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

[hardywang]

肆无忌惮的短命鬼：卢世荣
　　
　　卢世荣是出生于大名府的汉人。阿合马掌权时，卢世荣行贿得官，为江西榷茶运使。贪污了几年，被人告发丢官。
　　阿合马被杀后，元朝大臣“讳言财利事”，朝廷收入大减，使得忽必烈日感不悦。畏兀儿人桑哥时任总制院使，就向忽必烈推荐卢世荣，说此人“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忽必烈亲自招见卢世荣，“奏对称旨”。老皇帝不放心，让卢世荣与右丞相和礼霍孙当朝廷辩，“论所为之事。”卢世荣乃阿合马爪牙，巧言能辩，又精熟蒙古语，在辩论中滔滔不绝，说得和礼霍孙及右丞麦术丁等人理亏辞穷。老皇帝看在眼中，喜在心里，立命他为尚书右丞，并罢去和礼霍孙的右丞相职位，起用先前被阿合马排挤出朝的安童为右丞相。安童抨定西北诸王之乱时，因蒙古贵族内哄被当作俘囚送往叛王海都处，此时被放还不久。
　　安童回朝后，虽然他属于真金太子的儒臣派，也感受到老皇帝对钱财的渴恋，于是他“配合”卢世荣一起进行经济改革，整治钞法，禁止私下贸易，并对金银重新定价。
　　说句实话，卢世荣所采取的措施，起初非常有利于民，诸如减免江南农民的租课，给内外官吏适当加俸，收赎江南失业贫困人民因贫困而卖出的妻儿，免除民间包银三年，等等。不久，针对钞法虚弊，卢世荣又提出要仿习汉唐两朝，在天下括铜铸至元铜钱，并在国内推行新的绫券，与纸钞同步使用。看到卢世荣献上的崭新绫券样币，忽必烈大喜，马上说，“便益之事，当速行之。”
　　见忽必烈如此支持自己的“改革”，卢世荣胆量倍增，脑子天天转得滑快，不久又上奏新的经济改革方案：
　　
　　“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今国家虽有常平仓，实无所畜。臣将不费一钱，但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粜之，必能使物价恆贱，而获厚利。国家虽立平准，然无晓规运者，以致钞法虚弊，诸物踊贵。宜令各路立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又，随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都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经纪人），六为官吏俸。国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馈，惟资羊马，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予。”
　　忽必烈闻奏，连连点头称善，尤其卢世荣所奏出官钱买马让蒙古人蓄养而后go-vern-ment收利一事更是赞赏有加，“此事亦善，太祖时欲行之而不果，朕当思之。”
　　听皇帝如此说，卢世荣喜出望外，忙叩头言道：“为臣行事，多遭人嫉恨，日后必有上言说臣坏话的人，为臣十分害怕，请陛下做主。”
　　忽必烈闻言，忙为卢世荣打气：“你别害怕朕对你有什么不利，还是小心爱卿你自己的饮食起居吧。善跑猎犬，狐狸肯定不喜欢，主人又怎能不喜欢！爱卿所行之事，皆出自朕意。现朕为你增加从人侍卫，爱卿可小心自卫门户。”不仅言语上支持，忽必烈还亲自下旨安童给卢世荣增派侍从，可见这位财臣当时在忽必烈心目中的地位。
　　卢世荣为了增加自己在朝廷中的力量，奏升六部为二品官衔。而后，忽必烈又依从卢世荣所奏，罢停行台，并改按察司为提刑转运司，兼任钱谷财赋之事。不久，卢世荣又设立“规措所”新机构，选取的官吏皆是些“善贾”的买卖人。忽必烈阅奏，不清楚“规措所”这个新增的秩五品机构是干什么的，卢世荣忙解释说此所用以“规画钱谷”。老皇帝立刻批准成立。
　　得寸进尺之余，卢世荣又上奏：“天下能理财者，从前皆奔走于阿合马门下，现在他们都被划入黑簿中，怎能因一人之故而尽废其才。为臣我想从中择选一些有用之人，又怕有人说我是任用罪人。”
　　忽必烈觉得卢世荣言之有理，表示“可用者用之”。
　　于是，昔日与卢世荣同甘共肥的一帮阿合马死party，纷纷得到重新的擢用。
　　卢世荣的理财改革，真正实施之后，好多事情根本行不通。皇太子真金就明白表示反对，“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卢世荣）实国之大蠹”。
　　从前推荐卢世荣的桑哥，听闻真金太子如此说，也急忙中止了与老卢的密切联系。
　　忽必烈对卢世荣百依百从，“你办事，我放心”，于是老皇帝又去上都巡游。元朝在忽必烈时代实行两都体制，一般来讲，每年三月份至九月份，忽必烈住在上都（开平），其余时间，则居于大都处理公务。这种体制，取源于辽朝皇帝的五都“纳钵”（捺钵）。由于同为游牧民族，蒙古人把契丹人的这种四季纳钵制加以引用，只不过是由“五都”改为“两都”。满清帝王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也类似这种“两都制”。
　　“（卢）世荣居中书（省）才数日，恃委任之专，肆无忌惮，视丞相犹虚位也。”大臣有人与卢世荣意见稍不合，即被诬“废格诏旨”，旋即被杀。如此一来，“朝中凛凛”，丞相安童等人见卢世荣作为一个汉人，如此擅权越职，非常不满。而且，“经济改革”实施数日，安童等人发现根本不起效应，怕日后对自己有所拖累，就派御史上章弹劾卢世荣，罪状大抵如下：
　　“（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凋耗，天下空虚。考其所行与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今百物愈贵；始言课程增至三百万锭，不取于民，今迫胁诸路，勒令如数虚认而已；始言令民快乐，今所为无非扰民之事。若不早为更张，待其自败，正犹蠹虽除而木已病矣”
　　忽必烈在上都接到御史大夫转呈的奏状，自然非常恼怒，即日派人带诏旨命右丞相安童召集官员大臣，研究对卢世荣的弹章。而后，又命人把卢世荣押上都审讯。
　　经过审讯，卢世荣主要罪状如下：第一，不经丞相安童同意，私自支钞二十万锭；第二，擅升六部为二品；第三，未与枢密院商议，擅自征调行省一万二千人置济州；第四，擢用阿合马party人，害公扰民。
　　不久，皇帝和众臣廷对时，已为犯人的卢世荣在忽必烈面前“一一款服”，其实，他这招儿装可怜也是想自揽责任为老皇帝“遮丑”，因为他罪名中的第二项和第四项都是忽必烈照准的。别说，这招儿起先还管用，忽必烈没有立即杀掉卢世荣，只是下命：把他收押收狱。
　　由于得知真金太子深恨卢世荣，推荐老卢上台的桑哥也“钳口不敢言”，没有“挺身”而出搭救老卢。
　　延至年底，忽必烈见敛财无方，愈想愈气，就问身边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看法。大臣自然厌憎这位敛财损人的汉人，忙回禀说：“近日听新入中书省的汉官议论，他们说卢世荣已经认罪，件件罪名属实，却仍旧被养在监狱里，白白浪费粮食。”
　　又老又胖的皇帝闻言很是上火，立刻下令把卢世荣押到闹市开斩，并派人把老卢一身上下百多斤肥肉割下，带到御苑去喂驯养的飞禽和水獭。
　　阿合马便宜了狗肚子，卢世荣养肥了禽獭，二位“财神爷”的下场真可谓殊途同归。但阿合马荣华富贵十九年，卢世荣从上台到被处死才一年的时间。
　　卢世荣被逮治，也触发了元廷中儒臣和财臣之间的更加尖锐的矛盾。相互斗争之下，真金皇太子反倒成为牺牲品。真金太子生母察必在1281年病死，忽必烈便于两年后立弘吉剌氏南必为皇后。由于年岁已高，忽必烈非重大事不见群臣，南必皇后频频现身。为此，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曾经有人封章上奏：“帝（忽必烈）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南必）不宜外预。”此种腐儒之见，在从前的汉族朝代尚可容忍，但对于蒙古帝王来讲，却是令人大恼火不可恕之事。
　　阿合马party羽塔即古等人得悉此事后，认为有私可乘，便借理算为名突然封存御史台奏章，把此事上报给忽必烈。
　　老皇帝一直耽心自己被架空，听说有人要自己禅位于太子真金之事后，怒火攻心，立刻派人前往御史台查阅奏章。眼见纸包不住火，御史大夫月律鲁只得急忙向丞相安童求救，于是二人入宫面见忽必烈请罪，把事情原委一一奏明，并指出塔即古本来就是阿合马的奸party，想搞出事端来陷害皇太子。经心腹大臣一番解劝，忽必烈怒火稍息。但是，皇太子真金因数日忧惧，身体抵抗力奇差，不久即染病而亡，年仅四十三岁。元成宗继位后，追谥真金太子（自己父亲）为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所以，元朝朝廷内儒臣派虽然取得暂时胜利，却丧失了他们的领军人物皇太子，损失不可谓不大。

[树懒]

耶律楚材呢？希望不要把脱脱也忽略了。
话说回来，怎么看怎么像配合主旋律的大国崛起和反腐主题。历史啊历史

[hardywang]

自树“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

桑哥，吐蕃人，其发迹之始，“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是个有语言天赋的“高级翻译”。当然，在元朝仅仅是个“舌人”翻译是混不出名堂的，即使是会造抛石机的“高工”，攻城缺材料时也会被蒙古人扔入濠沟充当填充物。桑哥之所以能接近帝室，最主要原因在于他是蒙古国师胆巴的弟子。
　　胆巴之名，现在几乎无人知晓，但在元朝时，他的大名仅次于八思巴。胆巴本人是“法王上师”萨班的高徒，中统年间（也可能是圣元年间）由帝师八思巴推荐，得以面见忽必烈，得到信任，奉诏居于五台山主持佛事。由于他名气大，常往来京城间，为蒙古王公们授法灌顶，加上他能以藏药治病什么的，很受器重。胆巴的相貌很特别，长有两颗大而长的暴牙，露于齿外。这种大眦牙，在当时蒙古人眼中都被视为“异像”。这哥们一张大脸虽然有些像鼹鼠，为人却很正直。
　　至于桑哥，由于一直“狡黠豪横”，胆巴对这个徒弟日益生出反感，斥责并与之疏远。但是，桑哥“好言财利事”，正得忽必烈欢心，先把他升为“总制院使”，类似今天“宗教事务局”的主管，“兼治土蕃之事”，又有治理藏地的实权，地位越来越高。他入相后，向忽必烈进谗言，把胆巴国师外贬，一会把这位高僧贬往临洮，一会儿又把他流往潮州，很想在途中使胆巴劳累得疾而死。
　　恶徒欺师，从此即可看出桑哥卑劣的人品。不过，胆巴命大，桑哥被诛后，终于有命还于大都。
　　其实，阿合马、卢世荣被诛后，忽必烈也意识到儒臣的重要性，并任命程文海（字钜夫）为侍御史，行御史台事，派他到江南招募汉族名儒。
　　台臣对奏，表示说程文海是“南人”，年纪又轻，“不可用”。忽必烈大怒，叱责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以此，忽必烈也想平衡西藏色目“财臣”和汉人儒臣在朝中的政治势力。
　　行诏江南时，忽必烈一改昔日蒙古文书，“特命以汉字书之”。
　　程文海此次江南之行收获颇丰，为元朝网罗招致了叶李（曾在南宋上书指斥贾似道）、赵孟頫（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等二十多位名儒，惟独南宋旧臣谢枋得坚守臣节，力辞不至。
　　汉人儒臣虽得任用，儒户御役也得减免，但元朝兵戈繁兴，维护帝国如许大的摊子，没钱万万不行。于是，吐蕃人桑哥又被忽必烈当作新一位“财神爷”。
　　公元1287年初（至元二十四年），在麦术丁建议下，忽必烈任桑哥和铁木儿为平章政事，重新立尚书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更定钞法，在朝境内颁行“至元宝钞”。
　　桑哥这位吐蕃人翻脸不认人，上任后首先检核中书省帐目，查出中书省“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时任尚书省平章的麦术丁自认倒霉，只得“自伏”，心中暗悔日前荐引桑哥当“理财”大臣。于是，桑哥雷厉风行，在省部及各地大行“钩考”，当众命从人殴打汉族大臣，杀了不少与已议不和的人立威。
　　由于桑哥敛财有道，为元廷在半年多时间内增加了不少收入，汉人左丞吐李等人希旨，上奏忽必烈认为桑哥应该任“右丞相”。所以，同年十一月，元廷就诏任桑哥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桑哥乘机又擢升了好几个私人party羽。
　　纵观桑哥的“经济改革”措施，其实与阿合马如出一辙。其一，“以理算为事”，设征理司这样的新部门，对江淮、四川等六个行省财赋进行理算，“钩考”地方仓库，大肆搜刮，“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及当更代，人皆弃家而避之”，天下骚然。其二，更定钞法，发行“至元宝钞”新钞。新钞折中统旧钞一贯文折五贯文。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增加课税，盐引由三十贯增为一锭，茶引由五贯增至十贯，商税方面更是大幅增收，江南地区增至由先前十五万锭至二十五万锭，内地由五万锭增至二十万锭。“世祖（忽必烈）皆从之”。
　　其实，桑哥“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钞法”，原意是想“新者（至元钞）无冗，旧者（中统钞）无废。”但岁赐和饷军等事皆以中统钞为准。百官会议时，桑哥等人提出“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众人惟惟之时，新入朝的赵孟頫年青气锐，高言道：“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钞）为至元（钞）；又二十年后，至元钞必复如中统（钞）。使民计钞（以钞额数量）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相比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值），虽升降有实，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钞额）断人死命，似未可也”。这位宋朝王孙以刑名说事，实际上是他已经指出了桑哥“钞法”的虚弊。
　　大臣中有人为巴结桑哥，又欺赵孟頫是新入朝的“南人”，厉声指斥说：“现在朝廷推行至元钞，所以犯法者以此钞来计赃论罪，你这么一个黄口孺子，怎敢有异议，难道是想阻碍至元钞的颁行吗？”
　　赵孟頫气势仍盛，据理力争道：“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我此来乃奉诏参与议论，不敢不言其真。今中统钞虚，故改（为）至元钞，如谓至元钞终无虚时，岂有是理！您不与我相较财理，而空口陵蔑，可乎？”一席话，说得对方愧然而退。虽如此，蒙汉色目大臣皆知桑哥有忽必烈撑腰，基本没什么人出头对“新法”说不字。
　　“桑哥即专政，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已，而宣其敕，尚由中书。桑哥以为言，世祖（忽必烈）乃命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所以，桑哥专政后，“组织部”归于“财物部”，又兼“国务院”功能，桑哥把朝廷当成了市场，官位当成了商品，卖官鬻爵，肆无忌惮。
当婊 子不忘立牌坊。为相两年后，他差使手下谄谀小人上“万民书”，要求元廷为桑哥“立石颂德”。忽必烈得知此事，对这个能为他敛财的“大狼狗”很支持，吩咐说：“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为此，翰林院蒙汉高手奋笔疾书，详列桑哥功德，在中书省府院前坚立一巨石，上题“王公辅政之碑”，规模还不小，“楼覆其上而丹雘之”。“丹雘”本是指赤石脂一类的鲜红涂料，在此名词动用，是讲元廷在“桑哥辅政碑”的大石头外面又盖了色彩鲜艳的宏丽阁子，雕镂精细，，惟恐内外不知桑哥的“政绩”。
　　折腾了四年，桑哥弄得天下怨起，人不敢言。最后，还是赵孟頫对忽必烈的高级侍卫彻里（奉御官，“怯萨”的一种）讲：“皇上论贾似道误国，常责留梦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现今，桑哥之罪，有甚于贾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惟君为皇上所亲信，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为百姓除此凶残之贼，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
　　有赵孟頫一番激励，趁忽必烈在柳林打猎心情好的机会，彻里纵言桑哥误国害民，“辞语激烈”。起初，忽必烈闻言即大怒，责斥彻里“诋毁大臣”，命令左右卫士猛搧彻里嘴巴，“血涌口鼻，委顿地上。”稍停，忽必烈又问彻里是否知罪，彻里“辩愈力”，朗声言道：“为臣我与桑哥无任何私怨，现不顾生死揭发他的罪状，实出于对国家的忠心。如果我害怕皇上震怒而不敢谏，奸臣何得而除，万民何得而息！”
　　闻此言，忽必烈沉吟。随同忽必烈外出的蒙古贵族也里审班、也先帖儿等人见状，也一同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忽必烈还是不大相信，急招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来问情实。不忽木在行宫营帐里见皇帝，痛心疾首地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如不诛桑哥，恐此人将为陛下深忧！”在场的贺伯颜等人也力证桑哥奸邪，“久而言者益众。”见这么多蒙古贵族指斥桑哥，当然害怕危及元朝的统治，忽必烈就下决心把“财神爷”送入阎罗殿。于是，他下诏御史台及中书省辩论桑哥之罪，并命人毁弃“桑哥辅政碑”。
　　怯萨，从职责看仅仅是皇帝身边的带刀侍卫，诸王贵族身边皆有“怯萨”。与历朝历代不同，元朝皇帝的“怯萨”源由蒙古旧制，其组成人员皆是蒙古或色目的高官贵族子弟以及各地地方长官子弟。这些人，皆是蒙古帝王最信任的贴心人，他们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宫廷内事务，基本把太监该干的活计都干了，这也是有元一代没有太多宦官乱政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怯萨不仅仅是充当皇帝禁卫军那么简单，他们常常出任地方高级官员，或口含天宪巡视地方，因此元朝才有“怯萨入仕”这个名词。当然，“怯萨”到了元朝后期，滥芋充数者不计其数，只要花钱就能买这个“身份”。忽必烈时代，怯萨可说是除亲王、嫔妃外最接近皇帝的人员，所以赵孟頫才激身为怯薛的彻里前去说服忽必烈。如果换了汉人官员在忽必烈面前讲正当红的桑哥坏话，估计会立时被砍掉脑袋。
　　忽必烈不做靠山，桑哥肯定玩完。有司抄家，桑哥的家财竟然“半于大内”，皇帝首富，他第二。
　　几个月后，元廷有诏斩这个吐蕃人于闹市。金山银山，地狱里也享受不到分毫。恼怒之下，忽必烈又派彻里到江南行省，把桑哥的妻party要束木以及忻都、王巨济等party羽押还大都，审问之后，均送闹市开切。

[hardywang]

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
　　
　　忽必烈继位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1282年进攻占城，1292年又出兵爪哇，同时，元军又试图征服流求（台湾）。所以，海上扩张，是忽必烈中后期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些进攻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二次征倭 台风败事
　　讲起元朝对日本的二次海上远征，不得不要叙述一下高丽。因为，两次征倭，都以高丽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合浦（今朝鲜釜山以西的马山浦）港口，成为蒙古海军杀向日本的出发点。所以，开讲海上征倭，首先要交待清楚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元史》中的《高丽传》，大多是因袭前史：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朝）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
　　而且，应该交待的是，这个王建，虽以“高丽”为国名，其实他的血统应该是岛上土著“三韩”种，与昔日的高句丽王国皇族血脉根本不搭边，扯虎皮做大旗而已。不过，这老王家“高丽王”传承时间不短，自王建到王焘，二十七代，“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蒙古人最早与高丽人接触，是“太祖十三年”，即公元1218年，蒙古元帅哈只吉追击逃入高丽江东城的造反契丹人。高丽人正愁打不过占了自己地方的契丹人，见有人来“帮忙”，乐得屁颠屁颠的，送粮送物助攻，很快就帮蒙军消灭了契丹人。眼见蒙古兵如狼似虎，高丽国王忙对蒙古使臣“迎拜设宴”，孙子一样装得十分恭敬。蒙古贵族恃势，不断派人催促高丽王“遣使入贡”。后来，见蒙古人索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高丽人思忖反正蒙古兵距离远，就派人把蒙古使臣杀死在半道，借口为盗所杀，连续七年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窝阔台继位后，1231年（元太宗三年）秋，派元帅撒礼塔出征高丽以报复杀使之罪，在高丽境内横冲直撞，杀人无算。加上有高丽人洪福源充当向导，蒙军如入无人之境。胆破之余，高丽王王皞忙求和，派其弟王侹为人质向蒙古称臣。蒙古军见好就收，临走在高丽地盘设七十二“达鲁花赤”监守，把高丽当成自己的地盘来管辖。转年，高丽上层见蒙军主力撤走，心生反复，竟然把蒙军留置的七十二个“达鲁花赤”蒙古大爷全部弄死，然后王室大搬家，窜逃至海岛避祸。撒礼塔不是吃素的，轻车熟路，率虎狼蒙军又至。不过，这位元帅此次来高丽运气不好，在外仁城下被流矢射死，蒙古不得不退军，高丽人终于敢喘出一口长气。
两年多以后，已经端掉金国的蒙军终于腾出手，蒙将源唐古率大军与洪福源一起杀向高丽。打了近五年时间，高丽人自知不是对手，高丽王王皞只能上表乞降，并送宗室到和林当质子，成为蒙古藩属。蒙古人把高丽当成仓库，缺什么就张口伸手来要，稍有迟缓就派兵来攻，“自（元）定宗二年至（元）宪宗八年，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杀人掠物，把高丽当成射猎场，每每满载而归。被逼无奈，王皞在蒙哥汗在位的末年只得交出自己亲儿子王倎入蒙古为人质，乖乖当孙子。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正好赶上高丽王王皞病死，便立在蒙军中充当质子的王倎为高丽国王，派兵护送这个傀儡归国，所颁制文，口气傲横：
　　我太祖皇帝肇开大业，圣圣相承，代有鸿勋，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尝专嗜杀也。凡属国列侯，分茅锡土，传祚子孙者，不啻万里，孰非向之勍敌哉。观乎此，则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南宋）耳。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支。边戍自彻其籓篱，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旦夕。尔初以世子奉币纳款，束身归朝，含哀请命，良可矜悯，故遣归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构之细故也。。。。。。。世子其趣装命驾，归国知政，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缅惟疮痍之民，正在抚绥之日，出彼沧溟，宅于平壤。卖刀剑而买牛犊，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济，毋惮勤劳。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得逾限矣。大号一出，朕不食言。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於戏！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籓，以扬我休命。
　　王倎在蒙古呆过，深知蒙军的实力和杀人不眨眼的残暴，他当“国王”后，对蒙古心服口服，遣使入贡不说，又遣其世子王愖入朝贡奉，自己改名王禃，顺便通报忽必烈。九年后，高丽内乱，大臣林衍废王　拥立其弟王涡为王。忽必烈大怒，立派大军入高丽，拥王禃复位。感激之余，王禃谨修贡献，恨不得把自己卖了也送往大汗处。他派儿子王愖等充当人质之余，又乞求忽必烈“赐婚”。见王禃如此恭顺，忽必烈大喜，于1274年把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王世子王愖。这位公主命好，刚出嫁，老公公王禃就病死，老公王愖回国继位，她本人一下子公主变成了王后。通过裙带，低三下四的卑微高丽小国王终于成了大元皇帝的乘龙快婿，从此之后，他才敢在与元朝官员见面时“分庭抗礼”。在王愖之前，元朝使臣，甚至是“达鲁花赤”，见高丽王时都是坐上首。以后，高丽王知道当“女婿”的好处，王璋、王焘等国王都娶元朝宗室公主为妻，以此来维持他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所以，1274年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正是高丽与元朝关系“密月”期前夕，“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早在忽必烈即圣元三年（公元1266年），他就派出国信使，持国书往日本“喻旨”。那当然，大汗并非想真的招远怀来与小国“共荣”，只是想把日本当成另一个像高丽那样的“仓库”。
由于孤悬海外，蒙古人对倭国不甚了解，又有高丽人说那里遍地金宝，很让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国书辞意，看似帝王堂皇，实蕴威胁恐吓：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场，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特别是“以至用兵”四个字，剑拔弩张的恐吓，全然露于纸上。

　　好事多磨，坏事也多磨。大海波涛，元使一行竟渡了几次也没到达日本本岛。忽必烈又命高丽国王派人转送，“不得其要领而归”。元使又往，在对马岛为倭人所拒，只得捆上两个当地人当“生口”回来禀命。最后，还是由于懂日本话的通事曹介升等人引路，元使赵良弼一行才得达日本。当时的镰仓幕府根本不知道蒙古人是什么物种，无知者无畏，连见也不见，把赵良弼一行晾在太宰府。

　　见日本方面无回音，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一年夏下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二人为帅，在高丽造战船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从合浦港出发向对马岛展开进攻。至于这次攻日本的“战绩”，《元史》的《日本传》中很含糊，只有这么几句：“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蒙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其实，这次攻击首战顺利，对马岛的倭军被全歼。蒙军在肥前遭到顽强抵抗，但一当摆出火炮轰击，手持大刀身穿大肥免裆裤的倭兵倭将登时就傻眼了——在此之前倭国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火炮这种东西。日本这个国家挺有意思，总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良好实验场。七百多年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又让日本人开了眼。不知日后它是否还会有这样被“试验”的好机会。

　　蒙军在博多湾登陆后，连日奋战，上下皆感疲累。特别令蒙古兵将失望的是，日本这疙瘩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遍地黄金”。如此贫瘠海岛，腥风劣土，且日本人长像也不咋地，獐头鼠目，个头比蒙古人还矮。如此，元军贪欲一失，战斗力和求胜心立时下降。高丽将领劝忻都一鼓作气直杀太宰府，忻都不同意，下令全体士兵离岸上船，见好就收，准备班师。
不料，台风忽然在夜间来袭博多湾。睡梦之间，四分之三的蒙军与被击碎的船体一起，连绝望都来不及，就刹那间沉入漆黑的日本水下地狱。

　　消息传至幕府，忧惧不能进食的北条时宗喜出望外，连连叩头感谢上苍，嘴里不停地念叨：“神风！神风！”此役，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南宋遗民闻知此讯，很是“幸灾乐祸”，作诗道：“涉险应难得命还，倭中风土索蛮顽。纵饶航海数百万，不直龙王一怒间
忽必烈有些郁闷，由于当时正处于进攻南宋的关键时刻，忽必烈腾不出手来再派大军进攻日本。而且，忻都在报告中掩饰败绩，吹擂元军把日本军打得落花流水，天气不好暂时撤军，已经大大地宣示了“国威”。

　　此后，高丽不敢“惦记”日本，日本反过来不断到高丽半岛沿岸骚扰。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人为使，再去日本宣慰。忽必烈原本以为上次元军的进攻已经使日本像高丽那样吓得腿软，国使一到会马上送表称臣。不料，元使一行千辛万苦到达日本后，将军北条时宗愣了，他不是吓愣了，而是糊涂愣了：蒙古人上次被“神风”送进海底都喂了王八，现在怎么还敢派人来！估计刚刚喝过几瓶清酒，北条一挥手，下令把这一群神色傲狠的元使皆押出去砍了。

　　消息传出，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二人立刻上表，“请自率兵往讨”。当时是至元十七年三月，元朝刚刚灭掉南宋，需要处理的事情千丝万缕，“廷议姑少缓之”。两个月后，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设“日本行省”，以蒙古人阿剌罕为日本行省右丞相，以范文虎为右丞，并下令军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二人，共出兵十余万进讨日本。

　　对于蒙古人来讲，杀使臣是最不可饶恕的。花剌子模杀蒙古使臣，最终付出了国亡君死以及近千万的人命为代价。倘若元军二次征倭成功，估计“大和”民族现在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此外，忽必烈大举攻日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处理”那些刚刚投降的南宋“新附军”。近十来万人的士卒军将，杀起来不仅名声不好听，也很费事。所以，让这些人充当“主力”，在攻日本时消耗他们，可谓一举两得。可见，忽必烈这个蒙古帝君，还是一个阴险巨奸。

　　元军第二次海上征倭，规模比第一次大很多。除忻都、洪茶丘及高丽主将金方庆率领的左路军三万人外，还有由范文虎统率的江南军七万多人为右路军。他们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有战船近四千艘，渡海远航，浩浩荡荡杀向日本。依据原先的约定，两路军应在阴历七月于壹岐岛合师，然后合军并力进攻日本。

　　蒙古将忻都贪功，自忖轻舟熟路，首先从合浦起航，拥千艘战舰打下壹岐岛。然后，他也不等江南军的到来，径自扑向博多湾。但是，元军忽然发现日本人早已在沿海滩头砌筑了层层石坝，战舰根本靠不了岸。无奈，元军只得强攻志贺岛，得手后却无任何便宜可占。由于补给困难，疫病流行，忻都只得又撤回壹岐岛，与范文虎的右路军会师，伺机再战。

　　范文虎方面，元军的“总司令”阿剌罕病死，军中无主。好大喜功的范文虎自专军政，不待新任“总司令”阿塔海到来，发号施令，过足了“一把手”的瘾。这位老范，乃南宋大奸臣贾似道的女婿，是个人品超差的“百败将军”，忽必烈选他当“副总司令”，其实是最大的一步臭棋。诸将陛辞时，忽必烈也有所表示：“有一事朕忧之，恐卿辈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轻之。”

　　所以，战争真正开始后，由于无所统领，诸将确实心怀鬼胎。范文虎草包自不必说，高丽将金方庆与老上司洪茶丘也形同水火，忻都本人也是贪功冒进之辈，没有一个能主持大局。双方合军后，进屯五龙山（今日本佐贺县西北伊万湾）。如果当时元军立刻进攻九州的太宰府，估计日本现在就是中国的日本省或海东省或东瀛省了。正是由于诸将意见不一，大家都表示“研究研究”再说，加上江南军远航疲惫，确实也要休整一下。

日本人方面，也是听天由命，一大堆矬子天天跪在地上叩头祈祷上天。

　　八、九月间本来就是刮飓风的季节，虽然有将领提醒范文虎、忻都等人，二人根本不听。当时，海上“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琉璜气”，飓风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为“保险”起见，他们还下令诸将把海船结扎在一起。这种联船法，对付一般的海风还尚可，遇到飓风，就等于是为自己做好了“连锅端”的物质准备。对于台风、


飓风的心理准备欠缺，范文虎方面，这个草包还可原谅；但忻都上次吃过一次大亏，估计这蒙古人脑满肠肥喝酒太多，没长什么脑子，竟然也好了伤疤忘了痛。

　　于是，一夜飓风来袭，元军大小船只倾覆殆尽，特别是高丽人所造的海舟，大都是“豆腐渣”工程，拼木时为了省工采用“鱼鳞式”结构，大浪拍击即碎。范文虎江南军的战船质量不错，可惜多是平底河船，遭遇如此大风，也十损八九。“军士嚎呼溺死海中如麻”，范文虎等人也落水，被手下救起。

　　捡得一命后，元军诸将想到的只有两个字：逃命！“（范）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只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也就是说，元军虽被淹死万人，其实由于水营靠岸，剩下的人还不少。如果以破釜沉舟之心背水一战，结果还真不一定。

　　诸大将虽然逃跑，元军士卒多有战心，推一名“张百户”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由于人多食乏，元军体力消耗很快。大家于是伐木造船，准备乘这种“临时”船逃回。

　　风息之后，日本人来了精神，特别是“神风”再临，小矬子们觉得天神青睐，挥着大刀嗷嗷冲杀过来。元军体弱力疲，大部分战死，最终剩下两万多人，皆为倭人所俘。

　　于是，这大群元军俘虏被押至八角岛依次甄别，凡是蒙古人、高丽人、北方汉人，皆就地杀头，只留下几千新附军，倭人认为这些江南人是“唐人”，“不杀而奴之”，充当奴隶使用。

　　范文虎、忻都等人将残军回合浦，上报忽必烈说途中遇风，数将不听节制，暂时回军，隐瞒大败的实情。

　　不久，被倭人俘为奴隶的江南汉人于阊逃回国内，尽报实情，忽必烈这才得知，他的征日十万大军被范文虎等人皆弃于波涛狂浪之间，“得还者三人耳”，这三个人还在“青史”中留下姓名：于阊、莫青、吴万五。

　　此役，日本人称之为“弘安之役”。

忽必烈吃了如此一个大哑巴亏，很想三征日本。但不久元军发动对占城和安南的战争，内部儒臣派、财臣派内斗激烈，出现了阿合马被杀事件，使得元世祖暂时不得不放弃重新组织大规模的攻倭战争。至元二十年后忽必烈数兴征倭之意，皆半途而废。这种尴尬结局，正应了范文虎等人启航前翰林学士王磐的一番谏言：“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不武，不胜则损国威。”
　　奇怪的是，范文虎事后并未受严惩，罢职而已。至元二十年，忽必烈还让他“立功自赎”，在扬州整治军械操练人马。
　　日本方面，举国若狂。“神风”两次救了日本，倭人们的脑袋瓜里再次使“神国”的理念悲壮地扎下根，觉得他们的蕞尔小岛是“天照大神”最眷顾的“神土”。这种盲目的“理念”，让他们的头脑一烧再烧，直烧到丰臣秀吉时代敢于出动出击明朝的藩属朝鲜。二战最后关头，日本人把他们最后的自杀性攻击飞机也命名为“神风”，透露出绝望中残存的希望。
　　宋遗民郑思肖听到元军败讯，仍旧大喜，作《元鞑攻日本败北歌》，此诗的前序简明扼要，除数字有出入外，基本简捷明了地勾勒了元朝二次征倭的史实：
　　 “元贼闻其富庶，怒倭主不来臣，竭此土民力，办舟舰往攻焉，欲空其国所有而归。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半，元贼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只，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筑土城驻兵对垒。晦日，大风雨作，雹大如拳，船为大浪掀播沉坏，鞑军半没于海，船仅回四百余只。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无船渡归，为倭人尽剿。山上素无人居，唯多巨蛇，相传唐东征军士咸陨命于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髅山”
　　此诗开头，即讲明倭国乃远方九夷之一，又相隔大海，不易攻取：“东方九夷倭一尔，海水截界自飞宇。”在描述倭国道远国瘠之后，诗人笔锋一转，指斥犬羊（元朝统治者）欲心过炽，徒取污辱与失败：
　　“厥今犬羊贪犹炽，瞠目东望心如虎。驱兵驾海气吞空，势力虽强天弗与。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如拳密如雨。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犬羊发怒与天敌，又谋竭力必于取。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并户抽厂语。凶焰烧眼口竟哑，志士闷闷病如蛊。”

[hardywang]

　占城爪哇　铩羽而归
　　占城，中国古书中又称日南、林邑、占婆，位于今天的越南中部。隋炀帝时，曾派大将刘方大败林邑国的大象军团，攻入林邑国都，吓得林邑国王梵志逃入海中。隋兵凯旋，缴获林邑国王家庙内纯金铸制的金人十八座，振旅而还。林邑国王待隋兵回撤后，忙上表称臣。唐、宋以来，林邑王对中原王朝很恭敬，贡献不断，每年都向中原帝王孝敬沉香、象牙、玳瑁、檀香、胡椒等土产方物。北宋时期，高产的占城稻种也传入内地，使得宋朝的粮食增产不少。
　　元朝灭南宋后，占城国王忙不迭上表称臣，贡献金宝，忽必烈遂设占城行省，并封其国王为占城郡王，授以虎符。占城王年老，其子补的（这名字真怪）专权，竟敢在中途扣留元朝派往暹国和和马八儿国的国使船只。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七年底（1280年）派唆都率兵从广州出发，乘船进攻战城。相持日久，元军数次谕降，占城皆不听，并回信表示“刻期请战”。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间，元军大举进攻木城，击败占城象军，杀掉数千占城兵将。占城国王弃宫殿而逃，临行烧毁仓库，并杀掉一直扣留的元朝使臣数人。不久，出于缓兵之计，占城国王派其舅宝脱秃花一行三十余人，携金银布帛往元营诉罪，表示国王病重不能亲自来营，世子补的三日后会亲自向元将道歉。一连数日，宝脱秃花均派人来借口拖延，元将不知是计，呆在原地傻等，丧失了一举歼灭占城王室的大好机会。后来，长期居于占城的南宋人曾延等人来报，说占城国王正在鸦侯山一带招兵买马，修整残兵，准备与元军再战。元将这才醒过味来，派兵追剿时，占城国王已经聚扰了两万多军马严阵以待。
　　元军派万户张颙统兵进攻，山寨险峻，易守难攻。元军撤退时，又在密林中遇伏兵，死伤不少。元军主将唆都见情势如此，只得率军回国。元朝江南行省不知情，仍旧派军队来助攻，由万户忽都虎率领。这只军队到达占城野眉莲港，见元军营舍在撤退前已自己放火一把烧尽，方知唆都已经撤军。占城王国见好就收，派人持书献与忽都虎表示向元朝附降。忽都虎让占城国王父子亲自入朝谢罪并入贡，这位南蛮王爷表示国穷无物贡献，并声称“来年当备礼物，令嫡子入朝”，狠狠地忽悠了元朝一把。后来，元军想借道交趾再伐占城，“不果行”。
　　至于爪哇，即今天印尼的爪哇岛，“其人则丑怪，情性语言与中国不能相通”。但是，大元威名，声震世界，爪哇王在1280年和1286年曾两次派使臣来元朝，很想大打一阵秋风。不料，元朝的忽必烈不是爱面子的汉人君王，他惦记的是对方孝敬自己宝物，绝不会让对方“空手套白狼”，严命爪哇王亲自来大都入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使出使爪哇，见其国王后言语傲慢，责其献宝、称臣、遣质子往大都。本来想捞钱的爪哇王大怒，命人把元使按在地上在脸上剌花纹以示污辱。
　　不用说，忽必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元廷命福建行省集千艘战船、兵士两万多人，出征爪哇。此次出征，福建、江西、湖广三个行省皆出兵出船，在泉州集结后，大军扬帆直杀爪哇。不巧的是，爪哇王当时正与另外的葛郎国岛王对攻，并在战斗中被杀。爪哇王女婿土罕必者耶脑子活，忙派人怀揣山川户口来向元军投降，并要求元军帮助自己攻打葛郎国军队。元军大喜，立刻加入战场，葛郎国军队被杀、淹死近两万人，其国王也不得不出城向元军投降。元军“抚谕令还”，扣留了他的妻儿及百余人官属。
　　土罕必者耶见元军势盛，千恩万谢之余，表示说自己要回国都，准备正式的降表并搜罗宫内所有珍宝来献。元将不疑有诈，不仅马上放行，还派二百元兵护送他回城。不料，土罕必者耶狼心狗肺，边走边算计，一路派人秘密联络旧部，在半途中忽然变脸，杀掉护送他的元军将领数人，并掉转头带领爪哇军向猝不及防的元军发动进攻。元军这下亏吃大了，加上地形不熟，边打边撤，退到岸边后上军船撤退回国。
　　此次征爪哇，最倒霉的当属葛郎国，本来杀掉了爪哇王取得大胜，半截被元军横插一杠子，人马军资损失无数外，国王的妻儿百官还被元军在撤退时带走，真正倒了血霉。
　　于元朝而言，爪哇征战，也是无功而返。
　　除此以外，元朝在1291年还派数千兵去征战流求（今天的台湾），但最后只挖制了澎湖列岛。1292年，元军曾有二百多人登上台湾岛，人生地不熟，三人中当地土人的毒箭而死。元将不敢多呆，忙登船离开。

[hardywang]

西南森林的泥沼：安南战场的狼狈
　　
　　安南，乃古交趾地。秦朝统一时，势力范围已经从今天的广东广西延伸至安南。秦亡后，秦朝的南海尉赵佗对交趾发动进攻，“击并之”。汉朝时，交趾成为正式的郡。征侧姐妹叛乱，大将马援（马革裹尸那位爷）率军击灭之，并立铜柱纪功标界。唐朝时，交趾归岭南节度。至宋建国，敕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三世之后，其臣李公蕴纂位，宋朝做顺水人情，封李公蕴为交趾王。李氏安南共传八代，至李 时，他的女婿陈日煚推翻老丈人的李氏王朝，自已为王，进入陈氏安南时代。
　　蒙哥汗时，忽必烈带领众将平定大理后，留大将兀良合占“攻诸夷之未附者”。这位元将能战，见所遣信使未返，便在1257年秋发大军进攻安南。时值蒙古兵盛锐之时，双方甫一交手，“交人震骇”，水陆军大败，蒙军杀人无算不说，又缴获大量战船，一鼓作气，直入安南国都。国王陈日煚纂国在行，打仗不是很行，撒丫子就跑到海岛上躲避元军。蒙军入城后，发现先前所派的两个信使被安南人关在狱中，“以破竹束体入肤”，其中，一个人已经被折磨至死。蒙古人最不能忍受“杀使”之辱，马上做出他们最本能的反应：屠城。大杀九天后，“以气候郁热，乃班师”。行前，又派二个信使持信招安南国王归降。
　　陈日煚回到国都，见满城死人，宫殿尽毁，悲愤至极。不过，他再不敢杀使，只是派人把两个元使捆上遣送出去。
　　经过这次打击，陈日煚受刺激不小，转年即传位于自己的独生子陈光昺。陈光昺知道蒙古人不好惹，主动派人向蒙古纳款。
　　忽必烈即汗位后，马上派出使臣往谕安南，封陈光昺为安南国王，并准许其“三年一贡”。果然，时隔三年，忽必烈十分“惦记”安南，降诏其国，让安南国王每三人都要晋献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重、犀角、象牙等物品，并要各选儒士、医人、巫师及“诸色人匠”各三人。同时，忽必烈又派讷剌丁佩虎符充当“达鲁花赤”去监察安南。陈光昺惊畏之余，派人带大量方物贡献，但上书请求忽必烈免索儒士土匠等人。忽必烈“答诏许之”，随即想出更为苛刻的“六事”：一、君长亲朝（国王亲自入都朝见）；二，子弟入质；三，上呈编民户籍；四，出军役助蒙军攻伐；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除此而外，忽必烈还要安南进献巨象数头。
　　安南国王很恼火，受诏时只是一揖而受，并未跪拜。同时，他采用一个“拖”字诀，除贡献土产外，“六事”之中其它过份的要求一概敷衍，并声称象奴恋家，故而大象也不能及时贡献给元朝。反正天高皇帝远，当时蒙古人又忙于攻伐诸国，安南人事情能拖就拖，东西能不给就不给，并于至元十二年上表，“请罢本国达鲁花赤”。
　　忽必烈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严诏安南依“六事”行事。
　　圣元十四年，安南王陈光昺病死，世子陈日烜继位。元廷知悉后，马上遣使臣来。
　　陈日烜态度很恭敬，亲自到驿馆奉迎国使，拜读诏书。元使柴椿很不客气，对他说：“汝国内附大元二十余年，六事从未毕从。如果你不入朝面君，马上修城整军，以待大元天军来讨！”陈日烜很会装可怜，哀乞道：“先君弃世，我初继位，闻皇帝诏书来，喜惧交集。我生长于深宫之中，不习乘骑，不谙风土，如果上路往朝皇帝，恐怕会病死在路上。希望您回京转达，我们一定按时贡献异宝奇珍。”柴椿不听这套，严斥道：“宋主（被俘的宋恭帝）年未十岁，亦生长于深宫，如何能亲至京师！我等此事，只为召你入京，非为珍宝而来！”
　　陈日烜学他老爸，又用“拖”字诀，派三个大臣随柴椿等人还大都，“兼贡方物及二驯象”，他自己装病，上表忽必烈哀求说：“孤臣廪气软弱，恐道路艰难，徒暴白骨，致陛下哀伤，而无益于朝之万一。伏望陛下怜小国之辽远，令臣得与鳏寡孤独保其性命，以终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国生灵之大福也。”
　　忽必烈平生见硬口刚强的不多，这种“可怜”装孙子可是见海去了。见到安南使臣后，他丝毫不为所动，认定陈日烜是“饰辞托故，延岁引时”，并表示：“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池，以待其审处焉！”话虽严厉，满含威胁，实际上也做出了让步，只要派子弟工匠带着与安南王身最一样大的纯金人来献，就饶你可以不亲来大都。
　　陈日烜当然不来，也不敢来，但胳膊又怕拧不过大腿，便派自己的叔叔陈遗爱来朝，自己在国内装病。
　　忽必烈不高兴，宣诏立陈遗爱为安南国王，准备发兵讨安南。
　　但安南并未明叛，元廷就以讨伐占城为名，要安南出兵出粮助战，还要“借道”安南。
　　占城是安南的附庸，陈日烜当然不干，他一方面上表元朝哀求皇帝大慈大悲放过占城，一面暗中派两万兵及二百战船帮助占城抵抗元军。见安南如此“执迷不悟”，元世祖决定用兵。不久，陈日烜的弟弟陈璨向元朝荆湖行省写信，“自愿纳款归降”。元朝的荆湖行省右丞唆都也上奏：“交趾（安南）与占腊、占城、云南、暹、缅诸国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于越里、潮州、毗兰三道屯军镇戌，因其粮饷以给士卒，庶免海道传输之劳”。
　　元军由忽必烈儿子镇南王脱欢率领，在至元二十一年向安南进发。当然，元军声称是借道安南攻占城，并要安南提供粮草支援。安南王不傻，下令其堂兄光道王陈峻提兵在边界戒侯远军。元军两道进击，安南人也调兵拒守丘温（今琼山北）、丘急岭等隘路险关，元军过可离隘，在油板隘大败安南军，杀其大将。不久，元军又分六路攻击，陈峻不敌，慌忙遁逃，元军追至万劫，攻破诸隘，直逼富良江（今红河），并缚筏为桥，大败安南水陆军。安南军抵抗一阵后，不敌，皆败走。元军乘胜，直抵其都城升龙（今河内），安南王弃都而逃。
　　这位安南王也很有意思，败逃之余，他先自称“大越国王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又改名为“陈威晃”，接着，他做惊人之举，自称太上皇，禅位于自己的儿子。而且，陈日烜还命人四处张贴告示，不许安南人投降。由于元军一向残暴，安南的百姓投降者甚寡，倒是王室宗亲及南宋败逃到这里的汉官有不少人入元营投降。
　　元军“自入其境，大小七战，取地二千余里、王宫四所”。陈日烜和他爸一样，不羞逃跑，反正安南水阔林密，往来走匿，和元军捉起了迷藏。最后，陈日烜的弟弟陈益稷“率其本宗与其妻子官吏来降。”
　　表面上看，元军形势大好，屡战屡胜，其实处境非常不妙。时至夏季，大军深入，久战兵疲，给养困难。安南兵“虽数败散，然增兵转多”，特别是当地的地形，“蒙古军马不能施其枝”，崎岖湿滑，昔日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根本不能施展。于是，诸将集议后，元军放弃升龙，渡江北岸，开始撤军。
　　回撤途中，安南军一路追堵截杀，元军或被杀、或溺死，损失惨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狼狈撤退中，元朝名将李恒、唆都二人皆丧命。李恒是为了保护镇南王脱欢，自告奋勇率兵殿后，被安南人用毒箭射死。唆都不知元军主力回撤，领兵趋奔乾满江附近时，为安南军邀击，力战不支被杀。
　　李恒本西夏皇族，七岁时城陷被俘，被蒙古宗王收为养子。后来，在灭南宋战役中，李恒数败宋将，特别是在江西等地，追杀文天祥一部宋军不遗余力，并在崖山充当张弘范副手最终灭亡了南宋，可称是蒙古人的最得力鹰犬。李恒在安南撤退时，只是腿部中箭，但安南人使用了环保的“生物武器”，使得这位元将在思明州（今广西宁明）毒发身亡，时年五十。
　　唆都乃蒙古扎剌儿部人，骁勇善战，禁卫军出身。他是元朝平宋过程中获功不小，曾大败宋将范文虎的舟师，并随伯颜一路攻城掠地，直杀到临安城下，也曾当过主要负责监视文天祥的“馆伴”。张世杰在福州等地抗元，唆都在福建大肆杀人，兴化、漳州等地的居民全部被他屠杀一空。而后，他又率兵攻打潮州，城陷后故伎重施，遍屠当地居民。后来，元朝攻占城，唆都率战船千艘出广州，把号称有众二十万的占城兵杀得大败，首战得捷，“斩首并溺死者五万余人”，百战良将，凶神恶煞，竟然也在苍惶撤军途中遭遇安南兵，浑身被捅成血窟窿。
　　从这两个大将之死，就可见出此次元军安南之役的损失之大。

[hardywang]

虚幻的“大一统”：忽必烈死亡时的政治现实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东北宗王乃颜造反。乃颜乃是成吉思汗弟弟斡赤斤的后代，其祖父乃著名的塔察儿国王也速不花。忽必烈统治后期，为了抑制东北诸王的势力，罢去北辽东道等宣慰司，在东北置行省进行统治。由于利益受损，乃颜大为不满，便勾结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诸王，发动叛乱。
　　“时西北诸王多欲从之，帝以为忧”。由于侍臣出主意，忽必烈对骑墙的西北诸王大加赏赐，暂时分化了乃颜的联合阵营。虽如此，依旧有胜纳合儿、也不干等蒙古宗王与乃颜联兵，共同造反。忽必烈军事方面很有一手，他派伯颜先据和林，割断乃颜与海都等人的联系。然后，年逾古稀的老皇帝御驾亲征，从上都出发，往讨乃颜。
　　同为“黄金家族”，现在成为敌人。双方对阵，“时将校多乃颜部人，或其亲旧，立马相向语，辄释杖不战。”这种战场情景很滑稽，由于元朝蒙古军中高级将领均与乃颜部有关系，交阵之时，不打不杀，双方倒唠嗑叙旧，真是罕见。知此情状后，忽必烈“深以为忧”。最后，还是汉臣叶李出主意，让汉将李庭（其实是女真人）、董士选两个人统率汉军当前，列“汉阵”首先与乃颜部队开战，“而联大军断其后，以示死斗。彼尝玩我，必不设备，我以大众踣之，无不胜矣！”忽必烈从之。
　　李、董二人汉军百战之余，与乃颜蒙古人没有任何瓜葛，又有皇帝在身后坐阵，故而勇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在火炮掩护下，高声呐喊，杀向遍树十字架的乃颜蒙军（乃颜本人信仰景教，是基督教一个分支）。“乃颜败走，追执之”。
　　忽必烈处死乃颜的方式很特别，由于这位王爷是皇室血统，不能让这么“高贵”的血胤滴沾于地。所以，元世祖给他安排一种“安乐死”――用毛毡装裹起乃颜，派数名壮士猛摇猛抖，活活把乃颜摇抖至死。此等死法，其实远不如一刀痛快。
　　至元三十年（1293年），蒙古宗王海都又是侵逼和林。已经快八十岁的忽必烈强拖病躯，又一次亲征。海都乖巧，闻讯退走，大有“逗你玩”之意。
　　当时蒙古诸汗国，实际上都已经处于事实的独立状态，根本再难重新统一。何者，其他蒙国汗国统治者认为忽必烈违背“国俗”，已经不是草原精神的代表。特别是他在汉地施行的那种“定居”政治，与蒙古人的本性格格不入。名义上，忽必烈是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的“共主”，实际上，那些“亲戚”们，早与他貌和神离。
　　对于汉人来讲，“（元）世祖混一区夏，虽以儒术饰治，然帝师佛子，殊宠绝利”。自南宋灭后，忽必烈觉得对汉儒的利用已经完毕，根本就不再重用汉人，所谓“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实则汉儒的白日梦，忽必烈根本没有“以夏变夷”，没有“因俗治用”，反而使汉人成为辽阔帝国的最低等民众，民族岐视极为严重。
　　统治方面，忽必烈嗜利黩武，宠用阿合马等人二十多年，流毒天下。元朝追歼南宋，两征日本，两征缅旬，三伐安南，又攻占城，攻爪哇，三十年间，兵事无岁不兴，好大喜功，至死不悔。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粪土；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所以，忽必烈能避免亡国丧身的下场，实赖蒙古暴力的余威。
　　忽必烈的时代“辉煌”，其实是下一个动荡时代的暂时休止期。帝国无数灾祸与动乱的祸根，皆于忽必烈时代深深种下。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阴历春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崩于上都紫檩殿。在位三十五年，时年八十岁。
　　无论如何，元朝于中国，其赫赫荣光，不能不令人叹服：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醒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帝国的荣耀，虽然已是过眼烟尘。但它的光芒，多少个世纪过去，依然让人悚然仰视。

[hardywang]

第三部：TO BE OR NOT TO BE――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南吕一枝花】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隔尾】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们）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乍读关汉卿元文，人们肯定觉得这是老花花公子放荡不羁的自吹自擂。当然，有心人可能会思忖老关一辈子风花雪月胡折腾，肯定幸福一辈子。文人能做到“一世里眠化卧柳”，能饮东京酒，赏洛阳花，博得“浪子风流名”，当他暮年黄昏回首往事时，肯定会自己照着镜子对老脸自言自语：汽车轧罗锅，死也直（值）了！
　　果真这样吗？这位我国古代的“莎士比亚”（五十年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影响力的上升，英国人介绍莎士比亚时可能会说他是英国的“关汉卿”），真的一辈子是那么潇洒走一回吗？真的没有闲愁到心头吗？真的从未“虚度春秋”吗？
　　如果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关汉卿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会真切地发现，文人们的字里行间，满是压抑重围，满是怀才不遇，满是沉郁酸楚，满是志不获展。所谓不平则鸣，在那样一个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任何出路的出奇黑暗的年代，只有放纵形骸，才能不同流合污，才能够勉强保全一丝人格。所以，我们会发现，关汉卿这位旷世奇才的笑声，总会被泪水所溅湿。
　　关汉卿，对于一般人来讲，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上学得的薄浮知识：元朝戏剧家，名作有《窦娥冤》等等……除此以外，印象最深的就是课本里那幅白描画象，头戴软巾，散坐锁眉，一副忧国忧民之相。其实，与其说关汉卿是元人，不如说他是金人，金朝的汉人。有关其生卒年，史书完全无考，推算来看，他应该是出生于十三世纪三、四年代金朝亡国前后，卒于十四世纪初元成宗年间。正史无文，笔记中有两则关于他的记述。其一是元人熊自得著《析津志》：“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其二是元人钟嗣成所撰《录鬼薄》：“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钟嗣成所载恐不可尽信，观关汉卿诗文，不像是一个曾经做过中央老干部疗养院院长（太医院尹）的人。
　　如此身世模糊的文人，却创作出杂剧六十五种，泱泱湟湟，确为一代文豪。
　　在元朝，关汉卿虽然是汉人，是“知识分子”，他毕竟还不是社会最底层，他属于元代社会的第三种人“北人”。比起第四等人“南人”以及江南的“知识分子”，他的遭遇要好得多。老关心中的无限压抑，毕竟还能有所排遣。

[树懒]

作者: hardywang

第三部：TO BE OR NOT TO BE――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南吕一枝花】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

元曲恐怕是元朝大都方言的发音，用现代的读法可能韵律什么的都变了。 客家人是宋朝官话，可能某一种现存土语还能接近一些啊。

[3X7=21]

只听说过方言是按年代由中原向边远放射状发散的。
据说，温州一带的方言就是唐朝长安的官方语言，所以用来读唐诗可读抑扬顿挫；粤语为秦朝官方语言，用来读诗经可如唱歌一般押韵。

客家人是宋朝官话，

客家话为宋朝官方语言，如按年代推考，有点不通，有特殊的历史事件原因吗？

[树懒]

作者: 松柏蕨薇

只听说过方言是按年代由中原向边远放射状发散的。
据说，温州一带的方言就是唐朝长安的官方语言，所以用来诮..

　　汉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民族，其发展是由北到南的，位于闽粤的汉人又可分为广府系（即一般所谓的广东人）、客家系及闽海系（又称福佬系），这些民系的形成，都是北方汉人（河洛人？）不同时期移民南下与当地原住民，即古百越人融合形成的。
古籍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 〞，〝南方之国越为大，自勾践六世孙无疆为楚所败，诸子散处海上〞。其着者：岭南为南越，东冶（福州）至漳泉为闽越，永嘉为瓯越… 。可见浙闽粤之地，自古为百越之地也。
　　其后北方汉人发生了几次大迁移。第一次是秦始皇派五十万大军平定南越（今广东）。这五十万大军后来没回北方，与当地越人融合，成为今天广府人的祖源之一。秦末，南越趁乱宣布独立，避开了中原的战火，延续了近百年偏安的日子。后来到了汉朝，汉帝灭了南越及位于福建的闽越。至此，福建和广东才真正进入中国的版图。北方汉人才开始有规模的移入闽粤地区。
　　第二次是西晋永嘉之乱到五胡乱华期间，北方汉人躲避战祸，再一波南迁。所谓〝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这些人与当地的闽越族融合，成为今天福建人（闽北、闽南）的祖源。这时作为客家人祖源的中原汉人的一支，只到了江淮地区和长江中游，还没到南方。
　　在广东、秦汉时期的驻军，加上后来移入的汉人与当地的原住民，产生了粤语，而在福建、魏晋时期的北方汉人移民与当地的原住民，即古百越人中的闽越融合，产生了闽语，后来更分化成闽北和闽南语。由于当时北方移民不占绝对多数，所以双方在融合过程中，语言互相吸收，也互相淘汰，粤语保留了许多秦汉时期的古汉语，也保留了古百越中南越的古语。而闽语保留了许多魏晋时期的古汉语，也保留了许多古百越中闽越的古语。所以两种都有很多有音无字的情形。
　　第三次汉人南迁是在唐朝。自安史之乱至唐末，中原汉人开始第三次大规模迁至闽粤，这时的闽南语已经成熟定型了，与当时的标准─中原汉语有很大的不同，为了与当时的中原汉语接轨，闽南语发展出以唐宋时期北方汉语为基础构成的闽南语读书音（文读音），加上原有之以古越语为底层，和魏晋时期古汉语融合形成的说话音（白读音），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闽南语语音系统（和日语的情形相似）。这是为什么闽南语有多种声调，而且很多一字多音，有时却有音无字的原因。
第四次在南宋(1127-1278)时期，这时黄河流域的汉人迁入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汉人大规模的迁入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地带，相对于这个地区的原住民 ─畬族，这次移入的汉人无论在人数、文化及经济上都占绝对优势，使得闽粤赣三角地带的语言发生彻底的变化。唐宋时期的北方官话成为流行的语言。后来元明时期再没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进入。
　　闽粤赣三角地带以唐宋时期北方官话为基础的语言，渐渐与北方汉语分道扬镖而演化成客家话。而原住民─畬族大部份改操客语，但客语，受到畬族的影响很小。比较起粤语及闽语，客语较像现代北方汉语（即国语），毕竟他们分化才六、七百年，而粤语和闽语的形成都已二千年了。珠江三角洲最富庶，开发最早，当地的广府人自然视后来到广东的北方移民及福建移民，称他们为〝客家〞及〝福佬〞。（广府人喜欢称别族为什么家，如蛋家，什么佬，如鬼佬等等。）广府人、客家人、闽南人的祖源都是中原汉人，也可以说都是河洛人。

[树懒]

这个应该不是定论，有关客家话的来源还在争吵中。。。

[hardywang]

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如果仅看《元史》，会觉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辅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随着南宋在崖山的最终败亡，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委任状），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数十种蒙古部落的“国人”，如札剌儿、蔑儿乞、塔塔儿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词原本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是“眼睛有颜色的人种”。元朝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诸族、西北各族以及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无心指杨柳成荫”，“汉人”分等使契丹、女真融入了汉族，加速了“汉”族的融合，先前仇怨，慢慢消泯于身份一致的认同之中）。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蒙语“囊加歹”）。在元朝，“南人”泛称前面的三种为“北人”。
　　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
　　自1279年开始，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过了五年，元朝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估计关庙中关老爷的大刀也被木刀所替代）。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元成宗时代，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最后甚至规定汉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元朝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翻看《元史》中的《刑法制》，可以看到元廷对汉人种种武器限制的最详细记录：诸都邑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家财之半……诸汉人执兵器者，禁之。惟为兵者，不禁。诸汉人有藏铁尺铁骨录及铁柱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全套甲胄），处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者，杖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仗九十七，徒二年；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十为副（元杖罪以“七”为断，出于忽必烈的“仁慈”―――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朕饶你一下）。生活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中，作为统治者，蒙古贵族不能不“忧心忡忡”。当然，蒙古人在“以少治多”方面也有诸多妙计，“军户制”即是其中一种，以汉治汉，以“汉人”治“南人”，又派蒙古和色目监视后两种人，在一定时期内成功保持了蒙元的统治。
　　“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徐大焯《烬余录》）元朝的这些基层“干部”，个个都是恶霸，连辖下人户女孩的“初夜权”也归其所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少良家妇女不堪淫辱，羞愤自尽。特别令人浩叹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的人家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让女儿充当“舟妓”（供娱乐弹唱的船上卖唱女），“以舟妓不设甲主，舟妓得不辱身”。
　　元初以来，欧洲人或外来西域商人到了元朝大都或上都，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由此推之，盖茨见胡总，一只手总是插于口袋之内，料想也是读过史书，对中华天朝君长做顺从恭敬之举吧。
　　至于官僚体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各个部门“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汉人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泽和后期的贺惟一（太平）两个人，而此种特殊，也出于忽必烈时代需要依靠汉人灭南宋和元顺帝时代内部平衡权力的“不得已”之举。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赵翼）至于元朝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长，多为世袭，形同封建，“同列（汉人、南人）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实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于奴隶制一般的低层文明，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游牧民族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自然“视南方（士人）如奴隶”。所以，“九儒十丐”，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时代最好的标签词（文革时“臭老九”一词正源于此）。
　　元朝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其二，是郑思肖《心史》：“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户）八民（农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虽未提及“儒”排第几，但证明元朝的“等级”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翻案”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为此，不少人撰文讲元朝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优待”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等“仁政”。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从科举方面看，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装饰”性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从这个数字可以见出，元朝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 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是遗民们愤激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惟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不少人“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以及钱谷。”（元）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元太祖）诘之曰：‘负此何之？’且问（印是何用）？（塔塔统阿）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塔塔统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可见，蒙古马背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要领一丝全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狱”。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本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诬为讥讽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屠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元朝时代，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诗）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崖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hardywang]

To be or not to be，确实成为一个人生重大的问题。是作孤臣义士，还是作朝廷鹰犬？是同流合污，还是高蹈肥遁？是大义凛然，还是谄肩媚背？
　　谢枋得和赵孟頫，就是南宋遗民中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人物。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谢枋得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江西）。“为人豪爽，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仁”。可见，谢枋得真乃性情中人，非我们想象中迂腐的读书儒士。
　　南宋宝佑年间，他参加进士第选，因在文章中极力攻击宦官董宋臣等人误国，被排于乙科，只得授司户参军一类的微官。愤怒之下，谢枋得弃官不做，转年参加兼经科考试，得任建宁府教授。宋将吴潜经略江西时，辟谢枋得为幕僚，他得以训练兵丁，筹集粮钱，干了不少实事。后来在建康任主考官时，他以贾似道的时政为考题，又讲“兵必至，国必亡”，激怒了当朝的贾似道party人，被追夺两官，发配到兴国军“劳改”。而后，南宋国势江河日下，叛将吕文焕身为向导，带着元军蹂躏江南，四处驰突。谢枋得与吕文焕侄子吕师夔是多年文友，应招拒敌之间，上书朝廷，以自己家族性命力保这位吕爷可信，并要求宋廷任命吕师夔为治江屯兵镇抚使。同时，他还自告奋勇，要亲自去江州见叛贼吕文焕，想要说服对方反正。
　　南宋危难之际，急欲用人，便授谢枋得为江东提刑兼信州知州。听说吕师夔率兵来，谢枋得还以为这位老友将要与自己会师报效国家，赶忙带部队前去迎接，并让前锋兵高呼“谢提刑来！”殊不料，没见吕师夔的笑脸，迎接谢枋得的是对方所率叛军的一阵箭雨。由于无备，谢枋得大败，最终导致信州也落入元军手中。情急之下，他只得变姓易名，逃往建宁唐石山，在市中卖卜为生。“其后，人稍稍识之，多延至其家，使为弟子论学。天下既定（元灭南宋）遂居闽中。”至于他以家族性命担保的吕师夔，实则一无赖奸滑小人。元军到江州，他不发一矢，立刻献城投降。特别无耻的是，为了巴结攻宋的元军主帅伯颜，吕师夔在江州掠得两个美貌的宋朝宗室女孩，“盛饰以献伯颜。”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伯颜怒斥道：“我奉天子之命吊民伐罪，岂敢以女色沮我志！”谢枋得交友不慎，遇见吕师夔这种奸徒，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吧。
　　谢枋得在福建期间，教书为业，时时不忘恢复大业，交结了大批守节不屈的读书人，结成诗社，日相吟诵，怀念故国，讽励后人。
　　圣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派汉臣程锯夫（原名程元海，避元武宗海山讳，以字行）推荐南宋可用的名士，谢枋得名列第一。闻此讯，谢枋得以居母丧为名，拒不见召，并写信给程文海，陈说自己的心志。此信义理分明，义正辞言，是不可多得的“另类”正气歌，特摘录于下：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我）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今先妣考终正寝，枋得自今无意人间事矣！亲丧在浅土，贫不能礼葬，苫塊馀息，心死形存。小儿传到郡县公文，乃知执事（指程文海）荐士凡三十，贱姓名亦玷其中，将降旨督郡县以礼聘召。执事为君谋亦忠矣，岂知枋得有母之丧，衰绖之服，不可入公门乎？稽之古礼，子有父母之丧，君命三年不过其门，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严。自伊尹、傅说之后，三千年间，山林匹夫，辞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闻有冒哀匿服而应币聘者。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为人臣不尽孝于家而能尽忠于国者，未之有也；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亲丧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违礼背法，从郡县之令，顺执事之意，其为不孝莫大焉！传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执事能亮吾之心，使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与生我者等也。”
　　转年，元朝江南行省丞相忙兀台携忽必烈圣旨，亲自到谢枋得住处，恭请他出山。谢枋得说：“上有尧、舜，下有巢、由（巢父，许由，传说中的上古两位大隐士）。枋得我名姓不祥，不敢赴召。”坚辞不出。忙兀台虽是个蒙古人，也很佩服谢枋得的气节，没有勉强他。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朝福建行省参政管如德持忽必烈诏旨在江南又来寻访“人才”，自然想到谢枋得，并求降元的前南宋宰相留梦炎写信要谢枋得入朝为官。见信后，谢枋得复书一封，字里行间讥斥留梦炎，并申明自己誓死不为贰臣的决心：
　　“江南无人材，求一瑕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不可得也。纣之亡也，以八百国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论，武王、太公凛凛无所容，急以兴灭继绝谢天下。殷之后遂与周并立。使三监、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金国)之待二帝亦惨矣。而我宋今年（当年）遣使祈请，明年（转年）遣使问安。王伦一市井无赖、狎邪小人，谓梓宫可还，太后可归。终则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伦且无之，则江南无人材可见也。今吾年六十余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它志哉！”
　　同年秋，元朝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欲（以）荐（谢）枋得为功”，派已经入朝为官的赵孟頫来劝谢枋得入朝。赵孟頫硬头皮来见，谢枋得对其大骂魏天佑：“这厮在福建为官，没做一件有利于民的德政，天天敲骨吸髓，惟知盘剥。他推荐我辈入朝，是想给他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软的不行，魏天佑来硬的，派兵士把谢枋得强“请”入建宁路治所（今建瓯）。相见之时，谢枋得“傲岸不为礼”，根本不搭理魏天佑，羞恼之下，魏天佑责斥说：“封疆之臣当死封疆，你信州之败，当时为何不死？”谢枋得淡然一笑，回答说：“程婴、公孙杵臼二人皆忠于赵氏，一人死于十五年前，一人死于十五年后，万世之下，皆为忠臣。王莽篡位十四年，龚胜到后来才绝食而死，也不失为忠臣。司马迁尝言：‘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种天下大道理，岂是魏参政你这种人能知晓的。”
　　怒极之下，老魏这个败类把谢枋得拘禁于道院之中，准备强行把他押往大都。
　　铁骨铮铮，谢枋得“即日食菜果”，不进米面，开始绝食前的准备。
　　福建、江西一带的南宋遗民，听闻此讯，纷纷前来看望谢枋得。他们到来只有一个目的：劝死！
　　南宋虽亡国，士人心中的凛凛生气并未灭亡。所以，他们衷心希望谢枋得能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慷慨成仁，绝不能玷污他自己不事两朝的清名。文天祥临刑前，也一直有邓光荐、汪元量和张弘毅三位老友相继“劝死”，激励他殒身求仁。
　　为此，谢枋得怡然允诺，临行前，他赋诗一首：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张叔仁作为谢仿得往来酬唱的诗友，热泪涌动，也赠诗道：“打硬修行三十年，如今验证作儒仙。人皆屈膝甘为下，公独高声骂向前。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一文钱。到头毕竟全清节，留取芳名万古传。”言语之中，惟恐谢枋得一步走错，活着回来做官。倘如此，一世清名，尽付东流。握着老友双手，谢枋得淡然一笑。他眼神中的坚毅，使得张叔仁坚信这位诗友定能求仁得仁。
　　送行人群中，还有晚辈蔡正孙。看见白发恩师即将走上不归之路，这位青年士子深为其凛然、傲然的姿态所感动，赋诗送别道：“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杜鹃行。霜饕雪虐天终定，岁晚江空水自清。肩上纲常千古垂，眼前荣辱一毫轻。乾明坤顺豪杰事，此是先生素讲明。”
　　谢枋得含笑颔首。
　　为效仿古人伯夷、叔齐不食周栗、宁可采薇最终饿死而保节操，谢枋得在被押送至大都中的途中仅蔬食饮水，有时竟然一天只吃五粒枣子，由于一股英雄气在，仍然不能死，一直活着到达大都。
　　途中，路过郓州，恰值寒食节，谢枋得又作《沁园春》一词，以彰心志：
　　十五年来，逢寒食节，皆在天涯。叹雨濡露润，还思宰柏，风柔日媚，羞看飞花。麦饭纸钱，斗鸡斗酒，几误林间噪喜鸦。天笑道，此不由乎我，也不由他。
　　　　鼎中炼熟丹砂。把紫府清都作一家。想前人鹤驭，常游绛阙，浮生蝉蜕，岂恋黄沙。帝命守坟，王令修墓，男子正当如是耶。又何必，待过家上冢，昼锦荣华。
　　
　　谢枋得自德佑元年任江西招抚使，至今已有十五年，其间国家灭亡，四处漂零，可谓百苦千辛。岁月迁延人易老，人间几度又寒食。特别是下阙，表现出他视死如归的信念，把从容赴义当成是上天成仙，气慨豪迈。最后几句“又何必，待过家上冢，昼锦荣华”，讥笑了那些衣锦还乡祭扫祖墓的贰臣。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五月，谢枋得虚弱至极，终于抵达大都。他先问押解元军谢太后柩所及宋恭帝被软禁地点的方向，“再拜恸哭”，一片耿耿臣子心，依依不忘故主情。
　　元朝方面，当即有不少人来“看望”，包括入朝为元官的赵孟頫等人，谢枋得皆闭目不见。众人看得分明，见谢枋得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知道勉强不得，商量过后，就把他迁移至大都的悯忠寺内软禁。
　　其间，谢枋得见寺庙壁间有“曹娥碑”，感泣道：“小女子犹能如此，我难道还不如她！”更坚定了必死之心。曹娥是传说中的东汉孝女，为救父亲于五月五日投江，五日后抱父尸漂于岸上。东汉名士度尚闻知此事，将曹娥改葬，命其弟子邯郸淳撰写碑文，纪念曹娥的孝义（端午节除纪念屈原外，也有民间传说是纪念曹娥）。
　　故友兼降臣留梦炎亲自带医生煮药及米汤，想医活这位老友。谢枋得大怒，弃之于地，骂道：“我就是要死，你要让我活，是何居心！”
　　如此，迁延数日后，谢枋得终于绝食而死，继文天祥之后，终全臣子之节操，为皇皇大宋又添加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时至今日，谢枋得的名字和他的诗集《叠山集》已经很难有人知晓。在北京宣武区法源寺后街一个大杂院里，是原先谢枋得祠庙的旧址。明清两代，无论朱明清满，皆大张旗鼓地祭祀过这位耿耿忠臣。到了今天，摇曳木楼中谢枋得的神牌碑文均不见踪影，它们早被经济时代的中国人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我曾与一个“聪明识相的”青年人谈起谢枋得。听了他的故事后，这人不屑地说：“什么糟老头子吗，南宋都亡了十多年，还不和大元合作，抵抗历史潮流，死了活该！”闻此言，我只感锥心之痛！与此同时，我忆诵起谢枋得的一首诗：
　　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