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 父亲的回忆录

[草原之夜]

就在这年暑假，宿舍区来了狼群，当时，还没有发明“防盗网”，因为社会秩序一直都好，窗户上连栏杆都没有。大热天，也没关玻璃窗门，整个窗户都是大开的。有一家的主妇起来给小孩拉尿，拉开电灯，看到一只狼的两条前腿搭在窗口,脑袋正对着她，吓得她大喊起来。宿舍里的大人也都起来了，操起木棍、菜刀追出来，才把狼吓走，人们看见，至少有六条狼。于是，各家各户都忙着给窗户装上了栏杆。

狼刚走，又来了强盗，而且有好多人，都带着长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单位派警卫带机枪晚上到宿舍区值班，有两晚和强盗遭遇，开了枪，虽没打死，也还是把强盗赶跑了。

下学期开学时走进学校，发现学校到处挂满了大字报，老师们也都脸色凝重,没有了往日的微笑。

从十月份开始,学校组织我们搞勤工俭学义务劳动,星期天要去河边挑砂,或上山挖草药等等。到1958年上学期, 勤工俭学义务劳动时间增加, 劳动量加大,除星期天全天劳动外,平时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都要去市郊开荒种木薯；农忙时要下乡帮农民“双抢”,即赶在立秋之前收割完水稻、犁田、插好晚稻秧苗(犁田由农民完成)。清早天不亮就下地,晚上天黑了还不让收工；往往在收工回生产队吃饭的路上边走边睡。当时我们才是14岁左右的孩子呀，经常边干活边想妈妈，想着想着就哭了起来，还只能偷偷流泪,害怕别人看见向老师汇报。

就在这一年, 父亲单位撤消, 父亲调江西萍乡钢铁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搞得人人自危, 父亲早已感到厌倦,于是,趁这次单位调整的机会,赶在到新单位报到之前递交了退休报告。

退休很快就被批准了,8月份, 父亲带领母亲和我又回到久别的长沙。刚到长沙,听到满耳的长沙话竟然反应不过来，过了好几天才慢慢习惯下来。

在插班考试时,我才领教到长沙的“左”,语文考试竟变成了政治、时事考试,有很多我没听说过的政治术语，只好胡扯一通交卷。

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我被分到长沙市第十七中学,这一年是初中三年级。开学的前一个多月还好,上课时间多,劳动时间少,但渐渐每星期只有两至三天上课,其余时间(包括星期日)都是重体力劳动:到码头运货,拖板车, 两个人拖一车,一个人在前面拖,另一人在后面推, 每车有一千多斤重。走平路还好，遇到上坡路时累得简直人都要趴下来，下坡时更危险，因为没有刹车，下坡时车推着你向前飞跑，边跑边大喊“让开，车来了。”后来感到太危险，就在板车下面绑一条粗长的木棒，下坡时就将板车拉手抬起来，让木棒后端与地面接触，利用木棒后端与地面的磨擦力来刹车。

不久毛泽东号召全民大搞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集体食堂的群众运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于是，学校礼堂、教室堆满了焦炭、铁矿石；操场到处是小高炉, 炼了好多天也不见铁水出来,焦炭倒是烧了不少。忘了从哪天开始,居民都要在街道食堂开餐,家里不准作饭。街道办事处把各家各户的饭锅、炒菜锅、菜刀等金属制品通通没收打碎作为废钢拿去大炼钢铁。这样，炼钢的原材料由生铁变成了“废”钢铁，怎知，“炼”出来的竟是什么都不是的“不明物质”。竟管如此,校领导还是煞有介事地带领一帮人敲锣打鼓地抬着这坨不明物质向市委“报喜”,说是“炼”出来的“钢”,居然得到了市委领导的表扬。

钢没炼成,改烧水泥。于是,小高炉拆了改砌烧水泥的炉,礼堂、教室又堆满了花岗岩。一部份同学坐在地上将大块的花岗岩敲碎 (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就这样被一块花岗岩碎片击中左眼而致瞎), 一部份人将花岗岩碎粉和在黄泥里搓成球状,晒干。另一部份守在炉边加料,晚上要守到半夜才凖回家。有一次我在炉边睡着了,结果第二天就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对“大跃进”不满,竟在烧水泥时睡觉。

“水泥”烧出来了,还是黄泥球。将它们粉碎和成泥浆, 怎知,放置一个星期还是黄泥浆。还是校领导有办法, 又带领一帮人敲锣打鼓地抬着这些黄泥球欢天喜地的向市委领导“报喜”去了。自然，又得到市委领导的表扬,大家皆大欢喜地庆祝这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水泥”不烧了,我们又都被调去参加修建“京广复线”。这比“大炼钢铁”时还累得多,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半夜才能上“床”——在地上铺一层薄薄的稻草杆，就成了床。晚上大家像沙丁鱼罐头里的鱼一样，一个挨一个地挤着睡。白天的工作是挑土、推车、打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谁都不敢和别人交谈——那年头，人们都被整怕了，大家都像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一样,每天重复着挑土、推车、打夯，也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重新坐在课堂里。好容易熬到过年的前两天总算完成了任务得以回家。

也不知什么原因，这条复线一直等到13年后才通车到衡阳。

[草原之夜]

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各种党报天天在报道“大好消息”,棉花产量放“卫星”,粮食产量放“卫星”、养猪、蔬菜等等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而且各地争放，愈放愈高。我记得最清楚是水稻放“卫星”，刚开始报道的是X省水稻亩产万斤，没过两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刊登一条更吸引人的新闻：Y省粮食产量放了个更大的“卫星”，水稻亩产量突破十一万斤…水稻亩产量就这样攀登，一天,我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一条新闻：湖南某地(我忘了是哪个县) 又放特大“卫星”，水稻亩产量突破120万斤大关…。我问父亲：这可能吗? 父亲低声告诫我，对别人千万别提出自己的怀疑，只能跟着党报喊，否则会被打成“右派”,抓去劳改，还要连累全家。母亲叮嘱我：记住一句老话：“稳口深藏舌,到处好安身。”

一天，舅舅从长沙县金井乡下来，告诉我们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选中一块田，要农民把扮桶(农村用来给水稻脱粒的方形木桶)一个挨一个地摆在田里,强迫农民把周围几十亩田里的谷穗割来堆放在扮桶上，堆得厚厚的，等省、市领导率领一群中央及地方党报记者来参观时,把一个小孩放在谷穗上坐着（下面有扮桶支撑，故小孩不会掉下去。），记者们赶忙拍照。领导们只在田边站一下，摆个姿态让记者们拍几张照片，嘴里夸奖几句,便回公社，在公社干部陪同下大吃大喝一通,抹干嘴上的油,钻进小汽车,浩浩荡荡地回城了。第二天,报纸上就报道说某地又放水稻高产卫星,亩产量达XXX万斤，XX领导亲自下乡视察。并刊登出小孩坐在谷穗上的照片，以此證明“卫星”绝对“货真价实”。

大放一通“卫星”后,所有青壮年都被赶上山“大炼钢铁”。山上大小树全被砍光烧光，却连一两钢铁都没炼出来。地里的庄稼熟了也不准下山去收，谁下山谁就是破坏“大炼钢铁”的反革命。人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庄稼烂在地里,棵粒无收。留在家里的妇女、老人也被干部们赶去修水利。寒冬腊月，寒风刺骨, 干部们强迫老人、妇女只准穿一条短裤,其余全部脱光,赤裸着上身和双腿修水利。挑土的和推车的要跑，以突出“干劲冲天”，而那些“人民公仆”们却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把手拢在袖子里,口里高喊“加油!”…

报纸天天高唱“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却不知为什么连猪肉、食油、香烟、肥皂、火柴、白糖、煤等等几乎所有日用品都要定量凭票供应啦（粮食、棉花、布等早在1957年前就定量凭票供应）。街道食堂里的菜越来越差，油水越来越少。饭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烂 ，不用嚼就咽下去了,刚吃完饭就感到饥饿。很快,这种饭作为先进技术推广：先用水将米泡涨后蒸一次,再加水又蒸一次,故美其名曰“双蒸饭”,是我国的一大发明。

父亲虽退休在家，但也不得安宁，街道办事处将退休老人招集起来开会，要他们参加“大炼钢铁”。某小学校长作为组长，他作动员报告：“炼钢有什么了不起,把铁扔进炉子里,烧红就拖出来,你一锤,我一锤,多打几锤就炼出来了。”父亲考虑到和这帮人打交道正好比“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在目前情景下还不如复职回单位,于是, 开会后第三天就回萍乡钢铁厂上班去了。妈妈和我留在长沙。

时光进入1959年。春节我一个人去江西萍乡钢铁厂看望父亲，六姐放假(当时她在读大学二年级)在家陪母亲。父亲工作很忙，过年竟一天假都没有，当时工厂正在边生产边建设，生活条件很艰苦，我心里很难受，于是与父母商量后在开学前把母亲送到江西萍乡，让两老互相有个照顾。父亲在离钢铁厂不远的农村租了两间房，房后有一小片树林，环境还算幽静。

可能是因为这一学期是初中三年二期，7月份就要考高中，而三年一期只上了一个月课的原因吧，所以这一学期参加劳动的时间较少，大部份时间都在上课。经过了“大炼钢铁”和修建“京广复线”锻炼的同学们，似乎更成熟了，更懂得珍惜时间。大家都在拼命努力学习，要把丢失的时间追回来。

中考终于结束，也不去想其结果，就急忙坐火车赶回萍乡钢铁厂的所在地—萍乡峡山口。回到家中，看到慈祥的双亲,感到一切都满足了。

[草原之夜]

暑假过了一半,我才开始着急,我是否能考取高中?考不取又怎么办?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买回一斤鸡蛋,妈作菜时发现了一个双黄蛋,第二天作菜时又发现了两个双黄蛋,妈惊喜地告诉了我们。但以后直到吃完全部鸡蛋也没发现第四双黄蛋。父亲高兴地说：“道隆，你中考填的志愿是几中？”“三中”我说。“那你肯定被录取了”父亲说“因为刚好是三个双黄蛋”。我听了，将信将疑。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寄来了，我果然考取了长沙市第三中学。

该校创办于1903年，原名“明德学堂”。是清末湖南第一所私立学校，也是湖南省唯一的一所男子中学，一直到“文革”才改为男女混合中学。明德办校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教学质量之高、社会影响之深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所罕见。明德成立后即成为湖南志士从事革命活动的隐蔽场所和以黄兴为中心(我祖父即是其中一员)的革命机关,从而成为了湖南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

我的语文课老师是位60多岁和蔼可亲,风度翩翩名叫周怀霜的老人。古文教得特好,讲起课来声情并茂。上他的第一节课前他就问我：“你的父亲是杨克敬吧？”我感到惊讶:“是，您怎么知道？”“我和你父亲是明德小学预备班的同学，你很像你父亲。我还见过你祖父——杨财政司长——他曾在这个学校任老师。”

新学期刚开始时学习空气很浓，基本上不搞劳动。同学们学习都很用功。随之由于国民经济越来越差，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全国又掀起大搞“小球藻”的热潮。我们下午两节课后又要大搞劳动：在操场上“开荒”种菜、搭建猪舍养猪；养殖“小球藻”。与此同时，更抓紧了“阶级斗争”，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老师们也都变得更加小心,都只管上课,别的事从不过问, 政治思想工作都是学校团委书记—一个靠拍马屁和整人爬上去的早两届没考取大学的谭XX在抓,他在各班培植一些和他一样德性的打手,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李XX就是他的得力爪牙。这些人拉帮结派,每天像特务一样睁大眼睛,拼命想在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学生中抓几个阶级敌人出来，又采用了抓右派时的办法：每星期开一次班会,要大家谈自己对当前形势的认识，要向党交心, 要谈自己的活思想。经过反右运动后,大家都变聪明了,不再上当,于是,大家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些假话:明明粮食定量低,肚子饿得叫,却硬说现在形势大好,每天都能吃饱; 明明纸张质量很差,课本和作业本的纸又黑又粗糙,写字很困难, 却硬说纸张质量比原来还好…。

父母不在身边,非常想念他们,感到非常孤独,于是我最大的快乐便是星期日去六姐学校,她当时在湖南农学院读大二,由于是农学院,伙食要比我们学校要好些。我每次去, 六姐就帮我报客餐,我便美美地吃上一顿。无论在精神上、营养上都得到一次补充。

人们在半饥饿壮态中迎来了1960年,这时,大饥荒已经从农村向城市蔓延。饭店、面食店及所有商店中的粮食制品均收粮票,街上要饭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大家都饿,又上哪里去要饭咧？于是街上经常看到饿尸。要饭的人感叹道:“解放前没饭吃还可以讨得到饭,现在上哪里去讨啊？”。讨不到就抢，面食店里的顾客刚接过面碗,只听到“啪”的一声响亮,从身后飞来一口浓痰,正好落入碗中,只好忍痛放碗,未待放下,碗已被人接走；还有的人刚接过面碗，一只脏得发黑的手以闪电般的速度伸过来,从碗中抓起面条就往嘴里放…

物质供应越来越少。学校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一个月大概只能吃到1—2次肉，仅管每次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片,但也让我们足足要回味好几天。饭也越来越少,刚吃得有味,才发现砵子里已空空如也(那时是吃砵子饭)。肚子虽饿,但也不敢说半句牢骚怪话,因为“阶级斗争”越抓越紧。学校经常停课下乡开荒、帮农民收割水稻、插秧。我们最喜欢的劳动是去粮库,把粮包扛出来,把谷子滩在地上晒,待太阳下山又将谷子装进麻包,扛进粮仓。虽然很累,但有饱饭吃,所以很高兴。然而这样的机会很少。

1961年秋,父亲年满60,第二次退休和母亲一起回到长沙市,在南门上碧湘街40号租了两间房居住。这是我表姨妈家的房,有两层,我们住二楼。邻居是位街道干部,一个单身女人胡东秀。一楼是房东纯姨一家,另一家是其妹—佳姨和她的两个女儿，长女陈嵩岳60年从长沙市四中(原名“周南女中”)高中毕业，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却连着两年高考落榜，后来才知道因为她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营长，49年随军去了台湾，她的档案上也就标上了“此生不予录取”的标签。

房子有些年头,木楼板踩上去,咯吱咯吱直响,有些吓人。母亲一再叮嘱我“走路要轻”。除此之外, 房子没后窗,不通风。到夏天,那简直是个火炉。

粮食、食油、肉类的定量越来越低，人们只好去烈士公园、嶽麓山等地挖野菜,买些糠掺进饭里吃，得黄肿病的人数直线上升，很多人就这样撒手人间。乡下更惨，有的地方野菜挖完了就刮树皮,后来连树皮也没有了。还有的地方,人们饿得实在没办法,只好吃观音土，吃死人肉…。

父亲是技术人员,每月另配给半斤肉,半斤植物油,半斤白糖,壹斤黄豆。

我在学校寄宿,每当星期六学校吃馒头时,我便忍着饥饿,将馒头带回家给父母吃。母亲又把她的饭让给我吃,我看到父母日益消瘦的面孔,不忍心,便欺骗他们说吃过了。哪知我的一片孝心,却给母亲带来新的灾难——紧邻胡东秀偷听到我们的对话,赶忙向居民委员会汇报我们家的粮食有多,吃不完还互相推让。这样,母亲的粮食定量本来就少,每月只有22斤,还被减去6斤,只有16斤了。

多亏六姐有时可从农学院的农场买些胡箩卜、白箩卜、芋头等回家,这些在当时,市面上根本看不到。我记得有一次六姐从学校买回来一袋白箩卜、芋头, 母亲非常高兴,煮了一大锅箩卜、芋头饭, 父亲由于长期吃不饱,这次吃多了些,肚子涨得难受了两天。

六姐毕生后分配到湖南汨罗屈原农场,那里属于洞庭湖区,到处是港汊,野鸭成群,是中国的鱼米之乡。那里物产丰富,老百姓虽缺粮,但可以下湖抓鱼,捕捉野鸭,故免遭饥饿之苦。六姐把母亲接去住了好几天, 母亲回来时还带回来一些腊鱼、腊野鸭。这些物质为我们不至被饿死起了关键作用。

转眼又是1962年,进入高中三年二期。劳动是不再安排了,经济也似乎有点好转的迹象——面食店有不需粮票的清水煮白箩卜卖，两毛五分钱一碗，仅管看不到一丝油星，但放有盐和酱油，这已是很不错了。肚子饿极了，就去买碗煮箩卜吃。虽不用参加劳动,但并不平静。由于中苏分歧,中共发表一评、二评…直到九评,经常上课或晚自息时,突然被校园里的高音喇叭打断,要求坐在教室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X评。

刚过了九评,又传达中央文件,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这时我们已结束所有功课进入总复习。学生自由复习,有问题去教研室找老师。我们大部分人都在校复习。我像很多同学一样,将课桌搬到教学楼前面水塘边的大树下,专心的复习起来。这里又安静又凉爽。虽然一会儿被喊去听关于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最新动象, 一会儿被喊去听关于高考的有关事项。据传达的中央文件精神,这一年由于国家经济困难,高考的录取率很低,全国为15%，而湖南省因为参考人数多而高校少,故录取率只有8%。我早有心理准备了,知道反正是难，懒得去想能否考取的事，听完后回到课桌旁又立即沉浸在书本中。通过这一阶段的复习,我发现收获很大,对高中三年来的课程基本上系统地掌握了,但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复习初中的代数和平面几何。

天气越来越热,长沙的夏天有如火炉。在临近高考的前半个月,学校每天中午和下午,为高三学生准备了两大桶绿豆粥,既解暑又充饥。

高考志愿表是到长沙市四中(原名“周南女中”)去填的，(三中和四中只隔一条小街,街的左侧是三中的大门，右側是四中的大门,两所中学都是有悠久历史的名牌中学。)限定交表后才可离开。故此无法征求父母意见。我考虑到自己既不是工人出身,也非贫下中农出身,更非革命干部子女,故不敢报考那些知名大学,看到有所洛阳农业机械学院，想到洛阳曾是九朝古都,解放后是苏联援助重建的新型工业城市。全国最大的拖拉机厂就在洛阳,于是把她作为我的第一志愿。

[草原之夜]

这一年九月一日,我如愿地成为洛阳农业机械学院的一名新生，她的前身是洛阳工学院,位于洛阳涧西。在其东北方向相距约1.5公里处,第一拖拉机厂与其遥遥相对,有一条笔直的长安路相连。在其东南面,紧挨着牡丹公园，上海路,不远处是专家大楼(现改名为西苑公园)。涧西,即是洛阳新城，一条条笔直、宽阔的水泥公路星罗棋布, 公路两旁整齐高大的林荫树，几乎互相交叉,仰首而望,只能看到窄窄的一线兰天，行人道也很宽, 行人道的另一边,是干净整齐的四层红砖家属楼房。

街上行人很少,若不是节假日,有时一眼望去,竟看不到一个人。在涧西区分佈着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矿山机器厂、洛阳耐火材料厂、洛阳热电厂、洛阳玻璃厂、洛阳柴油机厂、黄河冶炼厂等等，都是同行业中全国最大的厂。

工厂虽多,却没有污染。在每座工厂的前面,都有一大片密密的树林,把市区与工厂分隔开来,称之为“厂前区”。在厂前区外,根本听不到工厂机器的噪音,也没有灰尘。

第一学期生活还是很艰苦,很少有白面馒头吃,大部分是吃玉米面窝头,后来还吃了很长时间的高梁面窝头,吃起来如同嚼木,更糟的是拉大便极为困难。菜也没什么油水,但每星期有一次肉吃。后来慢慢好转,街上有农民挎个小框,卖玉米面窝头,卖煮熟的红薯,不收粮票。

生活虽然艰苦,但学校对学业抓得很紧,不再搞政治学习,更不提“阶级斗争”、“阶级敌人”之类的口头语。每个周末还开晚会、舞会；以洛拖为首的几个大厂还在街头、公园举办晚会,舞会。使人们感到从未有的愉快和轻松。

为什么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抓,天天抓”一下子变得如此轻松自由了呢？这个问题在头脑里一闪而过，没去细想，后来才知道这段时期是刘少奇在执政，毛泽东暂时退居二线。

经济好转的速度很快, 学校周边的唐村、李村出现了集市，农民们把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摆在集市交易。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不许农民种自留地, 不许养鸡养鸭, 不许搞付业,认为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尾巴,他要割尾巴。

从1963年开始，形势又在悄悄发生变化, 学校里及街头、公园举办的晚会,舞会越来越少,后来干脆没有了。政治学习又多起来了。到1964年,市场上的物质已非常丰富，而且离学校不远的上海市场的马路边,建了很多私人小吃店,有水饺、锅盔、天津汤包…店铺排列整齐,装修美观。我和我们班的叶传圣同学去吃过两次天津汤包,味道鲜美,价钱也不贵。

我初三时的同学薛佑农也由中专毕业分配到洛阳热电厂工作，他听说我父母在长沙的住房太小，便让我父母搬到他父母家去住，他家有多余的住房出租，是平房, 房间很大，还有一个杂物间。这样，我父母的居住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

64年下半年刚开学,遵照中央关于大学生必须参加四清运动的指示，我们全年级师生在院党委书记苏远的带领下,乘火车到灵宝县，再转坐汽车(解放牌货车)，经过近7个小时山路的颠簸，总算到达目的地——卢氏县, 作为四清运动工作队参加那里的四清运动。我们班分配到火炎村，队长是系党委书记李福增，付队长是院党委办公室的吴XX，我们称之为吴大姐。还有一部分人是洛阳地区一些县级机关人员，和我们搭配起来——每个生产队派一个地方干部当组长, 配1至2个学生为组员。我们学生白天要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找一些贫下中农谈话、开小会，动员他们揭发生产队的四不清问题。经过摸底，发现火炎村的党支部书记问题最大，作风专横，吊、打农民，多吃多占，偷、扒等四不清问题最为严重。村民们揭发说，此人祖父原本是个大地主，其父是个地痞，由于嫖、赌、吸大烟，将家资耗尽,是，土改时，他便成为响当当的贫农，土改运动的积极分子。土改中入党，并成为村支书。

上级为了把局面打开,决定开全村大会对他进行批斗。批斗会上他的态度极为恶劣，昂首挺胸，决不认错。村民们担心四清工作队走后他会进行报复，没人敢在会上发言。尽管工作队的正、付队长一再表态：“有些人担心运动后期还会让他担任大队党支书，怕他报复，不敢揭发他的四不清行为…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种人是不可能再进入领导班子的…。”发言人还是渺渺无几，批斗会也就这样草草收场。

运动中期要培养一些优秀青年入团，我发现一个叫作杨平安的小伙子，表现很好，村民们对他反映也很好，各方面完全符合入团条件，于是上报给工作队的正、付队长。但批下来的却是另一个刚满13岁的小孩。我找李队长究其原因，答曰：“杨平安出身中农。”“中农不也是团结对象吗？”答曰：“我们只依靠贫下中农”。

四个月过去了，运动进入组建新的领导班子阶段，还是在上次开批斗大会的地方，召开了庆祝火炎大队新领导班子成立大会。大会宣布还是由原来那位四不清支书担任新的大队党支书记(这位工作队队长大概将他三个多月前作的保证忘得一干二净。)，因为“该同志出身好，又是土改根子，根正苗红，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他对自己的一些四不清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已全部退赔…”。天啊！他何时“有了深刻的认识”？又何时“全部退赔”？只有上帝知道。

四清运动就这样“胜利结束”，我们也就“凯旋”而归，回到了阔别四个多月的学校，收拾一下东西，急忙赶回家过年。

1966年4月，我们班到黄泛区农场进行生产劳动实习。这里原是抗日战争时蒋介石在花园口缺堤时造成黄河泛滥所形成的灾区。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农场，麦田一望无边，全部采用机械化操作。

我们每天东方刚呈现鱼肚色就起床，草草洗脸刷牙立即赶往各自的机组，爬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麦浪在康拜因前一排排倒伏，收割机的谷仓一会儿就装满了，赶忙鸣笛叫来卡车，卡车傍着收割机前行，以便收割机一边收割一边把谷仓里的谷物输送给卡车…。有时因为一块田太大(超过800亩)就有二到三台收割机同时工作，那场面十分壮观，竟令我有些感到自豪，因为以前只是在苏联电影里看到过，而现在竟是自己在康拜因上亲身体验这种感觉。

早餐和中餐都由食堂送到田头，伙食还不错，中午因为又热又累，故大都是凉拌菜，吃得很舒服，但吃完饭马上就要上车干活。晚上要天黑了才收工回住地吃饭。晚餐常有我们最喜爱的捞面条吃，捞面条上盖有厚厚的一层肉沫，现在想起来还令人馋筵欲滴。

5月16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我们又被无奈地卷入一场长达十多年的政治旋涡之中。这天上午，我们正在各自的康拜因上忙着收割小麦，突然，带队老师跑来把我们一个个从康拜因喊下来，告诉我们：学校来紧急通知，要我们立即返校。

[草原之夜]

父亲暂时只写到这里，告一段落。

[volcano]

作者: 草原之夜

形势越来越紧张，1949年6月，兵工厂准备迁台湾，部分人员及家属将随厂迁台，我们家被列在迁台人员名单上。父母商量后决定留在大陆，于是在一个晚上，父亲让我母亲给我们每人带上必备的几件衣服，偷偷地上了火车，把我们送到长沙姑妈家。姑妈名杨克恭，是我叔祖父杨毓麟(守仁)的女儿，叔祖父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名杨克...

来不及看完，先问问，杨毓麟非常有名，竟然是你的先人，看来你真是名门之后，杨开慧跟你们家有关系吗？是不是也沾了点亲？

[White Cloud]

鼓励长篇的。

[White Cloud]

作者: volcano

来不及看完，先问问，杨毓麟非常有名，竟然是你的先人，看来你真是名门之后，杨开慧跟你们家有关系吗？是不是也沾了点亲？

文采也遗传？我发现处事风格遗传是有一定统计规律作支持的。

[volcano]

草原，我很佩服老人家，平淡中的波澜壮阔，真是让人心潮澎湃。

[White Cloud]

百姓记录的是历史。“老百姓的嘴，是墓碑。黑是黑、白是白，论说千古功罪！”

[草原之夜]

作者: volcano

来不及看完，先问问，杨毓麟非常有名，竟然是你的先人，看来你真是名门之后，杨开慧跟你们家有关系吗？是不是也沾了点亲？

可以GOOGLE搜一下“杨毓麟（或者杨守仁）”，“杨德邻（或者杨性恂）”，以及“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可以知道他们的关系。

[volcano]

作者: 草原之夜

可以GOOGLE搜一下“杨毓麟（或者杨守仁）”，“杨德邻（或者杨性恂）”，以及“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可以知道他们的关系。

了不得，你的先辈很了不起，都是高人，怪不得你有种超然物外的智慧，原来是有根源的。老人家娓娓道来，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现实的图画，也许有点残酷，但是绝对真实。

[草原之夜]

作者: volcano

了不得，你的先辈很了不起，都是高人，怪不得你有种超然物外的智慧，原来是有根源的。老人家娓娓道来，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现实的图画，也许有点残酷，但是绝对真实。

嘿嘿，多谢，我已经没落回乡了

[volcano]

作者: 草原之夜

嘿嘿，多谢，我已经没落回乡了

这叫返璞归真。

[sage]

作者: 草原之夜

当人开始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这么说来父亲也开始老了。对父亲的写作水平一直不敢恭维，以前他写给亲戚们的信据反馈，都叫作电报信，通常是三言两语，草草汇报完家里的情况了事。小学时我做不完作业，他常常帮我写作文，当然也往往会被老师拿出当范文读，因此对他的写作水平还停留在小学作文的印象里。这次他写的回忆录发...

写得真好，继续继续。
小学生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那也不必上大学了。

[草原之夜]

作者: White Cloud

百姓记录的是历史。“老百姓的嘴，是墓碑。黑是黑、白是白，论说千古功罪！”

作者: volcano

了不得，你的先辈很了不起，都是高人，怪不得你有种超然物外的智慧，原来是有根源的。老人家娓娓道来，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现实的图画，也许有点残酷，但是绝对真实。

作者: wiki

写得真好，继续继续。
小学生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那也不必上大学了。

多谢各位表扬，也多谢三代加精，待会把以上表扬的话转告父亲，充分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

[wuyong]

没有来得及细看， 先拍一砖。
"当人开始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 虽然大家都这么说， 可是还是刺激了俺，因为俺码的那些都是回忆。 呵呵

不过呢，写回忆很好。 感觉会很好， 无论是美好还是伤悲。大道理不用讲， 写回忆让你有心情和时间， 平静的向后看。

[volcano]

作者: wuyong

没有来得及细看， 先拍一砖。
"当人开始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 虽然大家都这么说， 可是还是刺激了俺，因为俺码的那些都是回忆。 呵呵

不过呢，写回忆很好。 感觉会很好， 无论是美好还是伤悲。大道理不用讲， 写回忆让你有心情和时间， 平静的向后看。

我刚开始看这段话和吴兄的意见一样，合着我也老了，老想着过去。不过我挺阿Q的，一想，草原也写过去，“七年之洋”，他的意思是他自己也老了，我要能像他那么老，也行，然后就释然，老就老吧！

[vanilla]

作者: 草原之夜

当人开始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这么说来父亲也开始老了。对父亲的写作水平一直不敢恭维，以前他写给亲戚们的信据反馈，都叫作电报信，通常是三言两语，草草汇报完家里的情况了事。小学时我做不完作业，他常常帮我写作文，当然也往往会被老师拿出当范文读，因此对他的写作水平还停留在小学作文的印象里。这次他写的回忆录发...

好看.
老爷子这水平的写字, 很耐读的; 在用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诉说着历史, 诉说着生命. 那些如烟的往事如同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电影般吸引着我们的眼睛.

谢谢分享.

[疯狂搜底]

创造历史的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