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句话说尽中国千年史 【转帖】

[华根]

中国在科技上永远赶不上美国 你们永远会在我们的‘黑洞’里
--------------------------------------------------------------------------------

2006-06-05 0721 点击:511

一个美国人曾经对他放言：“中国在科技上永远赶不上美国，你们永远会在我们的‘黑洞’里面。”

OEM被指是鸦片 技术黑洞吞噬高新技术产业

2006年06月05日 03:51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冰/北京报道

　　“我想用这么几个数字来说明问题：一是我们现在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这说明一半以上的技术是靠引进；二是我们现在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全国只有万分之三左右。”

　　5月24日，在第九届科博会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演讲中给予上述说法。他还指出，要真正实现建设创新国家的目标，“我国现在确实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科技部副部长、中科院院士程津培也曾列出过一组数据：我国每年对设备的投资中有60%是国外进口的，特别是在高端设备领域，光纤制造设备100%进口，集成电路85%进口，纺织品是我国的强项，但设备进口达到70%，石化设备80%进口，高端的医疗设备差不多90%到100%进口。

　　《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家科技部网站上公布的数字中发现，2002—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逐年增加，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光电技术等领域都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

　　其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领域2002年的进口额为282.69亿美元，相对2001年年比增长19.9%，2003年则达到了403.06亿美元，年比增长42.6%，到2004年进口额更是达到了507.2亿美元；电子技术领域更是连续三年保持了50%左右的年增长率，至2004年进口额达到了772.0亿美元。

　　而与技术产品进口额高增长相映衬的，则是国产品牌产品市场份额的逐年下降。

　　国产手机巨亏背后：

　　“OEM是鸦片”

　　据新华网5月15日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国产品牌手机市场销量份额连续第9个季度下滑，并首次跌破40%关口，至36.9%，创3年来新低。

　　这不禁让人心酸，然而令人倍感“凄凉”的远非这几个数字。4月18日，波导发布其2005的年报，该公司05年销售收入为90.8亿元，净亏损4.71亿元，同比下降了327.13%；两天后，海尔电器发布的财报显示：其手机业务去年带来亏损额高达4.33亿港币，公司现已忍痛将其剥离。

　　事实上，自去年以来，国内厂商退出手机市场的消息就从来没有停息过，熊猫、科健、南方高科、迪比特、厦华……但赛迪顾问与水清木华研究中心的观点都认为，这种“灰飞烟灭”的故事仍要继续下去。

　　对于国产手机的现状，计世资讯副总经理郭海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塑造自己核心竞争力，一时还可以，但想维持下去很难。

　　“中国手机产业一直都是一个OEM、甚至是ODM的模式，只是做组装，这种模式在前期确实能够取得一些好的市场效果，但大规模生产和低廉的劳动力是不可能成为长远发展的动力的。”郭海涛说。

　　国内某著名品牌手机厂商的一位高级经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之前，国产手机的毛利率平均在20%以上，有的企业甚至能打到30%。但随着竞争的加剧，毛利率大幅下滑，现在平均也就在10%左右了。

　　据这位经理介绍，不要说芯片等核心元件，就算是一些中高端机型的开模、注塑、彩喷都要到韩国去才能进行，国内根本做不了。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很多成本。

　　“绝大部分中国手机厂商做的事情就是从世界各地采购最先进技术的芯片、关键配件、原料甚至软件，在国内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拼凑到一起，然后再到世界各地寻找买家。”一位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发表的见解，似乎更加一针见血地说明了国产手机的问题。

　　“国产手机赚得也就是那么一点点微薄的‘辛苦钱’，所以有人说，OEM是鸦片，会给你短暂的兴奋，但是等你到了只能依靠它度日的时候，那你已经必死无疑了。”海尔集团的一位副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赛迪顾问消费电子咨询事业部副总经理、高级分析师蒋利峰的看法是，缺乏核心技术不仅是国产手机的问题，甚至是整个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都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国越来越多的产业沦落到国际产业链的最下端，消耗大却利润低微，还要受制于人。”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尹蔚燕对此现象深表忧虑。

　　“比如在计算机行业，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上游公司，人力和原材料消耗最少，却能获取整个产业链中70%以上的利润；而生产主板、内存、硬盘的韩国和台湾厂商可以获得20%以上的利润；而我们的联想、TCL这样以组装为主的企业，只能拿到6%左右。” 尹蔚燕说。

　　“技术黑洞”不容回避：

　　科技投资怪圈是根源

　　早在2002年8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中国的产业发展要警惕陷入的“技术黑洞”，因为技术依赖比资金依赖和市场依赖危害更大、更难以摆脱。

　　“技术黑洞”，是指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的缺失，导致其产业发展依赖于发达国家，多数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核心硬件、系统软件大量依赖进口，从而不由自主地被发达国家用技术牵着走，永远只能走重复购买别人技术的老路。

[华根]

中国在科技上永远赶不上美国 你们永远会在我们的‘黑洞’里 [续]
-------------------------------------------------------------------
　　但直到今日，“技术黑洞”现象的依然存在。“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贸易技术边界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不可贸易技术的边界确实在逐步扩大。” 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战略研究部部长、创业投资研究所所长房汉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对这种“技术黑洞”现象的存在表示认同。

　　“贸易边界与一国的自主研发能力是结合在一起的。研发能力越强，可贸易的边界就越大；研发能力越弱，可贸易的边界就越小。当然它应有一个合理的区间。” 房汉廷说。

　　“基本上中国现在所有的产业，都面临着陷入技术黑洞的危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企划部主任巨建国对《中国经济周刊》表达的观点更为激烈。

　　“手机这样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竞争行业，状况还比较好一些，它要逃离‘黑洞’、进而与国际大企业比肩的问题可能还不大；而真正的国家工业的基础产业，现在很多还是完全依赖引进，这才是更加令人忧虑的事情。”巨建国说。

　　“虽然我们不愿去承认，但黑洞的存在已经不可否认。”巨建国反复强调：“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他认为仅仅是讨论、抱怨是没有用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去解决它。”他说。

　　巨建国认为，建设创新性国家，政府对科技投入的加大是不用怀疑的，但投资转化效率还是比较低的话，那投资再多也是没用，“我们还是会在黑洞里面。”他说，“我们的科研经费常常是变成论文、专利，而不是生产力。我们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的水平和转换效率太低了。”

　　巨建国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美国此次在伊拉克战争中，士兵伤亡很大，因此希望搞一个“测地雷达”，用于勘测地下的炸弹。于是，国防部就在网上发布“需求一种测地雷达”的信息，其目标是能够测出土质炸弹，而所有的公司，无论是军工公司还是民用公司，只要有这种技术储备都可以来投标。

　　“创新是逼出来的。”巨建国说。现在作为创新主体的国有企业，国家科技投资的90%流向了他们，但是他们创新的动力和成果不如很多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钱是国家给的，而且来得很容易。

　　而之所以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巨建国认为是由于对技术成果 “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确的度量，国家常常是把钱撒完就完了，而对科技成果常常是描述不精确或者根本不描述，这样虽然有利于逃责，但不利于整个国家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而且“一个项目中参与研发的人数以算术基数增加的时候，总设计师解决的问题数量是要以几何基数增加的。” 据巨建国介绍，同样一个产品，中国参研的工程师几乎是美国的一倍。“现在我们国家对工程师的素质要求和培养、提拔制度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巨建国很痛心地说，一个美国人曾经对他放言：“中国在科技上永远赶不上美国，你们永远会在我们的‘黑洞’里面。”巨问其原因，美国人说：“就因为你们的人员减不下来。”

　　完整的产业链是创新的关键

　　“除了体制、投入、研发能力等等问题，实际上，自主创新还存在一个产业链的瓶颈。” 计世资讯资深分析师郭海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比如，我们有些芯片的研发能力也很强，但是芯片制造跟不上，设计出来造不出来。”

　　郭海涛举了“视美乐”的例子，它是几个清华的大学生组成的创业公司，由于它是第一家获得风险投资的大学生创业企业，当时很有影响力。

　　据郭海涛介绍，视美乐是做投影仪的，产品全部是由自主研发，自己拥有核心技术，而且技术非常好。但是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视美乐却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投影仪上的灯泡，国内没有企业生产这种灯泡，而到国外生产成本就要2000多块钱。

　　“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肯做的，虽然便宜但质量达不到，因为他们的灯泡是用嘴吹出来的，精度很高的投影机的灯泡还是用嘴吹，其质量完全掌握在吹灯泡师傅的能力上，看来很可笑，但是它反映的问题很严肃。”郭海涛说。

　　《中国经济周刊》对视美乐公司进行了调查，目前该企业仍然存在，但当记者问及那几位当年被称为“学生总裁”的创业英雄时，公司方面称“您说的那几位先生早已经离开公司了，具体去向我们不清楚”。

　　记者后来了解到，视美乐公司在几年内一直被卖来卖去，几经转手，目前仍在清华旁边的“孵化器”(科技园区)内“孵化”。

　　“视美乐已经不行了，因为它的产品一直没有很好的产业化。如果它能够成功的话，说不定，我们现在不用花几万块钱去买外国的投影仪了。”郭海涛也很无奈。

　　“这样的问题太多了，技术很好，在实验室阶段很好，但一到产品话不成了，产业化就更不行了；自主创新很好，但没有产业化的平台，产业链也不完整。要真正做到自主创新，面临的挑战还非常多。”郭海涛说。

　　“科技战略将有大的变局”

　　“没有核心技术、只能靠引进和技术跟进；利润低微、只能靠价格战取胜，这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难以超越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韩国有过，拉美也有过，但显然两者现在是截然不同的结局，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自主创新。”

　　“虽然各界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我们已经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房汉廷说。

　　从2003年开始，房汉廷就全程参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战略研究、纲要编制和配套政策起草工作，这其中提出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规划：

　　“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投入总量将超过9000亿元；投入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企业将成为科技创新主体。”

　　“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可以想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科技战略将有大的变局。” 房汉廷对此充满信心

[华根]

抓了俩日本老鼠
-------------------------
日前，两名来华日本人因非法测绘被中国有关部门处罚并被递解出境，此事引起国内普遍关注，新疆测绘局接受本报独家采访，详细披露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探险考古”的背后
　　国际先驱导报驻乌鲁木齐记者丁秀玲报道 4月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依法对日本人大林成行和东俊孝在中国新疆非法测绘一案作出处罚。一个多月后，国家测绘网站上公布了这一消息，此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新疆测绘部门向《国际先驱导报》指出，此案是新疆行政区域内依法处理的第一起外国人在华非法测绘案件。
　　非法测量被安全部门递解出境
　　大林成行是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技术研究所所长，不只一次来过中国新疆。只不过这一次有些不同，他和他的学生东俊孝因在中国非法测量被当地安全部门查获并递解出境。
　　他是以旅游者的身份于2005年9月14日从北京入境的。按照事先的安排，14日至22日他随日本旅游团到吐鲁番、轮台、民丰、和田、喀什等地旅游。22日大林成行乘飞机返回乌鲁木齐市，脱离了旅行团。第二天与东俊孝会合后，再次来到和田市。
　　东俊孝应大林成行的要求，随身携带了两台高精度手持式GPS接收机，于22日晚从北京入境后抵达乌鲁木齐市，与大林成行会合。
　　新疆测绘局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披露了他们掌握的情况：23日17时，两人同机到达和田市，同行的还有两名中国公民，一名是向导兼日语翻译王星，另一名是他们的维吾尔语翻译。
　　由于事先已经商量好去处，下飞机后，一行人直奔和田市机场附近一名居民李某家，在其平房屋顶上安装了GPS接收机作为固定站。另一台GPS作为流动站，安装在他们乘坐的汽车里以便采集数据。
　　这家人与王星很熟，由于已提前说好，安装没有遇到一点障碍。就这样，在没有经过中国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大林成行与东俊孝擅自观测并采集了和田机场、和田市至当地重要水利设施公路的地理坐标数据。
　　第二天上午，两人返回李某家，正在固定站卸载GPS机接收数据时，被新疆国家安全部门当场发现。安全部门工作人员扣留了两人的器材、物品。例行询问调查中，两人自称是为新疆水资源调查补测一些数据，纯属个人行为。
　　据了解，大林成行来中国不下20次，作为一名学者，他与新疆大学有过多次合作，出过两本相关著述，并成为新疆大学的名誉教授，同时他也是日本香川大学的客座教授；东俊孝是他的学生，东京理工大学毕业，目前也在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技术研究所工作。
　　根据中国《国家安全法》第四条和第三十条规定，新疆的安全部门暂扣了相关器材和物品，并将两人递解出境。因为此案属于违法测绘案件，当年11月16日，新疆的安全部门正式将案件移交新疆测绘局处理。
　　所持仪器精确到20至50厘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七条有如下规定：“外国的组织和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测绘活动，必须经过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军队测绘主管部门批准，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外国的组织和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从事测绘活动，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或者单位依法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并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危害国家安全。”
　　新疆测绘局调查后证实，大林成行和东俊孝未经中国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属于擅自在中国从事测绘活动，用GPS测量仪器等设备分别测量了不同路线和地点，采用动态差分测量技术采集中国境内的大量地理坐标观测数据，其行为本身已构成违法。
　　除此之外，新疆测绘局国土测绘技术监督处处长董玉堂向本报记者指出，大林成行和东俊孝所持的测绘工具属于高精度仪器，普通的手持式GPS一般有20米以上的误差，而他们所持的仪器和采用的测量方法已经可以将数据精确到20至50厘米，超出了普通游客的使用性质，所得数据完全可以用于军事目的，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调查人员还发现，两人被扣的便携式电脑里还有中国其他省市的相关测绘数据信息。
　　过期5年的合作书成了“新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五十一条，新疆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于2005年12月16日依法对二人作出了拟处罚的决定。依照法定程序，新疆测绘局告知了两人的全权代理人武井涉先生。
　　接到拟处罚决定书，大林成行和东俊孝要求听证，并于两天后委托王星将书面申请传真至新疆测绘局。
　　按照中国有关法律规定，听证会于2006年1月17日举行。大林成行带着东俊孝的全权委托书与其代理人武井涉先生一起飞到中国新疆。听证会上，大林成行提出拟罚款额太高，并提出此次到和田测绘是为了与新疆大学合作进行生态科研合作项目补充数据，请求测绘部门重新定性，并发还仪器设备。
　　这个证据引起了新疆测绘部门的重视。因为此前的调查中大林成行一直强调自己纯属个人行为，未与日本和中国的任何部门有牵连。如果合作属实的话，案件的性质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为了慎重起见，3月6日，调查人员专门前往新疆大学做了补充调查。新疆大学的书证材料表明，大林成行的确与新疆大学有过合作关系，合作项目是“塔里木盆地南部绿洲荒漠交错带生态环境演变遥感研究”，合作有相关部门的批文，是按正规程序办理的。但时间是1999年1月至2001年12月，合作期限已过。而且项目中与大林成行合作部分并不包括测绘这项工作。
　　据测绘局从新疆大学获得的材料显示，此次大林成行来和田测绘，曾和大学一位负责人通过电话联系过，当这位负责人要求他们办理手续时，大林成行以每次麻烦新疆大学不好意思，且这次停留时间很短为由，并没有通过新疆大学就测绘办理手续，并自称已由别人代办。
　　大林成行后来之所以从“个人行为”改口“合作”，知情者认为，只是大林成行看到拟处罚决定书后的无奈之举。
　　调查人员认为，此前大林成行确曾与新疆大学有过学术合作，但并非是测绘，且合作期限早已结束；此次测绘并非合作，也未经我国任何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测绘部门作出最终处罚
　　2006年4月6日，新疆测绘局依法对日本人大林成行和东俊孝作出没收测绘成果和测绘工具，并处8万元人民币的行政罚款的最终处罚决定。
　　处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测绘成果和测绘工具，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责令限期离境；所获取的测绘成果属于国家秘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一）外国的组织或个人未经批准，擅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测绘活动的；（二）外国的组织或个人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合资、合作，擅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从事测绘活动的。”
　　此案是新疆行政区域内依法处理的第一起外国人在华非法测绘案件。目前该案已执行完毕，罚款已收缴国库。(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

评论：
大概100来年前，小日本到中国测量了大量的地理数据，之后没多久就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这次又来了，是不是update旧数据？目前已经完成多少了？请各位警惕。

[华根]

－－－司机对朱鎔基的评价－－－转贴
4月30日来到北京，准备第二天乘机返回加拿大。傍晚，搭出租车去见一位久别的朋友。
北京的出租车一律都换成了上海大众，比十年前的“天津大发”阔气多了。道路十分拥挤，车速缓慢，走走停停，我不住地看表，担心错过了时间，司机师傅耐心地安慰我。见他是一位爽快人，于是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地攀谈起来。
交谈中得知，他是一位下岗职工，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开起了出租车。这项工作很辛苦，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听起来开出租好象挣钱很多，可是扣除了七七八八各种费用，汽油价格的猛涨，同行业的竞争和日益恶化的北京交通状况让他们这个行业充满了苦恼。
他突然冒出了一句：“你对退下来的朱容基总理怎么看？” 由于问的唐突，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回答这个政治问题，于是搪塞说：“还可以了，大家不是都评论他是一位廉洁的好官吗？”
“廉洁”？“廉洁”就是好官吗？”司机师傅愤愤不平地说：“我们不需要一位看起来“廉洁”，实际上不为老百姓做事的官。若说“廉洁”，当年的段其瑞怎么样？张春桥还不够“廉洁”吗？照样遗臭万年。”
没想到一位出租车师傅竟有这样的辩证眼光，我不由地对他产生了敬意。我问他：你说朱容基不是好官，有哪些例证呢？”
说到这里师傅来了气，他说：朱容基在任期间基本没干什么好事，国营企业改革，搞的老百姓辛辛苦苦积攒了几十年的老底进了贪官污吏的腰包，几百万产业工人变相失业或下岗，教育和医疗产业化更是断子绝孙，让无数老百姓看不起病，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还有给公务员加薪，不仅没有“养廉“，反而让政府官员更腐败。如今许多当官的仅“车费补贴”一项就比工人的工资高，这象话吗？再看看股市，坑了老百姓多少血汗钱。至于金融系统，简直都让他搞烂了。”
他象连珠炮似地发泄了心中对朱容基的种种不平，我说：“朱容基总的来说还是中国政坛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不止是他的廉洁，还有他的刚正不阿，给当代政府官员树立了一个榜样。你的这些看法不能代表许多人吧？”
“看来老弟你不太关心政治呢”，司机师傅有点不高兴：“问问有良心的北京人，有几个不这样说的？除非他是贪官或者是既得利益者。” 被师傅冠以“不关心政治”的帽子我很荣幸，因为临来大陆前好心的朋友一再叮嘱我不要太关心时政，免得惹事生非。这位师傅的言论，纠正了我许久以来认为海外互联网上对朱容基的指责只是个别人偏见的一种误解，大陆老百姓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关于“北京人的良心”在十几年前的六四期间我曾为之所感动。他们生活在这个政治文化的中心，对这个国家已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的任何政治经济变化都有着极其敏感和独特的感受。俗话说：“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广州人什么都敢吃，” 这位师傅的牢骚就是佐证。
车过王府井路口，司机师傅指着路边一幢幢豪的大楼问我：“你看北京怎么样？豪华吗？气派吗？” “那还用说，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比美国纽约日本东京都气派，加拿大多伦多就更没法比了。” 我由衷地赞叹。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这豪华与气派与我们老百姓已经没有多少关系。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北京，满族人和日本人也没把我们扫地出门。可是如今，许许多多的老北京正在被撵出这个城市，住到偏远的郊区去，这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孩子上学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穷。不是改革开放吗？不是让大家都过好日子吗？为什么越改革我们反而越穷了呢？” 司机师傅说着，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无奈和忧伤。
的确如此，老北京城正在被房地产商和政府借旧城改造及奥运会等名义大规模地拆迁，重新盖起的豪华住宅楼每平方米价格已经达到五千甚至上万元天价，老北京市原住户中老年人和下岗职工居多，有多少人还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再搬回来？现在的北京正在变成高官的北京，有钱人的北京，而不是昔日北京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城了。
天黑了，街灯渐渐亮了起来。或许是沙尘暴刚刚过去的缘故，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和高楼大厦的万盏灯火，看起来依然是黄澄澄迷蒙蒙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司机师傅沉默了下来，他在想什么呢？童年记忆中的北京还是如何早早结束工作，尽快回到远郊属于他的寓所里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安大略湖边的那座城市还有那里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那里的高楼或许不及这里多和豪华，街上也没有这般喧闹，可安宁和平淡不正是我们普通人所祈求的一种生活么？
05/26/06 于多伦多

[华根]

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 -陈经－

中国经济是个顶有意思的东西。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经济正在以世界经济史上
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官办经济。所以，中国的官办
经济，称得上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现象。

官办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市场经济，它的精确定义应该由中国各级
政府的经济行为构成。这首先就是个奇怪透顶的事，中国政府，居然在用市场
的方法搞经济！这一条导致了许多影响重大的后果，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
济的一大奇观，推翻了很多经济学“规律”。

例如，按照某种经验主义的观察，“一个国家不可能连续经济增长30年”。这
个“规律”，将被中国的官办经济轻而易举地终结，现在人们谈论的是再增长
20年。

再如，按照各种合理的标准，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国。然而，中国在国际经
济环境里是个顶级阔佬，这两年财大气粗的气势实在令很多人震惊甚至无法接
受，想不通。这也是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根源也在于中国搞出来的官办经济。

再比如，中国金融机构的坏账数据，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外国的估计，都
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界限，任何常规财经理论都不允许这种令人发指的数据出现
。按照某种猜想，如果中国人民知道了“真相”，银行将被挤提打爆，中国政
府立刻就会有大麻烦了。的确，麻烦很大，不过是相反方向的麻烦，中国人民
拼命把钱存到坏账高得吓人的中国银行里，现在还多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外
国人也在这么干添乱。这也是中国的官办经济造成的奇观。

再如中国的股市。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年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增长，如果这种
事情发生的别的国家，股市无疑会是一轮超级大牛市。然而，中国的股市却是
一个四年多的大熊市，股指从数值上只剩一半，被认为不可能的“千点论”真
的成为现实了。如果除去发新股把股指带高的效应，实际上跌到三分之一。这
种奇怪的情形，也是官办经济搞出的好事。

如果要把这些奇怪的现象一直列下去，还可以列很长。我想应该可以说明一个
概念了：中国经济是个超级怪异的东西。近年来，中外对此都有足够的教训与
认识。一方面，西方的崩溃论不断破产，实在不好意思，慢慢知道要用不同的
方法看待中国了，不能胡乱预测。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自己也吃亏，不知道如
何预测自己搞出来的官办经济，一不小心就弄出了损失巨大的缺电。

一些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觉悟得算是比较早，知道官办经济的厉害与深不可
测了。他们当智囊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祭出了一个“宏观调控”的老套名词。
不过，这次中央政府搞的更应该叫“官办经济运行大法”，将是一个长期的磨
合过程，而不是短期的救火行为。

[CalgaryABC]

顶！

[CalgaryABC]

精品，顶！

[华根]

（二）官办进出口：从“十个大庆”到八千亿美元外汇储备

1976年后，华国锋上台搞经济。当时大庆油田稳产5000万吨，全国石油有富余，出口日本等国挣到不少外汇，华国锋很高兴。他推出了一个“建十个大庆，十个开栾，三十个电站，引进二十二项工程”的经济计划。这里的核心是“十个大庆”，有了十个大庆，外汇不成问题，正好西方发达国家阵营要拉中国对抗苏联，遍地都是引进技朮的机会。现在有些人回头问，当时中国哪来的外汇引进技朮？不要幻想，靠的是出口原材料。

事实证明这个后来被称为“洋跃进”的经济路线非常危险。引进技朮并没有错，任何派别都是赞成的。从1978到1980年，主要是由于引进花钱较多，有了外贸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成了负数（当时10亿美元是个很大的数字）。预想中的“十个大庆”成了泡影，地质勘探数据不支持这样的幻想，国际油价也不高（美国人打击苏联的阴谋，因为苏联当时也靠出口石油挣外汇）。81到83年就不太敢花外汇了，搞了三年顺差。

这一段的石油出口战略遗留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有少部分石油出口日本，因为是长期协议。日本还把中国当作重要石油进口来源地，似乎没有料想到中国这么快就和日本开始抢油。石油价格到是走牛了，可惜中国反成了第二大进口国。本来早就该涨高了，90年代末20世纪初那几年萨达姆同志做活雷锋在“石油换食品”配额之外大量低价出口石油捞点私房钱，硬是打低了油价。

靠出口原材料挣外汇，是个人都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了，可引进又要花钱。小平同志想通了，下了决心，从84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借外债，搞出口加工！说大规模，其实也就是一年十几二十亿美元。但这是对“没有外债”“姓资姓社”的一种颠覆，外资进来还想让它搞社会主义？而且照现在的认识，就算不管姓资姓社，好多发展中国家这样搞不折不扣是灾难的开始。

可见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是真的不好，旧的计划经济遇到了“工业化轻松阶段”后的麻烦，新的发展模式还不知在哪里，所以就走上了一天“摸路”。但是，奇妙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中国“官办经济”的威力真正开始发挥了。

[华根]

【三】官办经济威力初级分析

小平同志搞的招数，从最大面上来说，其实不新鲜。开放一下，引进一下，搞搞出口加工，借些外债，引进FDI。这有什么新鲜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这一套，很多都倒大霉了。

不过呢，就象一个班上的学生，都是上一样的课，考一样的题目，学习成绩差别就是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一起上课（到国际经济环境里来捞食），经济成就却有很大的差异性。

因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数据，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搞这一套，发展中国家都会被中国甩得老远的。基本上所有要抢的产业都被中国抢光了。开放引进出口加工这条道路对不对另说，至少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走得最远。如果要问中国是如何搞定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那就要具体描述官办经济的威力了。

老毛同志是个超级牛人，他改造中国社会的能力真的是无人能比。改造的结果，以中国政府为首的中国社会结构成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组织结构。老毛在朝鲜干完美军以后，社会结构改造顺利地推进下去了。这以后的中国人民，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性，真象老毛所说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最近有人怀疑是不是经济发展二十多年，组织性解体了。正好来个非典，一测试，嗯，中央发严令，下面坚决执行这一套，还是玩得转的。以前组织性更好，就算是全党全社会很多人觉得有问题的，象反右大跃进文革，政府里想不通的人都很多，但也能坚决推下去。现在的组织性是，政府想得通，那就肯定能推下去，老百姓想不通挡不住。如果政府里有人想不通了，那么一般就不容易实施了。

所以说老毛真的是非常厉害。以前中国人那种状态，短短二十来年，能够组织到这种程度，除了老毛，看不出谁有这个本事。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达到这个组织程度，所以，老毛干的事，不仅仅是推翻了蒋家王朝，而是使中国人民达到前所未有的组织性。以前就是汉唐的好时候，组织能力也不行，所以在极盛时期面对游牧民族也经常吃败仗。组织能力一旦崩溃，立刻就是亡国的危险。老毛干成的事，解决了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人文社会，只要有组织性，都是次要问题。

可惜的是，毛同志对经济很不了解，把这种组织性胡乱使用。结果中国社会这么好的资质，二十多年搞下来，文革结束后，相当多数据上和坏典型印度混得差不多惨了。

[华根]

（四）官办经济--不懂具体经济的老毛同志

这一节后面全文照贴以前写的“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我认为这些事实无可
辩驳地证明老毛是个不懂具体经济的外行。很多人无法接受这点，说有这样那样的成就
，怎么能说老毛不懂经济？其实这只是一个心态问题，看人愿不愿意接受最合逻辑的事
实。有成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改造得不错，总会有些成就的，这么大个国家，成就列一
下不巨大都不可能。但是具体到一些经济事务上来，老毛的错误是极其明显的，无可辩
驳的。只要肯承认毛同志也有不懂的东西，也会犯愚蠢的错误，那么没什么好争的。

如果按照应有的期望来看，前面三十年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稍有概
念，就知道，只要政局稳定，从零开始，即使只大挖原材料，搞最原始的工业化，增长
率都绝不会低。结果却是和印度差不多，工农业指标都大致可比，就是社会指标好些。
可见印度以那么差的条件，那么差的社会指标都和中国发展得差不多，只能说中国那些
年出了太多乱子。

前三十年搞经济的错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计划经济本身有一些内在缺陷，这个是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不独中国不行。另一个老毛同志脱不了干系，只能归
因于他，计划经济都干得不算好，出得乱子特别多。就是说仅论计划经济的成就，比苏
联差远了，斯大林同志在经济建设上比老毛表现好多了。但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不争气
，输给了老毛的继任者。因为苏联在计划经济上走得太远了，成就固然大，吃计划经济
的亏也会比中国大。后面章节具体分析这些概念。


从陈云管经济的经历看，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

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1949年到1956年主要是陈云在管经济，作为财经委员会主任，
是经济工作的一把手。这一阶段，陈云可以说是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在那么困难的
条件下，三年就从烂摊子恢复了，各项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另一方面，还有了新发展，
一五计划，各项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主要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作，陈云获得了很高声
望。象王桂五（检查学专家、体改委理事）这样的，直接把陈云捧到“二十世纪最伟大
的经济学家”这种程度。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作用，应该是一种精神与形式上的领导，具体操作基本没管。毛泽东
本人1958年2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如下：

“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际上是
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
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
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
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这说明陈云当时的经济权力是比较独立的，各项计划操作也与毛泽东关系不大，以至于
只是形式上尊重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这个阶段主要是全面领导，经济上干涉得很少
。我怀疑陈云、周恩来等人私下认为毛泽东对具体经济不在行，干脆架空了事。

毛泽东对这种与他无关的经济建设领导局面很不满，从1957年“反反冒进”开始，主动
插手具体经济政策。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应
该说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有意见，批示是“不看了”，暗含不满。一年多以后，1957
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
经过几年的发展，就此酿成大祸。

1958年1月17日，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
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就在前面提到的1958年2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陈云不得不就“反冒进”作了
检查。毛泽东的话放得很重，他明显要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由于他的权威，别人只能配
合。

因为对具体经济不懂，他第一次出手就是一个荒唐的“1962年3000万吨钢计划”。由于
1957年只有535万吨钢，这是个无可辩解的外行目标。因为1962年要3000万吨，1958年怎
么也得增长多些，就定了个1070万吨的翻倍目标。具体执行的人为大炼钢铁使出各种荒
唐招数，只完成800万吨，又胡搞出200多万吨不能使用的废钢，人民日报就此吹说已经
完成。

1958年底毛泽东看到1958年计划“完成了”，进一步显出对经济完全外行，他要求1959
年就完成3000万吨钢！这一下搞具体经济工作的人终于受不了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赵尔陆，陈云都明确表示完成不了，毛泽东这时也意识到这个指标太过分了，讨价还价
之后，降到了1800万吨。实际上这也是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因为1958年的1100万吨本
来就是非常虚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如下，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大跃进”目标。

“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１１００万吨左右增加到１８００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
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
７５００亿斤左右增加到１０５００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６７００万
担左右，增加到１亿担左右。”

经过陈云的劝说，毛泽东终于冷静下来一段时间，1959年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
上宣布了最新的调整目标：1300万吨。最后，1959年钢产量的公布数字是1387万吨，掺
了很多水份后勉强算是完成了。

这是毛泽东不懂具体经济的最好证明，拼死都只能完成1300万，他却要搞到3000万去！
陈云就估算得非常准，确实只能完成1300万。

1959年5月，陈云得冠心病，长期休养，把工作交给了李富春，和腿受伤的邓小平一样
，没参加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完全是中国政治经济工作的大败仗。毛泽东出于各种心理
因素，一意孤行，本来是反左的搞成反右，接下来几年彻底把中国经济搞成了一锅粥。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几年都是负增长，直到1964年才恢复1959年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
五年就白干了，而是造成了很大混乱。要知道负增长对中国这样基数很低的国家来说是
不得了的经济灾难，现在要是经济增长只有6%了，那都是极大的经济困难。毛泽东连搞
了几年负增长出来，饿死人虽然3000万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但百万以上肯定是有的。这
不可以用情况复杂，左右为难，选择错了，经济工作失误来解释。实际上情况并不复杂
，完全就是因为不懂具体经济，左倾狂热造成极大经济灾难。而且内部人也大部分知道
问题所在，只是无法对抗毛泽东的个人行为。

最后乱子闹大了，毛泽东只好回头收拾局面。他直接承认了失败，承认了不懂具体经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说：

“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
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拿我来
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
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为收拾局面，毛泽东让别人接手搞调整。刘少奇说，“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
下吧”。作为经济专家，陈云很快分析清楚了局面，拿出了办法，作出了指导性贡献。
可惜的是，因为“包产到户”问题，陈云与毛泽东意见不合，1962年9月就受到了不点
名批评。从此陈云受到冷遇，从经济工作战线消失长达11年，直到1973年才重新出来工
作。所以，文革前的经济调整工作，主要是刘少奇在抓，也取得了不小成就。

[华根]

以上这些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毛泽东对于经济的具体操作是不懂的，连他自己也承认这
一点。因为他不懂又乱来，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灾难，这是无可推诿的。下面也有些人跟
着闹腾，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主要责任只能是毛泽东的。

关于一些经济建设原则，如自力更生，一定要造出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可以算是贡献。
但这些经济原则上的贡献并不象他领导军队与党的组织建设、指挥作战、社会改造这些
有极高的独创性，也不是非他不可的。实际上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地有这样的指导
原则，拉美就是“进口替代”，也是要工业化自力更生造东西。中国取得更高成就，主
要是社会改造比较成功，有强力政府土改搞掉地主，普及教育，又有苏联大规模技术转
移，推进工业化自然会取得较大成就。

这也正如改革开放中国取得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奇妙的经济政策比发展中国
家高出一筹，而是因为政府执行操作能力强它们太多，操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肯定会
比它们强很多。当初说开放，说改革，其实到底怎么搞并不清楚，就这么试着过来了。
说邓小平搞经济厉害，让他到印度去搞肯定完蛋。

再比如说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要靠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要有技术，要知道怎
么造东西，要现代化，要知识经济。受过教育的发展中国家民众都知道这些东西。但真
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难处就很多很多，连俄罗斯都去卖原材料了。这就是操作水平的
问题。

综合以上因素，就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搞经济的声誉远不如他在其他方面得到的评价那样
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干预，放手让他的战友们搞经济，他去抓社会改造方面，成就
会高得多。实际上他的战友们抓得相当不错，历史证明是个相当能战斗的团体，陈云、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抓经济都有不错的表现。

至于说毛泽东有什么远比搞经济目光远大的崇高目标，要改造全球，这也是可能的。但
这不是为不懂具体经济造成大祸辩护的理由，不能说因此就情有可原了

[华根]

（五）官办经济--中国苏联经济模式进阶分析

毛同志的经济失误影响深远。某种意义上，老毛得算是计划经济的破坏者。
老毛经常性地或者直接提出荒唐的经济指示，或者发动政治动运冲击经济计
划。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样做具体工作的好手，老毛天马行空式的指示
与打着老毛旗号的政治冲击，对他们的计划如同噩梦一般。周恩来曾经长期
陷于各种保护打捞手下重要工作人员的事务中，一些重要工程与科研项目经
常性地需要“上头”的强力干涉才能正常运转（这种强力干涉往往还被当作
以前的好体制“重视”科技的证据）。邓小平与陈云就干脆长期靠边站了。

毛同志去世以后，中国领导们终于可以开始考虑一些高层次的经济问题了。
首先，结束政治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然的。全国人民包括各级政府
对政治运动基本都疲了，还想搞的四人帮都住在号子里。怎么搞经济，需要
停下来好好想想，认真选择。国际环境，还算有利，没有现实的危机，西方
阵营想拉中国对抗苏联，苏联也想改善关系，算是比较顺心的一段时间。这
种局面，有点类似于古罗马立国之初派官员去考察希腊民主制的时候。

中国政府官员们其实知道计划经济的厉害之处。由于一五计划算得上十分成
功，后面也建成了不少项目，官员们对有组织有计划地搞经济并不排斥，只
要没有老毛式的经常冲击与胡乱指示，这样并非不可行。所以说，计划经济
是有很多支持者的，陈云是核心（奇怪的是，现在左派连陈云也骂），完全
否定计划经济的，是少数。另一方面，二战后西方国家阵营经济有了飞速的
发展，其成就如果不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剥削，是好过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不然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演变过来。老邓开个头，高层官员
纷纷出国考察，看到与西方国家那种未曾料想到的巨大差距，思想上受到了
极大冲击。

这时的中国官员们，从观察角度来说，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一方面，
对计划经济没有完全失望，优点与弱点都有了解；另一方面，又承认西方的
资本主义经济有可取之处，不能蒙上眼睛批判了事。这样的观察角度，导致
了官办经济的出台。从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彻底的实用主义，放低姿态，不
断尝试各种方法，一直摸到了现行的“宏观调控”经济，经济模式基本稳定
下来，成为众多经济学家看不懂的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

相对的，苏联就比较不走运。其实分析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更应该看苏联
。中国的计划经济受老毛冲击太大，还没等到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来害人，
就出很大问题了。苏联人搞计划经济那比中国长太多时间了，成就大得多，
可是对计划经济往下搞会怎么样的认识也要深得多。

与中国类似，苏联也把人民组织起来大搞建设，威力发挥出来，逼得美国都
要拉中国了，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惊人。当苏联抢先发射卫星，最先把人送到
太空时，对人心的震慎非常大，美国人都慌了。应该说苏联人干科技的体制
较少受政治冲击，民族又多才多艺，搞出很多先进科技非常了不起。这一点
上，中国比苏联差不少。中国的武器研发，还是差苏联很多的。苏联人连图
纸都给中国了，由于中国的科研体系建得很不好，又受很大冲击，十多年开
发不出新机型（造好飞机比造原子弹的难度要高一个数量级）。由于中国科
技体系一开始就是一种引进追赶模式，有本质的弱点，这些后面再谈。

但是苏联经济有一个最本质的弱点，就是不知道市场需求是什么东西，这也
是中苏等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根本弱点。国家的科研人员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有精神力量支持的时候，上面发个指示，确实可以创造人间奇迹。
但是他们都没有竞争压力，只有来自上面的指令压力。老毛发出1958年1070
万吨钢的指令压力时，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真的搞出了1100万吨钢。
人无压力轻飘飘，江泽民在工厂里干活的时候也曾经没日没夜地完成上面的
指令。

这就造成了两个极大危险：一个是上面的指令错得离谱，也会得到执行，造
成大错，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以中国最为典型。这个如果说不是本质困难
的话，另一个就无法可解了，经济与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不是来自真实的需
求，而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我认为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不是
看企业的组织形式，而是看需求模式。例如日本的企业和大锅饭一样，很多
人就把日本当计划经济了。但是日本的企业的运作是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
并不是什么人创造的指令性需求。而中国苏联的企业需求就真的是指令性的
需求了，是货真价实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

就象苏联的军事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例子。这些
需求真的形成了推动力，苏联军工人员不断创造人间奇迹，各种好东西让现
在的中国军方还流口水。然而这些需求终究不是市场来的，来自某些人的头
脑。所以苏联搞出了上万颗核弹，连带美国也是上万颗。我认为按照经济模
式分析，如果苏联不搞这么多，或者停在几千颗上，美国也会停住的。人类
历史上一大奇观：美苏军备竞赛就这么搞下来了。

当计划经济有明确目标时，它的效率与成就是惊人的。斯大林要快速工业化
，要成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他做到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目标类似，
虽然出了很多乱子，但也算是成就惊人。但是这之后呢？社会主义国家陷入
了危机。

工业化了，都核恐怖平衡了，军事上危机不致命了（到现在美国都不敢打朝
鲜）。接下来要管人民生活了，总不能把军事上占领全球或者赤化全球当目
标吧？到不是不能这么想，主要是西方阵营不是吃干饭的会死顶，这么干有
现实困难。中国搞全球输出革命，受到很大挫折，东南亚死了很多共产党与
华侨。苏联陷在了阿富汗。所以，不能干革命了，回头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民
生经济。

除了军事需求，苏联人民也有需求，要吃好用好玩好，由于没有市场经济，
这些需求很难用市场的方法合理表达出来。苏联官员们也知道，所以也会搞
些民生。然而，这仍然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官员们说，我认为苏联
人民需要1000万台黑白电视机，于是就造出来了。也许苏联人更需要1亿公斤
水果，或者想要500万台彩电，只要100万台黑白电视机，但苏联官员没有办
法猜中这些数字。

这样，就是经济学名词“资源配置失效”所说的现象。这是计划经济的本质
弱点。相对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市场失效”的问题，就是说靠市场调节反
而是坏结果，资源没有得到合理使用。然而，市场失效的情况相对于市场成
功的情况，是少数的，不是常态，也可以想办法应对。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
不合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至少目前没有谁有办法，而且失效是常态，偶
尔合理了，那得靠天纵英才的官员撞大运作出完美的计划。这既有很多理论
结果（一般人根本不了解），也有铁一样的事实说明。

苏联奋斗了这么多年，那么多才多艺的一个民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结
果到国际市场上一看，居然是个完全的失败者。除了卖原材料与军工，还有
什么东西有竞争力？这不仅是现在俄罗斯的状况，苏联没解体前就是这样了
，所以苏联才欠了西方国家很多钱。而美国人针对苏联经济这个特点，特别
打击国际原材料价格。苏联经济从进出口角度来说，已经破产。这就说明了
，不按市场真实的需求搞经济，最终是会完蛋的。

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认识这个道理还不算晚。对苏联来说，他们的计划
经济已经走得太远，即使认识到了问题，最后还是堕入了深渊。中苏二国的
转型，一个走向了官办经济，一个走向了寡头经济。

[华根]

（六）官办经济--邓小平比拼戈尔巴乔夫

看了前面的分析，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改革了。不是领导人高瞻远瞩或
者发神经，是现实情况逼得要改。80年代最大的国际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的改革。除了中国苏联，其它都是小喽罗。中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苏联是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实用，没有理论。虽然号称有“邓
小平理论”，还有文选，但我看来全是大白话，都是些实际问题，以及一些
朴素哲学观点。这些朴素哲学观点并非什么创见，无非是因为以前的思想框
架太不合理，讲些大白话捅掉窗户纸。例如“凡是论”，从哲学与科学上看
不可能是正确的，却要经过真理大讨论权利斗争才能搞掉。黑猫白猫论是朴
素哲学的典型代表，只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显出有价值。经济学政治
学上面复杂精微的理论多得是，老邓牛就牛在能够统统不管，就用最简单的
逻辑解决问题。

相对的，戈尔巴乔夫要有学识得多，视野也要广得多。他的思考方向类似于
老毛，会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如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老毛会考
虑世界革命，经常自己出钱支援世界革命，对于苏联和美国搞缓和有很大意
见）。

也就是说，邓小平是个做事的人，而戈尔巴乔夫是个思想家。邓小平最关注
的是做事，为此用什么手段并不太在乎。他自己觉得有把握了，立刻就动手
做，根本不理对方想不想得通，也不作姿态收买人心浪费时间。所以他就发
明了著名的“不争论”，一举干掉了想不通的左派。当然，他不是乱来，一
个是让别人想办法，一个是放手让人做（周恩来这一点不行）。我看他自己
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办法，全是别人想的，什么经济特区，承包责任
制，都不是他的贡献。从做事上来讲，这是最有效的。这又是一个很牛的地
方，非常人所能为。

相比之下，老戈这个人作为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人物就太nice了，有点搞理
论走火入魔的感觉，权力没抓牢，还写书推销思想，真去搞什么人类价值。
在实际操作上，戈尔巴乔夫是爬苏共阶梯上来的，不象中共历史那样血雨腥
风十分艰苦，受的考验与政治经济建设斗争经验比邓小平差太远了。最怕的
就是这种实际手段上并不高明，然而搞理论吹得震天响的。

从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也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当的东西。经济学的成果，绝
大多数是对已有的稳定的经济现象的解释，预测上很不可靠。作为理论成果
而言，对经济现象有一种适用的解释，预测上比瞎猜好，都算是很好的成果
了，搞个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要把经济学成果用到实际经
济建设上来一定要小心，首先要有一个经济学并不那么可靠的基本认识才能
用，不然早晚是个死。死的最快的，是把别人用不同背景总结出来的经济规
律用到自己独有的经济环境里。

由于中国与苏联那种转型经济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环境，任何既有经济
理论都是不合适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行，社会主义那一套传统经济学也
不行。那么，什么是管用的？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哲学，无招胜有招。最朴
素最简单的东西，拥有最高的可靠性与实用性。复杂精微的中国或者苏联转
型经济学，可以以后慢慢发展出来，并不是就一直靠简单逻辑打天下。所以
说，我认为邓小平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根本不懂什么经济学大道理
，也不是思想家，就是一个最简单做事的人，除了做事，没有什么才能（诗
文都写得不怎么样）。戈尔巴乔夫是聪明人懂不少理论，和邓小平吹经济学
，一定是他厉害，就这样反而坏了事。

这样，从领导人的角度，中国占了很大优势。当然后来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
因素，苏联垮成那样，也要具体分析，不是一两个领导人能决定的。

[CalgaryABC]

好，顶上去！

[华根]

实在搬不动了，有兴趣的来这里看吧。

中国的官办经济

这是我看到的，对当今中国国情理解最深的，中立解释中国国情的文章，很详细，幽默、平实、简洁、尖刻，全文33章，我才搬了6章。
准确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现状、来历，并全新解释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政策，对六四的认识也是一针见血。

[华根]

--zt--
前几天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民工的遭遇，有点好笑，但笑过以后是满脸的泪水……
在开往西安的火车上，一个很漂亮的乘务员，盯着一个民工摸样的中年人，大声说道“查票”。
中年人浑身上下一阵翻找，终于找到了，却摄在手里。
列车员朝他怪怪地笑了笑，说：“这是儿童票。”
中年人憋红了脸，嗫嚅着说：“儿童票不是跟残疾人票价一样吗？”
　列车员打量了中年人一番，问道：“你是残疾人？”
“我是残疾人！”“那你把残疾证给我看看。”
中年人紧张起来，说：“我没有残疾证，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就向我要残疾证，我没办法才买的儿童票。
列车员冷笑了一下：“没有残疾证，怎么能证明你是残疾人啊？”
　 中年人没有做声，只是轻轻地将鞋子脱下，又将裤腿挽了起来———他只有半个脚掌。 　
列车员斜眼看了看，说：“我要看的是证件！是残联盖的钢印。”
　 中年人一副苦瓜脸，解释说：“我没有当地户口，人家不给办理残疾证。而且我是在私人工地干活，出了事之后老板就跑了，我也没钱到医院做评定……”
列车长闻讯赶来，询问情况。
中年人再一次向列车长说明，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买了一张和残疾人票一样价格的票……
列车长也问：“你的残疾证呢？”
中年人说他没有残疾证，接着就让列车长看他的半个脚掌。
列车长连看都没看，他不耐烦地说：“我们只认证不认人！有残疾证就是残疾人，有残疾证才能享受残疾人票的待遇。你赶快补票吧！”
中年人一下就蔫了。
他翻遍了全身的口袋和行李，只有几块钱，根本不够补票的。他带着哭腔对列车长说：“我的脚掌被机器轧掉一半之后，就再也打不了工了，没有钱，连老家也回不去了，这张半价票还是老乡们凑钱给我买的呢。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列车长坚决地说：“那不行。”
那个女列车员趁机对列车长说：“让他去车头铲煤吧，算做义务劳动。
列车长想了想说：“好！”
中年人对面的一个老同志看不惯了，他站起来盯着列车长的眼睛，说：“你是不是男人？”
列车长不解地说：“这跟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啊！”
“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男人！”
“我当然是男人。”“你用什么证明你是男人呢？把你的男人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周围的人一下笑起来。
列车长愣了愣，说：“我一个大男人在这儿站着，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老同志摇了摇头说：“我和你们一样，只认证不认人，有男人证就是男人，没男人证就不是男人。”
列车长卡了壳，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应对。
那个女列车员站出来替列车长解围，她对老同志说：“我不是男人，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
老同志指着她的鼻子，说：“你根本就不是人！”
列车员一下暴跳如雷，尖声叫道：“你嘴巴干净点！你说，我不是人是什么？！” 　
老同志一脸平静，狡黠地笑了笑，说：“你是人？那好，把你的人证拿出来看看……”
四周的人再一次哄笑起来。
只有一个人没笑，他是那个只有半个脚掌的中年人，他定定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切，不知何时，眼里噙满了泪水，不知道是委屈，是感激，还是仇恨。

[CalgaryABC]

好文，顶起！

[华根]

庞加莱猜想：华人数学家的临门一脚



南方周末记者李虎军、王丹红／自陈景润的“1＋2”之后，深奥莫测的数学已经很久没有让中国媒体如此兴奋了。上周六，中国的两院院士大会召开之前，中科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向媒体透露了一条爆炸性新闻：百年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被彻底破解，中山大学教授朱熹平和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曹怀东完成“封顶”之作。

某项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发布时，通常会有领导出席，鲜花相伴。但获得过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丘成桐选择了在北京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独自约见少数媒体记者的方式。第一时间见证这一新闻事件的只有新华社及《科学时报》等三家报纸。

在中国，不时有民间数学家宣称破解了某个数学难题，却拿不出像样的论文。与之不同的是，曹怀东和朱熹平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于今年6月号的《亚洲数学期刊》。或许没有几个人能够读懂那篇论文，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什么是庞加莱猜想，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媒体的热情。当天下午，新华社稿件出现在各大网站醒目位置，各路记者遂闻风而动，开始追踪两位原本寂寂无闻的数学家朱熹平和曹怀东，以及那项“比哥德巴赫猜想更重要的大成就”。

庞加莱猜想是一个困惑数学界百年之久的难题。1904年，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提出一个拓扑学上的猜想：在一个封闭三维空间，假如每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一点，这个空间一定是一个圆球。我们不妨想象：假如我们将一根橡皮带伸展在苹果表面，然后就可以在既不扯断橡皮带，也不脱离苹果表面的情况下，使它慢慢移动并收缩为一个点；假如将同样的橡皮带伸展在油炸圈饼表面，只要不扯断橡皮带或者不脱离油炸圈饼表面，根本没有办法将它缩成一点。因此，我们说苹果表面是“单连通的”，而油炸圈饼表面不是。

100多年来，庞加莱猜想这个数学游戏吸引了许多杰出的数学家。这一猜想无疑是数学研究中的王冠之一，先后有三位美国数学家仅仅因为部分解决庞加莱猜想即获得菲尔兹奖。2000年，位于美国麻省的克莱数学研究所列出7项“千禧年数学难题”，并为每个难题的破解设立百万美元巨奖，庞加莱猜想即是7大难题之一。庞加莱猜想在数学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82年，丘成桐的朋友、康奈尔大学汉密尔顿□RichardHamilton□创立了一种新方程──瑞奇流，成为后来的数学家们智斗庞加莱猜想的有效工具。据丘成桐介绍，他看到了汉密尔顿工作的重要性，就建议汉密尔顿采用他和同事发展的一种几何分析方法，同时让自己的几位博士生着手相关研究，曹怀东正是其中一位博士生。1995年，丘成桐邀请汉密尔顿到中国讲学，甚至提出“全国(数学界)向汉密尔顿学习，一定会有成就”的口号。但是，丘成桐说，最后只有朱熹平响应了这个口号。

就在众多数学家苦思冥想、试图攻克庞加莱猜想之际，一位习惯于隐居在数学江湖的“独行大侠”突然现身。自2002年11月起，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GrishaPerelman□在一个张贴未正式发表论文的网站(arxiv.org)上先后公布三篇文章。根据这些文章，佩雷尔曼已经勾勒了美国数学家瑟斯顿25年前提出的几何化猜想的证明要领，而庞加莱猜想正是几何化猜想的一个特例。

2003年4月上旬，应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田刚邀请，佩雷尔曼在该校连续发表三场演讲。《纽约时报》以《俄罗斯人报告着名数学问题解决了》为题进行报道，引起轰动。佩雷尔曼很快成为一个焦点人物，但他对此极不适应。两周后，他应邀在纽约大学发表演讲，报告厅里挤满了闻讯赶来的记者和外行。当记者问到其研究有何应用时，他断然拒绝作答，并制止为他拍照。随后，佩雷尔曼继续隐居，几乎不与外界交流。

“汉密尔顿和丘先生看到了解决庞加莱猜想的曙光，但他们当初可能也没想到进展会那么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浙江大学数学中心执行主任刘克峰说，“佩雷尔曼的工作简直是神来之笔，好比打开了金矿的大门。”不过，佩雷尔曼这位天才也许不擅长做细致的工作，他的文章还存在漏洞，距离彻底的证明还差最后一步。

佩雷尔曼的短暂亮相，对数学界同行显然是一个强烈刺激。在丘成桐的鼓励下，曹怀东与朱熹平开始了合作。2005年9月，朱熹平应邀到哈佛数学系访问，其主要任务就是讲解他们的证明论文。丘成桐说：“听他讲解的教授有5到6位，包括我和哈佛数学系主任在内。这么大的问题，用2到3个小时是讲不明白的。”此后半年中，朱熹平每周讲3个小时，一共讲了70多个小时。

[W-a-]

[华根]

华人数学家的临门一脚[二]

“庞加莱猜想的最后证明完全用上了我和很多朋友在30多年前发展的几何分析方法。汉密尔顿是整个庞加莱猜想证明过程中的主帅，他是我所能看到的少数具有原创性的数学家之一。佩雷尔曼增加了很重要的部分。朱熹平和曹怀东则解决了最后的问题，他们为这个问题封了顶。”丘成桐说。丘成桐还感叹说：“现在为做院士，吵得一塌糊涂，在国外看了很好笑。朱熹平不是院士，可是做出那么重要的工作，受世人瞩目，这是很好的事情。虚名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对学问有贡献，为了学问而学问。”

刘克峰则评论说，朱熹平和曹怀东这项成果说明，优秀的科学家一定要具备很好的预见能力，要选准研究题目，鼓励学生们去找金矿，否则学生们会沦为普通的煤矿工人，为了毕业，忙着发表一些短平快的文章。“但愿这次是一个好的开端，如果出现三五个朱熹平，中国数学就有希望了。”曹怀东和朱熹平的论文最终发表在英文的《亚洲数学期刊》，题为《庞加莱猜想暨几何化猜想的完全证明：汉密尔顿-佩雷尔曼理论的应用》。有人怀疑，丘成桐是该杂志的共同主编，可以为论文发表提供便利。

丘成桐则说：“(这篇)论文从头开始，完完整整地将整个证明过程一步一步地写得清清楚楚。论文经过了审稿，实实在在，可以当大学里的教材。”刘克峰还说，“朱熹平在哈佛讲了半年，其他教授发现什么问题肯定会指出来，加上审稿，给了双保险。从我个人经验来看，这种情况下论文出错的几率比较小。”此外，曹怀东提到，选择在《亚洲数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另有一层特别的意义，“陈省身先生直到去世之前还对庞加莱猜想很感兴趣，而这两期的杂志都在纪念他”。

丘成桐将曹怀东和朱熹平的论文披露给媒体以后，出现了不少溢美之词。有媒体干脆称“中国教授破解百年数学难题”，似乎庞加莱猜想的证明纯系中国学者之力；还有媒体引用中科院一位院士的估计，称“中国科学家贡献在30％左右”。由于曹怀东和朱熹平的论文尚未张贴在《亚洲数学期刊》网站，多位外国数学家表示，目前还没见到论文，不便发表具体看法。

哈佛数学系主任陶贝斯(CliffTaubes)参加了朱熹平在哈佛的讲座，恐怕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有机会首先详细了解曹怀东和朱熹平工作的数学家。但记者在本周二将电话打到他办公室时，手头正忙的他没有顾得上接受采访，后来也没有回复记者的采访电邮。目前，国际上还有其他数学家在开展类似工作。这些同行之间也在悄悄地展开竞争，看谁可以率先破门得分。其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摩根(JohnMorgan)和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兼任北京大学教授的中科院院士田刚自两年前开始合作，克莱数学研究所已经着手组织对其书稿进行评审，审稿通过后将由美国数学会出版。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克莱纳(BruceKleiner)和洛特(JohnLott)则在今年5月将论文草稿放在了佩雷尔曼当初张贴文章的那个网站。自从曹怀东和朱熹平的论文率先发表，第一次公开表示已经彻底证明庞加莱猜想以后，这些竞争者的心态或许多少有些微妙。摩根说，现在就认为庞加莱猜想被彻底破解还早了一点，游戏还没有结束，文章公开以后，“数学界还需要时间来阅读，消化”。的确如此，曹和朱的论文300多页，而摩根和田的书稿预计有400多页，即使是同一研究领域的高水平数学家，大概也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消化的。

摩根还说：“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说我证明出来了，他也说他证明出来了，但最终可以作出评判的是数学界。克莱研究所的千禧年大奖就要求文章发表以后，至少等上两年。”对于其他数学家来讲，汉密尔顿和佩雷尔曼似乎是难以逾越的高度。克莱纳说，一篇填补缺失细节的论文，无法与类似汉密尔顿和佩雷尔曼这样的开创性工作相媲美。

在摩根看来，汉密尔顿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始想法，在过去20年中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佩雷尔曼的工作是真正的革命性突破，恰恰是因为这个突破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各种证明手稿也才开始不断涌现。据中国数学会网站介绍，距离佩雷尔曼贴出文章已经过去了3年，专家们还在检查他的证明，人们期待着今年8月在西班牙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能够有最终结论。有理由预计，佩雷尔曼可能在本届大会开幕式上获得菲尔兹奖。

“如果曹怀东和朱熹平的论文被证明是对的，等于完全证明了佩雷尔曼提出的要领是对的，佩雷尔曼就更有可能拿到菲尔兹奖。”刘克峰说。不过，佩雷尔曼大概不在乎这些荣誉，当他被邀请在本届大会上做一小时大会报告时，他竟然懒得回复。

克莱数学研究所所长卡尔森(JamesCarlson)通过网络看到了中国媒体上的相关英文报道，感到有些惊讶。他说，“我知道记者们喜欢报道重大突破的新闻，但媒体应该谨慎，不要去夸大事实。”“曹和朱的论文公开发表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卡尔森说，“克莱纳和洛特的文章也贴出来了，摩根和田打算出一本书，或许他们(的研究)都是对的，但现在谁能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卡尔森说，至于谁最终可以获得克莱研究所的千禧年大奖，还需要等待，但可以肯定的是，千禧年大奖会颁给那些做出了重大突破的人。不管怎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伊萨瑞尔(RobertIsrael)博士在一个数学评论网站写道，如果曹怀东和朱熹平的论文站得住脚，应该会极有价值。

实际上，面对媒体的突然袭击，朱熹平和曹怀东表现得相当低调。曹怀东在美国里海大学任职，这段时间正在北京访问，但他和身在广州的朱熹平都没有在上周六那个小型记者会上露面。后来，两人索性都关掉手机，极力避开媒体的采访。朱熹平通过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向公众转达了他的声音：“其实国际上很多团队都在做这个事情，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这个猜想的完成是国际数学界同行你一步我一步共同做出来的。我只是比较幸运，由我和曹怀东完成了临门一脚。”

至于这临门一脚最终是否被判有效，朱熹平早前在接受广州《新快报》采访时就说过，“现在还不能说成功，我们的证明还需要历史的承认，需要经过很多人的检验、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