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 父亲的回忆录

[草原之夜]

当人开始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这么说来父亲也开始老了。对父亲的写作水平一直不敢恭维，以前他写给亲戚们的信据反馈，都叫作电报信，通常是三言两语，草草汇报完家里的情况了事。小学时我做不完作业，他常常帮我写作文，当然也往往会被老师拿出当范文读，因此对他的写作水平还停留在小学作文的印象里。这次他写的回忆录发给我看，让我的印象有了改变，觉得到初中水平了。不论水平如何，但毕竟是真实的一段历史，平常人的历史往往在书本里是读不到的，但却是最真实的。

往事如烟

听父亲说, 我们的原籍是江西吉安,明朝永乐年间我们的第N代祖宗杨诚泗带领其子杨文斌宦游来楚,非常喜爱长沙、平江一带的山水景色,于是, 杨文斌令其三子占籍以居，长子安雅，居长沙县土桥；次子安权，居平江县小洞；季子安全居长沙县尊阳乡之蒲塘。我便是杨安雅的第19代孙。

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在国民政府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任少校技术员，抗战时兵工厂设在地处湘西的辰溪县。由于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又是通往西南的咽喉地带，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在这一带多次英勇地击溃了进犯的日军，故日军始终打不进湘西，兵工厂设在一个叫作枫霞山的山窝里，周围是高山密林，要进入工厂必须穿过一个很长很长的山洞，日军的飞机根本进不来，因此我们得以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大姐在湘雅医院工作；二姐、三姐在兵工厂子弟中学读书，四姐、五姐、六姐在兵工厂子弟小学读书，七姐最小，在家以“宝宝”自称。1942年12月25日，我出生在湘雅医院（抗战期间该医院由长沙搬迁至沅凌）。由于我前面是七个姐姐，我是父母盼望已久的男孩，因此我外婆和父母特高兴（外婆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父亲接到我大姐传来的喜信，即将家中的桌、椅、板凳通通刷上红油漆，把家里装饰得喜气洋洋的…

抗战胜利后（大约是1946年4月份）兵工厂奉命一分为二——一部分人留在辰溪，大部分人搬迁至湖北武昌。由于当时没有铁路，公路也不发逹，只得分批迁移。我们这批分坐28条大木船经沅江穿过洞庭湖进入长江，最后到达武昌。听父亲讲，当时洞庭湖很大，是名符其实的“八百里洞庭”， 湖水白浪涛天，险象环生。在穿越洞庭湖时，我们还遭遇了土匪。一艘土匪的船在我们附近游戈，喝令我们停船。父亲当时立即从船仓拖过高射机枪改为平射状架在船头(由于传闻洞庭湖上有土匪，上船时父亲便搬了一挺尚未修好的高射机枪放在船上)并趴下将机枪瞄准匪船，不理土匪的吆喝，照直行走。匪船见此情形，也不敢靠近，我们就这样不慌不忙地走了，终于得以幸免于难。后来才知道，我们后面的船，有一艘被土匪抢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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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angbl

都半夜上帖？

沙先

半夜没有孩子吵闹才安静呀，谢沙

[草原之夜]

作者: volcano

好看，很朴实。怪不得你父亲那么重视你，你让你们家人丁兴旺得不得了！

[草原之夜]

作者: volcano

好看，很朴实。怪不得你父亲那么重视你，你让你们家人丁兴旺得不得了！

人丁是兴旺了，吵得头脑也经常发胀压

作者: 疯狂搜底

这爷爷还真是机智勇敢，敢在土匪面前耍花枪。

估计那时土匪们用的最多是汉阳造，所以见到重型武器还是畏惧的

作者: looniee

开始没看明白，后来想了想才明白，这里的“听父亲说”的父亲，其实是草原的爷爷~~

嗯，从前压。。。。。。



继续贴：

工厂迁武昌后，父亲调任该厂驻汉阳的分厂——汉阳红砖厂任厂长。当时汉阳还是一个小市镇，一片混乱，老百性流离失所，到处是老百性的尸体——有被日本鬼子杀死的，还有饿死的…惨不忍睹，臭气熏天。父亲掏自己腰包，买了一些薄皮棺材，和工人们一起，将尸体一一掩埋。父亲和工人们的关系非常融洽。工厂是从日本鬼子手中接管的，环境、厂房都很好，设备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很快，工厂恢复了生产。我还记得，砖窑点火的前三天的傍晚，父母和三姐、四姐、五姐、六姐、七姐及我都在屋外乘凉，突然五姐大喊：“快看！”我们顺着五姐手指的方向，看到一条长约七米，宽约60公分象红绸带状的东西，扭动着从烟囱出口向上飘去，慢慢消失在茫茫暮色之中。听父亲说过，砖窑里藏着一条大莽蛇，父亲和一些工人都曾目睹过。第二天，父亲带领相关人员去检查砖窑，准备把这条莽蛇赶走，准备开工生产时，才发现牠已不在了。这时才感到，前一天见到的怪事难道是那条莽蛇上天吗？那条莽蛇成仙了还是成精了呢…不得而知。

我们家就住在湖滨，当时汉阳的人口很少，湖水没被污染，很清，很清。我们家还有一条可折叠的小船（是日本人投降时留下来的，工厂接收后分给我父亲使用），星期天，父亲就带我们泛舟湖上。湖内有很多荷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很美，很静。到秋天，还有莲蓬、菱角。父亲划着小船，我们在荷花、荷叶、莲蓬、菱角之间穿行，时而惊起一群水鸟，扇动着翅膀从头顶飞过。

到过年前，大姐从上海回家了，我们八姊妹都在家，外婆和爸爸妈妈特别高兴，过年时，妈妈要作好多好吃的菜，我最喜欢吃的菜是“全家福”，因为里面有妈妈用手搓成园的肉丸子，还有搓成橄榄形的被我称之为“长长肉丸子”的肉丸子。因为我和几个小姐姐喜欢偷菜吃，妈妈怕我们吃饱了，在吃团年饭时就吃不下，所以把我们几个小的赶出厨房。我们就站在厨房门口，伸长脖子朝里看着，大姐就偷偷给我们每人发一个肉丸子，我们张开小嘴接着，欢笑着跑走. . .

然而，好景不长，到1947年，大人们在纷纷传说有“橡皮人”上岸杀人。夏天，我们在屋外园子里乘凉时听到外面有人的喊叫声，哭声。第二天才听说“橡皮人”上岸杀人并将其生殖器割走。还有一次，警察在汉口的公共汽车上抓到一个坏人，打开他所携带的行李包，里面全是女性器官。还传说有坏人委托学生送信到某一偏僻地方，待你过去后便被抓住杀死，用来做人肉包子或将其腹部切开塞入毒品再缝合起来，将其伪装成病人，用车送到某个地方，进行毒品交易。

我三姐当时在汉口市立二女中读初中，有一次，她在街上买个肉包子吃，感到馅里有个硬东西，吐出来一看，竟是一个人的手指甲；有一次她班上俩个同学在路上遇到一个人，请她们帮带封信到汉口的某个地址。她们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找到并走到门口时，听到里面传出来女人的凄厉的惨叫声，于是回头就跑去警察局报警，警察立即赶到案发地点，发现一个女人躺在地上，腹部已被切开，几个人正在往里面塞毒品…

1947年下半年，我才4岁多，父亲让我跟着三个小姐姐去上小学，我什么都不懂，每天懵懵懂懂地跟着去，跟着回。后来经常拉警报。只要拉警报，学校立即停课，三个姐姐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我的教室，拖着我就跑，不走地面而是窜下水道，里面又脏又臭又黑，伸手不见五指…

情形越来越糟，怪吓人的。妈妈警告我们不许再去湖边，担心我们被“橡皮人”抓走。我们再没有以往的欢乐，总感到将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终于在1948年4月，工厂接到命令，人员分批撤往湖南株洲。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我们离开家，前往汉口火车站的时侯，工厂的工人和附近的老百姓自动依依不舍地为我们送行，人们燃放着长长的鞭炮，把我们一直送到汉阳码头，有几个人还一直送到汉口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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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株洲后，情况更糟，火车站及街上到处都有伤兵在要饭。他们有的只有一只手，有的只有一条腿，柱着拐杖；甚至还有的两条腿都断了，无奈地坐在地上，伤口上还包着带血的脏兮兮的纱布…

我们租了当地老乡的房子住，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小学，里面已没有学生而全部驻扎着国民党的部队。有次，妈妈带我上街，经过这所小学，看到他们在打士兵，而且是用竹扁担打，打得哭爹叫妈。路边几个看客在偷偷议论着什么，我只听到他们说:“是逃兵，可怜啊…”，“每天都有人逃跑，也有跑脱了的，被抓回的不被打死也被打得半死 …”。

父亲当时在兵工厂任检验课课长，兵工厂所有外购件包括原材料均需经父亲验收签字，他验收钢材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抓根钢材在砂轮机上稍一打磨，看其火花形状就可以准确判断出是何种钢——是碳钢还是合金钢，其含碳量是多少；若是合金钢，则能准确判断是何种合金钢。对于油料，只需滴两滴在手心，两手合起来搓几下，用鼻子一闻，就能准确判断是什麽油，油质如何。正因如此，曾给他带来很多麻烦。

当时很多商人找到我们家，有送金条的、送银元的、还有送美制名牌手枪的等等。父亲一概不收，并告诉他们：你的材料若质量达到工厂要求，我自然会收，否则，我是不会收的。千万不要再送礼来了，我杨克敬从不收这些不白之财的，下次若再送来，恕不客气。

后来，也还有些人趁父亲上班时将礼物送到我们小孩子手上，我记得有个外号叫郑胖子的商人还送给我姐姐一对很可爱的小兔子，我姐姐高兴得要命。父亲下班回来，把我们大骂了一通，将送来的礼物包括那对可爱的小兔子，通通扔到围墙外去了。以后再没人敢送礼来了。工厂稽查处有个姓陈的家伙，想做钢材生意，拉来一批钢材要父亲签收，送金条给父亲，父亲谢绝了，经父亲检验，他那批钢材质量不符合要求，因此拒收。他恼羞成怒，诬告我父亲是共产党，扬言要把我父亲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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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越来越紧张，1948年6月，兵工厂准备迁台湾，部分人员及家属将随厂迁台，我们家被列在迁台人员名单上。父母商量后决定留在大陆，于是在一个晚上，父亲让我母亲给我们每人带上必备的几件衣服，偷偷地上了火车，把我们送到长沙姑妈家。姑妈名杨克恭，是我叔祖父杨毓麟(守仁)的女儿，叔祖父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名杨克念，因1930年11月杨开慧被军阀何键逮捕，他（当时在长沙湘雅医院任内科主任）为此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杨开慧，因在奔走路上突发急性腹膜炎，不幸于手术中去世。我祖父杨德邻(性恂)虽有两个儿子，但我伯父早年外出，客死他乡。更由于祖父与叔祖父都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所以父亲和姑妈就象亲兄妹一样。

1948年秋，父亲随厂迁往海南岛（再由海南岛乘兵舰到台湾）的途中，趁火车在衡阳车站加水时，跳车逃回长沙。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回到我们的祖屋——长沙县高桥甘草坑。父亲说：“到家啦“。我们四下张望，只见前面不远有一大片树林，很多“白老仙”（即白鹭）在树林上空翩翩起舞，根本看不到房屋，我们再往前走了不远，抬头一看，哇！发现自己就站在大门口，两侧都是又粗又高的大树，把围墙遮得严严实实。一条笔直的小路由门口一直延伸到远处的一座很大的青砖瓦房的前面。小路的右侧围墙外是几排又粗又高的大树，沿着围墙一直牵连到房后的山脚，小路的左侧是一个很大的池塘，池塘的左岸是一片菜地，在菜地紧靠池塘的边上，架着很多瓜棚，瓜棚一侧的支柱直接插在池塘水下的泥中，瓜棚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冬瓜、丝瓜。父亲告诉我们，这个池塘里有很多鱼，他在抗战前每次回乡时都要来池塘边钓鱼。

刚下乡时，一切都很平静。每天早晨，我跟父亲到池塘边钓鱼，白天，跟几个小姐姐到屋后的山上（出了后门就是山）扒树叶、捡枯树枝，拿回家给妈妈生火作饭，还去灌木丛中的鸟窝里掏鸟蛋。说是山，其实只是个丘陵，上面长满了大树，有的要3-4个大人手拉手才能围起来。站在山上抬头向上，只能看到树叶，偶尔透过树叶能看到斑斑驳驳的蓝天。山上鸟很多，各种各样的。早晨，天还没亮，叽叽喳喳的鸟叫就把我们吵醒了，天蒙蒙亮，妈妈就带我去菜地摘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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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哪天，庭院里突然来了很多兵，其中有很多伤员，重的睡在担架上，轻的互相掺扶…到处都睡满了兵，到处充斥着伤员们的呻呤声，长官的叫骂声。开饭了，很多人没带碗，于是四处寻找，抓到什么算什麽，听妈吗说，还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了我大姥姥生前用的尿盆，用水洗了洗，就拿去盛饭. . .

还好，他们没进房，我们吓得躲在房间里，因为门口睡的都是人，所以我们只好从另一侧的窗子爬进爬出。过了两天，他们都走了，听大人们说这些是国民党撤下来的败兵。

又过了几天，又来了很多兵，没看到有伤员，他们的纪律很好。规规矩矩坐在被包上檫枪，态度和蔼可亲，因此我们一点都不害怕，不关房门了，也不用从窗口爬进爬出了。他们还教我唱歌，教我认字。听他们讲，他们是解放军。过了两天，他们也走了，但他们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自回长沙以后，外婆就回到她自己的家——长沙县金井石门框，离我们家不算远，我们经常步行去，在外婆家玩几天，再走回甘草坑。外婆非常慈详，善良。她非常同情穷人，乡亲们来借钱、借米，她从不推辞；乡亲们要建房，需要大树，她就让别人上她家的山上砍，所以她家后山已经看不到几棵大树。我妈妈说她：只要看到别人可怜，哪怕自己只有两条裤，她也会给别人一条。外婆很爱我们，我们也很爱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外婆家的路上变得不平静起来了，公路上，常有身上插满树枝拖着大炮的军车疾驶而过。后来，经常有飞机在天上盘旋，飞得很低，连机翼下的国民党党徽都看得清清楚楚，看见人就用机枪扫射，我们遇到过两次。经过抗日战争的老百姓知道怎么对付它，妈妈高喊一声“趴下”，我们立即趴在地上，并迅速滚到路边的水沟里（路的一侧是山），机枪子弹就打在我们身边的公路上，溅起片片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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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打仗，长沙是和平解放的。不久，在堂叔祖父杨立三帮助下三姐到沈阳医学院求学，四姐到大连俄文专科学校求学。

很快，乡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我记得，吃饭的时侯，妈妈在我的饭底下埋放一个我最喜欢吃的荷包蛋，偷偷地告诉我：“快吃，别让土改队看到了“。其实，我们平时吃的就很简朴，只是煎鸡蛋是放在饭桌上而已。

十叔公受到土改队和农民们的残酷斗争，土改队和发动起来的农民把他的左手大母指与左脚大母指分别用绳子绑住然后往上扯，，把整个人吊离地面，名为“吊半边猪”，再用“狗公刺”（带刺的灌木）毒打，逼他交出地契和财产。晚上，看到他全身被打烂，还有很多刺留在身上。（十叔公名杨殿麟，是我祖父最小的弟弟。我祖父共三兄弟，祖父是老大，在族间同辈之中排行第二；杨毓麟是老二，在族间同辈之中排行第四，我称为四叔公；十叔公是老三，在族间同辈之中排行第十，他因从小生病，病后又聋又瞎，故一直在家管理他们的父亲——我的曾祖父留下的财产，我祖父和四叔公去日本留学，后一直在外从事辛亥革命活动。我母亲和六婶（十叔公的儿媳）帮他挑刺，每挑一根，他都痛得惨叫一声…。（后来听我岳父说,在他们老家—广东五华, 土改时斗争地主富农时更为残酷—采用了五马分尸、剖腹挖心等封建帝王时对待异己者的惨无人道的手段。）

我们家没受冲击，因为我的祖父、叔祖父均从小就在外求学，以后一直在外从事反清、反封建、反袁的革命工作，家里既无田也无地，只有祖父留给父亲的两间房。直到护国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给我祖父补发了抚恤金（因祖父为反袁而被杀害，父亲用这笔钱买下“恒家屋场”，大约有40多亩田，但父亲因长年在外工作，并没收过租，抗战前就已将这些田和房全部分送给佃农。因此，当土改队找贫苦农民调查情况时，农民如实反应，都说我们家是好人，不是地主，故土改时我们不但没受冲击，土改队除将我们原居住的那两间房分给了我们外，还分给父亲两亩田。

新中国刚成立，急需技术人员，父亲很快收到去石油部工作的邀请函，父亲不想去北京，借故谢绝了。后来，父亲经叔祖父杨立三介绍到中央有色金属管理局湖南分局（简称金湘分局）工作。刚开始父亲住单人宿舍，我和六姐住在长沙湘雅医院大姐的宿舍里，母亲和五姐、七姐留在乡下。1950年5月，父亲在长沙市光裕里5号租了两间房，把母亲和五姐、七姐从乡下接来，我和六姐也回到父母身边。1951年3月，父亲分到了一套宿舍，在南门外糖坊巷9号，原来是别人的私宅，房主外逃后被没收。我们在楼上分到两间房，楼下还驻有解放军的一个班。那时还实行宵禁，天一黑，外面就戒严，这些军人就出去执行任务，只要有人行走，不管你有什麽理由，立即抓起来，关在楼梯间里，第二天天亮才放人。不记得是哪一天半夜，街上突然有人大喊“号外，号外，海南岛解放了！”，第二天上学时，老师告诉我们，海南岛解放了。

不久，宵禁结束，这些军人也走了，陆续搬来四家住户，大家关系都很好。

很快，肃反运动开始了，很多人被抓。紧接着又是三反、五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定指标,限期抓“老虎”,整死、冤屈了一批无辜的人。父亲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学习，心情很不好。他每晚回来脸色凝重，总是带回一些不好的消息，不是这个跳楼了就是那个吊脖子…，很多人被打为“反革命”、“坏份子”。这时，共产党把自己在国内的敌人由“资本家、地（主）、富（农）”增加为“资本家、地、富、反、坏”。老天保佑，父亲总算平安渡过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后来才知道，每次运动，工作组都派人去解放前父亲曾工作过的单位或找他原来的同事调查，他们都真实地反映了父亲当时的情况，并签字证明父亲是好人。在此，我要感谢这些敢于讲真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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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暑假，母亲带我去北京，当时我大姐调到北京铁道部医院工作，还没结婚，住单人宿舍。因为我们去，她特意在一座四合院里租了两间房，作为临时的家。二姐已有两个孩子，住在北京大学教职员宿舍里。四姐当时在大连俄专上学，趁放暑假回这临时的家来，三姐在中科院沈阳医学研究所工作，也请了几天假回这儿来了。自她们在长沙乡下离开后，母亲非常挂念，经常边看她们的来信边流眼泪地教育我说：“两个姐姐在外读书很苦，没有米饭吃，又想家。你在家要听话…”。现在大家欢聚一起，母亲非常高兴。

在北京，我第一次坐上有轨电车，第一次逛东单市场，第一次逛故宫、颐和园、北海...

有一天傍晚，立三叔祖父的车开到我们“家”门口，是辆枣红色的小车，把我们接到总后勤部，当时总后还没有围墙，只见很多哨兵，真的是“五步一哨，十步一岗”。 立三叔公生活非常简朴，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因为刚解放，又正值朝鲜战争，忙得顾不上回家，就在办公室里支一张行军床，吃饭也在总后食堂。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老杨”。

1954年是多灾的一年，7月，水灾，长沙沿河一带全被水淹；11月底，大姐来信，告诉了一个让人感到震惊的消息：立三叔祖父因患脑瘤在苏联莫斯科某医院手术时不幸去世；年底，长沙遇到百年不遇的冰冻，很多人摔断了骨头。与此同时，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运动，所有私有企业、医院、工厂、机关、学校、商店等，不管你愿不愿意，一夜之间都归公，美其名曰“公私合营”。

1955年，全国开展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此运动主要涉及文艺界,对我们家没什么影响,因此我的印象模糊。

这年“金湘分局”撤销，父亲调到广东省韶关市”中南钨矿局韶关储运站“工作。这年署假，由于当时规定，妇女产假只有45天，二姐不得不将她出生刚45天的小儿子送到长沙，交给母亲抚养，她在家只待了一个礼拜就回北京了。母亲含辛茹苦，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奶粉，只能把米粉和奶糕煮成糊状，一勺勺喂。第二年，父亲把母亲、我及小外甥接到韶关。由于该单位刚成立不久，职工宿舍还没建好，父亲就在市内租了两间房。我转学到韶关市第二小学六年级，这所小学比较大，很多树，干净、优雅，老师、同学对我挺好。刚到韶关，感到别有风味，似乎到了另一个国家。人们讲的话，我竟一句也听不懂。清晨，街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赶紧跑出大门，只见满街的人脚上都穿着木拖鞋，走在水泥马路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还很有节奏感。

中午，有位老人挑着米粉担，用广州话吆喝着，我赶紧拿碗跑过去，买一碗放有猪脚汤的素粉，只要四分钱，味道很好。有时我放学回晚了，妈妈就帮我买一碗八分钱的猪脚粉留给我。

傍晚，当你漫步在大街小巷中，会听到空中传来美妙的丝竹声，你仔细搜寻，会发现这美妙的音乐，是从路边房舍打开的窗口、半掩的门缝中飘出。顺着门缝往里看，只见屋里几个小孩在老人的传授下，正在操练广东音乐。这音乐声竟如此优雅、婉转，让人如入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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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ayne

辰溪这个厂的前身应该就是汉阳兵工厂，没准我爷爷见过你爷爷，不过很可能没见过，你爷爷是上校，我爷爷只是个钳工。日本人来了，兵工厂撤退到湘西，我爷爷就回长沙单练了，卖过不少枪给共产党的地下党

呀，原来还是老同事的孙子们互相见面了

另外，更正一下，不是上校，是少校啦，差了好几级官

[草原之夜]

有段时间，父亲很忙，脾气也很大。听母亲说，父亲接到一个很棘手的任务，有一批建武汉长江大桥用的钢材，要父亲检验并确定其钢号，父亲检验上报后不久，中央派了几个人来，找我父亲谈话，说：这些钢材是苏联提供的，其检验单上注明是xx合金钢，你为什麽说是Y碳钢呢？父亲说，我检验的结果是Y碳钢。来人说，人家有先进的检测手段，你是怎麽确定的？父亲说我是凭火花鉴定的。来人威协说：“你要对你的检验结果负责，若你错了，是要坐牢的，你敢签字吗？”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苏联人放个屁，你也不敢说它臭。签字嘛又怕落个“反苏”的反革命罪，不签字嘛又考虑到将来大桥坍塌责任更大。为了对大桥负责，对自己负责，父亲硬着头皮签了字，那人气冲冲地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中央给父亲的单位来信，肯定了我父亲的检验结果。这一年父亲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父亲松了一口气，全家都松了一口气，庆幸父亲躲过了这一次劫难。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5月,中宣传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出“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与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知识分子欢欣鼓舞,以为可以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于是出现了很多好看的电影、小说、杂志；科技、工业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1956年下学期，我顺利地考入韶关市初级中学。这是全市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学校很大，学习环境很好,有个供上动物课用的小动物园，还有个小植物园、一个室内体育教室，环境优美,学风也很好。 老师很和蔼,我的班主任是个中年女老师,姓江,对每个同学都充满着爱心,就像妈妈一样。我很快学会了广州话，并可流畅地和老师、同学们交谈。

父亲单位宿舍建好了，在市郊，取名为二公里新村。曲江紧靠新村西边蜿蜒流过，东边侧是通往南华寺的公路，跨过公路，就是父亲的工作单位；南边和北边则是一望无际的“打子瓜”瓜田。我们搬入了新居——二公里新村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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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党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号召大家向党“交心”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并鼓励大家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刚开始没人敢提意见,于是毛泽东一再保证“不戴帽子、不抓辨子、不打棍子。”后来又保证“不搞秋后算帐”。尝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甜头的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们十分感动,天真地信以为真, 认为此举是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完全是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行为,更感到共产党的光荣、伟大。于是纷纷向党交心,怀着赤诚的心向党和政府提意见。

正当人们为有这么一个光明正大、勇于自我批评的党感到光荣、自豪的时候,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开始为抓“右派”作舆论准备了。为了吸引更多的蛇出洞,于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同时在磨刀霍霍。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了。为了替自己“引蛇出洞”的卑劣手法解脱, 毛泽东竟大言不惭地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和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一样,“右派分子”也有指标,按比例分摊到各个单位。若哪个单位完不成定“右派分子”指标,那这个单位的头头就是“右派分子”。于是只要你出身不好或有一点历史问题或平时讲话得罪了领导、“向党交心”中讲了一点真话的人都必定成为当然的“右派分子”。在一些完不成指标的单位,尽管你平时表现得很好,只要你有一点海外关系,也是“右派分子”的当然人选。

我知道有这么个真实的事例:

抗日战争时期,燕京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刘XX,年青漂亮,思想单纯。她怀着满腔爱国激情,随同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建国后,分配到某机关工作,因为她工作能力强,待人和蔼,很受同事们的好评。反右运动后期,她们单位的“右派分子”名单都定下来了,但离“指标”还差一名,党委书记在单位的知识分子名单中找来找去,最后选中了她。便找她谈话, 她哭了起来说“书记,我没有反党,你把我打为右派,有何依据?”书记回答说“小刘,你别难过,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工作早,热爱党,平时工作积极。但选你当右派也是党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嘛!再说,我也是没办法。我们单位的右派数量离指标还差一名,我比较了一下,这一个名额给你最合适,因为你有个姨妈在国外,也就是说,你有海外关系嘛。”小刘就这样“因党的需要”成了“右派分子”,被遣送到一个偏远的乡村劳改,一个人被安排住在一个窑洞里,里面仅有一张床。因为她端庄美丽,被大队书记看中了。一天夜里, 大队书记喝得醉熏熏地以找她谈话为名强奸了她,并白天把她绑在床上,晚上就来强奸,天天如此。有一次他发泄兽欲后来不及绑她就睡着了,小刘爬起来,这个平日连条虫都不敢踩的弱女子忍无可忍,抄起墙边的柴刀,朝这个恶魔狠狠地砍去…。

几天后,她被公安机关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以死刑,而那个强奸犯竟被追认为烈士。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一般来讲，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受到的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命运异常悲惨，他(她)们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除少数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外,大部分人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非人的待遇而大量死亡。他(她)们的亲人、子女从此抬不起头来,被打入另类；升学、就业都困难重重。至于考大学,即便他(她)成绩拔尖,也不可能被录取，因为在他(她)的档案上盖上了“此生不予录取”的印章。

这时，共产党把自己在国内的敌人由“资本家、地（主）、富（农）、反、坏”增加为“资本家、地、富、反、坏、右”。因为父亲是在企业单位工作，他又从事技术工作，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加上他牢记“祸从口出”的古训，从不多讲话，“交心”时也只讲好话，因此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受冲击。

[草原之夜]

就在这年暑假，宿舍区来了狼群，当时，还没有发明“防盗网”，因为社会秩序一直都好，窗户上连栏杆都没有。大热天，也没关玻璃窗门，整个窗户都是大开的。有一家的主妇起来给小孩拉尿，拉开电灯，看到一只狼的两条前腿搭在窗口,脑袋正对着她，吓得她大喊起来。宿舍里的大人也都起来了，操起木棍、菜刀追出来，才把狼吓走，人们看见，至少有六条狼。于是，各家各户都忙着给窗户装上了栏杆。

狼刚走，又来了强盗，而且有好多人，都带着长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单位派警卫带机枪晚上到宿舍区值班，有两晚和强盗遭遇，开了枪，虽没打死，也还是把强盗赶跑了。

下学期开学时走进学校，发现学校到处挂满了大字报，老师们也都脸色凝重,没有了往日的微笑。

从十月份开始,学校组织我们搞勤工俭学义务劳动,星期天要去河边挑砂,或上山挖草药等等。到1958年上学期, 勤工俭学义务劳动时间增加, 劳动量加大,除星期天全天劳动外,平时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都要去市郊开荒种木薯；农忙时要下乡帮农民“双抢”,即赶在立秋之前收割完水稻、犁田、插好晚稻秧苗(犁田由农民完成)。清早天不亮就下地,晚上天黑了还不让收工；往往在收工回生产队吃饭的路上边走边睡。当时我们才是14岁左右的孩子呀，经常边干活边想妈妈，想着想着就哭了起来，还只能偷偷流泪,害怕别人看见向老师汇报。

就在这一年, 父亲单位撤消, 父亲调江西萍乡钢铁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搞得人人自危, 父亲早已感到厌倦,于是,趁这次单位调整的机会,赶在到新单位报到之前递交了退休报告。

退休很快就被批准了,8月份, 父亲带领母亲和我又回到久别的长沙。刚到长沙,听到满耳的长沙话竟然反应不过来，过了好几天才慢慢习惯下来。

在插班考试时,我才领教到长沙的“左”,语文考试竟变成了政治、时事考试,有很多我没听说过的政治术语，只好胡扯一通交卷。

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我被分到长沙市第十七中学,这一年是初中三年级。开学的前一个多月还好,上课时间多,劳动时间少,但渐渐每星期只有两至三天上课,其余时间(包括星期日)都是重体力劳动:到码头运货,拖板车, 两个人拖一车,一个人在前面拖,另一人在后面推, 每车有一千多斤重。走平路还好，遇到上坡路时累得简直人都要趴下来，下坡时更危险，因为没有刹车，下坡时车推着你向前飞跑，边跑边大喊“让开，车来了。”后来感到太危险，就在板车下面绑一条粗长的木棒，下坡时就将板车拉手抬起来，让木棒后端与地面接触，利用木棒后端与地面的磨擦力来刹车。

不久毛泽东号召全民大搞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集体食堂的群众运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于是，学校礼堂、教室堆满了焦炭、铁矿石；操场到处是小高炉, 炼了好多天也不见铁水出来,焦炭倒是烧了不少。忘了从哪天开始,居民都要在街道食堂开餐,家里不准作饭。街道办事处把各家各户的饭锅、炒菜锅、菜刀等金属制品通通没收打碎作为废钢拿去大炼钢铁。这样，炼钢的原材料由生铁变成了“废”钢铁，怎知，“炼”出来的竟是什么都不是的“不明物质”。竟管如此,校领导还是煞有介事地带领一帮人敲锣打鼓地抬着这坨不明物质向市委“报喜”,说是“炼”出来的“钢”,居然得到了市委领导的表扬。

钢没炼成,改烧水泥。于是,小高炉拆了改砌烧水泥的炉,礼堂、教室又堆满了花岗岩。一部份同学坐在地上将大块的花岗岩敲碎 (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就这样被一块花岗岩碎片击中左眼而致瞎), 一部份人将花岗岩碎粉和在黄泥里搓成球状,晒干。另一部份守在炉边加料,晚上要守到半夜才凖回家。有一次我在炉边睡着了,结果第二天就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对“大跃进”不满,竟在烧水泥时睡觉。

“水泥”烧出来了,还是黄泥球。将它们粉碎和成泥浆, 怎知,放置一个星期还是黄泥浆。还是校领导有办法, 又带领一帮人敲锣打鼓地抬着这些黄泥球欢天喜地的向市委领导“报喜”去了。自然，又得到市委领导的表扬,大家皆大欢喜地庆祝这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水泥”不烧了,我们又都被调去参加修建“京广复线”。这比“大炼钢铁”时还累得多,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半夜才能上“床”——在地上铺一层薄薄的稻草杆，就成了床。晚上大家像沙丁鱼罐头里的鱼一样，一个挨一个地挤着睡。白天的工作是挑土、推车、打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谁都不敢和别人交谈——那年头，人们都被整怕了，大家都像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一样,每天重复着挑土、推车、打夯，也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重新坐在课堂里。好容易熬到过年的前两天总算完成了任务得以回家。

也不知什么原因，这条复线一直等到13年后才通车到衡阳。

[草原之夜]

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各种党报天天在报道“大好消息”,棉花产量放“卫星”,粮食产量放“卫星”、养猪、蔬菜等等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而且各地争放，愈放愈高。我记得最清楚是水稻放“卫星”，刚开始报道的是X省水稻亩产万斤，没过两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刊登一条更吸引人的新闻：Y省粮食产量放了个更大的“卫星”，水稻亩产量突破十一万斤…水稻亩产量就这样攀登，一天,我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一条新闻：湖南某地(我忘了是哪个县) 又放特大“卫星”，水稻亩产量突破120万斤大关…。我问父亲：这可能吗? 父亲低声告诫我，对别人千万别提出自己的怀疑，只能跟着党报喊，否则会被打成“右派”,抓去劳改，还要连累全家。母亲叮嘱我：记住一句老话：“稳口深藏舌,到处好安身。”

一天，舅舅从长沙县金井乡下来，告诉我们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选中一块田，要农民把扮桶(农村用来给水稻脱粒的方形木桶)一个挨一个地摆在田里,强迫农民把周围几十亩田里的谷穗割来堆放在扮桶上，堆得厚厚的，等省、市领导率领一群中央及地方党报记者来参观时,把一个小孩放在谷穗上坐着（下面有扮桶支撑，故小孩不会掉下去。），记者们赶忙拍照。领导们只在田边站一下，摆个姿态让记者们拍几张照片，嘴里夸奖几句,便回公社，在公社干部陪同下大吃大喝一通,抹干嘴上的油,钻进小汽车,浩浩荡荡地回城了。第二天,报纸上就报道说某地又放水稻高产卫星,亩产量达XXX万斤，XX领导亲自下乡视察。并刊登出小孩坐在谷穗上的照片，以此證明“卫星”绝对“货真价实”。

大放一通“卫星”后,所有青壮年都被赶上山“大炼钢铁”。山上大小树全被砍光烧光，却连一两钢铁都没炼出来。地里的庄稼熟了也不准下山去收，谁下山谁就是破坏“大炼钢铁”的反革命。人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庄稼烂在地里,棵粒无收。留在家里的妇女、老人也被干部们赶去修水利。寒冬腊月，寒风刺骨, 干部们强迫老人、妇女只准穿一条短裤,其余全部脱光,赤裸着上身和双腿修水利。挑土的和推车的要跑，以突出“干劲冲天”，而那些“人民公仆”们却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把手拢在袖子里,口里高喊“加油!”…

报纸天天高唱“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却不知为什么连猪肉、食油、香烟、肥皂、火柴、白糖、煤等等几乎所有日用品都要定量凭票供应啦（粮食、棉花、布等早在1957年前就定量凭票供应）。街道食堂里的菜越来越差，油水越来越少。饭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烂 ，不用嚼就咽下去了,刚吃完饭就感到饥饿。很快,这种饭作为先进技术推广：先用水将米泡涨后蒸一次,再加水又蒸一次,故美其名曰“双蒸饭”,是我国的一大发明。

父亲虽退休在家，但也不得安宁，街道办事处将退休老人招集起来开会，要他们参加“大炼钢铁”。某小学校长作为组长，他作动员报告：“炼钢有什么了不起,把铁扔进炉子里,烧红就拖出来,你一锤,我一锤,多打几锤就炼出来了。”父亲考虑到和这帮人打交道正好比“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在目前情景下还不如复职回单位,于是, 开会后第三天就回萍乡钢铁厂上班去了。妈妈和我留在长沙。

时光进入1959年。春节我一个人去江西萍乡钢铁厂看望父亲，六姐放假(当时她在读大学二年级)在家陪母亲。父亲工作很忙，过年竟一天假都没有，当时工厂正在边生产边建设，生活条件很艰苦，我心里很难受，于是与父母商量后在开学前把母亲送到江西萍乡，让两老互相有个照顾。父亲在离钢铁厂不远的农村租了两间房，房后有一小片树林，环境还算幽静。

可能是因为这一学期是初中三年二期，7月份就要考高中，而三年一期只上了一个月课的原因吧，所以这一学期参加劳动的时间较少，大部份时间都在上课。经过了“大炼钢铁”和修建“京广复线”锻炼的同学们，似乎更成熟了，更懂得珍惜时间。大家都在拼命努力学习，要把丢失的时间追回来。

中考终于结束，也不去想其结果，就急忙坐火车赶回萍乡钢铁厂的所在地—萍乡峡山口。回到家中，看到慈祥的双亲,感到一切都满足了。

[草原之夜]

暑假过了一半,我才开始着急,我是否能考取高中?考不取又怎么办?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买回一斤鸡蛋,妈作菜时发现了一个双黄蛋,第二天作菜时又发现了两个双黄蛋,妈惊喜地告诉了我们。但以后直到吃完全部鸡蛋也没发现第四双黄蛋。父亲高兴地说：“道隆，你中考填的志愿是几中？”“三中”我说。“那你肯定被录取了”父亲说“因为刚好是三个双黄蛋”。我听了，将信将疑。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寄来了，我果然考取了长沙市第三中学。

该校创办于1903年，原名“明德学堂”。是清末湖南第一所私立学校，也是湖南省唯一的一所男子中学，一直到“文革”才改为男女混合中学。明德办校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教学质量之高、社会影响之深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所罕见。明德成立后即成为湖南志士从事革命活动的隐蔽场所和以黄兴为中心(我祖父即是其中一员)的革命机关,从而成为了湖南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

我的语文课老师是位60多岁和蔼可亲,风度翩翩名叫周怀霜的老人。古文教得特好,讲起课来声情并茂。上他的第一节课前他就问我：“你的父亲是杨克敬吧？”我感到惊讶:“是，您怎么知道？”“我和你父亲是明德小学预备班的同学，你很像你父亲。我还见过你祖父——杨财政司长——他曾在这个学校任老师。”

新学期刚开始时学习空气很浓，基本上不搞劳动。同学们学习都很用功。随之由于国民经济越来越差，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全国又掀起大搞“小球藻”的热潮。我们下午两节课后又要大搞劳动：在操场上“开荒”种菜、搭建猪舍养猪；养殖“小球藻”。与此同时，更抓紧了“阶级斗争”，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老师们也都变得更加小心,都只管上课,别的事从不过问, 政治思想工作都是学校团委书记—一个靠拍马屁和整人爬上去的早两届没考取大学的谭XX在抓,他在各班培植一些和他一样德性的打手,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李XX就是他的得力爪牙。这些人拉帮结派,每天像特务一样睁大眼睛,拼命想在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学生中抓几个阶级敌人出来，又采用了抓右派时的办法：每星期开一次班会,要大家谈自己对当前形势的认识，要向党交心, 要谈自己的活思想。经过反右运动后,大家都变聪明了,不再上当,于是,大家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些假话:明明粮食定量低,肚子饿得叫,却硬说现在形势大好,每天都能吃饱; 明明纸张质量很差,课本和作业本的纸又黑又粗糙,写字很困难, 却硬说纸张质量比原来还好…。

父母不在身边,非常想念他们,感到非常孤独,于是我最大的快乐便是星期日去六姐学校,她当时在湖南农学院读大二,由于是农学院,伙食要比我们学校要好些。我每次去, 六姐就帮我报客餐,我便美美地吃上一顿。无论在精神上、营养上都得到一次补充。

人们在半饥饿壮态中迎来了1960年,这时,大饥荒已经从农村向城市蔓延。饭店、面食店及所有商店中的粮食制品均收粮票,街上要饭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大家都饿,又上哪里去要饭咧？于是街上经常看到饿尸。要饭的人感叹道:“解放前没饭吃还可以讨得到饭,现在上哪里去讨啊？”。讨不到就抢，面食店里的顾客刚接过面碗,只听到“啪”的一声响亮,从身后飞来一口浓痰,正好落入碗中,只好忍痛放碗,未待放下,碗已被人接走；还有的人刚接过面碗，一只脏得发黑的手以闪电般的速度伸过来,从碗中抓起面条就往嘴里放…

物质供应越来越少。学校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一个月大概只能吃到1—2次肉，仅管每次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片,但也让我们足足要回味好几天。饭也越来越少,刚吃得有味,才发现砵子里已空空如也(那时是吃砵子饭)。肚子虽饿,但也不敢说半句牢骚怪话,因为“阶级斗争”越抓越紧。学校经常停课下乡开荒、帮农民收割水稻、插秧。我们最喜欢的劳动是去粮库,把粮包扛出来,把谷子滩在地上晒,待太阳下山又将谷子装进麻包,扛进粮仓。虽然很累,但有饱饭吃,所以很高兴。然而这样的机会很少。

1961年秋,父亲年满60,第二次退休和母亲一起回到长沙市,在南门上碧湘街40号租了两间房居住。这是我表姨妈家的房,有两层,我们住二楼。邻居是位街道干部,一个单身女人胡东秀。一楼是房东纯姨一家,另一家是其妹—佳姨和她的两个女儿，长女陈嵩岳60年从长沙市四中(原名“周南女中”)高中毕业，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却连着两年高考落榜，后来才知道因为她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营长，49年随军去了台湾，她的档案上也就标上了“此生不予录取”的标签。

房子有些年头,木楼板踩上去,咯吱咯吱直响,有些吓人。母亲一再叮嘱我“走路要轻”。除此之外, 房子没后窗,不通风。到夏天,那简直是个火炉。

粮食、食油、肉类的定量越来越低，人们只好去烈士公园、嶽麓山等地挖野菜,买些糠掺进饭里吃，得黄肿病的人数直线上升，很多人就这样撒手人间。乡下更惨，有的地方野菜挖完了就刮树皮,后来连树皮也没有了。还有的地方,人们饿得实在没办法,只好吃观音土，吃死人肉…。

父亲是技术人员,每月另配给半斤肉,半斤植物油,半斤白糖,壹斤黄豆。

我在学校寄宿,每当星期六学校吃馒头时,我便忍着饥饿,将馒头带回家给父母吃。母亲又把她的饭让给我吃,我看到父母日益消瘦的面孔,不忍心,便欺骗他们说吃过了。哪知我的一片孝心,却给母亲带来新的灾难——紧邻胡东秀偷听到我们的对话,赶忙向居民委员会汇报我们家的粮食有多,吃不完还互相推让。这样,母亲的粮食定量本来就少,每月只有22斤,还被减去6斤,只有16斤了。

多亏六姐有时可从农学院的农场买些胡箩卜、白箩卜、芋头等回家,这些在当时,市面上根本看不到。我记得有一次六姐从学校买回来一袋白箩卜、芋头, 母亲非常高兴,煮了一大锅箩卜、芋头饭, 父亲由于长期吃不饱,这次吃多了些,肚子涨得难受了两天。

六姐毕生后分配到湖南汨罗屈原农场,那里属于洞庭湖区,到处是港汊,野鸭成群,是中国的鱼米之乡。那里物产丰富,老百姓虽缺粮,但可以下湖抓鱼,捕捉野鸭,故免遭饥饿之苦。六姐把母亲接去住了好几天, 母亲回来时还带回来一些腊鱼、腊野鸭。这些物质为我们不至被饿死起了关键作用。

转眼又是1962年,进入高中三年二期。劳动是不再安排了,经济也似乎有点好转的迹象——面食店有不需粮票的清水煮白箩卜卖，两毛五分钱一碗，仅管看不到一丝油星，但放有盐和酱油，这已是很不错了。肚子饿极了，就去买碗煮箩卜吃。虽不用参加劳动,但并不平静。由于中苏分歧,中共发表一评、二评…直到九评,经常上课或晚自息时,突然被校园里的高音喇叭打断,要求坐在教室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X评。

刚过了九评,又传达中央文件,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这时我们已结束所有功课进入总复习。学生自由复习,有问题去教研室找老师。我们大部分人都在校复习。我像很多同学一样,将课桌搬到教学楼前面水塘边的大树下,专心的复习起来。这里又安静又凉爽。虽然一会儿被喊去听关于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最新动象, 一会儿被喊去听关于高考的有关事项。据传达的中央文件精神,这一年由于国家经济困难,高考的录取率很低,全国为15%，而湖南省因为参考人数多而高校少,故录取率只有8%。我早有心理准备了,知道反正是难，懒得去想能否考取的事，听完后回到课桌旁又立即沉浸在书本中。通过这一阶段的复习,我发现收获很大,对高中三年来的课程基本上系统地掌握了,但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复习初中的代数和平面几何。

天气越来越热,长沙的夏天有如火炉。在临近高考的前半个月,学校每天中午和下午,为高三学生准备了两大桶绿豆粥,既解暑又充饥。

高考志愿表是到长沙市四中(原名“周南女中”)去填的，(三中和四中只隔一条小街,街的左侧是三中的大门，右側是四中的大门,两所中学都是有悠久历史的名牌中学。)限定交表后才可离开。故此无法征求父母意见。我考虑到自己既不是工人出身,也非贫下中农出身,更非革命干部子女,故不敢报考那些知名大学,看到有所洛阳农业机械学院，想到洛阳曾是九朝古都,解放后是苏联援助重建的新型工业城市。全国最大的拖拉机厂就在洛阳,于是把她作为我的第一志愿。

[草原之夜]

这一年九月一日,我如愿地成为洛阳农业机械学院的一名新生，她的前身是洛阳工学院,位于洛阳涧西。在其东北方向相距约1.5公里处,第一拖拉机厂与其遥遥相对,有一条笔直的长安路相连。在其东南面,紧挨着牡丹公园，上海路,不远处是专家大楼(现改名为西苑公园)。涧西,即是洛阳新城，一条条笔直、宽阔的水泥公路星罗棋布, 公路两旁整齐高大的林荫树，几乎互相交叉,仰首而望,只能看到窄窄的一线兰天，行人道也很宽, 行人道的另一边,是干净整齐的四层红砖家属楼房。

街上行人很少,若不是节假日,有时一眼望去,竟看不到一个人。在涧西区分佈着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矿山机器厂、洛阳耐火材料厂、洛阳热电厂、洛阳玻璃厂、洛阳柴油机厂、黄河冶炼厂等等，都是同行业中全国最大的厂。

工厂虽多,却没有污染。在每座工厂的前面,都有一大片密密的树林,把市区与工厂分隔开来,称之为“厂前区”。在厂前区外,根本听不到工厂机器的噪音,也没有灰尘。

第一学期生活还是很艰苦,很少有白面馒头吃,大部分是吃玉米面窝头,后来还吃了很长时间的高梁面窝头,吃起来如同嚼木,更糟的是拉大便极为困难。菜也没什么油水,但每星期有一次肉吃。后来慢慢好转,街上有农民挎个小框,卖玉米面窝头,卖煮熟的红薯,不收粮票。

生活虽然艰苦,但学校对学业抓得很紧,不再搞政治学习,更不提“阶级斗争”、“阶级敌人”之类的口头语。每个周末还开晚会、舞会；以洛拖为首的几个大厂还在街头、公园举办晚会,舞会。使人们感到从未有的愉快和轻松。

为什么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抓,天天抓”一下子变得如此轻松自由了呢？这个问题在头脑里一闪而过，没去细想，后来才知道这段时期是刘少奇在执政，毛泽东暂时退居二线。

经济好转的速度很快, 学校周边的唐村、李村出现了集市，农民们把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摆在集市交易。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不许农民种自留地, 不许养鸡养鸭, 不许搞付业,认为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尾巴,他要割尾巴。

从1963年开始，形势又在悄悄发生变化, 学校里及街头、公园举办的晚会,舞会越来越少,后来干脆没有了。政治学习又多起来了。到1964年,市场上的物质已非常丰富，而且离学校不远的上海市场的马路边,建了很多私人小吃店,有水饺、锅盔、天津汤包…店铺排列整齐,装修美观。我和我们班的叶传圣同学去吃过两次天津汤包,味道鲜美,价钱也不贵。

我初三时的同学薛佑农也由中专毕业分配到洛阳热电厂工作，他听说我父母在长沙的住房太小，便让我父母搬到他父母家去住，他家有多余的住房出租，是平房, 房间很大，还有一个杂物间。这样，我父母的居住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

64年下半年刚开学,遵照中央关于大学生必须参加四清运动的指示，我们全年级师生在院党委书记苏远的带领下,乘火车到灵宝县，再转坐汽车(解放牌货车)，经过近7个小时山路的颠簸，总算到达目的地——卢氏县, 作为四清运动工作队参加那里的四清运动。我们班分配到火炎村，队长是系党委书记李福增，付队长是院党委办公室的吴XX，我们称之为吴大姐。还有一部分人是洛阳地区一些县级机关人员，和我们搭配起来——每个生产队派一个地方干部当组长, 配1至2个学生为组员。我们学生白天要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找一些贫下中农谈话、开小会，动员他们揭发生产队的四不清问题。经过摸底，发现火炎村的党支部书记问题最大，作风专横，吊、打农民，多吃多占，偷、扒等四不清问题最为严重。村民们揭发说，此人祖父原本是个大地主，其父是个地痞，由于嫖、赌、吸大烟，将家资耗尽,是，土改时，他便成为响当当的贫农，土改运动的积极分子。土改中入党，并成为村支书。

上级为了把局面打开,决定开全村大会对他进行批斗。批斗会上他的态度极为恶劣，昂首挺胸，决不认错。村民们担心四清工作队走后他会进行报复，没人敢在会上发言。尽管工作队的正、付队长一再表态：“有些人担心运动后期还会让他担任大队党支书，怕他报复，不敢揭发他的四不清行为…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种人是不可能再进入领导班子的…。”发言人还是渺渺无几，批斗会也就这样草草收场。

运动中期要培养一些优秀青年入团，我发现一个叫作杨平安的小伙子，表现很好，村民们对他反映也很好，各方面完全符合入团条件，于是上报给工作队的正、付队长。但批下来的却是另一个刚满13岁的小孩。我找李队长究其原因，答曰：“杨平安出身中农。”“中农不也是团结对象吗？”答曰：“我们只依靠贫下中农”。

四个月过去了，运动进入组建新的领导班子阶段，还是在上次开批斗大会的地方，召开了庆祝火炎大队新领导班子成立大会。大会宣布还是由原来那位四不清支书担任新的大队党支书记(这位工作队队长大概将他三个多月前作的保证忘得一干二净。)，因为“该同志出身好，又是土改根子，根正苗红，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他对自己的一些四不清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已全部退赔…”。天啊！他何时“有了深刻的认识”？又何时“全部退赔”？只有上帝知道。

四清运动就这样“胜利结束”，我们也就“凯旋”而归，回到了阔别四个多月的学校，收拾一下东西，急忙赶回家过年。

1966年4月，我们班到黄泛区农场进行生产劳动实习。这里原是抗日战争时蒋介石在花园口缺堤时造成黄河泛滥所形成的灾区。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农场，麦田一望无边，全部采用机械化操作。

我们每天东方刚呈现鱼肚色就起床，草草洗脸刷牙立即赶往各自的机组，爬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麦浪在康拜因前一排排倒伏，收割机的谷仓一会儿就装满了，赶忙鸣笛叫来卡车，卡车傍着收割机前行，以便收割机一边收割一边把谷仓里的谷物输送给卡车…。有时因为一块田太大(超过800亩)就有二到三台收割机同时工作，那场面十分壮观，竟令我有些感到自豪，因为以前只是在苏联电影里看到过，而现在竟是自己在康拜因上亲身体验这种感觉。

早餐和中餐都由食堂送到田头，伙食还不错，中午因为又热又累，故大都是凉拌菜，吃得很舒服，但吃完饭马上就要上车干活。晚上要天黑了才收工回住地吃饭。晚餐常有我们最喜爱的捞面条吃，捞面条上盖有厚厚的一层肉沫，现在想起来还令人馋筵欲滴。

5月16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我们又被无奈地卷入一场长达十多年的政治旋涡之中。这天上午，我们正在各自的康拜因上忙着收割小麦，突然，带队老师跑来把我们一个个从康拜因喊下来，告诉我们：学校来紧急通知，要我们立即返校。

[草原之夜]

父亲暂时只写到这里，告一段落。

[草原之夜]

作者: volcano

来不及看完，先问问，杨毓麟非常有名，竟然是你的先人，看来你真是名门之后，杨开慧跟你们家有关系吗？是不是也沾了点亲？

可以GOOGLE搜一下“杨毓麟（或者杨守仁）”，“杨德邻（或者杨性恂）”，以及“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可以知道他们的关系。

[草原之夜]

作者: volcano

了不得，你的先辈很了不起，都是高人，怪不得你有种超然物外的智慧，原来是有根源的。老人家娓娓道来，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现实的图画，也许有点残酷，但是绝对真实。

嘿嘿，多谢，我已经没落回乡了

[草原之夜]

作者: White Cloud

百姓记录的是历史。“老百姓的嘴，是墓碑。黑是黑、白是白，论说千古功罪！”

作者: volcano

了不得，你的先辈很了不起，都是高人，怪不得你有种超然物外的智慧，原来是有根源的。老人家娓娓道来，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现实的图画，也许有点残酷，但是绝对真实。

作者: wiki

写得真好，继续继续。
小学生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那也不必上大学了。

多谢各位表扬，也多谢三代加精，待会把以上表扬的话转告父亲，充分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