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勾沉】毛泽东怎样害死了周恩来

[多伦多党委]

毛泽东怎样害死了周恩来/郑史明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3月1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近来读了一本颇具史料价值的书：《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明镜出版社出版），于是弄清楚了10年“文革”中的种种黑幕，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怎样害死了周恩来”。（以下大部分内容根据《晚年周恩来》一书编写）。

一、历史上的恩恩怨怨 (博讯 boxun.com)


中共官方的所谓“党史”，由于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以致有很多胡编乱造的地方。一张名为“开国大典”的油画的演变过程，就能够说明中共篡改“党史”的把戏。本来，开国大典结束之后，它就成了一个历史事件，参加的人员是一清二楚的，不会再有改变。但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之初被“打倒”之后，他就从这油画中消失了，看上去，刘少奇并没有参加开国大典。后来，刘少奇被“平反”，恢复了名誉，他就又参加了“开国大典”，在油画中又出现了他的身影。

近来有人披露说，毛泽东并不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他不过是以一个办事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完全不能与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等人相提并论，毛泽东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中共的“党史”却极尽吹捧毛泽东之能事，将其美化成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也欣然领受。这是中共篡改“党史”的又一例证。

1927年12月，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因为所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失败，而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而周恩来则是因所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而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但是，周恩来却被委以重任，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正式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工作。在稍后举行的中共六大上，周恩来被继续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周大权在握，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这样，周恩来便成为毛泽东的上司，前后大约有八年的时间。

1931年12月间，周恩来通过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根据后方中央局的指示，在会上集中火力批评了毛泽东代表的中共苏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清算了毛泽东一贯右倾的老账，提出把毛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最后中央决定，周恩来负责作战指挥，毛泽东留在前方作周的助理。对此，毛泽东完全不能接受，于是就索性甩手不干了，以“养病”为名回到后方。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曾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信报，我即前去"。但是周后来却一直未于理睬他，把毛晾在一边，长达2年之久。对此，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在毛得势之后，无论周恩来怎样检讨、悔过，毛到死都没有原谅他。

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在1937年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刚刚从莫斯科回国、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强调要贯彻“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批评了毛泽东等人在抗战爆发后过分强调独立自主、不服从抗日大局的错误。王明的主张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获得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的赞同。周在发言中联系他在山西抗战中的感受，也跟着批评了毛泽东等人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在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并主张应公开指出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使国民党更信任和佩服中共。周恩来这一次又深深得罪了毛泽东。

二、谦谦君子屈尊于卑鄙小人之下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是政务院（后为国务院）总理，一直到他去世。他在中共党内一直都是第三号人物。周恩来可谓是一位为人宽厚豁达、才华盖世、精明过人、具有高风亮节的谦谦君子。他大公无私，一心一意谋求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福祉。但他的悲剧在于，他一直被一个巨大的阴影所笼罩，若不是他有那种特有的以柔克刚的“软功夫”，能够“被打掉牙而往肚里吞”，能够逆来顺受，也许他比彭德怀、刘少奇的下场更加悲惨。在他与毛泽东的交往中，至少有几十次他要在大是大非面前说违心的话——他明明知道真理不在毛泽东一边，但他不得不站在毛的一边；他明明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对的，但一旦发现这些话或事得罪了毛泽东，他就不得不违心地写检查来悔过，以求“过关”。

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要发动“文革”，心怀鬼胎的毛甚至把其老婆江青放出来，让她像一条疯狗一样地到处咬人，祸害国家和人民。而江青完全不把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放在眼里，一心想着要像“打倒”刘少奇那样“打倒”周恩来。江青可谓有恃无恐、欺人太甚，简直到了要“骑着周的脖子拉屎”的地步。除了周恩来，恐怕再无第二个人，能够在还保有自己大部分良知的情况下，得以在这种毛式的红色恐怖中站立得住。

1956年周恩来在主持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主张要“反冒进”，他认为急躁冒进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发展速度放慢一点才能够稳定发展，并不会妨碍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有关反冒进的言论十分不满，在1958年1月所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的言论，认为这是方针性的错误，说这是右倾保守思想，还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对于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指责和批评，周恩来并不服气，他清楚地知道真理在自己这一边，但是他不得不在南宁会议上违心地做了公开检讨，不得不假装服气了。否则的话，他的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必然难保，而“大跃进”还是会搞的。

当时，毛泽东打算让柯庆施取代周任国务院总理，周也写了辞职报告。但由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绝大多数人的挽留，周才继续担任总理。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首先封杀了反冒进的声音，然后就搞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结果是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祸——1959年至1961年的3年间，中国并没有遇到全国性的重大自然灾害，可算作风调雨顺的年景，但由于毛泽东的决策失误，再加上政治运动的影响，以致全国饿死了大约3600万人。

毫无疑问，对此，毛泽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中国人民有千千万万条理由，可以责令其引咎辞职。但严酷的现实却是，毛泽东不仅没有辞职，反而为他收拾“烂摊子”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却被他迫害致死。

毛泽东极力要搞的“大跃进”，酿成了大祸，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了大灾难。对此，刘少奇有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会写上你我的名字。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意思是说，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人吃人的事情，你和我作为责任者，将会被载入史册。这话对毛泽东当然很刺耳。

随后，毛泽东把中央分成一线、二线，，他把刘少奇推到一线，替他收拾“大跃进”之后的烂摊子；而毛自己则退居幕后，退到了二线，连中央政治局会议都不参加。但毛没想到的是，此举却弄巧成拙。由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采取措施扭转困局，卓有成效，从而赢得了人心。再加上刘也利用这个机会培植个人势力，树自己的旗子，以致大有“刘主席”要与“毛主席”平起平坐的态势，出现了"一国二公"的局面，在中央形成了另一个司令部，要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毛泽东的危机意识本来就十分强烈，被所谓"中央出修正主义"和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一类的忧虑，搅扰得整日心神不定，寝食难安。这种内心深处草木皆兵的恐惧感，自从在庐山会议上加罪彭德怀，以及由他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酿成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导致三千多万人饿死以后与日俱增，挥之不去。毛深知自己闯下大祸，但又不肯认账，唯恐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更害怕有人出来追究他的历史责任。毛因此而变得极端多疑猜忌，感到在党内日益被孤立，大权旁落，被人们敬而远之。这是毛泽东所无法忍受的。

刘少奇本来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和被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在1962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期间所采取的种种经济调整的举措，在毛看来并不是在帮助他渡过难关，而是在乘人之危，否定"三面红旗"，有意在政治上和他唱对台戏。毛泽东本来是用“天灾”来推卸饿死人的责任，但刘少奇却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且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毛泽东认为这都是冲着自己来的，是蓄意挑动舆论，是准备对自己秋后算账。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定刘少奇心怀异志，他已经对自己的“宝座”构成了现实威胁。这成为毛挥之下去的梦魇，所以他认为必须尽快除去这个心腹之患。但是，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又经营多年，从中央到地方大都是他的人。而且刘所采取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举措，收效很大，以致他在党内外颇得人心，为他赢得了很多政治资本，他也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声望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已经难以解决“打倒”刘少奇的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除掉这一心腹之患。

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成了毛泽东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他们的策略就是首先要造成全国大乱，在大乱的背景下，他们才能够靠刑讯逼供和栽赃陷害等非法手段，来“打倒”刘少奇及其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机，也是和林彪结成同盟的主要原因。

三、毛泽东刺向周恩来的“软刀子”

在“大跃进”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党内分歧中，周恩来一直企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竭力不偏不倚，避免卷入是非之中，并试图缓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紧张关系，充当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他一方面赞同并支持刘少奇所采取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举措，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但是，他又处处小心翼翼、谨言慎行，尽量顾全毛的面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扮演了一个最困难的角色。虽然毛泽东一时还没有把他列为要“打倒”的对象，但是毛泽东需要造成全国大乱，而周恩来作为全国内政外交的大管家，他要努力保持整个国家的正常运作，这就难免有冲突。好在周恩来极其擅长在政治上“走钢丝 ”，才使他没有“翻身落马”。

不难想象，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非常之大。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将这一点写进了中共“党章”。也许毛泽东和林彪二人刚刚过完“蜜月”，双方就变得势不两立了。当时的官方舆论说毛是“明察秋毫”，及时看穿了林彪的阴谋诡计。事实上，林彪正是毛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心术不正，选用林彪是只为其一己之私，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需要。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独自思考着，香烟点了一根又一根，中午他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突然，他坐了起来，说要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他没有剃须，没有更衣，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灰色大衣，就去了八宝山。虽说对于陈毅的死他难逃干系，但毛泽东在作恶多端的年代也能够干出这么一件有功德的人事儿来，倒也是难能可贵。但没想到，这事之后毛泽东大病了一场，竟一度病危。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林彪死后，水涨船高，周恩来成了党内第二把手，所以毛泽东曾向周交权，有交代后事的意味。

但毛泽东在大病初愈后，又对向周恩来交权的事感到十分后悔。因为他十分了解周，也知道周也了解自己的底细，包括自己和江青一起干的那些栽赃陷害刘少奇等党内一大批高级干部的阴谋。而周恩来以其在党内的资历、职位和人际关系，一旦大权在握，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可以为“文化大革命”翻案，为刘少奇等人平凡，这是毛最担心的事情。

从年龄上看，周比毛小5岁，毛让周接班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毛为了不使周恩来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而煞费苦心。

1972年5月中旬，周恩来在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他的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并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最后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因为病变尚在早期，病人尚无任何异常感觉，也无任何症状。医疗专家们认为，如果尽早进行治疗，治愈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一旦错过治疗时机、发展成为晚期膀胱癌的话，再好的医生也都回天无术了。

医疗专家们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了周恩来的病情，极力主张争分夺秒地对周进行治疗，同时也说明了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会产生严重后果。不久，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向医疗专家们传达了4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对此，医疗专家们十分不理解，因为这4条指示，等同于判了周恩来的死刑，缓期执行。这4条指示，实际上是毛泽东刺向周恩来的“软刀子”。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就因毛的4条指示而被拖延了下来，医疗专家们眼睁睁地错过了为周恩来早期治疗的机会。

四、毛泽东抹黑周恩来的把戏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先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才下达了那4点指示，使得周的病绝无治愈的机会。但是，毛泽东对此仍放心不下，因为他并不知道周恩来还能够活多少年。所以，接下来毛变本加厉地给周添加麻烦、施加更大的精神压力。

首先，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无理取闹，责问周恩来为什么要逼毛泽东交出权力。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情，周一时有口难辩。因为毛泽东显然是其后台老板。

接下来毛泽东要做的就是设法抹黑周恩来。1972年5、6月间，中央召开了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以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为名，点名让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现身说法，自揭自己历史上曾几次犯过路线错误的老底。本来，会议的原定议程并没有这个内容，况且周恩来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变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论功行赏，也实在不必再重翻历史老账，让他当众难堪。但是，毛泽东为了达到在政治上给周脸上抹黑的目的，却执意要这样做。

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专门谈了一通“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拐弯抹角地示意周在大会上围绕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作一发言。江青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干脆把话挑明，指明要周联系个人实际，“多讲点个人的历史事实”。

然而，重翻几十年前的陈年老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周恩来这样一个早已真心悔过、年过古稀又身患癌症的人来说，这更是对身心的一大折磨。不过，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忌，他还是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准备大会上的发言。为此，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查找资料，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他再一次对当年的历史老账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那些天，他整日伏在案头，很少起来活动。他的精神压力很大，既要清算、批判自己，又要揣摩上意，忧心劳神，每天连胡子也不刮了，饭也吃的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子部穿不下了。

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连续用了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发言，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重点放在检讨自己在王明左、右倾两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上。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反而弄得毛泽东一时不好再继续往下做文章了。不过在毛看来，这件事已经初步达到了目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都知道了周在历史上反对过他的老底，是个屡屡犯路线错误的人。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经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动干戈了，只须在他治病的问题上做点文章就可以了。

五、毛泽东批判周恩来的“右倾投降主义”

自1971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由于毛泽东的4点指示而贻误了治疗。这样整整拖延了9个月，直到1973年2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在一天清晨小解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捅里的水都染红了。这样一来，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才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三人找周氏夫妇谈话，告以实情。

后来在1973年10月间，周恩来就已经再次出现血尿，但是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拖延下来。会上，周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无端蒙冤受辱，挨批斗，受围攻，心情极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明显恶化，以致在会议后期，要频频上厕所，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1973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行到达北京，进行他对中国的第六次访问。由于周恩来在处理中美外交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外交家的卓越风范，赢得了国际外交界一致好评，出现了“周恩来热”，这使得毛泽东十分不快，他认为周在外交上是喧宾夺主，抢了他的风头。以致毛泽东无事生非，接连找茬儿批评外交部。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随后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更加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同时严格按照毛谈话的口径来表态和回答问题，并没有失当之处。

11月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东道主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在来不及请示毛泽东的情况下，答应了美方的要求。再说，作为一国总理也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中美双方就军事合作的问题举行的这一轮会谈中，双方商谈的是今后如何进行军事合作。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说，需要先请示中央，会在次日早晨于基辛格登机前再给予答复。

当天晚上，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一是汇报会谈情况，二是请示如何回答美方关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但得到的答复是，毛主席正在睡觉。也许他真的在睡觉，也许是以睡觉为借口以避免见周。在没有机会请示毛的情况下，11月14日给基辛格的答复是无关紧要的话，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只是表示中美双方可以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

毛泽东似乎正在等待着周恩来迈出这一步。11月17日，毛泽东亲自出马，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谈话，严厉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11月18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作了检讨。但毛泽东认为周的检讨没有触到疼处，是企图敷衍过关。他需要的是彻底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这一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周恩来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

江青在会上胡搅蛮缠，逼着周恩来交待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还按毛定下的调子，给周扣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她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周对这种在政治上对他的栽赃污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泽东对于周恩来的态度极不满意，随即下令扩大批斗周恩来的会议规模，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会议的主持人由周恩来自己改为王洪文。毛泽东并指定由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他的联络员，通过他们进行遥控，直接掌握会议的进展。

从1973年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毛泽东宣称：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毛泽东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提法，大有把周恩来从政治上彻底打倒的架势，使整个会议处于非常紧张的气氛之中。同时也使得周恩来猛醒过来，知道这并不是江青个人在和他过不去，而是毛本人的意思。于是，周恩来只好强忍满腹的委屈，不再为自己作任何辩解，而是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开始给自己戴帽子，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接受会议的批判。

但是，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在政治压力下，为了自保而赶紧和周恩来划清界限，表态拥护毛的决定，跟着往他身上泼污水，上纲上线，痛加批判。在会议的发言中，“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

六、周恩来治病必须服从大局

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可谓日理万机，虽是一个癌症病人，但不仅得不到正常休息、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还受到不白之冤，无端受到严厉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是可想而知的，也是毛泽东所希望的结果。

从1974年3月上旬开始，周恩来每日尿血多达100多毫升，不得不住进三0五医院接受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是，术后的效果却不理想。没有多久，他体内的癌瘤便再度复发，而且来势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时每日达200多毫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垮了下来，人已经很虚弱，饱受病痛的折磨。

经过这样的一再延误，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发展很快，1974年5月上旬，在尿病理检查中又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还进一步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周恩来医疗组对此着急万分，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5月9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组向中央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情况的严重，敦促中央下达批准周及早住院动手术。

张春桥代表中央明确表了态。他继续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他说：“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周总理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最后，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病的问题一定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后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医疗组心急如火，从医学专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反映周氏膀胱内肿瘤加速增大恶化的情况，出血不断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动，确实有危险，很容易因贫血摔倒，心脏出现问题，因此一再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是，对此不是没人理睬，就是遭到拒绝，这样一拖再拖，以至于周恩来住院开刀的日期一直定不下来，。

后来还是叶剑英利用陪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毛这才不得不批准治疗，但仍通过汪东兴对治疗划框框，命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烧。但这一回，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冒着可能会受到严厉处罚的风险，在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不过早已错过治疗时机，已经无可挽回了。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再次住进了解放军三0五医院，当天便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医疗组的专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然而，医疗组却不敢对此过于乐观，因为耽搁的时间毕竟太久了，体内癌细胞很可能已经扩散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后，周恩来便又开始尿血，而且日渐增多。经专家诊断，确定为癌瘤在体内转移。8月10日，周又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术。就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江青一伙所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继续大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矛头所指，清清楚楚。海内外有关周恩来地位不保的风言风语满天飞，不少人都为他的政治命运而担心。

七、除夕夜，中南海的鞭炮声

从1975年11月下旬开始，周恩来的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己经明显不行了，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溃烂，同时由于肠梗阻，进食已经十分困难。此外，他的痰中带血，心脏也出现了危象。尽管战胜病魔的希望已经变得很渺茫，但周恩来还是不想放弃最后的努力，继续与病魔苦斗。到12月中旬，周恩来的肠道已经完全梗阻，无法直接进食，只好全靠鼻饲、输液、输血来维持生命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使用各种抗菌素，引发霉菌病，全身高热持续不退。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体力很快便消耗殆尽，时常昏睡不醒，已经接近“油尽灯枯”。同所有癌症晚期病人一样，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也经受了癌痛惨烈而持续的折磨。

1976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气若游丝，多数时间处在昏迷之中。元旦前夕，邓颖超来医院看望他时，带了一本刚出版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10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大概是"回光返照"的缘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后，精神显得比往日要好一点，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甚至还露出了笑容，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离开了人世。他是带着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深深的忧虑走的，并且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 没有子女，没有棺材，没有坟墓，连骨灰都撒在了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周恩来，一个伟大的名字！他本来是可以成就一番旷世伟业，造福于这片土地上的国民。但不幸的是，他却始终被一个阴森的黑影笼罩着，不得不低声下气、苟且偷生，最后，凄凄惨惨戚戚地与他深爱的祖国和深爱着他的人民过早地永别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显然不是因为健康原因，因为他在几天之前还接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同时毛泽东还下达了“不要用死人压活人”的最高指示，百般压制老百姓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周恩来死后的第三个星期，恰逢中国农历丙辰年的除夕。毛泽东在其中南海的住地--游泳池的院子里，破例响起了一阵喧闹的鞭炮声。一时间，火光冲天，鞭炮声震耳欲聋。这一不同寻常的景象弄得中南海里负责安全警卫的工作人员好一阵紧张，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在过年或是办喜事的时候要燃放鞭炮，以示庆贺。但是，在中南海，按规定是绝对不准燃放鞭炮的。毛泽东的住地更是戒备森严，甚至连麻雀都不让停落在树上。等人们弄清这一动静竟是来自毛本人的住地后，一个黑色的传闻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破例放了鞭炮!

以悼念周恩来为导火索，触发了中国社会自“文化大革命”以后蓄积已久的政治危机的总爆发，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矛头直指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其后台老板毛泽东，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周恩来去世之后，朱德也于同年7月16日去世。关于朱德之死，有很多疑点：一是他死前曾经触电；二是他触电后，载着他赶往医院救治的救护车，在途中与一辆重型车辆相撞。朱德就这样死去，至今没有任何官方的解释。对此，我们不掌握任何证据，不能断定是不是被人所谋害。

毛泽东于同年9月9日去世。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还有谁有足够的政治资本与江青一伙相抗衡、为“文化大革命”以及刘少奇之流翻案呢？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