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ZT西西河〔王外马甲

[老酒]

序：
在论坛里看过几篇关于八路军骑马打仗的故事，马甲我一时技痒，也来附和一段。
以前，由于很偶然的机会，马甲接触过一位老干部，他是老八路，在战争中多次负伤，后来转到地方工作。九十年代，他从西南三线军工企业领导岗位上离休，刚退下来的那几年，忙碌了一生的老人有些不习惯寂寞，所以很乐意让我们这些晚辈后生去他家串门蹭饭，他也时不时地聊聊过去的生活经历。
遗憾的是，由于闲聊中的叙事并不联贯，马甲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更为遗憾的是，老人现在已去世多年，他的遗稿也因为子女多次搬家而散失殆尽，所以，马甲如今的讲述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不完整也不一定准确。如果河友们知道更多的相关情况，请尽量补充吧。
老人所在的部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这个部队的前身是红军十五军团骑兵团，解放战争中为一纵骑兵团，建国后为骑兵第一师，现在，应该是步兵第八师。这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红军团队，骑兵团曾经在战场上牺牲了团长、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副参谋长……老人告诉我，在这支队列中，骑兵集团冲锋的口令竟然是“共 产党员集合！！！”
在抗日战场上，别人（包括日伪军）曾经称这支部队为“白马团”、“红马团”，但其实，他们团部挂着的锦旗是军区授予的“胜利冠军”，而在骑兵队列前飘扬的战旗上，书写的是“哥萨克骑兵”五个大字。

马甲所要讲述的这位老人，是1938年5月参加骑兵团的，他跟随这个团队参加了抗日作战，并且随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担任了整个刘邓大军的后卫……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一）
马甲要讲的这位老人，姓刘，人称刘大胖子。
当领导的时候，谁若是敢当面叫他胖子，他老人家可是要生气的，可自从离休以后，豁然开朗，不但别人怎么称呼他无所谓，他自个也整天“我刘老胖”的不离嘴。我们这些晚辈后生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喊他刘胖子，但也确实不方便再称呼人家原来的官职，所以改口叫他“刘大爷”。老人家似乎对这个名号挺满意，于是就约定俗成了。
不过，刘大爷确实是胖，而且越来越胖。他胖乎乎的原因，在马甲看来，是由于太喜欢做菜。那几年，城里“菜篮子工程”已见成效，市场食品供应丰富，刘大爷每天到菜场上转一圈，不管家里人多人少，回来总要弄满一桌子鸡鸭鱼肉，自己吃不了，就打传呼叫我们去品尝他的手艺。马甲那时侯年青，还不知道这饮食和老年健康的关系，只觉得有吃有喝挺开心的，于是热情鼓励他把家庭烹饪事业继续下去。刘大爷的老伴倒是时常埋怨他，可老头不仅不思悔改，还狡辩说当厨子是他从小的理想，要不是因为打日本鬼子，他现在肯定是什么大饭店的大师傅了。
也别说，刘大爷小时候还真是个厨子。他是河北人，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时候，他就正在石家庄的一个饭馆里当学徒。
按刘大爷的说法，抗战一爆发，国民党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就带着几十万中央军不战而退、逃之夭夭，使得日本军队很快就占领了石家庄。铁蹄所至，无恶不作，饭庄的老板不愿意再做买卖，关门歇业带着家人去了西安，刘大爷学徒也就当不成了，收拾东西回到南宫老家。
那时侯，整个华北的乡村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各种名目的地方杂牌武装纷纷出现，他们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划分地盘，对老百姓强取豪夺，和过去的土匪军阀没什么两样。可这些队伍真要是遇到日本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卖身投靠，实在让老百姓非常失望，于是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要亡了，“失败情绪很浓”。
刘大爷不服这口气，但他一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他说，当时听说有一支吕正操带领的“人民自卫军”，是真和日本人干的，当地有不少年青人就带枪投奔了吕司令。刘大爷对此也很神往，就在他计划去找“人民自卫军”的时候，忽然又听人说，那个部队军官打士兵、老兵揍新兵，让人很受不了。听到这个消息刘大爷不乐意了，“我当兵就是想打日本鬼子，凭什么要让自己人揍，我很困惑”。
国破家亡的危险迫在眉睫，就在人们焦急惶恐、举棋不定的时候，一支全新的军队出现在华北大地。1938年初，陈再道司令员率领东进纵队进入冀南大平原，不久，宋任穷（129师政治部副主任）也带着一支骑兵部队来了。随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老百姓知道了一个响亮的名称——八路军。
陈司令的队伍刚到冀南，就在平乡县设伏，重创日军一个中队，接着，八路军骑兵又在石家庄外的公路上打掉了日军一个小队。“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啊”，“如果你看见过几十个日本兵就把上千号国民党军队追得到处跑，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心痛得揪心；如果你看见一个日本兵在街上走，所有的中国人都得向他鞠躬，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亡国奴；如果你东西被抢了、房子被烧了，这时候有人挺身站出来，哪怕他只消灭了一个日本鬼子，他也是咱们老百姓的救星”，“冀鲁豫的人民为什么拥护八路军？那是因为，八年抗战，国民党的表现让群众看扁了，共 产党，那才真是英雄好汉”！
一时间，陈再道司令的名声在冀南被敬若天神。八路军也在民间流传成为了天兵天将。38年5月，骑兵团在陈司令的带领下到南宫县境内活动，八路军以骑兵团政委邓永耀（1939年牺牲，时年26岁）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刘大爷的家门口也来了八路军宣传队，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资助抗战。“那之前我们没见过这个，真觉得新鲜，唱歌说书的，挺热闹，吸引人”，“老百姓不是没有觉悟的人，谁是真抗战、真爱民，心里清楚。只要真正是人民的队伍，他砸锅卖铁也支持你”。
刘大爷就是在这时候参加了八路军骑兵团，并且他还是自备战马和军刀。军刀是他在石家庄饭馆里用一双鞋和别人换的，马匹则是他一个亲戚资助的，亲朋好友们还给他提供了衣服、挎包、皮带、饭盒，除了没有枪，别的装备他都齐备了。
刘大爷本来就会骑马，还懂点拳脚。本来他以为，一到了部队，就能象赵子龙一样持枪上阵，和敌人大战一场。可没料想，团长拍拍他脑袋，叫他干“斥侯”。
什么叫“斥侯”？
“嗨，说好听了叫斥侯，要说实在点，就是个骑兵游击队”。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
有马又有刀，能骑马也会耍大刀，刘大爷本来寻思，他这样的材料，到了骑兵队里怎么样也能算个人才。可是，没门，新马要训、新兵要练。
老百姓家里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从骑兵的眼光来看，驾过车拉过犁的马，样子再结实，其实都带着毛病，所以先得“骝”，每天骑着马慢走，经过一个月左右，把马匹弓起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的头抬起来，除了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
训马是老兵的事。新兵先学习刷马、给战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铡马草（“草不过寸”），学会爱护战马、照顾战马是每个骑兵的首要课程，等知道怎么和战马打交道了，再学骑马。刘大爷说，练习乘骑之前，先让新兵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这玩意弄熟了，骑马骑自行车都没问题。有几个小伙，高跷练了一个月还是经常摔跟头，结果就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本来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人骑在马上，人家一拽就掉下来了，再练也白搭。
新兵在分配到属于自己的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乘马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战马，再学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还要学冲锋队列、包围队列和掩护队列等战术，很多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刘大爷有基础，很快就新兵毕业了，部队给他发了战马、步枪和马刀，马不是他带来的那一匹，可军刀还是他自己的。当初，刚到部队，营长叫他把马匹和军刀交出来，刘大爷把马交了，可不愿意交马刀。“那是把好刀，俄国货，刀身是直的，比一般的马刀长，能砍也能刺”。
还是在石家庄的时候，有个逃兵拎着这把军刀去当铺换钱，当时兵荒马乱的，当铺不敢收这个凶器，于是这家伙就满世界叫卖。刘大爷练过刀，也喜欢刀，可是他没有钱，当时学徒三年的规矩是没有工资的，老板心好，给他置办了一套好衣裳，其中有双鞋子，能值一两块大洋，这是刘大爷最值钱的财产了，他就拿鞋换了刀。
刘大爷不愿意把刀交给部队，营长想了想，也就算了，可接下来几天，刘大爷就倒霉了。先是在喂马的时候挨了营长骂。训练新战马，马匹挺遭罪，所以需要加强营养，办法是在草料里加上料豆，料豆先用盐水煮熟，然后再炒干，刘大爷一面干活，一面抓了把豆子当零食吃（估计这是他当厨子时落下的习惯），结果被营长看见了，说他“跟牲口抢食”。隔天，刘大爷去刷马，一不小心，马匹把老百姓家枣树的皮给啃了一块，营长知道了，又是一顿臭骂。这下刘大爷有情绪了，他觉得领导为这么点破事刁难他，摆明了是惦记着自己的那把好刀，于是他拎着马刀去找营长，见面就说“这把刀我不要了，营长你以后也别再跟我过不去”。
营长没吭气，把刀收下了。晚上就召集新兵开会，先检讨了自己的态度，然后宣讲部队纪律和共 产党八路军的群众政策。新兵毕业，刘大爷见营长又把军刀还给了自己，很感动，他觉得，这八路军还真是不错啊。
扛枪挎刀骑大马，刘大爷这回威风了。还别说，在当时，象他这么神气的兵真不多。骑兵团是刚从一二九师骑兵营升格为团级单位的，虽然叫做骑兵团，可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那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是配齐了，可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叫做“独 立营”，实际上是个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来号人，马匹都没多少，就更别提军刀了。其实，骑兵团征兵是比较容易的，想当骑兵的人多嘛。刘大爷记得有次团里来了个小伙，牵着匹骡子，拎着关老爷的大刀，死活就要当骑兵，把大家逗得直乐。骑兵团对扩充兵源很慎重，主要原因是骑兵花钱多，咱穷八路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团，甚至后来九、十、十一分区把各自的骑兵连并入骑兵团，也是因为单靠一个军分区，根本就难以保证骑兵部队的供给。43年冬，一二九师骑兵团扩编，才在原有的四个连之外，增加了一个营级编制—— “徒步大队”。
骑兵少，当骑兵的就有优越感。当骑兵的别说看不起一般步兵，就连同样骑马的通讯员、警卫员也看不上眼，说“那不过就是四条腿的步兵”。想想看，咱们刘大爷当年，头戴“四片瓦”、身着新军装、腰挂俄国刀、手横汉阳造，跨下一匹枣红马，臂上三字“八路军”，二十郎当的小伙，一米七八的个头，那真是要多帅有多帅。
帅气归帅气，新兵还是新兵。是新兵，就得干新兵的活，从38年到39年，刘大爷干的工作主要就是四件：割电线、贴布告、跑通讯、征税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干骑兵游击队的活，割电线最容易，征税粮最难”。
咱们先说容易的。
……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
38年，一二九师骑兵团在陈再道司令员的领导下，配合东进纵队基干团，积极开展打击日伪军、平定地方反动会道门武装的斗争。在这个阶段，骑兵团战士的军事素质尚不完善，团队的战斗能力也还不够强。在作战中，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战斗杀伤效果，师首长对这个红军底子的宝贝疙瘩十分重视，刘伯承、徐向前师长为加强骑兵团与师部的联系，还特别给骑兵增设了电台和译电员。在师部，刘师长一一紧握住骑兵团主要干部的手，反复叮咛“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记住，要游要击、要游要击”。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骑兵团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还只能是：破坏交通、牵制和消耗敌人。由于骑兵的作战特点，骑兵团很少分散行动。但刘大爷不同，他干的是“斥侯”啊，于是乎，他时而三五成群、时而单枪匹马地游荡了一两年。
“斥侯”，在骑兵部队的另一种叫法是“远端前卫”，严格地说，其任务是在部队行进时担任越前搜索、在部队驻营时担任远方警戒，同时，还担负一定的袭扰、钳制、侦察功能。有句话说“吊儿郎当通信兵，东游西逛侦察兵，吃香喝辣勤务兵”，这“斥侯骑兵”，可就是吊儿郎当、东游西逛、吃香喝辣都占全了。
刘大爷能当上斥侯兵，原因有三。第一他是当地人，情况熟悉；第二他骑乘技术好，上马下马一溜烟，团里比赛“抢毛巾”，他能把几个从新疆来的老骑兵（从盛世才部回来的红军，受过苏联训练）都拽下马来；第三，他是新兵，暂时没资格学习队列战术。在这之前，骑兵团还没怎么练过队列，原地列队、行进列队倒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一撤退就更象是放了羊，所以应该赶紧练战术。骑兵练队列得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党员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象刘大爷这样的新兵，打仗时跟着班长跑就行了，战术的事还轮不到他操心。由于边打仗边训练，干部和骨干们的时间都很紧张，刘大爷有能力有精力，就得以补充进斥侯兵了。
当斥侯兵在营地的时候也要出操站岗守纪律，可出了营地就自己管自己了。刘大爷出营地最乐意干的事是割电线。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
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在离老百姓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小组壮大之前，基本上是由斥侯骑兵来干。
一开始，动作简单。刘大爷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把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的带走，不能带的埋掉，完事。可没想到，等天亮，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好一阵，把电话线又都接上了，得，刘大爷晚上还得再去。
再去就多叫上几个人了，带个长杠子，先绑在木头电杆上，横着象推磨一样这么一转，线也断了电秆子也倒了，再拿锯子把电秆锯成两截丢掉，哼！我看你小鬼子怎么办。等天亮，鬼子开来摩托车，看看不行，回去，第二天，又开来大汽车，忙乎好一阵，把新电杆埋上、电话线都接上，得，刘大爷晚上还得再去。
再去就得再动脑筋了，叫上几个人，还是忙着锯电杆、割电线。刘大爷自己不干那个了，他找个地方爬电杆上，把电话线从电壶底座那里切断，再弄根黑色的弦线连接上。别人来明的，他来暗的。天亮鬼子又来了，忙乎了两天抢修完毕，电话还是不通，于是继续检查，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响。敌人急了，大鬼子骂小鬼子，小鬼子骂汉奸，汉奸骂线务员。这回好，电话足足断了一个礼拜。
割电话线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可八路军也要让老百姓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需要张贴布告、散发传单。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各地方政府组织以及军分区部队都经常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都是手刻油印的，比较粗糙。而一二九师骑兵团的材料却不同，那都是根据地的大印刷厂印制的，样式精美，有些传单（比如《告日军官兵书》）还是日文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部队的正规东西。所以，每次鬼子汉奸一看见骑兵团传单，就以为八路军主力出动了，四里八乡也都传言附近埋伏着化了装的老八路，敌人立刻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好几天都不敢出动。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乡村开展各种活动就方便多了。
贴布告是越贴越胆大，一开始是在乡村集市、城外公路电杆贴，后来就贴进了城，把传单撒进兵营，布告贴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墙上。干这事当然是斥侯兵的工作，但也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刘大爷他们都是便衣进城，贴布告、散传单，出城打马就走，还从没有出过事。
有时候也穿着军装贴布告。39年，刘大爷有次去鲁西的东阿贴布告，回来的时候布告还剩两张。地方上的同志说，当地有个恶霸，倚仗着大汉奸李连祥是他亲戚，还有十几个伪军给他看家护院，经常欺压百姓、报复抗日积极分子，简直坏透了，干脆把这两张布告贴他家去。刘大爷当然同意。地方干部又找了张纸，写了个顺口溜，那是在当地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民谣，意思是这老家伙很坏，不得好死。刘大爷带上这些，穿戴整齐、全副武装，就奔恶霸家大院去了。
骑马进村，地方干部就喊“八路军骑兵团下战书来了！”，老百姓于是都跑出来看热闹。恶霸家院门紧闭，刘大爷抬手朝着大门就是一枪，接着把布告和顺口溜都贴在门上。然后，向人民群众挥挥手，跃马扬长而去。嘿嘿，动作着实潇洒。
当晚，恶霸老头又气又怕，暴毙。呵呵，果真不得好死。
斥侯兵胆大心细，见多识广，对周围的敌情也比较了解，所以每当骑兵团配合基干步兵团打大仗，就需要斥侯骑兵发挥作用。用刘大爷的话说，就是“我们满战场转，哪个部队打得怎么样，我们最清楚”。
刘大爷喜欢打大仗，因为那时候，他在战场上挺能出风头。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
对抗日根据地而言，骑兵真是个奢侈的兵种，人吃马嚼的，花费很大。人艰苦点还好说，战马可不行，几天没喂好，立刻就弱了，特别是在经过激烈的运动作战之后，如果没能及时调养，军马还容易带伤。战马使残了，最终吃亏的是部队。
当时，骑兵团全团四个连、四百多匹军马，每天消耗的粮草在三千斤左右。只要在一个村庄驻营两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群众负担真的很重。
（所以，马甲我对《亮剑》里的李云龙很怀疑，他以一个独 立团的力量，在贫穷的华北游击区，怎么可能养得起骑兵连。要知道，那时侯的所谓独 立团，不过是二类基干团的代名词，活动范围并不大）。
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不能一味地增加根据地群众的供给压力，因此，骑兵团必须向各地征粮征税。
从38年开始，共 产党在冀鲁豫地区努力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部队带着委派的县长、县委书记寻机出击，由八路军先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如果日后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回来敲打他一下，这叫“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多来几支人马，多驻扎一阵，“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做工作，并且，征收税、粮。
征收税粮也不是容易的事。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地方杂牌武装，地方豪强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他们打着“保家护乡” 旗号鱼肉百姓；不久，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 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后来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顽军），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却都指着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都是向着共 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土匪的欺压，也确实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要征收粮税，不仅必须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开展斗争。
骑兵团的征收税粮工作主要是由斥侯兵完成的。说实话，刘大爷最头疼这项任务，用他的话说“收粮款，就得光屁股打狼——一不要脸二不要命，是个胆大不害臊的活”。刘大爷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当面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领导还要求刘大爷练习口才，他于是跑到高粱地里，把应该说的话都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到地方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人家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从此以后，说话的事交给别人了，刘大爷只负责写字。
刘大爷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土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他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征走了，工作队长说不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告诉刘大爷“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大爷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刘大爷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伪保长征来的粮食都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于是，八路军运粮装车，民运干事发动群众都来分粮。老百姓高兴了，有人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老百姓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军开展征粮工作要和敌人争时间，这么争来争去，时间就越赶越早。
39年麦收的时候，刘大爷和二十多个战士跟着副团长徐国夫出任务，半道碰到个来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日伪军出动七辆卡车，要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场上呢。徐团长一听，马上派人回团部，叫各部队迅速去各村帮助老乡抢收抢藏，他自己则带着刘大爷他们立即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团长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好一会，敌人汽车来了，八路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车打趴下，后面的车也全堵住了。日本人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团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
等敌人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百姓对鬼子汉奸们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出动了，派部分力量配合民兵在公路沿线设伏干扰，主要兵力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一排排冲过去，赫！那可真象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便宜过，特别是伪军汉奸，最怕骑兵队了。
刘大爷记得，有一年，他参加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
你说，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么。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五）
刘大爷的第一匹战马，名叫“公鸡”，它其实是匹牝马，起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这马有个习惯，每到天亮鸡打鸣的时候，它也爱跟着嘶叫，好象公鸡一样。所以，每当刘大爷清晨出任务，总得时不时地拉几下马嚼子，怕它乱叫唤暴露了目标。这匹战马42年反“铁壁合围”时牺牲了，为纪念战友，刘大爷以后的战马就都叫做“公鸡”，他自己也因此得了个外号——刘公鸡。
骑兵团战马的名字五花八门，最多的当然是白云、火龙、闪电、狂风、豹子、老虎之类，也有叫“大掌柜”、“小秀才”的。四连长韩永正，外号“韩猛子”（战斗英雄，1942年牺牲），他的战马也叫猛子，打仗时喊一声“猛子！”，人和马一块来精神。
战马“公鸡”也立过功。40年初，冀南、冀中、冀鲁豫军区组织17个团打叛军石友三，战役开始没多久，指挥部的电池不够用了。
那时侯电台用的是干电池，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只好经常使用手电筒上的那种小电池。最小的电台是2.5瓦的，发报机高压180伏，要用120节电池串联，收报机45伏，要30节。你想，一部2.5瓦的小电台一次就需要150节电池，那最常用的15瓦电台就更不消说了。手电筒电池虽然在城里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鬼子侦缉队也知道这玩意能干什么用），所以得先由地方上的同志零散地收集起来，由骑兵团派人去取。并且，地方同志还得准备焊电池用的锡块（把锡酒壶化了），以及连电池用的铜线（把铜脸盆化了）。
当时，河北、山东临近的几个地区已打得烽烟四起，因为刘大爷熟悉当地情况，所以就派他去收集电池。他穿越战线，两天三夜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个县才完成了任务，到最后，马都快累倒了。团里给刘大爷记功，刘大爷不要，他把功劳算在战马的身上。
立过功的战马有特殊待遇。即使战斗伤残了，也不能杀，由部队出钱出粮，退役交给老百姓喂养，万一战马牺牲了，还要建“功臣坟”。当骑兵的，要处处为自己“不说话的战友”着想。战马“公鸡”也知道立功受奖是件光荣的事，看见脖子上的大红花，它兴奋得不得了，一直不愿意刘大爷把花取下来。
讨伐石友三的战役从40年2月到7月，打了差不多小半年，到后来石友三、石友信让高树勋他们给弄死了（参见皇家骑警总监兄的说明），才算告一段落。这期间，一二九师骑兵团主要担任战役的机动力量，刘大爷则被编入通讯队，在骑兵团与宋任穷（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司令和新四旅徐深吉旅长之间来回跑。
按说八路军各团、营单位也都有骑马的通信兵，可真打起这种十多个团出动的大仗来，通信兵就显得数量不够、战斗力也不强，需要骑兵予以协助。
骑兵通讯队的任务之一乘马通信。打仗时，大家聚集在首长周围，领导一发话，一个骑兵跟一个专职通信员，或者两三个骑兵跟上一个参谋，打马就往部队跑。乘马通信为抓紧时间，经常要穿越一些情况复杂的地段，骑兵要保护通信人员。一般的作法是，骑兵事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分工，送信的通信员和参谋可以换来换去，但固定的线路仍由固定的骑兵小组护送。这样能更加熟悉沿途环境，知道各部队驻地和部队领导住所，提高安全性和准确性。
但是，战斗中情况多变，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发生。有天晚上刘大爷和通信员去七七一团送信，他们团部刚移动了驻地，刘大爷也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夜里跑了几小时，觉得到地方了，看见个村子，村口哨兵问什么人，这边答一句“送信的”，连马也没停就过去了。进了村就找马灯(那时侯，部队办公机关晚上都在院门口挂一个马灯)，刘大爷他们俩一直走到马灯前面，看见守门的兵了，才发觉——不对呀！赶紧叫一声“快跑”，打马就从村那头冲出去了，真够悬的。
有时候通信员和参谋不够用了，骑兵也送信。但由于毕竟不是干这一行的，对一些术语也就听不懂说不明白（为了防止意外泄密，骑兵传令大都是口信）。有一次中央纵队派骑兵传令，四个人愣传出三种说法来，把徐深吉旅长气得要命。
除了乘马通信，骑兵通讯队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乘骑侦察通讯。
石友三这家伙，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打着抗日旗号的。共 产党开展统战，他表现得挺热情；接着国民党和他联系，他又靠上老蒋；后来日本人也找他，他就让石友信去当“皇协军”。这小子本来是希望到处占便宜，没想到牌没打好，弄得三家都不待见他。结果是八路打石友三，国军不管；国军打他，八路也看热闹，三两下，老石兄弟俩就完蛋了。
话虽这么说，石友三也还是有点本事的。他指挥部队，运动作战的能力比较强，用刘大爷的话来说，就是“石友三的兵，比八路军还能走”。所以，往往是我们捏紧了拳头正要开揍，他的人就跑了；也曾经是我们以为追上了一个团，结果他却已经把三个团凑在一块，让我们根本啃不动。遇到这种对手，就需要加强乘骑侦察通讯。
石友三再能跑，他的活动区域也只能是这片面积有限的大平原；侦察骑兵远远地跟着他们，他的兵再能走，也甩不掉四条腿的战马。骑兵们来回报告敌军的方位，这么着，终于让陈再道司令抓住个机会，组织了卫（河）东战役，把石友三的元气彻底打没了。
乘骑侦察靠得是胆大心细，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稍不留神就会中埋伏，甚至让敌人活捉了去。刘大爷说，通常情况下，八路军士兵携带步枪子弹30发算是不错了，可乘骑侦察的出勤装备是80发。因为要做骚扰射击、警戒射击、示警射击，弹药消耗特别大。
卫东战役时，刘大爷执行任务时要过河，刚到河边就发现不远处有一群敌人在吃饭。当时那个季节河水还很浅，他图侥幸省事，想一下子冲过河去算了。没想到这个河段河沙特别细，象淤泥一样，还没冲到对岸马就陷住了。
敌人发现了他，嗷嗷叫着追过来，跳到河里来抓他。刘大爷平时是很少打马的，这时候也顾不上了，抡起鞭子使劲地抽。那“公鸡”被他打急了，挺了几下终于挣了出来，冲到岸上，跑了。
“好家伙，马一身水，我一身汗。那全是急出来的呀”。“要不是敌人想抓活的，想抢马，我那回肯定玩完了”。
卫东战役后，刘大爷从通讯队回到骑兵二连当副班长。从这时起，他可以算作是这支红军连队（红马连）的战斗骨干了。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六）

初上战场

40年卫东战役后，刘大爷到连队当副班长，从新兵成长成为了战斗骨干。一名战士，总是在战火的熏陶下逐渐成熟的，刘大爷同样也是在战场上学会了战斗。
第一次上战场，刘大爷只是看热闹。当时他刚参军没几天，没有枪也没穿军装，不过是拎着马刀跟着老兵喊了几嗓子，还谈不上是参加战斗。
38年5月初，129师徐向前副师长和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带领七六九、六八九团开赴冀南，徐向前住在南宫县城。可就在这个月的中旬，南宫县发生了“六离会”杀害我津浦支队政委等二十多人，抢走我军电台、装备的恶性事件。
“六离会”是当地的一个会道门组织，首领是大地主李耀庭，门徒很多。早些时候，共 产党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教育群众，十分耐心克制地与他们协商会谈，可“六离会”的头头们居然以为八路军软弱可欺，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于是，当5月11日，津浦支队派人到南宫县城领取电台，回去的路上就遇袭了。
得知这一消息，八路军战士都很气愤。5月15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陈司令无意中发现附近村里烟雾缭绕、锣鼓喧闹的，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天师呢”。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大队人马先在村外朝天放枪，然后大喊大叫地策马冲进村里。
“六离会”的门徒吓得四散而逃，神旗、香案丢得到处都是，刘大爷看见院子里倒着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什么的，他弄了一架骑着转圈。那时候，他自带的马匹已经上交了，没有战马，骑自行车也勉强算是个“骑兵”了吧。
陈再道司令决定骑兵团不走了，就驻营在孙庄。中午，徐向前师长得知消息后，带着七六九团（缺一营）赶来了。徐师长对战士们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突然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片地向前移动，原来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袍，手拿大刀、梭镖，又吼又叫、又蹦又跳。
徐师长布置七六九团守在村前，不停地向“六离会”门徒喊话，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对这样的鸣枪示警，会徒们反而误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决一死战！”，还疯狂地挑死了上前喊话的几名八路军战士。于是，徐向前师长果断宣布，“这些人是反动会道门组织的死硬分子”，下令：“打！”。
一声令下，村里房顶上的机枪、村口七六九团的步枪都响了。狂徒们发现神符不管用、八路军的子弹也能打死人，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骑兵团则在陈司令的指挥下，从侧翼冲过去，砍了守护神坛的神汉、法师，捉了“六离会”的头头，缴了会旗。
看见那些会徒们已经四下溃逃，徐师长就命令吹号收兵，不追了。
过了两天，八路军召开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并且以“袭击八路军，破坏抗日”的名义公审枪毙了李耀庭。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同时指挥开展政治攻势，发布告、发传单，动员群众退出道会组织。
当时，平乡县有个叫潘玉玺的乡绅，成立了个“红枪会”，自任坛主，也是搞烧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伙人，把持着几十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队根本就进不去。共 产党多次派民运干部去做宣传，这小子却回答“我们是看家护院的，不问政治”。
陈再道司令生气了，派骑兵团开到村里去，团部就设在潘玉玺家，里里外外放三四道岗，他家大院也成了马棚子。“红枪会”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八路军并不阻拦，不过要派骑兵去看热闹，八路军骑着马围着神坛绕圈子，还时不时拔出马刀摆个造型什么的，把人家的大 法师吓得直打颤。
这么一来，老百姓看见潘玉玺连自己家的大院都看护不住，渐渐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骗术破产（家产也快被骑兵团吃光了），潘坛主只好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保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不再私派粮款……他手下的那几杆洋枪土炮，也顺手让八路军收编给了县大队。
当八路当然就要打鬼子，刘大爷打日本人的第一仗，是38年7月参加漳河店伏击战。
当时，团长不在家（他带骑兵一连跟陈再道司令去太行山了），政委邓永耀带着二、三连和新兵独 立营在肥乡、成安一带发动群众。有一天，有人来报告说，公路上过去了50辆鬼子汽车，好象是从邯郸到大名去拉物资的，邓政委一听“物资”、“汽车”，立马来兴趣了。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七）
漳河店伏击战

邯郸，是日军设在平汉线上的重要战略据点，邯郸、大名间的公路是其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线。以往，也时常有日军押运的车辆往来于各据点之间，但由50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确实少见，这个情况立即引起了邓永耀政委的重视。他马上要求地方干部尽快了解核实情况、摸清鬼子车队的行动目的。
这天下午，骑兵团得到报告，敌人汽车48辆，兵力100人左右（每辆车有一个押运），是去拉粮食的，按以往规律，车队将在大名停留一天，第三天上午返回邯郸。邓政委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指派参谋和侦察员去看伏击地形。
38年7月，共 产党在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已初见成效，这时候，八路军如果实施一定规模的对日作战，不仅能够切断敌人的重要交通线，还可以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扩大我军影响、坚定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因此，面对送到门前的战机，骑兵团当然不会错过了。
伏击的地点选定在成安县以东的漳河店村，邯大公路在这里呈东西走向，村东路北，有一大片茂密的高粱地，可隐蔽我设伏部队和战马。并且，“青纱帐”的前端离公路只有20多米，是实施近战、出其不意展开突击的良好地形。
刘大爷当时还在新兵独 立营，他们这一百来个新兵全都没有打过仗，邓政委和耿营长都来给大家讲话：近距离作战，关键在于隐蔽必须十分严密，要以迅猛的火力突然杀伤行进中的敌人。首长们还说，这次的战术是舍头打尾，确定尾部的20辆车为伏击的重点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迅速撤离战斗，防止敌军增援部队纠缠。领导开会动员讲话的时候，刘大爷挺放心的，因为他知道骑兵二、三连，都是主力部队，由二百来号老红军、老战士打一百个日本鬼子，他这个新兵还有什么可耽心的。
第三天拂晓，骑兵团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进入了伏击阵地。整个部队埋伏在青纱帐中，并在四周放出暗哨，严密地控制了这一带。刘大爷的位置在阵地后方，高粱地的深处，他们新兵独 立营的任务是“守马桩”（骑兵徒步作战，必须留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兵力控制马匹，二、三连的老兵在前面伏击敌人，新兵们则每人牵着三四匹战马在后面等，这就叫“守马桩”）。
上午八点左右，日军的车队排成一条长蛇从东向西开来，逐渐接近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听见由远而近的马达轰鸣、看见车队扬起的尘土，“守马桩”的新兵们不免有些紧张。这下可不好了，战马是通人性的呀，士兵们的异常情绪立刻影响到了马匹，马群开始骚动起来。
“一个人要拽三、四匹马，根本平息不住。马匹一个劲地动弹，青纱帐哗啦啦地直晃荡……”。新兵对调理战马的经验本来就不足，慌乱之下，高粱地里的动静越来越大，终于，让公路上的鬼子给发现了。顿时，日军所有汽车喇叭齐鸣，加大了油门往前冲，前面的几辆车冲进村里，日本兵立刻就下车、上房，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回头往高粱地里打，掩护后面的车再接着往前冲。
八路军看见这情况，知道是目标暴露了，于是也开打，把中间的几部车打瘫在路面上，把车队给堵住了，那些后面车里的鬼子就趴在汽车底下拼命打枪。这时候，对八路军威胁最大的，是村口房顶上的那几挺机枪，子弹扫过来，打得高粱秆子成片地断。
骑兵二、三连真不愧是老红军的队伍，顽强勇敢。邓政委一声令下，就全上了公路，二连向东，冲向鬼子车队，三连向西，往漳河店村子里冲。邓永耀政委大腿中弹，倒在公路上，可他不许别人给他包扎，坚持指挥战斗，硬是把村子里的敌人给赶走了。
刘大爷在高粱地里，把四匹马的缰绳全套在枪杆上，紧攥着步枪，既紧张又激动。就在这时，身边枪声响了，接着有人在喊“别慌别慌，把马拉到后面去”。新兵拉着马往后边走，班、排长却都纷纷操起枪朝前跑，刘大爷一心只想着千万别让马给跑了，不留神自己却被高粱杆拌了一跤，排长拉了他一把，随口还骂了一句“真笨”，刘大爷哪受得了这个，脸“腾”地就红了。
把马牵到青纱帐后面，刘大爷把缰绳塞到一个战友手里，拎着枪就往回跑，他想“叫你当排长的看看，咱新兵打仗也不含糊”。原来，刚才是有几十个日军向我后方迂回，企图侧击我军主力，不料在青纱帐里撞上“守马桩”的了，新兵营立刻组织骨干进行还击，敌人不清楚我方情况，打了一下就撤退了。刘大爷跑到前头时，还赶上放了两枪。耿营长看见他学老兵的样子，一手拎枪一手举着马刀，还真挺满意的。
八路军打了好一阵，才发现不对劲了。这伙押运车队的鬼子起码有一个中队，二百多人。他们的兵力比骑兵团两个主力连的人还要多，而且如果再打下去，附近县城敌人的援军也会赶过来。因此，邓永耀政委果断下令撤出战斗，骑兵团烧毁汽车，带上缴获的枪支弹药，骑上战马，走了。
漳河店伏击战，骑兵团损失战士30多人，毙伤日军130人，击毁日军汽车27辆，震动了成安、肥乡、大名、邯郸各地。人民群众称骑兵团为“神兵天降”，冀南广大地区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当初，马甲曾经询问，八路军战果是怎么统计的（比如说这次伏击战，如果数据准确，那真可以说是战果非常理想了）。刘大爷很认真地告诉我：游击作战，在战场上统计战果是困难的，一般是由侦察员事后进行调查统计。象漳河店伏击战，八路军侦察员第二天就经过化装到了现场，当时，战场的血迹还没有打扫，27辆被击毁的日军汽车也都没有拖走，敌人的伤亡数字，是通过多方调查确认的，应该比较准确。刘大爷还告诉马甲，就在这场战斗中，有个受惊吓神经失常的日本兵在村里乱跑，被我村民打晕后捕获，送到县抗日政府去了。
“38年时候的日本兵战术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我们八路军就敢和他们打，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积累起来的”。
漳河店伏击战是129师骑兵团战史上光荣的一页。但分析起来，这次战斗也存在遗憾之处。首先，是战斗力最强的骑兵一连不在现场，使我军缺少歼灭敌人的足够力量；二、情报不准确，日军实际兵力为汽车兵队加一个步兵中队，比事先估计的一百人增加了两倍多；三，“马桩”位置的设置离伏击阵地太近（这其实是骑兵徒步作战很为难的事情，“马桩”位置不仅受地形影响，而且如果距离近了有危险，距离远了又不利于追击或撤退）；四、在设伏时忽略了村口的制高点，导致日军上房顶后，我方攻击很被动；五、不宜由新兵单独组建作战单位（这次战斗以后，新兵独 立营撤消，分散到各连队去，骑兵团也就编成了四个骑兵连）。
由于漳河店伏击战中骑兵团是主动撤出战斗的，这也给了邯郸日军一个印象，他们认为，八路军骑兵团不能抵挡日军一个中队的攻击。因此，在接下来的漳河南战役中（38年8—9月），日军就集结200多人，乘汽车追击骑兵团，结果，在我军英勇阻击下，被打得很惨，只跑回去60多人。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八）
铁骑护卫

1938年10月，日军在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另9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38年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
12月下旬，当敌人的大扫荡失败之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就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 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129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机关的安全。
日军很快就发现了我129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于是，从39年1月至3月，他们先后调集了第10师团、110师团、27师团、114师团和大批伪军，分成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围剿。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100多次，其中，三八六旅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
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期间，骑兵团的邓永耀政委在武邑县一带与日军作战时，不幸牺牲了。邓政委是湖南人，参加过长征，文武兼备，在部队和群众中的威信都很高，他24岁任团政委，牺牲时年仅26岁。
邓政委阵亡的详情，刘大爷不很清楚，那一阶段，他们主要是跟随师部机关运动，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9年2月19日那天，刘大爷起得很早。当时他们两个骑兵连和骑兵通讯队将近三百人，宿营在鲁西莘县一个小村子的外边，村里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搞得挺热闹，把他们这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半夜里，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春节嘛）。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集去买，由于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骑兵侦察员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要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两个去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大喘着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
但是，这不是玩笑，侦察员在回来的路上真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光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二百多。团长知道情况后，立即派人通知师部机关转移，同时命令骑兵紧急集合（这回集合动作最快，大家早都已经起床了，等着放鞭炮呢），梁俊亭团长带着队伍，朝鬼子来的方向迎了过去。
骑兵团与日军一接触，立刻占领有利地形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马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容易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刘大爷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团与敌人先头部队的二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可是，这样的态势对我们很不利，因为等天大亮以后，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前进。
打了一会，天亮了，梁团长跳上战马，举着马刀高喊“共 产党员集合！”，接着，一群战士跟着他，兜了半个圈，冒着弹雨，斜刺里冲向了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似的冲击，逼迫敌人后续部队过早展开队形，为师部机关的撤离争取时间！
刘大爷当时还不是共 产党员，他没有参加冲锋。但他确实很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为此，一个月后，刘大爷就提出了入党申请。
骑兵团阻挡了日军一个多小时，总部领导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小时，有四十多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早晨。这其中，包括了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侦察员。
“他们俩都是漳河店伏击战以后，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地方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大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129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就在这时，有一天，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操枪舞刀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印象很不错，曾经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出面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地区独 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刚收编的两个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 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上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他的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吉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陈玉怀这人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但就是拼命阻挠共 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我抗日武装，对我地方政权的建设危害很大，共 产党多次派人去做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地区独 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愣打了三十大棍才放掉（幸亏陈玉怀不知道王永元是八路军，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命就难保了）。
王大队长可怜兮兮地来找骑兵团，战士们一看老连长成这副模样了，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上马要去报仇。当时，邓永耀政委刚牺牲不久，战士们都憋着一肚子委屈，于是各连都嘈嘈起来，谁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当时骑兵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师部机关护卫，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排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团长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再加上自己也觉得应该教训教训反动地方组织，于是提出派两个连出击，适可而止。新上任的政委王振祥看见拦不住，只好建议由他自己带队，率二连和团部的斥侯分队去打一下，快去快回，团长和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大爷也参加了这次出击，跟随政委连夜急行四十多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个大土围子里面，门口有寨门、壕沟，里面有平房和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 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吉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涌出来追，独 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大家的速度还都真快，不一会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大队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这个连的老底子是原甘陕红二十六军的骑兵连，1933年在陕西三原建立的）。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乘马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惨了。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刘大爷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后来，他用军刀去刺一个高个子，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刘大爷也从马上给带下来了。
刘大爷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他做出什么反应，人家就丢下武器、抱头跪着了，这之后，不一会功夫，他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刘大爷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冲进去了，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陈玉怀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家当，让骑兵团两个多小时就消灭了，这土匪豪强闻讯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使得骑兵二连威名远扬，老百姓传言“八路军骑兵的战马都会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真是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不错。“聊阳阿地区独 立大队”的同志们当然很高兴，骑兵们也很得意。大家将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刘大爷他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他可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也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全团整顿了。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九）
黎城整军

39年3月，得胜回朝的刘大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马上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留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抬上，跟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通知原“聊阳阿地区独 立大队”到莘县集合，交先遣纵队进行改编，哎呀！连他们的招牌都给撤了。
129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往太行山区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地有些个紧张，可是，刘大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痞”一点家伙照样逗科讲怪话，骑在马上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列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啊。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唱“叫声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日落西山回马枪，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过了一会，连长煞白着脸跑过来骂“我的祖宗呦，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么？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39年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师长、邓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刘师长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称赞骑兵团不愧是红军主力团队。接下来，邓政委讲话，先说明整军的必要性，然后宣布任免命令：团长梁俊亭调回师部、政委王振祥改任团长（3个多月后也调回师部）、新任政委、新任副团长、新任参谋长、新任政治部主任、新任政治部副主任……邓政委指出，在整军中，要着重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号召大家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作风整顿好。
整军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开展政治教育，要求大家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支部是连队的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保持在30%以上（后来实际为40%）；三是交流、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术水平。
整军刚开始，后勤就跟不上（地方上准备不足），一些战士和战马生病了。于是，整军又再增加一个内容——整顿供给、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大家磨豆腐、种菜，帮助老百姓搞生产。马甲我找到了当时的一段宣传动员文字，转抄如下：
学习生产真紧张，下了课堂上操场，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大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整顿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42年4月牺牲）发言，他坐在门槛上捉摸了半天，这才说道：“首长说得真好，一清二楚，咱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的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说得好……”。他发言结束，大家一起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啊，刚才这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啊。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也不耐烦。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廖冠贤），活象个降妖道士，捏诀念咒的，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政治部主任况玉纯有办法（况玉纯原任129师宣传科教育股长，1940年4月升任骑兵团政委），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比如“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了、弄明白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了。确实，骑兵在前一阶段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1、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2、战士之间认老乡、拜把兄弟，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3、阶级观念弱化、党员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私自帮独 立大队打陈玉怀也属于“流氓习气”）。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开小灶，请吃请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这都属于贪污腐化）；另一方面，个别干部打骂士兵（这主要是指几个四方面军来的老红军。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牛羊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就把牛羊赶走了，不让人民群众的牲口回家，弄得房东大娘很生气。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配合步兵部队打仗，担任追击任务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冲进鬼子据点，敌人溃败开跑了，步兵又追不上。可是这边，骑兵团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都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发牢骚，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敌人早跑了，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你说，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服从命令，对此，刘大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不知道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战马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大家没意见，军马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步兵紧，骑兵松”。之所以说骑兵松松垮垮，是指骑兵出早操不象步兵那么认真。在战斗比较频繁的时期，如果一大清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真打仗的时候，马匹也许就不那么活跃了。但是，在整军期间，邓政委明确要求骑兵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四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地增强。
129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战士，刘、邓首长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仍然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要游击、不要游侠”，对八路军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这里先说段题外话：如果与《亮剑》里面的李云龙独 立团相比较，同在129师系列，骑兵团各方面的资历比独 立团强得多了。可是，梁俊亭团长2月份保护师首长立下汗马功劳，3月份立马就给换了，还弄得个全团整顿。而李云龙独 立团呢，骑兵团的毛病他们不仅全有，并且还严重得多，居然还能够安然无事、“功过抵消”，这岂不是太不把咱们邓小平政委放在眼里了。
尤其是李云龙一再宣扬的的“部队主官决定论”以及“主官性格决定论”，简直是太开玩笑了。在抗日游击战中，咱们的政委、政治部之所以重要，就是防着有谁想搞这一套，李云龙如果敢这么瞎咧咧地“亮剑”，早就被拉下来扯领章了。没有党组织的支持，别说打县城，就是带走几杆枪都困难。邓政委打仗的水平咱们且不论，可他老人家可是搞兵运的老资格了，眼睛里能容得下这沙子么。
书归正传。经过近四个月整军，骑兵团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是政治素质提高了。刘大爷不久后就入了党，他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也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作战勇敢，而作为阶级战士，就要一切听党的指挥。“党叫咋走就咋走，俺是党的一条狗；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说明：这个段子可不是马甲自己编的啊）。
其次是部队战术水平提高了，整军后期，团里调来了一些干部骨干，结合以往战斗经验和教训，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训练。同时，团队按战马的毛色重新编制，一连黑马、二连红马、三连白马，其余的马归四连（“花马连”）。这样，人马经过重新组合，不仅部队形象好看了，原来的班组里面的哥们弟兄、老乡死党也就各自散伙了。
39年8月，129师骑兵团在新领导班子（团长黄家景、政委廖冠贤、参谋长徐国夫）的带领下，准备再次出征。刘伯承师长、李达参谋长特意前来送行，在大会上，刘师长宣布：骑兵团下一阶段的新任务是，协助先遣纵队，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于是，大家呼口号、表决心，坚决完成任务。接着，部队穿越平汉路，向山东聊城进发……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

征战鲁西北

1939年8月，129师骑兵团完成了在山西黎城县的整军。但就在这段时间，冀南根据地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经过反复的扫荡，于39年春季以后，逐渐占领了枣强、威县、南宫、肥乡等县城，并控制了主要交通道路，这使得八路军先前的活动地域大为缩小。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团即使回到冀南，也难以再有实施运动作战的适当空间。
斗争形势复杂，环境也变得愈加艰苦。129师领导决定派骑兵团开赴日军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接受命令之后，骑兵团日宿夜行，穿越敌人层层封锁的平汉线，到达山东聊城地区。这时候，共 产党在当地已经有一定的群众组织基础，骑兵部队迅疾驰骋于鲁西各地，利用快速、突然的战术特长，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在开辟鲁西北根据地的头几个月里，骑兵作战的目标不是伪军就是地方会道门，总是找不到直接打击日本鬼子的合适机会，这不免让大家都感觉有些遗憾。
39年12月，骑兵团挺进到山东荏平县，配合鲁西七团进攻伪李连祥部的两个围寨，并全歼了敌人。在这次战斗中，骑兵团消灭了伪军一个营，抓了些俘虏，缴获了300多支枪，战果还算不错。
12月29日，骑兵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准备从荏平返回聊城七集镇休整。中午，当部队穿越聊城至东阿的公路时，发现路面上有汽车的新轮胎印。团长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派出斥侯侦察。于是，刘大爷他们七八匹马就立刻分头行动了。
顺着公路往西，不远处有个村庄叫王小楼村。刘大爷在那里遇到个老头，老人家说早上有辆汽车从聊城方向开往东阿，车上有二十多个鬼子，还有个什么宣抚官，下车在村子里走了一趟。刘大爷看这老头挺明白事理的，干脆把他扶上马，带回来见团长。战士们一听情况都嚷嚷起来“鬼子真太横了，二三十个人就敢在平原地上乱跑……”。就在这时，另一路侦察的斥侯跑过来，报告说：“有一辆卡车，从东边开过来了”。
团长和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这一仗。他命令三连护卫伤员、俘虏，四连带着全团的战马，退回路北隐蔽；留下一连二连负责设伏。刘大爷劝王小楼村的那老头回去躲躲，可他死活不肯 ，非要看八路打鬼子，刘大爷只好陪着老头蹲在路边。
接下来一阵忙乱，战马刚牵走，伏击阵地没弄好，二连还正在找东西设路障呢，大家就听到汽车马达的声音了。参谋长徐国夫急了，他带着一连的两挺机枪往公路上跑，直接把枪架在了路面上。那些鬼子也是没想到会有八路在这里等着他们，毫无戒备地径直过来，徐参谋长趴在公路上迎头射击，卡车一下子就歪倒到路沟里,翻了。八路军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一连二连的战士都顺着公路往前跑，想去抓俘虏。鬼子从车上跳下来，有的藏在汽车周围，有的跑向公路边的乱坟堆，拼命还击。结果，敌人一开火，公路上我们的人接连被打倒了好些个，队伍就有点散了。
徐国夫参谋长赶紧喊“不要乱、不要乱，一连的卧倒，火力掩护！”，政治部主任况玉纯也喊“二连的离开公路，到路沟这边来！”。
我军的火力再度压制过去，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在汽车边上嚷嚷的鬼子宣抚官也被打死了。这时候，王永元（那位二连的老连长）跳起来，喊一声“党员跟我上！”就冲了出去，一排长王元力（1945年8月牺牲）吼叫着“拼马刀！拼马刀！”跑在了最前头。八路军立刻就把鬼子汽车给围住了。
说起来，日本鬼子还真是有点武士道精神，他们楞是背靠着背和咱们拼刺刀，不死不歇气。在车门边上卧着个鬼子军曹，伤得不能动了，八路军跑到跟前 ，他就拉了手雷……可咱们的战士也是好样的！四班副马德元，腿部中弹，带着伤还砍了俩鬼子，他可是个沧州汉子、真正的武林高手。
况玉纯主任带着二连的其他人，追向躲在乱坟岗里的四个敌人。况主任的警卫员李茂林很机灵，拎着短枪从后面绕过去，先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射手，剩下的鬼子见距离太近，掷弹筒没法打，转身想跑，被五班的战士给消灭了。
战斗结束后，警卫员小李拎着歪把子机枪找一排长王元力，想用自己的战利品换人家刚缴获的日本军刀，可王排长不干。小李气哭了，跟在他后面不肯离开，不停地唠叨“凭什么你能有两把军刀，凭什么况主任和我就一把刀也没有……”。王元力被闹得怪没意思，只好把刀给他了。刘大爷说，那把日本军刀真不错，刀把上还镶着三颗星呢。

半个来小时的战斗，全歼日军二十六人，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两挺、三八步枪二十支。但是，骑兵团的损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内的8名干部受伤，而牺牲的战士中，竟然有7名老红军。总结下来，这次作战的不足之处是准备不够充分，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但是，这场战斗在鲁西地区的影响很大。因为，自38年聊城失守、县长范筑先战败自戕以后，在鲁西北的各路武装就没有谁敢和日军交战。骑兵团刚来不久，就消灭日军一个小队，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都说八路军是真正打日本的队伍，骑兵团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
当天，骑兵团越过公路，在小冯村安葬了牺牲的战友。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头和当地群众也一道参加了葬礼，老头见人就说八路军的英勇，领着老百姓把骑兵团的伤员都接待下来，安排到各自家里精心照顾，住上房、吃水果，老头子自己还和女婿赶着大车去济南为伤员买药。刘大爷说，老百姓的热情不仅让八路军感动，就连那些伪军俘虏都惭愧得哭起来了。
由于担心敌人报复，骑兵团很快就转移了。果然，第二天，鬼子出动了二十五辆满载日伪军的汽车，他们在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为同伙收尸，一无所获。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让小部队单独行动，小股日军下乡袭扰百姓的现象也很少见到了。广阔的乡村，成为骑兵团驰骋的战场。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一）
粉碎“囚笼封锁”


39年底，阎锡山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从而引发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第一次反共浪潮。在冀南，充当反共急先锋的是“骑墙派”石友三，由于他的势力范围和八路军开拓敌后根据地的活动区域有所重叠，这个“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迫不及待地勾结日伪力量，破坏抗战、积极反共。
刚开始的时候，我党以争取教育为主，对他一再忍让，结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师、暂三师得以占据冀南、进逼冀中。40年2月，当山西的局势有所缓和以后，刘、邓首长就适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严惩石友三。
八路军集中了17个团，分成左、右、中央三个纵队，统一由宋任穷指挥。骑兵团随中央纵队，从3月到7月，陈再道司令员连续发动两次讨逆战役，歼灭石友三部精锐嫡系6500人，把这个老军阀赶回了鲁西南。
40年8月以后，八路军各部陆续转入 “百团大战”，而骑兵团则继续追剿敌伪石友三残部。虽然没能直接参加“百团大战”，但刘大爷还是很得意地说，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真是一呼百应、威震四方，不仅打懵了日本鬼子，就连国民党的高树勋、孙良诚、赵云祥和邵鸿基都吓坏了，他们不敢再招惹八路军的队伍，“第一次反共浪潮”也就草草收场。
这期间，政治部主任况玉纯升任团政委，骑兵团来了个新团长，叫曾玉良。曾团长是河南人，西路军失败后跟着程世才到新疆，在迪化接受苏联顾问的正规训练（他和新四军的骑兵团长周纯麟是喀什第四十八团骑兵连的正副连长，40年开着苏联卡车一起回延安）。曾玉良团长和况玉纯政委也是老熟人了，在红三十军的时候，他俩一个是作战参谋、一个是军部书记官（况书记是37年讨饭回延安的），再度共事，俩人关系自然十分融洽。
刘大爷说，曾团长对骑兵管理真的很有一套。他一到部队，就派人上德州，连劝带吓唬地把个有名的兽医请来当医官，专门调理战马。骑兵团原来的队列不大整齐，曾团长带着从头练，什么样的情况下战马行进的间距应该是多少，都用木棍比着，不能有差错。骑兵们过去吆喝战马都是随便喊，跟在家里喊牲口没什么两样，有时候部队行军，路上遇到个骑驴的老头，老头冲神仙驴叫一声“驾！”，骑兵团的军马全都跟着跑。曾团长说这样不行，要重新练，于是两个月以后，军马就都服从“前进”、“冲锋”、“立正”的口令了。
曾团长对骑兵武器配备很重视，长短枪、机枪火力布置，讲起来头头是道。打石友三的特务旅，部队缴获了一挺意大利造的高射机枪，他高兴得不得了，连夜改装了一辆“机枪车”，用大骡子拉着上战场。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机枪子弹用完了，侦察员把石友三的军需主任抓来，那家伙交代，这种机枪就只有这么一挺，子弹也没有库存。曾团长气坏了，骂那军需主任工作不负责任，“这么好的枪怎么能不多准备些弹药，你这个军需官是干什么吃的……”。
为报复“百团大战”，41年，日军从华东抽调第17、第37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敌人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墙和据点造成囚笼，围困住我抗日军民。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多次组织了击破敌交通线、破坏封锁沟墙的战斗。
年初的时候，骑兵团夜袭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连队带上梯子，下马攻坚，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伤亡都不小，可打了一晚上也没拿下来。八路军本来想炸掉炮楼的，但地方上的同志却不同意，说是据点里面有我们的内线。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打怕了，跑回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事后，曾团长召集骨干开会谈看法（刘大爷这时已经是副班长，属于骨干了），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么？”。团长却认为“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但他们中间的骨干（多为旧军阀兵痞）却具有守点待援的经验。夜晚猛攻炮楼，等于是逼着伪军和我们硬干，这是以骑兵之短搏伪军之长，如此拼消耗，实在划不来。
在后来的“破路”战斗中，骑兵团就很少搞强攻了。部队大白天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单列行进、间距拉大，500匹战马能排出十多里地去，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没头没尾的，敌人不知道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根本不敢出门。老百姓于是就趁机破路。有时，如果地形合适，骑兵团就隐蔽，由民兵先把敌人引出来，骑兵部队再截断退路，掩杀一番，把伪军赶回县城去……几个月下来，骑兵团先后配合5万多群众，破坏封锁沟墙120多里，毙伤日伪军200多人，而我几无伤亡。
反“囚笼政策”取得初步胜利后，团首长认为，我们不能仅在鬼子“囚笼”里面折腾，还应该发挥自己快速机动的特点，打到敌人后方去。因此，在上级的支持下，骑兵团实施了向日军所谓“治安模范区”的奔袭。。
吴官屯位于山东高唐县城东北30里，是济南至德州铁路的重要警戒哨位。这个据点驻扎有伪军一个中队，中队长李洪儒，他原先是在阳谷县城卖烧饼的商人（嘿嘿，武大的同事哦），这家伙很贪财，当了军官仍惦记着扩大产业，居然还在据点里开手工作坊。李队长生意精通、军事外行，因此排兵布阵就只好请教老街坊王光照，什么都听老王的。
老王原先是教书先生，现在是县城伪军大队的副中队长，但他还有个身份——共 产党唐北县委统战股长。于是，这事情就好办了。
当天晚上，王光照借故到了吴官屯据点。夜里12点，骑兵二连从寨墙东北角和西南角搭梯子往上爬，三连埋伏在正门口等老王开大门。战士们着急了点，大门还没开，两边就已经上墙，和岗楼里的哨兵打了起来。屋里的王光照一看情况不对，马上掏出枪顶着李洪儒，李队长哪经得住这般吓唬，立刻开寨门投降了。
接着，八路军又赶往20多里外的固河据点，还是由王光照赚开大门 ，骑兵一涌而入，乒乒乓乓一阵打，拿下。
骑兵团一晚上放火烧了两个据点，日本鬼子急了，出动三路重兵进行合围。可这时，咱们八路军早已西渡卫河，到河北清河县了。
还是在吴官屯烧炮楼的时候，曾玉良团长忽然发现旁边的平房中有个小作坊，他急忙命令战士们把屋子里所有工具和物资都抢运出来，当时大家都还弄不清这是什么目的。等回到清河县，曾团长派人办了个小皮革工厂，专门生产马鞍、刀鞘。大伙这才明白，这李洪儒老板的产业，对骑兵团还挺有用的啊！
有了皮革工厂，曾玉良还觉得不过瘾。军队嘛，总要弄个兵工厂才行啊！说来也巧，没过多久，还真让他打听到了哪里有造手榴弹的设备，于是，骑兵再度出动，抢鬼子汉奸的东西去……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二）
粉碎“囚笼封锁” ·补记


转眼到了40年下半年，有一次，参谋长王永元从军区开会回来，向大家传达介绍各地粉碎“囚笼封锁”的战斗经验（徐国夫于40年8月调新八旅22团任职，由王永元继任参谋长），其中讲到一个民兵队用“石雷”炸鬼子的事。
王参谋长正比比划划地描述石头有多大、怎么掏洞、怎么引爆……曾玉良团长突然插嘴问“那么大的石头可不是一般火药就能崩开的，他们的炸药是从哪弄来的？” 王永元顿时傻眼了，他不知道呵。
恰好一起去开会的参谋万怀臣（1946年任骑兵团长）了解过这事，他说山东武城县有个伪军的炸药厂，还能造手雷，冀县民兵队就是从那里偷的炸药。曾团长一拍大腿，乐了，“民兵同志太客气，偷炸药不够意思。现在换我们去，干脆把那个工厂抢过来算了”。
于是各路侦察人员纷纷出动，没过几天，情况都清楚了。
那个厂子位于武城县的武官寨，设备是日本货，它原来的主人是军阀韩复榘，韩总司令跑了以后，工厂归汉奸郭金城所有（郭某还是啥“东亚同盟自治军”的中将，这个组织挺怪的，以后再述），又由于郭金城打牌输了钱，把厂子给抵押了，济南的当铺老板就派他侄子来炸药厂当掌柜，守着等郭金城克扣军饷还帐。
武官寨是个比较大的集镇，据点里驻着一小队24名日军，还有郭金城伪军一个营（200多人）。这里扼守着冀南进入鲁西的要道，因此，骑兵团提出拔掉这个据点，军区领导十分支持。
听说要打大集镇，各连队都按照惯例准备攻坚装备，可曾团长况政委却吩咐用不着，说是这回咱们要打个“巧”的。
接到命令，部队连夜出发。第一、二、三连赶到武官寨东南五公里外的地方，把个小村子秘密控制起来，许进不许出。四连则直扑东北方向，袭击三十公里外的郑家庄日军征收所（那地方位于故城县和武城县之间，靠着运河边，有鬼子的物资站）。果然，一大早，故城和武城的鬼子全出动了，武官寨的日军小队也赶往郑家庄，骑兵四连带着鬼子到处兜圈子。
吃罢早饭，一连在村子里守战马，充当预备队。二、三连的战士则溜溜达达地进了武官寨。原来，曾团长早就算好今天是武官寨赶双集的日子，大家化装成老百姓，有的推车、有的挑担，都上大街赶集。
突击组的同志把青菜、粮食、柴火摆在据点大门外，讨价还价，十分热闹。刘大爷也在突击组，他拎着个半空不空的袋子，装成换粮食的，可偏巧有个大婶子非要仔细查验他商品的成色，刘大爷不肯（黄豆下面埋着手榴弹呢），还被她骂了几句。那边的刘金魁更狼狈，有个卖馍的擅自动手去拆他的柴火捆，差点没把机枪抖露出来，刘金魁急了，一把推了人家一跟头，几乎闹得要打架……
寨门外热闹，寨门上更热闹。由于鬼子小队出动扫荡，守寨的伪军按规定不许出门，据点大门关着，八路军也就进不去，于是，曾团长命令两个伪军去把门叫开。这俩伪军本是负责管理炸药厂库房的，因为贪钱，时常监守自盗（冀县民兵的炸药就是这么来的），这当然也就让我地方政府抓住了把柄。头天晚上，他俩就被骗到了骑兵团驻扎的村子里，通过一番思想教育，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决心帮助八路、坚决抗日。俩伪军士兵前去叫门，说是昨天晚上喝醉没回来，请守门的放他们进去，免得长官知道了挨罚。可偏巧，那守门的班长是个办事挺认真的家伙，就是不肯开门，门里门外的伪军就吵起来了。
听见吵架，闲得无聊的伪军也跑来凑热闹，围在门边帮腔逗科，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候，有个和稀泥的家伙从门缝里探出个脑袋说话，意思是想劝劝外面的俩兄弟来个“换位思考”，大家和气生财。
曾团长本来就挺着急的，他担心集市上的八路军等久了恐怕要露馅，看见门开了个缝，马上发暗号动手。参谋长王永元（装算卦先生）、组织干事李选贤（扮江湖郎中）站在伪军旁边，撞开大门、掏出短枪就打，二连长张起旺（1944年5月牺牲）带突击组冲进去登上了炮楼，接着，其他战士也在曾团长指挥下蜂拥而入。集市上顿时乱套了，人们这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
这时，敌人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推牌九，根本来不及抵抗。我军迅速占领炮楼，控制了全寨，把伪军压制在几座平房里。几十分钟后，在八路军火力威慑和政治攻势下，百余名伪军投降了。
况玉纯政委带着一连也来到武官寨，经过宣传教育释放了大部分俘虏。接着，骑兵们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满载着军工设备物资，凯旋回家。
这场战斗，得到了军区领导的表扬，宋任穷政委评价说是“创造了一个无一伤亡、全歼敌人一个营的奇迹”（其实，担任牵制任务的四连还是有伤亡的）。
回到清河县，曾团长又开办了手榴弹工厂。他把骑兵团的重要骨干、军区侦察模范王新增派去当厂长，还给他设了个职务——供给处长。当时有些人不理解，团长解释说“搞机器设备容易办，可找原材料就困难了，除了侦察英雄，你们说谁还有这个本事”。
不过，后来，也许是因为王厂长的工作干得太好，厂子名声太大了一点，结果不到一年，上级一道命令下来，两个工厂连人带设备都归了太岳军区，曾团长这回也无计可施了。好在，军区后来用破路缴获的铁轨打了些军刀，发放给骑兵团，这多少也算是做了补偿吧。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三）
突破“铁壁合围”（上）

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首先是从冀南开始的，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岗村宁次指挥第41师团和三个混成旅，协带着三万多伪军，突然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合围，企图将我党政军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次突破“铁壁合围”的战斗，是129师骑兵团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也是惨烈的一页。
马甲记得，刘大爷在叙说这场战斗时，常常会停下来，长时间地沉默，象在思索着什么。“那是一场混战啊，真是一场拼意志力的较量……”。
战斗的警报是在一个清晨突然敲响的，当时，骑兵团正驻扎在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附近的兀兰屯。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大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禁闭室里面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那段时间，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华北一带战事不多。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都到太行山开会去了，政治部刘志坚主任于是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活动，就是各连队每天出几道增长知识的题目让大家讨论，还排演说说唱唱小节目、搞一些室内游戏什么的，反正对消解疲劳、活跃部队有好处。
头天晚上，王占奎和刘金魁打起来了。这王占奎是山西人，最崇拜关云长，排演节目时也是开口闭口不离关公。那刘金魁是有名的“碎嘴”，硬说关老爷比不上他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他家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也就是图个捣乱罢了），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指导员于是把他俩都关了禁闭，派刘大爷睡在禁闭室门口，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王占奎和刘金魁睡够了，继续拌嘴。这回刘金魁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刘大爷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外面，骑兵们正准备出早操，几个连长还约着要和指导员比赛马，大家热热闹闹地挺高兴。就在这时候，有斥候巡逻的侦察员跑来报告，说是东北方向听见了坦克声响，曾玉良团长和况玉纯政委还不大相信，爬到房顶上拿望远镜观察，真的发现远处郑家口方向有鬼子坦克和骑兵队。
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合围扫荡，我方事先一点情报也不知道。更糟糕的是，当时，八路军对于反扫荡的方针也不明确。
几年来，在反击敌人多次合围、扫荡的战斗中，各地各部队都积累了相当的斗争经验。而41年以后，日军也在改进作战方法，不断尝试“捕捉奇袭”、“铁磙式三层阵地”等手段，越来越凶恶。针对敌人的战法变化，指挥华北八路军的彭德怀副总司令，要求统一制订对应的作战方针。
陈再道、杨勇等将领认为：敌人的扫荡，总是由外围各路向中心区合击，最后再向据点撤回。因此，我军应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及时跳出包围圈，向周边地区甚至敌战区行动，打击其相对空虚的后方交通线。待敌人撤退后，主力再转回中心区。针对这种观点，彭总批评是“过分强调正规部队的意义”，是“右倾”。
薄一波、王新亭等边区领导建议，加强根据地建设，广泛采用分散的游击战，先拖后打、边拖边打，坚持腹地斗争，最后实施反攻。结果，被彭总批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是“左倾”。
彭总主张“倚靠根据地，在运动中阻击或歼敌一路”（这是红军反围剿的办法），可许多人又认为难以做到，一时争议很大。后来。在邓小平政委的协调下，做出一个“妥协”的结论：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积极反攻；二是坚持基本的游击战、开展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结论看起来有道理，可在战术指导上却很含糊，让部队莫衷一是，以至于出现了各自盲动的情况。
（先前看过萨老大的“《追我魂魄》之后”，很为里面讲述的英雄事迹而感动，但同时也看到了整个突围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混乱。“五一大扫荡”中八路军承受的惨痛伤亡，和战斗准备不充分、战术方针不明确是有关系的。据说后来整风时彭总受到了各方面的埋怨，他自己也自责“我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
1942年4月29日这一天的清晨，在兀兰屯这个小村庄，129师骑兵团的领导，也面临着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困惑。曾团长下令部队集合，准备拔营，士兵们忙着收拾东西，各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有点乱。
就这么一会功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而且后续部队还看不到头。这时，用不着领导说明，大家都知道是遇上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
战士们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大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会你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指挥员们还在考虑行动方案。曾团长指出，现在对面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越，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冲出合围（后来，驻在附近的冀南军区一个步兵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况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治部主任徐青山支持政委的意见。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但是，军区总部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曾玉良团长分析了几种可能性，决定由他带一个连沿着卫河西岸向南寻找，况政委则带三个连向南宫县方向前进。部队立即出发了。
刘大爷他们由况政委带领着行进到武城县十二里庄，找到了军区刘志坚主任和范朝利参谋长（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不在部队，到太行山开会去了），大家看到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党委、冀南行署机关、后勤、医院、学校和一部分群众全都挤在这里，人很多。军区直属部队只有一个特务团（五个连），力量薄弱，刘、范首长看到危急时刻骑兵团主动到达，十分高兴，随即命令骑兵团为前卫，向西南方向突围。
这时，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我区领导机关的人员越来越集中，走到大邢庄（大辛庄？）附近，四面八方都被围住了。刘大爷骑在马上，能看见日本的膏药旗，看见敌人下车，展开梳篦队形，步步紧逼过来。天空中也出现了几架鬼子飞机，总部机关的队伍顿时有些混乱了……
骑兵团组织力量继续向西南方向突围，结果发现敌人在这里利用壕沟纵深设置了三四层火力网，接连冲击了几次，牺牲了不少同志，突破不了。于是赶紧转回头来，向北面冲，跑了一段路，迎面日军坦克车上来了，骑兵只好往下撤。我们的人都被困住了。
这时，南面大邢庄突然扯开了个缺口，那是曾玉良团长从外线打了进来。原来他带着一个连沿着卫河河岸搜索，没看到机关的队伍，知道大家一定被围了，于是就斜刺里杀回来，抢占了村庄。首长们立刻组织人员向大邢庄方向突围，可是，前头的部分骑马的干部刚冲出去，步兵没有及时赶上，敌人就迅速把口子堵住了，曾团长也被挤出村子，到了包围圈里面。
曾玉良分析了情况，认为正南方向，卫河一带敌人配备最薄弱，目前最好的办法还是要突破大邢庄。曾团长和况政委请示上级，刘志坚主任同意了他们的意见，骑兵团随即展开攻击。
三连打头，全团冲锋。突然，村庄右边的坡地上，出现鬼子一个小队，他们用机枪实施侧击，打散了我军的进攻队形，骑兵们虽接近了村庄却无功而返。刘大爷的“公鸡”也挂了彩，但好歹还是坚持着撤了回来。二连的小崔，战马受伤，惊了，把他甩在了村口，小崔被鬼子追得没办法，大家眼睁睁地看他跳了井。
进攻受阻，曾玉良团长满脸铁青，高声呵斥着，命令所有战斗人员立刻上马，重新集结。刘大爷的战马颈部受伤，他本来是准备牵马突围的，结果被曾团长打了一马鞭。

这时候，在其他方向上艰苦阻击的军区特务团伤亡过大，已经有些顶不住了。很多机关干部也觉得突不出去，就开始撕碎文件、破坏器材。一片悲壮之中，军区后勤部的政委掏出手枪，高喊着“共 产党万岁！”准备牺牲，况玉纯拦住他，说“好同志，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冲锋。况玉纯政委亲自充当旗手，他单手擎着红旗，在队列前面高声呼喊。
这就是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战场、为宋任穷政委多次颂扬，并最终成为全团集团冲锋口令的经典口号——
“骑兵团 ！共 产党员集合！！！”

“曾玉良到！”
曾玉良团长抽出战刀，第一个站在了政委身边。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四）
突破“铁壁合围”（下）



“曾玉良到！”
“徐青山到！”
“王永元到！”
“张起旺到！”
“……到！”
干部们高喊着自己的名字抽出腰间的战刀，党员们喊叫着抽出战刀，普通战士抽出了战刀。有坐骑的机关干部上了马，徒步的、徒手的同志们也紧跟了上来。有位军区领导喊着“同志们，拼了啊！这里不是倪家营子！”
后来，当刘大爷知道“倪家营子”的含义之后，他才真正理解了当时的悲壮。的确，象曾玉良、况玉纯这样有过西路军惨痛经历的战士们，就是宁愿牺牲上一百次，也决不肯再重蹈曾经的覆辙。
拼了，这是竭尽全力的最后一次冲击；拼了，骑兵的铁流，暴风般地涌向了大邢庄。从进攻一开始，骑兵们就以冲刺速度狂奔，不必给战马预留迂回机动的体力了，如果这次再冲不进村子，大家谁也没准备撤回来。
村庄右侧坡地上，鬼子的机枪响了。有战马接连被打倒，摔下来的战士打几个滚，爬起来，满脸是血地举着马刀继续冲。跟在骑兵团后面的，是握着手枪、攥着手榴弹的机关干部，是学校学员、后勤管理员，是印刷厂工人，是医院的医生和伤员……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所有的人，都冒着弹雨、义无返顾，为撕破鬼子的“铁壁合围”，向前冲！
“猛子！韩猛子！干掉机枪！” 曾团长和参谋长都在喊。
“好的！跟我去砍机枪啊！”
四连长韩永正立刻扑向了机枪阵地，一彪人马跟着他。没有时间调整攻队形了，甚至没有组织乘马射击掩护，三十多匹战马呈一列斜线疾驰，战士们抡着马刀踏上了日军阵地。
说起来，日军执行战术意图还真坚决。从头到尾，他们的机枪一直侧击着通往村口的方向，完全没有顾及接近阵地的这一路骑兵。大概，鬼子以为，凭借阵地上的二十来支三八大盖就能挡住几十匹战马了，可他们没料到，带头冲上来的是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
韩永正外号“韩猛子”，那可是从徐海东到陈再道都常挂在嘴边的勇将，是刘伯承亲自抄鸡蛋加菜慰劳的优秀人物。他本人的战绩且不用说了，就连他的战马（也叫猛子），也是有战斗英雄称号的啊，平时，一般普通的马都不敢栓在它旁边。
韩永正是个左撇子，练就了左手刀右手枪的绝技，远打近砍的，谁能挡得住。他冲进敌阵，首先就把机枪手剁了，接着又带领战士们，一顿马踏刀砍，残余的鬼子跑到小树林里去了（骑兵难以追进树林作战）。
刘大爷冲上土坡时，机枪已经不响了，阵地上还有几个端刺刀的在顽抗。马刀拼刺刀，步兵不是对手，他稍一错身，就把一个小鬼子的肩膀给卸了。可敌人一倒，战马“公鸡”前腿一跪，也倒了。
先前在冲锋时，刘大爷就知道“公鸡”不行了。颈部受伤的战马经过长距离剧烈奔跑，血冒得跟涌泉似的。战马通人性啊，它也知道今天是最紧张的时刻，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虚弱得都开始打晃了，可它还在跑。现在，看着跪卧在地上发抖、奄奄一息的战马，刘大爷心痛得不行，却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二班副颜胜才过来喊“大刘，快走快走，不能留在这里”，刘大爷抬头正想回话，却看见颜胜才在马上蹦了一下，接着就耷拉着脑袋栽到地上，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枪，把他脖子打穿了。
刘大爷这一路人马伤亡过半，捣毁了鬼子机枪阵地，他们来不及掩埋战友和战马，就匆忙赶往大邢庄与骑兵团会合。这时，经过搏斗，村庄已被八路军控制，院墙下、屋顶上、村子内外的死尸和血迹都证明了战斗的惨烈。据说，参与守备大邢庄的一个伪军中队，被激烈攻守的场面吓坏了，他们逃离战场，直接跑回了武城县城，那个中队长因为受不了这刺激，干脆脱了军装，连夜回老家当布贩子去了
把鬼子第一道封锁线撕开了个缺口，军区特务团做后卫，骑兵团当前锋，掩护着大家接着往外冲。曾玉良团长说，现在要分秒必争，趁着敌人后面的两道封锁还不严实，赶紧突过卫河，到包围圈外面去。
几个司号员在村口吹召集号，一些跑散的战马听见号声就回来了。可战马虽然来了，昔日的战友却永远也回不来，大家的心情都很悲愤。有一匹战马还带回个伪军士兵，那是三连班长王立贵的马，不知道怎的让那家伙给骑上了，战马听见号声猛地往回跑，伪军控不住，就给带过来了。三连的人红着眼把这个倒霉蛋拽下来，拖到路边就是一枪，旁边过路的各级领导干部那么多，也没听见谁说个不字。
敌人负责实施第二层封锁的一般都是机动部队，在公路上有坦克和汽车，在其他地方则是骑兵队和自行车队，他们在外圈来回游动，一遇到突围出来的八路军就进行拦截、追杀。
为避开日军的坦克装甲车辆，骑兵团没走大道，选道沟多的地方迂回前进。那些年鬼子搞“囚笼政策”，挖了不少封锁沟，这些东西被人民群众反复破坏，结果形成了一些深浅不一的沟壑，坦克车辆开不过来，战马却过得去。
走着走着，前卫部队遇到了一些被打散的同志，他们是七旅的，纷纷说前面有鬼子骑兵挡路，过不去了。曾团长看了看地形，决定集中全部机枪（至少有12挺）埋伏在道沟里，每挺枪配上两个人（骑兵乘马射击，轻机枪原本是没有副射手的）。团长的命令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子弹全部打光”。接着，骑兵团在道沟的侧面列好战斗队形。
过了不多久，鬼子骑兵来了，足有一个大队。敌人一看见这边是同行，兴奋啊，哗啦一下，与我军平行列队，当官的哇啦哇啦一叫唤，三列横队就开过来了。那招势，是要比咱们土八路正规得多。
敌人马队从徐步行进换快步行进，冲击力逐渐起来了，可八路这边还没动作，老老实实地站着。鬼子以为咱们土八路不懂业务，他们拣便宜了，“杀给给！”准备冲锋。看他们刚一提速，曾团长就大喊：“打！打！打！”，这边道沟里的机枪、那边七旅的步兵扯开伪装开火了。
子弹象刮风一样的扫过去，前面的敌人几乎全部被打倒了。战马在运动提速阶段，很难实施躲避，后面的马匹顿时拌在一起，队形没了、速度也没了，全乱了。
“乘马射击！徐步走！”现在，该我们启动了。而这时候，最着急的是那些机枪手，他们要在我军接近敌人之前把子弹打光啊。
“出刀，冲锋！”当骑兵团开始冲刺的时候，那些有武术道精神的鬼子也只有调转马头，逃跑了。八路军顺势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据说，合围结束后，敌人在大营（南宫与武城之间的一个镇）开总结会的时候，鬼子的骑兵官被他们的司令骂得够戗——马甲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天黑的时候，大队人马绕到了卫河边，计划从这里突破第三层包围。一般，鬼子的最后一道封锁都设置在村镇和交通路口，而附近的河滩路口，叫做军营村。斥候前卫回来报告说，村里没有发现敌人，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军营村实际上象个寨子，有寨墙，还有东西两个寨门。当时，寨门马马乎乎地掩着，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上级命令传下来：部队不进村，从寨墙外的小道下河滩，骑兵团也由前卫改做后卫。
奔波疲劳了一天的人们相互搀扶着，在特务团的协助下陆续过河，首长们也在商量，突破封锁后，党政军各机关如何分开行动、部队如何组织保卫……
刘大爷和刘金魁在西寨墙外站着。一边聊天，一边看着机关的同志从身边走过。苦战了一天的刘金魁依然兴致勃勃，故事段子俏皮话说个没完。
聊着聊着，刘金魁突然说：“喂，大刘啊，你说这村子里真的没有鬼子么？”
“应该没有吧”
“不对啊，我怎么看那房顶上，黑乎乎的东西旁边，象是有面日本旗呀？”

…… …… ……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五）

听刘金魁说房顶上有面日本旗，刘大爷也赶忙转过头张望。只见寨里面的一个房顶上，堆着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正巧现在起风了，把旁边一块布片吹得飘了起来。因为天黑，也不大看得清是什么，也许是件衣服？也许……不过，还真是有点象是鬼子的膏药旗。
刘金魁提议去看看。刘大爷前后望了望没见着连长，又心想别报告错了惹人笑话，就没再吭声，和刘金魁一起往西寨门走。刚走到跟前，就听村子里头乒乓响枪了，有七八个人慌慌张张地从寨门里跑出来，嘴里喊着“日本鬼子！村里有鬼子！”。
军营村里真的有鬼子兵。这里驻守着日军的一个战车小队（三辆轻型坦克）和一个警戒小队，原本应该有五十来人。天快黑的时候，不知道得了什么命令，两个小队的鬼子连同战车匆忙出动，只留下六个日本兵和一个汉奸联络官在村里看守油料。天黑了，我们的斥候前卫没发现敌人，而留守的日军看我们人多也没敢出来，村子里的老百姓大多都跑了，剩下的一些人怕鬼子报复，躲在家里不吱声（可气的是，先前斥候兵询问情况时，他们也没说实话）。就这么着，两边队伍挨在一起，居然弄了个相安无事。
冀南行署的一些人经过村庄时，想找点吃的。从清晨到黑夜，大家跑了一天还粒米未近，确实饿了，于是进村就喊老乡、推门。结果，和鬼子照上面了，当即就被打倒几个。
日本鬼子也够凶狠，开打以后，一不做二不休，派两个人上了房，架起机枪往河滩打（就是在那个挂旗子的房顶，那堆“黑乎乎的东西”其实是老百姓家装谷草的木柜子，被用来当掩体工事），其他的日本兵则抢占了三间房子，拼死顽抗。
房顶上的机枪打得河滩上的机关人员到处跑，而地面上，鬼子占据的房子又是彼此斜对着的，正好构成了交叉掩护，一时间，怎么也冲不过去。二连长张起旺急得大叫“上房，上房顶！用手榴弹先把机枪炸了！”。
刘金魁和刘大爷把一张大床立起来，踩着床架往房上爬，刘金魁刚上去就栽下来了，一颗子弹从腮帮子穿到耳朵边，他伸出手，在刘大爷的胸口前挠了几下，就咽气了。刘大爷说，刘金魁这人嘴上没把门的，做事有点没心没肺，所以虽然是个老红军，却没入党也没当上干部，其实，他打仗勇敢，人品好，懂的事情也挺多。
刘大爷接着往上爬，刚上房顶，对面一枪打来，他腿一软就掉下去了，大腿根火辣辣地痛，鲜血灌满了两裤腿。这时候，四连长韩猛子牵着战马已经悄悄绕到另一边，他踩着马背跃上房，终于干掉了机枪，接着，二连也一鼓作气把地面上的鬼子给消灭了。
刘大爷坐在地上捂着大腿，他被自己的伤势吓坏了。李医官跑过来（当时，治马和治人都是他负责），拿大剪子剪开裤子看了看，说“放心，重要的东西都在”。刘大爷这才松了口气。
子弹打穿了大腿，没伤着骨头和动脉。伤势虽然不很严重，可是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了，刘大爷只好横趴在马上跟着行军。第二天，军区、行署和区党委组织召开了“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追悼烈士大会”。会后，刘大爷被转到了军区医院，然后又过了几天，医院把他交给枣强县地方组织，于是他在几个村庄间来回转移，隐蔽养伤。
那时侯，日伪政权在地方各村都设保甲长，负责组织劳役。但由于税收和治安的事情比较难办，所以，伪“华北自治会”又在几个村之间或重要地方设立了“维持会”，加强管理力量。保甲长是“选举”产生的，多是普通村民，“维持会”是委任的，多是地方名人。他们在表面上“合法”地帮鬼子办事，在背地里又帮助八路军开展工作，所以也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在斗争形势最严峻的大扫荡期间，“维持会”就完全倒向了日伪一边。
在这个阶段，鬼子疯狂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叫嚣着要把华北变成“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他们对抗日基础较好的根据地后方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得铁壁合围中心区损失惨重、一片狼籍，八路军伤员也只有转移到较“灰色”的地区休养。可是，枣强县南部这里也是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敌人来回搜索，晚上，连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局势十分危险。
伤员由村里的“基本户”负责照顾，医院的卫生员隔天来换药，联络交通也时常送来生活必需品。在村庄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保甲长都是拖家带口的本地土著，自然也不愿意得罪八路，他晚上悄悄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说一句“人多嘴杂啊，凡事小心些”就走了。
养伤两个多月，为了安全，经常换地方，有时住老百姓家、有时住在堆杂物的破房子里。八路军卫生员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疼出一身汗来。刘大爷说，干脆你把药留下，以后我自己慢慢弄吧，医生说不行这是我的任务。就这么着，一来二去，伤口渐渐地好了。
骑兵团的人也来探望过伤员。看见战友，不仅刘大爷高兴，老乡们也很高兴。骑兵团可是八路军主力的象征啊，他们还在冀南平原，老百姓心里就有底了。政治处干事向刘大爷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要求伤员同志坚定信念、相信组织并积极宣传群众。
“四、二九”突围以后，日军主力就转到冀中方向去了。骑兵团曾玉良团长奉命带两个连穿越德石路，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转到冀县一带，白天把马隐蔽在房子里，挑水饮马，夜里去恢复群众情绪、收集突围时掉队的人员。由于敌人仍在进行小规模的扫荡合围，骑兵团如果与敌遭遇，一般都采取了不恋战、不集结、分头突围的办法，力图尽量保存实力。可即使是这样，部队也在不断地减员，并且难以获得补充（就在几个月后，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带一个骑兵班去开会，途中竟被日本骑兵队活捉了。幸亏他没有暴露身份，几天后，陈再道司令组织侦察兵把他又抢了回来）。
环境日益严酷、条件愈加恶化、敌人不断地挤压，再加上受到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获胜的假象蒙蔽，有些同志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意志动摇了。个别地方组织发生涣散解体、部队也开始出现逃兵现象、分散休养的伤员有的不肯归队，甚至一些过去作战很勇敢的战士也开了小差……129师骑兵团是红军团队，骨干基础坚实，情况还比较好，但况玉纯政委仍然加强了组织措施。他把连指导员改为连政委，各连增设政治副连长和支部书记，排里设政治战士（排指导员），在休养的伤员中也设立了临时党支部，通过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当时部队的口号是“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刘大爷也在咬紧牙关养伤，争取早日归队。有一天下午，他正在小于庄的一个破房子里睡觉，“基本户”房东大爷和交通员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有人要来抓他了。原来，村里有户人家的儿子，外号叫“文明先生”的，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么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结果，立刻就去报告了“维持会”，连他家里人也拦不住。魏二民听说了这事，马上赶过来把刘大爷转移走。
出了村走不到二里地，迎面来了一小队伪军，魏二民赶紧背着刘大爷离开公路下道沟。奇怪的是，那些伪军离他们也不过五六十米远，大白天，却象什么也没看见似的，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刘大爷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是自治军”。
自治军就是所谓“东亚同盟自治军”，他们是伪军中成分比较复杂的一路……
——（开始跑题）——
现在我们很多人以为伪军就是“皇协军”，其实这不大准确。抗战初期，真正的“皇协军”是鬼子带来的，其成员有朝鲜人和东北（满洲）人，后来也大量招收“华籍士兵”（好象不能这么说，“被占领区籍士兵”？），这些人穿日式军服，训练得比较正规、装备好，战斗力也强一些。“皇协军”中有日军顾问、由日军提供补给、归日军指挥，是真格的二鬼子。当然，伪满洲军、伪蒙军也属于这一类，只是他们没到中原来。
下一档次的是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之流，他们穿国民党军服，名称是啥方面军、集团军的，老百姓不知道该叫他们什么好，有时叫“伪军”，有时为抬举他们，就乱喊成“皇协军”了。再就是齐燮元的部队，总部设北平，辖十二个集团军，叫做“治安军”，穿黑狗皮的，电影里赔着鬼子踩地雷的就是他们。这一档次的部队一般是整建制投敌的，所以还保存有一定的战术传统和战斗力。属于伪正规军。
再下来就是“华北自治会”的五花八门的队伍，什么兴亚同盟军、同盟救国军、山西“剿共”军、东亚皇协军、和平建国军之类，而在冀南豫西这一带厮混的就是“东亚同盟自治军”了。这路人马的基础是原来的“自卫队”、“护乡团”以及会道门组织，几个领头的倒还是带兵出身，可部下就是干什么的都有了，属于“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那一拨。他们穿的军服也是不一定，这个大队和那个大队的不一样，比较统一的是胸口上都别着个又圆又大的铜牌牌。
自治军虽然战斗力不咋的，可是在本乡本土的，闹起来还真不好对付。出于对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考虑，八路军对他们既打又拉，并积极向他们开展“白脸红心”的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宋任穷政委的夫人坐月子，就是住在“自治军”长官（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的家里；刘志坚主任被自己的部队抢回来后，腿部受伤不能行走，也是在“自治军”大队长韩荫亭家里养伤。有意思的是，后来，“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被鬼子撤了职，八路军就去动员他再度出山，拉旧部起义，再后来，王军长真的搞过来一个团，八路军就委任他当 “冀鲁豫抗日游击纵队”的司令员，再再后来，抗战胜利了，前王军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接着去拉国民党起义……
——（好了，跑蹄结束，拉马回来）——
自治军进村转了几圈就走了，为防着再有人告密，魏二民把刘大爷背到野外乱坟堆，找了个空坟让他钻进去，晚上， 他又送了席子、铺盖来，刘大爷就在坟头底下住了好些天。那里面确实挺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人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刘大爷说，人躲在里面还真是很安全。几天以后，魏二民过来说，八路军手枪队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村口毙了。刘大爷听了很高兴，但他想了想决定还是藏在坟头里，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七月初，有情报说鬼子要来枣强县搞“清乡大扫荡”了，交通站于是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到别的县。刘大爷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养伤，实在不如打仗痛快。交通员考虑了一会同意了。
夜里，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经过秘密集中，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等上了路，刘大爷才感到这两个多月形势环境真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碉堡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每次过封锁线，交通员都要先去找到更夫和村干部，由群众帮助填路沟，等八路军走出一段路，打更的就敲锣报警，碉堡里的人接着噼啪乱打一阵枪，然后万事大吉。
就这样，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三天时间穿过了九道封锁线，最后一晚上到了卫河边上，夏天，水很大，可是所有的船只都被鬼子拖走了。刘大爷腿上的伤还没全好，不能游泳，住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刘大爷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他，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
历经跋涉，终于回到了部队，团首长高兴，战友们也很高兴。团里减员严重（甚至第一次出现了马比人多的情况），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件让人欣喜的事。曾团长在欢迎会上告诉大家，虽然目前我们的情况很困难，但是，八路军是打不垮的，骑兵团更是钢铁的队伍。陈再道司令员马上就要到团里来，他将亲自组织骑兵，对敌人进行反击了！


解释一下：
1、所谓多道封锁线，在合围形成以后，一般都是第一道最密集，后面的，会随着战线的拉长兵力就越来越稀松。因此，第二道封锁就主要靠机动兵力游击阻击，第三道防线更长，只能是定点封锁了。
突破第一道封锁要早，越晚越吃亏；突破第二道要快，不能被缠住（否则第一道的敌人就返追回来了），《追我魂魄》里面的情况估计就是被缠住并追上了，所以被迫进行阻击；突破第三道要选点，易守难攻的地方别去惹。
冀南军区的突围算是运气好的，后面冀中（5.1开始）、晋东南（5.15开始）要惨得多（日军是这么一路推过去的，6.20结束），以至于42年8月以后，还要靠冀南陈再道拼死组织反击，吸引敌人，打开局面。
2、 军营村那两个小队连同战车没回来，去哪里了？骑兵团也不知道，不过，肯定有其他部队因为他们而增加牺牲了。不晓得这应该算是谁的运气。
倒也确实因为如此，第三道封锁的突破显得比较容易了。这当然也是因为有骑兵做前卫，一天时间，连冲三条线，动作太快了,敌人没有准备。
3、“公鸡”当时就阵亡了，战马跪卧发抖，肯定是起不来了，没救的。遗憾的是，这匹有功的战马终究也没能获得它应得的“功臣坟”，弃尸野外了。想起来，在那场战争中,应该遗憾的又何止这一匹战马呢……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六）
最困难的日子

（先说明一下：这一段没讲打仗的事，也不好看。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回顾抗日战争，还是叙述骑兵团故事，都绕不过这个阶段，所以还是写了下来。大伙将就看吧。）


据刘大爷说，1940年是冀南根据地最最风光的一年，那时侯，咱们先打石友三，再打百团大战，不仅使伪军怕得要命，就连日本鬼子也知道八路军是能打硬仗的队伍，轻易不敢出来惹我们。骑兵团更是在大平原跃马驰骋，处处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到41年就差了一些。不过，鬼子虽然把城镇都占了，还经常来围剿、扫荡，但基本上也都没捞到什么好处。鬼子来了八路就反扫荡，等战斗一结束，军队和老百姓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当时，如果把冀南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日伪控制的城镇附近（敌占区）占到两份、八路军后方（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六份是游击区，白天挂鬼子旗、晚上由咱们说了算。
42年初，形势还一派大好，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反攻，大家很高兴。那时侯，根据地的儿童团站岗查路条，见面问话“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从42年4·29到43年，局势就太艰苦了。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根据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有的地方部队只留下番号，有的抗日县政府只剩下几个人。所以，当时有人灰心地认为“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
如果提到原因，老八路就会咬牙切齿地回答：“这都应该怪岗村宁次，那小子太阴，真是个恶魔”，刘大爷好象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都没那么憎恨，他始终认为，岗村宁次才应该算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说起来也是，在岗村宁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的那段时间，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小声说一句，咱们的彭总好象还真有点搞不过他）。
要说这岗村宁次有什么特点，那可就真象是刘大爷评价的：“阴”，他既阴又毒。
比如“四、二九铁壁合围”，他就耍了一把阴的。原先，鬼子扫荡也搞分进合击，一般是先集结，然后进攻。敌人包围村庄，先放一通枪炮，等于报了信，当然再进村之后人已经跑光了。可这回，岗村宁次事先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把部队拉来。鬼子夜间出发，拂晓到达位置就开始攻击。当时，八路军一般只进行战术侦察，缺乏战略谍报手段，虽然知道周围敌人的情况，但不清楚敌人整体动态。于是，冀南军区事先毫无准备，吃了大亏。
再接下来，岗村又“阴”了把大的。以往，鬼子的扫荡虽然来势凶猛，但由于受到补给、运输的限制，持续时间不长，攻击的范围也有限，因此，当冀南军区进行反“铁壁合围”时，周围其他根据地都认为自己是安全的。谁曾想，这家伙事先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做了充足地准备，结果，上千辆汽车来回运动，从河北一直扫到山西，强劲的攻势硬是持续了快三个月，把各个根据地都打了个措手不及。
还有阴的。鬼子扫荡结束后，就开始建炮楼、修公路、挖路沟（那路沟在公路两旁。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不过这也没什么，鬼子过去也这么干，八路军能对付。可是，以前据点里的敌人只是在炮楼里守着，现在，岗村要求他们采取攻势，每天在公路上跑、村庄里窜。弄得八路军总吃不准鬼子据点里有多少人、外面又有多少人，于是运动也困难、集结也困难，好长时间恢复不了游击区和根据地。
更阴的是，岗村把咱们八路军的军事手段也学了去。见八路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见八路化装出击，他也搞便衣队；听说八路设立“两面政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晚上派人到处偷听，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他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得翻院墙。
岗村宁次最阴的一招，就是在“强化治安运动”上加了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帽子，想法子拉拢人心。比如：他们跟老乡说，皇军“不打老百姓，专打八路军”， 强迫抗属给家人写信，说如果你还不回家，日本人就要杀我们了；他们对抗日积极分子实施烧、杀、抢，可对其他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 往孩子嘴里塞糖；伪军也假装说话和和气气，跑到村子里打扫卫生；鬼子还建立“爱护村”、发良民证，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天天去骚扰，甚至一天去几次，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成了“爱护村”。
这么一来，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了。当时，我们管敌人这种做法叫“蚕食”，就象是蚕吃桑叶一样，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咱们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地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可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老百姓其实心里都知道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打日本是正确的事情，可他们一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首先要考虑活下去啊。在刘大爷伤愈归队的路上，就有老乡一边帮助八路军通过封锁线，一边却又劝刘大爷“小伙子，本乡本土的，还是回家算了。日本的势力太大，拼不过就忍了吧”，就连护送他们的交通员都建议“要不八路军先把枪藏起来，等躲过了这股鬼子咱们再干？”。弄得刘大爷都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回到部队，有了新枪新战马，虽然愉快了许多，可大家心里还是轻松不起来。外面每天都在传，这个军分区司令被杀砍了头，那个军分区司令投降叛了变，电杆上、村庄里也有好多鬼子贴的布告，夸耀法西斯在海外和中国各地的胜利。战士们嘴上不说，心里都很郁闷。
骑兵团的两个连，前些天去冀中军区打过接应，他们亲眼见到了那边的情况更惨。据说冀中的部队本来是可以跳出来的，可后来，因为想要完成“运动歼敌五千以上”的任务（查资料看，冀中反扫荡最后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不知是否准确），大家又返了回去，结果就被包围了。
冀中根据地是骑兵们战斗过的地方，原129师骑兵营就是在那里扩编成骑兵团的。听说那里损失严重，根据地大部丢失，老百姓被杀戮得很厉害，大家都很悲愤。团领导还因此特别要求做好冀中籍战士的思想工作。
相对而言，冀南军区这边还能够继续坚持。军区所属部队大都换了便衣，分散打游击去了。骑兵团由于兵种的特点，分散不了，于是转到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元城一带（今大名县卫河以东），另外，军区还有个独 立团，是个新部队，基础差点，由于担心让他们分散游击也许真就散伙了，所以也集中保留在这里。
部队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主席说的真好。大家先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如今连刘大爷也充分认识到了抗战是个长期消耗的过程。可惜的是，毛主席早就写清楚了的道理，大伙到现在才明白。
八路军在学习理论，鬼子却还在抓紧搞“蚕食”，把炮楼都快建到八路军门口了，大家干着急没办法，想不出好招数。
宣传工作队每天都出去，挨家挨户宣传教育群众，可咱们的思想工作比不上岗村宁次的治安措施更现实。常常是辛辛苦苦讲了大半夜，鬼子汉奸一进村，宣传队就得跑，几个时辰的好话等于白说。老百姓还发牢骚“抗战到头，把鬼子抗到灶头了”，下次宣传员再去，人家就不开门了。
骑兵团的战士普遍不愿在艰苦环境中去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即使去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家都憋着劲想打仗，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大再硬的战斗也不怕。可是，去哪里打呢？去群众基础不大好地方打吧，有老百姓埋怨八路军惹麻烦，打多了等于是把群众往敌人那里推（一部分游击区的群众就因此搬到敌占区去了，导致人口大量流失）；在根据地打，老百姓很支持，可打完以后部队转移，鬼子就残酷地进行报复，把群众祸害得很惨。村干部晚上敲着锣到处喊“乡亲们，不要寻死啊，要坚持活下去……”，八路军听了，比打了败仗还难受。
直到后来，是毛泽东指出了抗日武装应采取“敌进我进”、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作战方针，并且，还陆续提出了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三三制、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加强对敌斗争等一整套办法（“十大政策”），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工作才重新有了方向，进而迅速打开了局面。中央精神传达下来的时候，大家真是茅塞顿开，人人叹服：毛主席，真是神人啊！
在这段最困难的日子里，骑兵团没有放弃战斗。他们在陈再道司令的指挥下，反击敌人的“蚕食”进攻，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七）
反击 “蚕食”（上）


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岗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了解中国的官员和军队，也很了解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个“中国通”。刘大爷他们曾经在汉奸程希孟的客厅里看见过岗村司令官写的一幅中堂，是“四存”两个，当时在场的八路军都弄不明白是啥意思，只觉得这日本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
岗村在实施军事进攻的同时，也注重用中国文化拉拢汉奸，并且，还要求其他鬼子跟着他学。有一段时间，日本兵见了汉奸头面人物都规规矩矩地敬礼，日本浪人也收敛了浑蛋脾气，见人就笑嘻嘻的。
在大扫荡期间，受损失的其实不止是八路军，华北有的国民党军队也在包围圈里也打得很艰苦、很顽强。可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却经不住岗村宁次的“软硬兼施”，投降了。42年和43年是国民党军叛变投敌的高潮，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孙殿英、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都是在这期间成了汉奸。刘大爷说，40年以前的敌人，是鬼子多伪军少；41年这两类的人数就基本差不多了；42年以后，鬼子越打越少、伪军却越打越多。甚至到后来，连国民党顽军也不闲着，轮番向我们挑衅，可真把八路军战士给气坏了。
岗村宁次能够拉拢军阀和官僚地主，但他拉拢不了共 产党八路军，他虽然了解中国文化，可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老百姓。说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岗村宁次哪里是共 产党人的对手。
在那段被称为“黎明前的黑暗”的艰苦时期，八路军和地方组织的同志几乎天天开会，学《论持久战》、学中央精神，强调走群众路线、树立军民鱼水观念。领导说了，目前斗争遇到了挫折，固然有客观的原因，但也和我们以往的工作失误有关，因此还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可是共 产党的法宝之一，大家讨论得很认真。刘大爷记得，当时他们骑兵二连提了几条意见，首长们面红耳赤、听得很认真。战士们说，一是过去太强调统战政策，搞得大家不敢得罪乡绅，结果到最后富人叛变了、穷人心凉了（于是接下来的 “减租减息运动”，态度就不同了）；二是过去工作方法简单，总是开大会、喊口号，任务完不成还捆人，结果是抬高了积极分子，疏远了中间群众……总的来说，意见都很中肯，不过，还是出了点问题。有人提出，应该军不管民、民不管军，不懂打仗的领导别来部队瞎掺合。结果，这一条没通过，还吵起来了。
群众是血肉，部队是骨头。开完会，思想统一了，地方上的同志去开展鼓动宣传，骑兵团就去打仗，主力部队应该有主力的样子。
从42年8月，陈再道司令就来到骑兵团，率领部队武装反蚕食，到新的“两面负担”地区（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要向伪政府负担）打击投降派。在这阶段，比较大的一仗是在回隆镇打汉奸程希孟。
这个程希孟是“东亚同盟自治军”的副军长，本来也属于骑墙派。大扫荡之后，他以为八路军快不行了，就倒向了日伪一边，帮着敌人搞蚕食。陈再道司令决定要教训他一下，其实，初衷也是想“打拉结合”，让他回到“两面派”的路子上来。
程希孟的老巢在回隆镇，这个镇很大，在三县交界处，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土匪较多。程家就在东门附近，院子周围还修了炮楼。天还没亮，战斗就开始了，新七旅二十团攻南门，骑兵团打东门，快到中午时，把程希孟家围上了，八路军一边打，一边喊话劝降。
天刚亮，程希孟就不知用什么花招早已经跑了，留下一个儿子守家。他这儿子外号叫“半截砖”，是个挺“轴”的家伙，本来，没有援军可期待，老子跑了，自己投降也就算了，可他偏不肯。“半截砖”满院子乱撒大洋收买人心，光着膀子、背插大刀、手端机枪，带领手下硬扛。结果从拂晓守到中午，又从中午打到黄昏，伪军500多人全部被消灭，“半截砖”也被乱枪打死。这么一来，那程希孟的老底子没了、儿子死了，他大哭了一场，从此死心塌地当了汉奸。
战斗之后，八路军在回隆镇驻扎了一天，宣传群众、恢复了冀南一分区的抗日局面。
紧接着，陈再道又指挥骑兵团和新七旅二十团进攻临漳县城。这一仗开头打得还不错，夜里攻进了城，毙伤日伪军100多人，但后来鬼子的援兵开到，八路军逐渐顶不住了，骑兵团一连指导员孔庆忠等同志相继牺牲。于是，中午时分，部队撤出了战斗。
骑兵团返回元城地区休整。元城是当时冀南军区还能控制的最大一块地盘，但这里也并不安稳。8月底，又有一股敌人越过卫河，进驻了根据地旁边的孙甘店，并开始建据点。这样，加上先前被鬼子占领的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日伪在元城以南的蚕食就连成了线，把冀南、冀鲁豫两个抗日根据地分割开了。曾玉良团长感觉到事态严重，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进攻孙甘店。
据侦察员报告，进驻孙甘店的敌人是伪军一个营300多人，还有鬼子的一个“教育班”，由一个日军少尉（见习军官）指挥。曾团长和况政委估计，以骑兵团的力量，即使不能歼灭这股敌人，把他们赶出孙甘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时候，骑兵团虽然几次补充兵员，可总人数仍不到400人，特别是经过连续的奔波作战，战士们都很疲劳。但是，团领导一声令下，大家还是斗志昂扬地出发了。
刘大爷当时正在发高烧，骑在马上人直打晃，可他没吭声，咬牙坚持着。他知道，全班的战友都看着他这个新上任的班长呢。刘大爷说，打仗的时候，部队里有各种毛病的人多了，那也没什么。可是有两条，一是别学娘娘腔，让别人觉得你是“二尾子”(记得刘大爷讲过，老兵和新兵、甚至有的干部和自己的通讯员，还真有搞尴尬事的)；二是打仗之前别装病，让别人以为你是胆小鬼。犯了这两条，大家都不爱搭理你。所以在战场跟前，即使病了，能扛着就得扛着。
骑兵团连夜出发，不多久就接近了孙甘店，由于是夜晚，看护战马的力量应该加强，团长就派三连和四连“守马桩”，命令一连负责主攻，二连尾随，从南向北攻击镇子。这么一来，实际担任进攻的兵力就只有两个连不到200人。
敌人进驻孙甘店不久，寨墙还没有修好，炮楼也只建了一半，战斗打响，一连迅速攻占了镇子南边的两座大房子，二连顺势向纵深进攻，敌人抵抗了一下就往北面跑，八路军于是紧追过去。
那天晚上没月亮，天黑漆漆地什么也看不清，刘大爷本来就生病发烧，这下子就更迷糊了。他先是带着几个战士顺着墙根跑，没留神前面蹲着个人，被拌了一跟头，“当时还以为是敌人呢，揪住要打，再仔细一看，嘿，指导员”。指导员张存有也很紧张，他埋怨说“你们瞎跑什么呢，注意敌人有埋伏”，大家趴在墙脚探头张望，果然，前面拐弯处黑乎乎地蹲着一大片。于是开枪打，可打了几枪，敌人一动不动，不还击也不逃跑，大伙奇怪了，分头包抄上去，到跟前一看才知道，这哪里是什么敌人啊，是一些修据点用的石碌子。大家松了口气，指导员也乐了，手一挥，接着冲，刘大爷跑前面，猛然听见战友们喊 “小心！”，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咕咚”一声掉井里去了。
“那地方的井也怪，没有井沿的，稀哩糊涂栽下去，成了落汤鸡。等被人拉上来时，才发现帽子、马刀和步枪都掉井里了，当时还想，等天亮了以后再来打捞”。
把刘大爷拉上来的战士叫“好孩儿”，本名郝二孩，是个新战士，他原来是献县县委的通信员，从冀中大扫荡中突围幸存下来的。骑兵团遇到他的时候，“好孩儿”衣衫褴褛，简直就是个光腚，刚参加部队的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晚上做恶梦，大喊大叫，弄得全班战友都睡不着，陪着他掉眼泪。
从井里爬出来，部队都已冲到前面去了，刘大爷赶紧接着跑，经过团首长身边时，曾团长和况政委都哈哈直笑。二连长张起旺（44年5月牺牲）递过来一把三八枪，叫他和“好孩儿”先把部分俘虏押下去看管起来，“先找个屋子把衣服弄干，你还正生病呢，别再受凉了”。
这时候，大半个孙甘店已经被八路军占领，把敌人逼到了镇北的半截炮楼和几处简易掩体里。凭这样的工事敌人是守不住的，估计过不了多久伪军们就要跑，团长派人通知三、四连把“马桩”位置朝前移，准备待敌人撤退时就组织追击。刘大爷他俩则押着十几个伪军，在街边上找了户人家住进去，“好孩儿”坐桌子上拿枪比划着，刘大爷躲门背后，全身脱光了拧衣服。
屋子里面的事情还没有整清楚，外面的枪声却突然激烈起来。一开始，刘大爷还开导郝二孩，说这是敌人要突围想逃跑，垂死挣扎。可后来发觉不对劲，枪声越来越猛烈，并且逐渐蔓延到镇子南边去了。俩人赶紧跑到院子里从大门缝往外看，发现街上跑来跑去的都是伪军，敌人反击了。
“打了好几年仗，从来没听说过伪军晚上敢搞反冲锋，这可真是想不到”。四二年抗战局面的恶化，不仅损伤了八路军的实力，也助长了汉奸伪军的嚣张气焰，先前在夜晚被打慌了神的敌人，当发觉我军兵力不多以后，竟然一反常态地从两路进行反突击。而骑兵团对敌人这个“非常规”举动也准备不足，立刻就被冲乱了，双方陷入了混战。
刘大爷感觉到事态严重，正琢磨着该怎么行动呢，屋子里的俘虏们突然“咣”地就把房门给拴上了，十几个家伙在里面一起大喊“弟兄们快来啊，这里有八路！”，被关在外面院子里的刘大爷他们气坏了，掏出手榴弹就想往窗子里扔，可本来在柴房里呆着的房东一家老小全都跑出来，抱住刘大爷和郝二孩一阵哭喊“爷爷啊、大爷啊，可不能炸我们的房子啊！”……俩八路没办法，只好跳院墙跑了。
由于敌人正在修据点，孙甘店里到处都是砖堆土沟，刘大爷和郝二孩凭借着各种障碍物，东一枪西一枪，七转八转地找到了连队。敌军人多地形熟，我军夜战经验丰富，一时谁也奈何不了谁。打到拂晓，估计附近南李庄和大名县城的日伪援军要到了，曾玉良团长于是下令吹号退出战斗。
这一仗打得不大好，虽然也消灭了百把个伪军，缴获了几十枝枪，但搞夜袭的祖宗反被伪军打了夜袭，大家的心里都堵的慌。刘大爷更郁闷，他的宝贝马刀还在那口井里面呢，这可真是吃大亏了。“好刀啊，我养伤的时候部队都给我保存得好好的，结果掉井里了，可惜了呀”。
没捞着打仗的战士们也不甘愿。四连长韩猛子说“下回打孙甘店，让四连上前头，你们一连只会赶鸭子……”。把一连长万怀臣气得不得了。
回到驻地，况玉纯政委召集全团大会，分析了形势和情况。他评价说，夜袭孙甘店应该算是一次胜利的战斗，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没过几天，军区陈再道司令和第一军分区桂干生司令员也来了，首长们说，骑兵团这次打孙甘店是“摸了个底”，战果是相当不错的。经过这么一表扬，战士们才又重新兴奋起来。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八）

反击 “蚕食”（中）

孙甘店虽然没能够打下来，但由于撤出战场及时，部队损失并不大（一连伤亡十余人）。回到驻地，骑兵团照例进行讨论总结，大家认为攻击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先前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的准备不充分，没有预料到伪军的顽固态度。同时，也有很多人觉得是兵力不够，以骑兵团目前的力量最多只能是“赶鸭子”，要歼灭敌人实在很吃力。
的确，兵力不足是个现实的问题，而且补充兵员在当时也并不容易。从39年以后，八路军主力部队就基本上不再从地方壮丁中直接征兵。在河北各根据地，一般是由抗日政府先组织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再由民兵中的优秀者组成半脱产的基干游击队，经过战斗逐渐锻炼地方武装，然后再从基干游击队中抽调勇敢分子，加入县游击队或军区正规部队。（伪军和国民党军则采取普遍设立征兵机关，按指标强迫服兵役，导致群众不是逃跑、便是实施贿赂躲避当兵）。八路军的征兵办法无疑有很多优点，但这同时也需要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地方政府和游击队的紧密配合。大扫荡之后，各基层组织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他们重新正常运转起来以前，八路军的补充兵员工作也就比较困难了。
其实，军队和各级政府都在做最大的努力。军区的许多部队已经化整为零，换上便衣与民众打成一片，到各地恢复县大队和区中队。地方干部（特别是女干部）也都下到村庄，有的甚至在当地群众中认“干亲戚”，重新建立农会、妇救会、民兵和游击小组。只不过，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要坚持、等待，并且，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主力部队还必须利用现有的力量，顶着压力上，坚决反击“蚕食”，为地方民主政权的恢复工作创造条件。
以上这些情况，骑兵团战士们是知道的，然而，从总体局面上看，却还有更严峻的困难。经过五一大扫荡，冀南、冀鲁豫和冀鲁边区虽然还在苦苦坚持，可是，冀中根据地却基本丢失了。这不仅在军事上割裂了我军的运动区域，使冀南和晋西南失去了外围屏障，更严重的是，八路军主要的物资生产和补给基地丢失了。粮食的问题还可以尽量想办法克服，可布匹就困难了，冀西和晋南山区从不产棉，那地方的人连纺车都没见过。要让太行山上的部队穿上军服，原先冀中根据地的布匹供应任务就要靠冀南和冀鲁豫来完成。因此，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的角度而言，在这个险恶时期，绝对不能容忍日伪力量将元城以南的蚕食就连成线，把冀南、冀鲁豫两个抗日根据地再分割开。八路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孙甘店、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的据点拔除掉。
孙甘店战斗后的一个下午，冀南军区陈再道司令和第一军分区桂干生司令员到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除了地方党政领导，还有骑兵团、一分区独 立团、以及临时调来的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基干团的团长、政委。陈司令首先就说“我现在只有这三个团，要拔四个据点，你们看怎么打？”。
大家都没吭声。孙甘店、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相隔不远，无论先打哪一个，其他据点、包括大名县城的敌人都会出来增援，缠上了就难办，而且，越往后越难打。
桂干生司令员表态“先打南李庄，这是敌人最重要的据点，也是其主力所在，打掉了它，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大家都同意。南李庄的确是敌人封锁线的钥匙，打开了它，就等于“反击蚕食”的任务完成了一半。可是，南李庄是个大集镇，房顶有工事、墙脚还有暗堡，守军有伪军治安军一个团部一个营、皇协军一个守备队共700人，由于那里有个日本商社机构，因此还有日本警务班及武装人员20来人。打南李庄的难度跟打个县城差不多。而八路军这边的情况呢，除了骑兵团，军分区独 立团基础差（就是前面介绍过，担心他们分散游击也许就真散了的那个团），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也不满员。让谁主攻都够戗。
桂司令员让骑兵团讲讲头天打孙甘店的情况，曾玉良团长正说着，陈再道司令忽然插嘴道“如果把战马都留下，让老乡帮忙喂马，你们全团就都可以上了”。曾团长和况政委一听这话，知道陈司令是准备拼骑兵团了。俩人 “腾”地站起来，当即表示骑兵团决心改步兵作战，申请担任主攻任务。
陈再道很高兴，立刻部署：骑兵团负责打南李庄；基干团除留一部分兵力防守孙甘店方向，主力向西防守龙王庙、大名县城的援军；独 立团则骚扰阻击甘露镇的敌人。各部队领导纷纷表态坚决完成任务，地方政府的同志不仅保证看管好骑兵的战马，还主动提出事先派游击队进入南李庄，等主力部队进攻开始时，就放火骚扰敌人。
桂司令员说：“我完全同意陈司令员的决心和部署，骑兵团在什么时间打响，从哪个方向突破，把你们的意见汇报一下”。
曾团长提出，从近期作战的情况来看，敌人也知道夜战、近战是我军的特长，因此他们一到天黑就上寨把守，天亮以后吃饭睡觉。而我们正可以来个出其不意。南李庄东门外有高粱地，我军利用夜暗进入埋伏，到拂晓时，趁敌人疲劳麻痹，一举攻入据点。
陈司令兴奋地夸奖道：“有勇有谋，方案就这么定了！我再重复一遍，你们是红军团，现在各连队3/4的干部是红军，还有红军战士、班长，战斗力强。必须保证完成任务，要是攻下了南李庄，元城老百姓忘不了你们、根据地的群众忘不了你们！基干团的任务也很艰巨，要负责打援，还要积极袭击孙甘店的敌人，叫他不敢出来，要全力保证骑兵团攻坚”。
听了领导的指示，同志们都拍胸脯表示请首长放心。

刘大爷当时并不知道这次战斗有多重要，只是听说军区首长表扬骑兵团了，心里很高兴。晚饭前去找司务长，想领取以往的津贴储蓄（刘大爷的新马刀和原来的刀鞘配不上，准备找人改改），可司务长说帐本都交地方政府了，司、政、供、卫机关人员全部要下连队，有什么事过两天再说，刘大爷这才晓得要打大仗了。吃饭的时候，团长宣布了骑兵团的作战任务是担任攻坚主力，大家很兴奋、士气也很高，都说前两天孙甘店没拿下来不够意思，这回肯定是要杀个回马枪。吃完饭，炊事员给战士们发大饼子，说这就是明天的伙食，炊事班下顿不管饭了，也要扛枪打鬼子去，战士们都觉得好笑。
回到马棚，地方上组织的老乡已经在等着了，战士们虽然不大乐意，但这是命令，也没有办法，第一次把战马交给老百姓喂养，感觉真有些怪怪的。接着，看到连级干部一个个把装有文件和笔记本的图囊摘下来，登记，交给党政干部保管。再接着，连、排、班干部挨着个安排自己牺牲后的代理人……大家于是都明白要遇到硬仗了。移交手续办完后，老区长说，地方的同志保证把战马喂好，保证每个烈士都能睡上棺材，让大家放心……
刘大爷也安排了自己的代理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上交保管的，就签了个字，表明如果自己牺牲，津贴储蓄和抚恤费归集体公积金。队伍集合前，刘大爷把大饼子啃光了，二十多岁的小伙，正是能吃的时候，“谁知道能不能活到天亮，何必再饿一晚上”。
天黑，部队出发，等部队埋伏在了高粱地里，战士们才知道，原来这回是要强攻南李庄。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九）
反击 “蚕食”（下·上）

下午，开完作战会议之后，领导们各自散去做准备工作，曾团长和况政委送首长到村口。当时，四连长韩猛子正在路边指导战士钉马掌，陈再道司令拉着他好一阵唠嗑。刘大爷听见陈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向韩猛子说“我到你们四连来当兵要不要”，韩永正回答“只要司令员同意，我这连长就给你当”。没想到，不久以后，这句玩笑还真兑了现。
晚饭后下达作战命令，骑兵团连夜赶往南李庄，一切都显得紧张而匆忙。骑兵团徒步行军的本事不行，骑马的时间长了，大家都落下个罗圈腿，再加上战伤多，跛子瘸子也不少，越是老兵越走不快。刘大爷班上最灵活的是郝二孩，扛着两杆大枪，仍旧前前后后地来回窜，刘大爷腿伤刚好，又正生着病，班里面领取作战物资、分发弹药的工作都由这新战士办了。
连长和指导员（当时叫“连政委”）也来回跑，确定突击组、火力组和梯子组的分工，刘大爷他们分在梯子组。团里的战术安排是这样的，三连负责主攻，二、四连跟进包抄，一连作为预备队。拂晓时，游击队先在南李庄放火，火起之后骑兵团趁乱攻击。
可是事情开始的并不顺利。先是部队借暗夜到达了预设埋伏地点，才发现这里的青纱帐没有预想的那么大，藏不下全团人马，只好改变计划，一连绕到西门外，战斗开始后先进行佯攻，干扰敌人一番后再回来当预备队。三、四连留在青纱帐里，二连退到一里外的坟堆里埋伏。不料，二连又有战士踩到了毒蛇窝，还没开仗就损失两个。
其次是没有梯子。骑兵团的梯子前两天丢在孙甘店了，所以这次要安排地方政府协助准备。可负责这事的地方干部想当然地认为主攻部队一定是步兵，就把全部梯子都送到三分区基干团驻地去，基干团的同志不知道这里面有骑兵团的设备，他们是外来部队，和地方干部不熟，也就没多问。结果骑兵团等了一晚上也没有梯子，梯子组要自己想办法了。
再就是据点里的火没点起来。傍晚的时候，五个游击队员就混进南李庄了，躲在基本户家里，到了夜间，队员们在屋子里堆柴草，准备拂晓时放火，关系户老乡大吃一惊，急忙阻拦，游击队就把他们家人都捆了起来。在堵嘴的时候，房东老头哭着说“好汉啊，你们都是好汉啊！你们要军粮，我从嘴里省下来给你们送去；你们要打仗，我把儿子送到你们队伍当兵，可你们为啥还要烧我的房子呀？”。游击队员听到这话，下不了手了，于是松绑放人，火也没点成。骑兵团这边到天亮也没见动静，不敢再等了，怕再拖下去会暴露了埋伏，只好动手开打。
南李庄周边由土寨墙环绕，有东西两个寨门，一条公路横穿全寨，路两侧的高房子改了据点，一些矮屋脚也掏了枪眼，成为暗堡。这些工事大都是石友三建的，后来又经高树勋的队伍修了一道。说起来国民党的部队在敌后也打仗，可他们搞得很“正规”，建碉堡修工事，把军火和粮草都存在仓库里，结果鬼子一来，他们就跑，现成的东西都便宜了敌人，实在是够笨的。
战斗一开始，骑兵团的攻击达到了突然的效果。那段时间，为了便于八路军夜间活动，防止看家狗晚上狂吠泄密，老百姓把狗全都打死了，因此，我军各团的行动完全没有被敌人察觉。当三连来到寨门前，敌人的哨兵才问：“干什么的？”八路军拿枪一比划，哨兵立刻就当了俘虏。
三连立刻冲进东门，寨门边住着伪军一个连，有的在睡觉 、有的在生火做饭，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就被消灭了。四连也随即按计划向纵深发展，作战意图是先占领公路南侧的房屋，再集中攻击路北的敌人。
二连的出发地是乱坟岗，比前面的部队要多跑一里地，当刘大爷他们冲进南李庄时，战斗已经打得很激烈了。东门营房里的伪军虽然被消灭了，可附近民房里还散住着一些日伪人员，他们依托着门窗还在顽抗，曾团长和况政委正带着两个警卫班逐户清剿。二连长张起旺请首长后退，曾团长却说不必了，这里的事情警卫班能对付，二连赶紧去路南增援四连。
当时的情况是：一连在西门佯攻，吸引住皇协军的守备队，参谋长王永元带三连在路北以攻为守，压迫住敌人主力，二连随政治处赖达元主任配合四连集中攻击路南，消灭驻在这里的治安军一个连。路南的人家明显比路北穷一些，房屋也较矮小破烂，伪军在这里是分散居住的，战士们挨着个搜索攻击，边打边喊话，常常是八路军在外面打，老百姓在屋里劝，等伪军想明白了就把枪丢出来，举着手跟在房东后面当了俘虏。有一个大院里住着三十多号伪军，他们打开大门，想穿过公路跑到路北去，八路军早准备了四挺机枪等着，一阵猛扫，上了路面的全部撩倒，剩下的跪在路边不敢动了。
打两个多小时，二、四连顺着路南接近了西门，一连这时候在西门外整得也很热闹，皇协军守备队害怕被夹击，就放弃了西门据点，跑到路北的高房大院里去了。一连于是冲进来控制了西门，与大部队会合。解决了路南的敌人，二连长张起旺还惦记着团长和政委的安全，赶紧带着刘大爷他们这个排跑回东门支援。
刚到团指挥所汇报完情况，就有作战参谋来通报“陈司令员和桂司令员已到了寨门外”，团长政委吓了一跳，连忙跑出去迎接，“我团已攻入寨内，歼敌一部，将敌包围，正在组织进攻。刚才寨门里还有残敌未肃清，请司令员暂不要进寨……”。陈司令显得很不高兴，打断曾玉良的报告“既然你们把敌人包围了，就想法赶快消灭他！我的安全用不着你操心，我们当军人的，有什么好贪生怕死的”。说完，陈再道和桂干生骑上马走了，去视察基干团的阻击打援情况，曾玉良、况玉纯敬了个军礼，回来传达司令员的命令“想法赶快消灭敌人”（以上对白为回忆录原话）。
王永元参谋长和赖达元主任从一线回到东门指挥部，团领导们开碰头会。决定曾玉良团长率三连从东面攻、况玉纯政委带四连从西面攻、王永元参谋长指挥二连从中路攻，赖达元主任和一连控制住两个主要的街巷口，既防止敌人反扑也担任总攻的预备队。传达到各连的命令是“中午之前拿下南李庄”。
团领导直接下到连队，战士们都很兴奋，从拂晓到现在，战斗进展得很顺利，大家都觉得再打几次冲锋，按时完成任务没问题。可谁也没想到，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总指挥部了，如果战况发生意外变化，作战组织将会出现问题。
南李庄的路北，是敌团部和主力所在，这一带高门大户的房屋较多，敌人在房顶上建胸墙、垒掩体，在屋角掏射击孔，形成了一个个碉堡， 易守难攻。本来，敌人防御点多，兵力就分散，我军如果采取集中火力、逐个攻击的战术，是比较合理的，但这样一来又肯定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战斗。权衡之下，迫于任务要求，八路军开始实施三面强攻。
骑兵团每个连都配备了四挺轻机枪，有一定火力优势。把机枪架在路南的房顶上，正面火力压制住敌人，二、四连以排为单位，迅速冲进了路北。可刚靠近大院，敌人就进行火力反击了，前面有不少战士被打倒，紧急时刻，干部们高喊着“不要后退！冲进去打近战！”带头跑在了前面。况政委在带头冲锋时，被墙角暗堡火力击中腿部和腹部，负了重伤。刘大爷看见两个战士把他抬下来，浑身是血，可政委仍然努力地支撑起身体，向周围的战士们说“同志们赶快消灭敌人！敌人已经动摇了。是共 产党员，是好战士，就要勇敢冲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八路军冲进了路北，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二连开始的时候是以排为单位攻击，后来变成以班为单位，再后来就乱了。敌人有的固守、有的逃跑，而我军战士有的冲到了前头、有的被堵在了后面，周围到处在开火，一时也弄不清哪座房子里是战友、哪间屋子里有敌人。
刘大爷跑到一所人家的院外，院里面有人乒乓朝外打枪，他没敢从大门口冲，带着几个战士绕到侧面，把土院墙推倒了，守院子的伪军都跑进屋子躲起来。八路军就扔手榴弹。
卫生员李丹阳作战很勇敢，他是老李医官的儿子，老李头是骑兵团聘请来的，属于半军半民的性质，而小李医生可是正规的八路军战士，这次后勤部门下基础参战，他就分在刘大爷班里。
李丹阳紧跑几步扔了颗手榴弹，可也奇怪，那玩意在门槛里滴溜溜滚了好久，等伪军们都闪开了，它才“砰”的一声在地上震了个小坑，就象个炮仗一样。刘大爷急了，赶紧又扔了一颗，敌人这回却大意了，没躲远，随着“哐”的一声，屋里有人惨叫起来，八路军立刻就冲了进去。
消灭了敌人，李丹阳却不肯走了。原来，这屋子是鬼子的医务室啊，里面的箱子柜子全堆满了瓶瓶罐罐，穷八路的小李医生突然见到这么些宝贝，还怎么可能迈得动步子，他生怕别人糟蹋了好东西，一定要留下守着。刘大爷也只好由着他了。
说起来，见到医药就稀罕得走不动路，这还不算什么，更希奇的是还有人把铁锅当宝贝的。南李庄伪军有好几个大伙房，里边的大号铁锅着实不少，军需员老贾冒着弹雨到处找，看见铁锅就搬，并且一二三四编上号，生怕别人偷了。王永元参谋长拿他没办法，只好派个战士跟着帮忙。原来，造手榴弹需要用铁，那时候，部队必须上缴一定重量的生铁，才能领取足够份额的手榴弹，后勤部门收集采买废铁不易，经常为这事发愁。平时打仗，战士们哪里会想到这个，而这次刚巧是军需员上战场，有人识货啊，顿时就发财了。
不过还有更发财的。医务室后面有个跨院，院子里有三个穿便衣的鬼子在顽抗，全都是用短枪的，八路军没费多大事就把他们消灭了。进到屋里，看见两个鬼子自杀了，地上有堆火，再仔细一瞧，火盆边上都是钱啊！刘大爷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唬得头都懵了。
抗战时期，在河北的各路政权都发行钞票，混着用。日伪票最多，国民党也印，是五块十块的大票，八路军发的钞票只能在乡下用，基本上是一元钱的辅币。骑兵团战士的津贴，每个月能有两元钱，而可是这房子里的钱，事后统计，居然有六万多！敢情这里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办公室啊。
刘大爷赶紧去报告团领导……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十）
反击 “蚕食”（下·中）

南李庄路北的房子挺多，骑兵团占领了东、西门，包围住敌人，三连从东面向西攻、四连和二连从南向北攻，一连作为预备队控制住街巷口。
这个打法看起来不错，可是也存在着问题。首先，团级干部都下到了连队，缺乏总体协调，各级干部都带头向前冲，结果没多久部队就在巷战中跑乱了。实际上，骑兵团并不擅长巷战，但战士们都很勇敢，不挺地跑、不断地进攻，几个回合下来，把敌人也冲乱了。有时候，战士们刚占领一个院子，从其他地方败退下来的敌人又稀里糊涂地跑进来，于是又接着开打；还有几次，大家掏洞推墙、打枪喊话，搞了半天，才发觉对方是自己的战友。
因为混乱，也出了事故。当时，四连攻进一户大院，派人搜查，房东怕两边打起来毁坏了他家房屋，私下递给战士一个金簪子，小伙子一时糊涂，就报告说房间里没敌人。结果后来敌人反扑时，屋里一下子冲出来十多个伪军，杀害了我们六个伤员。那个贪小便宜的战士也因此受了战场纪律。
第二个问题是，我军兵力实际上并不占优势，先前，对东西门和路南的敌人进行的战术分割很成功，消灭了伪军两个连并控制了交通要道；而后来，对路北一带的仓促围攻，则显得以乱对乱。八路军对地形环境不熟悉，各自为战；而敌人几经压迫，逐渐聚拢，他们从初期被袭击的混乱中恢复了指挥，我军就越来越攻不动。打着打着，时间已临近中午，干部们都急了，看见停下不动的的战士就骂“胆小鬼”。
刘大爷他们打下了日本商社办公室，派人去报告领导，剩下的几个战士守着钞票看稀奇。不一会副连长来了，进门就发脾气：“你们几个不是梯子组的么？怎么不上房顶，在屋子里躲着”。刘大爷解释说没有梯子，副连长火了，“没有梯子不会想办法啊！象你们这么怕事，怎么能够完成任务……”，意思是说梯子组拖了集体的后腿。
空欢喜一场，还挨了顿骂，心里窝火极了。出了院门，贴着墙跟走，外面到处在打枪，也不清楚周围的情况。北面的路口很危险，敌人在对面的房顶工事集中了“优秀射手”，实施火力封锁，突击组的好些人都倒在了那里。刘大爷他们刚在墙角露个头，一个战士的肩膀就中了一枪，这才知道对方的枪法厉害，赶紧又退了回来。一时间，大家都傻眼了，既冲不过去、又没有梯子，怎么能够上房顶消灭敌人啊？
就在这时，感觉身后有人在砸墙，战士都纳闷：这堵墙的背后是刚才已经占领的日本商社办公室啊，里面砸墙干什么？不一会，“哗啦”一声破了个大洞，外面的赶紧喊“别打枪，我们是二连的！”。副连长满脸迷糊地钻出来，说：“咦？我还以为隔壁也是房子呢……”。
愣了会神，副连长又开骂了“胆小鬼，停在这里算什么，没时间了，快跟我冲”。刘大爷知道前面凶险，一把拉住领导，可还没来得及解释，后面的卫生员李丹阳却已经径自冲了上去，结果，他刚跑到路口就牺牲了。中第一枪的时候，小李身体一晃、借惯性又冲了几步；第二枪大概打在了膝盖上，他跪下了，步枪撑着地，人却好长时间没有倒。敌人为了炫耀枪法，就一枪接一枪地打，一直把他身体打断、把插在地上的步枪打倒。
李丹阳是名医的后代，性格上有些傲气。他本来是准备看守药品的，结果被副连长骂了几句，自尊心受不了，于是冲动之下就不管不顾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发现小李身上中了三十五弹，躯体都打烂了，他的父亲（老李医官）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最后被曾玉良团长礼送回乡。
小李阵亡后，副连长也觉得硬冲是不行的，他想了想，命令：“先上我们这边的房顶”。可是，房顶上砌了胸墙，太高了，梯子组没有梯子确实很难办，大家一直转到后墙跟，才发现这里有个缺口没有砌胸墙。刘大爷对身边的战士说“你们推一把，我上房顶”。骑兵没怎么练过搭人梯，几个战士费了好大劲也没把人弄上去，这时，刘大爷听见上面有人说话，他觉得声音挺熟的，就把枪往上一递，喊着“快点，拉我一把！”，房顶的人倒也爽快，伸手就把刘大爷拽了上去。
跃上房顶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一时间，大家都愣住了。刘大爷两手空空，可他反应挺快，一把抱住拉他上去的伪军，把他当盾牌挡在前面，嘴里大声喊“都不许动！都不许动！”，对面的七八个伪军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紧接着，副连长也跃上来，他挥着短枪喊“缴枪不杀”，还咋呼着“一排、二排全部跟上来”。随着上房顶的战士越来越多，伪军们一慌张，就把枪丢下了。
房顶上，横放着一架长梯子，这下总算是有工具了，梯子组的人好高兴。可就在这时，一阵猛烈的弹雨扫射过来，足足有五挺机枪的火力，把战士们压在胸墙下不能动弹。砖墙被打得直颤，可更让大伙委屈的是，这些子弹明明是从南面的我军阵地上打过来的！
原来，从路南房顶上的八路军机枪阵地上看路北这边，最高大显眼的宅院就是日本商社（刘大爷他们自己在房子里面，倒没觉得它的特殊），巷战打乱了以后，机枪手们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射击掩护，这下子，突然发现“重点目标”上面人影晃动，立刻来劲了！十挺机枪中有五挺都打了过来。
刘大爷他们趴在地上叫苦不迭。旁边，缴枪投降了的伪军们也同样趴着，却是一付幸灾乐祸的模样。刘大爷这才明白，难怪八路军把下面房屋占领了，房顶上的守兵却都不知道，敢情他们先前一直都是这么趴着的啊。隔了一会，副连长想了个办法，他拔出马刀在胸墙上晃，其他人也赶紧举着刀挥舞，机枪阵地那边看见了十多把亮闪闪的战刀，这才停了火。
副连长的耳朵被砖块打破了，他一边派人去机枪阵地联系，一边捂着伤口骂“把刚才开枪的那些人都叫到这里来！MD，就照着打我们的样子，压制住路口对面的敌人”。
中午十二点多，路南机枪阵地正在前移，西面寨门外突然枪声大作，接着，先前已经平静了的路南也响了枪，再跟着，西门那边，四连阵地上突然杀声震天，而且，还有炮声！刘大爷他们都知道，骑兵团没有炮、南李庄的伪军也没有炮，有炮的是日本兵！
“是不是大名城里的鬼子进来了？”“是不是我们被包围了？” 大家有些紧张了。副连长铁青着脸说“怕什么！鬼子来了就消灭鬼子！准备战斗，不许胡说八道！”。
的确，战场局势恶化了。情况是这样的：
上午九点多，驻龙王庙的伪军向南李庄增援，被基干团的主力堵住了，但敌人也没有撤退，就此僵持着；到了十点多钟，由于孙甘店方向敌军的突击增援很凶猛（他们前几天刚打退了骑兵团，气焰嚣张），基干团的小股牵制兵力挡不住，被冲散了。桂干生司令员当时正好在那里，他立刻回来调部队增援，赖达元主任带着一连当预备队，接到命令立刻就出发去堵住敌人。可是，临走时派去向曾玉良团长通报情况的通讯员，在巷战中牺牲了，这样，骑兵团其他各部都不知道负责封锁路口并充当预备队的一连，已经离开了南李庄。一连和孙甘店的伪军正巧是死对头，前天夜间突袭没打好，现在野外仓促阻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场恶仗下来，虽然部队损失较大，但终于将敌人击溃、并将其赶回了孙甘店；
将近十二点，甘露镇的敌人突破了军区独 立团的阻挡，赶来与龙王庙的伪军会合，攻击基干团，八路军防线顿时吃紧。这时，陈再道司令从防御阵地回到南李庄，想催促骑兵团尽快解决战斗。他刚到西门外，大名县城的日伪军增援也赶到外围阵地了，基干团挡不住了，被迫退至距离南李庄仅一公里的第二道防线，这时，甚至有部分敌军已突进到了西门附近。
南李庄的敌人听到了增援的枪炮声，开始亢奋起来。路南的民房里关着一百多伪军俘虏，而守备他们的却只有六个战士和五个民兵（就是先前准备放火的那几位），俘虏里隐藏着几个伪军军官，听见外边枪炮声近了，军官们就哄骗士兵，说八路军撤退时一定会杀俘虏，于是发一声喊，俘虏们撞开门逃了，看守兵制止不住。这伙伪军跑到西门，正好遇到陈再道司令，警卫排长周开树带人开火拦截，总算是把俘虏又圈了回去。可就在这时，路北碉堡里的皇协军一百多人，突然冲出据点反突击，他们顺着街道冲向西门，几乎跑到了陈司令跟前，就在这危急时刻，四连长韩猛子杀到了。
先前，四连在巷战中也打乱了，但由于他们的位置靠西边，所以较早地知道敌人援军上来了，韩猛子立刻把分散的部队尽量收拢（到四连督战的况政委受重伤，他这个连长反而更能够及时掌控部队）。皇协军刚冲出来的时候，四连的人并不着急，因为知道有一连控制住了通往公路的街巷口，正好可以利用敌人的反突击消灭其有生力量，可是，等敌人冲到了路上，四连这才发现一连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于是，韩猛子立刻带人杀出来，而这时候，只能进行肉搏了。
八路军的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就是在这场肉搏战中牺牲的。（在马甲我查看到的资料中，所有的老战士都不愿意提及韩猛子阵亡的具体经过，只是提到了两句话，一句是撕心裂肺的呼喊“连长牺牲了，为连长报仇啊！”，另一句是事后的感慨“那一仗，四连太憋屈了”。）
的确，四连的这场肉搏战打得憋屈。一连打阻击去了，而近在咫尺、却同样蒙在鼓里的二连，也没有来帮忙。南边是逃窜的俘虏，西边是敌人的援军和打到跟前的炮弹，面前是拼命突围的敌人，身后是必须保护的军区首长……疲惫的战士，以一敌二地肉搏，而这时，不仅身边的兄弟连队一个人也不露面，就连本连队的机枪也没有响一声（两个连的机枪阵地本来都在路南，但王永元参谋长考虑到况政委已经受伤，就统一指挥，他在二连前线下了一道命令，结果后面四连的机枪也跟着二连前移了）。这样的场景，能不憋屈么！
四连，连长阵亡，指导员、副连长重伤，两个排长阵亡，一个排长负伤……但四连是好样的，死战不退。
肉搏还在继续，西面，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的防线已经有两处被突破，鬼子的炮弹已经打到了西门。陈再道司令离开西门向东门方向走，桂干生司令员先跑去找曾玉良团长，传达命令：立刻开始总攻！必须在一个小时内消灭敌人。
的确，在这种胶着情况下，撤退和进攻是同样困难的事情。可是，骑兵团又该如何组织进攻呢……

[老酒]

反击 “蚕食”（下·？）

四连的战士，在西门与皇协军肉搏，六十多把马刀对一百三十多把刺刀，死战不退。
陈再道司令则向东门方向走，去找曾玉良团长。据他的警卫排长周开树回忆（周排长后来成了骑兵四连的连长），四连刚冲上去的时候，陈司令就站在西门的路当中。当时，前后都是枪炮声，四周还有许多哗变奔逃的俘虏，可司令员却不为所动，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肉搏场面，仔细看了四五分钟以后，司令员旁若无人地走了。他放心了。
肉搏战的时间都不会长，关键在于前几分钟。而最能体现部队战斗精神和战斗素质的，也就在于这短暂的关键时刻。陈司令看到了他需要了解的东西，他因此决定，立刻发动总攻，消灭南李庄的残敌。
皇协军与四连肉搏，真是找错了对象。本来，骑兵们日常的主要功课就是训练用马刀对刺刀，先在地上把招势练熟了再上马练，先练一对一、再练三人组队；而敌人的步兵都没有练过怎么对付马刀，见到一大排亮晃晃的军刀，先就怵了。
在骑兵团，四连的马刀功夫是最强的，这是因为，四连最“犟”。当时，全团四个连，一连黑马、二连红马、三连白马，行军出动，毛色整齐煞是漂亮。外面的人弄不明白，就把骑兵团称为“黑马团”、“红马团”、“白马团”，一个团变成了几个团，大家也乐得承认。可是，惟独四连不是红军连，不仅番号靠后，他们的战马也是杂色的，老百姓也因此以为四连是杂牌，不大看得上眼。经常是骑红马、白马的到了村庄里，就有白面馍馍款待，而四连的杂色马一到，好东西收起来，换成高粱饼了。这实在是有些气人。
四连长韩永正是个爱面子的人，他的部下也都是火暴脾气。战士们不好和老百姓生气，就和其他连队较劲。别人劈刺一百，他们就练一百五；别人练一对一，他们还练一对二；打仗嗷嗷叫，评功受奖嗷嗷叫，就连唱歌、搞运动会也要争个面红耳赤；说杂色马不好？他们的战马还不和其他连队的拴在一起，自己调教，照看得特别有精神；说四连是“杂牌”？他们连队还轻易不愿意要人，出来一个战士就是个顶个，起码要有战斗骨干的模样；最有意思的是，遇到别人问他们是什么部队，韩永正就说自己是“铁骑兵”部队，这可比“红马团”、“白马团”什么的响亮多了，一来二去，“铁骑兵”竟成了骑兵团的代号，连陈再道司令都认帐了。于是，后来外面又有了“铁骑兵的红马团”、“铁骑兵的白马团”之类的叫法，四连又不乐意了。继任连长李树茂（八路军特级战斗英雄，陕西延安人，48年牺牲于淮海战役，时任骑兵团副团长）不知从哪里听来了一句“哥萨克骑兵”，说这是无产阶级的最厉害的骑兵，十分了得，于是就自己给四连冠上了。到后来，这个名称也闹响了，44年军区表彰大会，给骑兵团颁了面战旗，上面赫然就是这五个大字——“哥萨克骑兵”。 四连的“独家专利”又给了骑兵团。
关键时刻敢不敢刺刀见红？肉搏场上最能体现部队的战斗精神。四连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一切。连长韩永正牺牲之后，战士们就没有从他的遗体旁后退一步。副连长李树茂四处受伤，浑身是血，依然刀劈了皇协军的副大队长（教育班长），皇协军“教育班”的十四名军官全部被砍死，敌人最终丢下五十多具尸体逃回了碉堡，而四连能够坚持战斗的战士也只剩下了三十一人。
刘大爷说，这伙皇协军“教育班”的军官全是朝鲜人。
现在，有的人以为日军部队里面有朝鲜人或者东北人，其实，这是误解。最早、最“正规”的皇协军是由朝鲜人、蒙古人和东北人组成的，“七七事变”时就有了。他们的士官以朝鲜人为主，装备和日军相似（只是没有重炮）、军装也差不多，受日军军官指挥、操练和作战的口令也都是用日语，所以一不留神就会把他们当成日本鬼子（他们说不定也挺愿意这样）。起先，皇协军的人数并不多，主要担任后勤保障任务，后来，由于“华北治安恶化”，皇协军才多次扩编，战斗力也就越来越差。四连面对的这伙 “教育班”的朝鲜人是个什么军校的士官生（有人说是溥仪的军官学校。满洲国有军校么？怎么有朝鲜学生？我不敢确定），刚来华北战场没多久，而那个兼任副大队长的教育班长是个四十来岁的独臂教官，他单手挥刀和李树茂对仗，十分亡命，结果也就送命了（后来，宣传队还根据这事编了快板）。
四连击退了反突击的皇协军，一连也在西门外堵住了突破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防线的日军。
一连把孙甘店的伪军击溃之后就往回返，半路上遇到了一群奔逃的老百姓，他们是配属支援基干团的民兵担架队。一问才知道，是大名县城的日军在攻击防御阵地，有两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据刘大爷说，那时候有些人真叫鬼子给打怕了，一听见小钢炮响就怕被合围，直想着突出去，结果还没怎么打，自己就跑散了（别说民兵如此，即使是防御甘露镇方向的那个独 立团也是这样）。一连长万怀臣心想：基干团是冀鲁豫三分区的部队，是来帮冀南军区作战的，不能让他们被分割了。如果基干团损失太大，那可是丢了八路军两个军区的脸。一咬牙，一连没有进南李庄，直扑突破口的日军，干上了。
一连的参战，稳住了基干团的防线，但也因此，连队的损失很大。副连长许得和以及两位排长阵亡，班长全部牺牲。战后，基干团的指战员都非常感激一连，冀鲁豫三分区还特意为一连请功（后来，骑兵团调属冀鲁豫军区编制，一连长万怀臣跃升骑兵团长，马甲以小人之心猜测：这会不会与此战有关？）。
南李庄里面，陈再道司令已经到了东门，桂干生司令员先找到曾玉良团长，告诉他说：陈司令发了话，一小时内拿不下南李庄，就不麻烦骑兵团了，他自己带警卫排上去打。曾团长一听这话吓坏了，赶紧说“桂司令员，请你去拦着陈司令”。自己提着枪就往上冲，一边跑一边喊“吹冲锋号！吹冲锋号！”。
总攻开始了。
刘大爷他们这时候还在那个房顶上，机枪阵地也已经移过来了，只是这时候二连的人都还摸不清楚情况。按以往的情况，仗打到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可能要撤退的，所以王永元参谋长一边命令他们牵制住正面敌人，一边组织收容伤员、集中俘虏，还派了人去找团长……
就在这时，听见三连那边冲锋号响了。干部们闻声立刻跳了起来，放开嗓门叫“总攻！总攻！快进攻！”。
机枪，在参谋长的指挥下一起开火，压住了对面敌人的阻击火力，刘大爷从房顶上跳下来，扛着梯子朝北面路口跑。既然冲锋号响了，前面即使是刀山火海也得迎着上啊。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十二）
反击 “蚕食”（下·下）

总攻开始了。
说是总攻，其实也是三个连队各打各的。四连的损失太大，只剩下一个排长指挥三十多名战士，已经失去了攻坚的能力。不过，好在他们对面的皇协军守备队一部，在刚才的肉搏中吃了大亏，骨干顽固分子死的死伤的伤，其他的人也都乱了，听见八路军的冲锋号响，再被四连一追，就丢弃阵地，往守备队的大队部跑。
皇协军守备队的队部就是二连正面、路口北边的那片房子。本来，总攻开始的时候，二连的队伍是分散的，军号一响，大家都从各处房子里跑出来，看见我们所有的机枪都“哗哗”地朝几座大房子打，就明白那是攻击目标了，于是，部队也就迅速集中。不过，这么一来，分散隐藏在其它房屋里的一些伪军却也就趁机逃跑，途中还杀害了我们的几个伤员和担架队员。
三连在曾玉良团长的指挥下，从东门过来，一路掏墙打洞，对房屋的清剿比较彻底。他们最后的攻击目标是炮楼。南李庄的这个炮楼是日本人新修的，旁边挨着两座大房子，一边是仓库、一边是伪治安军团部。
刘大爷他们在机枪的掩护下冲过了路口，把唯一的梯子搭在了房沿上。突击组的战士立刻往上冲，可是，刚上去就被打下来，接连死伤了三个人。敌人在胸墙后面躲着，我们的人翻墙的时候，他们就开枪。
二连指导员张存有（陕西清涧人，淮海战役中牺牲，时任骑兵团营长）说“这样搞不行，换个地方”。
换了地方，这回把梯子搭得斜一点，首端不从胸墙上露头，敌人一时看不见。这时，三个突击组长都已经伤亡了，谁带头冲？二排长辛明旺（老红军，陕西礼泉人）说“我先上吧”，一排长苏昌太（老红军，陕西礼泉人）说“行，我第二”。俩人就上了梯子。其他的战士只好说“排长，你们小心点”。
二连的排长苏昌太、辛明旺和四连排长郝船喜（老红军，陕西礼泉人）是同乡，也是把兄弟，为他们烧香磕头拜把子的旧事，太行山整军的时候各自还挨了批评。然而，这一天，在南李庄，在抗日的战场上，三个西北汉子，终于实现了他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辛明旺在梯子顶上甩了颗手榴弹，人就跃进了胸墙，苏昌太和突击组的几个战士也上去了，郝二孩本来是梯子组的，可他手脚麻利，抢在其他人前面，跃上梯子过了墙。这时候，房顶上胸墙后面枪声响成了一片，刘大爷听见动静，心说“坏了！房顶上有机枪……”
就在这时，上面扔下来四五个手榴弹，大家见势不好，转身滚开，可还是有几个战士被炸倒，并且，梯子也被炸断了……接着，不断地有手榴弹扔下来，八路军东躲西躲，又不能再上去增援，逐渐退开了。这时候，郝二孩突然从房顶上翻出来，反手钩着胸墙想往下跳，指导员张存有赶紧喊“别跳别跳，再坚持一会……”，郝二孩一听，立刻转身又翻进了墙里。事后，张存有说他当时的想法是让“好孩儿”吊在胸墙外，扔手榴弹掩护大家再次进攻，没想到这孩子性子急，没等话说完就翻回去了。
没过多久，郝二孩的遗体被敌人从上面丢了下来，同时被丢下来的还有一排长苏昌太。八路军战士眼睛都气红了，可一时又没有办法。机枪打不动胸墙，而敌人就趴在墙后面。
梯子炸断了，刘大爷他们搬来了桌子，可是把桌子椅子垒起来，离胸墙还差了一大截。只好换个方法，拿桌子、棉被挡着（上面在扔手榴弹），人躲在桌子下面掏墙洞，可这墙脚是石头筑的，根本掏不动！刘大爷他们是骑兵啊，骑兵只有手榴弹，没有炸药包，这一时半会的，到哪里去找爆破材料。
情急之时，负责指挥机枪掩护的王永元也跑来了，他随身还带了几根长棍子。参谋长选定了几个点，派刘大爷他们头顶桌子、棉被，把捆上四颗手榴弹的棍子举得高高的，凑在胸墙跟前引爆。几次三番，终于把墙炸开了，立刻，我军的机枪从缺口打进去，消灭了房顶上的敌人。
八路军上了房顶，才发现这里不仅有台阶通向后面的营房和院子，而且，在台阶口还架了机枪（刚才二排长他们上来的时候，就是被这里的机枪打倒的）。我军上房后，敌人从台阶下面冲上来，企图趁我们立足未稳进行反扑，可八路军哪里肯再被打下去。房顶空间不大，双方随即肉搏起来，混战中，刘大爷和一个大个子扭在一起，那家伙力气太大，拽着刘大爷猛摔，把他的马刀都摔丢了，老刘的头磕在马刀上，耳朵割去了半个（后来他右耳一直缺一块）。刘大爷说，当时，他已经懵了，动作全无章法，乱蹬乱打，自己都觉得快不行了，可就在这时候，大个子却突然痛得满地直打滚，原来这家伙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到了，刘大爷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真是侥幸。
房顶上满是鲜血和死尸，二连终于把敌人打了下去。
控制了制高点，一切都好办了。机枪、步枪、手榴弹，围着营房和院子打，敌人无法还击也无路可逃，很快就被消灭了。大家随即配合三连进攻炮楼。
三连已经占领了炮楼一侧的仓库，当时正值要换装的时候，库房里有许多被服和木头箱子，曾团长就命令把这些东西堆在炮楼跟前烧，并且不停地往伪团部院子里扔手榴弹。在火焰、烟雾中，八路军战士高声喊着“赶快投降！不然我们要炸炮楼了”。其实，骑兵团哪里有炸药。
炮楼和团部里驻守着伪团部约一个连的兵力，此外，还躲着伪治安军的一些军官家属以及南李庄的豪绅富户。看到各处的伪军都已被消灭，再听说八路军要炸炮楼，里面的人顿时惊慌哭嚎起来，有人喊道“如果投降了，你们真的不杀我们么？”
“我是八路军团长曾玉良，我保证八路军不杀俘虏！你们的援军已经被我们打退了，即便是他们以后能来，你们也早被我们炸死了，所以，奉劝你们赶快投降，留条活路”。
喊话过后没多久，炮楼里的人缴枪了。八路军进了炮楼，接着又喊了一通，团部大院里的伪军也跟着投降。西门外边救援的敌人，听见南李庄里面的枪声停了，害怕我军集中力量反攻，连忙后撤观望。
南李庄战斗终于结束。守敌伪治安军一个团部及一个营、皇协军一个守备大队被骑兵团全歼，日本商社机构被摧毁。同时，八路军也重创了前来救援的各路敌军，致使孙甘店、甘露镇的敌人不敢在原地继续驻防，连夜逃走。几天后，我军又相继进攻金滩镇（骑兵团主攻）、龙王庙和刘马寨，这时，周边的日伪军已无力增援，八路军以近一个月的苦战收复了元城县的全部乡镇，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而这个阶段的作战，也被称为陈再道司令指挥的“元城战役”。
攻克南李庄之后，骑兵团于当天下午就撤离了战场，而日伪军则是到第二天早晨才进到庄内的，他们动用了五辆卡车拉死尸，并且从此放弃了这个据点。
在南李庄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伪军团长。不过，准确地讲，这个团长应该是被伪军自己俘虏的。当时，治安军士兵想投降，可这家伙不同意，于是，部下们就把长官捆了交给八路。该团长原本也是皇协军的守备大队长，刚兼任治安军团长没几天。
这个伪团长挺有意思，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骑兵们也懒得理他。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要吃东西”，然后抓着大饼猛啃，吃完了就骂，满嘴的东北匪话。他先是骂增援的部队怎么打不过来、骂手下的军官不得力、骂身边的士兵背叛他……骑兵们也就将就听着。到后来，这家伙居然开骂八路，说我们破坏治安，意思是如果大家不抗战，世界就太平了，还说要用日本人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的混乱……这下子，战士们怒了，不仅痛骂他还要揍他。伪团长却把眼睛一闭，说“我是军人，战斗失败了是可耻的，我要自杀……”。大家于是再没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这家伙真的上吊死了。
俘虏中还有个治安军军官是刘大爷的亲戚，从小就知书达理、聪明好学，是同辈人学习的榜样，属于显得特别有出息的那一类。所以刘大爷现在和他一照面，不由得大吃一惊，特别地想不通，这么懂道理的一个人怎么就当了汉奸呢。后来，解放战争的时候俩人再见面，才知道这个亲戚原本是敌工干部，到治安军去搞兵运，结果兵运没成功自己反倒被八路军抓了。这人解放后在铁路部门工作，运动中差点被整死。
“元城战役”，129师骑兵团牺牲连级干部四人、排级干部九人，红军底子的班长几乎全部阵亡，再加上况玉纯政委等负伤人员，部队损失很大。南李庄战斗后，下连队参加作战的十六名炊事人员只回来两个，部队连晚饭都没法做，全团头天夜里出动近500人，结果，完好回来的不到200人，当天的战斗总结会根本开不下去，战士们伤心地拿脑袋撞墙，第二天转营地的时候，一个人要牵几匹马，老百姓们更是哭声一片。
连续的未休整的作战、连续地重大伤亡，已经使战士的精神承受力达到了极限，特别是韩永正、孔庆忠（一连指导员）的牺牲，给战士们的刺激很大。这两位干部的素质好、战功大、威望高，是有名的猛将和福将，大家感觉到，连他俩都幸免不了，眼下这个“坎”可能真的难以过去了。
于是，有的战士就嘀咕：看来这辈子是回不了家乡了，干脆和鬼子拼了，早死早投胎。产生了盲目拼命的思想。而出生在本地的战士，则开始想家了……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十三）
那些年·那些事 （之一）

元城战役，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反击了日伪军的“蚕食”策略，粉碎了其割裂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企图，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人心，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次战役，陈再道司令也算是竭尽全力，拼了老本。特别是最后一场战斗攻打刘马寨，他更是把能找到的人马都调来了，结果，数下来，参战部队居然有二十三个团的番号。阵地上一开打，从步枪、机枪、迫击炮，到鸟铳、土炮、鞭炮桶，什么响声都有，动静之大，把鬼子们吓得不轻。从这以后，敌人在元城大名一带老实了不少。
刘马寨战斗，给刘大爷的印象是热闹。从没有见过打一个中等寨子，能遇到那么多司令和团长，搞得连排长们一路忙着敬礼，手举在脑袋边上，半天都放不下来，战士们瞧着哈哈笑。也有调皮的，骑马在前面跑，瞅空子乱喊一声“首长！”，后面的排长们也就赶紧稀里糊涂地敬礼……都被弄神经了。
打刘马寨的时候，刘大爷他们发现，和骑兵团一样，八路军各部队都已经严重减员，但好在，剩下的基本上是骨干，人数虽然少了，但战斗力并没有太减弱，也都还保持着各自部队的传统和习惯。战斗结束后，各部队开拔，路上，有的团队一首接一首地唱歌，而骑兵团过去就很少唱歌（骑兵行军间距大，唱起歌来既费力气又吃灰尘），这次也没唱。陈再道看见不高兴了，把团长叫去批评，说“打了胜仗怎么反而没士气了”？曾团长解释“不是没士气，是太疲劳了”。陈司令也就没再说什么。
骑兵团的确太疲劳了，从“五一”反扫荡开始，部队一直在打仗。特别是元城战役这段时间，从打回隆镇、临漳县城，到打孙甘店、南李庄、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连追悼会也没有来得及开。连续的作战和重大的伤亡，让部队一时缓不过劲来。
南李庄使得骑兵团伤了元气，“红军团”里的红军也不多了。用刘大爷的话说就是，“一仗下来，伺候战马的时候，再也听不到有人吼秦腔了”。
其实，南李庄战斗之所以艰难，有个原因是敌人已有所准备。在这之前，大名的日军已经预料到我们有可能进攻南李庄（只是没想到我军会一反常态，在拂晓时动手），并且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因此，南李庄的电话线一断，各路敌军就立刻主动驰援，而庄内的守备部队也防守得格外坚决。这就造成了战斗攻坚时间比我们预料的长，而敌人增援又来得比我们预料的快。
从八路军方面来看，这场战斗，在指挥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后来，有人“翻旧帐”也提到过这事）。一是，在参战部队互不隶属、互不熟悉的情况下，不应该不设立前敌指挥部。在战斗中，部队主官都顶到了一线，职务最高的司令员又下到各个阵地跑，这虽然起到了鼓舞士气的效果，但也因为缺少统 一调度，导致了各自为战，局面失控；二，对于既有攻击任务又有阻击打援任务的战役，应该准备总预备队。而在南李庄，指挥员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显然是过于相信“突袭”的效果，对战场情况变化预料不足；再就是，如果把独 立团的部队拆开，让他们协同两个主力团作战，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至少，不至于被敌人一冲就散了。
但客观地说，陈再道司令也有他的难处。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是从杨勇司令员那里“借”来的，人家是115师序列的部队。而独 立团呢，又是政委出身的桂干生司令员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宝贝，他们几个月前还是游击队，因此很想利用这个机会独 当一面，树立“正规军”的形象（四方面军的干部普遍脾气大，但桂司令员待人却很和气，对发动群众很有一套。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陈再道还早，极受大家的尊敬。后来，他调到新四军去工作，在行军途中与日军遭遇，牺牲了）。因此，细算下来，在南李庄战斗中，陈再道能够下死命令的，也只有骑兵团了。
文 革中，有人“翻旧帐”。刘大爷对此并不同意，他始终认为陈再道是很能打仗的，虽然，元城战役在指挥上有些毛病，但毕竟是打赢了。当时，在“大扫荡”之后，有许多地方的领导怕“惹火上身”，采取了声东击西、能躲就躲的办法，生怕把鬼子引来。而陈再道，敢在自己的地盘亮出主力打硬仗，而且一打就是两个月，这真是有胆量、有气魄！
只是，名将也是磨练出来的。名将的经验，原本是从一次次“小失误”中逐渐积累形成，而名将的威名背后，更有着许多悲壮的英魂。从战斗指挥到战役指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个代价实在太惨烈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是这样啊。
元城战役结束后，陈再道司令到骑兵团看望战士们，他表扬了部队的顽强战斗精神，并且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顽强战斗的咬牙精神。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和敌人拼消耗，我们难受，敌人也不好过，谁能咬牙坚持住，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从此以后，“咬牙”和“消耗”就成了每次开会发言说得最多的词语。
的确，敌我都在拼消耗了。南李庄战斗，骑兵团拼掉了不少红军骨干，虽然没有消灭多少日军，却使敌人损失了皇协军的“种子部队”。
这些由二鬼子组成的“种子部队”，顾名思义，是日本人计划在未来改造中国军队的样本。那么，除了战斗力较强以外，他们和一般伪军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很容易区分的是，这伙人每天洗澡。他们在军营里，露天支一口大锅烧热水，大家排队跳到桶里洗澡，当官的先洗、当兵的后洗，洗澡之前咿哩哇啦喊口号，洗完之后唱歌吃饭。那时候，北方老百姓一个月能洗一回澡就算不错了，象他们这么穷讲究的，实属罕见。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比一般部队干净整齐得多。其实，他们也只有一套新军服，其它衣服要等日军换装后再把旧军服淘汰给他们（因此那套新衣服平时就不能穿，叫做“阅兵服”），但二鬼子们如果把正宗鬼子的旧衣服穿破了是要挨打的，所以平时就必须把军服补了又补、小心翼翼。不管怎么样，其他汉奸那种又破又脏的军服，在“种子部队”那里是看不到的。
在战场上比较容易区分的是挖战壕。其他伪军挖坑，土往前面堆，挖一尺深的坑，前面就有一尺高的土，加起来差不多合两尺，这样挖不了两下就能趴着打枪了，而且前边堆老高、背后空荡荡的，随时都可以逃跑。但这样的话，枪就是架在浮土上，影响射击精度，并且老远就可以看见一堆新土在哪里，哪里有人哪里没人，一清二楚；而二鬼子挖战壕，土往后面甩，平平地铺出去，不起堆，不注意还真不容易发现枪架在哪里。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日军的后勤保障，平时总是练习挖坑架桥搭架子，所以即使修简易工事，动作也特别快，八路军和他们打仗，经常就把野战打成了攻坚战。
再就是区分口音了，一般伪军部队有很多本地人，他们还特别喜欢招那些回到乡里的兵痞惯匪。可“种子部队”不这样，军官里面那些“棒子”是外地人自不必说，即使是扩招的士兵，也不用本地的。在这个省招的就送到那个省去，还不愿意用旧军人，宁愿招新手自己训练。这样一来，士兵自己没经验也没主意，人生地不熟悉，打起仗来不容易逃跑，都比较听命令，同时，欺负当地老百姓，也就更加肆无忌惮。“种子部队”的骨干是那些个军官，汉奸部队里也就只有他们挎指挥刀，所以一交战，八路军就瞄着带刀的打，争取先把他们消灭。
在南李庄，皇协军守备队被全歼，日本人把尸体拉回大名，还从邯郸派了“火化队”来处理后事，搞得挺沉痛。的确，象这种铁杆伪军，“消耗”了以后，再想恢复就困难了。到43年以后，“二鬼子部队”就很少了，取代他们的是成建制投降日军的国民党部队，不过这些“伪顽”部队，反共虽然积极，战斗力却很差，容易对付多了。
42年底，骑兵团开始休整，根据刘伯承师长的要求，加强学习。干部们开始学着用电话机，战士们则训练放联络哨，还新来了两个译电员，小电台也经常滴滴答答地响起来了……象过去那样只顾闷着头自己打仗、不懂得加强联络协作的习惯，赶不上趟了。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十四）
那些年·那些事 之二

部队出发休整之前，帮当地老百姓干了两天农活。在当时，群众支前，地方政府要记录“误工”数量，然后再组织干部和民兵予以劳力补偿（一般是用一补二），因此，八路军在有空的时候，也尽可能帮当地百姓干活，这项工作，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
这期间，骑兵团召开了阵亡烈士追悼会，并且进行了战功评比。开始的时候，大家边评边哭，结果选出来的功臣全是烈士，后来，领导觉得这样对部队情绪不利，就规定烈士另外记功，战士们只评选活着的人。这样，四连副李树茂等人记大功，而刘大爷因为带头打下了日本人的办公室，也得了一个功劳。
地方战勤也得了嘉奖，马甲这里有一份嘉奖令记录，言简意赅，照抄如下：
“此次冀鲁豫前线作战，获得歼灭敌人三个团（？）的伟大胜利，实与我冀鲁豫后方人民及党政民全体干部之及时组织、动员供应前线分不开。据本府视察所及，元城很多负责干部，亲自组织群众，带领担架，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连绵的秋雨，抢救伤员；其他方面，如运输供应、后方医院等工作亦有不少贡献。此种高度为战争服务之精神，深值全区干部和广大人民学习。今后应不断提高并继续发扬此种精神，以争取抗日爱国战争之胜利”。
这命令是嘉奖元城抗日民主政府的，签署人是杨秀峰，他是晋冀鲁豫边区主席。当时，冀南地区的抗战，在名义上要归晋冀鲁豫的“参议会”管理。
地方群众也有受奖的。其中有个老中医“遇春先生”（这可能是雅号吧），慷慨解囊，联合“万盛有”药店，配制了大量伤药支援部队，大义疏财，受到了政府表彰。再有，就是汪朝臣、汪朝服俩老汉了。
在南李庄战斗中，汪家四兄弟（老大叫汪朝忠）都参加了担架队，本来抬担架是六个人或八个人一组，轮班上去。可这四个老汉不服输，他们最大的六十二、最小的五十一，偏要四个人一组。战斗中，他们不等局势平稳就冲上去救人，老二汪朝臣，不等换班就直接跑到肉搏战场中去了，他一边喊着“不要砍我”一边往下面背四连的受伤战士，一个多小时内，送上去三筐手榴弹，运下来十三名伤号，由于劳累过度，第二天病死了；老四汪朝服，在抬运伤员的途中遇到奔逃出来的伪军，敌人进行报复，担架员就用身体护住八路军，结果汪朝忠受伤，汪朝服被刺刀捅死。战斗结束后，骑兵团派人为汪氏兄弟抬棺下葬，其家人也被评为烈属。
刘大爷虽然在总结会上被评了功，但最终却没有得到嘉奖，原因是，部队发现他犯错误了。
在刘马寨战斗中，刘大爷在打扫战场时拣到了一件皮衣，这衣服是大衣还是披风当时也没看清楚，不过他没有上交，而是立刻就把它割成了好些块。当骑兵的嘛，坐在马鞍上裤裆特别容易破，刘大爷就把这块皮子缝在裤子上了。当时，他班上其他几个战士也有样学样，都缝上了，因此被别人称为“高级屁股”，老刘还挺得意。
接下来部队到张鲁集休整，和回民支队在一起，联欢的时候，那边一位班长送给刘大爷一个“护身符”，上面有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人家解释说是“动刀动枪，生死由天，怨命不怨人，屈死冤鬼别来找我……”。刘大爷虽然不大信这个，但考虑到别人也是一番好意，礼尚往来，也就送了他一块皮子，还告诉了他这东西的来历和好处。
没想到第二天，正好传达上级“关于严肃战场纪律的命令”，总共四条，第二条就说“在敌人已被消灭或大部消灭时，应首先追击逃去之敌，然后组织少数兵力担任战场扫除队，其余部队迅速集结；不得乱抢胜利品和私物，丧失战斗意志……”，第三条又说“一切战利品，如……衣物，均应成为强化人民军队的资源……不得私自隐瞒或任意毁坏，以至转送变卖”。好家伙，四条中间，老刘就犯了两条。
回民支队的那个班长在讨论的时候把皮子拿出来说事，他们部队当时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给上级写了个材料，刘大爷立刻就成了典型，一通批评下来，功过抵消，嘉奖的事情也就泡了汤。
其实还不止这些事，骑兵团连续作战，一方面有所缴获，另一方面严重减员，因此就显得装备比人员多。每个班都有机枪，机枪手在前面走，后面还有匹战马驮弹药；象刘大爷这样的班长，也是大马刀、三八枪、二十响盒子炮，全身披挂。这难免让苦哈哈的回民支队看了眼红。当时张鲁集那里正遇到各路政工干部云集开会，而张鲁集又恰巧是回民区，领导们一商量，骑兵团除干部配枪以外，全部短枪上缴，另拨出机枪五挺、战马三十匹，支援回民支队。大伙顿时没了脾气。
政治处赖达元主任不服气，他和王永元参谋长一起跑去找马本斋拍桌子，结果立刻被撤了职。后来还是桂干生司令员心肠软，找机会把赖主任调到新九旅，当了新组建的二十六团团政委，而王永元则去抗大学习了（上次太行整军也多少是因为他，这回可就跑不掉了）。
这时候，正巧有许多从延安回来的各游击区领导路过冀南，因为元城战役后这一带比较安全，于是都在此停留片刻。骑兵团也就每天听首长们做形势报告。刘大爷记得有个女同志讲的特别精彩，而且人家还是豫鄂边挺进纵队的政委，叫陈少敏（他当时想不到，自己解放后会在陈大姐手下工作好些年）。又过了几天，轮到马本斋司令做报告，并且，党政领导也同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宣传回民支队的事迹，号召向马本斋的英雄母亲学习。大家很受教育。
“只几天的时间，见到了一位女英雄，又听到了另一位女英雄的事迹。咱们当男子汉的，不勇敢顽强不行啊”！

不过，骑兵团的战斗减员现象终究是个大问题。骑兵的训练周期长，不是招来一些人就能补得上的，况且冀鲁豫这地方不比西北，青壮年中有乘骑基础的人较少（会赶马车的都不多，就更别说骑马打仗了）。上级领导经过通盘考虑，进行了一些调整。
新七旅的骑兵连被合并到骑兵团，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新任政治处主任李庭桂（后任骑兵团政委并兼任过团长）。这个李主任挺有才气的，一到部队就编了首《铁骑兵战歌》，以连为单位，组织大合唱比赛，歌声飞扬之中，还搞运动会，比赛跳高、跳远、拔河、赛跑。每次文体活动，他都邀请各级领导参加，讲话、发奖。战士们玩得不亦乐乎，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看热闹，一群群小孩子跟着队伍跑来跑去，欢声笑语，真是军民一家亲。李主任还随即创办了《铁骑报》（这份小报后来影响很大），宣传部队里的好人好事，开展各项评比，首长们看到朝夕相处的铁骑健儿的英姿，知道了战士们的蓬勃朝气，也就格外高兴。
合并过来的新七旅骑兵连（编为第五连），文娱基础也很好，特别是他们的秧歌队，能歌善舞、扮相英俊，新任的供给处舒处长（也是从新七旅来的）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了，带头翩翩起舞，大家原先都没怎么见过这个，顿时乐得不行。接下来，政治处又挑选文娱骨干，组织团的秧歌队，这下子，更是锣鼓喧天了。
不久，四分区的骑兵人员也并入了129师骑兵团，编为特务连。这部分骑兵有的是原冀中军区骑兵团团部的，有的是冀中其他部队的人员，他们的部队经过“大扫荡”之后损失了，幸存人员由南进支队收容，现在大约共有七十多人。和他们一起来的，有训练参谋边乔（后任骑兵团副参谋长，47年牺牲）。
边乔是东北军校骑兵专科的毕业生，在东北军干过，他为人沉默寡言，对待军事训练和战马调养却十分严格，战士们既怕他又十分敬重他。刘大爷记得第一次认识边乔是在刷洗战马的时候，当时马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乐意在水边呆，老往旁边跳，一个战士急了，拿马鞭子好一顿抽打。边参谋正好看见，他一下子冲过来抢过马鞭，煞白着脸训斥道“你凭什么打马，它只是调皮么！不爱护马的人凭什么当骑兵，它在枪弹面前陪你玩命，你现在却要打他！你真不是个人啊”。当时，把战士们都吓傻了。
那时候，边乔还不是党员。党员在团部开会，他就出去搬个小桌子、小凳子，找块毛巾铺上，把他的怀表零件拆开，左看右看，东摸西擦，再一件件装上。别人问他“你老摆弄这玩意干什么”，他说“这里面有文章。这表虽然零件多，却安装精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还照样能成为一个运动整体”。大伙笑笑，也就明白他的意思，不去提他入党的事了。
政治处组织的那些活动，边乔也只是看看，很少参加，这就显得很另类了。团长政委找他谈话，到最后总算成功了，他答应参加活动，可却是另搞了一套“马术体操”，还分文的和武的两种，带着一帮人训练出来，好看极了，结果以后弄得军区、军分区和地方上有些大的会议，都来请骑兵团去表演马术。可表演时，边乔自己却又不去了，叫五连长司家荣去指挥。司家荣又客气，每回都要声明“这是我们团的边乔发明的体操……”。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他生病了，没来……”。
除了这些新连队和新干部，还有包括新任参谋长王玉珂在内的一些新战友陆续补充到了骑兵团，团队的力量逐渐恢复并增强了。可就在这时，华北遭受了数十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大片地区粮食绝产。
没有粮草，不仅在物质上给骑兵团造成了生存上的威胁，在精神上，也给战士们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十五）
那些年·那些事 之三

1942年到1943年，是日伪军扫荡最多、最残酷的时期，根据地广大群众遭受很大蹂躏，房屋被烧毁、许多群众和抗日家属惨遭杀害，扫荡所经之处，村村穿孝，处处居丧。而偏偏在这时候，老天也不开眼，华北地区又遭受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旱灾，特别是冀南和鲁西，土地大面积绝收。
刚开始，八路军战士们还没有感觉到有多么困难。当时，在后方根据地，抗日政府已经实行了减租减息，老百姓家里一般都还有些存粮。
过去，国民党征收采取的基本办法是：佃户承租土地，根据私人约定向地主交租；然后由地主负责向国家交粮纳税，小土地者的粮税也经常由大地主代收（因此也被称为“粮户”）。这样的管理方法虽然简单，但实际上，征收负担是压在贫困人民身上的，并且，农民和国家的经济利益又都维系在“地主”这一纽带上，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也就十分强大。
共 产党实施减租减息，把原来由地主统一缴纳的粮税，改为直接向农民征收。一方面减少了地主的交粮纳税义务，另一方面也大大减少了佃户向地主交纳的地租。租息的标准由政府（农会）规定，杜绝了地主的从中克扣；并且，不经过农会的批准，地主不能擅自变更土地租赁关系。这样，土地经营的主导权由大地主个人转移到了农会组织手中。
减租减息，从道理上讲，并没有损害地主的合理经济利益，但又实实在在地保证了劳动人民的权益，农民群众缴纳公粮的积极性因此极为高涨。以往，那些倚仗着家有田地，不事劳作、游手好闲的人物，现在被称为“二流子”、“地痞子”，不仅在经济上无法维持，还被农会批评得灰溜溜的，让人看不起。（有意思的是，有的地主婆、地主媳妇，不爱干农活又不愿意受批评，就积极参加妇救会的活动。据说，做军鞋、军袜做的最多最好看的，反倒经常是她们。人精手巧）。
群众纳粮积极，可八路军并没有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各自的家里，军队需要的时候再临时收集。如果有部队和“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那粮票就可以充抵公粮。汉奸们没有这粮票，想来白拿白要？门都没有！
遇到困难，拖欠地主地租的事是有的，可不交公粮的情况极少。八路军实行“拥政爱民”，和根据地群众是鱼水关系啊。本来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乡们宁愿自己吃高粱米棒子面，也要把白面留给子弟兵。谁家要是吃了“独食”，不仅农会要批评，连周围乡亲们也不待见。有一次，刘大爷送一个伤员到老百姓家休养，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正吵着，看见伤员同志来了，老婆婆毫不犹豫，转身就把这母鸡炖成了汤，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那时候，周边的环境都很恶劣，许多部队和机关就陆续到元城一带来休整，这里本是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地方，所以各地来的人马都有。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搞篮球比赛，骑兵团活动范围大，到处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原来是搞学生运动的，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参加过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篮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军区球队都不怵。当时，最厉害的是青抗先的一位干部，人家是天津来的大学生，专业，“拍皮球的动作都和咱们不一样”，每当他上场，男女老少都围着看，把他当明星了。
比赛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篮板的位置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挡着，再用柳条圈个篮框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运动了。篮球场地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一次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派人把这边的梯子扛起来就走，骑兵团找不到地方投篮，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到了年底，部队就乐观不起来了。大旱之后，颗粒无收，进入隆冬以后，军粮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来。即使得到了一些从其他游击区支援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啊，往往是刚领到一点军粮，就分给乡亲们一半，自己再将就硬扛着。
天气越来越冷了，可战士们还穿着“五一”反扫荡时的军装，冻得直打哆嗦。地方上这时也没有能力为部队换装，于是军区拿出一笔资金来，叫骑兵团自己想办法。
根据地的那些布匹棉花早就送到太行山上去了，周边地区的物资也被敌人控制得很严。刘大爷参加了冬装制作组，在供给处老舒处长的带领下，穿着便衣满世界赶集，也没收购到多少布匹棉花，真是愁死了。在成安县，听说漳河店有个叫“老严”的布贩子，三教九流的很熟，别人弄不来的东西他都有办法。刘大爷他们也是病急乱投医了，立刻去找他。
漳河店，刘大爷刚参军的时候，在这里打过伏击。到了“老严”家，八路军一亮明身份，他全家人都很紧张。老舒处长说“老乡别慌，我们一不要东西，二不抓人。我们是来找老严帮助买棉布的”，他们这才放下心来。彼此一聊，才知道大家还是熟人，原来这个“老严”，就是大扫荡时参与守备大邢庄的伪军中队长，他被惨烈的战斗吓坏了，连夜脱了军装，跑回老家干老本行，继续当布贩子。当他知道刘大爷他们就是当初英勇作战的骑兵战士时，对曾经的对手很是敬佩，一再表示要把事情做好。
老严说“你们要我买棉布，不知给什么票子？若是银元、老头票能买到，若是别的钱怕不中”。老舒处长一听这话，就知道他是要去敌占区采购，当即表示钱不成问题，但他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办完事。老严又问“每尺布咱们出多少钱？”，老舒处长回答“随行就市，公平交易。你看着办就行了”。老严很高兴，说“八路这么相信我，兄弟我跑路子，一定不让你们吃亏。十五天后各位到我家来取货，那是决不会失望的”。当下收了定金就出发了。
过了不到半个月，老严真的把布匹棉花弄到了漳河店。在他家结帐的时候，舒处长又问老严一天给多少佣金，老严说“我自己就免了，这位老夏，带了十个人，每人算2块，一天20吧”。老舒说：“你们很辛苦，一天25块”。
老夏是个河南人，见状很激动地说“早听说八路军公平和气，还真是这样。要是给别的军队买东西，不给钱还要挨骂呢”。顿时就和刘大爷他们亲热起来了。
老舒处长和地方上的同志商量把物资运到根据地的事，刘大爷就和一连的排长胡彦明陪着老夏闲聊天，这胡彦明是刘大爷的同乡，俩人同时参的军，他为人聪明好强，比刘大爷进步得快，大扫荡前就是排长了，也是一连在元城战役中唯一没伤亡的排长。
胡彦明问老夏：“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棉布呀？”
“从河南辉县”。
原来，日本人在新乡有个会社，既推销他们的工业品，也收购当地的土特产，新乡以北的卫辉车站旁三公里处，有这个会社的一个经营点，很多交易都在那里进行。闲聊中，老夏吹嘘这趟帮八路军贩布买卖合算，原因是日本人要集中资金去抢购粮食，棉布反倒比平时便宜多了。
“那里有粮食么？”
“当然，鬼子仓库正收着哪……”。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胡彦明立刻去找老舒处长。
“老舒处长，有粮食”。
“哪里有？！”
“河南卫辉”
“哦，那里是敌占区。买粮食太贵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钱买，咱们还不能抢吗！”
“………………”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十六）
那些年·那些事 之四

对于到卫辉去抢粮食的事，老舒处长和刘大爷都觉得挺玄的，可胡彦明却很上心，从漳河店回到根据地，他就急着去团部汇报这个情况。
那天刚好是四连的李树茂伤愈回部队，在团部闲聊，曾团长问他这是第几次受伤了，李连长回答说：快二十次了，习惯了。老舒处长以前跑交通，被军阀抓过好多次，也受过伤。于是俩人脱了衣服比伤疤，一个全身是坑，一个满身是沟，看得大家触目惊心。曾团长就说，受过二十次伤的人，功德圆满，以后子弹都会绕着走了。
听了粮食仓库的事，况政委说辉县在河南那边，离这里太远，先请示军区吧，等等再说。
两天后，陈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来传达命令，说是决定由冀鲁豫军区去打卫辉仓库，我们这边从骑兵团派一个连配合，周排长还说陈司令也同意他参加这次行动。接到命令，曾玉良团长和周开树换乘黑马，带着一连就出发了（一连是“黑马连”）。
过了几天，一连回来了，人马都没少，可就是只带回来三、四袋粮食，垂头丧气的。原来，辉县那边是敌占区，在当地，我们的政权已无法活动，这次冀鲁豫军区派了四个步兵连出击，而骑兵连的任务是掩护。过铁路线的时候，部队被敌人发现了，立刻引来了日军机动部队，步兵连队见状马上跳到路西去，骑兵连则按计划在路东骚扰掩护。可是，由于路西是太行山方向，敌人似乎认定了过铁路的是太岳军区的部队，所以不受骑兵的吸引，始终咬着往西面追。骑兵一连后来又绕回去，除了发现一些被丢弃的大车，没有联系上步兵部队，而且再往西走就是山地了，那里对骑兵的运动不利，曾团长觉得在摸不清情况的条件下不能盲动，就带着队伍回来了。
途经滑县的一个什么地方，路边有个乡公所，看见八路军，他们敲锣报信，骑兵连顺手就把那里端了，没想到还找到了几袋粮食。胡彦明美滋滋地告诉刘大爷，那乡公所本来可能是正在等着招待什么人，准备了三大桌酒席摆在屋里，有鸡有肉，还没有动筷子，结果都便宜八路军了……这可羡慕死其他人了，跑了几百里，混了顿好伙食，值啊！
不多久，军服也发下来了，都是老百姓配合着染布、缝制的。式样不大统一，纽扣也是布袢袢，看上去有些怪怪的，但毕竟是棉衣。晚上睡觉，穿着棉袄，再抱着马鞍子，抗冻多了。
人是暖和了，可还是饿，每天喝两碗稀汤，走几步就消化完了。当时的部队，无论步兵骑兵，都取消操练了，大家闲躺着不动，保持体力，争取让肚子里的一点汤汤水水多保存一会。也有人听说了延安大后方在搞生产运动，可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别说新八路，就连老红军也没见过要部队去种地的，再说了，这天寒地冻的，怎么种庄稼？于是问老前辈：当初你们没吃食的时候怎么办？“简单！打地主呗”。可这办法现在也不行啊，放眼四周，个个饿得眼发蓝，打地主？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人饿久了就发傻。出太阳的时候，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场院里坐着，你看我我看你，木木呆呆的。况玉纯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给部队找点事情做，还不能费体力。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想了个主意，学文化！把战士们按水平高低分成好些班，有的念报纸，有的认生字。刘大爷算是有学问的，还作为老师，被派去给“文化班”（就是扫盲班）上课，识字课本是李主任编的，第一课是——老大爷 老大娘 大哥 大嫂 小弟弟 小妹妹 我们是人民的八路军。
这认生字的确难倒了不少人，可战士都很认真。上课时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下课后把门板还了，大伙就到人家门口蹲着，偏着脑袋看字迹，拿木棍在地上学着划。房东老大娘乐了，说“八路军给咱家派了好些个歪脖子门神”，二连的刘长生，一边刷马一边用手指头在马身上写字，写到一半忘记了，于是他的手就这么举着，冲着马屁股发呆，大家看见了都笑，说这小子魔怔了。
上了几节课以后，刘大爷就被抽调到军区学习班去了，这次不是去学文化，而是参加军事培训。各部队的操练停顿了，可战斗骨干的素质提高却不能放松，为此，军区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轮训，学习班学员的伙食定量比教员和军区首长还要高，不饿肚子，每天训练。主要是提高射击、刺杀、爆破和工兵作业技术，也学习看地图认地形和步兵战术。刘大爷是骑兵，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很新鲜，学得也很起劲。
有一次战术演练，轮到刘大爷当组长，两边各十几个人，比赛看谁先占领一个小村子。老刘心想这还不简单，带着大家数一二三就开跑，结果气喘嘘嘘还是慢了一步。输了的人不服气，说对方的距离比他们的短，不公平。结果教员骂他是“猪脑子”，说“你们地势高，他们地势低。如果你不急着往村里跑，先在那边坡上架几杆枪，他们还敢跟你比赛跑么？在战场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讲”。刘大爷顿时觉得这战术里面还真有学问，兴趣更浓了。
学习结束时，陈司令来讲话，主要说战术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多动脑子总结经验，打得巧才打得好；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样的仗，机枪大炮是武器，土枪长矛也是武器，甚至毛笔标语也是武器，要发挥我们的长处，牵着敌人鼻子走。
轮训毕业再去锻炼，实际上就是参加武装工作队。
当时，上级已经明确指出，不主张大规模机动使用民兵，认为大批集中民兵，不仅不能发挥更大作用，反而容易使其丧失战斗力。所以很多地方部队都分散了，除号召一部分人参加县区武装打游击外，在“不丢失一枝枪”的原则下，其余民兵陆续回到乡里，生产自救，配合抗日政府开展斗争。而八路军则抽调部分人员和区干部一起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后给群众撑腰，并开展各项工作。
武装工作队里除了刘大爷这样的八路军战士，还有区干部。一般一个组七八个人，如果组成队就有二三十人了。武工队经常去敌占区，其实那些地方以前都是游击区，有的甚至还是根据地，大扫荡之后丢失了，现在正慢慢恢复。队里总有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出任务之前，既不必事先通知谁，也不用找人带路，说声出发就摸着上路了。不过毕竟是在敌后秘密活动，白天住下研究工作和休息，夜晚行动，路上没人说话、咳嗽，连喘气都得憋着点，通过敌人据点旁边都不会被发现。
武工队每次出去，任务各不相同。有时候是摸情报。也就是，到了目的地附近的村庄，找个地势比较安全的人家，悄悄地进屋，先对房东进行教育，从对方的利害说起，使他容易接受，然后再询问当地情况，拿小本子记上。驻一村，只有一家人知道，多走一些地方，再把情报对照起来，就可以画一个图表，标明敌人的据点、兵力、兵种，以及群众基础和我们活动的条件，甚至还可以了解到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更多的时候，武工队有宣传的任务。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中心口号，主要是教育群众克服“和平”幻想，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监视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利益；在经济上，宣传在灾荒时期，八路军不增添老百姓的负担，鼓励大家坚壁清野，反资敌，“如果资敌，就是把敌人养肥了，使他们更凶狠地来杀害自己”。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好，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这边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地主，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乡长、保甲长，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但是，日本人的赏赐，使一些汉奸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武工队一手搞宣传、一手拿枪，对这种“坏中坏”，当然是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刘大爷是队里的战斗骨干，杀汉奸除恶霸，自然最拿手。
但是，有一次执行任务，可真叫这个久经沙场的战士痛心了。那是在刘大爷的老家南宫县，乡里有一个混混痞子，从来就偷拿骗吃、不走正道，原先参加过会道门，后来投靠了日本人，帮着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累累。这小子也知道八路军要除掉他，整天东躲西藏，不好找。一天夜里，武工队打听到他在某村一个小寡妇家睡觉，立即赶过去，翻院墙踹门，把他给堵上了。一进屋刘大爷就楞住了，这小寡妇是他堂姐！原先，她可是家乡有名的漂亮人啊，懂礼貌爱面子，刘大爷参军时的衣服和挎包都是她送的，几年不见，她怎么竟和这混混痞子搅在一起了呢？
小寡妇哭闹着不让拉走汉奸，还说“这是孩子他爹”，可她抬头看见刘大爷，立刻就不吭声了。八路把汉奸拉到村口，抬手就崩了，其他人还在讨论怎么处理小寡妇，刘大爷铁青着脸说“放人！”。队长虽然不是本地人，不了解情况，但他经验丰富，看见老刘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就把那女人给放了。
第二天，队长把队伍带到刘大爷的家乡，让他回去看看。当时，家里门关着、屋里也是黑的，翻墙进去，听见有人说话，知道是他父亲的声音，于是叫开了门。老人家激动得不行，说“听人讲，你前几个月被打死在枣强县的一个道沟里，头朝南脚朝北，瞧得清清楚楚，我和你伯父还去找着收尸……”，老母亲也哭着说“你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孩子死的屈，阴魂回家了呢”。又问了几句，才知道是保长家儿子造的谣，武工队立刻就把那家伙抓了来，说是要枪毙，老刘大爷做好人求情，八路军于是警告说“先记上一笔，再搞破坏就严惩”。保长儿子失魂落魄，连说“再也不敢了”。
在家聊家常的时候，刘大爷讲到堂姐的事，十分气愤。俩老人家想了想，说“她的事，我们也知道……孩子啊，你也别太怪她，她那是饿的……”。
的确，在那个年月，无依无靠的寡妇实在太多了，苦难中的人们，又怎么能苛求所有不幸的妇人都成为烈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