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桑博：关于犹太人的几个历史常识

[张三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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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人的文章在北美一般不会出现在大众视线中。这里可以把“犹太”与“中国”二者相比较。可能会对比出一些非常有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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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人的几个历史常识（一）

2012-11-28

11月14日至21日，持续8天的“防务之柱”行动，再次将“巴以问题”推到了世界舆论的聚光灯下。同时也吸引了我们对“以色列”、“犹太人”、“反犹主义”、“屠犹事件”以及贯穿于整个以色列国家史（亦即整个“巴以问题”史）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等等相关问题的兴趣。

评论新闻事件而对其历史背景一无所知，无异于瞎子摸象。诚实地学习历史，是获知世界真相的起点。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些原本属于历史常识、今天却罕为人知的知识，择其要发表出来，供广大关注巴以问题的朋友们分享。

本文是一篇学习笔记，只着眼于几个历史问题的产生根源、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对现实中的巴以国际争端以及穆斯林、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作评论。

本文所涉几个历史问题关系巴以问题的根本，远非一篇短文所能面面俱到。因此文中不作背景复述，只就相关问题提供资料索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文末所列参考书目，作认真的深入探究。

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

“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智慧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是今天世界的常识，也是几乎一切媒体报道或评论犹太人相关事件的熟练句式。

没有人不承认犹太人古老、智慧、多灾多难……抛开这种经年累月刻意强调的宣传策略所蕴含的意图，以及它与“犹太人是上帝的优选民”理论、层出不穷的“犹太人智慧”一类小册子之间的默契不谈，这一宣传中所包含的一个根本性错误是：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

承认犹太人“古老，智慧，多灾多难……”是因为我们把犹太人视作人类的平等一员，视作人类大家庭中的同胞兄弟——如同中国人，如同阿拉伯人，如同美国白人和印第安人、包括被称之为“桑博”的印第安人和美洲黑奴混血人种。我们绝不认为犹太人比其他人类种群更愚昧、低劣、下贱，我们也绝不认为犹太人比其他人类更智慧、优越、高等。就精神品级而言，我们认为：人类的差别只存在于道德表现，而绝不存在于人格和天赋权利方面。即便在道德上一部分人类优越于一部分人类，也绝不是以民族、宗教、人种、地域这样的群属概念来区分，而只存在于个体人类的比较。

而今天的宣传，不但把犹太人描绘成一个永恒的“受压迫者”的形象，而且把犹太人想象成一个优越于其他人类的特殊人群；不但把犹太人描绘成为“救赎人类”而作出了“特殊牺牲”、肩负着某种“特殊使命”的优选民，而且把种族成分极其迥异、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想象成了一个共同民族。

法国思想家罗杰？格鲁迪（Roger Garaudy）在其《以色列问题》一书中，从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种学三个方面，清楚地论证了：从来不存在一个犹太民族。1976年的阿尔巴版等诸多考古发掘清楚地证明：被犹太人奉为先民的希伯来人，最初形成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迁居迦南地区的游牧民阿拉米人。而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人群构成，由当时“不同种族组成、最为复杂的”游牧部落。就其语言而非血统来说，阿米尔人就是当时的闪族人，即今天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土生犹太人的共同先民。希伯来人形成于这一人种成分极其复杂部落的基础之上，而并未曾在游牧民阿米尔人进入迦南之前形成一个特定的民族。

在“出埃及”时期，来自埃及的所谓“希伯来人”，是一个处于反对派地位、由各种族构成的人群集合，是一个受到法老统治歧视的社会阶层，而非某一特定民族。这一人群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手段渗入迦南的希伯来各部落的居民，逐渐在文化和婚姻上与当地居民完成了融合。及至公元70年，发生了巴库巴（伊拉克）骚乱之后，罗马人驱逐了信奉犹太教的古以色列人。这些被驱逐的古以色列难民进入迦南地区，游说一些当地居民信仰了犹太教。“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之少，可以说不值一提，但他们如同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一样，虔诚热情地让人们信奉他们的宗教。”（约瑟夫？里奈赫发表于1919年3月30日的《论坛报》）这样，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他们促使众多的闪族人（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埃及人以及罗马人信奉了统一的犹太教。再后来，犹太人的传教活动扩大到亚洲、北非、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法国）。正如图尔迪？格利格里在其所著的年鉴中所指出的那样：皈信犹太教的罗马人和高卢人，是犹太人口中的大多数。

同样，1492年之后，在被信奉天主教的皇帝费尔南德从西班牙驱逐出境的犹太人中，也有相当数量是皈信了犹太教的西班牙人。他们流落到意大利、法国、东方土耳其的艾资米尔地区。而绝大部分俄国的、波兰的以及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则都来源于哈扎尔人，即俄国南部的塔塔尔人。这部分犹太人在法国查理大帝时期皈信了犹太教。在欧洲及其它地区，犹太教的传教活动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在阿拉伯半岛南部，信奉犹太教的南部阿拉伯人，曾在公元6世纪曾建立过犹太国家；在俄国的东南部，公元8至10世纪曾建立过以土耳其人、芬兰乌格尔族人、斯拉夫人为基础的土耳其犹太“哈扎尔”国，埃塞俄比亚及其周围一些地区的犹太人则纯系土著黑人……从任何一次犹太人的聚会上，都可以看到：犹太人具有不同种族特点的各种面孔和肤色。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约瑟夫？里奈赫从以上历史事实中得出的明确结论是：既然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犹太种族，当然也就没有犹太民族，只有一个犹太教。

来自人种学的结论更加肯定。法国人类学家马克西姆？罗德松的研究表明：“对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证实：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大多数是阿拉伯化了的原迦南土著居民）的血液中，古希伯来人的血缘成分的比例，比大多数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血液中的比例大得多。”而托马斯？克尔纳在其《阿拉伯人》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人类学者认为：“创造了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东欧犹太人，在血统上与巴勒斯坦犹太人没有任何生理上的联系。”

除了上述《以色列问题》一书的论证外，新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作者施罗默？桑德（以色列历史学家，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揭开了“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理论的成因及其意图：大多数犹太人的故籍遍及中东和东欧诸国，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发生于一种新杜撰的历史下。而其背景是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在现代，为了筹划一个同质的集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须为之准备一个漫长的叙事，它要使人们联想到目前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长辈和祖先之间在时空上存在着关联……是记忆的代言者们的努力工作发明了它。”

“记忆的代言者们”是谁？不是别人，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制造者们。他们虚构“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这一“漫长叙事”的意图是什么？罗杰？格鲁迪和施罗默？桑德两位作者说得很透彻：他们捏造族谱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相信：今天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是同一个种族的子孙；而这个种族，正是上帝特许给他们迦南领地的主人——他们曾经是这块土地的最早所有者、也是最终的唯一拥有者。依靠神话般的种族延续性的历史叙事，来实现“返回”“祖先土地”的渴望。

假如把世界上信仰佛教或者伊斯兰教的上百种民族，说成是具有共同祖先、共同血缘、共同神话和英雄人物的同一个“佛族”或“穆斯林族”，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同样的条件下，“犹太民族”却被严肃地虚构成功了。

无论这种虚构多么一本正经，也无论今天的宣传多么强大，都不可能永久地遮掩历史的真实——曾经，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相信“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纳粹分子们和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制造者们。前者宣传犹太人是一个“通过血液毒害其它民族”的卑劣种族，目的是利用犹太人来转移视线，打败他们的主要敌人——工人的革命运动，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后者则为了让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世界人民相信他们对迦南之地——巴勒斯坦的独享权，建立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以色列。因此，这两者不仅在目的诉求上相通，而且在现实实践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正是本文下面所要讨论的另一个有关犹太人的重要历史常识：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反犹主义者的密切合作。

　　（未完待续）

[张三的四]

关于犹太人的几个历史常识（二）

2012-11-29

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历史不是5000年而是64年

今天的以色列国在对华宣传中的常用句式之一是：“以色列与中国一样，都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如前以色列驻华大使南月明在为《以色列》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和以色列虽有很大的差异，但亦具有共同的特点，两国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前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接受媒体访谈时说：“中以关系非常特殊，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出来第三个像中国和以色列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现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与以色列两个国家都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这一宣传句式含混了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以色列国家与古以色列国。

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不同的以色列国，与商周王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可比性可言。无论商周还是秦汉，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是政权更迭、一脉相承的关系，无论是基本文化渊源、主体民族构成，还是大致疆域边界……在构成共同国家的全部要素方面具有毋庸置疑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而今天的以色列国，除了从《旧约》传说中借取一个“以色列国”的名字，以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获得逻辑上的“合法性”之外，在上述的所有方面，都与古代的以色列国之间不存在一致性和连续性。

古以色列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复杂。

研究“古以色列国”这个课题，摆在一切非犹太教信徒历史学家面前的资料，屈指可数。无论考古发掘，还是文字记载，除了圣经《旧约》，提及“以色列”这个名词的史料极其有限。现有的资料中，“以色列”一词唯一一次出现在记载法老马尔纳卜特凯旋的华表上，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225年。赞颂胜利的华表上，提到了法老马尔纳卜特攻占了迦南（巴勒斯坦）城市，毁灭了以色列，它的居民也不复存在了。——仅此而已，再无其它。此外，1887年以来的考古发掘提供了相反的证据：在法老阿米诺菲瑟（公元前1375—1358年）的首都塔尔阿马那遗址中，相继发掘出法老与其派驻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的部属之间的通信档案。这些通信充篇皆是当时迦南城市的兴衰和相互之间的斗争的记述，但却根本没有提到以色列。

根据历史学家所提供的研究结果，结论很清楚：即使有一个“古以色列国”曾经真实存在于迦南地区，并于公元前1225年之前被灭亡——那只是一个距今超过3200多年的古国。同时，正如本文上一节所述，而建立这个古代以色列国的民众，与今天源自东欧诸族、罗马、高卢、西班牙、俄国哈扎尔人、甚至埃塞俄比亚黑人的现代犹太人之间，究竟有多少关系呢？

再来看犹太教圣经《旧约》中对“以色列”的记载：大卫是犹太部落的首领，当艾卜沙鲁姆在阿姆民特王子叔毕的鼓动下造反时，他派了一个叫戛特伊塔依的腓力斯人统率他的三分之一军队，经约旦东部前去镇压。他没有作任何努力就使迦南人犹太化了。但他建立了一个由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血统的民众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大卫王国。

大卫的母系祖先罗得是穆阿伯人——因此当他处于困境时，嘱托穆阿伯国王保护他的亲属。他与一个赫梯妇女结婚，生了后来继承他王位的所罗门。所罗门不仅保持了国家的多民族性，而且有所发展。所罗门国王死后，大卫王国分裂为南部的犹太国和北部的以色列。公元前721年，亚述人入侵以色列；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占领了犹太国并流放了达官显贵们。波斯国王居鲁士占领巴比伦时，允许流放者返回犹太国。但不少人宁愿留在巴比伦也不愿返回犹太国。从此，希伯来人相继处于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直到公元前2世纪，发生了马卡比人领导的暴动，反抗亚历山大的色路斯德人继承人——“安蒂奥克斯”。马可卡比人经过20年的奋战，建立了哈斯姆尼王朝，后因内讧而崩溃。公元前63年，庞贝占领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在黑洛多特王朝时期变成了一个附庸国，而后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期间有过两次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都相继失败了。一次在公元70年，一次在公元132年——此次由巴尔库克赫领导的起义被镇压之后，所罗门建立的圣殿惨遭兵燹。犹太人从此流落地中海沿岸各地，以色列人的社会在巴勒斯坦不复存在。

——此即《旧约》中的“古以色列国”文本。同时，这也是今天的以色列国用以宣传和教育的国家历史版本。依据《旧约》，在对外宣传和学校教材中，“古以色列国”与今天的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历史距离，又拉近了1350多年。

但其中的逻辑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梳理分析《旧约》中的古以色列国历史，大致可以罗列出这样几个历史事件：1，约书亚时期（公元前13世纪），各部落占领迦南；2，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3，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及重返的时期；4，公元63年和公元135年反抗罗马人的起义。——但是，除了这几个历史事件之外，迦南地区的其它历史到哪里去了：从公元前3000年到希伯来人“进入”迦南（6世纪的犹太教神学家们撰写历史时，出于政治需要，把“入侵”改写为“进入”）之间的近2000年；从公元135年巴尔库克赫领导起义到1948年现代以色列国建立之间的近2000年——在这近4000年的漫长历史中，迦南这片土地上竟然没有任何事件发生，也没有任何人群居住、经营？

显然这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对宗教经典和历史的一种暴力拆解和选择性使用。因为，若不忽略掉迦南（巴勒斯坦）的4000年历史，不把迦南的5000年文明史简化为几个历史事件，就无法论证所谓“犹太民族”的先民希伯来人是迦南地区的第一代居民，就无法证实迦南之地是“犹太民族”的祖先土地，现代以色列国与古以色列国的承续关系无处落脚，整个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体系遂不攻自破。

但历史脉络是清晰的：早在公元前2000年（800年之后，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当游牧人部落逐水草而来到迦南地区时，他们就惊讶地发现：早已定居于此的迦南土著人，已经拥有相当高的文明：使用铁器，有了拼音文字。在今天以色列的对外宣传和学校教材中这样写道：“公元7世纪巴勒斯坦被阿拉伯帝国占领，阿拉伯人从此成为该地居民的绝大多数。”——事实如何？罗杰-格鲁迪在《以色列问题》一书中指出：今天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人”（The Palestinians），不单纯是阿拉伯人的后代（阿拉伯人在7世纪进入巴勒斯坦时人数很少），更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迦南土著居民（也包括部分土著犹太人）。土著居民通过通婚或宗教的方式，选择了使用阿拉伯语。因此，评估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巴勒斯坦这一历史事件，应当看到：其中文化因素大于民族因素。

理解这一结论也不困难，只需回顾几个简单的历史事实：1，直到今天生活在巴勒斯坦、操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的贝都因游牧人，早在公元前2200年前后就已经随第一波游牧部落迁徙浪潮而落居巴勒斯坦；2，给巴勒斯坦命名“Palestine”（意即“腓力斯人的土地”）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与贝都因人同一时期从爱琴海迁来的“海上民族”腓力斯人（The Philistines）；3，阿拉伯帝国的崛起，是在不足百年时间里迅速扩张为一个地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人口总数会有多少，足以遍布于如此广袤的疆域、以至改变了其中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构成？

我们再来看看被忽略掉的后一个2000年——即135年起义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间的2000年期间，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居民情况：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之后，高呼着“杀死一个犹太人，净化你的灵魂”的口号把犹太人烧死在犹太教堂里；1187年，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后，允许犹太人返回圣城；根据托莱德的犹太人本杰明留下的记载，当他于1170年来到耶路撒冷朝圣时，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个犹太人；1267年，纳胡马尼迪在耶路撒冷只见到了两户犹太人家；到了1845年，巴勒斯坦总人口为35万人，而犹太人仅为1.2万；1882年，发端于俄国、绵延至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迫害运动，导致了犹太人涌进巴勒斯坦的又一次潮流；但直到“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犹太复国主义为其“重返”理论进行了20年的宣传动员之后，也就是犹太人逃离俄国、波兰、罗马尼亚的第一次移民浪潮之后，据美国1922年12月31日所发表的居民统计资料：在当时的757，000人巴勒斯坦居民中，阿拉伯人为663，000人（其中穆斯林590，000人，基督教徒73，000人），犹太人为83，000人——阿拉伯人口占总人口的88%，犹太人占11%。

从以上资料中可知，在被刻意忽略了的后一个2000年里，巴勒斯坦居民的主体成分构成为：至少5000年前就生息于此的土著居民迦南人；为这一地区命名的腓力斯人；以及继巴比伦、哈斯姆尼、埃及之后占领和统治这一地区的波斯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如果要强调“第一居民”的地位、追求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权利”，应当是那些有史以来世居于兹的土著居民迦南人最有资格，而不是“希伯来—犹太人”。

以上，就是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历史渊源，就是现代以色列与古以色列之间的全部关系，也就是宣传中“以色列是一个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国家”这一口头禅的全部历史依据。但是，这里尚未涉及另一个更为实质的问题：即犹太教经典《旧约》中上帝呼吁建立的“以色列国”，与现代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们和现代以色列开国元勋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本文下一节将要学习、探讨的内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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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人的几个历史常识（三）

-12-01

神权国家？世俗国家？

当有人提及“神权国家”这个词组时，听众的脑海里便会自然跳出“伊朗”、“沙特”、“塔利班”……这样一些国家政权。最近还有人撰文说，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的政治目标就 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神权国家，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在现代人的语感里，“神权政治”是与蒙昧、独裁、黑暗甚至恐怖联系在一起的。

同样地，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世俗民主国家。从理论上来讲，事实也是如此。早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初，它的领袖们就一再宣示：“复国”的犹太国家 以色列将是一个世俗国家。但这一“宣示”同时也暴露出了犹太复国主义学说的一个逻辑破绽：如果不接受《旧约》中上帝指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的神谕、而要建立一个与此无关的世俗 国家，那么“复国”之说“复”的究竟是哪个国？这真是一个致命的破绽。

对于“今天的以色列国与《旧约》中上帝许诺的‘以色列’有渊源关系”的复国学说，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教思想家马丁？布伯尔认为，伴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信 仰已经被连根铲除了。19世纪犹太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便是这种病症的集中表现。”至于今天的以色列国与历史上的古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本文上节已作了清楚地分析，那只是一个在3000 年前经过多次战争才建立起来的、昙花一现——只存在了73年，其居民并非单一种族——的王国，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如同无数远古王国一样消亡得无影无踪。

理解现代以色列的国家性质，首先需要对其立国理论犹太复国主义学说进行一番基本的梳理。第一个问题，需要首先辨明：所谓“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笼统模糊的提法。“犹太复国主义 ”（Zionism，又称锡安主义）无论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还是作为一场实践运动，都不是摩西？赫斯或西奥多？赫茨尔的发明。作为宗教理念和宗教实践的“犹太复国主义”可谓源远流长。它 的理论根基建立在犹太教对世界末日的信仰之上，犹太教的根本经典《旧约》“创世记篇”十二章第3节提到：当末日来临，救世主降临，上帝将召唤全人类进入他的王国。根据犹太教经注学 家的解释，这个“王国”就建立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犹太教神学家们据此奉锡安山为“圣山”，并发展出一个“朝觐圣地”的理论。例如当西班牙的天主教皇帝们强迫犹太人改宗、对犹 太教徒进行残酷迫害时，就有一些犹太人迁居耶路撒冷，建立宗教团体，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生活。但“复国”的理论发展成为一场小小的运动，则是晚近直到19世纪的事。当时一些宗教狂 热分子寻求在锡安山上建立一个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传播中心。在这一事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这一宗教和文化性质的“复国”运动，丝毫没有遭到耶路撒冷穆斯林的反对。原因 有两个：阿拉伯人从来都视自己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便是同祖后裔；在穆斯林的信仰中，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本是一脉相承的同一个宗教，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2.这场“复国”运动未 曾构思建立一个国家的政治方案，更没有强行独霸巴勒斯坦的图谋。因此，这一“复国”运动，从未引起过犹太人与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任何敌意或争斗。罗杰？格鲁迪先生把这种“复国 ”运动称之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与其后摩西？赫斯、里奥？平斯克、西奥多？赫茨尔等人发明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截然区分开来。

后者——“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们，正是将谋求建议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嫁接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枝桠上，成功地完成了政治谋略与宗教传统的对接。这样，逻辑的脉络就变得清晰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了神圣的宗教传统之后，却宣布将要建立一个“世俗国家”。当然，利用宗教或直接与宗教结合、假神之名义实现统治是人类政治实践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以色列如此，伊朗如此，阿拉伯国家如此，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也不例外。所以更值得关注的，是以神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神的王国”——以色列的政治实践活动。

作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西奥多赫茨尔将他的“复国”逻辑概括为这样几条：1.全世界的犹太人，不论居住在哪个国家，都构成一个“民族”；2.“犹太民族”不论在 何时何地，始终都是受迫害者；3.“犹太民族”不可能与居住国的其他民族相融合。（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1896年）——对其中第一条，我们已在本文“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一节 中作了清晰的辨识；对于第二条，我们不打算进行评论。但我们要强调指出：犹太人在历史上确实受到过多次宗教和种族主义迫害，从法老时代到罗马教廷的十字军东征，从西班牙天主教皇 帝们到近代的沙皇俄国、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诸国，包括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直到现代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最有意思的，是第三条：“犹太民族不可能与所在国的其他民族同处共融。” 这一设想的逻辑，可以说与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如出一辙，严丝合缝。包括反犹主义，包括纳粹理论，包括不久前的南非种族隔离，当然也包括今天以色列国家所实施的种 族主义基本国策。

对于后者，前以色列国会议员和民权运动领导人舒拉米特阿鲁妮女士曾有深刻的揭示：“所发生的这一切，目的在于要把一种思想灌输给以色列的犹太人。这一思想就是：在犹太人和非犹太 人之间，有一种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成为了判断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有关内政的原则。也就成为了判断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定居准则的原则。正是这一原则，给我们规定了如何对待以色 列人、阿拉伯人、游牧人、约旦河西岸居民、加沙人的不同作法；同时也教给我们如何满足以色列人所具有的野心的办法。”（舒拉米特？阿鲁妮《以犹太教的名义》，刊载于1978年6月25日 的以色列《新消息报》）这也就是为什么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推翻了种族隔离主义、取得了独立自由之后还要说这句话：“我们深知：在巴勒斯坦获得解放和自由之前，我们的自由是残缺的 。”

站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来观察和分析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产生根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学说的本质属性、及其产物以色列国家所执行的内外政策。“德雷福斯事件”的来龙去脉在网络上举手可查，不必在此复述。简单地说，它只是当时盛行于欧洲大陆的种族歧视风潮的一个具体细节，这一事件所暴露的，是欧洲由来已久的“白人至上论”种族主义传统的丑恶嘴脸。今天的所有宣传把“德雷福斯事件”解说成西奥多赫茨尔写作《犹太国》、构思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体系的唯一动因，当然也不无道理，但同时也可能遮蔽了19世纪犹太人在欧洲各国所遭受的更多迫害。概括地说，19世纪的欧洲，正处于种族（民族）学说兴盛、殖民主义热情高涨的时期，“白种人之外的其他人是野蛮人”，白种人负有“教化”野蛮民族的神圣义务——这是当 时为海外殖民扩张、转移欧洲大陆内部矛盾、掠夺其它大洲财富的侵略战争寻求辩护的理论。犹太人本来也被视为野蛮人、同属欧洲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之列。但是，此刻正在维也纳苦思冥想的犹太先知赫茨尔，却奇迹般地从欧洲种族主义的喧嚣声浪中获得了灵感。

这一伟大灵感由“三步曲”构成：汲取欧洲民族主义学说的养分，把数千年来依靠宗教文化维系、作为宗教群体存在的犹太人，设计成一个“民族”；扭曲犹太教关于“优选民”的教义，把 犹太人描述成一个有别于其他人类的高等民族；利用欧洲排犹势力嫁祸其他地区的阴暗心理，借助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的关于《旧约》中“许诺建立一个上帝王国”的理论，推动建立一个 独立的以色列国家。——这就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学说的核心，也就是以色列立国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的本质是：以民族主义替代了宗教信仰，以国家崇拜替代了上帝崇拜。从中可以清楚 地看到：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欧洲源远流长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理论之间的师承关系，或者说它直接就是后者的产物也并不过分。对此，赫茨尔本人也毫不隐讳，他在其《犹太国》一 书中明确写道：“我们必须在那里（巴勒斯坦），组成欧洲堡垒的一部分，以对付亚洲，使之成为文明反对野蛮的前哨。”

今天“巴以争端”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巴以边界划分，其中最令国际调解者头疼的一个问题是：以色列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其实早在1937年，本古里安就曾依据《旧约》为以色列划定了包括 下述5个地区的“以色列边界”：1.黎巴嫩南部直到利塔尼河（本？古里安称为以色列西部）；2.叙利亚南部；3.约旦东部，即今天的约旦；4.巴勒斯坦（本？古里安称为“英托管地”）； 5.西奈半岛。按照这个划分，以色列的北部边界将横跨叙利亚的哈马城（这与《旧约》“民数记”所指的作为迦南北部边界的哈马特城相符）。1956年，本？古里安在以色列议会议员们的热 烈欢呼中宣布：“西奈半岛是大卫和扫罗王国的一部分！”直到以色列开始进攻苏伊士运河，这种来自《旧约》的地理概念才不再提了。但是到了1967年，这一出自宗教经典的国家边界又被 提了出来：上帝给予的土地的边界是直到埃及河。按照《旧约》的“民数记”里的说法，也就是尼罗河（但不知指的是哪个支流），或阿里什河谷。——在此，读者又将发现：政治犹太复国 主义所宣示要建立的“世俗国家”以色列对宗教经典的虔诚实践。这种利用宗教神话的“弹性边界”概念，往往便于给某种预谋侵略提供合法性，或者能被用来为侵吞别人土地进行辩护。

坚持犹太教传统精神的犹太人另一翼，始终不曾放弃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和抵制。早在《犹太国》一书尚未出版、匹兹堡大会上关于修改犹太教八项原则公报尚未发行之前，针对赫茨尔鼓吹其政治犹太复国主义，1885年，绝大多数美国犹太法学博士宣布：“我们并不把自己看成一个民族，而只是一个宗教团体。因此，我们并不期待返回巴勒斯坦，也不盼望在哈伦后裔的 身上复活牺牲精神或恢复任何一个与犹太国有关的法律。”1942年6月，92位犹太法学博士在美国埃特拉尼克城召开会议讨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问题。后于1943年8月21日组成了一个“美国犹太教委员会”并发表声明，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的方案提出抗议：“到时候了，我们必须大喊一声‘停’！他们想用犹太教的旗号、犹太人的军队和一个建立在巴勒斯坦的国家，利用美国的双重国籍，来煽动美国的犹太人，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绝不能接受操纵目前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计划，也绝不支持它。”同时，“美国犹太教委员会”对解决被欧洲驱逐 的犹太难民提出一项具体的办法：“我们要求联合国尽快安全地把一切被轴心国赶离自己祖国的人，通过斡旋送回到他们的祖国去……我们不为我们的犹太兄弟要求别的，只要求无论他们在 哪一个国家，都应该同该国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尽同等的义务。我们反对在巴勒斯坦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因为它是失败哲学的产物，并不能为解决犹太人问题提供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反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并不仅仅只是犹太法学博士，也包括许多世界知名的犹太人士。如爱因斯坦、哲学家马尔坦布巴尔、古达马恩斯教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第一任校长。他们认 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是对犹太教的背叛，是把宗教当成为其目的服务的政治工具。古达？马恩斯教授在1933年就对巴勒斯坦前景忧心忡忡：“最使我忧虑的，是没有提出一种可以解决危机、 避免两种人民之间爆发战争的建设性方案。是的，犹太人有权向世界要求公正，但我并不准备为了实现犹太人的公正而使阿拉伯人遭受迫害。让阿拉伯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犹太人的统治，就是 对阿拉伯人的不公正。因此，我不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原因我已指明：我不想同阿拉伯人交战。”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曾说过：“在我看来，在共同和睦生活的基础上，同阿拉伯人达成协议，比建立犹太国家更为明智。因为建立一个具有国界、军队、政权的国家的构想，是 与犹太教的精神相抵触的，不管这个国家是多么简单。我担心：那种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渗透，会损害犹太教。我们已不是麦卡尔时代的犹太人了。根据政治概念去重组一个民族 ，这意味着从我们的先知们所推崇的民族精神上的一种倒退。”

可见，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热衷于赫茨尔的方案。据1943年美国犹太人年鉴记载，当时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有207,000人，而当时美国的犹太人总数为500万人。尽管政治犹 太复国主义者大力宣传动员，要求全世界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甚至不惜为此人为地制造一些“反犹事件”，如在也门等地。）但直到19世纪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仍不到5万人。 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两年之后的1919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也只有65,000人，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7%。1920年至1932年的12年间，“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数为118,378人（不及世 界犹太人总数的1%）。以色列国建立之后的1949年8月31日，本？古里安接见美国访问者时的谈话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我们实现了建立一个犹太国的夙愿，但我们仍处于起点上，因为在以 色列，只有90万犹太人。我们的任务是：使全世界所有犹太人回到以色列。”

就这样，观察现代以色列国家从立国理论到政治实践、包括研究其基本法，将会发现：这个国家对“犹太人”的概念始终是含混不清的，在基于血缘关系的概念和基于宗教信仰的概念之间摇 摆不定；对于政权性质的自我认定，也一直在“世俗国家”和“神权国家”之间飘忽不定。以色列历任国家领袖的公开言论，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国家的建立是上帝许诺的结果！”—— 以色列国创立者、第四任总理梅厄夫人提出的国家精神支柱和伦理基础（法国《世界报》1971年10月5日）；以色列前总理贝京也曾说：“这块土地许给了我们，我们完全有权占有 它。”（1978年12月12日访问挪威首都奥斯陆时发表的声明）；“我们拥有《旧约》，或者说我们是《旧约》的臣民，所以我们有权占领《旧约》中许诺给我们的土地——也就是在耶路撒冷 、海尔布隆、埃里哈及其附近属于法官及犹太法学博士们的土地！”（摘自曾历任以色列农业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的摩西？达扬发表于1967年8月10日《耶路撒冷邮报》的文章）1969年6 月25日，果尔达？梅厄在以色列会议上公开说：“犹太人占决定性的稳定多数，我们所要的是犹太国家。用一句明白无误的话说，就是要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所以，以色列的国家性质历来是一个争执不下的问题。罗杰？格鲁迪教授曾在《以色列问题》一书中指出：“建立一个由曾与纳粹分子共谋而有罪的欧洲人提供财政支持的独立国家——因为屠 杀犹太人是发生在欧洲大陆的事件，是纳粹的罪行、是与纳粹共谋的欧洲人的集体罪行——而让与此毫无关系的阿拉伯人来抵偿，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逻辑是什么！”1975年，当联合 国通过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的决议时，以色列前外交部长、曾为“斯特恩帮”组织的三巨头之一的伊扎克？沙米尔，于当年11月14日在《新消息报》上发表文章 ，抨击联合国的这一决议说：“刚从树上下来的一群人组成了民族，这群人随即把自己看成了是世界的领导者，这是不能接受的！一群原始人怎能配有发言权呢？我们在联合国最近受到的打 击使我们明白：我们是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人。”

从以色列的政治实践来考察，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每天都要通过战斗才能生存的国家”（现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维勒奈2012年9月16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自1948年的“建国战争 ”始，以色列可谓是“浴火复国”：据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以色列人权联合会前主席沙哈克1975年公布的统计结果：共列出了385个在1948年被以色列敢死队夷为平地的阿拉伯村庄名单 ；1948年之后，又有475个阿拉伯村庄遭到同样的命运。以色列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原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以色列研究所所长艾兰？佩普的统计数据则略有不同：“（1948年5月—1949年 1月），300多个巴勒斯坦村庄正面临奇特而令人不寒而栗的情景。为了向读者解释所发生的一切，笔者将以编年方式集中扼要介绍370个被以色列消灭的村庄中的64个村庄的情况，以便更清楚 地认识当时几乎完全消失的巴勒斯坦乡村的基本情况。”“从1948年4月底到7月末，所有村庄都在重演悲惨的一幕：以色列士兵从三面包围各个村庄，逼迫村民从唯一留出的一面撤离，拒绝 离开的人就被押上大卡车送到西岸……俘虏被转移到海滩，男人和妇女儿童分开，妇女儿童被驱赶到福雷迪斯附近（有些家庭18个月后才重聚）。200多名13到30岁的男人遭到亚历山东尼和其 他犹太武装的屠杀。报复及杀戮战斗适龄人员的图谋激发了这次血腥事件。”“1948年5月后大批农村人口成为清洗政策的受害者。居住在联合国划给犹太人国家土地上的85万名巴勒斯坦人， 只有16万人还生活在故土或附近。 这些留下的巴勒斯坦人成了以色列国家的少数民族，其他人大都在驱逐威胁之下出走或逃离，另有数千人惨遭屠杀。”“冬去春来，1949年春天温暖了冰冻 的巴勒斯坦……风景如画丰富多彩的乡村已经毁灭。一半村庄被毁，被以色列的推土机夷为平地，1948年8月政府决定把平地变成耕地，或者在这些遗迹上建立新的犹太人定居点。命名委员授 权新定居点将原来的阿拉伯语地名希伯来化：卢比亚（Lubya）变成拉维（Lavi），萨夫里亚（Safuria）成了齐普力（Zipori），只有伊泰特（Iteit）保留了原名。大卫？本-古里安解释说， 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将来阿拉伯人索回这些村庄。这一行动得到以色列考古学家支持，他们认为这些名称使地图恢复了‘古代以色列’原貌。”“100万巴勒斯坦人中有四分之三沦为难民，几乎 占居住在划分给犹太人国家内人口的90%。1948年冬天他们住进国际慈善组织提供的帐篷，联合国许诺他们将很快返回家园。”（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四章“浩劫与独立之间： 1948年战争”）建国之后，“以色列扩张移民定居点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到1979年，这种活动在约旦河西岸加剧了，同时按照老殖民主义的传统对定居点的犹太居民进行了武装。其结 果是：把150万巴勒斯坦居民驱逐之后，在1947年占有土地还不到巴勒斯坦全部土地的6.5%的犹太人，今天占有土地竟达93%（其中75%属国家所有，14%属于犹太民族基金会所有）。”（罗杰？ 格鲁迪《以色列问题》）

　　对此，集种族主义之大成者——前南非政府内阁总理维沃尔德说：“犹太人从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了上千年的阿拉伯人手中攫取土地。我支持他们这样干。因为他们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也 建立了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南非《德兰士瓦人报》评论这种行动的意义时说：“以色列人为了在非犹太人中保持他们的民族性而采取的方法，同出生在南非的欧洲人力图保留自己特性的 作法，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以色列国家内部的宗教阶层对类似的国家行为持何种意见呢？1982年，当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毁坏了提尔和西顿两座城市，狂轰滥炸贝鲁特，屠杀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的2—3万 名难民时——这是1948年贝京率领“伊尔贡”恐怖组织对巴勒斯坦戴尔亚辛村254名阿拉伯平民实施集体屠杀的延续，也是沙龙领导下的“101部队”在戈比亚和卡富卡西姆实施大屠杀的延续 ——根据以色列一些犹太教宗教学者的解释：类似的这些国家行为，正如同《旧约》中的以色列在根除野蛮迦南人的那种神圣运动，今天的以色列对付阿拉伯人的手段与《旧约》中以色列对 付迦南人的手段也如出一辙、毫无二致：“主许给你的那些人民的城市，是唯一不允许任何别的生物生存的城市……你们要按主的意旨使它成为赫梯人、阿木里人、迦南人和法里兹人的禁地 ！”（《旧约》“申命记”第20章第16、17节）“快去打阿玛利克，剥夺他的一切，绝不饶恕他。要把男人、妇女、婴儿以及牛羊、骆驼、驴统统杀死！”（《旧约》“撒母耳记”） 犹太教 的法学博士伊利阿扎尔？乌德曼在摘录《旧约》中的一些语句来为沙龙、贝京等以色列领导人的侵略和屠杀行为提供宗教理论依据时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占领证明了，以色列有能力在中东 及邻近地区建立‘新秩序’，并可作为拯救世界的起点。战争不论自卫战还是非自卫战都是有价值的。在寻求拯救世界的办法中，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比1967年‘六月战争’以后的阶段 ，达到了更为先进的阶段。在黎巴嫩的战争证明了我们的军事力量是强大的；证明了我们对中东和世界的‘秩序’是负有责任的。”（伊利阿扎尔？乌德曼《工作的动力》，发表于《纳库德》 报）

　　与其说这是犹太教经典对屠杀罪行的诠释，不如说这是国家政治对经典内容的选择性使用：例如他们从约亚书中屠杀迦南人的古老事件中，得到了屠杀巴勒斯坦、黎巴嫩人的启发，但却刻意 忽略掉了杰里迈亚、弥迦对屠杀事件的诅咒；强调以色列的种族歧视，但却回避了以斯拉、以赛亚期望未来弥赛亚拯救世界的心愿……以色列国自认为《旧约》经典中以色列的合法继承者， 为其侵略、吞并别国土地提供了天然正当的神圣依据，同时也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及不自觉地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天主教徒和属于新教义的“礼拜日学校”的基督教教徒 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他们原本不可能接受的观点。因此，“有人把今天以色列的犹太教说成是世俗势力的情妇，此话虽刻薄，但很形象。”（徐向群《以色列：宗教政治化》人民网）

　　但是，对以色列的国家行为同样也有不同的声音：针对戴尔亚辛村屠杀事件，爱因斯坦在1948年12月24日写给《纽约时报》主编的一封信中说：“贝京及其追随者在阿拉伯人的戴尔亚辛村的 暴行，是他们残暴本性的见证。1948年4月9日，贝京所领导的恐怖分子袭击了这个根本不是军事目标的阿拉伯人村庄，把全村的居民都杀害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入侵并实施大屠杀时， 特拉维夫大学的本雅明？库恩教授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当我从小收音机里听到了就要实现我们在黎巴嫩的目标——给贾利利的居民带来和平时，我给你写这封信。这种谎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十分清楚，这次的战争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野蛮，它与暗杀驻伦敦大使的企图和贾利利的和平毫无关系！啊，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他们曾是长期的暴虐和压迫的牺牲品，今天怎么 达到了如此野蛮的地步呢？难道这不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犹太教从犹太人的心目中连根拔除吗？朋友们，为了不使贝京、沙龙之流达到他们的双重目的，作最大的努力吧！ 他们的双重目的就是：‘把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要彻底铲除掉’（近来这种说法很流行）；同时要把作为人类一部分的以色列人导向灭亡。”（本雅明？库恩教授在1982年6月8日写给费达 勒？那基博士的信）

　　1952年，爱因斯坦两次拒绝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希望他出任以色列总统的愿望，明白表达了与这个国家的不同立场。无独有偶，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奥地利前总理布鲁诺？克莱斯基，他 的家眷在希特勒的集中营中全部被杀。但当谈及以色列时，他果断地说：“我不愿与那个以色列有任何关系！”1950年1月，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整个西方阵营的孤立封锁之中，以色列 率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坚持国际主义精神，坚持对以色列采取不承认、不接触、不建交的方针四十年未变。

　　神权国家？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国家？还是一个世俗民主国家？对于以色列的国家性质，吉尔苏姆的《犹太教的解放观》一书中有一句话可以作为经典诠释：“纳粹焚烧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 建立是同一历史事件的两个方面”。

　　（未完待续）

[张三的四]

第四段原文链接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rticleId=4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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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人的几个历史常识（四）

西奥多-赫茨尔：“我已有权利成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

西奥多-赫茨尔是谁？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体系的创始人，也就是以色列“复国”的理论奠基者。今天被认为是近代史上“犹太民族”的先知人物。

什么叫“反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仇恨犹太人或犹太教的思想和行为。

那么，一个犹太人国家的理论国父、先知人物，又怎么会自认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这听上去的确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赫茨尔本人对一名质疑他的复国理论的犹太人的回答。事实上赫茨尔也并没有说假话，就“反犹主义”的定义指向而言，他确实是一名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

赫茨尔自认他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这本身是符合逻辑的，理解起来也并不困难，但在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很容易被诬为“反犹主义势力”对犹太先知人物的抹黑。因此本文只列举一部分相关历史事实，不作评论。

之所以说理解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是因为：只要认真阅读了本文上一节关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学说的简介，注意到它的起源背景，厘清了它与欧洲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思想之间的师承关系，特别是理解了它对犹太教的“连根铲除”（马丁-布伯尔语）的破坏作用，就不难理解这一学说的创始人为什么要以“成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为荣。

就宗教信仰而言，西奥多-赫茨尔是一名不可知论者，他并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赫茨尔感兴趣的是“民族”和政治，而不在宗教。为了让人们接受他的“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的新理论，他甚至激烈反对那些把犹太教看作一个宗教的犹太人。就思想渊源而言，19世纪——需要再强调一遍：19世纪是欧洲民族主义学说兴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并在当时的德国表现尤为严重——的欧洲，弥漫着西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空气，这对于受日耳曼教育的赫茨尔构思他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殖民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从事海外“开发”活动，不必重视当地居民。在殖民者的眼里，任何一块被他们“发现”的新大陆，都只是一片充满上帝所赐财富的“空地”。因此，当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学说构思完成之后，他所需要的，只是一块这样的“空地”，来实现他雄心勃勃的“复国”计划。而当时摆在赫茨尔面前的，是一个多项选择——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曾有过到许多其他国家去建国的计划：例如1897年，巴伦-赫希曾建议他去阿根廷实施建国计划；1901年至1902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提出去塞浦路斯建国；1902年提出去西奈地区的计划；1903年至1904年英国政府曾建议赫茨尔去乌干达……但赫茨尔最终瞄准了巴勒斯坦作为他的目标。

选择巴勒斯坦作为“复国”计划的“空地”，足见赫茨尔非凡的战略目光。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巴勒斯坦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汇合处，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是亚欧各大帝国的必争之地，从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数百年的拉锯、绵延两百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直到近代欧洲殖民列强在中东地区的角力，无不围绕着新月地带的心脏巴勒斯坦而展开。当时，威廉二世打算修建一条从柏林经伊斯坦布尔到达巴格达的铁路，俄国从未放弃过控制地中海通道的野心，英国已经控制了经苏伊士运河通向印度的水路以及海湾油田。

——赫茨尔所瞄准的，正是当时欧洲列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殖民野心。因为他深知：一个强行植入的以色列国，在未来不可能孤立地在中东存活下去，除非通过某种手段将未来的以色列国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利益牢牢捆绑为一体。所以他要孤注一掷，利用欧洲殖民列强对巴勒斯坦的野心，作为与它们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

对此，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一书中丝毫未加掩饰：“我们要为欧洲筑起一道防御亚洲的墙。我们将成为保护文明不受野蛮人攻击的前卫战士。”

对于西奥多-赫茨尔的“复国”计划的殖民主义性质，可以通过下面的事实得到确认：他在1897年瑞士的巴赛尔大会上宣布，要建立政治上的而非精神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这种主张显然是从英国的殖民公司那里学来的。赫茨尔把英国当时最大的殖民者塞西尔罗兹作为最好的学习榜样和最权威的咨询对象，他于1902年1月11日专门写信向正在南非推行殖民计划的塞西尔-罗兹征询意见、寻求支持：“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您讲清一件与您无关的事情，但这件事与殖民主义有关。我所希望您做的就是——请您告诉您的同伴们说：‘我（罗兹）已经审阅过这项计划了，我认为它是正确的、可行的。’”赫茨尔自己也曾说过，他的纲领是“殖民主义类型的”。

赫茨尔所要做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是号召身处欧洲种族主义歧视迫害下的犹太人，支持他本人并不相信的“上帝许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的《旧约》神话，利用犹太民族主义者的情绪，来推动他所发动的“复国”运动；更重要的是第二件，他要积极寻求欧洲殖民主义、特别是反犹主义势力的支持，借助强大的外部力量，来实现他的“复国”梦想。【张三的四：“他本人并不相信”这一点很重要，如同对所谓共产主义，作为党领袖的毛自己也不相信一样，这里实用主义的精神以机会主义的手段，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在1895年的日记中，赫茨尔写道：“我准备对德国人说：算了吧，让我们走吧——我们和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阻止我们与当地人融合，我们也不打算而且也不可能同他们融合。”

在1896年3月4日，赫茨尔曾说过这样的话：“这些天，我的最好的支持者就是反犹主义者。”（见犹太复国主义作家艾-邵拉基《赫茨尔的生平》一书）

在谈到犹太人的出路时，赫茨尔指出：“反犹主义者是有道理的，是对的。但我们不必妒忌他们，因为我们也将是幸运的。”

为了推动他所设计的“复国”运动，赫茨尔不惜跟最凶恶的反犹主义者交涉，并投其所好：沙皇俄国的财政大臣当面对赫茨尔说：“我曾向阿列克塞三世陛下建议：‘如果能把600万犹太人淹死在黑海，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极为满意的事情。’”赫茨尔依然向对方乞求：“我们期待俄国政府的鼓励。”这位财政大臣则回答他：“我们已经对住在俄国的犹太人离开俄国给予足够的‘鼓励’了！”赫茨尔说：“当我宣布我们要组成一个独特的民族时，我的同伴们会说我是在走反犹主义道路。”

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主义者、沙皇俄国内务部长勃里夫，是1903年4月发生的“柯奇尼夫屠杀犹太人”事件的策划者和刽子手之一。当年5月，赫茨尔在给勃里夫的信中向他建议：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握有能够避免发生革命行动而直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妙策。信中称：“在柯奇尼夫事件后，这个妙策对年轻的犹太人来说，将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同年8月，赫茨尔与勃里夫会谈时，要求对方起草并签署一封信件，支持自己的“复国”计划。勃里夫签发了这一信件，并表示支持能使犹太人离开俄国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方案，但不允许在俄国发展犹太民族势力。赫茨尔对这个文件感激涕零。在另一次，他又呼吁和请求勃里夫把该文件的内容透露给奥斯曼土耳其苏丹。这样一来，赫茨尔就可以向苏丹请求，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就在当年，即1903年，在他的朋友还顾虑重重的情况下，赫茨尔就迫不及待地在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公布了信件的内容。

为了得到各国反犹主义势力对其“复国”计划的赞同和支持，赫茨尔采取了针对不同的谈判对手使用不同的语气、方式来游说他们。只要能促使对方认识到：如果谁不给犹太人迁移以方便，那么犹太人在所在国是危险的。例如在伦敦，赫茨尔声称：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方案，能够“消除一场将由犹太人发动的、其后果不堪设想的革命……”此外，赫茨尔还用同样的方式与德国外长冯比洛、德皇威廉二世、俄国内务部长勃里夫、沙皇尼古拉二世等人谈判。

早在1896年，赫茨尔的《犹太国》一书出版之前，一名获悉了他的“复国”方案的犹太人声称：“赫茨尔将会给犹太人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企图刺杀他。对此，赫茨尔断然回应：“我已有权利成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毛曾把自己比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因为此刻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方案的实施，离不开反犹主义势力的配合。因此，他公开宣扬：“反犹主义者，将成为我们坚定的朋友。奉行反犹主义政策的国家，势必将成为我们的盟友。”【毛在二战后曾以一种辩证法式的态度，感谢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支离破碎的中国，提供了中共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环境】

仅仅与反犹主义势力结盟，并不足以说明赫茨尔对反犹主义的贡献。事实上，他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反犹主义潮流，丰富和发展了反犹主义思想。为了赢得犹太富商们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方案的支持，赫茨尔曾以向各个犹太人所在国散布“犹太人威胁论”的方式，发动了一场针对犹太富商们的讹诈运动。例如1902年，在赢得英国犹太商人罗斯柴尔德的支持之前，他组织了“反罗斯柴尔德家族运动”，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如同大海里的章鱼，将其触角伸进了各个角落，构成了对世界的威胁。对于这种散布“犹太人威胁论”、煽动反犹主义情绪的作法，赫茨尔在其日记中提出了一系列行动提纲，并对外作了客观的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故事至今还在华语世界中流传，已经成为一种具有超越国家范畴，具有惊人破坏力的神秘力量，本质是一种幻想，且成为一种煽动的工具】

当越来越多的犹太人领袖担忧赫茨尔这样干，会使犹太人居住国对犹太人的忠诚度发生怀疑、从而给犹太人带来更大的压力时，他们向赫茨尔提出了抗议。为回答这一抗议，并进一步散布犹太人在居住国里总是“外人”的思想，赫茨尔写道：“在英国，爱国主义的主要保卫者，是伦敦的德籍犹太法学博士阿德拉尔；普鲁士的爱国主义的主要卫士，是柏林的犹太法学博士米布姆（匈牙利人）。最近，布鲁塞尔的犹太法学博士布鲁赫加入了比利时人反对米布姆的行列。根据他的名字‘布鲁赫’，可以断定他既不是弗莱明人，也不是沃龙人。”——罗杰-格鲁迪对此评论道：“即使那些最敌视犹太民众的人，也不会说出比这更过分的话。”

赫茨尔清楚地知道：他的理论将犹太人捏造成一个民族——使之丧失了宗教信仰的特性而具有了民族特性之后，再指望通过一场“重返圣地锡安山”的宗教运动、来推动各国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力量微乎其微。所以，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得不提倡一种“跨越国界的民族主义”，宣传犹太人在各个居住国里，都是异族，是“永远的陌生人”，以此为反犹主义思想提供营养；在另一面，又用“反迫害运动”来鼓动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策略，说明了赫茨尔为什么不但不以反犹主义为患，反而鼓励、推动反犹主义运动的理由。

西奥多-赫茨尔死于1904年7月。同年10月，《犹太季刊》杂志登载了英国学者卢西恩-沃尔夫针对反犹主义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调查结果。他总结道：“尽管融合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组织起来的反犹主义势头，日趋削弱了。……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将会给反犹主义运动补充新的活力。如果没有这种宣传，那么反犹主义就会继续削弱下去。”这篇调查报告的结尾指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最突出的危害，就在于它是反犹主义长期的、天然的盟友，并为它提供了强有力的辩辞。”

对于赫茨尔所采取的作法，奥地利议会议长约翰-舒洛莫斯基在给赫茨尔的信中说：“如果你们所提倡的，意在鼓励反犹主义运动，那么你可能会如愿以偿。我完全相信，在这样的宣传下，反犹主义会得到发展，也相信你会最终把犹太人引入血腥的大屠杀之中。”

赫茨尔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认为，最好不要把他的日记全文发表。但是，在1922年和1923年，他的全部日记被合订成3本小册子出版了。赫茨尔日记的出版，连非常怀念赫茨尔的奥地利作家约瑟塞缪尔-伯劳克都感到可怕：“赫茨尔给罗斯柴尔德和赫熙伯爵的书信，以及他关于犹太人是隐藏在居住国的造反者和革命者的说法，足以毁掉犹太人民。赫茨尔给犹太人的敌人提供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并为他们在这方面开辟了一条未来的实践之路。他的日记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这一担忧很快就被验证了：1933年至1945年间，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所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情，客观地说，背后不乏西奥多-赫茨尔及其追随者们的竭力推动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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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的四]

原帖链接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rticleId=4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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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人的几个历史常识（五）
2012-12-05

犹太人的出路在哪里？

11月29日，第35个“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当天，第67届联大会议以138票赞成、9票反对、41票弃权通过给予巴勒斯坦国际观察员国地位的决议。次日，以色列安全内阁宣布：批准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为犹太人定居点新建3000套住房；在东耶路撒冷E1地区扩建数千套犹太人定居点住房。——这一“批准”，意味着以色列从非法占领到永久占有的路上又迈出了稳健一步，而巴勒斯坦人的漫漫建国路又被堵上了一道高墙。

评论这两条接踵而来的新闻，后者被观察家们称为对前者的报复性回应——报复的理由是以色列缺乏安全感。“以色列缺乏安全感”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句子，过去的64年里常常挂在以色列国家领导人、美国从总统到发言人的嘴边，频繁出现于一切有关巴以新闻的字里行间。这个句子，也是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无止境扩大移民定居点、筑建隔离墙、设置检查站、入侵黎巴嫩、实施贝鲁特大屠杀、暗杀巴勒斯坦领导人、发动“铸铅行动”、“防务之柱”…… 64年来针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全部事情的唯一理由。同样，它也是1972年至今四十年间，美国否决近百项与巴勒斯坦有关的联合国决议的唯一理由。不例外地，它是美国、以色列此次反对巴勒斯坦入联决议的唯一理由。

这使得人们迷惑并不禁要问：以色列—犹太人的安全感，到底如何才能得到保障？解决以色列安全感问题的途径究竟是什么？犹太人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已远不止是一个百年之问。在19世纪的欧洲，它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思想界的热门论题之一。

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的多灾多难，特别是近代在欧洲种族主义煽动下所遭受的屡次大规模迫害运动，使得犹太人和许多同情犹太人遭遇的非犹太人，从很早起就开始思考“犹太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的问题。其中最著名者包括伯尔纳拉扎尔、马丁布伯尔、卡尔马克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罗杰格鲁迪……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西奥多赫茨尔。

回答犹太人出路的问题，首先需要理解犹太人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优选民”意识。“优选民”意识来自犹太教根本经典《旧约》。对此，布希维在他的《宇宙历史论》中有经典的概括：“犹太（以色列）是世界的中心，因此，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国家兴衰的原因，都是忠实听命于以色列人的上帝的意志。以色列人肩负着领导人类达到唯一的目的（实现唯一的宿愿）的重任。”——犹太人长期迷恋于这种“特殊人”的自我想象之中、从而形成某种封闭孤立的群体心态，可谓根深源长：早在伊本麦蒙出现之前，僵化的犹太教法典主义学派经注家们就已经围绕着经典注解，对犹太人的这种特殊心理精心构建了几个世纪之久。法典主义学者们执着于细微教义的探究钻研，并极力反对任何开放思维的尝试。作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伊本麦蒙曾试图阐明信仰和理智的一致性，却遭到法典主义学派的诋毁和诅咒。犹太教法典派和安息派学者对伊本麦蒙的重要著作《彷徨者的指南》一书恨之入骨，蒙彼利埃城的犹太法学博士所罗门不但诅咒读过《彷徨者的指南》的人，甚至在1232年发动了一场禁读和焚烧《彷徨者的指南》的运动。

为了把犹太人的阅读和研究限定在他们划定的法典范围之内，13世纪末，也舍尔为首的30位犹太教法学家在巴塞罗那主持召开的西努德斯会议上，作出了一项决议：凡不满25岁的犹太人，如果读了《旧约》和法典以外的书籍，就开除他的教籍。著名的法国犹太思想家伯尔纳拉扎尔在评论这一思潮所产生的后果时写道：“他们达到了目的，他们使犹太人与世隔绝了。”

针对犹太法典主义经注家们的努力及其后果，伯尔纳拉扎尔在其1894年出版的《反闪族主义及其历史和根源》一书中指出：“犹太人把自己孤限在一道‘围墙’之中了。这道‘围墙’是《旧约》的早期抄写者们围着《旧约》而筑起的。此后，法科赛人和犹太教法典派分子以斯拉的继承者、摩西精神的最早歪曲者、先知们的敌人们又加固了这道‘围墙’……这种自我孤立的危险性越来越严重了。犹太人有一种特有的狭隘性。正是这种狭隘性使犹太人自鸣得意，炫耀自己有《旧约》，并因此成了至高无上的完美的人，别的任何人都不能跟他们相比的特殊人。”

或许是19世纪泛滥于欧洲的民族主义逆流又加剧了犹太人的这种“优选民”意识，并使之更加牢固。就其后果而言，正是犹太教法典学派的这种近乎愚蠢的努力，为后来横行欧洲大陆的种族主义者提供了指控犹太人的口实。

对于“优选民”理论，罗杰格鲁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种形态的“优选民”之说，本质上都是种族主义和殖民掠夺的辩护词。他在《以色列问题》一书中对此作了精辟的剖析：从历史的角度看，“优选民”的论调是荒唐可笑的。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会在本民族的历史叙事中传达一种特殊情感。恰恰是这种特殊情感，使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同于异族的“优等民族”——可是，有什么权力仅仅只关注自己民族的记载而无视别的民族的历史呢？从政治角度分析，“优等民”理论是一种协助犯罪的理论，是为了对别的民族实行歧视、侵犯、统治和为扩张政策辩解的理论。从神学逻辑来看，“优等民”之说一样不能成立。如果说存在某种“优等民族”的话，则必然存在“劣等民族”。那么建立在这种“优等”和“劣等”理论基础之上的任何一种政策，必将导致对他者民族的歧视和否定——而孤立主义是没有什么信仰可言的，与世隔绝、自我欣赏的人是绝对不会相信有什么上帝的。

——正因为此，当赫茨尔开始四处宣传他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学说时，恪守传统教义的犹太教权威们明确表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违反了犹太教有关‘拯救’的许诺；用金钱和武器‘复国’，是对犹太教最高原则的背叛。”1880年，由于德国犹太教传统法学家的反对，赫茨尔不得不放弃了召开慕尼黑大会的计划。

强调自身“特殊性”、把犹太人解释成一种与其他人类不一样的“优选民”理论，与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看到：只有最丑恶的纳粹宣传，才把犹太人说成是不同于人类的其它物种，认为犹太人在身体（头颅、鼻子）和心理两方面都与其他人类不同。1967年8月，摩西达扬说：“当你拥有《旧约》全书，又拥有书中的民众，你也就拥有了《旧约》全书中记载的土地：耶路撒冷、希伯伦、杰里科和先知们曾拥有的全部土地。”1956年，贝京入侵埃及时宣布：“大卫王国的土地，一定要全部永久地回到以色列人民的手中！”——希特勒也曾宣布：“雅利安人居住过的土地都应回到我们手中来！”

分析了犹太人传统中的“优选民”思想，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缺乏安全感”的问题。西方媒体和舆论中有一个永恒的“弱者形象”：孤独的以色列处于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随时面临着“被赶入大海”、“被从地图上抹掉”的威胁，因此它不得不为获得“生存空间”和“安全感”而战斗。由媒体刻画出来的这个形象，成功地为以色列赢取了全世界的怜悯和同情。但这个形象并不是真实的。

今天以色列军队所拥有的军事装备从质量到数量都大大超过了所有阿拉伯国家军队装备的总和，这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但在媒体的叙事传统中，建国之初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相比兵力悬殊，全靠犹太人的勇武才得以以少胜多。真实的数据是：1948年战争中，由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等国家拼凑而成的“阿拉伯联军”总数不到22,000人，而以色列军队的人数则是65,000人。——这个数字不是什么秘密，只要去翻阅严肃的历史著作而不是随手传抄网络上流传的军迷段子，则随处可以查到。

1955年10月12日，贝京在教堂宣布：“我由衷地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地向阿拉伯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样，有助于我们实现我们的两个目的：一是摧毁阿拉伯国家的力量，二是扩大我们的领土。”1967年6月5日，以色列战机不宣而战，进攻埃及，炸毁了埃及停在地面上的全部飞机。——这与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的先发制人战争毫无区别。一周之后，以色列总理列维艾斯克尔在教堂里宣称：“是的，以色列的生存系在一根细线上，但是阿拉伯领导人想毁灭以色列的期望被挫败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位以色列领导人真的相信“阿拉伯威胁”和“面临毁灭”的说法。以色列的一位前部长麦尔海迪本托夫于1972年4月14日公开揭穿了这一谎言：“所有关于面临被毁灭威胁的种种传说，都是捏造出来的谎言，是虚张声势，为了掩饰吞并阿拉伯土地的目的。”伊扎尔魏茨曼将军1952年4月19日在《知识报》上发表文章说：“压根就不存在什么毁灭性的危险。”米提欣比利德将军也曾说：“这种把屠杀和毁灭的危险说成是1967年悬在我们脖颈上的利剑，并将以色列描绘成为生存而战的理论，只不过是战后才出现和传播起来的一个谎言而已。”连拉宾将军也亲自承认：“我不认为纳赛尔想要战争。5月14日，他派往西奈的两个师，根本不足以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一点。”（1972年6月2日的法国《卢蒙代尔报》）

如果说“阿拉伯威胁论”是一个谎言构成的骗局的话，那么这一骗局的成果就是：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获得了超过1947年分治决议划分给它的土地的3倍的领土，并占领至今。尽管如此，它仍企图不断地追求新的扩张。

那么以色列的“安全边界”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答案的问题。1972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提问：“你认为哪些地区对于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梅厄回答道：“如果你指的是我们应当划一条边界线，那么我们还没有打算这样做。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就会划出来。但是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基本点是：任何一项和平协议，都不能使以色列回到1967年6月4日的边界上去。必须改变那时的边界，为了我们的安全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边界，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全部边界线。”继任者们没有让梅厄食言：1973年与埃及战争受挫后，1978年9月通过戴维营协定使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的定居点翻倍增加，吞并了耶路撒冷、侵占了戈兰高地……紧接着，又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这一切，都是为“生存空间”而战斗。

有关进攻黎巴嫩是“正当自卫”、“为了加利利的和平秩序”说法：早在这次入侵战争发动的28年前、当在这场战争中亲手制造了贝鲁特大屠杀的萨阿德？哈达德上校还是一名懵懂少年的时候，以色列前总理摩西沙利特1954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已经策划成熟的入侵方案：“根据达扬的意见，唯一必要的事情是（在黎巴嫩）物色一名下级军官，我们要么说服他、要么用金钱收买他，让他宣布自己是马龙教徒，黎巴嫩的希腊教徒的拯救者。到那时候，以色列军队就开进黎巴嫩，占领必要的地区，建立一个与以色列结盟的基督教政权。至于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最终要属于以色列。”随后不久的日记中，沙利特又写道：“总参谋长认为，应当收买一名黎巴嫩的军官，让他作为我们的傀儡，以便使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是响应他们的呼吁，是为了把黎巴嫩从穆斯林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进入黎巴嫩。”28年后的1982年，当被相中的“物色对象” 萨阿德哈达德在国防部长沙龙的紧密配合下，率领1200人组成的长枪党屠杀队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贝鲁特大屠杀之后，贝京和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非犹太人在杀非犹太人！”当入侵战争已然成为事实，贝京的一位新任部长、极右政党“宗教爱国党”的尼伊玛姆教授宣称：“此刻正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建立新秩序的良机……在地理和历史上，那里应该是以色列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到利塔尼河的黎巴嫩南部地区归并过来。”

——这正是以色列64年来字遵句从、亦步亦趋地执行《约书亚》里的指示：“你们的脚踏到什么地方，我就把它送给你们。”其实早在1968年7月，摩西达扬就声称：“近百年来，我们的人民就致力于建设这个国家，并扩大它的版图，吸引更多的犹太人，建设更多的定居点，扩大我们的疆域。我们决不让任何一个犹太人说这项事业完成了，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一个犹太人认为我们将偃旗息鼓。”曾任以色列后备军司令、本古里安大学校长的贾齐特将军曾在皮尔萨巴对以色列“为生存空间而战”的战略（也就是阿以冲突的实质）做过一次精彩地概述：“第一个目标是，保证历史上的以色列（即古以色列）土地不再分治；……第二个目标，保证历史上的以色列的土地完全处于犹太人的控制之下，并保持它基本上成为一个犹太人国家；第三个目标是，彻底解决以色列土地上的阿拉伯人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历史上的以色列土地之外的地方去寻找。”

1982年2月的第14期《基弗尼姆》（耶路撒冷）杂志上，公开刊载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80年代以色列的战略”。这一超越了以往所有侵略计划的“战略”，不仅包含了对所有阿拉伯国家进行全面肢解的系统计划、以及为肢解它们而采取的步骤，而且囊括了对整个非洲和部分亚洲的野心——这使人不得不再次想起赫茨尔在《犹太国》中的那句精确描述：“我们必须在那里（巴勒斯坦），组成欧洲堡垒的一部分，以对付亚洲，使之成为文明反对野蛮的前哨。”以及他所梦想的疆域：“一个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的以色列”。——然而，就这样一个足以改变世界地图的庞大计划，竟然奇迹般地得到了美国的无条件支持。

世界舆论总是把以色列描绘成一个身处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必须为生存而战”的永恒弱者形象，不仅是对以色列数十年来所犯罪行的辩护，是对巴勒斯坦人所受迫害的不公，同时也是对世界安全的不负责任。西方舆论的眼中，从来都只有受到阿拉伯吃人妖怪戈利亚斯威胁的“小大卫”形象，却看不见“小大卫”的背篓里装满了美国的武器、金钱和永无止境的侵略贪欲。

今天，全世界都在传抄着一句杜撰出来的宣传谎言：“把以色列赶进大海里去！”以此来证明阿拉伯人的残暴和极端，却没有人愿意想起一位巴解前领导人的一句话：“哪怕（以色列是）一个被人强奸而生下来的私生子，我们也不能把他杀掉。”

回到本文主题：犹太人的出路在哪里？

64年中，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组织之间刀兵相向、怨怨相报无休时——搁下双方对错是非暂不讨论，本质上，是绑架了两国百姓的生命，绑架了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而我们所选择的立场，既不是以色列政府也不是巴解组织的立场，而是试图从两国人民——犹太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立场出发，寻求共同点，尝试思考结束这一“世纪之痛”的基本思路。

今天思考“犹太人的出路”问题，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思考“以色列的安全感”问题。而思考以色列国犹太人民的安全感问题（即出路问题），又离不开“巴勒斯坦人的出路”问题。事实上也是如此：巴勒斯坦人不能获得生存权、回家权、自由权这三个基本权利，以色列犹太人就不可能拥有安全感。

简单回顾一下当年那些重要人物对“犹太人出路”问题的看法：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在我看来，在共同和睦生活的基础上，同阿拉伯人达成协议，比建立犹太国家更为明智。因为建立具有国界、军队、政权的国家的构想，是与犹太教的精神相抵触的，不管这个国家多么简单。我担心：那种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渗透，会损害犹太教。我们已不是麦卡尔时代的犹太人了。根据政治概念去重新组装一个民族，这就意味着从我们先知们所推崇的民族精神上的一种倒退。”

马丁布伯尔对“犹太人是否一个民族”的问题持沉默态度。但这并未影响他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从基本人道主义出发对犹太人出路问题的构想。当甘地说：“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国土，把犹太人的统治强加给阿拉伯人是暴虐的、不人道的。”马丁布伯尔回答道：“我们并不想剥夺他们的财产，我们是要同他们共同生活。”同样，1958年在纽约的一次讲演中，他坚定地表达了与阿拉伯人联系的立场。他认为：犹太人民的复兴，应当与中东的复兴结合起来进行，这样方可避免武力。布伯尔说：“最错误、最腐朽的观点，是那种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武力开创的观点。而武力则往往是非人道战胜人道，是对于信仰的背叛。”对于在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以色列，布伯尔指出：最严重的错误，是以色列自己把自己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其实，早在1921年，马丁布伯尔就曾提出在中东建立有犹太人参加的联邦的构想。但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却选择了与“建立两个民族共同的国家或有犹太人参加的中东联邦”这一建议完全背道而驰的道路，做出了肢解巴勒斯坦的决定。正是世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国际社会共谋下的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两个民族的对立，也导致了战争的开始。布伯尔曾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武力，也不反对以色列建国。但当他目睹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头两次战争之后，他就立即指出：“犹太人同阿拉伯人之间的和平不能只靠停止侵略行动，而应该靠双方的合作才有和平可言。当初设想以色列参加中东联邦的思想，今天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不切实际的。但在将来，在一定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可能会再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历史或许会证明：这是有关巴以和平的最伟大的预见！

一种流行而且权威的观点把卡尔马克思视作一个反犹主义者。在他的长文《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确实使用了许多尖刻的用语来描述犹太人和犹太教，例如：“犹太人的宗教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用主义，利己主义。”“犹太人的一神教，在其现实性上是诸多需要的多神教，是一种把厕所也可以变成神律对象的多神教。”“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抽象地存在于犹太人宗教中的那种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和对于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视，是财迷的现实的、自觉的看法和品行。”“犹太人想象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说，是财迷的民族。”（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等等。尽管马克思以如此激烈的语气和犀利的笔锋批判了犹太人、犹太教的劣根性和功利性，但他绝不是一个什么反犹主义者。相反，马克思本人对犹太人抱有极大的同情（甚至这种同情心以致于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个别地区犹太人的状况分析失准），对于犹太人的历史遭遇、现实处境和出路命运，马克思皆有深重忧虑和深刻思考。

马克思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宗教信徒。因此，他的《论犹太人问题》驳斥了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中把“犹太人问题”看作一个宗教问题、尝试从宗教的角度来寻求解决的观点，而是从世俗的和政治的角度来剖析和观察犹太人问题（这一方法论坚持了最基本的唯物主义原则），从经济根源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犹太人问题，从人类“自我异化”现象中探讨犹太人问题，把对犹太人、犹太教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批判结合起来（如西欧社会中的犹太高利贷者、商人及其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习性，正是资产阶级的本质特性），得出“犹太人问题是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问题”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把犹太人的出路问题同世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危机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指出：犹太人自我解放的斗争，应当成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犹太人获得解放的出路，在于把自己的命运与各所在国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与当地人民共同团结战斗。——不幸的是，历史选择了与马克思的建议针锋相对的方向：恰恰使用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犹太人的出路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指出的出路是可取的，那么，今天安身立命于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犹太人，就必须把自身的出路问题与所在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结合起来思考，就必须把“以色列缺乏安全感”的问题与巴勒斯坦人的回家权、生存权和自由权结合起来思考，而不能指望依赖追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和隔离墙、检查站、梅卡瓦、白磷弹……以及美国每年的30亿军事援助来获得安全感。——所以，巴勒斯坦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与以色列—犹太人的“安全感”问题，既是制造了矛盾根源的相互原因，又是解决问题所必须依赖的、相辅相成的手段。

如今，全世界都把实现巴以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双方政治力量身上，都把目光盯在内塔尼亚胡、阿巴斯的身上，盯在美国调解、联合国决议和一次次徒劳无功的谈判、一张张被反复撕毁的停火协议上……但正如马丁-布伯尔所说的：“犹太人同阿拉伯人之间的和平不能只靠停止侵略行动，而应该靠双方的合作才有和平可言。”仅仅指望停火、入联或者建国，都是远远不够的，距离真正的和平还很遥远。只有双方放下仇视、开始真正的“合作”，才是和平的开始。

如同本文一再论述：分治、独立，包括追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都是在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方案，是帝国主义者操纵国际社会制造出来的分裂人民的方案，既不是犹太人民也不是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解放的出路，不是和平的路径；只有和解、共处、融合，才是最终的和平方向。

所以，我们应当把目光投向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把实现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双方人民的觉悟觉醒上，寄托于曾经友爱为邻和平相处的历史记忆在他们的脑海中醒来，寄托于人性的力量、和真正的宗教和平精神在他们的心灵中复苏。毕竟，他们才是主角，也是“犹太人出路”这一议题的对象——而不是那些理论骗子们和那些靠谎言、杀戮度日的政客们。

我们对这一期待抱有和马丁-布伯尔一样的信心，因为我们对于人性的复苏、不同宗教文化的人类“睦乃四邻，以和兄弟”的能力怀着深刻的信念。正如路德维格-瓦茨阿博士在《占领下的信仰》一书中所说：“在巴勒斯坦这块宗教信仰的故土上，最大的信仰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所有人曾经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如今，该到想起来的时候了。（全文完）

参考书目：

1.罗杰-格鲁迪Roger Garaudy《以色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
2.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虚构的犹太民族》，上海三联书店，2012；
3.艾兰-佩普Ilan Pappe《现代巴勒斯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海盗与君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 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东方出版中心，2010；
6.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特别说明：正如本文开篇所说“这是一篇学习笔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原创文章。故全文5节中多次大段转录了罗杰-格鲁迪《以色列问题》一书中的部分章节，未作专门注明，专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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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吻封笺]

老张啊，辛苦了，忒长呀，看的眼花啊！

帮顶！

[MMDGG]

犹太人从埃及出来回老家，还要建国，而且要把老家那里的人赶出去。

这个好像，海外的华人回北京，要把北京人全部赶出去一样。

[多伦多党委]

哈马斯领导人誓言永不承认以色列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09日 转载)

来源：美国之音

哈马斯领袖梅沙尔在加沙纪念这个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成立25周年的讲话中誓言永不向以色列割让任何领土，也不会承认以色列国。

梅沙尔对10多万巴勒斯坦人说，巴勒斯坦属于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巴勒斯坦人民。他说，这块土地将永远是伊斯兰人和阿拉伯人的。

他还表示，武装抵抗是巴勒斯坦人收回他们权利的唯一途径。

集会上人山人海的哈马斯支持者挥舞着代表这个激进组织的绿色旗帜，高呼哈马斯的口号。很多现场的人称梅沙尔的讲话具有历史意义。这是这位哈马斯领袖首次到加沙。

梅沙尔1956年出生在现在的约旦河西岸。1967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军队爆发了“六天战争”后，梅沙尔一家人离开了家园。2004年哈马斯的前任领袖被暗杀后，梅沙尔一直领导哈马斯的准军事部队和政治组织。

两个星期前，在埃及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加沙最近几年来伤亡最多的战斗以停火结束。梅沙尔祝贺巴勒斯坦人在八天的冲突中保持坚定不移的抵抗。

本文来源：美国之音 (博讯 boxun.com)
8191930412

[powerfulness]

犹太教是邪教，宣扬杀戮。

[MMDGG]

作者: powerfulness

犹太教是邪教，宣扬杀戮。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勒芒郊外演讲，号召所有人拿起武器，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主的坟墓"，并且说参加远征的人可以赦免罪孽，战死疆场的人可以升入天堂，号召欧洲的教徒进攻耶路撒冷，以上帝之名屠杀穆斯林。当时欧洲的贫民掀起了病态的狂热，许多妇女用烧红的十字架在自己的胸前、臂上烙下印记来表达自己对上帝的忠诚。她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在自己婴儿娇嫩的四肢上也烙上了十字印记。史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些“上帝的十字军”由于相信教皇的鼓惑，认为只要消灭异教徒，就可以洗清自己的全部罪行，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屈服于自己最无限度的欲望，他们相信自己对上帝的热诚可以使自己和那些严格修行的隐士一样得到拯救。在行军的路上，他们大吃大喝、疯狂淫乱，沿途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象瘟疫一样掠过各个国家，给所到之处带来恐怖和死亡，他们每占一城就疯狂地杀戮、劫掠、奸淫.......最绝的是他们劫掠的对象是同为基督徒的匈牙利人民。匈牙利人本来热情的接待他们，虽然匈牙利人没有参加十字军，但他们也支持解放圣地的进军。但不幸的是，这种美好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多久，十字军们并不满足于得到基本的饮食，他们要过奢侈的生活，当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就打家劫舍，烧杀抢掠，给所到之处带来恐怖和死亡。终于，匈牙利人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不除掉他们，不足以平民愤，匈牙利国王亲率大队人马赶来报复，这支这次穷人十字军最后残存者不足3000人。

但就在这支穷人十字军溃败同时，由西欧封建贵族统领的队伍也从德国和法国出发，他们的兽性比起之前那支十字军队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疯狂超过了隐士彼得手下最疯狂的疯子。他们成群结队的穿过一个又一个国家，他们认为先行者的失败原因不是因为纪律的涣散和军事上的无能，而是因为他们留下了太多的犹太人。他们开始疯狂的屠杀和折磨这个不幸的民族，他们疯狂的砍杀犹太人，连妇孺都不放过。由于他们折磨人的手段极其残忍，大批的犹太人为了避免落入他们的魔掌在杀死自己的妻儿以后纷纷自杀，连那些庇护犹太人的教士们也不能幸免。正是这支十字军的暴行使旧的一千年里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和平相处成为历史，从那时开始，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清洗在欧洲大陆不断重演，犹太人隔离区、波格龙种族迫害、种族清洗、毒气室.......种种悲剧足足上演了近一千年，直到二战结束以后。


当这支队伍于1099年7月15日攻占耶路撒冷时，疯狂的十字军士兵开始了大规模的抢劫和屠杀。在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1万多名无辜的男女老幼被杀，鲜血流成了小河。十字军在宫殿、寺院和民居搜掠金银财宝。他们居然定下这样一条规矩：谁先闯进某家宅院，谁就是这座宅院的主人。整座城市被洗劫一空，十字军将士人人都发了大财，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后的三天内，就屠杀了7万市民。

[张三的四]

宗教的“凝聚力”在于其内在逻辑的倒置：虚构一个前提后，制造真实的效果。或者说，在这个领域里，虚构是成为现实的唯一前提。历史上作为犹太之子的耶稣被罗马人杀死了，其肉体消失，但其支持者为了组织生存（也可以说信仰延续）的需要，虚构出耶稣复生的幻觉，而也正是在这种众所周知的“幻觉”支持下，基督教才可能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并以被“神话”的耶稣为定位自身的坐标，开始并宣扬另一种精神生活，亦即新的宗教。

宗教的产生如此，现代国家的诞生以此雷同，各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及此刻的资本全球化意识）也都或多或少遵循同样的模式。各种基于宗教或国家概念的人类社会之间的杀戮，并不会削弱宗教或国家的概念（除非是绝对的灭族或灭教，针对小宗教团体或国家）反而会加强幸存下来信仰者或国家民众的信念。国家意识，是另一种宗教观。

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都在感慨“世界不太平”，“人心不古”等等，同时憧憬着回归和平繁荣的常态。但是，也许一切都恰恰是颠倒过来的。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也许才是历史进程中的短暂奇迹。而这短短的几十年（不足一代），已经开始让几代人误以为这是常态。没错，这是一种美好的状态，但也许这极有可能是线性而无序历史进程中的一小段“奇迹”。而整体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在各个短暂的“奇迹期”中高速的发展，生育（卡城板块“牛爸牛妈”故事转载对应的也许是种无意识的生存廓张？），生产，积累，享受，狂欢（江南Style?), 并同时等待“奇迹”结束后的另一个“末日”（此刻的玛雅末世心理）。

新年快乐，因为所有人最需要的，真的是随时会逝去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