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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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的特务机关官员马上就把傀儡政权建立了起来。察南自治政府于九月四日建立于张家口，算是头一个傀儡政权。它立即成立了一个察南银行，发行和满洲国货币挂钩的钞票。不久，又于十月十五日在重要的交通和煤矿中心大同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应该指出，晋北和察南在地理上紧密相连，都属于桑干河流域。这两个政权都集中在五台山以北、夹在内外长城之间的一块面积虽小却富于矿藏的地带里。由于这个地区居民的绝大多数是汉人（据日本人估计，在察南地区的蒙古人不到三百，而在晋北地区则仅有“二十来人”），6 所以这两个政权的头目都由汉人担任。然而汉人的“统治”为时不长，因为在关东军主持下，于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了蒙古王公大会，并于十月二十九日把这两个政权并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新的联合政府以年高德劭的云王(即原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译著注)为主席；当他于一九三八年死去时，他的职位由副主席德王继任。联合政府的首都设于呼和浩特，它是一个骆驼商队云集、满是灰尘的城市，是蒙古阿丹汗于十六世纪兴建的。人们常用它的汉名归绥。它现在是于一九四七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关东军显然急于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联合政府不会被加人进来的两个汉人政权所控制，而是将由联合政府的第三种力量来控制，而这个联合政府本身也不过只是蒙古各盟的一个松散的联盟而已。当然在实际上，“顾问协议”确保了日本人对联合政府及其组成单位的控制。每个政权的组织法都明确规定关东军派出的最高顾问在实际上享有独断权力。7

由于诸如内蒙古政府设在何处这类表面特征的缘故，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日本正象中国反日报刊一直在指责的那样，让一个主要由汉人居住的地区落入她的蒙古盟友之手。但在事实上，关东军却是竭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的。例如，关东军为了应付汉人的压力，修改了原来的计划，不许蒙古军队进驻张家口。它的说法是，汉人之所以害怕压迫和掠夺是合乎道理的。同样，该军也表示赞同其他地区的汉人宁愿要日本人来统治，而不要蒙古人来占领。就操纵内蒙古政权的日本人允许蒙古人享有一定种族特权的问题看来，那基本上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每一件具体和重要的事情（例如经济政策）都是由日本人支配的。据臼井说，那些宁愿同日本合作的汉人的确仍然构成一股“在经济上压迫蒙古人的势力”。8

由于本书主要是研究有关中日合作问题的，我们就不再进一步探讨蒙古要求自治和日蒙合作的问题了。不过，日本人如何处理察南和晋北的问题倒是需要进一步加以考察的，因为它是留给汪精卫处理的大问题之一。晋察这两个汉人居住省份的地方政权保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新京（关东军司令部）对它们的控制无论如何要比来自呼和浩特的控制要紧得多。同把华北和华中分割开来的做法相比较，应该说：把这些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的、纯属汉人的地区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的做法是把“分治合作”搞得更加极端的例子。如上所述，关东军曾竭尽全力阻挠内蒙古政权参加联合委员会，尽管这种参加只意味着形式上的统一。因此“分治合作”中的“合作”成分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中是完全不”存在的。看来，关东军把这个地区留作它的特殊禁区，其动机完全是经济方面的。

关东军决定在晋北和察南扎根的做法可能是由于其将领们采纳了南满铁路公司（更具体地说，满铁的一个职员金井章次）的建议。南满铁路公司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它的名字所表示的那个范围。它在满洲拥有那么多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以致外来的人几乎搞不清政府和公司的职权是怎样来划分和交接的。这条铁路也是一条大动脉，日本通过它，把人力和财力输进她在大陆上的帝国。这家公司一贯密切注意改善和扩大它的业务，差不多从一九〇六年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它就制定了野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到了三十年代，关东军的军官们对这家公司的专家和研究人员的技术性建议已是言听计从了。9就在满洲事变前几年，有个叫金井章次的专家开始提出了一个多民族的、自治的“满洲国”的设想。据说，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并立下汗马功劳的土肥原将军“就被人认为是受了金井的影响的”。10

金井是个医生（一九三〇年时任满铁医务处处长）、细菌学家、经济学家。此人多才多艺，而且据说还对“种族心理学最感兴趣”。11芦沟桥事变后，关东军把他找到总部，并告诉他不久即将派他去当“强大而且有前途的”内蒙古新政权的顾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当关东军的本多旅团开进张家口”会时，随军而来的除一个新任的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外，还有这个细菌学家兼经济学家金井。（大概就是这个金井，以“种族心理学家”的身份，策划阻止了蒙古军队参加占领张家口的。）当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金井成了它的最高顾问。12

金井认为，晋北和察南地区在经济上和地理上都同它们南边的中国地方不同，在经济上讲，内蒙古才是它们更自然的伙伴，实际上，平绥铁路已经把它们同内蒙古连结起来了，后来他又坚持认为，他是在研究了晋北的地方经济和物资流通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研究表明，商品运输量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晋北中心大同，作东西走向流通的，在大同和太原以及大同和晋南之间作南北走向流通的运输量则还不到百分之二十。13在五台山脉北沿的雁门关周围，崇山峻岭实际上形成了在晋南与晋北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应该指出，这个地理特点在中国GCD的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那里的GCD根据地是最难以攻破的中国抗日据点之一，虽然大同和太原两地都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被占领，可是即使在白天，日本也始终无法控制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铁路线。

察南和晋北地区盛产煤铁，它们向日本人提供了两项很有价值的战利品。其中最值得开采的是大同煤矿，估计其蕴藏量约为一百二十亿吨。该矿交满铁经营，迄至一九三八年底，雇用了大约四千名矿工来开采。14大同煤的价格政策是日本残酷掠夺中国资源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大同煤在平津地区售价每吨一千日元，而在横滨，同样的一吨煤则仅值四十日元。一位前帝国陆军军官引用这些数字时评论道：“大同地区的大多数中国居民认为，这种价格简直就是日本军队的掠夺行径。”他补充说，它给“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深受苦难”的GCD人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宣传材料”。15

察南的龙烟铁矿和冶炼厂是另一项重要的战利品。这两个企业都交给满铁的子公司抚顺煤矿去经营。可是这些厂矿都从未被充分利用。战争使日本经济紧张得始终无法去有效地利用她所赢得的战利品，这真是一桩很有讽刺意味的事。她无法提供资金来更新龙烟炼铁厂的设备。这个厂是一九一九年建成的，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铁价下跌而从未开工。她也筹不到资金来提高这一地区原有铁路的可怜的运输能力。中国GCD人对交通运输线的袭击也使该地区无法成为对日本经济有利的地区。有人认为日本的扩张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就晋北和察南的经验看来，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关东军把晋北和察南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遭到反对的。它的竞争对手华北方面军以及东京的陆军省都批评过它的做法。正如新近进行的一项历史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一九三二年，“关东军是在无视政府和中央军事领导人的反对的情况下……实现了对满洲的全面政治改组的。”16晋北和察南的政治改组也是在关东军照样违抗命令、东京当局照样迁就不管的情况下完成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约在晋北察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周，关东军起草了一项通过设在张家口的一个大特务机关来控制察南地区的计划。关东军参谋长东条将军把这计划送请陆军省批准，但立即被陆军次官梅津断然驳回。东条不肯罢休，他申辩说，如果关东军要在满洲国的边缘建立一个“安全地带”的话，那么这个措施就是必要的。17不过陆军省也没有让步，它于九月四日发表了该省的计划，划定了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各自的管辖界线。陆军省建议把关东军的辖区限于外长城以北，而把夹在内外长城之间的晋北和察南部分交给了华北方面军管辖。

18这两支军队实际上都开进了上述有争议的地区；可是关东军却违抗陆军省的命令，并且终于占了上风。十月一日，关东军发出一份冗长的文件，表明关东军的将领们打算自由行动，并要在有争议的地区造成既成事实再报政府。这个文件明确地全面提出设立蒙疆联盟的计划*日本人对包括晋北、察南和内蒙古在内的地区使用蒙疆这一名称，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指蒙古的边界地区。中国人很少使用这一名称，就连傀儡政权中的中国人也很少使用它。他们对于该名称意味着把山西和察哈尔的一部分地区算作蒙古的一部分这一点都一致表示不满。这一名称是容易引起混乱的，因为“蒙疆”的“疆”和“新疆”的“疆”是同一个汉字。所以许多中国人就把蒙疆这个陌生的词解释为指“蒙古和新疆”，并且给日本加上了另一条扩张主义的罪状，其实日本从来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这个政权将由关东军来指导，其辖区则将向南延伸到内长城。尽管梅津将军不断抗议，指出该计划将“在我们与整个中国的关系上产生许多问题”19，关东军还是照样将该计划付诸实行。近卫内阁对关东军的骄横跋扈也表示关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内阁宣布：关东军对这个地区的实际控制不能看作是永久性的，“到了适当的时候”，必须把察南和晋北交还给华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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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对内阁的这一态度非常恼火。在内阁举行会议的那天，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将军写信给陆军省说，他听到了有关内阁打算采取什么立场的谣言。他声称，把晋北和察南视作华北的一部分就等于“无视现实，会使人们对日本帝国陆军丧失信心；而且还会从根本上使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的全部计划付诸东流。”21过了两天，梅津陆军次官对此作了回答，他用了十分明确的语言来表示他是支持内阁的，并且表示强烈反对把晋北和察南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他警告植田说，关东军的野心包含着“将来同华北
政权（临时政府）从而同整个中国……发生麻烦的种子。”22

关东军不理睬内阁的决定和梅津的警告。它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内阁作出决议之前的行动表明，它并没有被内阁的决议弄得措手不及。早在一个月前，它已经扶植了一个所谓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按照关东军的指示，这个由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属三个政权的代表组成的新机构将具有“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的资格”。23看来这个机构主要是负责有关运输、交通、财政和一般经济事务的。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关东军就和它地领导人缔结了一项秘密协议。协议清楚地说明了关东军的意图。条款之一就规定，不管将来关于这一地区有任何正式协议，“有关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职能将不会有任何变更。”24

联合委员会的行政权力大部分操在日本顾问手中。十一月二十二日，就在委员会成立的当天，植田将军接到一封由蒙古三个自治政府头目所写的联名信，恳求关东军“领导”他们的工作。25他们特别请求植田推荐日本人和满洲国人当顾问，而委员会则将予以正式任命。委员会还打算指定日本的和满洲国的机构来“管理”它辖区内的“重要工业和运输设施”。委员会的首席行政官是委员长。德王是被提名担任这个职位的第一个人。有一项“谅解”规定，当这个职位出缺时，由日本最高顾问行使其职权。一九三九年四月，德王因不满日本人的政策而辞职，最高顾问金井章次就接管了委员长的职务。

一九三七年，关东军就是通过这种政治花招谋求在张家口实现它五年前早已在沈阳实现了的故事。在上述两地，它都设法利用其“未经改造”的党派政客和资本家们，使它所控制的地区不让日本政府染指，而且都成功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蒙疆几乎一直是驻大陆的关东军司令部的禁脔。可是关东军却失去了它在内蒙古的主要合作者德王的支持。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德王通过蒋介石的情报首脑戴笠将军，同蒋挂上了钩。虽然德王表示愿意逃往重庆，可是蒋却勉励他留在内蒙古同日本人维持表面上的合作。据说德兰从蒋那里得到秘密指示，要他做到“不亢不卑”。26国一九三九年末，一个访问内蒙古的日本人同德王会晤后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德王继承了几分成吉思汗的精神。”这位访问者还认为，“任何迫使他俯首贴耳的企图都是行不通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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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65 页。
2 有关这个时期日本人在内蒙古活动的较详尽的论著，可见栗原健的《日本的满蒙政策面面观》一书。关于内蒙古傀儡政权的文件载于《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07—184 页。
3 霍华德•布尔曼的《ROC人名词典》第二卷第6—10 页收录了德王的生平记述。我并取材于原德王行政助理高姆包扎布•汗金（约翰•高•汗金）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
4 见欧文•拉铁摩尔的《对边疆史的研究》第437—438 页。
5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274—278 页，记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军事方面的活动。
6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22 页。
7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2 页）。
8 同上书，第143 页。
9 见约翰•杨的《一九〇七——一九四五年南满铁路公司的研究活动》第3—11 页。
10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76 页。
11 见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密勒氏评论报》第258 页。
12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9—140 页。
13 上书第141 页提到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五月一日金井在《每日新闻》（信浓版）上写的一系列文章。
14 见约翰•阿勒斯的《一个日本制造的“成吉思汗”》（载《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第302—303 页）。
15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第一一三期）第54 页。
16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178 页。
17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67—168 页。
18 同上书，第141 页。臼井在谈到这一计划时，认为该计划的起草人是关东军的将领们（见《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0 页），而《现代史资料》的作者们则“认为”该计划的作者是陆军省人土。似乎关东军不可能插手这项计划。
19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74 页。
20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4 页。
21 同上。
22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 174 页。
2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3 页。
24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67—168 页。
25 同上书，第168—169 页。和这封信类似的还有亨利•溥仪致本庄繁（一九三二年关东军司令官）请求派顾问及其他帮助的信件（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 123—138 页）
26 见高姆包扎布•汗金的《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第39 页。
27 见伊藤金次郎的《德王近况及新蒙古》（载《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六二七期第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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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解决中国问题的种种方案——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日本负责解决中国问题的官员们，在许多涉及中国的政策声明、工作文件、讲话以及会议中，最经常强调的莫过于需要“统一”这个词了。代表形形色色的观点的人都反复地谈到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和统一行动的必要性。“统一”这个字眼被用得如此之频繁，其意义如此之含糊不清，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不过是官僚们为了回避问题实质而乐于使用的空洞词调之一。总之，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紧张气氛中，对于不关痛痒的和模棱两可的用词，有一种夭然的爱好。以上这些因素对于强调统一的对华政策的迫切性可能都有些影响。然而，那样的强调还是完全合适地，因为日本对华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发生了不统一的状况，使得顺利结束战争的尝试——不管是通过谈判或是军事行动——受到了威胁。根据宫内大臣的秘书长松平安政侯爵透露，在一九三八年年中，天皇自己也为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明确而苦恼。松平摘引了天皇一九三八年六月的一次谈话：“前些日子近卫来见我时说，‘我希望尽快地结束战争。’然而，今天陆军参谋总长却对我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们都要进攻汉口。’一派说要结束战争，另一派甚至说还要进攻汉口。真遗憾，他们之间竟丝毫没有共同语言！”1
多田将军的建议于一月十一日的御前会议中被推翻，五天以后发表了“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这两桩事迫使那些持比较稳健观点的人在一段长时期内显然处于守势。他们站在多数意见的对立面。而多数意见深信日本有能力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对于给中国以决定性的“惩罚”之前就可以实现解蔘腳xf賍蔘决中国问题的想法甚表怀疑，对于当时（一九三八年初）天皇批准进行一场歼灭战则兴高采烈。仅仅在几年以前，那些自封为惩罚者的人们，曾经在满洲事变中对中国成功地使用了军事力量，这伙人在一九三八年对于那些主张少用武力手段的人则显得颇不耐烦。一个批判这伙人的批评者曾写道：“他们错误地鼓吹使用武力而不管后果如何，那只是一种幻想—一以为他们从前用恐吓政策奏过效，今后如法炮制一番就能解决中国问题。”这个批评者还认为，把战争称之为“事变”，就说明了军国主义者对能否根本解决毫无把握，而只是一味盲目乐观，认为每发动一个新战役就能把中国的抵抗意志加以粉碎。2

如果说主张强硬路线的人在整个一九三八年仍占上风的话，他们还是未能恣意地扩大战争。一月中旬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又举行了二次决定其后对华军事战略的御前会议。由于两个月前，南京派遣军的纪律糟到了极点，在陆军参谋本部坚持下，决定在中国战场来一段“休整时期”。参谋本部认为，在开始新的战役以前，需要研究一下在中国的整个军事状况，建立补给基地，尤其重要的是，整顿大陆部队的纪律。参谋本部明确了政府当前的目的是消灭KMT政权之后，就着手制订适合于持久战的战略计划，因为参谋本部感到肯定得打一场持久战。一月底，它起草了一个“进行持久战的克制政策”，设想分为三个阶段。3第一阶段——到一九三八年底——在中国继续进行一段战争休整，与此同时，日本则设法充实国家资源。在大陆，除了对日本已建立的傀儡政权加以扶持之外，别的事暂且不做。要到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攻包括汉口在内的中国城市。只要参谋本部的动员计划能得到实施，到一九四一年第三阶段开始时，日本将拥有一万架飞机和九十个陆军师团，能够同时对中国和苏联两面作战。

参谋本部的“克制政策”墨迹未干，就遭到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制定的“进行持久战的积极政策”的挑战，这项积极政策反对拖长战争间歇时间，因为那样将使他们的部队士气不振。华北和华中派遣军都渴望继续进行战争，以便加强他们各自的战略地位。华北派遣军急于沿津浦路向南推进到重要的铁路枢纽站——徐州，最后和华中派遣军会师。华中派遣军也对让它留在处于易受攻击地位的长江南岸的命令表示不满，要求渡江到北岸。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该派遣军违反命令，开始对长江北岸进行小规模作战。4在大陆的各个总部都不得不进一步推行“积极政策”，因为他们都对各自的傀儡们私下许了愿，只要没有把KMT中央政府消灭掉，那些傀儡当然总感到不安。5海军的某些单位对参谋本部停滞不前的政策也表示不满意，向陆军施加很大压力，要陆军沿长江向上游推进，占领象安庆那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因为它的空军基地对于海军航空兵的作战是必需的。6总之，海军同样也要求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

多田将军和河边大佐支持克制政策，这项政策的信念是：尽管发表了“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导致日本和KMT之间最终和解的道路则决不能完全关死。的确，在近卫发表“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政策后不到一个月，多田将军和他的战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就开始同蒋介石的一位正式代表进行了谨慎的试探性谈判。多田和其他反扩张主义者对于搞合___________作政府并不热心，更没有把日本在东亚的命运与王克敏连在一起的想法。可是，得到广田外交大臣和其他内阁阁员支持的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却决心用尽快消灭国 民政府的力量来证实“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是明智的。近卫当时。对于“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还没有得出清醒的结论，那是他在几个月之后才觉悟到的。所以他没有反对“积极政策”，而这一政策很快地就得到了杉山陆军大臣和梅津陆军次官的赞同。
多田将军再次用参谋本部的名义反对扩大战争。经过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御前会议的一场激烈辩论以后，看来“克制政策”获得了胜利。(这次会议是一次罕见的帝国大本营御前会议，那是天皇与陆海军举行的一次会议，政府的全部文职阁员都被排除在外。)*在天皇面前，多田取得了“维持现状，不再前进”的谅解。7

在二月十六日的会议上，天皇对于多田的胜利很可能是起了作用的。因为，天皇一般在御前会议上很少开口，但这次他却询问杉山陆军大臣：听说陆军正在日益加紧对苏联作战的战备工作，海军也提出了扩军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能在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吗，杉山对这问题一时手足无措，只能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还要同政府研究研究。8然而，同往常差不多，打仗的主动权总是操在战场指挥官方面而不在中央。用河边大佐自己的话来说，那时他被人们当成是石原“失败主义”派的“残渣余孽”。他接受了一项不可能有成功希望的任务：向大陆各派遣军司令官解释“克制政策”。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他在一次去大陆视察的过程中，“对他表示不满的意见多如雪片”。9多田将军不得不在三月一日河边回到东京后，把这位不孚众望的河边撤换掉。他的继任者稻田政纯中佐，害怕中国事变有“转变成为另一次西伯利亚远征”的危险——成为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间那次代价极大的惨败的重演。那次事件曾使全国对陆军的信心一蹶不振，长达十年之久。10为了避免这样一场灾难，新作战课课长立即不再提参谋本部的克制政策，改而支持一项新的“积极政策”。实际上，这项新政策只是把克制政策的第一阶段去掉了而已。于是，这就为陆军大规模进攻徐州开了绿灯。

三月十四日，一支强大的日本军队从山东向南推进。八天以后，尽管东京还未正式批准徐州战役，可是一个日本官员就已向驻北平的外国记者透露，战役目标是夺取徐州。四月七日，这个灾难性的战役终于得到了正式批准：帝国大本营命令华北派遣军占领津浦路，向南一直推进到徐州郊区，在这里，与沿该铁路线向北推进的华中派遣军取得联系。11钳形作战方案需要动用关东军的后备军；而关东军在这以前一直都还没有动用过，以备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时之用。稻田后来承认，从那时起，“关东军就只靠虚张声势与俄国人对峙了”。12陆军中那些一直极力主张限制同中国冲突的范围的人士（先是说限制在永定河，然后说限制在黄河，最后又说限制*在南京的城门口），这次可失败得最惨，因为徐州战役标志着力图把战争局部化的努力告一结束。诚然，四月七日，帝国大本营也曾命令华北派遣军占领西至开封的陇海路全线——一项大大地超过了该军能力的任务。查默斯•约翰逊写道：“其结果是，造成了无政府状态、GCD人乘虚而入、游击战、日本人进行惩罚性的讨伐__________——这些情况都完全有利于延安日后长远的成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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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不久就认识到他们把战线拉得太长了。要占领徐州，就必须先清除台儿庄的敌军。台儿庄在徐州东北三十五英里，是津浦路南侧的一条支线的终点站。起初日军进展迅速，只遇到了微弱的抵抗，可是到了三月底，显然中国人打算在台儿庄以及徐州外围几个筑有坚固工事的市镇一带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保卫战。帝国陆军突然发现它面临的敌军比它原来所设想的要多得多。据东京报道，中国人已经在一条二千英里左右长的战线上部署了一百九十个师。台儿庄并不是很有名的地方，但中国陆军大学的战术家们却很熟悉这个地方，他们早就把这个小镇周围的地区当作演习场地了。中国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在台儿庄附近投人了战斗，而日本步兵却得不到机械化部队的支援，开始遭到惨重伤亡。在战争中，中国人第一次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了重要城镇。随着由防御转人了反攻，中国人在战争中也第一次有了乐观主义甚至是振奋的情绪，不再认为日本人是无法战胜的了。

当朋友们告诉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上校说，他们现在认为中国有可能赢得战争时，他表示同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14台儿庄战斗激烈地进行了八夭。双方都数次声称占领了该镇，可是这些说法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小镇经过最初几个昼夜剧烈的白刃战、轰炸和炮击，已成为一堆硝烟弥漫的废墟。《朝日新闻》的一个记者于四月七日报道：“我越走近这个小镇，我看到躺在四处的尸体越多，简直是横尸遍野。”流经附近的大运河，据说“已被鲜血染红了”。15日本军队在这场战斗打响以后的第__________十七天把中国军队赶出了台儿庄，可是很少几个日本人还把它当作是一次胜利的战斗。以精锐著称的板垣师团丢了脸，负责指挥这次战役的第二军司令官濑谷少将，由于玷污了军队的传统，被迫转入预备役。中国的将军们，尤其是“虎将”李宗仁则成了英雄。后来，日本的
参谋人员在估计中国人赢得这次“巨大的胜利”和它对中国士气的影响时，说了很有分量的话：现在中国人“开始大言不惭地讲到歼灭日本军队了”。16

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却没有抓住他们军队士气旺盛的时机，继续展开进攻。史迪威将军对中国领导人竟然“头脑中连进攻的概念都没有”而感到十分困惑。据说，国 民政府的首席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对于台儿庄战役后蒋介石有意坐失良机“怒不可遏”。他抱怨说，“我告诉委员长挥师前进、扩大战果，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干。不久日本人就有八到十个师团进逼徐州，那么，一切都晚了。”17果然，五月十五日，台儿庄陷落不到一个月，日本军队终于把徐州包围了，四天以后，他们占领了这个城市。几百年来，徐州的得失是衡量每个王朝是否稳定的标准。徐州一旦陷落，王朝也就维持不了很久了。

灾难性的徐州战役产生了两个矛盾的后果。一方面，扩张主义者没有从中国人猛烈抵抗中接受任何教训，立即要求进攻汉口。帝国大本营在命令进攻徐州时，实际上已经同意有必要把战争推进到汉口和广州了。六月十五日御前会议批准了这一计划。空军马上开始了轰炸，企图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在另一方面，台儿庄的消息对包括近卫首相在内的一些人来说，却并不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近卫终于同意了石原的意见：摧毁KMT政府是个错误的目标。从来不是以意志坚定出名的近卫，现在开始想方设法从他自己在四个月以前才宣布的政策中后退，并谋求起用对待蒋介石政权态度比较和解的领导人来负责战略问题了。他在宫廷、军界（主要是陆军参谋本部）和商业界的知名人士中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拥护。那些商业界人士对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脱节和不稳定甚为不安。许多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巨头，对于与各轴心国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明显趋势也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强烈地感到，日本的经济前途取决于同英、美的关系是否融洽。

可能天皇本人对于近卫改变主意也有影响。一九三八年春，天皇身边的人用诸如“消瘦”、“憔悴”和“垂头丧气”等词汇来形容他(尽管天皇“非常的消瘦”，可是宫内侍从长和其他人等都不愿意他到他的海滨别墅去疗养以恢复健康，免得他被人指责为给土兵们树立了一个不英雄的榜样5)。在原田日记中，有很多记载说明：天皇对于军事顾问和大臣们所报告的情况，他们对战争的估计，以及近卫首相能否坚定地掌握住政府并设法结束战争等，都表示了深刻的怀疑。18不论人们对于近卫在中国战争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会怎么评论，对于近卫来说，关心天皇的健康乃是超过一切的。近卫首相是贵族出身。他的祖父七十五年前曾任年幼的明治天皇的首相。不能设想，近卫会对天皇漠不关心，而天皇正是由于战争的扩大而感到苦恼的。近卫也得到了聚集在他身边的一批有影响的顾问们的鼓励，其中有些人是内阁参议——近卫一九三七年十月为了绕过他的官方内阁而设置的一种职位，以避免事事通过内阁的麻烦。宇垣一成将军是最先担任该职务之一，由于他宣称“毫无牵挂”，乐于为解决中国问题效劳，而博得了近卫的信任。19近卫的另一顾问是尾崎秀实(尾崎秀实（1901—1944），日本评论家，研究中国问题，历任日本《朝日新闻》驻华
特派员、近卫文麿的顾问等。后因索尔格间谍案，被判死刑。著有《现代支 那批判》、《现代支 那论》等。——译者注)，他后来因为受苏联间谍理查德•索尔格案件的牵连而声名狼藉。尾崎担任内阁谘议，一个比内阁参议官方色彩更少的职位。然而，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他一直在近卫非正式内阁中担任职务，并且无疑地向首相提供了他对中国事务的卓越的知识，传达了他认为侵略中国的政策必然严重地损害了日本的最大利益的深刻信念。按照尾崎的观点，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是无穷的，日本只有同那种鼓舞中国人民坚决抵抗的民族主义的真正利益站在一边才有可能结束战争。20

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这段时间里，近卫也听取了昭和研究会(昭和研究会是近卫控制下的一个智囊团，从事于研究和制订国策，曾提出有关日本内政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方案，供近卫内阁采纳。该会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立，一九四〇年十月解散。参加者有法西斯战犯贺屋兴宜、青田一男、吉田茂等人。该会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译者注)和早餐会的意见。一九三六年，近卫正考虑接受首相职位时，他的朋友后藤龙之助创办了昭和研究会。后藤的目的是搞个“智囊团”，网罗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一些问题，向近卫献策。早餐会是一九三七年底近卫出任首相以后成立的。这是一个由昭和研究会核心成员中精选出来的人物组成的非正式的讨论小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这批教育家、新闻记者和政治家，每月在内阁办公室、首相官邸或西园寺公爵（他的孙子西园寺公一是该会的著名成员）的官邸，聚会两三次并共进早餐。虽然首相不经常出席这些聚会；可是他的秘书牛场友彦和彦道三则经常向他汇报讨论情况。一九三八年年中，早餐会的几个会员，特别是松本重治和犬养健，已经开始从事解决战争问题的活动，并就通过与汪精卫谈判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与酝酿。这一点是很有重要意义的。近卫对那些谋求结束日益加剧的冲突的人们的活动和建议，显然至少都是同情和注意听的。虽然近卫周围的这些团体，代表着不同的观点，提出过各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武力不是结束战争的有效手段. (夸大这些团体成员的反战情绪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由于胆子都很小和总是日对侵华战争提出极其有限的反对意见，而受到了战后作家的严厉批评。尽管昭和研究会的会员们对于大日本主义和帝国军队在中国表现的民族优越感很不满意，但他们还是赞同把东亚从西方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一目的的。一九三八年三木清所写的一篇文章，最能说明他们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了。三木清是昭和研究会会员，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在文章中指责日本对中国使用武力，而靠使用武力显然是不能永远占领中国的；可是他又坚持认为日本“并不一定想把日本的观点强加于中国”。他写道：“这一点，从日本领导人通常认为儒家学说是华北文化工作的指导原则就可以看出来了”，而“儒家学说可以看作是两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共同纽带”。（见三木清的《支 那事务及日本的想法》，载《现代日本》一九三八年第六期第608 页）。三木在帮助近卫形成东亚新秩序的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一九四二年被征召参加了陆军写作队（一个由作家和新闻记者组成的单位）。在菲律宾经过短暂的服役后，他决定不能继续使用他的笔杆子去主持战争了。有一段时间，他在东京的苏菲亚大学避难。一九四五年三月，因为供给一个越狱的左翼朋友以衣食，违犯了“维护和平法”而入狱。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日本当局释放全部政治犯的前八天，三木死于狱中。关于昭和研究会和三木的生平，见皮奥维萨纳的《代表痛苦一代的思想家三十清》；斯波尔丁的《一九三二——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新官僚》和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第114)

他‡对大多数人来说，禁止使用霓虹灯是厉行节约的象征，在情况好转之前，前景只会越来越糟。

[老酒]

在徐州战役时期开始的重新估价过程，最后并没有导致战争的逐步降级或使日本对华政策得到统一。可是，它的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引出了一连串高水平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建议，使内阁改组了，使陆军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人事大变动，使已宣布的国家政策来一个大转弯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新机构来掌管有关对华事务，等等。最后，还导致了批准几个为通向和平开辟新途径的“工作计划”。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内阁的改组，而这次改组把陆军省和外务省都交给了新的领导。

紧接着倒霉的徐州战役，近卫差不多就接近于要辞职了。他身体显然不健康，这或许与他渴望离职有关。不过，当时还很难断定，近卫究竟是由于健康的关系．而躺倒不干，还是单纯为了逃避那费力不讨好的责任——处理几乎无法处理的国家危机。*在同军方不断发生的冲突中，近卫并没有占上风，而为了保持对国家事务的控制，这种冲突是必不可免的。他并不欣赏政治论战，但他自认为超然于论战之外。他首先是一个贵族，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他在早餐会里的一个同事说，“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贵族。”27在日本，没有比近卫的门第更高贵的了。几世纪来，藤原家族和它的最显贵的支系——近卫家族——都在统治着日本，甚至当它的权势衰落以后，也还继续从这个家族中选出日本皇后和其他重要的宫廷人物。近卫很容易同天皇接近，而且能够颇为正确地使用天皇的语言。从少年时代起，近卫就开始使用矫揉造作的古老词汇了，而正是这种词汇使得天皇讲的话无法为大多数日本人所理解。大人从小就教近卫用皇室的方式称呼他的双亲为“御父”和“御母”，而不用习惯的称呼父亲和母亲。28近卫具有的贵族性格和品德，使他成为一个被大家注意并极为重视的政治家。可是那种传统的软弱性，则又使他成为一个优柔寡断的蹩脚领导者。他将近六英尺高，使多数日本人相形见绌。他的才华很高，但对中国却是惊人地无知。据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讲，他同他的文学俱乐部白禅社里的知识分子和唯美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集体，而且“喜欢邀请学者们尽可能经常地给他讲课”。29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翻译了几部奥斯卡•王尔德（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文学家，著有《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剧本。——译者注）的著作。一九一四年，他翻译了王尔德的《在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书。这本书好象是引起了这位年轻公爵内心的共鸣。他衷心地同意王尔德关于劳动并不是人生目的的论点，而过有教养而又风雅的舒适生活和悠闲度日才是人生的目的。（几个世纪以来，以优雅、懒散、肤浅地涉猎艺术和卖弄风骚而著称的日本贵族，的确是王尔德典型理想的体现。）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根据他同近卫相识四年的体会，断言近卫是“迟钝的”。“近卫的表情说明，他既没有活力又不果断，倒是带有一种哲学家的疑虑……他的眼睛最能说明他的特征，它显示着智慧和政治敏感，但又带着懒散的神情。”30一九三八年夏，《亚洲内幕》的作者约翰•根室在拜访了近卫之后也作了类似的描写：“他看来缺乏干劲——也许他烦恼死了。”他举出了近卫不守时刻和极端厌烦早上（上午十一点以前）的约会的特点，并且补充道：“他的朋友说他简直是个典型的懒汉。”31
(鲁斯的出版物对近卫的多疑、失眠、孱弱和偏见很感兴趣。《生活》杂志称他为“天生的多疑症患者”。（见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号，第111 页）。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时代》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并根据不具体的证据推算出来：“从二十五岁起，他每天有半天消磨在床上。”《时代》杂志说，“实际上，他的卧室是他的指挥部，他不仅在危机时刻躲到卧室里去，而且在那里读书、开会、看电影、听无线电、吃饭和睡觉，而且还在那里担心睡不着觉。”（见该刊第32 页）对此人更客观的评价，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81—283 页和斯托里的《藤原家族的末代子孙近卫文麿》。)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近卫的形象，是一个身体虚弱、态度客气、难以捉摸、很有教养、深于世故、忧郁沉默的人。对他的秘书来说，他好象是“一个孤独的人”，“几乎是哈姆雷特式的人”（哈姆雷特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悲剧的主角，以孤独、忧郁著称。——译者注），他“打心眼里从来不完全信任任何人”。牛场重复了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对近卫的评价后，回忆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缺乏领导能力。最后，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军队“从来不说，‘不行！你们必须这样做’”。
(根据一九七〇年五月访问牛场的记录。西园寺评论（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81 页）道：“作为个人来讲，近卫有很多优点。他有敏锐的直觉感和比较精确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他不为小事操心。在当时的政治家中间，没有人在这些方面胜得过他。可是近卫却不具备一种很重要的品格，那就是他没有一股子力量，……没有把一件事做到底的魄力……日本的行动路线早已由军方决定。军方的政策就是国家的唯一的政策。首相、天皇等人的意志，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

*在争论“全国总动员法”的过程中，近卫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这位心神错乱的近卫乃借口身体不好，躲到他在东京郊区荻洼的别墅去休养了。徐州战役的发动只是增加了他的沮丧和失望，至少早在三月十七日，他就已在私下里谈到辞职了。32三月二十九日，他觐见天皇请求批准他辞职。近卫说，要让“我这样有名望但无实权的空想家来无限期地负责这个局面，那是极端困难的”。他建议，如果任命一个“有实权的人”来负责，将会更合适一些。33两天以后，近卫在和原田熊雄男爵的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最后促使他辞职的原因。杉山陆军大臣突然飞到华北，除了曾告知海军大臣要作此行以外，他既没有告诉近卫，也没有通知任何内阁

成员说明这次使命的目的何在。近卫告诉原田说，“陆军所有的活动，都是这样干的”。近卫说，例如，军部甚至坚持要速选军人负责华北和华中地区各国策公司。这才真是个讽刺，因为成立这些公司的重要理由之一，恰恰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不让军队插手经济政策的制定。近卫悲伤地对原田说，“我感到我简直就象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34

事实证明，近卫本来就坚持不够，这次又未能坚持，因为天皇和他的顾问及朋友们都劝他打消辞意，重新组阁。35从五月开始验六月底，重新组阁的问题集中在广田外交大臣和杉山陆军大臣两人身上。近卫的目的是要取消“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或者至少使之温和一些，而他认为广田是这项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用外交官加濑的话来说，杉山“脾气很好，但毫无头脑，昏庸老朽”。恰恰是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后很关键的十六个月里，在名义上担任了陆军大臣。36在这一段时期内，陆军的统治权究竟属于谁是很难搞清楚的，不过，显然不在杉山手中。近卫把他看作是“扩张主义者的机器人”。
(根据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的回忆录，杉山被他的陆军部下摆布到什么程度是很清楚的。风见写道，“尽管听起来是可笑的，但成立临时政府的报告对近卫和我来说，都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我们只是通过报纸的报道才知道这件事的。”早些时候，近卫曾问过杉山关于这一行动的谣传是否属实，而杉山则一贯“用不置可否的方式来作答，让我们总是无法弄清真相”。风见说，最初，阁员们都对他们事先一无所知而表示十分气愤，并且打算拿陆军大臣出气。然而不久以后就弄清楚了，他和文职的内阁阁员一样事先也不知道，他也不过是“被迫同意既成的事实”。（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59 页及第89一90页）)

此外，如前所述，近卫对于杉山不愿在内阁中与他和别的文官阁员讨论重要的军事问题非常恼火。杉山在这方面近乎偏执狂的一次最出色的表演，发生在战争初期。当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
次内阁会议上提出，陆军在到达永定河后就不要再向华北推进了的时候，陆军大臣怒吼道：“在这样的地方说这种话，这是什么意思？”把那位倒霉的海军大将吓得顺从地说：“我想你是对的。”37其实，近卫好几个月来一直都在物色取代陆军大臣的人选。可是在战时，轻率地采取这个步骤是不行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进行战争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意见。况且，杉山又不肯给近卫一点便宜，悄悄地辞职了事；相反，他对近卫能够给他施加的全部压力，包括在皇宫内要他下台的间接表示在内，抵抗了好几个星期。38

选择继任人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陆军中各个派系都力图使各自中意的人选上台。反扩张主义者支持石原将军，如果石原不行，就支持多田将军。近卫认为“统制派”的官员应对挑起战争负责，所以渴望从其对立面“皇道派”方面推选一个人来代替杉山。*例如。对于近卫来说，柳川平助中将是个“非常中意的”人选，可是这位将军在过去几个月同计划作战的最高军事机关毫无联系。39扩张主义者提出的人选中，有当时任陆军次官的梅津将军，可是近卫和梅津的关系不好，而且认为梅津是扩张主义派的“幕后操纵着”。40
“皇道派”是一个松散的集团，大体上由年青的野战部队军官，甚至是连级军官组成的。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企图把日本引向极端国粹主义的方向。他们毫无组织纪律的活动，包括暗杀和搞政变，震惊了比较保守的、主要是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对手“统制派”。一九三六年二月，“皇道派”组织的一次全面的兵变失败后，“统制派”胜利了。由于詹姆土•克劳利对这问题作了重新的估价，以皇道派—统制派两派斗争来解释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一些事态的作用已经减少了。然而，两派的抗争对于近卫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他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写的回忆录中，谴责“统制派”要对日本侵华和南进到东南亚从而引起珍珠港事件负责。〔译者按：“统制派”是三十年代日本陆军内部的一个派系，参加者多为陆军省、参谋本部和中央官厅内的一批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同政界、财界的军国主义分子有密切联系，为加速日本法西斯化而策划过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关于一九三六年二月“皇道”组织的兵变，是指日本现代史上的“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法西斯军人在东京发动武装政变事件，以建立法西斯军人政府，加紧扩大侵华战争。在“皇道派”法西斯军官率领下，约一千四百名士兵曾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袭击首相官邱，杀死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二月二十九日暴乱平息后，继冈田内阁的广日内阁更为反动，标志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最后选中了板垣征四郎中将。板垣象石原那样，开始是满洲事件的强烈支持者，但后来就转而主张战争局部化，并希望尽快地结束战争。板垣看来并不是哪个派别或集团最中意的人选，事实上，正是由于板垣不带着派系色彩近卫才对他感兴趣的，因为近卫改组内阁的目的就在于加强文官对领导战争的政治控制权。在这一点上，格鲁大使对这次任命的分析大概是正确的：板垣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为他“既在陆军的年青军官中享有威信……又认为陆军应当不干预政治。”41

可是，为了促成这项任命，近卫不得不接受关东军的东条担任陆军次官作为妥协，次官这一职位也几乎是和大臣同样重要的。后来，近卫把这段期间内没有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归咎于他的新任陆军次官。近卫声称，“我本来对板垣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杉山和梅津却要求让东条任陆军次官，这给我埋下了‘祸根’，真使我大失所望。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东条和梅津就象是‘一个人’似的。”42

免去广田外交大臣的职务倒不太复杂。近卫用不着被迫接受什么不愉快的交易，就物色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宇垣一成。宇垣是陆军预备役的一位将军，是第一个非职业外交官担任外交大臣职务的人。在这次任命前半年，宇垣就已经是内阁的参议了。近卫充分了解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并确信宇垣能够协助他改变一月十六日的政策，因为宇垣在KMT上层有大批的朋友。但是，近卫之所以考虑任命宇垣，实际上并不是以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如何来决定的，因为宇垣的观点肯定是近卫所能接受的。首相的一个疑虑是，担心宇垣是否有魄力足以把长期以来陆军对他的不悦压下去，从而把他的想法付诸实现。宇垣知道得很清楚，他自己在政党、财政金融界和整个公众中都颇享众望，但在军界中情况却不是这样，因此他并未仓促地接受这项任命。

[老酒]

一年前，甚至在宇垣已经接受了天皇的组阁命令后，陆军中的一个坚决的集团还横加阻挠，以致宇垣不得出任首相。他的对头们对他在一九二五年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大幅度地缩减陆军的实力这件事耿耿于怀，从不罢休而且对他以和各个政党联系较多而著称表示不满。有些人认为，一九三一年三月推翻政府的阴谋活动，是他告了密，因而对他怀有敌意。43一九三八年，那些鼓吹与轴心国加紧联系的人，担心任命宇垣会相反地导致加强与英国的联系，这种担心由于他很快就采取主动与英国人进行友好谈话以及英国人热烈欢迎他的任命而得到了证实。英国大使写道，“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这位将军，显然他把改善同英国的关系看做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44

宇垣意识到他的地位不稳固，于是他提出杉山必须辞职作为他入阁的先决条件。而且，在近卫决定提名板垣为杉山。的继任人时，他可能起了作用。45

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很快地理解为什么近卫挑选他当外交大臣，并且使我们知道近卫重新估价对华”政策是朝哪个方向转变的。宇垣反对“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认为它恣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出任外交大臣以前不久，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日本人总是说，我们希望‘中国是中国人的’，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如果把这当作一个标准，那么，无论中国人希望任命哪个人担任什么职务，我们都应当感到满意。”46宇垣明确地告诉近卫；只有就撤销“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讲话取得了谅解，他才领导外务省。那时（一九三八年五月），近卫已和宇垣意见一致，所以没有抵制宇垣的要求，并且答复说，他希望宇垣能够设法体面地撤销那个“考虑不周的”声明。
(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16 页载：从近卫和原田的一次议论中，可以看出近卫对撤销声明比宇垣更为主动。原因引述近卫六月三日说的话：他要宇垣来一个外交上的大转变，“因为广田和我过于着重搞垮蒋介石”。（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5 页）

此外，此外，宇垣还要近卫接受以下三项总的原则作为他入阁的条件，即：迅速巩固和加强内阁，迅速决定一项对华的和平政策，迅速统一对华外交政策。47用历史学家臼井的话说，近卫准备接受宇垣提出的所有条件，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说宇垣的任命“好象是希望之门已经打开”；很多人都肯定感到，对于解决中国问题会将有新的设想，战争拖长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小得多了。八月，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村山平助在《改造》月刊中写道：“我们的希望和期待都寄托在宇垣身上。如果在‘危急’局面下出山的宇垣没有‘成就’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得救了。”48

[老酒]

石射猪太郎的《意见书》
为宇垣撤销“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提供合理论据的人是石射猪太郎。他是外务省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亚洲局的局长。一九三八年六月，石射为他的新上级准备了一份很细致的长篇《意见书》，其中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各种途径。49石射象石原将军一样，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必须顺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风向来扬帆，他的“意见书”很有说服力地阐述了这个观点。有很多理由说明它不是一份普通的文件。与外务省绝大多数呆板的、公文式的文件不一样，它既是生动的、有见解的、几乎是动了感情的呼吁，又讲出了心里话和头脑里的想法。它用了很多辛辣的比喻；例如，说日本的对华经济政策，就象一条章鱼把它自己的触角都吃掉似的，因为日元集团的扩大，正在使中国的购买力枯竭，并且造成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急剧下降。50但最突出的是，《意见书》的洞察力和坦率程度都是惊人的；它为一种当时很不盛行的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直率的辩护，而这种观点则表达了走在时代前面的少数意见。

石射一开始就提醒宇垣，尽管从狭义的理解，“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意思是指不与KMT政府和平谈判，可是从声明所用的语言来看，“人们觉得还是有一些灵活余地的”，因为声明用的是通俗的、大众化的文体，而不是正式公文文体。由于近卫和广田拚命强调，“即使KMT领导人建议举行和平谈判”，日本也永远不会同他们谈判和平问题，才把这个声明搞得没有灵活的余地了。51不幸的是，那些“公众舆论中肤浅的见识”竟如此称赞这种强硬的论调，以致现在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地反对它了。石射转而用相扑摔跤的比喻来说明他对“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的不满。象摔跤者用闪电般的动作把对手摔倒到圈子以外一样，这个突如其来的政策意想不到地把和平的希望都化为乌有了。但是，日本政府通过这次戏剧性的动作又干了些什么呢？“只是限制了自己对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抉择的可能性。我们拥有的唯一政策就是推进。”总之，“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只不过是同一个笨拙的相扑者在某个闭塞落后的市镇里的三流摔
跤表演中作出的华而不实的姿态一样。52

石射认为：日本如果希望尽快结束“事变”，只有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他认为，汉口战役结束后再进一步扩大战线的方针，显然是误人歧途，因而不应予以考虑。第一个方案是，争取胜利结束汉口战役，然后沿着陇海路和长江下游建立一条前沿交通线，并且沿着相互衔接的铁路线和航道占领全部通向北方的地区。石射说，虽然这个计划听起来好象不错，可是它有几个缺点。如果采用了它，KMT就会收复一些领土，从而提高它在中国人中间的声望和威信。那就会使占领区的人民“动乱”，从而占领军就更加难于维持治安了。KMT政府会“更加热中于搞它拿手的游击战术”。53同时，在没有占领的地区，KMT政权将加强它的军队，进行一场反对日本的消耗战。最后，日本将不得不去摧毁这些武装力量，那就意味着在新的战线上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敌对行动。石射警告说：即使这些预言中的最坏情况没有发生，仅仅防护沿长江到汉口六百英里的占领区和维护几千英里铁路网的交通线，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简言之，石射感到这个计划“无法解决局势问题”，而且会“继续成为我们保卫别的地区的障碍”（大概是指对苏联）。54因此，根据他的判断，这个方案没有什么价值。

石射提出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作为第二个供选择的方案，这个政府将要把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联合起来。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设想过这项办法了，在发表“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声明时，就已经准备采取措施设法吸收唐绍仪和吴佩孚*作新政府的头头。据支持这两个人的说法，唐在华南很有威信，而且在KMT内有一定的声望，这点将是有用的；吴和华西、华北都有联系，这点将使得他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合作者。这种说法鼓吹新的中央政府不用特别费力气，就会获得声誉。非占领区和占领区的地方军阀都会看到这个风向，赶快在新政府的屋檐下找一个栖身之处。其结果是，KMT就会被抛弃。石射用了最大的篇幅来讨论这个方案，因为当时这个方案正受到文官和军方的有力支持，而且正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一九三七年前后至一九三八年秋，企图罗致吴佩孚出山，充当傀儡的经过，可参阅《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第215—225 页载陶葊写的《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一文。——译者注)

石射认为，第二种方案过高地估计了唐和吴的声誉，他们只不过是“政治僵尸”和“遗老”。他说，让他们复活是十分可笑的。中国人将把他们看作是“不知自己死之将至的老头子”。石射声称，唐在他的同胞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声望，而且人们仍然记得，唐下台后任挂名职务时搞得很糟糕，以致曾被他家乡的那个县的老百姓驱逐出境。石射说，考虑同那样一个泥足英雄合作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可是吴佩孚则甚至还更糟。吴狂妄地说什么他的东山再起将会解决中日问题，这只能被认为是患了陶醉于过去的声誉的一种病症。那些支持吴的人争辩说，全中国的军阀，尤其是四川军阀将与吴佩孚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反蒋联盟。石射写道，吴的确与某些军阀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是有不少人不满KMT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化；可是指望他们当时就会起来反对KMT，那就“错误地估计了时机”，55只有当KMT奄奄一息的时候，军阀们才会采取行动来反对它，而KMT现在离奄奄一息还远得很哩。事实上，国 民政府正在密切注视这些军阀，特别是四川的军阀，何况这些军阀都是一些投机分子。光靠对吴的忠诚还不足以促使他们起来反对占优势的KMT军队。此外，那些还不受KMT控制的军阀则因互相猜忌和争夺而四分五裂，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他们会同吴汇合，组成一个名符其实的联合战线。基于这些理由，石射劝告外交大臣暂缓考虑这两种方案。
(据《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26 页载，石射的尖刻的原话是：“老头子竟象年青人一样泡在冷水里，结果是病倒了。”这里的翻译也许没有把这个味道译出来。)

石射一带而过地提到第三种供选择方案，那就是把目前。已经建立的那些合作政权同KMT政府合并。石射说，首先。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都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因而与KMT政府是势不两立的。此外，对KMT政府来说，同它一开始就讥讽为伪政权的政府搞联合，实际上就等于是投降。石射断言，“不管你说中国人多么会搞妥协，可在这个问题上则是毫无希望的。”56

石射认为，第四个是唯一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与国 民政府恢复谈判。石射马上回答了那些一再反对同一个与GCD人搞联合的政府达成和解的意见。他争辩说，“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统一战线的现实情况，我们就会看出，中国GCD只是被允许参加抗日阵线而已。”同中国GCD长期打交道的惨痛经验，使KMT清楚地认识到：GCD人是把统一战线当作一种手段，使他们被削弱了的实力得以重新壮大，因此，国 民政府最不能容忍GCD作为一个政党的种种活动。据说周恩来毛泽东和其他人已经加入KMT，这并不表明GCD人马上就要“吞并”KMT，它实际上表明，主动权仍在KMT手中。57

石射热烈赞扬KMT解决了它和西南军阀集团的分歧，结束了福建省的独 立运动和把GCD的军队赶出了江西省。除了军事成就之外，它在教育、财政金融和经济等方面也取得了值得称赞的进展。石射说，“恰好与我们对中国的看法相反，KMT政府一直在进行革新的统治。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曙光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正是因为这样，KMT政府的力量不断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甚得人心。”58

石射写道，“不可否认”，蒋介石是肩负中国“民族复兴”的人物。中国人只对他一个人表示信赖。“他的形象比KMT和政府中任何别人都显得更加出众。”59设法推翻蒋政权或坚持让他下野，同“征服象张学良那样的地方军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推翻KMT显然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尝试一下都会是得不偿失的。远东的稳定和中日合作，是日本反复提到的理想。就算把KMT摘掉了，继任的政权也肯定会是软弱的，也无法统治整个中国，其结果是中国将变成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破产的国家。在接踵而来的混乱和骚动的局面下，只有一个无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武装得最好的集团可以从中得利，那就是GCD。其结局将是，中国会成为一个破产的国家，而日本则担任着一个破产国家的管理人。帝国军队将不得不去镇压大批流浪农村的散兵游勇。对它所占领的地区得搞个庞大的救济方案。还得进行大量的宣传和教育活动。最重要的是，日本还必须把GCD军队镇压下去，而GCD军队则很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享有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又从何谈起呢？那样一种局面将使日本关于努力促使远东稳定的主张成为笑柄。

石射断定，日本只有一个选择：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同中国谈判一项体面的、宽大的和平。至少就目前看来，中国和KMT是一回事，而蒋介石则是KMT的“轴心”。如果象东京许多人所提出的最低要求那样，尽力把蒋赶下台，让他隐退，不管是事实上的隐退或是名义上的隐退，那都只会有损于日本的事业。中国人会把蒋的下台看成是日本对中国的惩罚。而且，主张强硬路线的分子决不会让“中国人最尊敬的”蒋介石辞职。他们反而会促使他们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抵抗。“我们必须做的是，挽救并设法利用蒋。”60

石射说，很长时期以来，日本人一直鄙视蒋，把他看做死敌，一个“把日本当作工具来统一国家的”可恨的敌人。但是事实却是，他在一九三五年底当行政院长后，任命了象张群那样的亲日派参加内阁，以表示他对友好地调整中日关系甚为关切。石射提醒宇垣，那时这个委员长也曾派出密使向宇垣表示衷心希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一九三六年，这个委员长曾对日本驻华武官说：“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们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内就不会有别的机会了。”61日本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宣称中国已经忍无可忍，这是日本将会永远感到后悔的事。更加遗憾的是，他们把蒋在牯岭的“抗战到底”的誓言看做是“胡说八道”，而没有意识到他已决心实现这个誓言。62

石射要求宇垣注意，某些不负责任的政府人士，无论在精神和文字上都一贯违反天皇的旨意。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天皇在议会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我的士兵们之所以不顾种种困难，而忠实地奋斗”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并建立和平”。此外，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政府发言人在天皇御前表示过，“消除所有过去的摩擦，并在宽宏大量的精神和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中日关系”的决心。天皇的大臣们曾宣称，两国之间的“融洽无间”是日本谋求解决中日问题的最终目的。可是，从那时以来，这些大臣们十分失职。他们没有让人民知道这些原则，“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发表了一些与一月十一日御前会议决定相反的声明。”63

由于这些当局人士无视御前会议决定的精神，所以政府和人民都在这样说：“在大陆上出现这么个绝好机会，那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着的啊！”“即使中国是一个独 立的国家，也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殖民地”；“应当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去处理敌人的财产“；或者“既然我们已经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们至少应当取得对华北和华中的控制权”；等等。这一切可以经常听到的说法，无情地拆穿了日本自称她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的虚伪性。石射写道，“我们要征服中国——那就是日本的心情。”这样一来，日本远远没有遵照天皇的命令，在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现宽大的和平，而是日益倾向于采取以下这类态度：“你能拿走多少就拿多少”，“抢在别人前头，尽量地捞一把”和“让我们把中国瓜分掉吧！”石射问道，御前会议的决定和上述这些掠夺成性的情绪之间所存在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日本怎么能希望实现中日合作和东亚和平呢？64\

[老酒]

石射告诫宇垣说。只要日本采取这样的态度，即中国是有罪的，因而应当接受严厉的条件，那么中国人就不大可能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他预言，“即使中国会屈服的话，那也会使今后一百年发生麻烦。”反之，如果一个强大的日本对她的软弱的邻国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那决不会有人就此看不起她。相反，全世界都会称赞她的“武士道”风度。中国长期以来对日本的仇恨从此就顿时消逝，而且还会使中国人心里树立起一种信任感。石射附和石原一直呼吁的主张，认为日本必须向中国人提出“俾斯麦式的和平”，就象俾斯麦在普奥战争结束时向奥地利人提出的宽宏大量的和平条件一样。65石射说，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认识到，和谈的“最大障碍”是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的存在。允许它们继续存在，就会产生以前冀察政权所造成的那种对抗情绪。石射建议说，因此，日本应当规定一个期限，让国 民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整这两个政权的地位。石射还说，日本能否完成这件任务，尤其是能否放弃“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声明，“完全是一个我们政府当局是否有勇气这样做的问题”。那就是说，面对着可能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响，政府当局是否能证明自己的力量强大得足以根本转变国家的政策，甚至冒着有“生命的危险”也在所不惜？66石射断言，如果它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那么这个风险就值得去冒，因为日本现在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宝贵机会，来调整两国的关系和开创和睦的新纪元”。67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34 页。不过满洲国则是另一回事。石射告诉宇垣，“根据来自意大利这一途径的消息，中国准备承认满洲国这一点大体是明确的”，这也许是“由于收复失地已无望”。（同上书）战争最初几个月里，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和驻日大使馆都积极从事于调停的努力。)

新外交大臣研究了石射的《意见书》以后，在封面批上了：“它大体上符合我个人的意见”。68九月，他邀请了一批记者到叶山的别墅，除了讲一些情况外，还向他们讲了普奥战争的历史。宇垣在重复了石射对俾斯麦的敬仰和他自己对取消进攻汉口的主张时，颂扬了俾斯麦这位普鲁士领导人和他的总参谋长冯•莫尔特克“在世界军事史上开创的光辉经验”。普鲁士人在几周内就打败了奥地利军队，之后他们决定不攻陷维也纳，而情愿“在城堡的防御地带停止进军，同意建立一项不割地赔款的和平”。宇垣指出，在普奥之间和中日之间有着重要的类似之处。俾斯麦和冯•莫尔特克之所以宽宏大量地对待奥地利人，是因为他们预见到要对法国进行战争，因此希望奥地利不要参加到敌人那一边去。69目前的情况，今天的苏联就是当年的法国。

内阁改组于一九三八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完成。新内阁仍然由代表宫廷、军部和财政金融界的各种人物联合组成。不过，近卫还是设法把那些愿意献身于新的解决战争途径的人，尽可能地组成了最强大的联合，并且成功地把那些与不妥协政策有密切联系的人们排除在内阁之外，而不妥协政策是一月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所制定的。他还获得了天皇的批准。以五大臣会议作为全国最高决策机构，从而增强他自己的实力。这样一来，曾经由二等的陆、海军军官随意摆布的联席会议，就正式地由近卫自己指定的官员组成的一个切实可行得多的会议所替代。这些官员是：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大藏大臣。看来为结束对华战争找到一条崭新途径的布置已经就绪。

宇垣的任命预示着谋求和平的新时代的到来。最富有戏剧性的证明是，宇垣和他的私人朋友、曾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张群互通了电报。张群致电宇垣，祝贺他就任新职，说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使他“为东亚而欢欣鼓舞”。70这种做法在战时来看，是极其不平常的。接着，他希望宇垣在重开和平谈判方面发挥作用，并建议汪精卫可以作为中国方面的和谈代表。这位日本外交大臣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并且还得到了象石射那样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及时地向张表明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宇垣回答说，他认为由汪精卫代表中国进行和谈不合适，因为尽管汪很有资格当代表，但“你们的同胞会认为他是个亲日派的首脑……因而可能指责他出卖 国家。”71宇垣想起了战争开始后不久，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在新加坡发表过一些和解性的意见，所以他建议由孔来当代表比较理想。大家都知道他和蒋的
关系非常亲密，是能够代表蒋讲话的。此外，他本人不象汪和张群那样由于有亲日的污名而不具备代表资格。孔显然同意这项安排，因此他派了他的私人秘书乔辅三去香港和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会面。六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双方都寄予很大希望的这次谈判，一直谈到九月一日。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而且有个时候日本已经准备好一艘军舰把孔送到长崎或台湾的某处和宇垣会见。可是，尽管成功的希望极大，谈判最后在几个问题上以失败告终。

谈判之初，孔要求日本把条件都开列出来，宇垣回答说，“尽管政府改组了，新内阁和外交大臣是一致的；虽然我接替了广田，日本对外政策仍然不变。”72据中村后来回忆，来自东京的指示使他特别难办，指示说，“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没有改变。他于一九五六年写道，“根据那种指示，我简直就没法去开始谈判。”这位总领事飞回国内同宇垣商谈。宇垣对他说，“日本最后是要放弃‘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旗号的，可是现在我们不能那样做。”当时与宇垣有密切接触的石射，是能对此作出有权威性评论的人。他后来写道，宇垣之所以采取强硬立场，只是想把要蒋介石下野作为初步讨价还价的策略，随着谈判的进展，他是准备作出让步的。73

然而，宇垣自己的日记却说明，在他当外交大臣的几个月里，他的感情起了令人惊奇的变化。当与孔的谈判正在开始进行的时候，宇垣于六月二十八日在日记中显得非常同情蒋和蒋所面临的问题。他写道，“中国被列强捆住手脚一百多年了”，其结果是，“无论中国人怎样努力奋斗，他们也无法向前迈进。”可是，近年来，中国对于她所蒙受的灾难作出了反应，民族团结的“强大潮流”已达到席卷全国的程度。字垣写道：“蒋介石是走在前头领导这一潮流的人”，但是日本人“应该特别注意以下这个事实，即使我们把蒋介石推翻了，这一潮流还将一如既往，继续向前。”74七月十五日，宇垣写下了他的信念：除非日本帮助促进和加强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反对它，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和获得持久和平才有可能。75然而，短短的两个月后，字垣在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前夕，却感到“必须增加我们的压力以粉碎蒋政权和他的一伙人。”76

不管宇垣个人的观点如何，七月八日五大臣会议所决定的日本政府的正式观点是，日本人“接受中国当时中央政府的投降”，是以蒋的辞职为条件的。近卫政府已经同意有必要修改”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以便在处理有关KMT政府投降的问题上与KMT政府打交道。石射认为，打算完全推翻“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同蒋本人谈判，那是要有勇气的，可是五大臣却缺乏石射所谓的必要的“勇气”。七月八日，他们正式要求“蒋介石下野”。77

宇垣在向中村解释这仅仅是个暂时的权宜之计时，强调指出，不管怎么说，蒋把他的国家管理得很糟糕，使中国人遭受了极端的苦难，因此要他退出政治舞台是“理所当然的”。*中村表示不同意：中国人民并不认为蒋要对打败仗负责，因此，要求他辞职会“引起麻烦”。78宇垣在同孔的间接谈判中，对于蒋的下台，采取了稍微有点不同的方针。他把下台问题同孔提出的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一个是赔款问题。孔要求日本放宽要求，因为中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简直付不起战争赔款。孔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承认满洲国问题。孔说：两国对那里事实上存在的局面都是尊重的，而且中国实际上已经默认了满洲国；满洲国问题在中国国内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此时日本应承认这一点。鉴于这种情况，孔问日本是否可以同意取消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的要求。79
据格鲁大使报道，宇垣向英国大使克雷吉表示，“蒋介石本人并不是强烈反日的，可是他必须对在学校中和其他地方加强抗日宣传负责，除非他来个转变，日本政府就不能和他打交道。克雷吉把这个转变解释为‘直至委员长与GCD决裂’。”（见格鲁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向国务卿的报告，载《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263 页）

宇垣对孔的答复如下：如果孔要求日本人适当地考虑中国国内的问题，那么也应该能意识到蒋介石同样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国内问题。“日本人把蒋介石看作敌人，并且说过不同他打交道。但他们对中国人民不抱恶意。可是鉴于蒋领导这个国家，造成了当前的局势，因而大多数日本人都憎恨他。”宇垣说，因此，如果中国想要在满洲国和赔款问题上得到让步，就应很好地处理蒋的问题，同意他下台，以“缓和日本人的情绪”。宇垣最后说，他的辞职“对你们国家比对日本更为有利”，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够在日本为取消赔款和“默认”满洲国问题制造一种适宜的气氛。80这些巧妙的论据并

没有能够说服孔，他甚至从未暗示过蒋有下台的微小的可能性。孔告诉宇垣，如果辞职对于缓和日本人的情绪是必要的话，那么他本人辞职也许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孔当时刚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这一姿态也没有能使东京感到满意。虽然蒋的辞职是谈判中的主要症结所在；可是华北问题也是一个主要障碍。孔祥熙讲了一堂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的课来回答宇垣关于把华北划为“特殊地带”的要求。孔说，中国人民一贯把长城以外的地区看成是“未开化的”地区，对于那里存在外国势力并不特别关怀。因此，中国愿意默认满洲国的存在，也同意日本在内蒙古驻军并建立一个特殊地带。他坚持说，日本必须理解，长城以内的地区则完全是属另一回事。如果她试图“解放”华北并在那里无限期地驻军，可以肯定中国人会“坚持日本最后企图吞并整个中国的看法”。81

宇垣回答说，认为日本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是很可笑的。如果她准备这样做，她为什么只在华北划出一个地带呢？难道南京和上海不是已经落人日本的手中了吗？宇垣解释说，在华北的特殊地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中日联防反共。内蒙古是防御的第一线，华北是第二线。宇垣表示，“我们正在做的一切都是我本人和段祺瑞政府签订的协定的继续。”宇垣讲这话时，大概没有察觉到，段棋瑞在军阀极盛时期称霸华北，而KMT政权宣称要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称霸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意味着一个分 裂的中国和出卖领土和主权去换取日本的靠不住的军事援助并从中贪污。82如果宇垣真以为那样谈一下日本在华北的意图就会使孔安心的话，那就说明甚至在象宇垣这样的温和派的心目中也没有怎么意识到中国的情况正在变化。及至八月，关于中国人不同意宇垣建议的反应，纷纷传到东京，这不仅来自中村总领事处，而且也来自各种各样中间人那里。接近委员长和张群的重庆《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会见了一个和宇垣有接触的日本同行。通过他们的会见，宇垣才知道，只要日本继续施加要分 裂中国的压力，中国人就决心抗日到底。这个记者强调，日本迟早必须承认两件事：中国打算在政治上达到统一；KMT政府是中国唯一的一支政治力量，因而，也是日本必须最终与之打交道的政府。83

[老酒]

宇垣通过与孔谈判解决中日问题的努力持续了整个八月份，但是因为孔在蒋的辞职问题上没有作出让步，在香港的谈判于九月初就陷于停顿、拖拉的状况。宇垣在夏季以前抱有的积极性到这时就消磨殆尽了。汉口战役已经开始；五大臣决定坚持蒋介石必须辞职；土肥原将军经东京批准正在劝说吴佩孚出任中国的一个新政权的首脑；影佐祯昭大佐正在为最终导致成立汪精卫政权进行初步接触。从对宇垣的威望来讲，最糟糕的事情是，陆军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门机构（最后定名为“兴亚院”†）以便剥夺外务省在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一切控制权力。本来宇垣对于转变对华政策的热情已经在减退，事态的这些发展使他的热情更进一步低落了。外交大臣对于有些行动竟一无所知，对于另一些行动则无法加以控制。例如，正当他与孔会谈时，有人就在向汪精卫的追随者进行初步的试探。正是那个新的有关中国的机构篡夺了外交大臣的权力这件事，才最后迫使宇垣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辞去了他的职务。
(影佐祯昭（1893—1948），曾任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一九三九年，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门负责对汪精卫的工作，一九四〇年，任汪伪政府的军事顾问。——译者注.“兴亚院”是直属日本内阁的一个殖民侵略机构。近卫内阁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设置。在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寇为了集中统一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扶植伪政权等罪恶活动，决定建立这个机构。总裁由内阁总理大臣兼任，副总裁由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兼任。——译者注)

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外交大臣在内，都认为需要有某种协调机构来决定对华政策。84宇垣赞成在首相领导下成立一个机构，但其权限只限于管理中国占领区，至于全面的对华政策则仍应由五大臣来制定。根据他的意见，那样一个机构的首要任务，是联系沟通与中国有关的各省（部）的情况，并主要指导在中国占领区的各国策公司的业务。可是陆军的想法却很不一样。它想要搞一个有广泛权力的机构，涉及到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并对整个中国都有管辖权。多少有点不协调的是，陆军还要它的特务机关，在中国大陆的地方行政事务方面保有相当大的“就地处置”的权力。九月二十七日，宇垣通知五大臣会议，既然他已经承担了解决中国事变的责任，他就不能同意建立一个有关中国的机构，除非外务省仍拥有与KMT政府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权利。由于陆、海军大臣的反对，会议陷人了僵局。两天以后，宇垣向近卫提出辞职。他说，既然没有运用外交手段的余地，他就无法行使外交大臣的职责。他的辞职获准，两天后，近卫于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一个满足陆军全部要求的“中国局”。正如几天以后《朝日新闻》所评论的那样，外务省已经“威信扫地”。85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务省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发言权愈来愈小，以致四年以后，外交大臣东乡茂德被告知，外务省在对华方面的职责仅限于正式接待使节和签订条约这类的“纯外交”事务。86十二月，这个局改名“兴亚院”。首相虽是该院的总裁．可是它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现役的陆、海军军官。他们当中有总务长官柳川平助中将和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少将，而铃木也许是该院最重要的成员。一九三九年初，日本政府宣布在张家口、北平、上海和厦门成立四个“兴亚院”的“联络
机构”。所有这些联络机构都在陆、海军将领的控制之下，例如，临时政府的主要后台喜多将军就被指定来领导驻北平的机构。关于建立“兴亚院”的帝国法令，授予“兴亚院”全权“管理有关中国事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而且，政府公开发表的声明指出，敌对行动的终止并不一定意味着“事变”已经结束。换句话说，政府预见到有必要使“兴亚院”继续起作用，“直到中国的重建和发展计划，以及日本、满洲国、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合作得到实现时为止”。87可是，在军方控制下的“兴亚院”，在达到加强领导对华政策和纲领的目的方面，只实现了一部分。虽然外务省在中国已经日益不起作用，但驻华各派遣军司令部和陆军与海军的各个集团，仍继续推行独 立的对华工作方针。在这些独 立的“工作计划”中进行得最有希望的一项，要算一九三八年年中争取退隐军阀吴佩孚出山当新的合作政府头头的工作了。

一九三八年的整个夏季，当宇垣正在设法与孔蒋达成谅解的时候，中国和日本的报刊都在纷纷猜测，日本计划劝诱军阀时代三个上年纪的退隐军人单独或合伙出来领导新的合作政府。这些推测一般说来还是正确的。虽然早在一九三七年底就已进行过一些试探，去了解这些人是否愿意加人亲日政府，但直到一九三八年年中，才很好地组织了对他们的劝诱工作。那时，以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长、岩黑秀夫大佐为首的小组终于认识到，如果帝国陆军要达到它在中国的目的，王克敏和梁鸿志都不足以胜任首脑。尤其是如果打算要把几个傀儡政权联合成为某种全国性的政府的话，那就必须有在声誉和领导才干方面都更胜一筹的人物。88所以，岩黑和他的小组建议成立一个各军种混合组成的工作小组，来探索搜罗有名望的中国政治家和领导人出山的可能性。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五大臣会议同意
了这个建议，并授权这个新的小组，根据五大臣当时正在草拟的政策，“制订出对华的重要策略”和“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89这个新的小组由五大臣直接领导并正式命名为“在支特别委员会”。它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以“竹机关”为其代号的机构，通常又称之为“土肥原机关”，因为它是由典型的政治将军土肥原贤二控制的。

土肥原将军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官来讲，他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那年早些时候他的部队在兰封遭到了惨败。但是，他三十年代初期在满洲国的政治经验却使得他非常适宜于承担当前这项任务。90为了象征各军种之间的合作，津田静枝海军中将被派到“土肥原机关”作为海军的代表。其他成员有，大关道定大佐、和智高次少将和坡斋利八郎少将。对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讲，板斋这个人是非常生疏的。东京中央的成员把板斋看作是所有“老中国通”中“最大的中国问题权威”。同华北方面军的参谋人员和一些其他坚持“分治合作”主义的人不同，他赞成有一个强盛的、统一的中国。然而，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和石射猪太郎一样开明。板斋和土肥原一样，都坚持谋求与吴佩孚那样的下野政客合作。91土肥原设想的计划有两个部分。92第一部分要求设法诱骗当时正在协助保卫汉口的所谓广西军脱离蒋阵营。这个任务交给了和智将军，但很快地就失败了。土肥原大胆地进行工作计划的第二部分；网罗中国的三个重要人物当新政府的头头。三个争取对象中，两个很快地就被淘汰了。第一个是当过段祺瑞政府陆军总长的下野军官靳云鹏。靳最后于一九一九年曾担任过内阁总理，一九二一年下台后，由从政转而经商，后来于一九三一年出家当了和尚。土肥原劝使靳放弃他的圣洁的隐居生活但没有成功。那就剩下唐绍仪和吴佩孚了。根据土肥原曾不断加以修改的计划，打算让七十八岁的唐绍仪在拟议中的政府当文职的头头，而吴则掌管武职，包括组织一支亲日的军队。

唐和吴都是清朝和军阀时代的老政客，好些年来一直过着退休的生活。唐住在上海，吴住在北平。西方研究亚洲史的人们对吴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在这里详细介绍他的历史背景了。93可是在西方却很少有人知道唐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这里简要地讲讲他的背景和观点也许会有些用处。94

一八七三年，唐作为第一批派赴美国留学的学生之一出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回国任袁世凯的秘书，由于和袁有交往而成了有名的人物。清朝时，他曾多次担任外交职务——包括西藏事务特派员，最后当了民国首届政府的内阁总理。但任职不久，就因被指责在财政管理方面失当而陷入困境，他的内阁于一九一二年六月倒台。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三四年退出政界时为止，他在不同的政权里，一个接一个地担任过部长级或副部长级的职务。唐和大多数被日本网罗到傀儡政权中去的人不一样，他在任公职的最后几年里得到了KMT的欢心，并且到了一九三八年仍然和国 民政府的官员保持着紧密而且友好的接触。因为唐有泛亚主义情绪，所以土肥原和他的同僚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唐非常尊崇日本所显示出来的军事力量，因为它“迫使那些所谓的大国与她握手言欢”。95按照他的观点，中国人和印度人要是想实现从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愿望，非得依靠一个强大的中日同盟不可。只有当中国的爱国者认识到不信任日本的力量和动机则贻害本国利益的时候，这个同盟才能形成。

他在一九一六年写道：中国的反日情绪是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团结的外界势力煽动起来的。……我们对于那些说日本是亚洲的威胁的论调已经听烦了。……我们没有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正在兴起的日本。我们只希望中国印度同等富强，希望日本坚守亚洲大陆以反对欧洲侵略者。到那时候，那些实际上是由外界力量引起却嫁祸于日本的国际纷争，在亚洲将不复存在。96

在这些观点发表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者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大有人在。可是，在日本侵略了十年以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对他们邻国的泛亚主义深表怀疑，而唐在一九三八年仍坚持这些观点，这至少是土肥原对唐深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日本外务省“唐工作计划”纪要，唐只是因为怕“日本人可能将来要同蒋政权和解，或者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的傀儡政府，”97才不愿与日本合作的。基于这些原因，唐曾坚决地拒绝参加维新政府。不过，等到土肥原一亲自出马，唐不愿干的想法就开始烟消云散了。土肥原显然曾劝他起草一个“和平通电”，然后加以发表，作为建立唐、吴政府的第一步。可是，正当电报草稿送交吴佩孚征求意见时，唐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被残暴地暗杀了。由于被认为同日本人友好的人士被暗杀的数字不断上升，土肥原曾经特别关心过唐绍仪的安全，提出要给这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派保镖，可是唐拒绝了。根据日本的资料，在唐筹备他女儿的婚礼时，几个KMT法西斯蓝衣社分子进人了上海法租界的唐公馆，当他欠身欢迎这些“客人”时，一个蓝衣社分子用一把小斧砍中了他的头部。国 民政府（它手下的人大概对这次谋杀应该负责）发表了讣告，嘉奖了唐的一生功勋卓著，并拨出了一笔巨款作为治丧费。98

唐既然没有希望了，土肥原就把他的全部精力用于说服吴佩孚，要他放弃佛学的研究、写诗、养花和其他高雅的消遣，而这些消遣对一位由军人转为学者的退休生活来讲是很适宜的。土肥原的“吴工作计划”的这些活动虽然一直延续到吴死去时为止（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但其高潮则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期间。土肥原为了劝说这个不愿干的退隐军阀出山合作，诱使吴的一个老同事张燕卿同临时政府脱离了关系。因为临时政府和它的后台华北派遣军一样，对“土肥原机关”的目标是十分敌视的。99张在日本人帮助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和平救国”协会。这些只是在纸上存在的组织的领导人，纷纷向吴致电，请他再次出山，与日本合作、从而使国家安定并摆脱他非常痛恨的共产主义。在执行“吴工作计划”过程中，曾多次和吴会面的今井武夫写道，“他真是一个固执的家伙。他总是攻击共产主义，看来他认为共产主义大概就是共产共妻……他对于时代的变化毫无概念。他仍然沾沾自喜，以为他的名声从军阀黄金时代以来一点都没有起过变化，而且象一只老虎似的在那儿蹲着，随时准备返回政治舞台。”100

象他这样的一个人，不去仔细审查审查要求他出马领导的和平救国协会究竟是个真组织还是假组织，那是毫不足怪的。这个协会的“领导人”，在这位大帅的老窝开封，搞了一个“敦促吴佩孚”出山的总部，发表了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和采取类似措施的声明，为他们的大帅东山再起尽快地制造合法根据。吴没有觉察到，对他的所谓支持大多出自土肥原之手，遂于十一月三十日召集记者，宣布他正在组织一个“治安委员会”，作为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的第一步。十二月初，日本报刊报道，日本已经任命吴为“陇海铁路地区绥靖公署主任”。该报道说，为了使吴能够放手去同游击队作战，并且为了使他想要建立的亲日政府赢得人们的支持，日本将从华北撤出大部分部队。101

尽管当时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但现在则可以明显地看出，“吴从来也没有近乎接受土肥原的任务。他虽没有断然拒绝这位日本将军，但他坚持土肥原作出不可能同意的让步。比如说，他要求在组织和领导他的新政权的军队方面应给予他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且至少在名义上让他作为统治整个中国的统一政府的领导人。这些要求不仅是帝国陆军和“兴亚院”所不能接受的，就连那时的傀儡政府也是反对的。102对于吴派人物发表声明免除蒋介石和KMT战败的罪责，临时政府是特别关注的。华北政权相当害怕吴在他拟议中的政府中会给KMT以席位，这就必然会结强烈反对KMT的临时政府带来灾难。正如今井所说的，“吴那怕只要作出最微小的动作，就立刻会引起北平临时政府领导人的焦急不安”。103东京当局命令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和“土肥原机关”合作，可是，当两个傀儡政权的头头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会面时，都要求吴的活动应限制在汉口（吴的另一个老巢）和中国西南地区。104

虽然“吴工作计划”在一九三九年这一整年中都在持续进行，可是它仍然不能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吴在傀儡政治中已不再是一个主要因素，及至年底，他就死了。(吴显然死于牙脓肿引起的并发症。由一组德国和日本医生进行的紧急手术没有能够救活他，反而使日本人被指控为用毒药谋杀了这位病人。今并对这类事情了解很多而且也很坦率。他说，调查的结果是，日本人对吴的死亡并没有插手（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51 页）)
KMT政府对这位死去的军阀赞扬备至，追赠了军衔，拨给了巨额治丧费，赠给了大批挽联悼词。他拒绝担任傀儡政权的头头的伟大忠诚受到了颂扬。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临时政府对此也很重视，在悼念吴的活动中也很大方，拨给的治丧费竟比重庆的还多两倍。105

[老酒]

1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8 页。
2 见今井武夫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97 页。
3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2—43 页）；另见堀场一雄的《支 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42—147 页。
4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34—135 页。
5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2 页。
6 见河边虎四郎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二卷第453 页）。另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8 页。
7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3 页。
8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8 页
9 见河边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第445 页。
10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44 页。
11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3 页。
12 见阿尔文•库克斯的《消耗国家作战力量的后果：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经验》（载《军务》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十二期第6页）。另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289—290 页。上列史书的记述表明那时还未大量动用后备力量。
13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GCD力量》第37 页。
14 见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186 页。
15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265—266 页。
16 这样说的日本人是下山中将和桥本群中将，见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GCD的力量》第36 页。
17 见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186—187 页。
18 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8 页，叙述天皇对杉山陆相不满；第七卷第32 页，叙述天皇的侍从长“从不向天皇呈奏他应该呈奏的事宜，而，天皇也没有要他下达圣谕”；第七卷第5l—52 页，叙述流传的天皇对板垣陆相的训斥，因为陆军“经常使用狡黠的手段……并且不服从中央的命令”；第七卷第97—98 页，叙述陆军参谋本部处事柔优寡断。
19 见宇垣一成的《宇垣日记》第300 页。
20 关于尾崎对中国的观点以及他和“近卫集团”的联系 在查默斯•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和G•R•斯托里与F•W•迪金合著的《理查德•索尔格案件》两书中，得到很概括的叙述。关于尾崎的多种文件，《现代史资料》的特辑已汇编在一齐，《现代史资料》的前三卷是专门记述索尔格事件的。
21 见柳贺千年的《自佩里时代以来的日本》第534 页。
22 阿尔文•库克斯的《虎年》第133 页，引了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第27 页刊载的材料。库克斯并列了一份要求天皇节约的物品清单；其中，天皇被迫用国产的酒来代替泊来品，用国产的香烟或雪茄来代接外国烟，天皇的赐礼和名片改用银质的（而不是习惯用的金质的）。见上书，引自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朝日新闻》第11 页。
23 见都留茂人的《日本经济论文集》第194 页。
24 同上书，第214—216页。
25 同上书，第215 页。
26 见爱德华•西登斯蒂卡：《作家永井荷风的生乎及其所处时代：一八七九——一九五九年》第154 页。
27 访问松方吉三郎的谈话记录。
28 见鹤见俊助的《大政翼赞运动的策划者》（载《转向》第57 页）。
29 访问牛场友彦的谈话记录。
30 见罗伯特•克雷吉的《在日本假面具的后面》第60 页。
31 见根室的《亚洲内幕》第68 页。
32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65 页。
33 同上书，第270 页。
34 同上书，第270—271页。
35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96 页。
36 见加濑俊一的《密苏里号军舰之行》第111 页。另见风见章的《近卫内
阁》第59 页。
37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422 页。
38 同上书，第502 页。
39 同上书，第502—503页。
40 同上书，第509 页。
41 见约瑟•格鲁的《在日本的十年》第248 页，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
42 见重光葵的《外交回忆录》第134—135 页。阿尔文•库克斯的《虎年》对我的研究也很有帮助。
43 见G•R•斯托里的《加倍受国者：对日本民族主义的研究》第60—63页。
44 见罗伯特•克雷吉的《在日本假面具的背后》第61 页。
45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330—332 页。
46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6 页）。臼井在此书中引了宇垣的一则日记，但我在角田顺编的《宇垣一成日记》新版本中没有找到。臼井引的那则日记和角田编的版本中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和五月五日的两则日记很吻合（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二卷第1235—1236 页）。令人奇怪的是宇垣在较早时自编的一卷本，也略去这一则以及其他许多有关他对中国看法的日记（见宇垣一成的《宇垣日记一》）例如，角田版本中，收录了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五月十八日这两天的日记，而这两民在宇垣自编的版本中却没有。这两篇日记叙述宇垣反复考虑的问题，GCD与KMT的关系只是“同床异梦”（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313—314 页）。
47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13—314 页。
48 见杉山平助的《宇垣新外相》第115 页。
49 这份重要文件的本文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15—337 页，其全称是《当前事变对策方案》。
50 同上书，第319 页。
51 同上书，第316 页。
52 同上书，第315 页，第327 页。
53 同上书，第324—325页。
54 同上书，第325 页。
55 同上书，第326 页。
56 同上。
57 同上书，第327 页。
58 同上书，第328 页。
59 同上。
60 同上书，第328 页，第333—334 页。
61 据上书第329 页，这位武官是矶谷廉介将军。石射与宇垣谈到，据可靠稍息，在宇垣任朝鲜总督期间（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曾数度与蒋的来使密谈，这些密使都传达了委员长“衷心希望”有较好的中日关系。石射劝告宇垣说：“从这一点看，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他（蒋）内心的意愿。”
62 同上。
63 同上书，第331—332页。
64 同上书，组332 页。
65 同上书，第333 页。
66 同上书，第330 页。
67 同上书，第332 页。
68 同上书，第315 页。
69 库克斯的《虎年》引述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的《朝日新闻》第一版刊载的《叶山怪谈》。
70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26—327 页。
71 同上书，第327 页。
72 同上书，第329 页。
73 见中村丰一的《无人知道的宇垣—孔祥熙秘密谈判》（载《昭和秘史》第262 页）。
74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16 页。
75 同上书，第318 页。
76 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二卷第1262 页（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这则日记在宇垣日记的早期版本中是没有收录之一）。
77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64 页。
78 见中村的《无人知道的宇垣—孔祥熙秘密谈判》第262—263 页。
79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29—330 页。
80 同上书，第332 页。
81 同上书，第330 页。
82 同上书，第331 页。
83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第77—78 页。
84 本书有关兴亚院的论述是根据马场章的。设置兴亚院的一些问题》（载《外务省调查月报》__________一九六六年第七期第46—83页）。
85 见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的《朝日新闻》。
86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第35757 页。
87 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第三卷第433 页引用了“新闻报道中的政府声明”。
88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75—77页。
89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八卷第266 页。
90 有关土肥原在满洲国的政治活动的详细述评，可参阅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67 页，第75—76 页。
91 今井武夫访问记录。
92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46—151 页。
93 关于吴佩孚的详细背景材料，可见保罗•理查德•索特的《吴佩孚：对一个中国军阀的专题研究》和布尔曼的（ROC人名词典》第三卷第444—450 页。
94 关于唐绍仪生平的资料，主要取材于一九三八十月八日的《密勒氏评论》
第174—175 页；《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335—336页；布尔曼的《ROC人名词典》第三卷第232—236 页。
95 见《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336—337 页。
96 同上。
97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203 号第6页。
98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79—80页。
99 张燕卿是新民会的副会长。关于张燕卿拥吴的活动详情，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49—151 页。
100 同上书，第148—149页。
101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第312 页，二月十一日第330页；H•H•巴杰的《吴佩孚元帅》详细记述了亲历其境的观察家写的吴“接受”了“治安首脑”任务时混乱环境的第一手材料。
102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书第1005-22 号。这是一篇三页的摘要（詹姆士•T•C•刘签署的），概述日本驻北平大使馆馆员林出贤次郎写的关于吴佩孚和土肥原机关的手抄报告。吴与土肥原之间联系困难可能是他们达不成协议的部分原因。虽然土肥原几乎不断地与吴保持接触，但他本人却一直不能会见吴，因为吴在三十年代末经常处于KMT特务的监视中。于是一切联系都不得不通过第三方面。见冈野增次郎的《吴佩孚》第1149 页。
103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99 页。
104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书第1005-22 号第1 页。
105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第100 页。

[老酒]

第九章 低调俱乐部

在战争开头的十八个月里，南京和汉口充满了抗战到底的气氛，很少有几个中国人愿意公开表示支持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和解的态度。人们极不愿意公开谈论赞成和平、谈判、或任何可能被解释（或曲解）为意味着松懈抗战意志的问题。可是就有那么一个集团正开始私底下谨慎地对官方抗战到底的口号表示怀疑。这就是那个自成一派的低调俱乐部，它之所以这样命名，是为了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风气”1的不满。他们以聚餐形式在该俱乐部的一个领导成员周佛海家里碰头。其余知名的成员有高宗武和胡适。

这些人对中国的狂热气氛感到不安，并且觉得：那些哗众取宠的机会主义者们只要高喊抗战的口号就可以捞取权力。他们认为，中国对长期抗战没有准备，因此同日本的外交渠道应当保持畅通外，还要尽量开辟新的。胡适因在一九三八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而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关系。他认为，“同近卫内阁进行谈判是可能的，而且不应错过这个机会。”2胡适期望从根本上调整中日关系，以求实现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使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对GCD人的恐惧，老是担心GCD正在利用统一战线和抗战作为扩大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的手段。

低调俱乐部的另一个有名气的成员是经济史学家、前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抗战爆发后，作为汪精卫的老朋友和改组派成员之一的陶希圣就前往南京，就任他在政府中担任各要职中的第一个职务，成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和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且担任领导这两个机构的汪精卫的顾问。因此，他同汪几乎每天都有接触。

汪的任务之一是处理各种和平建议，这些建议有的直接来自日本方面，有的间接来自通过包括德、英、意各国大使在内的外交途径。他和陶希圣在讨论每一项建议的优缺点之后再把意见转给委员长。据陶说，委员长那时正把全部精力放在指导抗战军务上。当时，有人曾建议汪甩掉委员长，亲自主持谈判，但是陶坚持说，汪总是拒绝考虑这种意见。陶后来举了一桩事情为例：一九三八年春天，当老牌政客唐绍仪（日本人曾经要拉他出任维新政府的首脑）的长女给汪带来了日本方面的类似建议时，汪就断然加以拒绝，并打发唐的女儿空手回香港。此外，陶还说，汪把所有这类建议都告诉了委员长。据说，汪曾经对陶讲过：“不管在战争中出现什么情况，我都要同蒋合作到底。”3

陶深信，尽管GCD人参加抗战，但是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要“制服”KMT。可是，由于国 民政府对合作政策承担了义务，所以蒋不得不容忍GCD人要从他手中夺走领导权的企图，不过陶却感到自己有责任在KMT党内和党外动员并保持一支反共的力量。为此，他帮助组织了“艺文研究会”。这个在名称上具有欺骗性的组织并无官方资格，但是用陶的话来说，它“实际上”却是政府的“一个小小的部门”。研究会用它从“非官方渠道”得来的经费，“资助学者从华北来到汉口同中国GCD作斗争。”4

这个研究会的创办人之一兼会长是周佛海。他是唱“低调”的人们的首要发言人。就是通过他在低调运动中与陶希圣的合作关系，他才同汪精卫熟悉起来，才在筹建汪政府的谈判中充当主要角色，并且终于在那个政府中得到了第二、三把交椅的地位。

和参加汪精卫政权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周也曾经在日本受过大学教育。5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这使他受到了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河上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使他日后进入了日本早期左翼运动的前列。可能由于河上的影响，周才于一九二一年去上海帮助创建了中国GCD。他是这个幼年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在名单中被列为中国留日学生的代表。周不久回到日本，又用了三年时间去完成学业。后来有些人把他在战时与日本的合作归因于他年轻时同日本人才交往。对于这一点，周反驳说，他在日本的整整七年期间从来没有结交过一个日本朋友；而且（他在一九三九年宣称）除了偶尔有些朋友带着他们的日本妻子来访以外，“在过去十六年中，他也没有接待过任何日本人”。6

周于一九二四年回中国，这一次是到广州，当对KMT在那里已建立起一个革 命政府。他在那里脱离了GCD，开始在黄埔军校任教。他的学术研究也象他的政治关系一样，来了一个大转变。他对克鲁泡特金的兴趣让位于对孙文学说的研究。这些研究引起了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注意，终于使周获得了“KMT内最博学的理论家”的声誉。7

由于周同蒋的交情，他在KMT中提升得很快。在他还不到三十岁时，蒋就任命他为南京中央军校的总政治指导员。一九三一年，在KMT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受派系控制的KMT中，周逐渐靠拢由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所操纵的CC 系。他也开始参加复兴社（它那带有贬义的别名蓝衣社更为出名）的活动。复兴社是由一批“黄埔狂热分子所建立的”半秘密组织，因为“他们感到KMT的文官机构太软弱、太官僚气、而且太腐败，不能贯彻孙中山精神”。8周在政治训育方面有特殊才干，到芦沟桥事变时，他已担任KMT宣传部次长。此外，他还是委员长的亲信侍从。

在所有同汪一起叛离的人中，周显然是最接近蒋的人了。他在一九三九年追述说，“（叛离重庆一事）最使我难过的莫过于旧谊了。首先，十几年来，我是通过与蒋委员长的关系才爬上政治阶梯的。”9犬养健是在汪政府成立前的一段长时间的谈判中才逐渐熟悉周的。他说，他始终没有真正相信周确已和蒋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俩以往的关系太密切了。许多日本人的头脑里总是在琢磨：周的真正作用恐怕就在于保持蒋汪之间联系渠道的畅通，以备日后两人言归于好之用。犬养说，当只有他和周两人在一起时，周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委员长过去写给他的私人信件给犬养看，并且唉声叹气地怀念故乡不已，但是犬养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了自己对周的怀疑。10

关于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经过，主要得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低调俱乐部的成员高宗武谈起。在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的那个冬天，发起这一运动的人就是他，而在两年后，破坏这一运动的人也是他。起先是悄悄地、遮遮掩掩地干，双方都在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并只作谨慎的、不肯定的承诺。但是这个事情突然在一九四〇年一月的第一周里以闪电般的速度告吹了，因为高宗武耸人听闻地脱离了和平运动，并且向香港报界发表了一批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和平运动已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单方面的工具。*
* 在高宗武发表他的回忆录以前，或者在台湾政权同意让外人自由阅览其历史档案（在我们这一辈子里，看来是不大可能得到这种许可的）以前，究竟在那些年代里发生过哪些事情的详情是无法知道的。据高讲，他本人对这些事情的记述在他死前是不会发表的。同时，“为了不被人曲解”，他还要对自己的私事和回忆严加保密。自从一九四〇年一月的那些重大的日子以来，高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和平运动的东西，除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和我的一次谈话以外，他对于同感兴趣的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所有邀请都一概谢绝。

芦沟桥事变时，高年仅三十岁。11他出生于中国，但在日本受教育，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一位对他很熟悉的日本同事回忆说：“他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词令。”12高身材瘦小，患慢性肺结核病，一生中有好几次长期住医院。高留学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他关于中日外交问题的博士论文的片断曾在中国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其中有一家杂志的主编李圣五是在牛津大学留过学的国际法权威，并且是汪精卫的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汪当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对高很赏识，便邀请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联系的事宜。13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人们于是把汪精卫和他周围的人都贬为妥协派，并造成了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暗杀和汪精卫本人被刺的那种气氛。就象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迫使往下野放洋，据说是去欧洲养伤。发生了这些事件之后，汪的最亲密追随着中还留在政府里的就寥寥无几了。高宗武这时已经成为汪的支持者和密友，他也是留了下来的几个人之一，而且很快被提升为亚洲司司长，当时他还不满三十岁。高居然挨过了那一阵反妥协的抗议风暴，而且年纪那样轻就当了那么大的官，这说明别人常常赞扬他颇有政治才干这一点的确名不虚传。

在芦沟桥事变和上海战事爆发之间关键的五个星期里，使华北事变不致波及全中国似乎还有一线希望，但此时高宗武和低调俱乐部都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正象高对他的日本新人所说的，谁要是稍微主张一下和解，就会被人骂为汉 奸。14在那个期间，蒋政府大部分时间都在江西省群山之中的夏都牯岭办公。KMT人和GCD人都云集牯岭，研究中国对于在华北发生的事件应作出何种反应，讨论东京当局正式要求KMT政权不得插手解决华北危机的问题应作出何种对策。很多人以为蒋会继续奉劝人们同敌人打交道要有耐心。正如新闻记者埃米莉•哈恩所写的那样：“多数最高级官员都在窃窃私议，认为蒋介石的反应又会是老一套，只有少数几个例外。”15一年多以前，他都还一直竭尽所能设法推迟同日本的最后摊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曾在KMT五中全会上宣称：“不到和平无望，决不放弃和平。不到无法避免牺牲的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16如所周知，从蒋的观点来看，一九三七年已经到那个最后关头了。同中国各领导人一起开了十天会之后，他拒绝了日本所提出的关于局部解决华北事变的建议，并且声明对于任何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KMT将坚决抵抗，从而结束了种种猜测。

但是低调俱乐部并不认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一切希望都已经破灭了。不管怎样，它不相信中国经受得起一场对日的全面战争。汪精卫在牯岭主张温和持重，他告诫不要采取轻率的行动，并要求再用五年的时间来建设国家、准备应战。在私下讨论中，汪精卫向KMT官员们透露了一篇“很长的文件”，这文件显然使一九三五年达成的何梅协定和其他一些协定的真相大白。这篇神秘的文件的确切内容现在无从知道，但是胡适感到它极为重要，并建议予以公布，以利于通过谈判达成和平。17枯岭会议结束后不久，胡适和“南京政府智囊团的几个成员”在高宗武家里共进午餐。这些智囊人物感到为时“已晚”，必须迅速纠正“过去的错误”。据胡适讲，他们谈话的整个基调是，应当“切实打通”外交渠道，并应把这项任务交给高宗武去办。18他急忙向委员长推荐高宗武，说高是一个“有学问且勇于负责的人”。蒋说，他知道高宗武，并准备召见他。19蒋介石果然于七月三十一日会见了汪精卫和高宗武，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会上，高提出了一个“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计划要点。根据某一消息来源说，汪“立即表示同意”。20至于蒋呢，他既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也没有拒绝高宗武的大胆建议。21这种默许的手法，是委员长日后在处理高负责的和平运动时所反复使用的手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很明显的：无论哪个聪明的年轻外交官使用什么外交妙计奏了效，委员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功劳据为己有；要是失败了呢，他也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把责任推卸掉。在西安事变和牯岭会议以后，委员长再也不能公开唱“低调”了。但是，在私底下，这种阳一套阴一套的做法还是有其明显的好处的。

[老酒]

高赶忙向多年来栽培他的吴震修汇报他与蒋汪会谈的情况。吴比高年长约二十岁，吴的一个熟人称他为“浙江财团驻南京政府的全权大使”。22事实上，吴也是南京银行公会的理事长和南京商界的重要人物。多年以前，吴在东京军事测绘学院学习时，是蒋介石的朋友黄郛（曾于一九二八年一度任外交部长）的同学。吴曾通过黄和其他一些KMT领导人的关系，使包括高在内的几个得意门生得到提拔。吴是个孜孜不倦地为中日和解奔走的幕后人物，他对一九三七年夏天日趋恶化的危机极为担心。

吴和高是在七月三十一日（就是高同蒋见面的那一天）碰头的。吴的一位日本实业界同僚兼朋友西义显也应邀在场。两年前，西义显担任南满铁路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后，就同吴搞熟了。这两个住在南京江苏路上的邻居彼此之间有了很深的交情，而且他们发现彼此对改善中日关系有着共同的兴趣。西义显是南满铁路公司总裁松冈洋右的门生。他向松冈提出了关于自己搞的和平工作的报告，从而获准“自由动用满铁的巨大资财”以支付和平运动所需的经费。23西义显在会见吴和高之后不久，就前往大连请求松冈支持高的计划。但是此行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还在途中，上海就爆发了战事。这时，吴和西义显的关系也确实变得紧张起来，而在十二月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后就更加紧张了。但到了一九三八年初，他们又恢复了商谈。

在此期间，高在南京失守后不久就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并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前往香港。根据“低调俱乐部”成员周佛海、陶希圣的指示，他的真正使命是去同愿意为和平运动效劳的个人和官员取得秘密联系。这个任务需要经常往返于香港和上海之间。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六月之间，高还三番四次到汉口向周佛海汇报情况。周希望高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重新打开通往东京的渠道，这条渠道已经被倒霉的陶德曼商谈和“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破坏了。24

几乎所有与高的使命有关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说高所搜集并且寄回给周的情报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周的手里，而是继续转到委员长那里去了。人们都说，高的香港之行是经过蒋批准的。25蒋原来可能对高逾越“命令”的行为有些担心，在蒋的亲信侍从周佛海表示愿意承担这一使命的全部责任之后，或许蒋的担心也就冰释了。蒋肯定知道高此番远出决不单是搜集情报而已，不过蒋觉得高最终还是忠于自己并受自己支配的，也许这一点足以使蒋不去考虑由于高积极介入和平活动而连累自己的风险。高也许能找到有影响的、愿意就蒋所能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的日本人。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蒋就能加以利用。委员长从来也没有忽视过用谈判取得和平的价值，因为这能使他摆脱他与GCD结成的不愉快的同盟。26

一九三七年末，高的病疾结核病复发，为了养病，高被迫暂停一切活动，因此他只得找一位他所信得过的下级，原亚洲司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来帮他的忙。董道宁生在浙江，童年时代一直住在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据和平运动中的一个日本同僚讲，他的日语“讲得比日本人还好”，是一个典型的“日华人”。27董与日本人的交游很广。在南京沦陷前后，高把他派往上海，让他“在幕后推动”陶德曼的调停工作。他的确曾绕过了调停者，直接去和日本大使川越茂商谈。在上海期间，董的努力得到了吴震修和浙江金融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28在过去的十年中，浙江省的银行家和KMT之间互利的关系有所发展，银行家们捐献资金支持KMT，KMT则以政府的种种优待来酬谢他们。可是当战争迫使KMT节节向内地后退时，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了。正如费正清估计汉口战役以后的形势时指出的：“四川的地主和军阀取代了上海的银行家。”29其实银行界在好几个问题上都对战争不满。不满的主要原因是，KMT对华商银行的一切汇票增征了约百分之十的战时附加税。政府擅自征取的这项法外“提成”使得华商银行，特别是那些在香港也有业务的银行，处于很难同其他银行竞争的地位。“其结果是造成了外国资本财运亨通，而中国资本反而必须同自己的政府进行斗争的这一怪现象。”30受委屈的银行界显然感到，在战时要改善自己的处境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们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和平运动上。

董道宁还得到了他的老朋友西义显的鼓励。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在“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发表前一两天，董道宁到上海汇中饭店西义显下榻处去拜访了他。使董感到吃惊的是，当他把自己未能通过外交途径找到解决中日冲突的办法的失意情况告诉西义显后，这位日本朋友竟建议，如果董肯去东京的话，也许还能在陆军参谋本部里找到某些愿意倾听他的建议的人。西义显最后提醒董，既然董已经同敌方川越大使都谈判过，因而成了“过河卒子”，那么到东京去跑一趟的“性质也差不多，而且效果还会更好”。西义显甚至提出他自己要先董而去东京，以便为董介绍合适的人物作一些安排。31

西义显在参谋本部里的主要熟人是陆军大佐影佐祯昭。影佐不同于被西义显在满洲工作时所看不起的那些“政治军人”，他是一个“杰出”人物、是一个远比一般日本军官强得多的人。西义显承认，他最初对影佐的印象并不是这样的。一九三五年，他们第一次会面时，他对影佐的印象并不深刻，影佐当时是驻南京的副武官，持有一般军官的“典型强硬路线观点”。32影佐自己也承认，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对中国问题持很不开明的观点的“粗卤军人”。但他说，芦沟桥事变后不久，随着调到参谋本部去工作后，他就开始改变看法了。33显然，影佐是根据石原莞尔将军的命令，于一九三七年八月被任命为参谋本部支 那课课长的，石原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对影佳起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不久，参谋本部成立了战略课，其明确目的就是谋求解决支 那事变的办法。影佐那时已提升为陆军大佐并被任命为这个课的课长。西义显是于影佐调到参谋本部工作后，碰巧在船上遇到影佐的。当他们共叙旧谊时，西义显对影佐非常尊重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及其谋求和平解决支 那事变的决心印象颇深。他说，影佐感到，日本的“第一道防线应该是支持中国民族主义”。34当西义显鼓励董道宁到东京去探索和平有无可能时，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影佐大佐身上，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西义显于会见董道宁后不到五天，就返回日本和影佐商量董来东京之事。影佐马上就同意了。二月十五日查在西义显的一个助手伊藤芳男的陪同下抵达日本。关于董在日本逗留近三星期的细节，我们不大清楚。我们仅知道，他除了和影佐大佐商谈外，还和参谋本部石原派的其他一些军官进行了讨论，这些人包括多田参谋次长和支 那课课长、当时的陆军中佐今井武夫。35从此以后，今井也将要象影佐那样深深地卷入和平运动之中去。

影佐对于董道宁敢于承担这样一项“危险”的战时使命表示赞赏，并且对他说，要想确定谁该对支 那事变负责就“如同给死去的孩子计算年龄一样没有意义。”他们两人同意一起合作，以寻求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董在临走前请影佐（自愿地）写封信给他带回中国去。据影佐的回忆录说，董显然是想把这封信带给蒋介石去看的。但考虑到既有“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存在，而且以一个小小的课长直接给委员长写信恐怕也不太合适，于是才决定还是由影佐写信给他以前的两个“熟人”，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前任外交部长张群。36影佐在信里（也许是在几封信里，记录里没有讲清楚）表示，他对于一月十六日的声明发表以来的事态发展很感痛心，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极力反对这个声明的，他还在信里赞扬董道宁的这次使命，把它同南宋外交家王伦曾在历史上作过的努力相媲美。*
*据西义显说，影佐所提关于王伦的那个很少有人知道的例子，既使收信人莫明其妙，又使他们大为感叹。不管是何应钦还是张群，都不见得知道这个在历史上井不知名的人物在七百多年前也曾执行过类似这样的一项和平使命。委员长不见得知道，西义显接着说，就是‘博学多才的汪精卫”也不一定知道。对于他的本国人（影佐）能如此精通中国典故，他显然感到很自豪。（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17 页）

影佐写道：“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它使“东亚的最后结局更加令人绝望”。董道宁的这番使命表示了中国人民的诚意，日本人对此深为感激。影佐宣称：虽然我们希望董的这项工作会继续下去，但是根本解决中日问题决不能依靠“有条件的交易”，而只有依靠“彼此赤诚相见”。“有条件的交易”（亦即正式外交谈判）最后将会毫无结果，因为中国一定会坚持恢复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的原状，而日本则再也不会接受这一点。因此中国必须完全信任日本，而有武士道传统的日本也决不至于不以诚相待。影佐最后说：在这样的局面下，“条件就会自然而然地成熟起来”。

[老酒]

对于日本军人通常采取官僚主义的方法去解决国内外问题的态度，影佐是很蔑视的，这与他非常重视个人荣誉和忠诚是很相称的，凡是了解他的人都能举出感人的事例来证实他具有这种品质。有一个同影佐很熟识的新闻记者松方吉三郎说：“在和平运动中，不管事情进行得顺利与否，影佐总是把全部真相都告诉我们。”37后来影佐终于成了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汪对他为人坦率是很倚重的，参加和平运动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一致证实，汪对日本人明目张胆的不诚实感到心灰意懒，往往都想不再同日本合作了，只是由于他信任影佐，才同日本合作到底的。但是，就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影佐渐渐和陆军的权力中心疏远了，而且越来越无法说服他的同僚们同意他的观点，即：同汪精卫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加以鼓励的做法，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汪和影佐两人基本上都对此无能为力，这一点是一条贯穿这段历史的主线，而且是最终导致汪记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霍华德•布尔曼把汪精卫刻划成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依靠“个人的才华”去弥补自己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不足。38松方吉三郎则把影佐描绘成一个可爱而又有魅力的人物，在他身上具有军人的许多忠贞和正直的美德。这一点也为布尔曼对汪精卫的描述作了一些补充。

三月五日，董带着影佐的信，“兴高彩烈地”离开了东京，他确信可以依靠参谋本部的几个重要人员去设法放宽近卫“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中的条件。即使他带回中国的保证只是参谋本部少数几个军官个人许下的空洞诺言，那也还能够使在香港的那一小帮日本人和中国人不至于失望，而他在继续前往汉口之前，是要向他们报告此行经过的。在香港浅水湾饭店和董碰头的有西义显和高宗武，在场的还有日本半官方的同盟通讯社华南分社社长松本重治。

松本重治同和平运动中的许多人一样，也是一个中国通。一九二三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又在几所美国和欧洲的大学里读过书，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九三三年以来，他一直在上海，先是代表联合新闻社，后来又代表同盟社工作。他的一个美国熟人觉得他甚至“长得象个中国人……而且挺象汪精卫。松本重治对这些话是很爱听的，因为他认识汪精卫，而且对汪很钦佩。”39松本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曾遇到过一位以前在九州帝国大学教过高宗武的教授，这次偶然的会见使他结交上了高并且同高成了终身朋友。40由于高有“勇气”，敢于在芦沟桥事变后承担起与日本谈判这项不得人心的工作，这使松本大为钦佩。松本回忆说：“每当他来上海与日本使馆人员会谈时，总要到我们在施高塔路的家里来吃早饭，喝味噌汁（一种日本的黄酱汤）。”41这时松本总要把自己有关日本政治发展趋势的广博见识说给他听，而这些见识是来自他同左右日本政治趋势的首脑人物的私人交谊，其中包括常常保持超然态度的近卫首相。松本同近卫的关系实际上是如此密切，以致人们普遍把他当作是首相的私人驻华大使。*近卫所了解到有关和平运动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与松本的通信和谈话得来的。
* 近卫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是把松本引荐给近卫首相的人。据牛场说，“近卫同松本很合得来。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能够向近卫直接进言，而松本就是其中的一个。”牛场在一九七〇年的一次会见中告诉我，首相“非常想”让松本担任驻美大使。可是当首相向他提出这一想法时，他却婉言谢绝了，因为他感到在那个时候接受这一职务就会是对他的上司和朋友、同盟社社长岩水裕吉的一种不忠的行为，因为岩永才逝世不久。一九四〇年松本升任同盟社的总编辑。在战后的年代里，他因先后担任过日本国际大厦的总经理和董事长而在东京的国际人士中很出名。

松本也认识影佐大佐。他们在上海有一个时期还是邻居。松本说：“我们两人发现我们的妻子有些亲戚关系，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谈到许多事情。影佐总是那么虚心接受我对陆海军的批评，这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他往往拿出笔记本说：‘你还有什么新指示吗？’他非常诚恳，因此我很喜欢他并且尊重他。后来当他调到陆军参谋本部任支 那课课长时，借重他办一些事情是很方便的。”42

据自一九三八年春起就几乎与高宗武一直保持联系的今井武夫讲，高宗武偕同董道宁从香港回到汉口，向周佛海汇报情况。周佛海对董道宁此次出使的小小成就很感鼓舞。高宗武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如果不是直接汇报，就是间接通过了周佛海。43蒋介石对高的汇报的答复是；批准高回到香港去。四月十六日，高回到了香港。

西义显以他惯用的细腻笔法描述了他同高宗武会面的情况。西义显对高宗武的脸色表情如何、喝了多少杯酒以及其他类似的细节都没有放过。人们不禁要问，他是不是要读者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相信他所叙述的更为重要的内容是靠得住的呢？（我们以后将会看到，高宗武就对西义显的报道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总而言之，事情是十六日上午发生在浅水湾饭店十号房间里（更确切地讲，是在十号房间的阳台上）。高宗武、西义显、董道宁三人谈了一会儿后，高表示他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向西义显传达井且突然要求董离开这个房间。然后高就说，委员长已经看过了影佐大佐写给张群和何应钦的信。委员长对这封信“很感激”，并口头指示高向日本政府和影佐转达他的谢意。委员长要让影佐知道：“作为一个军人”，影佐的真诚和勇气“深深地感动”了他。此外，还让高请影佐“放心，因为我（指蒋）是永远也不会公布这些信件的”。44高说：委员长曾告诉他，董道宁从东京带回的信息是他多年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中所遇到的最为诚恳的态度。

[老酒]

委员长曾亲自向高宗武口授停火的条件，这是他对这条新开辟的谈判途径感兴趣的明证。他没有详细地逐一说出这些条件，只是笼统地提到，日本必须承认中国在长城以南的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至于满洲国和内蒙古，这些都是可以留待“日后”谈判的问题。委员长曾经明白表示他认识到引起这场战争的原因中也有一部分是由于日本关心她自身的安全，所以他愿意就这些地区进行谈判。45由此可见，蒋介石愿意承认：日本有迫切必要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由她所控制的反苏战略据点——只要这个据点不扩展到长城以南就行了。*
*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36 页。但高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坚称，虽然西义显热心参预谋求中日和平的工作，但是他的记载却“很不准确”。高坚持说：所谓他同西义显有过几次长谈的说法纯属虚构。至于影佐写的那些信件，高说：“信倒确实是有的，但是没有转交给收信人。”根据会见过张群（一九五四年以来在台湾任委员长的总统府秘书长）的陆大维向我提供的资料看来，张也否认曾经接到过影佐的信。我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是相信西义显的记载呢，还是相信高、张二人矢口否认的说法？这三个人之所以这样说，可能都有他们各自利己的目的。西义显可能是为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影佐所参预的崇高事业辩护而虚构了一些事实，他还想让人们知道，不仅声誉扫地的汪精卫；就是蒋介石本人也对此很感兴趣，以便借此来夸大此事的重要性。至于张群，则由于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和平运动最终导致了汪精卫背叛重庆，而且KMT的领导人一直坚决谴责这一事件是叛国行为，所以他矢口否认他自己和蒋介石同和平运动有任何纠葛乃是不足为怪的。最后，我们还可以这样看：高宗武也是为了保全蒋介石的名誉才这样说的。西义显写道：他不能肯定究竟这些指示是（用高所说的那样）由委员长亲自口授的，还是由高起草然后得到委员长批准的或者高根本没有征求委员长的意见和批准就擅自杜撰的。这就使关于高传达了委员长指示这一已经够暖昧的说法变得更加令人弄不清楚了。（同上书，第137 页）西义显没有说明他为什么会有上述那些疑问。我猜想他是用这种写法来提醒读者注意：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并没有无懈可击的文件作证明，也没有委员长的签名盖章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最后，要是影佐果真收到过回信的话，照想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很可能要提到这件事，可是他对此却只字未提，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漫谈》版本中是这样。（参看我在《参考资料说明》中对这篇作品的讨论）

这时，西义显和松本都劝高宗武本人到东京去，可是高却表示犹豫并声辩说：这样跑一趟就会逾越蒋授权的范围。在高的要求下，西义显同意承担这项使命，并在高向他作汇报三天后于四月十九日离开香港。西义显在东京受到的接待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他本来希望影佐会同意和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可是影佐却拒绝这样做。46西义显在东京的熟人解释说；目前东京的政治气氛实在令人捉摸不透。西义显在日本逗留的期间，徐州战役正在进行。事实证明，这一情况对于象影佐和多田那样一些人说来，算是一次惨败了，因为他们一直希望使冲突局部化并且最后和蒋达成和解。在局势明朗化得足以弄清楚反扩张派的主张蒙受挫败的程度以前，进一步探索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的工作就排不上日程。有人告诉西义显，谣传近卫首相正打算按照更为有利于反扩张主义派的方针来改组内阁。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末对于推动和平运动就会有一种好得多的气氛。就这样，西义显仅仅带着参谋本部几位成员继续关心和平运动的保证，于五月中旬回到了香港。这些保证使和平运动还能进行下去，因为当时战线正在迅速扩展，酝酿已久的汉口战役业已开始，这似乎表明，参谋本部内的温和分子正在失势，他们使战争保持在平静得足以使谈判之门能够重开的水平上的努力受到挫折。如果那时日军高级指挥部连勉强支持的表示也没有的话，那末和平运动差不多肯定是会垮掉的。

西义显的东京之行标志着和平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据他说：当高回去向蒋介石汇报蒋在四月份通过高转交的和平建议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时，蒋气急败坏，乃决定除了全面抗战外别无其他选择。因此他命令高在香港的活动仅限于搜集军事情报。47据西义显的记载说；所以，委员长明确地不准高宗武作东京之行。

尽管如此，要求高宗武去作这样一次旅行的压力还是越来越大。包括有势力的中国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内的浙江财团及银行家，极力鼓励高去东京，而且还可能提出过要资助他成行。* *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87—388 页。虽然犬养强调高宗武与银行界的关系（例如，他指出高总是利用中国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作为和平运动的日方参与者发来密码电报的收电地址），不过他也谨慎地指出：高井不只是以他们代理人的身份行事。他说：恰恰相反，诱使有影响的中国人参加和平运动乃是高的“大的才能”之一。（见同书，第56 页）

不过，最终说服高去作这次未经批准的旅行的则很可能是松本重治。松本记得自己“约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在上海法租界高宗武没有生火的“秘密住所”里会见了高。48（如果这个日期是准确的话，这次会见应在西义显毫无成果的东京之行之前。）他们“边打哆嗦边谈”了两小时。松本极力向高说明，日本迟早将会被迫放弃“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而同蒋介石打交道，不管蒋介石是“在汉口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同时他告诫高对日本不要不耐心，因为很可能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日本才会同蒋打交道。他问道：“那么，汪精卫现在抱什么态度呢？”高宗武回答说，汪曾经就与日本开始直接谈判的可能性问题同蒋讨论过大约十次，但是蒋每次都不同意汪的想法。高说，汪深信，“除非重开和谈，中国人民与日俱增的苦难就将永无尽期，双方的敌对行动也会遥无止境。”此外，高还坚信，为了制止中国GCD人的壮大，同日本人合作是很有必要的。

松本根据他平时和近卫、多田、影佐这些人来往密切，感到很自信地对高说，他认为，只要蒋介石肯辞职，东京就会考虑“从大陆分期撤走日本军队”。松本告诉高：日本可以同意蒋“暂时下野”，但是真要同日本实现和平，那么蒋就非辞职不可。高宗武表示同意。因为蒋以前就曾经暂时下野过，所以这次也还有可能再干一次。高也知道，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反蒋分子”，他特别指出了阎锡山、龙云和张发奎等人。松本敦促高估计一下暂时撇开蒋介石的可能性有多大，并且说，如果高愿意到日本去一趟，他答应“力争”在东京“解决一些问题”。据西义显说，高宗武根本用不着别人这样劝他。他知道蒋介石有命令要他别和日本人谈判，所以他是不能自由行事的。虽然他对蒋忠心耿耿，但是他那种必须为促成中日和平做些事情的责任感则要强烈得多。高显然相信——或极力使自己相信——蒋的怒气会平息下去，而且从长远看来，达成和平对委员长本人还是有好处的。49当高同周佛海讨论拟议中的东京之行时，他发现周无条件支持他，而且甚至还表示愿意对高此行承担全部责任。50

在KMT的档案对外开放以前，总有人会继续对此加以猜测，认为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说高宗武的东京之行和汪后来的叛逃至少是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甚至还可能是在蒋的直接命令下进行的。然而，在确有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们还得相信那些与和平运动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或追忆，而他们都一致认为高去东京是违背了蒋介石的命令的。51

松本写信给影佐，以便为高的东京之行铺平道路。就在预定动身的那一天，高跑到松本在上海住的饭店里去告诉松本：他对这次旅行经过反复考虑之后，现在不想去了。他说他关心松本提出要蒋介石暂时下野的含义和影响。高要得到不使蒋丢脸的保证。松本记得，高是这样说的：“委员长应得到很好的待遇。”松本向高保证，他会尽最大努力去说服日本官方作出这方面的保证。高还要求松本在自己逗留东京期间也要在东京。当松本答应可以这样做时，高才同意进行这次旅行。松本和高都戴有官方颁发的记者证章，乘一辆挂着同盟社旗子的汽车，通过日军封锁线去搭乘等候着的“日本皇后”号轮船。52松本在送高安全离去的几天后也接着去了东京。

高于七月初抵达日本，在那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高在东京期间，松本给他介绍了汪记和平运动初期的另一有名成员犬养健。他的父亲犬养毅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家，在满洲事变时担任首相，并以中国革 命之友闻名。在犬养毅去世前不久，他以缅怀往事的心情追述了孙中山曾经怎样在他家里作客，孙和其他中国革 命家怎样把他的住宅作为秘密开会的场所，并且怎样“和我共享我的衣食，乃至我那一点点微薄的收入”。53孙中山在自传里也直爽地感谢了犬养毅和其他一些人对中国革 命事业的帮助i孙写道：“我们的日本朋友所作出的极其宝贵的贡献，有待正式的中国革 命史将其更为详尽地加以记载。”54一九三二年，某些过激分子由于对犬养毅首相在满洲危机中采取了同中国和解的姿态表示愤怒，而把他暗杀了。年轻的犬养健立誓要完成他父亲未竟的事业。虽然犬养健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并且一度当过国会议员和递信交通省参事官，他是由于他父亲的名望和他本人与近卫的密切关系才成为汪记和平运动的重要人物的。犬养健和松本一样，成了近卫的智囊团成员之一。作为一个努力研究中国事务的学者，他在近卫官邸中有一间办公室，专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他的战后回忆录《扬子江仍在奔流》一书是关于汪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和董道宁先前赴日之行一样，高在日本所进行的会谈也没有留下正式记录。因此我们只好依赖当时参加者的记忆了。幸而很多人都写了回忆录，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记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互有出入，即：究竟在讨论中怎么会提到汪精卫的名字的。影佐在事情发生五年后写的文章中追述说，是高宗武在他们两次会谈中的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两次会谈都是在高所住的位于东京西面群山之中的箱根旅馆举行的。*
高宗武去东京时，恰好遇上苏联秘密警察的一个高级军官柳什科夫将军叛变的事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由于担心他们两人可能会彼此碰上，就让高先后还住过好几家私营旅馆。实际上，对高的访日却安排得着实很令人莫明其妙。一方面，犬养健描述了精心布置的安全措施，提到了私下进行的会议以及建筑物设有秘密出口处。总的说来，无非是表明；高宗武到日本这件事是严加保密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声有色地描写了为高安排得满满的社交日程表，其中包括有许多日本显要们参加的大型社交聚会、在夜总会里举行的招待会以及高官俱乐部舞池中的一些滑稽表演，等等。看来，之所以进行这些活动，与其说是遮人耳目，倒还不如说是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见《扬子江仍在奔流》第77 一79页）今井说（见《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69 页），尽管采取了这些安全措施，高至少有一次还是“偶然碰上了柳什科夫将军”。

[老酒]

据影佐的这个记载说：高讲过，如果日本不同蒋介石谈判，那么就必须另找他人，而汪精卫乃是“明显的人选”。但是他认为，只要汪还留在政府里，他就不可能把他的观点公开讲出来。因此，除了在政府范围之外发动一个和平运动迫使蒋倾听和平倡议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影佐说，他个人表示同意高的看法，而且回去向多田参谋次长作了汇报并“征得了他的同意”。影佐的回忆录同时指出，他对日本行将卷入的计划表示了疑虑，因为这个计划会使日本承担起“不在政治上、经济上、当然也不在军事上进行任何侵略……等重大义务”。55他显然没有把握说日本会履行这种义务。

今井和犬养都表示：汪的名字是在更加拐弯抹角的方式下被提出来的。据他们讲，高来东京的直接目的是，弄清“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否仍旧在妨碍着中日的接近。按犬养的说法（这是以高对他讲的话为根据的），今井向高讲明，尽管参谋本部里有许多人不同意“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这是一国的国策，毫无办法可想——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一位首相的声明不能如此轻易地就给取消了”）。接着今井第一次具体建议以汪代蒋，“作为［为时一两个月的］过渡时期里的暂时措施”。据犬养说，影佐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并补充说：“一旦和平运动走上正轨，只要汪精卫提议，我们就会转过来同蒋介石进行正式的谈判。”56

在所有这三个人的记述中，以今井所写的看起来最为真实。当今井参加高宗武、板垣和多田的谈话时，他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高“可能已经放弃了通过蒋达成一项解决中日事变的办法的念头；当然，他并没有坚决主张这一点，而是急切地等待日方提出这个问题来。”57由于高具有无可争议的谈判技巧，他作这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还是十分得体的。

当犬养问及蒋介石在高的这次使命中起什么作用时，高回答说，蒋以为他还在上海或香港搜集情报呢。高坦率地告诉犬养：“他不知道我来东京。我想，如果他听到此事，一定会大吃一惊。”58犬养问道，要是汪果真取代了蒋出来同日本谈判，那又会产生什么情况呢？会不会有使“和平运动变成反蒋运动”的危险，高承认确实有这种危险存在，因此必须极力注意防止这种发展趋势。尽管这些人在他们的记述中都有为自己说话的成分，这一点是不应该忽视的，但是他们却都煞费苦心地在写和平运动参加者担心会再度引起蒋汪之间原来长期的不和，从而使这个运动演变成为一场内战。高使犬养确信：“周佛海曾经说过，他一定坚决设法防止这种趋势。”59

高在东京期间，犬养和他见过好几次面。他们俩在高下榻的旅馆里，后来在高临走前夕又在横滨一个夜总会里，边喝酒边讨论高的此番使命以及和平运动的前景。从大养对那些谈话的回忆可以看出，虽然高是擅自作主来到东京的，但是高总觉得自己是代表委员长，而不是代表汪说话的。他告诉犬养说：“我知道蒋的真正想法。只要日本在书面上同意……把她所有的军队撤到长城以北，蒋肯定不会对日本说：‘你非得明天就把全部军队撤走’。”高说，从长城以南撤军的细节和进程可以留待“一个秘密议定书之类的东西来加以规定”。60他请求犬养设法使日本有关当局谅解这几点。大养禁不住问高宗武，他为什么答应为和平运动打先锋，为什么要把可能对自己产生可怕后果的东京之行这一使命揽过来。高回答说，他不同意蒋介石周围那些人的看法：他们把打日本作为中国当务之急，而同GCD人的对抗则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说。他告诉犬养说，他也完全意识到，GCD人可以利用象“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类动人的口号去抓住中国同胞们的心理，特别是年青人的心理。他还对犬养说，对他本人来说，他准备为了同日本达成和平作出任何必要的牺牲时。假如那样做意味着当上了汉 奸，那也没啥！”61高对燃起战火的芦沟桥事变有他独特的分析，它明显地表示了他对GCD人的强烈仇恨与不信任。他告诉犬养，对于七月七日晚间宛平县城附近所响起的神秘枪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中国驻军都没有责任。那是一伙GCD人干的，他们“是从一个隐蔽的地点开枪的”。多年后，在我写这本书时，高仍旧坚持这个论点，而且还坚持他在一九三八年同犬养商谈时所表示的狂热的反共立场。62

高离开东京时就确信：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日本根本不会同意和蒋开始和谈。但是，他同时也确信，日本同副总裁汪精卫谈判的可能性倒是极大的。*
 一九三八年四月，KMT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名蒋为总裁，从而确认了他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同时汪当选为副总裁。

尚待确定的只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开始谈判这一问题而已。虽然高在东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是松本说话的口吻〕，可是他回到中国时却并没有带回任何保证，说明日本肯作出汪所需要的让步，以便使汪能够领导一个生气勃勃的和平运动。高在东京期间拜访过的领导人中还有西园寺公一。西园寺为了中日和解事业作过不懈的努力。高告诉西园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把事情交给那些政府负责人去办的话，那末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说来，局势都将会是毫无希望的。”63因此，两国真正关心自己国家的人士应该组织一个能够改变两国政府政策的和平运动。高对西园寺说：“我要回中国去苦干一番，你在这里也这样干吧。”
* 一九四二年，西园寺由于向他的密友尾崎秀实（索尔格案件的关键人物）泄露了某些国家机密，因此违犯了“军事保密法”而被判有罪。但日本法庭宣判他井没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动机，将他的过失归站于单纯的疏忽大意。因此西园寺这个贵族免尝十八个月的铁窗滋味。在战后的年代里，西园寺献身于改进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工作。一九五八年，他迁居北京，而且在此后的十二年里，他一直住在那里，写下了一些赞扬中国烹调、酒类和音乐的文章，并积极参加促进中日贸易的工作。他在缔结一九六三年民间协定的谈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协定，日本可以每年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进行双边贸易谈判。

高回到上海后，考虑了他的下一步棋怎么走。他把东京之行的一份报告转给了周佛海。但是他决定不回汉口去见蒋，因为他怕蒋会大发雷霆，还可能由于违反了蒋的命令而被关进牢房。总而言之，他觉得要说服蒋辞职恐怕没有什么可能。由于悲观失望，精疲力竭并为个人前途担忧，高宗武自七月中旬回来后，约有六个星期没有露面。影佐等人只能在东京猜测，大概高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未获成功，也许说不定高来日本只是为了搞间谍活动。64后来到了八月底，那个不知疲倦的松本重治终于发现了高失踪的原因：高因患“轻微的肺结核病”，一直在上海一家疗养院疗养。可能是由于除了身体欠佳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使高中断了同参与和平运动的日本成员的联系。但是日方参与者对“呼吸系统有病”和“精神苦恼”这类说法似乎还是相信的。今井写道，高“发现自己陷人了尴尬的处境，感到十分苦恼”。65高的确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从未意料到的境地，还没有得到汪支持他的切实保证之前，就同蒋切断了关系。

中日双方参与和平运动的人都说，高宗武东京之行的报告送到了委员长的手里。周佛海看了这份报告后，就先同汪精卫商量，而汪对高的东京之行显然事先是一无所知的。汪听到日本当局希望他“背叛蒋”去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表示大为震惊。他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把这份报告交给了蒋。66据报道，几天后，蒋介石把他的机要秘书陈布雷找去，问他是谁批准这个姓高的“家伙”出国的。看来蒋对这项消息的反应，与其说是大发雷霆，不如说是颇为恼火。委员长只是怒骂周佛海“荒唐，荒唐！”。67

[老酒]

再谈低调俱乐部

起先，汪对于高在七月间所转达的日本建议，曾断然加以拒绝，随着这一年光阴的消逝，他又暗暗地对它关心起来了。中国有识之士对于暗淡的战局和抗战的痛苦代价感到日益沮丧乃是促成他起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蒋在撤退时所实行的焦土政策造成了巨大损失。例如，仅仅为了替中国军队赢得一点点时间，就在一九三八年六月把郑州附近的黄河堤坝炸毁了，把素有“中国的苦难”之称而且充满淤泥的黄河河水放了出来。在黄河于几百英里以北的地区找到新的出海河道之前，河水淹没了三个省份。有十一个城市和近四千个村庄成了泽国。好几百万英亩的农田被水冲毁，二百万人无家可归。由于洪水及其影响，可能有一百万中国人因此死亡。

周佛海深知当时局势已陷入绝境，但是他还必须以KMT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和GCD人周恩来、郭沫若一起去参加经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感到他们讲得有声有色的战果是与事实不符的。后来他写道：“当我听到周、郭两位先生的报告时，我的心都碎了，这些报道纯属虚构，其目的只是为了欺骗广大的老百姓。”68一九三八年，周佛海在已被包围的汉口主持了双十节（辛亥革 命纪念日）庆祝会，听见郭沫若惊人地宣布接到了前线来的一个电话，说取得了一次战胜日军的大捷。他对郭所耍的花招和“欺骗”欣喜若狂的群众的做法极为愤怒。他说，他感到中国的局势决不是花言巧语和“高调”所能挽救得了的。69他怎么还能号召人们誓死保卫已经注定要完蛋的汉口呢，

其实，就在举行庆祝会三天之后，随着乎汉铁路上的战略要地信阳于十月十三日陷落，汉口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信阳失守的前一天，日军在大鹏湾登陆，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同样也就决定了华南的广州的命运。一个月以后，在十一月十三日夜里，中国守军放火烧光了周的家乡——长沙市。它是这次战争中最骇人听闻的一次焦土事件。有关火烧长沙的全部真相至今不明（GCD人和KMT人互相责怪），但是在这个挤满了难民的城市里，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四天的大火中送了命。还可以肯定地说，将这座城市烧毁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当时日军距离长沙还很远，只是在六年之后长沙才落人了日军手中。70

由于十月份形势急剧恶化，不少人变得日益苦恼，汪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对KMT保卫他的家乡广州市的做法感到特别愤慨。汪叛离重庆后，曾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在广州发表广播讲话，对他的广东同乡表示慰问，并指出，他们曾经“再三得到军政当局的保证：日本军队永远也占领不了这座城市……。从当局的这种不负责的乐观态度看来，其主要职责似乎就是要使老百姓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71汪接着就以斗争已经无用，焦土政策造成了“意外和不必要的牺牲”等为借口，替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那些逃兵们放的火“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也没有给他们的攻势造成任何困难。它只是把广东人自己的生命、财产和生计都毁掉了而已。”72

汪是不是主要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并且由于他有某作家所谓的“恐战病”而去指责这种战争（并且终于叛离重庆）呢？73他本人事后所作的说明强调了这些想法，而且那些和他有私交的人的记述都着重指出了他那“诗人般”和“多愁善感的”气质，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汪自己的说法。尽管这样，那也没有什么必要去非难汪对人道主义的关注来说明他离开蒋还有其他动机。他的一个明显的动机就是反对共产主义。

尽管汪长时期以KMT左派的姿态出现，但是有许多证据足以证实以下的看法：他的“左派主张”不过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为了在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之间搞平衡，并且还由于他与蒋之间的个人倾轧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反之，几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汪对于象土地改革那一类“左派”纲领，或者对于革 命的马克思主义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即阶级斗争）是深表同意的。就汪的“左派主张”中够得上构成前后一贯的理论部分看来，它是主张“着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强调实现宪政、并强调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的，而（他的）右派（对手们）则强调恢复中国过去的光荣以及（KMT的）训政作用。”74汪和他的KMT右派朋友们都是英雄主宰世界论者，汪和他们一样，都不愿意把中国的命运交给群众去掌握。一位作家在提到汪的“脱离群众”时评论说：“他把谋刺摄政王作为他早年最
脍炙人口之事，这是意味深长的。”75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汪甚至对国共暂时联合也公开反对，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以惯用的夸张手法打了一个比喻：有人以为同GCD人合作是可能的，这种看法“是既可怜又可笑”屈为“这样做等于是饮鸩止渴”。76芦沟桥事变后，公开批评统一战线就同批评抗战一样，都遭到了严厉的禁止。尽管这样，汪至少还能够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公开发表了一篇令人感到兴趣的揭露性文章，拐弯抹角地攻击GCD人。在这篇文章里，他承认焦土政策和游击战都有用处。的确，乍看起来，他似乎认为这两种战术都极为可取而且主张加以推广。例如，他在列举了一大半必须实行焦土政策的理由后作出结论说：“最后，军民奋勇战斗及英勇的牺牲精神鼓舞了那些幸存者，使他们也做到了同仇敌忾。决不允许一颗能结出有助于敌伪的果实的种子发出芽来。”77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汪为焦土政策和游击战术所下的定义，等于变相谴责了他心目中的GCD战术和不打阵地战的防御打法。焦土“意味着土地由于实际战斗而被烧焦。它并不意味着连仗都不必打，也不意味着不经激烈战斗的考验就把土地‘烧焦’。应该再次强调的是：‘焦土’是指一个地区必须是由于进行了战斗而整个遭到破坏。”78汪接着用西方人所熟悉的话来阐明他的论点：“烧焦的每一寸土地首先必定是沾满了人民的眼泪和血汗。”79当一九三八年汪写这篇文章时，他还不便于直截了当地攻击GCD应该对他所反对的焦土政策负责。但是一年后，当他在日军占领区的安全庇护所里写文章时就可以明说了。他指责道，把广州“化为焦土”只不过是掩盖了军队退却的懦夫行径而已。为什么广州当局会照办呢7“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那末蒋又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命令呢？“他只不过是按GCD的指示办事而已”。80

同样，当汪还在中国后方写文章时，在他的措词中，他又是（含蓄地）把毛泽东式的游击战排除于自己所赞成的那种游击战之外的。他说：“即使是经过改编了的职业匪徒，也切不可在‘游击’战中加以使用。他们会回避对敌作战，会避开敌人战线上的坚固据点。”81这种回避攻坚的战术当然是毛泽东的战略的要点。一年后，汪又更加露骨地说：“在令人难于置信的短时期中，就把空前未有过的大片国土送给了敌人。而GCD人所采取的游击战术则把还没有被烧掉的地方通通变成无人区。凡是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GCD的游击战只不过是大规模抢劫的委婉说法而已。”82

由此可见，汪反对这样进行作战，并不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还有他敌视共产主义的因素。他显然深信战争的领导权正落人GCD人手中，恐怕KMT人再也无法获得主动权了。在汉口时期，他似乎对GCD控制着政府宣传部门的情况特别感到担忧。当时他曾写道：“除了各地有为数极少的汉 奸之外，每个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认识到反抗侵略和侵略者的必要性。因此没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如果人民把精力都致力于实际有效的工作，而不把时间浪费在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上的话，效果将会好得多。”83

[老酒]

正如六年后汪在他“临终遗嘱”中所提到的那样，一九三八年欧洲局势的发展使汪和低调俱乐部越发感到沮丧。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份最后的几天里，在慕尼黑的会议桌上确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遗嘱说，在欧洲，西方民 主国家节节败退，而在远东，当日本排命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时，他们却“只是袖手旁观”。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的国家，而苏联提供援助的唯一原因则是希望看到“中国由于采取无止无休的抗日政策而遭到毁灭”。据说，汪在一九四四年曾经这样解释说：与其成为苏联阴谋的牺牲品，与其遭受巨大牺牲而且最终还是控制不了中国的命运，“倒不如把难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来，同日本缔结和约，那岂不更好？”84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绝望和自暴自弃的情绪。这是由于下列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他们对空前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感到悲伤，他们对西方列强显然不愿提供有力的支援感到愤恨，他们感到继续抵抗拥有绝对优势的帝国陆军是徒劳无益的，他们由于无法在汉口那种受压抑的气氛下公开说出他们的见解而感到失望，他们深信这场战争正使中国朝着加强国内的GCD人与国外的GCD人（指苏联）势力的方向发展，他们急于开始搞国家建设——如果有必要并能商妥平等条件的话，就同日本合作。

最后，当我们在估量那些促使汪斟酌自己支持高宗武的建议有何得失的因素时，就不能忽略以下这个动机：即汪蒋之间的个人倾轧，而那些骂汪的人都讲这才是汪首先考虑并考虑得最多的因素。甚至钦佩汪的人也认为汪和蒋的磨擦是尖锐的、长期的，并且肯定是会影响汪作出他的决定的。但是如果贸然作出结论说：这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那就会忽视许多其他同等重要（或者更为重要）的因素。就在汉口失陷、KMT政府逃往长江上游的重庆后不久，低调俱乐部通过它的一个成员梅思平接到消息说：日本提出了一项带有“宽大”条件的“和平建议”，梅同松本和今井一直保持着联系，而这一联系是高宗武在病中为他安排的。松本和今井也一直与东京当局保持联系，并曾向梅保证，当时陆军省正在制订一项较为宽大的对华政策。努力培育了一年之久的和平运动马上就要产生效果了。

[老酒]

东亚新秩序
十一月三日，就在梅到达重庆几天之后，东京宣布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近卫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号召建立一个以中日平等合作关系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85他向他的人民保证，日本没有领土野心，并希望实现东亚的永久和平。日本决不想在中国取得领土和特权，她期望与中国合作，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野心和争夺__G踎73嘷_G”。近卫放弃了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并且答应，日本甚至还打算“考虑”放弃她在中国的租界和治外法权。鉴于他的国家在军事上正取得节节胜利，近卫竟会如此宽宏大量，真是令人感到意外。尽管声明也指出，“KMT政府除了作为一个地方性政权之外，已不复存在”，近卫总还是放弃了他在年初所作“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从而把他的政府引导到新的轨道上去。如果KMT政府愿意“更换人事组织，以取得新生成果”，那末，日本是欢迎它参加新秩序的。

就在同一天，傀儡头目王克敏和梁鸿志发表了他们各自的声明。他们说出了大陆日军各司令部的意见，公开宣称，只有消灭了中国GCD人，中日和平才能实现，而且只有推翻了蒋介石，才能消灭GCD人。86所以，虽然近卫打开了同KMT谈判的大门，但是大陆日军各司令部（可能还有近卫本人）仍然坚决反对与委员长谈判。

尾崎秀实——近卫的出色的中国问题顾问——写道，近卫的东亚新秩序是中日冲突的“历史必然产物”。尾崎承认（也可能是警告）说，新秩序牵涉到“许多困难”，但是他坚称，由于它承认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它“日后的潜力将会是极大的”。长时期以来，日本人总是强调中国的封建性和殖民地性等方面，而忽视了民族主义。尾崎写道：“可是到处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你在国共合作中能看到……在傀儡政权的头目中也能看到……在经济问题、和平问题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尽管中国有一切弱点，但是仍能坚持作战，其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不仅在国家一级，而且在个人身上……不仅在游击队战士中，而且在只‘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中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87日本人之所以提出东亚新秩序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尽管这种认识为时已晚——他们永远无法用“单方面的手段”在经济上把东亚组织得对自己有利。* 尾崎宣称，日本由于对中国问题束手无策，才最后想出了新秩序的主意，作为一种“使中国人愿意同她合作”的手段。88

 这时已与苏联间谍索尔格有了联系的尾崎，是一个典型的穿上了伪装的变色龙。他是一个日本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或曰社会主义者，由于跟着三十年代流行的极端国家主义的风跑，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这篇文章（《东亚共同体的理想及其实现的客观基础》，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322—335 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说明这个机敏的“变色龙”如何用转弯抹角、婉转的、和模棱两可的话，设法通过当时严格的新闻检查，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尾崎用“单方面的手段”一词来说明日本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而不用肯定会造到新闻检查删掉的词句。他用来避过新闻检查的另一手段是借中国评论者之口，道出了他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看到，他根据许多中国人的说法，把近卫的政策说成是一个“骗局”。在这里，尾崎接着补充说（同上文，第329 页，为的是哄骗一下新闻检查官）：“中国人之所以那样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并不理解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尾崎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喜欢用“东亚共同体”而不用官方的“东亚新秩序”一词。（见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第5—8 页，第119—120 页）

尽管近卫关于“新秩序”的演说对于如何解决造成两国对立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并未作出回答（例如，没有提到撤军），可是低调俱乐部却已经感到它的调子很温和，值得进一步去探索和讨论了。因此汪精卫立刻命令梅思平回到上海去着手进行一轮新的谈判，以便达成一项关于和平条件的详细协议。

[老酒]

1 我所使用的关于低调俱乐部的资料，是根据我访问参加过该俱乐部的幸存者或与该俱乐部成员有私谊的人们的谈话记录整理的。这些人是：高宗武、陶希圣、金雄白、何炳贤及李圣五。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77—378 页和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九章及其他章节，
有大量材料。
2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220 页摘要引了胡适博士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的日记。
3 见陶希圣的《乱流》（载《传记文学》第二期第165—194 页）。
4 同上文，第166 页；另据访问陶的谈话记录。
5 关于周佛海生平的资料，取材于布尔曼的《ROC人名词典》第一卷第405—409 页，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76—384 页、及吉田东雄为《周佛海日记》日文译本写的序言第 l—34 页。
6 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的《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第四号第1 页）。
7 见布尔曼的《ROC人名词典》第一卷第405 页。
8 见约翰•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第 97 页。
9 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第15 页。
1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78 页。
11 关于高宗武的生平材料，取材于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85—392页及其他章节、今井武夫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72 页、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74—76页。关于高的生辰众说不一，根据现有的人名录（东亚问题调查会编的《最近支 那要人传》第59 页）他生于一九〇六年，而他的和平运动的一个同事写的关于他的传略，说他生于一九〇七年（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406 页）。
12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载今井政一编：《昭和时代的动乱》第268—329 页）。
13 见李圣五访问记录。
14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16 页）
15 见埃米莉•哈恩的《宋氏姐妹》第240 页。
16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22—323 页。
17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218 页引了胡适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的日记两则。
18 同上书，第218—219页引胡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的日记。
19 同上书，第219—220页引胡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今井说高宗武同蒋介石的关系很密切，蒋还甚至在高结婚时当他的证婚人，（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25—126 页）。但那些熟悉高宗武的中国人，则认为他们两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访问何炳贤和李圣五的谈话记录）。
20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76 页。
21 同上。
22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230 页。关于吴震修的生平材料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6—30 页。
2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77 页。
24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66—69 页。
25 同上书，第66 页；另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34—136 页，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以及访问何炳贤与李圣五的谈话记录。
26 吉田东雄在他为周佛海的日记日文译本写的序言（见《周佛海日记》第1—34 页）中暗示了这一情况，秦郁彦在《日中战争史》第154—155 页同意这种说法。
27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92—93 页。
28 同上书，第90—98页。另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66 页。
29 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221 页。有关KMT与浙江金融机构的关系的论著见Y•C•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一八七二——一九四九年》第十三——十四章。
3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75—76 页，第386—387 页。
31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劫秘史》第95—97 页。
32 同上书，第102 页。
33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25—126 页。
34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04 页。
35 见影佐祯昭的《漫谈》（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349—398 页）。
36 这几封信的各有关部分，分别收录在影佐的《漫谈》第359 页，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16 页、第135页，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67 页。作者都证明这些信达到了目的，全都转给委员长看了。
37 访问松方吉三郎的谈话纪录。另见松方在影佐追悼会上的悼词（影佐于一九四八年去世），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126—127 页记述了这篇悼词。
38 见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载薛君度编《现代中国的革 命领袖》第295—319 页）。
39 见埃米莉•哈恩的《我所知道的中国》第44—45页。
40 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25 页载一九七一年九月与松本的通信。
41 访问松本谈话记录。
42 同上。
43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67 页。另我写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日本在华的傀儡政权》第239 页，叙述较详细。
44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135 页。
45 同上书，第135—136页。
46 同上书，第178 页。
47 同上书，第185—186页。
48 本章叙述的有关这次会见的说法，是根据我一九六九年访问松本时，松本谈到的情况。
49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 186 页。
5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387 页。
51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68—69 页，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46—47 页。
52 访问松本谈话记录。
53 见犬养毅为K•K•河上的《日本谈论中日危机》写的序言第7 页。
54 莱昂•沙曼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第154 页引了这句话。
55 见影佐的《漫谈》第359 页。
56 见犬养的《杨子江仍在奔流》第49 页。
57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69 页。
58 见犬养的《杨子江仍在奔流》第46—47 页，第387 页。
59 同上书，第5l 页，另见影佐的《漫谈》第 364—367 页。
60 见犬养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61 页。
61 同上书，第44 页及第72 页。
62 同上书，第92 页；另见访问高宗武的谈话记录。
63 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84 页。
64 见影佐的《漫谈》第359 页。
65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68 页；另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麿传》第一卷第578 页及访问松本的谈话记录。
66 见陶希圣的《乱流》第166 页；另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69页。
67 见今井的《支 那事变回忆录》第69—70 页；另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卷第9 页。
68 见周佛海的《回顾与展望》第11 页。
69 同上。
70 见布尔曼的《ROC人名词典。第一卷第42—43 页（张治中条）；另见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299—302 页，其中谈到长沙大火的责任问题。
71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载中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编的《附有编者说明的文件汇编》第二号第8—13 页）。
72 同上文，第10 页。
73 见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15 页。
74 见杰罗姆•陈的《KMT左派的定义》（载《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学报》一九六二年第二十五期第557—573 页）。詹姆土•雪利的《KMT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88 页有关汪精卫的论点也强调了这一点。金雄白的《共存之实质》第109 页，举出下面的一个事实来说明汪精卫在思想上存在的权宜之计。当汪被要求解释他的武汉政府在一九二七年的政策——先是和GCD人合作然后又和GCD人决裂——时，据说，汪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为什么和GCD人合作？那是因为我们尊重我们的领袖（孙中山）的遗训．。你们问到我们为什么以后又和GCD人分 裂呢？那是出于对我们领袖的精神的尊重。”（重点是我加的）。
75 见劳伦斯•罗辛格的《汪精卫——一个卖 国贼的伎俩》第273 页。
76 见特拉弗斯•德基的《汪精卫与日本》第88 页。
77 见汪精卫的《在焦土上的游击战》（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八年第二十一期）第210 页。
78 同上。
79 同上文，第211 页。
80 见汪精卫的《走向实现体面和平》第10 页。
81 见汪精卫的《在焦土上的游击战》第212 页。
82 见汪精卫的《抗战的真相》（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期第70 页）。
83 见汪精卫的《在焦土上的游击战》第215 页。
84 见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载香港《春秋》第159——160 期，一九六四年二——三月）。
85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477—478 页。
86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368—389 页。
87 见尾崎秀实的《东亚共同体的理想及其实现的客观基础》第324 一326页。
88 同上书，第32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