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议的当代名媛----章含之

[范富堂TORONTO]

最近读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感慨万千. 不仅被女作者的文采所触, 也为她书中那些令人惊艳的照片而不能释手,更为她笔下描述的和乔冠华的恩爱所感动.. 名媛啊, 那可真称的上名媛. 可谓那个时代女性的弄潮儿了. 一个女人到了这一步, 也算是面子, 荣耀, 虚荣, 欲望都满足的不能再满足了. 章士钊的女儿, 毛泽东的英文老师, 乔冠华的老婆, 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的翻译, 还能有谁有如此的身份?

但随后有读了她前夫洪君颜的一篇文章, 让我大跌眼镜! 到底是那个年代的动荡还是女人欲望的不能满足毁灭了这对当年的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

看人看来不能只爱其一面, 那另一面没准儿吓你一跳. 什么是爱情? 真是个千年难题.

丽人像:




和前夫洪君颜于北大


和外长乔冠华


转贴洪君颜的一文, 也和同好们指点指点.


香港《明报》编者按：洪君彦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国家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他与近代闻人章士钊之女章含之的恩爱情仇、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主政之后所经历的种种坎坷遭遇。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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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君彦


我和前妻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二十三年（一九四九―一九七三）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一九九三年至二ＯＯ三年，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已故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引自章含之的《风雨情》）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她离婚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完全掩盖了。


我不再沉默

自一句九三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一九九五年我再次看到章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要把我扯进去？而且她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竭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谋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自一九九三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统统为我鸣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一九九五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文革」带来灾难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

「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北大要研究世界经济，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并担任了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二十七岁就当上了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认为洪君彦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言论被说成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党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都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连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呵斥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用皮带抽打我。晚上我拖著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凌辱和折磨。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明白，时至今日仍然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镛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后来一次红卫兵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向周围望一眼，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统统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抄家连累岳父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批一顿、打一顿。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著帽子。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卡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经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著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究竟批我什么。紧接著红卫兵对著章老嚎叫：「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著，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拚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著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家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样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虽然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今年七月，我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51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洪晃还记得那时他对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上海电视》周刊2003年7 月第27期：〈洪 晃几年未见凯歌了〉)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捱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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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态度变了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著女儿也整天戴著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 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著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我是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捱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但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著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著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中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

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觉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文革是一阕灾难之曲，「知识分子」这不幸的身分猁猁事业、爱情、婚姻以至生命……往往只能是其中一个悲伤的音符，与苦为伴，有难相随。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连，名曰革命小将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一九六六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职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第三者出现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一九六四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如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那时大姐看到章在上海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捱斗受罪，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著搂著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里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真是心如刀割，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寻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简直无法忍受，但又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她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一九六七年三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线是必然的。

一九六七年中，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著，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自杀、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缠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我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著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不要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得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著想。而她却背著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我回家，我如蒙大赦地飞也般回到家中。她就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借种种藉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回外国语学院去了。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剪掉结婚照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那是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装戴领带的结婚照，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著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统统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掉。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而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和她理论，她一时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了。」（指她生母）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此事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著，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著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著天花板。即使每晚吞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对党对人民做过坏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所以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百倍。


往事不堪回首

那段时间，每到深夜我躺在床上两眼望著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像章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一九四九年，我十七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十四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拖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帐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吻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后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份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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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情相悦时

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她是我同班同学朱文□的舞伴。那时我见到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著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她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一班同学只把她看作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朱文□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朱文□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覆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覆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她的爱慕者，但她却对我一人情有独锺。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不少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几位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现成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一九五Ｏ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讨论过徐□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堕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了章含之是我的女朋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八个年头。八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过。倒是章曾经动摇过，闹过分手的风波。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两地书鱼雁传情

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一九五Ｏ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一九五一年，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学院在校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广西省土改工作。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总之，从依据五Ｏ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一九五七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大（五二年院系调整，燕京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一九六四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思念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勉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一九六六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著。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著我遭到家变，早已打消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


门当户对定终身

我和章含之随著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一九五二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五三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来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退休。一九五三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一九五二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五三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与奚夫人。章老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受教育……」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认为是门当户对。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一九五三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著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作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九五三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四十度，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著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

那时她把我当作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刚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有我陪伴她，开解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一九五三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在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著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一九五三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再回北京。

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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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作者洪君彦停稿启事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洪君彦

原始出处： 香港明报

[然儿]

洪晃：密封的记忆罐子已深埋　我劝父亲不要回忆
北京青年周刊


　　三个星期前，香港某报纸长篇连载洪君彦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没想到，刚刚刊出三期，在读者们期待着最新章节的时候，一个简短的启事终止了这篇回忆录的继续刊出。

　　启事如下：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作者洪君彦停稿启事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洪君彦

　　洪君彦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的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他与洪晃的母亲、著名近代人士章士钊之女章含之女士的恩爱情仇、悲欢离合是近代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坎坷经历的写照。

　　他和章含之女士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他们的婚姻于“文革”时期破裂。洪君彦先生说，那十年，是他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敢回首。

　　洪先生自己说，我已年过70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候仍然彻夜难眠，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洪先生的回忆就像一个突然的闯入者，把当事人已经沉封好多年的记忆的潘多拉盒子，突然打开了，没有任何前兆和原因。

　　在他的笔下，他与章含之离婚的原因，与众所周知的章含之笔下的截然不同。他还写了，当年是如何爱上了仅仅十四岁的亭亭玉立的少女章含之。

　　作为女儿的洪晃说，这事对我是一件特恐怖的事，我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九岁，恐怖，委屈，不知道该爱谁。所以，我就跟他嚷嚷，让他停下来！他在电话里说，为什么我就不能说话？

　　“我说，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您一件事。我爸想了两分钟，说你要这么说，就撤！我也挺感动的，他也是憋了30年有话要说，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

　　“名门痞女”哭了

　　在讲到她父母离婚的那天晚上，看到父亲一个人坐着公交车回北大，洪晃哭了。她说，那种难受劲儿就是感觉到一个人突然就那么没了！

　　从来在别人面前都是嬉笑怒骂，浑不吝的“名门痞女”，突然的柔情，把我和摄影记者一下子搞得不知所措。

　　其实，在中学读朱自清的《背影》时，尽管老师一个劲的让我们去感受作者字里行间的深厚情感，那时的我，对“父亲的背影”的那份深意和浓情，还是懵懵懂懂。显然，洪晃以一个女儿的心读懂了“父亲的背影”。

　　她说，自己其实内心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平时可以咋乎，可以高兴，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会疯掉。她是怕自己陷入到一个自己可怜自己的境况中去，只有憋足了劲往前走，才能甩开这些东西。

　　原来“名门痞女”的“痞”是她保护自己的方式。洪晃，有你的！

　　“父母、亲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受的话题，我能留下的记忆就那么一点，不想再被人拿走了。我跟我爸说，在我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一个一家三口人在一起的完整形象。”

　　听了这话，我觉得其实富有的标准有那么多，贫穷的方式也是那么多，你是一个哪种意义上的富人？在财富和情感上，是否都富有？

　　洪君彦喜欢照相，他总埋怨洪晃为什么在媒体上总是那几张照片。“是没照片吗？我给你寄两张过去吧？”于是，不久前洪晃就收到了父亲给她寄来的二十多年前拍的几张照片，每张照片都经过塑封。

　　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您一件事

　　你为什么让父亲停下来?

　　因为那些事我不想再想，那是特别不愉快的。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没有多少人离婚，可是，我爸和我妈离婚了，作为他们孩子的我，总觉得跟别人不一样，特别羞耻，不敢把父母离婚的事情告诉别人，就像出身不好一样。

　　那个时候没有心理医生，好多事情只能自己处理消化，我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把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密封起来，不再打开。

　　我爸写的回忆，就像打开了我的潘多拉盒子。我不愿意打开它，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讲也没有意义。更何况他们前几年已经成朋友了，还能互相打电话问候，这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安慰。

　　我没有想到他还要再把那些事情拿出来，这对我来说特别恐怖。就像又回到了九岁的时候，恐怖，委屈，不知道该爱谁。他写这些回忆对我来说就像噩梦重新开始了。

　　我爸就是想把有些事情讲清楚，我爸“文革”受了好多罪，可能觉得有话要说。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语言权，但我不愿意他发表，我爸妈身体都不好，禁不起折腾，现在两个人都在住院，而且我觉得这几年怨气没有那么多了，我不愿意他们再到媒体里吵。

　　我不觉得他们离婚寒碜，但对我来说，不想再回到九岁那样在父母中间站队的状态。一个小孩子不可能在父母中间站队，我那时觉得特别无奈，都是我爸妈，我能拿他们怎么样?我今年都43了，怎么能又回去了，我觉得那个密封的罐子已经被我封蜡深埋了，这样我才能往前走，这个罐子对我来说真的不能打开。

　　你当时是怎么劝他的？

　　这些稿子在香港报纸刊登的第一天上午，我爸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我正在做头发。你知道，那时的状态是最放松的，他说他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些东西，我以为是一些学术性的，还觉得挺好。

　　然后他说他回忆了一些过去的事情，他一说这个，我就马上紧张了。我问他说什么了，他说他回忆了“文革”的时候自己怎么离婚的。

　　我当时还没有急，稳稳当当的跟他说，你觉得有必要吗?事情都过去了，大家现在生活都挺好的。他说有话要说，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我后来觉得不对劲，就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急了说，爸你不能这么做！但他不在家，我所有的话都是留言。最后终于在家了，我就跟他嚷了一顿，他就把我电话给挂了。最后我再给他打电话，说我求求你停，不要再登了！他说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就不能说话？我说，我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您一件事。

　　我爸想了两分钟，说你要这么说，我就撤！我也挺感动的，他毕竟也是憋了30年有话要说。我真是觉得，在这时候，再做回忆的事会特别伤人。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吧！

　　你觉得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是怎样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没发表的东西基本上讲的都是父女情，后来的稿子他给我看了，讲的全是怎么带我到颐和园划船，怎么在圆明园教我骑自行车。我看见这东西的反应就是哭，哭得像个泪人一样。

　　我这个人其实反差很大，内心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我可以咋乎，可以高兴。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就会疯掉。我怕陷入到一个自己可怜自己的境况中去，只有憋足了劲往前走，我才能甩开这些东西。

　　父母亲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受的话题，我能留下的记忆就那么一点，不想再被人拿走了。我跟我爸说，在我的记忆里就没有一个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完整形象。我已经把记忆里的东西进行了精心的剪接，把好的东西编在一起制成一个小电影，然后不停地回放，这就是我的童年。其余的已经被我封存掉了，拿出来我没办法活。

　　其实，我也挺不容易的，一个人一辈子沉浸在你失去的东西里，是很要命的，这让人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实际上生活中我失去了很多东西。

　　他都回忆什么了？

　　挺可爱的，写父亲看着女儿长大，我小时候记得我爸爸教我骑自行车，带我去圆明园。还有就是他跟我妈妈离婚那一天，他把我送到史家胡同，就在11路车站(现在的111路)跟我说，我跟你妈离婚了，所以今天不回史家胡同了，你今天自己回去吧！我刚要过马路的时候，他说等会儿，我带你过去。他带我过完马路，看着我回去，然后再坐公交车原路回北大。这时候难受真的没法说，你就觉得这个人就这么没了(大哭)。

　　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我和我爸爸的亲情是在自行车上培养的。我那时候每个星期日的傍晚都要从史家胡同赶回外语附校，我爸爸总是陪我走，我坐车，他骑车，每当我坐的公共汽车赶上他的时候，他都要狂蹬一阵子，逗得我哈哈大笑。我那时候坐11路，到动物园倒车，再坐332在魏公村下车，下车以后要走一段路，每次我爸爸都用自行车带我进去。我坐着他的“二等”和他聊天，觉得我爸爸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人。

　　1977年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又开始在一起生活。我爸爸开始教我骑车。其实我已经会骑车，但是我爸爸说我的技术不过关，他不放心，我一回家就叫我蹬上车和他去练。现在想想，我爸爸可能是为了找一个机会和我单独在一起，他知道我和后妈朱一景合不来，也难为他了。

　　我们练车都是去圆明园的旧址，那时候那里没有旅游点，真是一片废墟，我们骑累了就坐在被八国联军推倒的汉白玉柱子上聊天。我爸爸喜欢问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会叹口气说，我研究了20年美国经济，还不知道信用卡长的什么样。

　　――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

　　他现在在香港的生活是怎样的？

　　他现在视网膜脱落，住在香港的医院里，我的后妈照顾他。她也是北大毕业的，对他特别好。

　　什么时候出院?

　　怎么着也得十天半个月吧!他的状况比我妈的要轻一些！

　　

[然儿]

有没有去看他?

　　我爸3月8号生日，我答应他过去看他。可那时候我妈病得特别重。我爸问我来不来，我说我妈病得很重，就不过去了。

　　过了一个礼拜，他给我打电话还问我来不来，我当时已经筋疲力尽了，想过一段时间再去。他特别失望，就对我说，他也要住院了，视网膜脱落，已经第三次开刀了，如果不住院，再治不好，眼睛就瞎了，再也看不到你了。

　　我一听吓了一跳，他给我打电话的那天，我刚从上海我妈那儿回来，她要做手术，在上海住院。第二天，我一早就飞去香港看他。到那儿我看见他带着墨镜，问他，你看得见我吗?他说，看不清楚！我又问他，你是两个眼睛都这样了吗?他说，不是，就左眼睛这样。

　　我还以为他是双目失明，原来是单目失明，我靠!你单目失明把我折腾到香港来，还说这辈子看不见我了!老人就爱撒娇，国家应该有套规定，独生子女的父母不允许离婚，要不然老了一个在这儿住院，一个在那儿住院，你怎么跑啊？跑不动啊!

　　父母都在住院，你现在的状态怎样?

　　跟原来一样，我的承受能力还是可以的，他们是我的生身父母。虽然他们都能得到很好的医护治疗，但实际上缺少的就是我的这份亲情。这时候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你就要收起你的孩子脾气了。独生子女小的时候受宠，现在就该还债了。

　　关于父亲的零散回忆

　　我妈妈说，我身上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爸身上继承的。

　　也的确是，我爸聪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就把这三次都结完了。

　　我爸爸退休前是在北京大学教经济的，据他的学生说，他能把经济讲得生龙活虎，据他的同事说，他就是学术文章不好好写，所以别人都当头版头条的经济学家了而他老人家却退休了。

　　“文革”时期，我爸和我妈离婚以后交过一个女朋友，两个人吹了之后她去领导那里告我爸，那时候想整人就提“作风问题”，一整一个准儿，再加上我们家老爷子又是离过婚的人。

　　领导找我爸爸谈话说：“老洪啊，你怎么犯这种错误呢？本来都要让你复课教学生啦。”

　　我爸闷头不说话。

　　领导又说：“老洪啊，干校的苦你还没受够吗？你要是再受一次处分那可就又得回干校了。” 我爸听了有点动心了，大概干校挺不是人呆的地方，于是笑眯眯的对领导说：“那我怎么办呢？”

　　领导看我爸有点悔改的意思，就比较高兴，建议说：“老洪啊，这么着吧，我和党委再说一说，你就跟这个女的结婚吧，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啦。”

　　我爸一听，连想都没想，就说：“那就算了吧，我还是回干校吧。”

　　领导没有见过如此不知好歹的，气愤地问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不顾全大局的决定，我爸理直气壮地解释说：“你想想，她没结婚就这么整我，那要是结婚了，还得了！”

　　就这么着，我爸又回干校放了几年鸭子。

　　前一阵子，我爸爸住进了朝阳医院换肾，他乐呵呵的，开刀的前一天晚上居然和我后妈一起下馆子吃饭，然后又去看老朋友，气得我骂他们两个人怎么都这么不懂事，然后把他们赶回了医院。

　　开刀的当天我们都坐在医院里等候他的体格检查结果，手术大夫来了，身后跟着心脏科主任。他们说我爸的心脏不好，做手术有一定的风险，要他再考虑一下，然后又把我和我后妈叫到走廊里，仔细地解释了一遍。我后妈立刻眼泪汪汪，不知所措地回到房间问我父亲是否坚持做手术，我爸斩钉截铁地说：“做，做，做，要不然什么好吃的都不能吃。”我告诉护士我爸爸坚持换肾的原因，她们都笑了，说：“这是什么逻辑。”

　　我爸爸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他算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活得比较自在的一个人。我曾经向他抱怨，认为父母离婚让我这辈子不能愉快，他开导我说：“其实你自己活好了就行了，干嘛老想父母的事儿。”那时候我才15岁。别人都说这句话好不负责任，我倒是觉得，这句话救了我，以后我真的活得挺好的。

　　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继承我爸的逻辑，虽然毛病多了点，但是总而言之还是活得挺自在的。

　　――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

　　你长得挺像他的？

　　鼻子特像，性格上很像他，但我没有他那么记仇。

　　他常回来北京吗?

　　回来，一般北京大学有什么活动他都会回来参加。但每次时间不长，一般都住我们家乡下的那套房子，他要回来，我们就去乡下呆几天。

　　他现在对你是怎么样的?

　　我小时候爱吃山楂片，直到现在我爸看见我还送我山楂片。我现在不爱吃，觉得跟纸壳贝儿似的。但小时候实在没什么零食，就觉得山楂片是最好吃的东西，他到现在还是转不过弯。在有了巧克力冰激凌奶油蛋糕的时代，山楂片实在是不好吃，但在他脑子里就不是这样，每次见到我就跟我说，给你带山楂片了！你怎样表示对他的爱?

　　我们一年见三四次吧！但我从不带礼物，我没什么礼物概念。他回来北京住我这儿，他想去欧洲旅游，我给他买飞机票。他的生活没有我妈妈那么富裕，在生活上他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东西，他过得挺舒服的，并且挺安逸的。他需要我跟他多花点儿时间，可能一年见面三四次他觉得不够。

　　也许他发表那个东西，也有我的错。如果我每年多花点时间在他身边的话，他可能也就不会再回忆这些事了。

　　这件事情之后，你会不会考虑多和他在一起一些?

　　我可能不会这么功利吧!不能说为了不让他写东西就多陪他，尽量多陪吧!但也不会刻意去怎么样。

　　你妈妈大家都很熟悉了，你爸爸一直是个不太被人讲的人，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特倔、要强、一根筋。他的学生都特别喜欢他，觉得他特别有意思。他有口才，会讲课。他特别喜欢生活，趣味性比较浓厚。但我不知道他错了哪根筋要写那些东西，他生病来上海住院，前前后后其实都是我妈安排的，我妈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他病好后走之前还给我妈打过电话道谢。

　　父亲对你最亲昵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我爸喜欢拥抱和亲吻，他对身体接触没有障碍的。

　　你爸老了和年轻时差别大吗?

　　头发少了，下巴多了。

　　他觉得你漂亮吗？

　　我爸特喜欢照相，给我照了好多照片，前两天还给我寄过来几张。他把我拍得特别漂亮。我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他刚好在美国当访问学者，那时候照片上的我特别淑女，就像来我这儿找工作被打发走的那种孩子差不多。我觉得特别逗。

　　你父亲看你办的杂志吗?

　　我一般给他寄《乐》，他特爱看。

　　我对组织一个和睦的家庭特别束手无策

　　父亲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

　　我爸一直是个很潇洒的人，实际上我没有他潇洒。我一直不敢生一个孩子，就怕他跟我一样，像我跟我父母一样的关系。我非常羡慕别人跟父母那种亲密劲儿。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没有一个家庭的概念，所以对我来说组织家庭是个特别困难的事情。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大学生的读者调查，问那些大学生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大部分孩子说家庭和睦是最重要的。这个观点挺对的，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我对组织一个和睦的家庭特别束手无策，所以放弃起来就特别容易。一个和睦的家庭肯定是要各个成员都要付出努力和牺牲的，但是一般活得潇洒的人，你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老是不妥协的话，你肯定要放弃一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我们家一直都在放弃的就是这些东西。

　　为什么放弃?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很优秀?

　　感情的事情实际上跟优秀没什么关系，我们成长的这个年代太复杂了。我在上海有个特别好的朋友，这次我为这件事难受，她就跟我说了一句特别智慧的话。她说其实“文革”的时候好多人都很糊涂的，在那么大的社会动荡下，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会做出很多后来自己都知道是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当时就是因为实在太空虚了。我的父母离婚的事被你知道了，被大家知道了，其实有好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没拿到媒体上去炒罢了。

　　你对父亲的美好记忆有哪些？

　　你问我这样的问题，一听就知道你是正常的人，而我是有断层的。我对我爸的第一个记忆就是大概两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正好我在家里洗脚，然后进来一个人，全家人对我说，叫啊！叫啊！这是你爸爸。

　　那时我不认识我爸爸，当时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半年不回来。你想，这个人虽然是你的父亲或者母亲，但可以半年不回来，你跟他压根儿就不会养成一个依赖亲昵的习惯。

　　我小时候从来不跟我的父母撒娇，都是跟姥姥姥爷撒娇，父母和我太远了。你问我，我的父母从小到大有什么改变？我觉得，没什么改变，他们都太远了。

　　60年代末出生的人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我从来没跟我父母要过钱，小时候是跟我姥姥要钱，再大一点跟我家阿姨要钱，后来出国了工作了更没有机会了，后来我挣了钱也没有觉得要给他们花，我这样的孩子跟正常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你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是哪段?

　　没什么事了，再也挑不出来什么了，我从生下来到九岁是跟着我姥姥姥爷，我父母经常不回来，那时候一年也就见二三十天，九岁我进了住宿学校，就更见不着他们了，然后去了美国。从出生到16岁的时候，我们一共见他们不到半年。你问我我们有什么回忆的，就这么多。我在生活中什么素材都不算太多，我的生活就是杂货铺，不是专卖店。 我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她和爸爸都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日才回来。在我的印象中，周末我们家总是好多人，我最多的记忆是跟我爸爸的弟弟和我的表哥在一起玩，好像比跟我妈玩的时间多。“文革”的时候北大的红卫兵来抄家，我妈妈一把把我抱到最里面的房间，她紧紧地搂着我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凳子上。一会儿我爸爸溜进来，他已经被剃了阴阳头，他来跟我们打招呼，但是话没说完就被红卫兵又揪出去了。

　　――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董慧　/郭小寒）

[temptang]

什么名媛呀，当年的章含之纯粹一革命小将嘛。多读几篇文章，看看章含之干的那些事儿，还有脸这出书那受访的，脸皮真比城墙厚。不过这也难怪，章含之本来就是弄潮儿型的主儿嘛，市场经济咱们章小将也要赶的不是！

[红枫叶]

洪老对章含之可谓爱之越深，恨之越切。

他都结了三次婚了，而且，据他们女儿的叙述晚年也与章也成了朋友，
但对章的记忆或是愤恨还能如数家珍。

人哪，最难的就是忘却！

[光明顶]

一段历史，一家三口，三个不同版本
信哪个？
似乎洪老的版本更有机会接近事实。
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弱者，被人批斗，还有心思却搞婚外恋，踹开老毛的英文老师？
章老太估计不会是什么光彩的角色，居然还好意思写那么多书来自吹自擂。
七十几岁的老人家，还要写文章把自己老婆背叛自己的事公之于世，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
而做女儿的，却要老爸闭口，把哑巴亏吃到底，倚仗就是父亲的爱。说只是不想再面对九岁时的窘境，但后面的利益瓜葛恐怕也不言而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