丧失中获益呢？现在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Kelly等人提出这有赖于谈论对方是否接受[18]。Stroebe则提出个体差异性的影响，她认为安全依恋型的人从情感吐露中获益不大，而不安全依恋型的人在相应的指导下会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19]。
2.3 应对研究
Folkman和Lazarus的交互作用模型（transactional coping model）重视当事人的主观评估对应对的影响。评估包括初级评价（对情境给出最初的估计）、次级评价（判断应对技巧与情境要求间匹配的程度）和再评价，他们认为个体对环境的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的不同导致了两种类型的应对策略，即问题焦点应对和情绪焦点应对，个体会依据应激情境而采用动态的应对策略。2001年Cheng在“适应匹配假设”（The- Goodness-of-Fit hypothesis）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灵活性概念，即敏于环境的变化（恰切的认知评估）并采用适宜的应对策略（恰切的应对方式）的人应对灵活性高。研究发现在人生转折时期（如大学新生入学、大学毕业开始工作、结婚），应对灵活性高的人有着更良好的适应[20]。
上述研究提供了动态、深入探究哀伤应对的整体思维，但在哀伤领域上表现又有所不同。居丧者的应激源是亲人既已的丧亡，无法采用“问题焦点应对”，另外居丧者丧应对的就是悲痛的情绪，采用了问题焦点应对似乎也就是使用了情绪焦点应对，两者无法区分。因此针对一般应激提出的两种类型应对策略（问题焦点应对和情绪焦点应对）在应对哀伤显得并不合适[4]。
Stroebe借鉴了Horowitz创伤研究中强调的“侵入和逃避”（intrusion and avoidance）维度，提出哀伤过程的日常经验可以分为丧失导向（loss-oriented）和恢复导向（restored-oriented）两类。前者涉及评估丧失和内心重新安置逝者的位置，后者涉及丧亲后生活的改变（如男子要承担起亡妻生前处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和适应新的角色（如从“丈夫”变为“鳏夫”）等。前者直接与逝者相关，后者则是因亲人去世而衍生。与应对灵活性相似，如果丧亲者能在两者之间灵活地来回摆动（oscillation），不滞留于一端，具有适应性的调节功能[14]。该理论兼顾了哀伤过程的动态性和整体性，将在下文做详细介绍。
研究者还探究了当事人从丧亲事件的获得意义以及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情感联结对丧亲后适应的影响。Davis、Nolen-Hoeksema等人从获得意义角度区分了两类丧亲者。一类是“弄明白”型，他们弄清楚亲人去世的原因（如有些人归结为上帝的意志，有些人归因为死者个人的习惯，如吸烟导致肺癌）；一类是“领悟获益”型，如从丧亲中感受到了生命的珍贵，也更珍惜与其他人的情谊。研究发现“弄明白”型在开始时身体不适程度较低，但在13和18个月后的测量中没有表现出差异性，而“领悟获益”型则在后来表现为更好的适应状况[21]。由此可见对丧亲的积极（“领悟获益”）、中性（“弄明白”）或是消极（如“沉思默想”）思考会带来不同的适应情况。
Field等人发现中年丧偶者存在多种形式的情感联结，如保留逝者的生前物品或是在通过回忆寻求安慰等。研究让丧偶者向逝者独白，结果发现前者与独白时较高的不安呈正相关，并能够预测14及25个月后丧偶者的悲伤程度降低较少，而后者则与独白时的不安呈负相关[22]。可见情感联结是否有益于丧亲者的适应与它是何种形式有关。Shuchter、zisook等研究者认为与逝者的情感联结存在多种水平，事实的、象征的、内化的和想象的联系，事实的联结虽然消失了，但其他的形式可能保留下来甚至发展出更精细的形式[7]。我国许多地区的丧葬习俗中鼓励与逝者的联结（如在家中供亲人的牌位），区分情感联结的不同水平和形式对我国的哀伤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4 情绪的社会功能研究
情绪不但能引发个体机能，也有调节人际的机能。前者如遇到危险情景时的逃离反应，后者如人们能够用情绪来沟通和增进人际亲密。悲伤和愤怒是丧亲者最常见的两种情绪，前者能引发他人的回应和同情，后者则能够调动自身资源以保护自己。短期内它们具有适应性，但如果长期如此，它们的功能会减退，并可能损害人际关系，影响社会支持[10]。
过去哀伤研究很少注意到一些正面情绪（如笑、满意等）的作用。与传统的“悲伤过程假设”相反，Bonanno、Keltner等人发现正向情绪有益于居丧期间的良好适应。他们记录了居丧者真正意义的笑（Duchene laughter and smiling ，笑时会带动眼眶边的轮匝肌收缩，礼貌性的笑则不会），结果发现真正意义的笑与丧后14个月和25个月悲伤舒解程度呈正相关。而同时记录的负面面部表情包括愤怒、蔑视、恶心、恐惧等则与丧后14个月和25个月的悲伤加重呈正相关[23]。
Folkman等人认为正向情绪能够使人“舒一口气”，暂时摆脱眼前的压力情境，在压力面前更能坚持，也能恢复受损的资源或开发新的资源[24]。显然这也有利于居丧者应对日常工作和亲人去世后的其他生活应激事件（例如家务和一些经济方面的事务）。
Keltner等人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与其他居丧者相比，那些在当描述逝去伴侣时至少有一次真正意义笑的人自我报告适应良好，在描述伴侣时也更少矛盾。当一些未受训练的观察者看他们的无声录像时，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正向情绪和更少的受挫感[25]。
与应对灵活性相似，在应激或创伤性事件发生时，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出情绪灵活性的个体也更具适应性。Bonanno等人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对一组纽约大学生进行了为时两年的跟踪研究，结果发现那些既能增强( enhance )也会抑制( suppress )情绪表达的学生表现出更好的适应性[26]。
3 理论的整合：依恋与哀伤双程模型
上述的理论视角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哀伤的理解，但还显得较为散乱。有许多学者试图整合各种理论，以期获得更为整体性的理解。2005年Stroebe针对丧偶者提出的“依恋与哀伤双程模型”整合了依恋理论、创伤研究和认知应对理论，正体现了这一努力[14]。
Stroebe等人认为哀伤过程的日常经验可以分为丧失导向（loss-oriented）和恢复导向（restored-oriented）两前者与评估丧失和内心重新安置逝者的位置有关，包括悲伤过程（grief work）、悲伤干扰（intrusion from grief）、破坏联结（breaking bonds/ties）、否认/回避恢复的转变。后者包括使自己专注于生活的转变、做新的事情、从悲伤中分神（distraction from grief）、否认/回避悲伤、适应新角色/身份/关系。一般丧偶者往往在两者之间来回摆动（oscillation），既接近又逃避哀伤（confrontation and avoidance），来回往复于“丧失导向”和“复导向”的经验之间，如图1[4]。
图1 哀伤的双程模型（Dual-Process Model of Bereavement）
Stroebe假设这种接近和逃避的来回摆动具有适应性的调节功能。若没有摆动的发生，长期滞留在丧失导向或恢复导向一端，都可能导致病态或复杂的哀伤。例如，长期的悲痛（chronic grief）者常常沉思默想逝去的亲人，他们强迫性地让自己停留在丧失导向的经验里；而延迟或抑制的悲痛（delayed or inhibited grief）者在早期没有或很少表现出悲伤，但可能在以后会表现为躯体症状，他们只关注于恢复导向，而逃避丧失导向。已有一些研究证明了这种假设[14]。
依据依恋“内部工作模型”的不同可将丧偶者分为“安全依恋型”、“不安全-专注型”、“不安全-冷漠型”和“不安全-恐惧型”。安全依恋型表现出正常的悲伤，仍然保留着与逝者的情感联结但逐步减弱，会逐渐地适应现实生活，正面重估丧失经验，在双程模型中表现为灵活地摆动于“丧失导向”和“恢复导向”之间；不安全-专注型表现出长期强烈的悲痛，常常沉思默想与逝者有关的一切，在双程模型中表现为偏向于丧失导向经验。相反，不安全-冷漠型很少表现出悲伤，也否认内心有此需要，但在以后可能表现出压抑或延迟的悲伤，在双程模型中他们偏向于恢复导向经验。而不安全-恐惧型不能连贯一致地叙述逝者，也不能有效地进行应对，他们对逝者的离去既逃避又焦虑，也担忧自己，心神不安，严重者会出现PTSD的相关症状，如“强迫的侵入性回忆和逃避”[14]。在双程模型中他们体现为摆动轨迹的紊乱。
依据此模型，Stroebe对哀伤咨询提出了富有操作性的指导：咨询应依据丧偶者的依恋类型予以不同的指导，对于安全依恋型只需给予适度的理解和情感支持；对于不安全-专注型，则应当在辅导中促使当事人尽量离开与逝者有关的事物，更多地参与一些新的社会活动；对于不安全-冷漠型，咨询师可以适时地促其面对内心的情感，适当宣泄其内在的积郁和悲伤；而对于不安全-恐惧型，由于他们表现出自我描述的不一致，咨询师在辅导中应让他们有更多的倾诉机会，以帮助他们发展出关于逝去者的一致性陈述[14]。
4 小结与展望
“与逝去的亲人在内心逐步分离”是“悲伤过程假设”的核心论点，也是基于此发展出了许多哀伤咨询理论。当代的研究并非完全推翻这一假设，而是发现它过于“简化”了，远远不能涵盖哀伤过程中的诸多因素。例如它没有考虑居丧者的个体差异性（如不同的依恋类型），也没有区分居丧者与逝者情感联结的不同形式和水平带来的影响，因而无法对不同情形下的哀伤做出预测和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同时“悲伤过程假设”定义的模糊也妨碍了哀伤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当代相关研究领域带来的多元视角给哀伤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有几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普遍注重哀伤研究的生态性。例如Stroebe的哀伤双程模型不但关注了伤悼逝者的心理过程（丧失导向），还关注了丧亲后生活的各种变化（恢复导向）。情绪的社会功能研究注意到哀伤过程中正向情绪的存在和带来的良性影响。相比之下，“悲伤过程假设”的考虑显得较为局限；二是关注了哀伤应对过程中灵活性的重要性。Stroebe对哀伤双程模型中摆动灵活性的重视，与其他研究者提出的应对灵活性、情绪灵活性一起，体现了当代心理学研究越来越关注心理过程的动态性；三是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价值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对哀伤过程的影响。我国台湾学者王纯娟、林绮云等人在这方面做了较深入的探讨[27,28]，这对国内研究者今后考察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哀伤过程，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研究的多元视角丰富了对哀伤过程的理解，但也显得较为散乱，Stroebe、Bonanno等研究者的理论整合尝试更全面地来思考和把握哀伤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思考。预计将来的哀伤研究会出现包容性更大的理论模型，同时注重在整体框架下考察个体差异（如年龄、性别、依恋类型、以往的丧失经验、宗教信仰等）和人际互动因素（如亲友们/团体的社会支持、群体活动等）对哀伤过程的影响。
由于影响的因素众多，各个因素间是否存在着交互作用，是否存在因素混淆的情况（例如宗教信仰者的哀伤疏解是团体的社会支持起作用还是信仰本身？）以及哀伤过程中各个因素的影响权重都需要将来进一步深入探讨。
国内的哀伤研究刚刚起步。丁焱、陈瑜等医疗工作者从临床角度对哀伤人群的心理护理提出了建议[29,30]，学者贾晓明以精神分析为理论背景，分析了中国当代城市丧葬祭奠仪式的心理功能[31]，总体还处于借鉴和提出假设的早期阶段。国内研究者今后除了借鉴国外哀伤理论和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外，还可以就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问题展开研究。如探讨“孝”的观念、不同地域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对哀伤过程的影响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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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飞猪 · Feb 27th, 2010, 13:42

不过真的满全的，或者您硬着头皮看看，也许能有点收获？

六成新 · Feb 28th, 2010, 00:00

引用:

作者: 快乐飞猪

不过真的满全的，或者您硬着头皮看看，也许能有点收获？

原来你知道呀！我倒真想硬着头皮看看，回头再评！

快乐飞猪 · Feb 28th, 2010, 17:01

引用:

作者: 七成新

原来你知道呀！我倒真想硬着头皮看看，回头再评！

老七，用点功，赶快交活。

六成新 · Mar 1st, 2010, 13:38

内容不错，读起来费劲，还是LZ有研究，不知从哪里扒出的内容，只是缺了图表，使可读性又降了不少。对认识和理解有些人提出的“如何与死去的亲人联系”等处境有帮助。

Feb 27th, 2010, 13:38	#1
快乐飞猪 Member 注册日期: Jun 2008 帖子: 59 积分:4 精华:1	【转帖】哀伤研究：新的视角与理论整合哀伤研究：新的视角与理论整合作者：刘建鸿李晓文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3月15卷3期【摘要】哀伤（bereavement）研究长期以来都依循“悲伤过程假设（grief work hypothesis）”，但20世纪80年代后其强调“与逝者分离”的基本假设受到挑战，界定的模糊也使得实证研究工作难以进行。当代研究者从依恋理论、创伤研究、认知应对研究、情感的社会功能等视角多方面对哀伤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并出现了一些整合性的理论模型，文中对有代表性的“依恋与哀伤双程模型”作了介绍，并对“悲伤过程假设”进行了重新检视。【关键词】哀伤，悲伤过程假设，依恋，哀伤的双程模型。丧失（loss）是人生命中难以避免的部分，丧失挚爱的亲人更给当事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在Holmes与Rahe很有影响的生活应激事件评定中，丧偶所带来的应激最大，其他家庭成员的去世列在第五[1]，由此可见丧失亲人对当事人生活的巨大影响。香港学者陈维樑将哀伤（bereavement）定义为：任何人在失去所爱或所依恋的对象（主要指亲人）时所面临的境况，这境况既是一个状态，也是一个过程，其中包括了悲伤（grief）与哀悼(mourning)的反应[2]。 1 悲伤过程假设弗洛伊德最早对哀伤的过程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旧有的联结由于逝者离世而消失时，如果心力从关系中被抽离释放出来的话，过度性精神投入（hypercathexis）的过程便会开始。生者的情感会随着投入重温与逝者有关的每一个记忆，并持续地发现逝者不再存在这一现实而产生波动与抽离。随着时日的过去，这些经过不断投入和抽离的经历会逐渐转移到新的对象身上，直到生者的哀伤最终可以画上休止符。他还进一步推测，如果这一过程遇到异常的外在或内在干扰，当事人仍然停留在某种与逝者矛盾或被内疚支配的关系下，生者的精力难以转移，因而形成延迟、夸大或病理性的悲伤[3]。此后半个世纪的心理学者大多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看法。研究哀伤的荷兰心理学者Stroebe将他们的看法总结为“悲伤过程假设（grief work hypothesis）”，即“当事人的一系列认知过程，包括直面丧失、回顾去世前后的事件、在心理上逐步与逝者分离（detachment）的过程。它是一个积极持续和需要付出努力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当事人需要意识到亲人丧亡的事实，压抑情感表达是病态现象”[4]。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悲伤过程假设”界定模糊，难以进行实证研究。比如“悲伤过程”与沉思默想（rumination）、苦思（pining）难以区分，而后者被认为是不良的应对方式，将加重或延迟丧失后的抑郁症状[5]。一系列对哀伤的实证研究也对该假设提出了疑问。例如Stroebe等人研究发现，逃避不去直面丧失的寡妇组与经历“悲伤过程”的寡妇组相比，在丧后18个月的抑郁分值上并无显著性差异[6]。 Klass研究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哀伤，他发现许多东亚国家鼓励丧亲者在亲人去世后继续保留与逝者的情感联结，例如日本的祖先崇拜[7]。在另一项对丧子父母的跟踪研究中，Klass发现父母与早夭子女仍然存在情感联结，他提出“悲伤的结束不在于切断与逝者的联系，而在于以不同于生前的方式在内心‘安置’逝者”[8]。我国台湾学者Hsu等人分析了90年代以来台湾52位寡妇和她们30位孩子的叙述和参与者的观察资料，研究发现丧亲后恢复到和谐家庭的常见方式是获得了与逝者的某种重新联系（reconnection），家庭努力维持一种整体性并保留丈夫和父亲的象征性想象。与逝者的重新联系是台湾人化解悲伤普遍能接受的方式[9]。显然，“悲伤过程假设”需要重新进行检视。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同时结合其他心理学相关领域的理论视角，心理学者对哀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检视。 2 新的研究视角心理学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如依恋理论、创伤研究、应对研究和情绪的社会功能等研究，为哀伤研究提供了坚实、丰富和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10]。 2.1 依恋理论依恋理论的影响已扩展至“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Bowlby认为依恋对成人的情感生活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依恋关系的形成、保持、破裂及恢复期间产生相应的强烈情感[11]。婚恋依恋自Fraley和Shaver提出后，也已成为研究婚恋情感的联结和丧失的主要理论框架[12]。 Bartholomew和Horowitz提出的4类型模式在婚恋依恋研究中运用较广，该模式以对自我和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的积极和消极程度为基础，将成人婚恋依恋关系分为以下4类[12]。表1 四种依恋类型的“内部工作模型”对自我和他人的不同表征[13] 后三种类型属于不安全依恋类型。安全型的个人能毫无困难地接近与依恋相关的记忆，叙述也前后一致。他们对亲人的去世感到悲伤但不会因此被完全压垮。不安全-冷漠型的个人对他人缺乏信任感，有某种强迫性的自立（compulsive independence），这一类型的个人往往在亲人丧亡后压抑或逃避和依恋关系有关的情绪。不安全-专注型的个人表现得比较情绪化，他们沉溺于丧失亲人的悲痛中，不能建设性地应对与依恋相关的情绪。而不安全-恐惧型的个人对他人和自身都缺乏信任感，以往的创伤损害了他们以至他们不能正常地思考和谈论丧失依恋，前后的叙述也不一致[14]。 2.2 创伤研究哀伤与创伤研究有重合的部分。Zisook等人仔细研究了大量丧偶者的研究数据，他们发现如果配偶是自然死亡的，有约10%的居丧者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主要表现为反复的侵入性记忆（如噩梦、闪回、侵入性记忆）和保护性反应（如情感麻木、健忘症、认知回避等）；而死于意外事故或自杀身亡的，有超过三分之一居丧者的表现符合PTSD诊断标准[15]。 Horowitz认为经历创伤后，一方面个体的防御机制发生作用，把创伤信息压抑到无意识中去，另一方面个体又有将新信息整合进预存认知模型的“完型倾向”。前者表现为麻木和否认，后者表现为闪回、恶梦等等[16]。认知取向的PTSD研究者认为创伤性事件（如亲人意外丧亡）可能动摇或挑战了个人的核心信念，是否能够恢复，很大程度取决于丧亲者是否能够将创伤事件整合到原先的信念中[16]。因此通过情感吐露和谈论创伤性事件可能促进幸存者的认知重构进而有益于良性的恢复。这与“悲伤过程假设”有相似之处，但强调的重点不同。前者强调整合重构（restructuring），后者则强调在心理与逝者逐步分离（detachment）。上述论点在许多创伤性的研究中得到支持。例如Pennebaker在研究发现，相比于写肤浅话题的对照组，连续4天写个人创伤经历的大学生在之后的6周免疫系统机能较好，到健康中心就诊的次数也较少[17]。但一般的哀伤是否也能从情感吐露谈论丧失中获益呢？现在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Kelly等人提出这有赖于谈论对方是否接受[18]。Stroebe则提出个体差异性的影响，她认为安全依恋型的人从情感吐露中获益不大，而不安全依恋型的人在相应的指导下会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19]。 2.3 应对研究 Folkman和Lazarus的交互作用模型（transactional coping model）重视当事人的主观评估对应对的影响。评估包括初级评价（对情境给出最初的估计）、次级评价（判断应对技巧与情境要求间匹配的程度）和再评价，他们认为个体对环境的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的不同导致了两种类型的应对策略，即问题焦点应对和情绪焦点应对，个体会依据应激情境而采用动态的应对策略。2001年Cheng在“适应匹配假设”（The- Goodness-of-Fit hypothesis）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灵活性概念，即敏于环境的变化（恰切的认知评估）并采用适宜的应对策略（恰切的应对方式）的人应对灵活性高。研究发现在人生转折时期（如大学新生入学、大学毕业开始工作、结婚），应对灵活性高的人有着更良好的适应[20]。上述研究提供了动态、深入探究哀伤应对的整体思维，但在哀伤领域上表现又有所不同。居丧者的应激源是亲人既已的丧亡，无法采用“问题焦点应对”，另外居丧者丧应对的就是悲痛的情绪，采用了问题焦点应对似乎也就是使用了情绪焦点应对，两者无法区分。因此针对一般应激提出的两种类型应对策略（问题焦点应对和情绪焦点应对）在应对哀伤显得并不合适[4]。 Stroebe借鉴了Horowitz创伤研究中强调的“侵入和逃避”（intrusion and avoidance）维度，提出哀伤过程的日常经验可以分为丧失导向（loss-oriented）和恢复导向（restored-oriented）两类。前者涉及评估丧失和内心重新安置逝者的位置，后者涉及丧亲后生活的改变（如男子要承担起亡妻生前处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和适应新的角色（如从“丈夫”变为“鳏夫”）等。前者直接与逝者相关，后者则是因亲人去世而衍生。与应对灵活性相似，如果丧亲者能在两者之间灵活地来回摆动（oscillation），不滞留于一端，具有适应性的调节功能[14]。该理论兼顾了哀伤过程的动态性和整体性，将在下文做详细介绍。研究者还探究了当事人从丧亲事件的获得意义以及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情感联结对丧亲后适应的影响。Davis、Nolen-Hoeksema等人从获得意义角度区分了两类丧亲者。一类是“弄明白”型，他们弄清楚亲人去世的原因（如有些人归结为上帝的意志，有些人归因为死者个人的习惯，如吸烟导致肺癌）；一类是“领悟获益”型，如从丧亲中感受到了生命的珍贵，也更珍惜与其他人的情谊。研究发现“弄明白”型在开始时身体不适程度较低，但在13和18个月后的测量中没有表现出差异性，而“领悟获益”型则在后来表现为更好的适应状况[21]。由此可见对丧亲的积极（“领悟获益”）、中性（“弄明白”）或是消极（如“沉思默想”）思考会带来不同的适应情况。 Field等人发现中年丧偶者存在多种形式的情感联结，如保留逝者的生前物品或是在通过回忆寻求安慰等。研究让丧偶者向逝者独白，结果发现前者与独白时较高的不安呈正相关，并能够预测14及25个月后丧偶者的悲伤程度降低较少，而后者则与独白时的不安呈负相关[22]。可见情感联结是否有益于丧亲者的适应与它是何种形式有关。Shuchter、zisook等研究者认为与逝者的情感联结存在多种水平，事实的、象征的、内化的和想象的联系，事实的联结虽然消失了，但其他的形式可能保留下来甚至发展出更精细的形式[7]。我国许多地区的丧葬习俗中鼓励与逝者的联结（如在家中供亲人的牌位），区分情感联结的不同水平和形式对我国的哀伤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4 情绪的社会功能研究情绪不但能引发个体机能，也有调节人际的机能。前者如遇到危险情景时的逃离反应，后者如人们能够用情绪来沟通和增进人际亲密。悲伤和愤怒是丧亲者最常见的两种情绪，前者能引发他人的回应和同情，后者则能够调动自身资源以保护自己。短期内它们具有适应性，但如果长期如此，它们的功能会减退，并可能损害人际关系，影响社会支持[10]。过去哀伤研究很少注意到一些正面情绪（如笑、满意等）的作用。与传统的“悲伤过程假设”相反，Bonanno、Keltner等人发现正向情绪有益于居丧期间的良好适应。他们记录了居丧者真正意义的笑（Duchene laughter and smiling ，笑时会带动眼眶边的轮匝肌收缩，礼貌性的笑则不会），结果发现真正意义的笑与丧后14个月和25个月悲伤舒解程度呈正相关。而同时记录的负面面部表情包括愤怒、蔑视、恶心、恐惧等则与丧后14个月和25个月的悲伤加重呈正相关[23]。 Folkman等人认为正向情绪能够使人“舒一口气”，暂时摆脱眼前的压力情境，在压力面前更能坚持，也能恢复受损的资源或开发新的资源[24]。显然这也有利于居丧者应对日常工作和亲人去世后的其他生活应激事件（例如家务和一些经济方面的事务）。 Keltner等人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与其他居丧者相比，那些在当描述逝去伴侣时至少有一次真正意义笑的人自我报告适应良好，在描述伴侣时也更少矛盾。当一些未受训练的观察者看他们的无声录像时，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正向情绪和更少的受挫感[25]。与应对灵活性相似，在应激或创伤性事件发生时，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出情绪灵活性的个体也更具适应性。Bonanno等人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对一组纽约大学生进行了为时两年的跟踪研究，结果发现那些既能增强( enhance )也会抑制( suppress )情绪表达的学生表现出更好的适应性[26]。 3 理论的整合：依恋与哀伤双程模型上述的理论视角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哀伤的理解，但还显得较为散乱。有许多学者试图整合各种理论，以期获得更为整体性的理解。2005年Stroebe针对丧偶者提出的“依恋与哀伤双程模型”整合了依恋理论、创伤研究和认知应对理论，正体现了这一努力[14]。 Stroebe等人认为哀伤过程的日常经验可以分为丧失导向（loss-oriented）和恢复导向（restored-oriented）两前者与评估丧失和内心重新安置逝者的位置有关，包括悲伤过程（grief work）、悲伤干扰（intrusion from grief）、破坏联结（breaking bonds/ties）、否认/回避恢复的转变。后者包括使自己专注于生活的转变、做新的事情、从悲伤中分神（distraction from grief）、否认/回避悲伤、适应新角色/身份/关系。一般丧偶者往往在两者之间来回摆动（oscillation），既接近又逃避哀伤（confrontation and avoidance），来回往复于“丧失导向”和“复导向”的经验之间，如图1[4]。图1 哀伤的双程模型（Dual-Process Model of Bereavement） Stroebe假设这种接近和逃避的来回摆动具有适应性的调节功能。若没有摆动的发生，长期滞留在丧失导向或恢复导向一端，都可能导致病态或复杂的哀伤。例如，长期的悲痛（chronic grief）者常常沉思默想逝去的亲人，他们强迫性地让自己停留在丧失导向的经验里；而延迟或抑制的悲痛（delayed or inhibited grief）者在早期没有或很少表现出悲伤，但可能在以后会表现为躯体症状，他们只关注于恢复导向，而逃避丧失导向。已有一些研究证明了这种假设[14]。依据依恋“内部工作模型”的不同可将丧偶者分为“安全依恋型”、“不安全-专注型”、“不安全-冷漠型”和“不安全-恐惧型”。安全依恋型表现出正常的悲伤，仍然保留着与逝者的情感联结但逐步减弱，会逐渐地适应现实生活，正面重估丧失经验，在双程模型中表现为灵活地摆动于“丧失导向”和“恢复导向”之间；不安全-专注型表现出长期强烈的悲痛，常常沉思默想与逝者有关的一切，在双程模型中表现为偏向于丧失导向经验。相反，不安全-冷漠型很少表现出悲伤，也否认内心有此需要，但在以后可能表现出压抑或延迟的悲伤，在双程模型中他们偏向于恢复导向经验。而不安全-恐惧型不能连贯一致地叙述逝者，也不能有效地进行应对，他们对逝者的离去既逃避又焦虑，也担忧自己，心神不安，严重者会出现PTSD的相关症状，如“强迫的侵入性回忆和逃避”[14]。在双程模型中他们体现为摆动轨迹的紊乱。依据此模型，Stroebe对哀伤咨询提出了富有操作性的指导：咨询应依据丧偶者的依恋类型予以不同的指导，对于安全依恋型只需给予适度的理解和情感支持；对于不安全-专注型，则应当在辅导中促使当事人尽量离开与逝者有关的事物，更多地参与一些新的社会活动；对于不安全-冷漠型，咨询师可以适时地促其面对内心的情感，适当宣泄其内在的积郁和悲伤；而对于不安全-恐惧型，由于他们表现出自我描述的不一致，咨询师在辅导中应让他们有更多的倾诉机会，以帮助他们发展出关于逝去者的一致性陈述[14]。 4 小结与展望 “与逝去的亲人在内心逐步分离”是“悲伤过程假设”的核心论点，也是基于此发展出了许多哀伤咨询理论。当代的研究并非完全推翻这一假设，而是发现它过于“简化”了，远远不能涵盖哀伤过程中的诸多因素。例如它没有考虑居丧者的个体差异性（如不同的依恋类型），也没有区分居丧者与逝者情感联结的不同形式和水平带来的影响，因而无法对不同情形下的哀伤做出预测和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同时“悲伤过程假设”定义的模糊也妨碍了哀伤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当代相关研究领域带来的多元视角给哀伤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有几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普遍注重哀伤研究的生态性。例如Stroebe的哀伤双程模型不但关注了伤悼逝者的心理过程（丧失导向），还关注了丧亲后生活的各种变化（恢复导向）。情绪的社会功能研究注意到哀伤过程中正向情绪的存在和带来的良性影响。相比之下，“悲伤过程假设”的考虑显得较为局限；二是关注了哀伤应对过程中灵活性的重要性。Stroebe对哀伤双程模型中摆动灵活性的重视，与其他研究者提出的应对灵活性、情绪灵活性一起，体现了当代心理学研究越来越关注心理过程的动态性；三是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价值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对哀伤过程的影响。我国台湾学者王纯娟、林绮云等人在这方面做了较深入的探讨[27,28]，这对国内研究者今后考察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哀伤过程，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启发价值。研究的多元视角丰富了对哀伤过程的理解，但也显得较为散乱，Stroebe、Bonanno等研究者的理论整合尝试更全面地来思考和把握哀伤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思考。预计将来的哀伤研究会出现包容性更大的理论模型，同时注重在整体框架下考察个体差异（如年龄、性别、依恋类型、以往的丧失经验、宗教信仰等）和人际互动因素（如亲友们/团体的社会支持、群体活动等）对哀伤过程的影响。由于影响的因素众多，各个因素间是否存在着交互作用，是否存在因素混淆的情况（例如宗教信仰者的哀伤疏解是团体的社会支持起作用还是信仰本身？）以及哀伤过程中各个因素的影响权重都需要将来进一步深入探讨。国内的哀伤研究刚刚起步。丁焱、陈瑜等医疗工作者从临床角度对哀伤人群的心理护理提出了建议[29,30]，学者贾晓明以精神分析为理论背景，分析了中国当代城市丧葬祭奠仪式的心理功能[31]，总体还处于借鉴和提出假设的早期阶段。国内研究者今后除了借鉴国外哀伤理论和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外，还可以就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问题展开研究。如探讨“孝”的观念、不同地域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对哀伤过程的影响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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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飞猪 Member 注册日期: Jun 2008 帖子: 59 积分:4 精华:1	Desiderantes Meliorem Patriam

Feb 27th, 2010, 13:42	只看该作者 #2
快乐飞猪 Member 注册日期: Jun 2008 帖子: 59 积分:4 精华:1 声望: 1411401	在这里贴这样的综述，有过于学究之嫌。不过真的满全的，或者您硬着头皮看看，也许能有点收获？

Mar 1st, 2010, 13:38	只看该作者 #5
六成新 Senior Member 注册日期: Mar 2006 帖子: 3,209 积分:41 精华:13 声望: 22017980	内容不错，读起来费劲，还是LZ有研究，不知从哪里扒出的内容，只是缺了图表，使可读性又降了不少。对认识和理解有些人提出的“如何与死去的亲人联系”等处境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