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屡遭质疑统计偏差致政策摇摆

justincalgary · May 25th, 2010, 01:16

真实是统计数据的底线。但家底不清、数字不实，已成为当前深化各项改革举措面临的路障。数字不实的背后是“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在政绩面前，基层政府对控制数字有强烈冲动。

　　为了抑制这种冲动，依托电子信息系统，目前的基础数据，企业报表正在被要求超级汇总直报到国家统计局，以扫除中间环节干扰。但在“数字出官”体制尚存的环境下，海量的源头数据的真实又如何保障？

　　《瞭望》文章：数据公信力

　　GDP数据各地加起来大于全国、登记失业率指标难副其实、收入统计难以明辨社会各阶层实际收入状况——这些关系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数据，本是国家出台调控政策的官方依据和权威信息，却屡遭学者以及公众质疑。

　　而差之毫厘的统计数据，有可能带来谬以千里的调控结果。

　　以房地产调控来看，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数次调控，伴随调控“热与不热”、“高与不高”的激烈争辩，至今仍是“公按公的理说，婆按婆的数唱”。

　　口水账的背后是房地产市场一直缺乏一个权威的房价统计指标，在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垄断下，学术、科研机构发布的指数不仅权威性不强，甚至有通过操纵信息实现自身商业利益目的之嫌。房价数出多门，数据打架，不但造成市场混乱，更恶劣的后果是导致政策左右摇摆，房价越调越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当前又到了新一轮调控的关键期，在“权威”依旧阙如的情况下，如果被诸如“北京房价直降8000”之类的信息“忽悠”的话，不知政策最后会走向何方？

　　除了房地产领域，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在统计中“按需要报数”、“按计划报数”，明知统计数据不实却不进行调查核实；有些部门在发布相同或相似的统计指标数据时，对统计范围、统计方法、指标含义等没有任何说明；同一件事情、同一政府部门的说法前后矛盾、不同政府部门的说法不一、政府和学术机构结论相左。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统计指标却延续着计划的特征，统计方法也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步伐，一些重要统计指标明显缺失，某些已有的重要指标和统计口径不合理，缺少重要转型期特色指标。例如，占农民工半数以上的“外出农民工”的生活支出是按照城市生活的必需来安排的，但统计规则仍将这部分人的生活支出按农村生活水平来统计，农民工的实际支出“被统计缩水”。指标缺失、口径错位带来的是“张村有个张千万，隔壁9个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老百姓收入“被增长”，老百姓“被就业”。

　　真实是统计数据的底线。但家底不清、数字不实，已成为当前深化各项改革举措面临的路障。数字不实的背后是“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在政绩面前，基层政府对控制数字有强烈冲动。

　　为了抑制这种冲动，依托电子信息系统，目前的基础数据，企业报表正在被要求超级汇总直报到国家统计局，以扫除中间环节干扰。但在“数字出官”体制尚存的环境下，海量的源头数据的真实又如何保障？

　　完善统计方法制度，夯实基础数据的背后，应该是整个社会信用体制的完善。□(文/唐敏)

　　《瞭望》文章：统计之重

　　本该力求真实的统计在政绩出官体制下，被动地处于火山口的尴尬境地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青的官员加学者身份让他近年来成为全国两会媒体报道的焦点。

　　今年更是如此。“今年两会，3月8日之前代表们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统计。”在湖北省统计局办公室内，叶青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对房价涨幅老百姓关注度很高。”

　　其实，不仅仅是房价，地方GDP之和大大高出全国核算数据、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统计范围太窄、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反映实际失业率等，都让老百姓对统计数据心生迷雾。“2009年全国房价1.5%的涨幅指数，是公众质疑统计数据公信力的一个触发点。”

　　为什么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社会对统计数据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对统计数据的依赖越来越重，但公众对数字的满意度却并不高，而且质疑之声不断？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调研从叶青开始。

　　“难堪”的国家承诺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在变化，但30年来任何一个省，少有出现GDP负增长的年份，只有2009年上半年山西出现了负增长。山西省还因统计数真实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关于GDP，我们5年前10年前的水分挤干净了吗？”谈到GDP，即便作为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也心存疑问。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在统计上大体有两个通用的指标可以反映生产成果。一是总产值，二是增加值。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所有生产成果。

　　“因为挤水分不仅仅是数据的增减，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任领导挤水分，就意味着其在任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增速会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在前任很有可能升至现任上一级的情况下，现任不敢挤，也没有动力去挤。”在叶青看来，5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挨家挨户地毯式的调查，可以挤掉一部分水分，“而且越早越好”。

　　湖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动用了8万左右的人力。“花费人力财力就是要把数字搞准”，但让叶青比较不习惯的是，“第一次经济普查时，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以国家的名义郑重承诺，对企业所报数据保密，不会告知别的部门，比如税务部门。”对外只公布总数，不公布各个企业的数字。“到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时候，我们依旧这样对企业承诺。这非常难堪，希望在将来可以不作这样的承诺。”

　　即便有这样的承诺，也有学者对普查数据到底有多真实表示怀疑。“核算GDP所需的基础数据相当多，仅国家统计局报表中就有3000多个指标与 GDP核算有关。大面积的调查，如果一部分数据不真实，结果反而不如非普查年度的核算数据来得准确。”

　　“申报表格过多过于复杂，不同部门都有不同的表格。另外，由调查方申报数据往往会有偏差，或者故意错报，但是复查的成本又过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柯惠新担心。

　　“普查是一次全面的清查，采集的方式跟常规数据不一样，应该说普查数据更准一点。国家对普查数据也是认可的，明确要求普查年份以普查数据为准。”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对本刊记者表示。

　　中国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主要采取生产法加部分行业的收入法来核算。“所以，为什么能在经济普查的时候把家底摸清，就是借统计指标很全面、单位也全面的机会，把各个行业的增加值算出来，便于按收入法核算部分行业的GDP。”湖北某市统计局参与经济普查的统计人员告诉记者，在非普查年份，季度核算主要是通过经济普查底数作为基数，按照相关行业的增加值指标进行推算的，这就有一定的误差，需要普查数据来修订。

　　在这位统计人员看来，各省GDP加起来大于全国的总数，区县GDP的数据加起来大于全市的总数是正常的。现在经济活动非常复杂，生产经营地和登记注册地不一致的情况很多，为招商引资地方付出了很多心血，产值当然竭力想要算在当地，但作为注册地按属地原则也应该要计入这部分产值。

　　以这位统计员所在的市为例，市政府专门召开过一个会议，决定对发生在该市区县一级的上述情况按两方都算进行处理。“所以，对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都算，而全市上报的时候就剔除重复，只算一次。因此，有时我们需要做两套表。”这位统计人员表示。

　　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在统计中不但竭力“用足”、“算足”数据，甚至不惜添加其他“水分”，以至影响到GDP的准确度。对此，上述统计人员表示，“现在湖北省对市里也有所限制，要求各区县的经济总量不能超过全市的0.5%，GDP增速不能超过0.3%。”

　　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呈逆向

　　“你们怎么对GDP这么感兴趣？”中部某省统计局核算处处长，对于本刊记者关于GDP的疑问，笑着反问。

　　掌管着有“统计的龙头”之称的核算处，对于国家统计局正在积极部署的GDP下算一级工作，他表示，“目前应该说具备了下算一级的条件，但下算以后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各个地方都说自己的数被算低了，天天来找你。”

　　事实上，这位处长的担心，在国家统计局层面已经发生。在GDP核算制度由之前的“审算结合”过渡到当前的“下管一级”之后，柯惠新告诉记者，就出现了各个省都来跑数字的情况。这个省算了又算，提高了1%。那一个省就不干了，也要求提高多少。“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考虑的。”

　　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在一些地方，个别领导出于政绩考虑，还存在对统计数据进行行政干预的问题。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提供准确数据，迟报、漏报甚至是拒报统计资料。叶青告诉记者，大约5到10年前，他听过的典型故事是：年末，某县县长把重要部门的负责同志召集在一间房子里，一块凑数字。应该说，“这种做法现在比较困难，因为县一级的GDP由地市来算，这不是县长、书记想要什么数据就可以要到的。”但叶青也坦言，他担心领导干部控制不了GDP总数，不排除他们“未雨绸缪”深化到GDP构成数，即让企业的数字报大一点，这样的做法隐蔽性更大。

　　“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是呈逆向趋势的”，叶青指出，“表现最强烈的是乡镇、县、街道这一级。他们直接管企业，很关心数字的增长幅度。为和别的乡镇作比较，有动力去修改。”

　　乡镇的统计力量本身又是相对薄弱的。这种情形在采访中被基层统计人员形容为倒金字塔结构。“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任务繁多的乡镇统计部门，通常只有3到6个人，一般叫统计站，挂在经发局下。受编制影响，为降低成本，经常是发改、统计、物价三个部门放在一起，有可能搞统计的就两三个人。面对区里众多企业，根本就顾不过来。

　　在湖北这个中部省份的一些市县，统计调查队伍自身的体制没有理顺，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统计工作的稳定开展。某市统计局综合科杨科长告诉记者，他所在市的调查队原来是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随着国家调查总队的成立，现在升格为与统计局平级，承担原来城市调查和企业调查的任务，但农业的调查任务是由调查队和统计局两边共同承担的。“这对地方来说很难，国家没有明确业务到底分在哪里。调查队在属于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的时候，属于事业编制，一些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的身份却干着统计局这边的活。改革之后，调查队编制的人员就理所应当地到调查队工作，原本干的统计局的工作就出现了人手不够的局面。”

　　杨科长告诉记者，不但是乡镇，一般县一级的统计部门编制也非常紧张。十几个人，“一正三副”加上办公室人员、司机、后勤，真正在业务岗位上的人员并不多。

　　“统计的地位虽然提高了，领导干部讲话、汇报材料、政府办、党委办日常的工作都离不开数据，但作为基层统计部门领导，犹如被放在一个火山口上。一边是统计数据的真实、一边是政绩，必须要拿捏好分寸，走好钢丝。”一位刚赴任某市统计局不久的局长，不愿过多接受记者的采访，但说了上面这段话。

　　被低估之嫌

　　即便是被媒体诟病为“虚高”乃至“虚假”的地方GDP数字，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一些中部省区表示，其实仍有保守的成分。“比如一季度我们的 GDP增速按照我们自己的核算超过20%，但从国家到省一级一级核算下来，我们的数字最后是15%左右”。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服务业统计水平参差不齐。”在叶青看来，这是近年来地区与国家GDP 数据产生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在核算GDP时，从各个角度评估主要基础数据，特别是利用税收、用电量、货运周转量等相关指标对地区GDP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明显异常的基础数据，要作适当修正(多数是下调)。而各地区在核算GDP时，虽然也进行评估，但修正时掌握的尺度一般比国家的要宽松。”叶青认为，但“应该看到，有的地方数据宽松，也有地方是瞒报数据的”。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去采用的核心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前苏联的核算体系，直到1992年，才全面采用联合国公布的SNA核算体系。这一年的1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也称中国新核算体系。随即在8月，公布了实施通知，从此开始了正式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并开始编制经济循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

　　但是，对工农业总产值的统计一直保持着“优势”。尤其是农业，按业内的说法是“农口数据是中国最可靠的数据，质量最高”。

　　相应的是三产的统计非常薄弱。“服务业有被低估的嫌疑。”在中部省区采访期间，记者不断听到此种说法。

　　三产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餐饮、金融、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核算主要根据相关指标。比如交通运输，在基数之上，再将交通运输总周转量(这其中涉及公路、水路、航空、铁路等，按一定比例来折算)，按一定的发展速度来核算，批发零售则根据零售额的发展速度进行核算。

　　三产中有大量的个体私营企业，他们有盈利，应该算增加值，但往往统计不上来。在非普查年度，三产的数据主要是资质以上、限额以上企业上报的数据。“抓住普查的机会，一次性地把平时很难统计到的，特别是像规模比较小的服务行业资料统计上来。现在经济普查每五年做一次，这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大有裨益。”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指出。

　　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数字

　　北京市某城区统计局商业科的李江(化名)尽管每月会和3000多家企业的商业数据打交道，这些数据是北京市GDP核算的海量基础数据的小小组成部分，但他接触不到GDP核算。“我们区的GDP数据是由市局给我们的。因为报表是按照法人来报的，一些跨地域的企业如中石油等在全国都有产业活动单位，那么不能把数据全部算到我们区，所以北京市在统计的时候会根据产业进行调整，然后再分配。GDP和CPI都是由市里上报给国家，同时再分配给各个区。像商业的零售额是每个月给各个区下发，而GDP的数据是按照季度下发的。”

　　除了收表送表，李江还要对数据进行审核。先要了解哪些方面哪些环节可能出错，把数据库全部导出来，然后编程，把有错误的数据筛选出来。“但是你不可能想到每一个错误，因为GDP的核算量太大了。有的企业入账也有问题，只有在年底的时候才会入账，所以到了年底一个营业周期才结束，而它的营业额数据也上去了；有的企业可能在年初就把全年的房租付了，那么在一季度这个数据就会很大，季度上就会出现一些波动。”

　　对于社会对统计数据的质疑，李江表示，他力争确保他管辖的数据及时准确上报，但“方法的问题不是我们考虑的，这应该是国家统计局考虑的。方法都是他们定，然后对市局培训，市局再对我们培训，然后我们再对企业培训”。

　　在中部省区的采访中，市级统计局的统计人员也表示，可能在省局的层面，会考虑制度方法的问题，在他们这一级更多地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去执行。该局综合科马科长告诉记者，面对社会公众对统计数据的不认同，“可以解释数据来源的就解释，而不能解释来源的就解释为方法制度的原因”。

　　饱受诟病的人均收入指标，在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就面临制度方法不合时宜的情况。据基层的统计工作人员反映，按现有统计制度，一个县的统计样本户，城乡都是100户，但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但样本户数量过少，而且城镇农村的二分法也难以准确反映群众的收入状况。这样算出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性自然不够。

　　“有时候为了保持数据的稳定，难以修改统计方法”，但柯惠新建议，为了既照顾到可比性又适应现实的变化，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指数。

　　自上而下的方法改革有时会面临责的困难，叶青以服务业的产值统计为例，“由于目前国内对其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基本靠各级政府推算。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核算可能并不如地方核算准确。”

May 25th, 2010, 01:16	#1
justincalgary Senior Member 注册日期: Mar 2010 帖子: 917	【转帖】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屡遭质疑统计偏差致政策摇摆真实是统计数据的底线。但家底不清、数字不实，已成为当前深化各项改革举措面临的路障。数字不实的背后是“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在政绩面前，基层政府对控制数字有强烈冲动。　　为了抑制这种冲动，依托电子信息系统，目前的基础数据，企业报表正在被要求超级汇总直报到国家统计局，以扫除中间环节干扰。但在“数字出官”体制尚存的环境下，海量的源头数据的真实又如何保障？　　《瞭望》文章：数据公信力　　GDP数据各地加起来大于全国、登记失业率指标难副其实、收入统计难以明辨社会各阶层实际收入状况——这些关系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数据，本是国家出台调控政策的官方依据和权威信息，却屡遭学者以及公众质疑。　　而差之毫厘的统计数据，有可能带来谬以千里的调控结果。　　以房地产调控来看，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数次调控，伴随调控“热与不热”、“高与不高”的激烈争辩，至今仍是“公按公的理说，婆按婆的数唱”。　　口水账的背后是房地产市场一直缺乏一个权威的房价统计指标，在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垄断下，学术、科研机构发布的指数不仅权威性不强，甚至有通过操纵信息实现自身商业利益目的之嫌。房价数出多门，数据打架，不但造成市场混乱，更恶劣的后果是导致政策左右摇摆，房价越调越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当前又到了新一轮调控的关键期，在“权威”依旧阙如的情况下，如果被诸如“北京房价直降8000”之类的信息“忽悠”的话，不知政策最后会走向何方？　　除了房地产领域，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在统计中“按需要报数”、“按计划报数”，明知统计数据不实却不进行调查核实；有些部门在发布相同或相似的统计指标数据时，对统计范围、统计方法、指标含义等没有任何说明；同一件事情、同一政府部门的说法前后矛盾、不同政府部门的说法不一、政府和学术机构结论相左。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统计指标却延续着计划的特征，统计方法也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步伐，一些重要统计指标明显缺失，某些已有的重要指标和统计口径不合理，缺少重要转型期特色指标。例如，占农民工半数以上的“外出农民工”的生活支出是按照城市生活的必需来安排的，但统计规则仍将这部分人的生活支出按农村生活水平来统计，农民工的实际支出“被统计缩水”。指标缺失、口径错位带来的是“张村有个张千万，隔壁9个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老百姓收入“被增长”，老百姓“被就业”。　　真实是统计数据的底线。但家底不清、数字不实，已成为当前深化各项改革举措面临的路障。数字不实的背后是“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在政绩面前，基层政府对控制数字有强烈冲动。　　为了抑制这种冲动，依托电子信息系统，目前的基础数据，企业报表正在被要求超级汇总直报到国家统计局，以扫除中间环节干扰。但在“数字出官”体制尚存的环境下，海量的源头数据的真实又如何保障？　　完善统计方法制度，夯实基础数据的背后，应该是整个社会信用体制的完善。□(文/唐敏) 　　《瞭望》文章：统计之重　　本该力求真实的统计在政绩出官体制下，被动地处于火山口的尴尬境地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青的官员加学者身份让他近年来成为全国两会媒体报道的焦点。　　今年更是如此。“今年两会，3月8日之前代表们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统计。”在湖北省统计局办公室内，叶青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对房价涨幅老百姓关注度很高。” 　　其实，不仅仅是房价，地方GDP之和大大高出全国核算数据、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统计范围太窄、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反映实际失业率等，都让老百姓对统计数据心生迷雾。“2009年全国房价1.5%的涨幅指数，是公众质疑统计数据公信力的一个触发点。” 　　为什么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社会对统计数据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对统计数据的依赖越来越重，但公众对数字的满意度却并不高，而且质疑之声不断？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调研从叶青开始。　　“难堪”的国家承诺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在变化，但30年来任何一个省，少有出现GDP负增长的年份，只有2009年上半年山西出现了负增长。山西省还因统计数真实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关于GDP，我们5年前10年前的水分挤干净了吗？”谈到GDP，即便作为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也心存疑问。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在统计上大体有两个通用的指标可以反映生产成果。一是总产值，二是增加值。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所有生产成果。　　“因为挤水分不仅仅是数据的增减，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任领导挤水分，就意味着其在任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增速会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在前任很有可能升至现任上一级的情况下，现任不敢挤，也没有动力去挤。”在叶青看来，5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挨家挨户地毯式的调查，可以挤掉一部分水分，“而且越早越好”。　　湖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动用了8万左右的人力。“花费人力财力就是要把数字搞准”，但让叶青比较不习惯的是，“第一次经济普查时，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以国家的名义郑重承诺，对企业所报数据保密，不会告知别的部门，比如税务部门。”对外只公布总数，不公布各个企业的数字。“到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时候，我们依旧这样对企业承诺。这非常难堪，希望在将来可以不作这样的承诺。” 　　即便有这样的承诺，也有学者对普查数据到底有多真实表示怀疑。“核算GDP所需的基础数据相当多，仅国家统计局报表中就有3000多个指标与 GDP核算有关。大面积的调查，如果一部分数据不真实，结果反而不如非普查年度的核算数据来得准确。” 　　“申报表格过多过于复杂，不同部门都有不同的表格。另外，由调查方申报数据往往会有偏差，或者故意错报，但是复查的成本又过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柯惠新担心。　　“普查是一次全面的清查，采集的方式跟常规数据不一样，应该说普查数据更准一点。国家对普查数据也是认可的，明确要求普查年份以普查数据为准。”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对本刊记者表示。　　中国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主要采取生产法加部分行业的收入法来核算。“所以，为什么能在经济普查的时候把家底摸清，就是借统计指标很全面、单位也全面的机会，把各个行业的增加值算出来，便于按收入法核算部分行业的GDP。”湖北某市统计局参与经济普查的统计人员告诉记者，在非普查年份，季度核算主要是通过经济普查底数作为基数，按照相关行业的增加值指标进行推算的，这就有一定的误差，需要普查数据来修订。　　在这位统计人员看来，各省GDP加起来大于全国的总数，区县GDP的数据加起来大于全市的总数是正常的。现在经济活动非常复杂，生产经营地和登记注册地不一致的情况很多，为招商引资地方付出了很多心血，产值当然竭力想要算在当地，但作为注册地按属地原则也应该要计入这部分产值。　　以这位统计员所在的市为例，市政府专门召开过一个会议，决定对发生在该市区县一级的上述情况按两方都算进行处理。“所以，对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都算，而全市上报的时候就剔除重复，只算一次。因此，有时我们需要做两套表。”这位统计人员表示。　　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在统计中不但竭力“用足”、“算足”数据，甚至不惜添加其他“水分”，以至影响到GDP的准确度。对此，上述统计人员表示，“现在湖北省对市里也有所限制，要求各区县的经济总量不能超过全市的0.5%，GDP增速不能超过0.3%。” 　　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呈逆向　　“你们怎么对GDP这么感兴趣？”中部某省统计局核算处处长，对于本刊记者关于GDP的疑问，笑着反问。　　掌管着有“统计的龙头”之称的核算处，对于国家统计局正在积极部署的GDP下算一级工作，他表示，“目前应该说具备了下算一级的条件，但下算以后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各个地方都说自己的数被算低了，天天来找你。” 　　事实上，这位处长的担心，在国家统计局层面已经发生。在GDP核算制度由之前的“审算结合”过渡到当前的“下管一级”之后，柯惠新告诉记者，就出现了各个省都来跑数字的情况。这个省算了又算，提高了1%。那一个省就不干了，也要求提高多少。“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考虑的。” 　　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在一些地方，个别领导出于政绩考虑，还存在对统计数据进行行政干预的问题。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提供准确数据，迟报、漏报甚至是拒报统计资料。叶青告诉记者，大约5到10年前，他听过的典型故事是：年末，某县县长把重要部门的负责同志召集在一间房子里，一块凑数字。应该说，“这种做法现在比较困难，因为县一级的GDP由地市来算，这不是县长、书记想要什么数据就可以要到的。”但叶青也坦言，他担心领导干部控制不了GDP总数，不排除他们“未雨绸缪”深化到GDP构成数，即让企业的数字报大一点，这样的做法隐蔽性更大。　　“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是呈逆向趋势的”，叶青指出，“表现最强烈的是乡镇、县、街道这一级。他们直接管企业，很关心数字的增长幅度。为和别的乡镇作比较，有动力去修改。” 　　乡镇的统计力量本身又是相对薄弱的。这种情形在采访中被基层统计人员形容为倒金字塔结构。“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任务繁多的乡镇统计部门，通常只有3到6个人，一般叫统计站，挂在经发局下。受编制影响，为降低成本，经常是发改、统计、物价三个部门放在一起，有可能搞统计的就两三个人。面对区里众多企业，根本就顾不过来。　　在湖北这个中部省份的一些市县，统计调查队伍自身的体制没有理顺，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统计工作的稳定开展。某市统计局综合科杨科长告诉记者，他所在市的调查队原来是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随着国家调查总队的成立，现在升格为与统计局平级，承担原来城市调查和企业调查的任务，但农业的调查任务是由调查队和统计局两边共同承担的。“这对地方来说很难，国家没有明确业务到底分在哪里。调查队在属于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的时候，属于事业编制，一些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的身份却干着统计局这边的活。改革之后，调查队编制的人员就理所应当地到调查队工作，原本干的统计局的工作就出现了人手不够的局面。” 　　杨科长告诉记者，不但是乡镇，一般县一级的统计部门编制也非常紧张。十几个人，“一正三副”加上办公室人员、司机、后勤，真正在业务岗位上的人员并不多。　　“统计的地位虽然提高了，领导干部讲话、汇报材料、政府办、党委办日常的工作都离不开数据，但作为基层统计部门领导，犹如被放在一个火山口上。一边是统计数据的真实、一边是政绩，必须要拿捏好分寸，走好钢丝。”一位刚赴任某市统计局不久的局长，不愿过多接受记者的采访，但说了上面这段话。　　被低估之嫌　　即便是被媒体诟病为“虚高”乃至“虚假”的地方GDP数字，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一些中部省区表示，其实仍有保守的成分。“比如一季度我们的 GDP增速按照我们自己的核算超过20%，但从国家到省一级一级核算下来，我们的数字最后是15%左右”。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服务业统计水平参差不齐。”在叶青看来，这是近年来地区与国家GDP 数据产生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在核算GDP时，从各个角度评估主要基础数据，特别是利用税收、用电量、货运周转量等相关指标对地区GDP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明显异常的基础数据，要作适当修正(多数是下调)。而各地区在核算GDP时，虽然也进行评估，但修正时掌握的尺度一般比国家的要宽松。”叶青认为，但“应该看到，有的地方数据宽松，也有地方是瞒报数据的”。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去采用的核心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前苏联的核算体系，直到1992年，才全面采用联合国公布的SNA核算体系。这一年的1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也称中国新核算体系。随即在8月，公布了实施通知，从此开始了正式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并开始编制经济循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　　但是，对工农业总产值的统计一直保持着“优势”。尤其是农业，按业内的说法是“农口数据是中国最可靠的数据，质量最高”。　　相应的是三产的统计非常薄弱。“服务业有被低估的嫌疑。”在中部省区采访期间，记者不断听到此种说法。　　三产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餐饮、金融、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核算主要根据相关指标。比如交通运输，在基数之上，再将交通运输总周转量(这其中涉及公路、水路、航空、铁路等，按一定比例来折算)，按一定的发展速度来核算，批发零售则根据零售额的发展速度进行核算。　　三产中有大量的个体私营企业，他们有盈利，应该算增加值，但往往统计不上来。在非普查年度，三产的数据主要是资质以上、限额以上企业上报的数据。“抓住普查的机会，一次性地把平时很难统计到的，特别是像规模比较小的服务行业资料统计上来。现在经济普查每五年做一次，这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大有裨益。”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指出。　　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数字　　北京市某城区统计局商业科的李江(化名)尽管每月会和3000多家企业的商业数据打交道，这些数据是北京市GDP核算的海量基础数据的小小组成部分，但他接触不到GDP核算。“我们区的GDP数据是由市局给我们的。因为报表是按照法人来报的，一些跨地域的企业如中石油等在全国都有产业活动单位，那么不能把数据全部算到我们区，所以北京市在统计的时候会根据产业进行调整，然后再分配。GDP和CPI都是由市里上报给国家，同时再分配给各个区。像商业的零售额是每个月给各个区下发，而GDP的数据是按照季度下发的。” 　　除了收表送表，李江还要对数据进行审核。先要了解哪些方面哪些环节可能出错，把数据库全部导出来，然后编程，把有错误的数据筛选出来。“但是你不可能想到每一个错误，因为GDP的核算量太大了。有的企业入账也有问题，只有在年底的时候才会入账，所以到了年底一个营业周期才结束，而它的营业额数据也上去了；有的企业可能在年初就把全年的房租付了，那么在一季度这个数据就会很大，季度上就会出现一些波动。” 　　对于社会对统计数据的质疑，李江表示，他力争确保他管辖的数据及时准确上报，但“方法的问题不是我们考虑的，这应该是国家统计局考虑的。方法都是他们定，然后对市局培训，市局再对我们培训，然后我们再对企业培训”。　　在中部省区的采访中，市级统计局的统计人员也表示，可能在省局的层面，会考虑制度方法的问题，在他们这一级更多地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去执行。该局综合科马科长告诉记者，面对社会公众对统计数据的不认同，“可以解释数据来源的就解释，而不能解释来源的就解释为方法制度的原因”。　　饱受诟病的人均收入指标，在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就面临制度方法不合时宜的情况。据基层的统计工作人员反映，按现有统计制度，一个县的统计样本户，城乡都是100户，但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但样本户数量过少，而且城镇农村的二分法也难以准确反映群众的收入状况。这样算出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性自然不够。　　“有时候为了保持数据的稳定，难以修改统计方法”，但柯惠新建议，为了既照顾到可比性又适应现实的变化，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指数。　　自上而下的方法改革有时会面临责的困难，叶青以服务业的产值统计为例，“由于目前国内对其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基本靠各级政府推算。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核算可能并不如地方核算准确。”
justincalgary Senior Member 注册日期: Mar 2010 帖子: 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