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

[老酒]

作者：约•亨•博伊尔

（老酒：对于不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年轻人，这是一本简明扼要，脉络清晰的好书。当然，作者，包括写序者，都不可避免地是从自己的角度及价值观来阐述看法；文章价值如何，就请读者自己分辨了。

还没看完，边看边发)

[老酒]

出版说明
本书于一九七二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约翰.亨特.博伊尔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一九七〇年获得富布赖特奖金的资助，到东京专门研究中日战争史。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三百多种与中日战争有关的专著、回忆录、论文以及日本外务省、德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和前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有关档案材料；此外，作者还采访了当时参与日本和汪精卫勾结的日本头面人物今井武夫、清水董三、松本重治和汉奸陶希圣、高宗武、李圣五等人。

这本书主要叙述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关于侵华策略的争论（即所谓“扩张主义派”与“反扩张主义派”之争），叙述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并在中国扶植华北、华中、蒙疆、汪精卫等傀儡政权的经过，以及日、汪、蒋在整个战争时期既勾结又斗争的关系。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讲述汪精卫这个卖国贼的身世、性格、经历以及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和勾结。这本书史料比较丰富，叙事也还生动。它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失败，汪伪等汉奸集团投敌卖国的罪证，以及蒋介石假抗战、真卖国的丑恶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宣扬了不少反动谬误观点。例如，作者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八年浴血抗战终于取得的最后胜利，几乎完全没有提及，但对石原莞尔这个曾积极参与侵略我国东北各省的军国主义分子则极力进行美化，还把汪精卫与法奸赖伐尔进行类比，胡说他们只不过是由于仇恨某个外国，又怕本国左派力量日益强大，才与敌国进行“合作”的“爱国者”等等，完全是反动逻辑，为卖国辩护。这些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批判。

我们翻译出版时，将原书后面的注释分别放在各章之后，将参考书目仍放在书后，以便读者查阅。本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陈体芳、乐刻两同志担任，汪世清、刘欣等同志也参与了部分翻译工作。全书由郑文华同志校订。由于我们的编辑水平有限，错误一定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序言
一九七一年，巴黎首映了一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纪录影片《忧愁与怜悯》，它使三十年来关于“抵抗”的那些战时传说都开始站不住脚了。这部影片认为，“合作”乃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事情，远远不是什么只有少数几个胆小如鼠的维希官员和一小撮不爱祖国的妇女里通纳粹国防军的例外现象。它还认为，要是在一九四〇年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话，那末法国人民就很可能举国一致地投票赞成贝当同德国侵略者达成全面停战的协定。《忧愁与怜悯》这部影片表明：尽管戴高乐的追随者制造了一些神话，但直到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扭转了德国在战争中的命运时，法国同情贝当分子的人们才开始有所转变。《世界报》的一位影评家在评论该影片时写道：“只是从那以后，法国人才开始认识到‘合作’原来是桩大大上当的交易，在这往交易中，他们的德国‘伙伴们’根本不按什么规则办事，而只是一味勒索，‘把你的表交给我，让我来告诉你现在几点了’。”

在这方面，中国人倒并没有被这类问题和疑团搞得如此混乱。不论是在大陆中国或在台湾，肯定都还没有出现过类似《忧愁与怜悯》这样的影片，而且看来大概日后也不会有。一场历史性的革命巨变把这一切都吞没了，而自从战争年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都在全神贯注着这场巨变。不过，人们偶尔也能听到这种议论：大家对中国的贝当——汪精卫——搞合作这个一度曾是重要的争论问题，都还记忆犹新；日本占领中国所造成的窘困局面仍然历历在目，怎能事隔一夜就会被人们遗忘呢？最近举行的一次历史学家会议特别使我形成了这个论点。在会议上，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在评论一篇有关汪精卫的论文时首先就提到：今天，只要提一提汪精卫的事就足以把他那个本来是平静而又和睦的家庭，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使他们互相之间好几个星期拉长了脸，彼此连话都不讲。提出有关战时合作这一有争论的问题的是日本人（至少是学术界这个阶层的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在探索以下的问题的答案：究竟日本是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的一部分，或许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桥梁，许多国家对于它们自己的身份和自我形象都是很关切的，但是在这方面，很少有几个国家象日本那样被迫进行反省。其结果是，在过去这十来年中，日本的学者和为报刊撰写文章的作家们一直在对以下一些问题进行着反复的评论：中日战争、日美太平洋战争以及一度甚嚣尘上的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等。

不单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通过重温中日之间八年战争的历史而得到教益。随着我们美国自己的亚洲战争进入了第八年（反正从东京湾事件开始算起已是第八年了），我们肯定也可以从多年前的那次战争，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古典军事家孙子“持战以久，无国获利”这句名言吸取有益的教训。那些在中日战争中走合作道路的人，满可以把孙子的这一警句作为指导他们行动的座右铭。

我深深地感谢许多协助我为写本书做准备工作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我特别要向《日本翻译家》杂志的主编嘉纳勉表示谢意，因为本书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当我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间在该杂志担任工作时进行的。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是挤出了时间在多方面帮助我，我在这里简直无法列举他对我的帮助是多么的大。要是每个写有关日本的书的作者都有嘉纳勉先生这样的朋友，那他就太幸运了。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角田顺博士为我安排了许多次访问，而且他对日本现代史渊博的知识也使我获益匪浅。我对他是非常感激的。那些接受我访问的先生们，对于本书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我在这里很高兴地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张嘉璈、陈春辉、金雄白、今井武夫、高宗武、李圣五、J•I•陆、松方吉三郎、松本重治、冈田洋次、清水董三（我悲痛地获悉他已于一九七〇年去世）、陶希圣、牛场友彦、和山崎重三郎等。我要感谢何炳贤先生，他不仅接见了我，还主动地为我同上述名单中的许多人进行初次会见作了安排，为我提供了照片，通过信函回答了我大量的问题，并且当我们在香港逗留期间招待了我和我的全家。我怎么也忘怀不了他的殷勤款待。我还要感谢曾仲鸣夫人，她接见了我的妻子，并慷慨地送了我本书所用的许多照片。我想对上述这些先生们和女士们说句话：当他（她）们读到那些回忆起来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至少有些事情是这样的），我希望本书将不辜负他（她）们对我的信任。我还要对曾审阅和评论我的论文（它是本书的前身）的教授们表示感谢：托马斯;史密斯、莱曼;范斯莱克和克劳德;巴斯。对许多曾经慷慨地支持和鼓励过我的朋友们来说，我现在才表达谢意既是为时太晚，而且也是很不够的，对他们之中的两个人——肯.巴特勒和约翰.巴尼特——我应该单独表示感谢。对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所给予我的帮助和协作，我是很感激的。尤其是戴维.曾和阿伦.保罗两位，在使我熟悉该馆的藏书和资料方面特别关心我、帮助我。感谢马场章、会择正治、高姆包扎布.汗金和亨里埃塔.罗等诸位所给予我的各种帮助。我还要感谢富布赖特委员会所给予的资助，使我得以到国外进行研究工作。
如果要把我对我妻子巴巴拉.希普勒.博伊尔的协助部一一列举出来
的话，那一定会使承印本书的人负担过重。尽管这样，在结束我对大家的
致谢之前我不能不对她的耐心、体谅和信心表示感谢。要是她在以上任何
一方面不全力支持我的话，这本书也许根本就写不出来。
约.亨.博伊尔
于加利福尼亚州，奇柯城
1972 年3 月

[老酒]

第一章 亚洲式的合作

对于西义显、董道宁、高宗武、伊藤芳男、松本重治、犬养健、堀场一雄、石原莞尔等人，西方研究亚洲史的学者们一定会说，这些人所共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的默默无闻。一般标准教科书在概述现代东亚史时，对上面这些人的名字只是一带而过。1但是，著名的《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一书的编者角田顺却坚持认为，研究这些人物的活动和信仰对于了解中日战争是“绝对必要的”。角田写道：“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是了解这次战争的关键”。2在谈到上述的那些日本人物时，角田认为，只有他们几个日本人曾在芦沟桥事变以后的几年中提出过全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建设性计划。他把他们比较明确的看法，特别是他们对在大陆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既危险又徒劳的认识，同官方的政策作了对比。他用了一系列贬义的形容词来描述官方的政策：肤浅的、矛盾的、空洞的和盲目的等等。

在这批人物中，堀场和石原是军事战略家。由于他们考虑到和苏联战争的不可避免，所以他们一心一意地想到如何努力使日本的军事建设现代化和合理化，以应付对苏战争的到来。他们对于必须设法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的问题也想得很多，并在冲突发生之后，便主张争取尽快结束冲突，最好是在会议桌上解决问题，使日本的军事力量只受到最低限度的损耗。但是他们的观点逐渐失势，到了一九三九年，他们两个人都被解除了在东京“中央”*制订战略计划的职务。
*中央是一个含意不清楚的词汇，指的是由几个东京文武大臣组成的小团体。它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大臣组成，但一般说来，它的成员包括首相、外相、内相、陆相和海相以及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有时也包括一些次一级的官员，如参谋次长和军务局长。

这批人物的其他人中，既有次官一级的官僚，又有企业家和一个新闻记者。他们自己组成关心及早结束战争的人士的“第三种力量”。这批人物以进行私下的和平努力开始，最后导致了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叛离重庆这件大事；又从汪精卫叛离重庆开始，直到十五个月以后在南京建立了汪所领导的合作政府而告终。随着建立汪政权的过程的展开，我们将会看到，以石原和堀场为一方同以第三种力量集团为另一方之间个人的、以及思想意识上的紧密联系。石原坚信，日本有一切理由去促进——而不是阻挠——中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独 立的国家。这个观点对第三种力量集团很有吸引力，

但对石原的陆军同僚们来说则很讨嫌。要是石原还能在中央呆下去的话，他的观点很有可能在形成汪政权的性质方面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使该政权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独 立政府，而不是一个傀儡政府。可是石原没有能够在中央呆下去，他的想法和第三种力量的想法也都没有占上风。这种结局——即“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的具体体现就是汪精卫政权和日本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在中国大陆建立的一大批傀儡政权。本书接受了角田的建议，认为研究这批人物的观点和计划——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研究合作的政治，乃是一种可以说明东亚史中中日战争这一划时代的伟大时期的好方式。

在第二章，我对汪精卫的早期生涯作了概述。不管是接受了共CD或KMT的主张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还记得汪精卫这个人，他们都是把汪当作中国现代史上的大坏蛋来看待的。因此我一开始就应当声明，我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搜集证据来支持多数人认定汪是个卖国贼的论点。我的目的也不是想要站在那些觉得可以从汪的身上找到纯属英雄品质的人的一边。在心理方面，汪精卫和大多数跟他一起同日本搞合作的人，与不搞合作的KMT和共CD的领导人是同样复杂的。总之，汪的动机同那些批评汪精卫的人一样，既有高尚和爱国的一面，也有可鄙和自私自利的一面。在第二章，我们考察的是一九三七年以前的情况，这时上述的某些不同动机已经有所暴露，首先表现在KMT内的派系斗争中，其次表现在中日之间所形成的日益复杂的爱憎关系中。

第三、四章里，在讨论各个傀儡政权之前，我首先试图通过分析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日本军界和政界内部的激烈争论，使对傀儡政权的讨论能在一个视野比较广泛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争论牵涉到日本用什么方法和条件来结束所谓支 那事变*的问题。争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究竟日本是否应当设法解决支 那事变，究竟是通过和国民政府作出安排，还是依靠她自己建立的地方政权来确定她日后在中国大陆的地位的性质。第一种选择明显地意味着放弃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华北和内蒙古边区各省费了大劲才取得的某些——如果不是全部的——特权和权力。然而，对某些人来说，这种自我克制作为走向现实主义地调整关系的一个步骤是有价值的，而中国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后，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正在日益增长。此外，这种做法对那些强调苏联构成危险威胁的纯战略家们也是有吸引力的。如果一旦同苏联这个敌国发生了战争——在他们的战略估计中，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作为一个同盟国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内阁命令把北支事变改称

或至少作为一个友好的中立国，也是绝对必要的。然而，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这几个月里，我们看到那些主张和解政策的力量受到了决定性的挫折。不管这种政策有多少优点，它都不得不同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华北和满洲建立帝国而得势的那股力量进行较量。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既促使又利用中国的不统一，他们日益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踌躇满志，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北亚“称霸”，都是他们的功劳，而日本的外交家们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于是，战争就为这些军国主义者提供了理想的时机，去建立会分裂中国但却能保证日本在华北的霸权的傀儡政权。在东京争论了几个月后，首相近卫文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宣布日本决定停止和国民政府的一切接触，于是分裂中国的提倡者乃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近卫宣称，日本期望一个新的中国政权将会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日本将同这个政权讨论调整关系的问题。事实上，鼓吹分裂中国的人士并没有等待官方批准他们的纲领，在开战不到两个月就已经开始建立地方傀儡政权了。在内蒙古建立了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政权，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这些政权才又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十二月，华北方面军就在北平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日本政府并未公开关心这件事。稍后，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华中派遣军又建立了另一个以华中为基地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此。外，在某些重要城市建立了不属上述任何政府管辖的市政府。第五章到第七章介绍各种傀儡机构的起源、特点、人选以及它们和日本陆军中支持它们的有关单位的关系。从参加这些政权的中国人的观点出发来细心研究这些政权，也许可以提供关于中国人政治态度的动向的丰富资料。不过，我研究这些成立较早且较次要的傀儡政权的主要原因是：
（1）把它们和汪精卫政权——日本傀儡制造者的最后产品——相比较；
（2）考查这些地方政权之较先成立对尔后汪政权建立的影响；
（3）说明这些政府是怎样去实现日本陆军领导部门中某些重要人物的设想，而这些人物是热衷于有个分 裂的、顺从的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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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八章考查了近卫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历史性的宣言以后所面临的各种选择之后，在其余的几章里又转过来讨论汪精卫政权。从最初公开暗示要成立傀儡中央政府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的改组国民政府最后成立之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里，用不着去详细叙述这两年多所发生的事情，我只想简要地阐明一下最后几章的主题：中日双方对新政权的目的和性质的态度起了重大变化。中国方面原来设想汪政权会是一个比较独 立的政府，在华南未被占领的几个省行使政权并逐步扩大。但是，由于日本人方面的误解、估计错误和很多奸诈行为，最后出笼的汪政权却很不一样。经过汪和日本人之间近两年的谈判之后，这个建立在中国被占领区的汪政府才同日本签订了一项基本条约，把汪政府从属于日本的关系明确地肯定了下来。在这两年中，日本在这方面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里（甚至在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后），汪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日本政府或甚至日本陆军的全力支持。例如，陆军内部各派系，就象对待其他各种政策那样，对于同汪合作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意见。有的希望和各地方傀儡政权保持现存的联系，或者建立一个以象吴佩孚那样的军阀为首的新政权。还有一些人对与汪打交道是否明智抱有很大的怀疑，感到任何最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必须和蒋介石商谈。的确，甚至在最热心支持汪的日本人中，对于汪应起的作用也没有前后一致和统一的看法：究竟应该把汪本人当作一个终极目标，还是只把他当作通向重庆的“桥梁”呢，关于对汪的态度背后的不肯定和变动等因素，本书的最后几章中当然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处理。

在本书中不时可以看到汪精卫的带有阴影的经历。虽然在民国初年的多数年头里，汪广泛地受到尊敬，而且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但在三十年代他的实权越来越小，因而从未掌握过中国的命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汪的政敌蒋介石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同汪一样都主张和日本修好，他并不反对汪的修好政策。然而，西安事变迫使蒋放弃绥靖政策，而汪却仍然坚持认为，采取修好政策虽属万不得已，但也还是有好处的。汪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前就缺乏军事实力派方面的支持，这时，随着整个中国都热衷于抵抗的精神，他发现他自己越发得不到政界和公众的支持了。于是，许多人就会在这一点上找到了一个答案，说明伟大的爱国者如何会变成傀儡这一矛盾现象。有些人认为，“汪的自尊心使他视而不见，政治上的挫折则使他恼怒异常……他把他的不幸告诉了日本人，而日本人由于没有更好的候选者，乃接受了他的帮忙。”3

这种争论——或曰指责——牵涉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本书必须予以解决的。用很简单的话来说，问题是：汪精卫究竟是不是一个傀儡？或者，把这个问题用更加普通的词汇来表达：以傀儡这个词来形容对敌合作者究竟有多大用处呢？对敌合作者包括的类型是如此繁多，从吉斯林卖国贼直到苏加诺：吉斯林的叛逆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以致他的名字象犹大一样，在人们的语言中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但苏加诺却能自由自在地吹嘘他自己同日本人的合作。就现代国际关系而言，傀儡一词有多大用处呢？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互相交错和互相依存已成为每个国家政策的核心，只有虚构的国际法才会认为完全的独 立是有道理的。就中国的历史来说，这一词又有多大用处呢？中国历史的特征是，中国人民在外国人统治下也能生存下去，甚至还能生存得很好。费正清写道：“暴君是谁，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发点善心’，能适应这个制度就行了。”4历史上没有其他国家象中国这样出现过那么多能够设法同征服者和平相处的显赫人物。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难道中国历史没有提供大量有说服力的事例吗？它们证明，野蛮的征服者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其外来的方式方法，接受中国高尚得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最后变得同中国广大群众一样，把自己原来的特征部丧失掉了。

最后，而且也是最富有特点的，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的背景而言，傀儡一词又有多大用处呢，而当时和日本合作往往意味着——或被认为是意味着——从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下或从布尔什维克化的幽灵中得到解放。就这一点来说，看来合作者具有的污点（或没有污点）同合作者被人利用到什么程度之间关系不大。相反地，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来，污点（或没有污点）是指某人的合作方式起了什么作用。如果同“敌人”的合作与民族主义不矛盾——或能使之看起来不矛盾——那末“傀儡”就不但不会蒙受耻辱，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还会得到很高的评价。看来，用介绍的方式来对“傀儡”问题，特别是现代亚洲历史中的这类现象，作某些总的评价还是适宜的。鉴于菲律宾“菲奸”的情况，可以认为亚洲傀儡所具有的污点有时也是含糊不清的。造成这种含糊不清主要有以下诸原因：菲律宾对美国人的感情是非常矛盾的；以日本的控制（日本答应菲律宾在大东亚共荣圈内独 立）采取代美国的控制（美国答应菲律宾在一九四六年可以独 立）是否值得的问题。更有甚者，这种含糊不清还同菲奸的表现有关：当有权决定菲律宾对敌合作者的命运的奥斯敏纳随同麦克阿瑟将军在雷厄特登陆的时候，他说，衡量是否忠诚的标准并不仅仅在于当过为日本人服务的官职本身，而在于当官的动机和在职时的行为。5

例如，菲律宾的曼纽尔.罗哈斯和日本的合作就是在有所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他是战时供应日本陆军的大米采购机构的董事长，但他拒绝接受日本要他当总统的请求；他是一九四三年日本赞助的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并以他的显赫地位使共和国的声望有所提高，然而他居然能够设法在宪法的序言中把提到大东亚共荣圈的恭维话都删去了，而日本人是希望把它写进去的；最后，当日本要求菲律宾对美宣战时，罗哈斯说服了那些反对派，要他们“别犯公然抗拒日本的错误”，但与此同时，他也拒绝了日本人要建立一支由菲律宾青年组成的军队的请求。6当罗哈斯和曾起誓“不放过任何一个不忠诚的菲律宾人”的麦克阿瑟见面的时候，将军“热情地拥抱”了他。由于麦克阿瑟的支持，罗哈斯于一九四六年成了战后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7

最能说明菲律宾人对待菲奸持两可态度的例子，恐怕要算当过日本支持的“共和国”总统的何塞•劳雷尔了。在日本占领结束以后，劳雷尔被控有一百多条叛国的罪状，但在受审判以前获得了赦免，之后他又当选为参议员，而且在一九四九年的总统竞选中几乎获得成功。今天，他的照片上简单地题着“劳雷尔总统”几个字，和菲律宾其他总统的照片一起挂在马拉加南的大厅里。8

在亚洲的其他国家里，和日本人合作可以说是没有多少污点或甚至完全没有污点，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和日本占领当局所追求的目标配合得很好。对于亚洲人能把一个欧洲殖民国家打败的壮观局面，在心理上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由此懂得［我们的］白种主人和一般白种人并不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亚洲人能够很容易地把他们撵走。”9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领袖们被允许同印度尼西亚的、群众保持接触，其程度是荷兰人从来也不肯容许的；例如，他们被允许到乡村旅行，并且可以使用无线电广播。正如后来苏加诺所回忆的：

当我请求准许我“去写作和旅行，以便到我无法去的地区去缓和那里的复杂情况”时，他（占领军总司令今村将军）就把飞机交给我使用并让我得以利用报纸。他允许我去召集群众开会。不仅苏加诺的名字，就是苏加诺的面容也为整个群岛所熟悉。我不能不为此而感谢日本人。10

日本人自然是决心依靠民族主义者的“帮助来更有效地统治印度尼西亚，使之适应日本的战时经济需要，特别是在动员强迫劳工和组织农民交售大米方面进行协助。”11日本人来的时候几乎没有带什么军政府人员，因此只得让印度尼西亚人去填补从前由荷兰人所掌管的官僚机构。其结果是，正如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学家所写的：

对于许多人来说，以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荷兰的殖民官员拥有的技能完全是印尼人自己能力范围内所能做到的，而长期以来总是要让印尼人把荷兰官员当作上级来对待。做到了这一点就产；生了强大的自信心，使他们在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这方面增强了信心。12

当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日本人不得不要求印度尼西亚帮助建立一支由本地人组成的辅助军队，以抗击盟军即将进行的一人侵。苏加诺和他的同僚们都乐于照办。结果，当第一批盟军在爪哇登陆，准备帮助荷兰人打回印尼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组织起来了，而且印度尼西亚军队坚决反抗荷兰人重新建立殖民统治。所以，就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而言，当傀儡成了最高尚的爱国美德。

尽管印度爱国者苏巴斯.钱德拉.博斯同日本人搞了合作，他也受到类似的尊重。一九四五年，他在日本人的赞助下组成印度国民军，打算让这支陆军作为日本大举进攻时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到印度去把英国人赶走。由于日本人在缅甸战场的失败才使他的计划受到挫折。他在战争将近结束时，在台湾上空因飞机失事而死去，但今天他仍然被当作是一位民族英雄，甚至还活在他的许多同胞的心里。一九六四年印度发行过印有他的肖像和印度国民军军徽的印度邮票。在战后印度的对敌合作者以叛国罪受审时，甘地和尼赫鲁都证明博斯曾经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13

在缅甸，合作主义者的行列中也有许多值得尊敬的爱国者，其中包括：巴莫博士、昂山和于一九六二年上台的军事独裁者奈温。巴莫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支持的一个缅甸政权的首脑。他在写到他和日本人的合作时显然感到自豪。巴莫对组织并领导缅甸独 立军的一个日本军官推崇备至，说他在唤起缅甸人抗击英国人方面是个“最生动而且有活力的人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也赞扬这同一位出色的日军军官，说“在同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军打交道时，这个军官撑了缅甸人的腰”。巴莫认为，“缅甸人对自由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一完全不同［于日本人的概念］”，但他也承认日本人经常是态度傲慢并且对他的同胞进行了粗暴的勒索，不过，他总是责备他的同胞有时候不理解这次战争对他们的利害关系有多么大。14缅甸人由于脑子里只想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只“看到日本人为了__________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从他们那里拿走了不少东西，而没有看到他们也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不少东西”。15他激动地写道，他感到是缅甸——以及亚洲所有的独 立国家——欠了日本一笔债。正是这笔债使缅甸的对日合作者们觉得合作不仅有理而且还有功呢。

谁也抹杀不了日本在给无数殖民地人民带来解放方面所起的作用。日本人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惊人的胜利，实际上标志着一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完蛋的开始。日本人在战时帮助建立了国民军，而这些国民军接着又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树立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意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一批独 立的国家并承认了自由印度的临时政府，而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交战国允许在它自己的统治范围内谈论独 立呢……在最后总结历史时，这一切将比战争时期的紧张关系、激动心情和背叛行为等等，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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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的历史背景——战时的中国。人们在使用傀儡一词时，选择和回旋的余地是很大的。大多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认定汪精卫是日本的傀儡；但是基于相同的理由，许多日本的学者和宣传家则同样坚信蒋介石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对他们来说，这个论点是以孙中山关于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次殖民地”这一理论为根据的。宋家和孔家是西方化的代表人物，贸易和工业方面的统计数字也说明了这一点。从上海的外滩一直到北戴河避暑胜地，这些沿海地区都明显地具有西方化的特征，而最后则还有租借法案和大量的财政援助可资“证明”。人们，不一定非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可，也可以把财政援助和帝国主义的控制等同起来看待，从而得出关于蒋介石受偏爱的合乎逻辑的结论。甚至有更多的人，特别是日本军界人士，在西安事变以后的时期里，认为蒋介石是中国共CD或苏联的傀儡，或者是它们共同的傀儡。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不明确的，因为对于多数人来说，中国共CD也只不过是苏联的傀儡而已。拉里有两种不同的提法。有一种人可能争辩说，蒋在内心里基本上是个布尔什维克，但这就必须把他在苏联作了短期逗留的意义加以夸大，把他十来年的讲话内容都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并且还得把他从一九二七年四月搞上海恐怖事件以来所公开说的一切话都撂在一边。较易说明问题的是这样的观点：蒋根据权宜之计和为了生存等原因，接受了苏联和中国共CD的援助。然后，他就允许共CD插手宣传机关的管理，从而失去了指挥战争的控制能力。按照这种观点，正是共CD人煽动中国人民激起一种主要指向日本的排外主义的浪潮，并且鼓励KMT对日本进行毫无用处的抵抗，而把他们自己的军队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许多日本领导人对此是太了解了，认为蒋只是被共CD所利用了，而共CD一俟KMT和日本的实力消耗得筋疲力竭，就要进而把“中国苏维埃化”了。17

如上所述，可见对于傀儡这个词的使用应该谨慎一些，而在亚洲使用这个词时尤其应该如此。在这方面，之所以要谨慎小心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本书所讨论到的“傀儡”中，事实上只有很少几个是无灵魂的傀儡，完全按照他们主子的要求办事，自己根本一点也没有发言权。由于把人的复杂个性和政治行为过分简单化了，傀儡这个词所表达的形象往往会使人发生误解。

日本的满 洲 国傀儡，康 德皇帝（亨利•溥仪）也许是唯一可以毫无保留地称之为傀儡的对日合作者。但是，由于这位可悲的溥仪的背景和个性，他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他身居深宫，在太监管制下长大，这就按中国专制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够落后的，可是这倒是培养傀儡这种角色的绝妙环境。他的自传证明：他是一个满脑子个人虚荣，搞同性恋爱，嗜好毒品，有虐待狂，又患有各种神经恐惧和不由自主症的软弱无能的家伙。18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他成为具有以下性格的理想人物：个性消极被动，缺乏对任何抱有积极主见来进行统治的人来说都是必需的事业心、志趣和才能；他的虚荣心使他情愿拿实权去换取空洞的头衔和礼仪规格。溥仪追忆说，当关东军司令官通知他，日本政府即将承认他为满 洲 国的皇帝时，他简直“欣喜若狂”。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必须得搞一套龙袍……而这套龙袍正是我二十二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19

其他被日本人挑选出来的“傀儡”没有一个象溥仪那样地顺从。首先，他们都是一些一贯追求权力和权威的人，在如何去得到权力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有时，他们为了得到他们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而进行讨价还价；有时，他们进行讨价还价时脑子里也还想到过广泛的国家利益。也许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夹杂着包括所有这些因素在内的动机来进行讨价还价的。要精确地指出某人的动机是困难的。不过，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无论如何只有能确立以下的论点才是重要的：即日本人并不是总能任意操纵他们的合作者的。

尽管对日合作者的讨价还价地位肯定是软弱的，但他们的事业决不是毫无希望的。由于日本人自己在所追求的目标和拥有的权威方面存在着分歧，这就成了中国方面在讨价还价时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侵华的各个派遣军司令部都极力维护它卵翼下的政权的统治范围和特权，不准其他司令部和东京的陆军最高当局来染指。“傀儡们”发现，在这种形势下采用中国人在历史上“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完全可行的。美国大使馆写的一篇有关王克敏的文章，对于怎样运用这种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手法来进行讨价还价，提供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而王克敏是华北临时政府的首脑，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日本傀儡中最软弱的一个。（在这里“夷”指的是华北方面军的喜多诚一少将和寺内寿一将军以及陆军参谋本部的土肥原贤二将军。）

据说，虽然喜多和王克敏的其他日本后台老板厌恶王的顽固，但是把王摘掉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和土肥原的胜利。下面的例子可说明日本很难与王相处……寺内将军和喜多好些时候以来一直设法劝说王签订一个把华北所有铁路“移交”给日本政府；以应战争之需的文件……但王总是拒绝这样做，尽管王对于他们大多数的一般性和具体的建议是必须照办不误的，……据说他经常在这些问题上和日本人争吵，他看到了在这些问题上有可能为中国人保全一些东西。20

不过，从长远看来，这种以夷制夷的手法在历史上被证明是，与其说它富有成效还不如说它是机灵有余。要是认为中国的傀儡们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策略来操纵傀儡制造者，那就错了。不过，中国人还拥有另一种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因素。中国人很清楚地知道，随着帝国陆军企图把战役胜利转变成为全面胜利，它就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它能够依靠自己的人员去治理它所控制的地区，但是对于这项任务它必须投人大量的人力，而单纯为了战争的军事方面，人力就已经是够紧张的了。还有，尽管日本的头面人物宣称帝国陆军在中国是如何受到热情的欢迎，但是陆军本身却比较现实地认识到，不能指望外来的日本人能有效地对中国进行统治，更不能指望日本人能说服中国接受它在“东亚新秩序”中的地位——除非通过能代表中国说话的人的渠道来进行这项说服工作。因此，日本人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用军政府的形式来统治。从战争一开始，帝国陆军就选择了要大力依靠中国合作的道路。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分析中国的对日合作者和日本人之间的谈判和协议，以便看出每一方在坚持主张自己的利益方面是为了什么目的和达到多少成效的程度。难道帝国陆军的纯军事优势和财政优势比我们一再论及的中国的利益——事实上日本是需要中国一起合作的——更加重要吗，总结我们研究的结果，正如莱曼•范斯莱克所建议的，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个“有效合作的限度”。21在一定程度内——一般说来这个程度是十分有限的——日本是愿意满足她的合作者的要求的。不过，要是超出了这个限度之外，以及在陆军认为对它的战略需要关系重大的所有问题上，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来，合作便不再是有成效或有成果的了。本书的第二个主要目的，是研究日本的合作政策，来断定这些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能揭示一些什么情况：在日本的战时决策过程方面；在同中国作战的目的和要求的变化方面；以及在陆军内部和陆军与文官之间有关战争的不同意见方面。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区分在日本的对华政策和态度中哪些部分是不变的，哪些部分是有变化的，并指出在“东亚新秩序”中哪些内容是装模作样的，而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

1 见费正清、赖肖尔、艾伯特•克雷格合著的《现代东亚的演变》（波士顿，一九六五年版）。
2 见角田顺的《解题》（《书目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22 页。
3 见保罗•莱因巴格的《蒋介石的中国》第208 页。
4 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7 页。
5 见克拉罗•雷克托的《菲律宾三年沦陷时期》第94 页。
6 见何塞•劳雷尔的《何塞•劳雷尔博士战时回忆录》第16 页。
7 见戴维•伍尔费尔的《菲律宾》第 697 页。
8 见大卫•斯坦堡的《何塞•劳雷尔：“被误解的对敌合作者”》。研究日本占领菲律宾时期的最好的著作是：斯坦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菲律宾的对敌合作》及西奥多•弗兰德的《介于两个帝国之间：一九二九——一九四六年菲律宾所经受的严峻考验》。
9 见康贾兰宁格拉特的《印度尼西亚心目中的日本》。
10 见《苏加诺自传》第179 页。研究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时期最有价值的记叙性著作是哈里•本达著的《新月与旭日》。本达等编纂的《日本在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文件选辑》也是颇有价值的。
11 见乔治•卡欣的《印度尼西亚》。
12 同上
13 见乔伊斯•雷勃拉的《日本的政策和印度国民军》第46—47 页。
14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142页。
15 同上书，第275 页。
16 同上书，第185 页。
17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著作是：田中鼎的文章《KMT与共CD》与大仑公望的文章《东亚的重建和苏联》。
18 见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19 同上，第二卷第295 页。
20 引自洛克哈特（美国驻北平的大使馆参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二卷第372 页。
21 当我写作这个命题的提纲阶段时，范斯莱克教授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这点以及其他许多评论，我对此表示感谢

[老酒]

第二章 汪、蒋和日本的威胁
当有号召力的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时，他（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篇极其动人的传奇，而他的追随者们在努力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则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都集中寄托在他身上。从那以后，中国KMT人和中国共CD人都认为将自己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自己有利。前者神化他，后者尊敬他。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别的人物能象孙中山那样同时受到两个对立阵营的尊敬。辛亥革命后，尊他为国父；一九四九年以后，称他为“革命先驱”。孙之所以具有这种双重的吸引力，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前途抱有极为伟大的理想，但却没有提出一套旨在实现这些理想而使他容易遭到任何一方攻击的明确纲领。

对于孙要求实现国家统一、摆脱外国控制、进行社会革命和实现经济现代化这样一些理想，是无可争议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留下了一套包括政治短论、宣言、党纲以及他临终前的遗嘱在内的遗著。他的遗嘱内容是那样空泛、含糊，以致共CD人、KMT人以及几乎每一个中间派都能随心所欲地来解释他的观点。甚至在许多显然属于专业方面的。具体事情上，例如铁路建设，孙也善于构想出一些极其不切实际的计划。这些计划是如此之不切实际，以致在今天，事隔半个多世纪，也还没有能够在中国得到大体上的实现。

孙未能为中国指定一个继承人这件事是很关紧要的。在他去世的时候，KMT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把一、二十个仍然割据着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的军阀的权力夺过来。看来，那时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遥遥无期。这个党所代表的是，形形色色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集团的要求，他们之中既有热诚的布尔什维克, 也有意识到大势所趋而改过自新的军阀。要使这个集团强大起来、团结一致并具有明确的方针和目标，那就需要有一个至少同孙中山差不多强有力的人来领导。可是，孙在病危的好几个星期里，却没有向他的焦急的追随者们透露，他选中了谁当他的继承人。这个职位的几个竞争者中，有两个人名列前茅：胡汉民和汪精卫。他们两人过去都是孙中山二十多年的密友，而且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交也甚笃。两人都曾帮助孙把同盟会建设成为能够指导革命运动的组织，使帝制的主张名声扫地并使清王朝加速崩溃。两人都花了多年的功夫帮助孙发展同盟会的后继组织KMT，使它成为能完成辛亥革命任务的组织。但是，年长资深的胡汉民并没有能参加竞争多久，因为在孙去世后还不到六个月，他就间接受到一个政治暗杀案件的牵连，使他在KMT中的声誉受到损害。他不得不辞去党内职务，并受命出使苏联——他实际上是被迫走的。由于胡在国外，汪就比较容易悄悄地爬了上去，成为党和一九二五年七月宣告成立的新政府的首脑。当一九二六年元旦KMT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汪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了。他的追随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选人了党的领导机关，并担任重要职务。”我们将会看到，汪力图接替孙在KMT内的权力所作的一番努力也和胡的遭遇一样，是短命的。

[老酒]

但在讨论事态的这一变化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汪的早期经历。1汪祖籍浙江，他一八八三年出生于广州，并且一直自称是广东人。他是清廷官员手下一个小官的第十个也是排行最小的孩子，取名为兆铭。尽管少年时期家境拮据，汪还是受到了以学习中国经书为主的传统教育，而且主要是在家里学习的。他父亲就是他的老师。他叔父的丰富藏书则供他自由阅览。年青的兆铭之所以能够在一九〇二年考上秀才，是与这样好的教育条件分不开的。两年后，汪成为教育改革的受益者，而这项改革措施是腐朽的清王朝所采取的，虽然为时过晚但也还算尽力而为。当时的清王朝认为，只要新一代的中国学生能学到西方强盛的秘诀，那末包括帝制在内的那些中国旧制度就统统能够保存下来。对包括年青的汪在内的许多中国学生来说，日本同样也能为他们提供和欧美差不多完备的教育，但离家则要近得多。一九〇四年，汪获得官费到东京学习法律和政治理论。在那些涌往日本留学、尔后回国成为现代中国领导人的学生中，汪是属于最早的一批。

汪学会了日文，并在一九〇六年毕业于法政大学。但除了这些成就之外，他却辜负了选派他去留学的清廷官员对他的期望。留学生们接触到一个正在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居然能够在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的战争中打败俄国。这就使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出自己国家的奄奄一息和日本的生气勃勃之间的鲜明对照。反对清廷的革命活动开始在东京和横滨的中国学生社团中蓬勃开展起来，而汪则通过参加新成立的同盟会，在促进这些活动方面起了领导作用。他年仅二十二岁便当上了同盟会的三个重要委员会之一的主席。他发挥了他卓越的演说才能为革命事业服务，并用他已经很不错的辩才投入了当时同反对革命派不断进行的论战，其中包括同保皇党人、温和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这个庞然大物的论战。当革命期刊《民报》于一九〇五年创刊时，第一篇文章就是汪撰写的，而且他还是“以后各期的主要撰稿人”。2许多学者在分析汪的演说和作品时，都对他的表达才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论是说话还是写作，不论在大小不同的场合，他毕生都以擅长于抓住听众和读者的心理而称著。就是那些要中伤他的人，也总是先对他的口才恭维了一番之后才攻击他的。在描写汪时，人们总是一再用“有说服力”、“才气纵横”、“优美的”、“戏剧性的”等一类的形容词。他的辩才使同盟会中比他年长很多的领导人都常常对他表示敬佩，而这在敬老的中国是很少见的现象。甚至比他年长十七岁的孙中山有时也很听这位年青革命家的。一个在汪晚年时才认识他的日本记者追忆他的演说时说道：“当在场的人数不多时，他总是把声调压得很低。他非常讲礼貌，总是用全名称呼人。但在三千人的群众场合，他简直就象一头狂狮！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3在孙周围的革命家们恰恰就是需要有这种才能的人。要是说汪的演说和文章在内容方面不如他的对手梁启超那样立论完整、深刻而又站得住脚，那是不足为奇的。汪只是粗略地知道一点西方的政治理论，不管怎么说，他只把理论放在次要的地位：他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当汪在一九〇五年开始为《民报》写文章的时候，他按照中国的传统，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精卫。（“精卫”是中国神话里的一种鸟，它终生以衔西山木石去填东海为己任。据说汪选用这个名字是表明他推翻清朝的决心；也就是说，他就象精卫鸟不顾填海的困难那样，根本不去考虑这个任务有无可能实现的问题。）4次年，即一九〇六年，国内当局注意到汪的革命活动，停发了他的留学津贴，并且悬赏要他的脑袋。在此后几年中，他伴随孙遍游东南亚，组织同盟会的分会，到处演讲，写文章，并呼吁一般比较有钱的华侨团体给予财政支持。这些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汪和孙的广东同乡。清王朝显然正在崩溃——当时已不是会不会崩溃、而是将于何时何地崩溃的问题。对于孙和汪——也可能对于许多华侨——来说，把革命根据地设在本省是至关重要的。有人总把广东人说成是乡土派性味道很浓的，从广东人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表现看来，这种老说法还是不无道理的。汪的一生说明，他同本省人的关系密切，而且他的最亲密的追随者中有不少都是广东人。

虽然有象孙和汪这样有干劲和有献身精神的人，但同盟会还是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由于计划不周，经验不足，缺乏武器和弹药以及时运欠佳等等一连串的困难，起义一次又一次地归于失败。不少忠贞之士被捕就义，革命组织的士气低落，派系斗争开始抬头；而日本当局的镇压则更进一步削弱了这个革命运动。一九一〇年，同盟会的时运降到了最低点。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汪开始设法使革命阵营恢复信心，重新振作起来。在当时秘密出版的《民报》（一九一〇年二月一日的一期）上，汪写了一篇反映那时在日本激进分子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汪鼓吹以暗杀作为点燃推翻清朝的烈火的手段。他决心把他的主张付诸实施，隐姓匿名，把炸弹和《民报》缝在衣服里，潜回中国，前往北京。他拟定好了方案，图谋暗杀四岁的皇帝的摄政王醇亲王。但是厄运又一次挫败了革命志士的计划。警探在摄政王的座车将要行经的桥下发现了汪所埋藏的炸弹。几天后，汪被逮捕，锒铛入狱，并被判处死刑。但结果汪并未遂其杀身成仁之志，反而因祸得福，而本来谋刺皇族肯定会在严刑拷打之后被杀头的。除了几个走投无路、流亡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分子知道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之外，汪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可是他现在却一下子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民族英雄。

汪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其原因至今不明。宣统皇帝，谋刺对象（醇亲王）的儿子，后来写道，日本人的干预是政府改变原来决定的重要因素。5另一种听起来较符合事实的说法认为，清廷当时深知帝制十分脆弱，看来不过分得罪革命党人还是明智的。另有一种说法称，因为太后爱上了这个美少年，替他说情准予减刑。且不问这一说法是否真有其事，但相信它的人却不少，而且还流传甚广。例如约翰•根宝在二十九年后所写的《亚洲内幕》一书中便引用了这一解释。6汪不但有讨人喜欢的人品，还长了一张非常漂亮的脸孔，这一点谁也不否认，而且从他后来的照片中也可看得出来。那些熟悉汪的人在描写他时，很少不提到他这个人皮肤细腻、容貌英俊，虽然年逾半百，却还能保持童颜。根室写道：“当我见到汪精卫时，我大吃一惊。他五十三岁了，但看起来只象二十八岁，真是一个出众的美男子。……他简直有点象学生模样。”在那些轻视他的人如硬汉子红军将领朱德看来，他就象旧京剧里的花旦那样，一付娘娘腔。7但对那些赞赏他的人和那些只是通过浪漫的传说了解他的人来说，他这个人漂亮得足以使清朝的皇太后都为之倾倒。

汪写的那些以忘我牺牲为题材的诗篇和发言，在使他自己成为不朽的人物方面是起了作用的。这些诗篇和发言肯定会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民族的文学和戏剧中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武侠故事：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因谋刺摄政王而被捕并判处死刑的有两个人，汪只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人叫黄复生。他和汪一样，最后也被释放了。虽然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在KMT内也略有名气，但是他参与谋刺之事并没有给他带来象汪所得到那样大的声誉。毫无疑问，这是由于：黄之所以有名，仅仅是凭他略懂化学、会制作炸弹而已，而汪的才学却渊博得多。当他的同胞们后来谈到他感人肺腑的狱中诗和他在法庭上的自白书时，都为之激动不已。*汪边指着自己在《民报》上所写的文章边说道：“此等文章乃以墨书成，我当化之为热血。”8
* 汪最著名的狱中诗原文如下：慷慨悲歌过燕市，笑语从容入囹圄。延颈受戮无穷乐，唯此不负少年头。

[老酒]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的起义士兵搞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暴 动，它标志着中华帝国末日的到来。十一月，汪获释出狱后立即投入政治活动。不久他就同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袁世凯举行了一系列的密谈，这是二十八岁的汪当时已位居显要的明证、袁凭借他控制着北洋军而有权势，而北洋军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一支现代化精锐陆军，而且多年来一直是清王朝的主力部队。袁最后只是在表面上权且同意把帝制改为共和。当共和国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成立时，他当上了第一任内阁总理。汪拒绝接受那个职位，也谢绝了别人请他担任的另外几个职务，并且退出政治活动。这一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誉。*只有少数几个儒家圣人能比那些无意仕途、洁身自好的理想主义者更受人尊敬。但是，汪的动机并非源出儒家哲学，而是由于信守他自己在一九一二年帮助创立的进德会的会章。进德会是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运动，它不设办事人员，并且鼓励它的会员不接受政府官职。但是，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根源之外，进德会还有深刻的改良主义意识。它认识到，政治革命如果不伴随着社会改革，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种见解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者中是少有的。

进德会认为，清朝的腐败与其说是由于其政治体制所造成，还不如说是由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腐败。进德会的会员应努力建立一种适合于新中国的道德，必须抛弃旧中国的三种最坏的习惯（嫖妓、赌博和纳妾）。9汪的婚事是他本人摆脱旧中国习俗的一个明证。一反传统的中国惯例，他自己挑选了他的妻子——陈璧君。陈是海峡殖民地城市槟榔屿的一个富商的女儿。一九〇八年，当汪和孙在马来亚的时候，陈璧君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她一被这个革命家和他的事业所吸引，未经她父亲许可就决定跟随汪到日本去了。她不仅仅只是这个年青革命家的崇拜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同志。当汪于一九一〇年前往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任务时，陈璧君陪伴着他并且协助他行事。从那时起一直到她于一九五九年死于共CD的牢房中为止，她始终如一地热情捍卫汪所拥护的一切主张。人人都说她是一个异常果断的女人，在进行政治论战时毫不退缩，而且敢于坚持非主流的立场。她从事她自己的政治生涯，到了三十年代，她已是KMT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了。汪倚之如左右手，正如他后来向一个日本同僚解释的那样：“她是我的妻子，但她也是我的革命老战友。因此，我在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作出重要决定的。”10汪和他的妻子于一九一二年结婚后就到法国去旅行，他们在那里呆了五年，这是混乱、尔虞我诈、共和事业走下坡路的五年。当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时期，汪却享了一个时期比较不过问政治的清福。在这个清闲的过渡时期里，他爱好深思的诗人素质显示出来了。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为了适应现代中国的改革需要而成立的进德会的组织者，竟会去参加旨在从唐诗中汲取文学启示的一群诗人所组织的诗社——南社。西方人也许比中国人更能看出这个矛盾的现象来，因为另一个很有诗才的革命家毛泽东，也是取法于古诗体裁的。南社的创始人和社长柳亚子，与毛私交甚密。
斯卡拉皮诺和俞合著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第38 页，引《民立报》的说法。按照詹姆斯•雪利的《KMT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59页）的说法，汪的那种带有儒者“味道的大公无私（和）富贵不能淫”的自制力，使他在一出关于辛亥革命的戏剧中赢得了“圣人”的绰号。

[老酒]

一九一七年汪回到中国，再次和孙在—起，并致力于加强KMT的工作。加强KMT事实上就意味着要同刚成立不久的共CD结成联盟，并且依靠唯一对孙表示同情的外国——苏联的援助。苏联、中国共CD人和KMT的联盟，与其说是建立在共同的目标和信仰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他们对共同敌人中国军阀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上。在这个联盟中始终存在着相互猜疑的因素，猜疑其中一方正在利用另外一方。每一方对有损于本身独 立性的危险都怀有戒心，但又相信自己能免于受害。不管KMT得冒着多么大的风险，它本身在一九二三年时的软弱状况却需要这个联盟。俄国的步枪、苏联顾问团、象周恩来那样有组织能力和宣传才干的共CD人——这些因素都使新旧KMT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旧KMT是组织松弛，领导不力，本身没有实力基础。而在孙去世前后开始形成的新KMT则逐步变得有纪律、有力量了。

但是，二十年代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使KMT内部派系斗争的倾向加深了。在KMT的党员中，对于和新的共CD盟友合作是否明智的问题，理解程度各有不同。在革命步骤的先后上也有着不同的看法：究竟先进行国家的统一工作，还是先搞社会改革，如果先搞社会改革，又该搞到什么程度，反对帝国主义又该占多少比重？矛头针对哪些国家，除了这些思想上的分歧之外，还有中国历来容易形成的以对地区或对个人的效忠为基础的宗派主义。虽然汪精卫一派的最高地位是由一九二六年一月KMT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但在短短的三个月以后就受到敌对的蒋介石一派的挑战。

夺权斗争并没有拖得很久。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汪到手不久的权力在几小时内就化为乌有了。在这天之前，汪还是党和政府的领袖，并且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代表文官对军事机构进行监督。然而这天的事件却可说明，汪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乃是他的致命伤。结果，校址设在广州郊外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学员成了KMT内部派系斗争的裁决者。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第一军军长就是蒋介石。在三月二十日黎明前，蒋没有和汪商量，就派出了他的分遣队布满全广州城，逮捕共CD派到各个军事单位的党代表，不准苏联顾问离开他们的宿舍，并解除共CD的“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而这个委员会在过去九个月里曾有声有色地领导过广州市抵制外国货的运动。关于蒋搞政变的许多详细情况，至今还笼罩于神秘的迷雾之中。他的政敌们指出，这是蒋对他的革命盟友进行一系列背信弃义的袭击中的第一次，也是他向帝国主义者进行一系列卖国勾当中的第一次。他们中的一个人写到蒋时这样说道：

他成了卡尔。马克思在谈到路易。拿破仑时所说过的那么“一个人，他不是晚上作决定、白天行动，而是白天作决定、晚上行动”……总之，取消共CD人的政治待遇、提高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并把群众运动的巨大而尚未动用的资本储备交给资产阶级去处理的时候已经到来了。12

蒋介石在约三十年后回顾这事件时，还在为这次政 变辩护，理由是：他“那时怀疑共CD人即将进行一次暴 动”。13换句话说，按照他的说法，那次政变是一次反政变。他当时怀疑某种阴谋正在酝酿之中，因而他个人的安全也很可能受到了威胁。这一论点受到了许多学究气十足的研究报告的支持。蒋认为当时广州的政治形势是复杂得令人难以相信，他还隐约地暗示，要等到他死后才有可能把广州政变的全部经过搞清楚。虽然他从来没有公开责备汪是触发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但由于汪和共CD人有密切关系，而且汪蒋之间又赤裸裸地在进行夺权斗争，所以，汪是这次政变的既定打击对象之一和主要牺牲品，那是毋容置疑的。随后，蒋迅速地去安慰苏联顾问和中国共CD人，使他们的怒气平静下来，因为他们的支持对他急于要换动的北伐能否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汪这时既丢了权，又很恼怒，于是他辞去官职并于不久后开始他生平第二次流亡巴黎的生活。汪领导革命（至少是在名义上领导革命）总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后，革命的主动权就开始落到蒋的手里了。他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北伐，巩固了他对一政府、党和军队的控制。汪在此后也还经常向蒋挑战，但却从来没有严重威胁过蒋在这两年中发展起来的领导权。

一九二六年初，谁也想不到蒋会如此迅速地危及汪在革命中的地位，当时蒋的名字尚未见诸于《中国年鉴》。和汪一样，蒋曾经到过日本，并在清朝统治最后十年的期间参加了同盟会。但是，当口若悬河、才气横溢的汪已在提出革命纲领、灌输革命热情的时候，蒋还只是一个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不知名的二等兵。这个孤独、瘦弱的军官候补生在他的同学中不孚众望，更不用说他有什么左右革命事业的才干和个性了。蒋究竟算勤勤恳恳还是平平庸庸，这就要看人家是怎样刻划他的性格了。这个人为了学到最新的炮兵技术和得到逐步提升，颇能忍受既不光彩又单调乏味的兵营生活。至于汪究竟算擅长鼓动还是华而不实，那也要看人家是怎样来估量他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了。但事实仍然是：当汪已获得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的称号时，二等兵蒋介石却还在北海道的第十三野战联队“洗刷军马”呢。

[老酒]

从两人和有威望的孙中山的接近程度而论，汪和蒋之间的差别也很显著。迄至一九二五年孙去世的时候为止，汪已经和这位受人尊敬的革命之父共事二十年了。尽管汪多年在国外，而且在政见上和孙有些不一致，但在他们同胞的心目中，这两个人的名字几乎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孙在北京生命垂危之时，汪就守候在他的床边，等到要写政治遗嘱时，汪就代表这位病危的领袖执笔，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最后为孙的政治主张向后代作解释的人是汪，遗嘱的起草人也是汪，而孙同意这篇遗嘱并曾吃力地作了最后一次签名。15对于多数人来说，汪在孙病榻前那一幕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另一个无可争论的标志，它说明汪具有继承孙的权力的资格。可是，所有这一切同蒋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权术所由得的兵权比起来就毫无价值了。除非人们假定汪会象甘地一样不计较个人的权位，那他们就不能不承认：汪对自己在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十年走下坡路而怨气冲天，同他于一九三八年决定和日本人合作一事有重要关系。我们在以后几章中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去考察那次对敌合作的其他一些原因。

一九二八年末，中国在名义上统一后，建都于南京。此后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进攻中国时为止的十年中，在对付国内共CD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的同时，重建中国社会的任务落到了蒋介石所领导的KMT专政和南京政府的身上。要很深入地分析这十年的历史，那就会超出本书研究的范围，但申述几点看法还是可以的。首先，一九二八年后，蒋的军事力量受到许多方面的挑战，以致这个委员长——外国报纸都这样称呼他——无力对所有政敌采取公开敌对的态度。妥协和联合是南京政府执政十年的特征。此外，蒋也完全明白：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自己是不够格的。正如一位作家所评论的那样，蒋的“天性是内向的……既不是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也不是一个宜传家。他最擅长的是，策划于密室。他懂得如何操纵政客，但在大庭广众的面前却不知所措；他知道怎样去压服别人，却不知道怎样去说服别人。”16汪的长处恰足以补蒋之短处。蒋的官方传记作者董显光指出：“蒋总是需要一位有才能的政治同僚，使他和党务保持联系，并替他向中国公众和外部世界详细阐明KMT政府的政策。而汪精卫就具有这种罕有的才干。”17结果，在南京政府执政十年期间，汪有时参加国民政府，有时又退出。
* 在法律上，行政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但按实权来说，与文官，政府平行的各种军事机构的权力却大得多。最高的军事当局是军事委员会，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六年，蒋介石一直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老酒]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无论是自动流亡在国外或是在国内，汪都拼命反对蒋扩大自己的权力。例如，在一九三〇年，他和冯玉祥、阎锡山搞联合，而当时这两个北方军阀则正在同力图消灭他们的私人军队并接管他们地盘的KMT搏斗。这是孙中山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搞过的那种权宜的联合。但是结果毫无用处。南京同奉系军阀“少帅”张学良结成联盟，经过了整个军阀混战时期中的几场最激烈的战役后，汪—冯—阎的联盟被打败了。汪被“永远”开除出KMT。他的前景似乎不妙，然而就在第二年，在华南又出现了新的机会。一九三一年向南京发动的挑战是由于逮捕胡汉民这件事引起的，而胡既是孙中山最老、最亲密的朋友，又是孙的广东同乡。KMT头面人物的反应是，要求对蒋介石进行弹劾，纷纷辞去南京的职务并前往广州。汪参加了反对派。这些反对派由于有实力的广东军阀张发奎加人了他们的队伍而拥有很大的力量。仅仅在两年前还和张发奎进行过苦战的李宗仁将军，现在却参加了广东反蒋派的行列。李的行径是这个纵横捭阖、千变万化的时期中最典型的事例。稍后，在一九三二年五月，新的反蒋联盟要求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蒋介石现在腹背受敌：在华北有不少零散的敌人，在南方则面临一个团结一致的敌对联盟。他明智地决定避免采取一年前的那种在军事上是可取的摊牌办法。在一九三一年整个夏季中，广东分裂派和南京之间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停战状态。象往常一样，汪用了好些漂亮词藻来表达大家的心情。他说，“通过建设来达到统一”，必须排除既无益又有破坏性的内战。为此，他宣称愿意和蒋合作。18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敌对的各派有一条紧急的理由要加速他们之间的和解。就在那一天，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属于日本所有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遭到了破坏。日本军队借口中国军队企图破坏铁路，开始向中国人称之为东三省的全部地区进军。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把整个地区从中国分割出来，并于一九三二年初使其变成伪满 洲 国。日本的行动迫使敌对的派系为了国家的安全把分歧搁置起来。一九三二年一月，汪就任行政院长。*蒋汪之间将近六年不断加剧的不和现在开始弥合了。

[老酒]

以后的四年，直到一九三五年末，这个委员长全力以赴地搞了一系列围剿战役泪的是要消灭“共匪”的根据地，因为他们已经显得比军阀更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了。这就使汪能够在制订非军事性质的纲领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而这些纲领都是政府在那几年中才开始着手进行的。汪在他一生的经历中，特别是在关键的一九二七年，总是被当作一个左派——KMT左派的首领。尽管这类名称的含义难以捉摸，但也并不是没有某些实质内容的。诚然，汪从不害怕同军阀将领结成联盟，不过这就象那时共产国际代理人和蒋介石出于权宜之计方决定结成联盟一样。总的说来，汪是由于坚持依靠苏联的援助而获得KMT左派的名声的。结果，他被批评为斯大林的“傀儡”。事实上，汪只不过是坚持了孙的主张而已。孙认为：尽管依靠一个外国的力量来使中国摆脱其他几个外国的控制是个不好的办法。但那是不可避免的。当斯大林想要操纵革命的意图变得十分明显而且其目的又是汪所无法忍受的时候，汪就立即切断他和莫斯科的联系。共产国际代表罗伊泄露了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的电报这一有名事件，加速了汪和莫斯科的破裂。由于罗伊不慎，汪获悉斯大林下令执行一项没收土地、消灭“不可靠的将领”和建立一支工农军队的纲领。和罗伊的设想相反，汪断然拒绝接斯大林的旨意办事，反而采取了激烈的反共姿态，而且一直坚持到死。

不论是想要理解孙中山或者理解孙的信徒汪精卫，人们都会发现自己在概念上钻进了死胡同，很难找到能够自圆其说的地方，这种比喻看来一点也不过分。理论年复一年地改变着，可是往往总同实际没有什么关系似的。不过，如果以阶级斗争，特别是以剥夺富有的地主财产的农民暴力行动作为区分左翼改良派和激进派的标准的话，那末，汪显然是一个改良派，而不是激进派。根据当时任何一条标准来衡量，他和他所挑选的许多同僚同他为权宜之计而结交的盟友相比，都算得上是左派。例如，陈公博大概总可算是汪的心腹、汪的改组派*的主要理论家了。他曾经在一九二一年帮助创建中国共CD，又在一九二五年积极参加了使英国在华南的经济利益受到将近一年损害的抵制外货和罢工运动。改组派的成员对于中国有必要采取激烈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也是真关心的；但是他们不愿意放手让农民去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就象其他所有中国人一样（只有个别人例外），他们也的确并没有意识到蕴藏在农民之中的爆炸性能量究竟能有多么大。
* 改组派是KMT改组同志会的简称。

当汪于一九三二年回到政府任职的时候，许多改组派的成员也都担任了重要职务。陈公博任实业部长；经济学家、五四运动的有名人物顾孟余任铁道部长，并着手进行汪所要求的“复兴”工作。由于汪以不贪污闻名，由于改组派许多成员有学者的履历，由于人们普遍感到中国过去为害极大的停滞状态终将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南京政府在一个时期中开始博得舆论界的好评，而且同中国知识界的关系处得也还不错。

虽然汪在领导国内复兴计划的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我们现在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在南京政府的十年期间所负责的另一领域，即对外关系方面。这在三十年代初期，对中国说来，主要是指和日本的关系。随着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关东军进攻满洲，本来在二十年代已很紧张而且经常处于危机边缘的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历时十四年而且苦难有增无减的阶段。整个中国掀起了反日的怒潮，爱国的学生组织纷纷成立，为的就是要激起民族的义愤，迫使南京政府不得不宣布全面抗战的政策。中国商人联合起来抵制日货——不买、不卖、不运输；对于不这样做的人，斗志昂扬的学生们就会折磨他们。日本商行的中国经理们纷纷辞去他们的职务。成千上万的日本商人、侨民和外交人员，在全中国到处都可见到“日本人不准入内”的标语，听到一片骂声。但是，公众要求抗日的呼声并没有使少帅张学良的军队仓皇撤退的步子放慢。到年底时，关东军的部队已差不多完成了他们全部的战斗任务，以致那些有政治头脑的日本军官已经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建立一个傀儡国的事情上来了。张学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部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使得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并不能归咎于少帅一个人。这位三十三岁的少帅是北京社交界的名人，吸毒成瘾，喜欢和漂亮的妇女（包括电影明星胡蝶和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达•齐亚诺）鬼混。他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把队伍撤到长城以南。蒋说，中国并不想打仗，而是要把这事件交给国际联盟来处理。这位委员长在照例于每星期一早晨（举行的纪念周上）对中央军校的学生们的一次训话时，这样解释说：如果他只考虑到他自己的名望的话，

那事情就很好办——我只要对日宣战就行了。这样一来，全国就会赞扬我，把我捧上天。那末。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为什么我反而被人怀疑为“不抵抗”呢？我并不怕死，但我不能把国家社稷断送掉，也不能孤注一掷地拿国家去拚。我必须想到国家的前途。我不能为我的个人名望而牺牲全中国。

[老酒]

蒋坚信，“国家社稷”之所以有断送之虞，是由于共产主义在作祟。在蒋看来，共CD人不仅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敌，而且是“以虐杀为乐”的妖魔。……他们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户中挑起纠纷。他们特别怂恿青年人不顾道德败坏。总之，他们向中国的家庭生活和一切伦理观念宣战。20蒋经常反复地说，不关心来自日本的威胁的并不是他。有一次他对一个愤怒的学生代表团训话说：“我向你们保证，在三年之内，我将把日本人打得跪下来讨饶。要相信我的话，回到你们学校去好好读书吧，”21把中国有限的军事资源消耗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是没有好处的，它只能分散南京的力量，让共CD军队得到好处。根据这条理由，蒋衡量了一下轻重缓急，乃认为必须先安内而后攘外。蒋指出：当安内工作“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日本人却恰好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来了，及时解救了”被围困的共CD人。22结果，南京不得不抽调一些军队出来，不过主力部队则仍然留了下来，对“共匪”山区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反日敌对行动达到一个新高潮，而汪精卫恰巧在同一天出任行政院长。就在那一天，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上海市郊的闸北，遭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十九路军的抵抗，从而使上海抵制日货运动所引起的紧张局势爆发成为一场公开的战斗。双方互相射击，但使全世界震惊的是；日军竟悍然下令进行空袭以“惩罚”中国军队。当未被击败的守军拒绝投降时，日本军舰就参加了战斗，并且增派更多的军队登陆。难民营遭到袭击，中国人横遭屠杀，外国人受到凌辱，当时全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五年后发生的事件的前奏而已。

十九路军抗击日本军队达三十四天之久。他们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在烧光了的工厂废墟上、以及最后不得不后撤时，还在郊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斗结束后，原先人们对中国士兵的可笑印象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由于世界舆论站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一边，他甚至还成了一个国际英雄。而日本的指挥官们则大吃一惊，他们原来估计用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译者注）的兵力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结果却在这场战役中投人了好几个师团。女作家韩素音回忆说：“十九路军……为中国雪了耻。即使在今天，只要当年的激情从心头涌起时，我的喉头还会梗住，我的眼睛还会发酸。”23学生团体蜂涌前来支援十九路军，他们奔走于上海附近的各个城镇，“呼口号，发传单，向街头群众作宣传，表演颂扬十九路军英雄事迹的活报剧，唤起人民去抗日。”24许多人，其中学生占多数，志愿参加十九路军，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一个外国人这样写道：“脚穿布鞋、头戴软帽、装备低劣的军队居然能在世界上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面前巍然不动，这个国家就有了新生的因素。……中国可以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以有千千万万为保卫国土壮烈牺牲的英雄儿女而自豪的国家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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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京政府的步调却同整个民族的意向很不合拍。当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纷纷向南京捐献国防费用时，政府却不给蔡将军的部队补充武器和弹药。蔡的抵抗是违背南京政府的命令的，等到他最后被迫撤退到日本最后通牒所坚持的界线以外时，南京就同东京开始磋商起解决这一事件的办法了。根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和平协定”，南京同意在上海周围建立一条长二十公里并禁止中国军队进人的非军事区。南京政府对协定是满意的，因为协定虽然有损中国的主权，但也规定日本不得进一步攻打长江下游地区。更重要的是，可以赢得宝贵的时间去进攻共CD人。和日本的协定一达成，蒋立即下令发动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日本在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又进行了新的和更严重的入侵活动。一月，日本军队占领了战略要地山海关走廊，也就是那个地处长城东端和渤海湾之间、扼华北平原门户的关口。从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一直驻扎在华北保护日本权益的所谓天津驻屯军，派出部队在冀察两省进行军事和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关东军也开始在长城以北的热河省采取行动。在冀察两省的行动极其复杂，这是决心要搞华北自治这一活动的开端。在人口稀少而多山的热河所进行的作战完成得既圆满又迅速。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一个靠在本省广种鸦片大发其财的旧式军阀，他显然不是一块当英雄的材料。”南京命令他进行抵抗，26但是既没有派军队又没有派飞机去支援他。于是日本在十天内便占领了全省； 省会承德竟陷于一支仅有一百二十八人的日军之手！

愤怒的国民再一次发出了要求抗战的呼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猛烈地攻击这位“鸦片将军，说他敞开大门让日军进人中国”，但是，她的最尖锐的攻击还是对准她的这位委员长妹夫的：“谁应该对这项卖国行径负责呢？是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蒋用他的军队打中国人民，任用卖国将领，又不予以撤职。他既不愿意武装人民也不组织游击队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27
孙夫人一面抗议，一面呼吁结束“围剿”、联合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战。这主要是呼吁实行民族团结。蒋本人也经常谈到民族团结很有必要。其实他之所以下决心首先打垮最直接威胁中国秩序的共CD人，也正是由于他一心想要实现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因此，他把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军事机器的全部力量都不断用来反对共CD人。由于他对日本入侵所作的反应很软弱，日本自然就只肯按她自己提出的条件来解决一九三三年的冲突。这年五月间在塘沽签订的一个“局部”停战协定就是其解决办法。停战协定的局部性质一方面说明了南京政府在有关的这几个省没有力量，还说明了它想避免用它自己的名义签署这个丢脸的协定所蒙受的耻辱。北平市及其周围地区实际上仍然处于军阀统治之下，南京只拥有名义上的控制权。五月，蒋任命他的亲信顾问黄郛为北平政务委员会主席，名义上负责管辖日本企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那几个省。正是黄郛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成为此后四年日本力图使华北自治化的保证书。这个协定的最重要的条款乃是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这个地区约有三十到四十英里宽，从长城以南一直延伸到平津走廊。中国军队不许进入这个地区。指定了一支中国警察部队负责“维持治安”，但协定的秘密条款规定该警察部队必须对日本亲善。这个协定还让日本控制山海关，但协定并没有改变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军（即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地位。这就意味着日本军队可以驻在禁止中国军队进入的某些非军事区。日本在军事上从这个协定所得到的好处，增加了她在政治和经济上压倒华北的地方政府和军阀们的优势。当日树以后几年着手尽量利用这个好处时，中国人就纷纷起来抨击南京政府的软弱无能。这种批评越来越指向汪精卫。当热河和华北危机爆发时，汪正在法国治病。但他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回国，不久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他一直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蒋汪两人对于南京有必要（多么可悲的必要！）同意塘沽协定的条款是意见一致的，对这一点人们是深信不疑的。由于汪为“象征软弱”的塘沽协定辩护，而成为舆论攻击的主要对象。这使他的密友陈公博大为不安。他建议汪提醒批评者：这个协定是蒋介石批准的。但汪拒绝这样说。他认为，他身为行政院长，必须对该协定负全部责任。黄郛于塘沽协定签字两年后死去。汪在致悼词时，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进退两难的局面作了清楚的说明。他承认这个协定当然会使人民感到沮丧，并且使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误解”。但政府曾慎重地考虑过这种危险，其结论是；“空话和虚荣心是无济于事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实在太虚弱，无法在华北抗击日本。如果北方沦陷，“黄河以南各省也将受到威胁。”汪说：“所以，我们决定寻求暂时停止战争的途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国家统一起来，以便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去抵御外来的势力；第二，消灭赤匪，他们使国内不得安宁，牵制着军队，使之不能调往前线……；第三，努力建设我们的物质基础，加强并扩大抗战的力量。” 28由于签订了这个协定，中国就能够多争取到一点时间。

从他于一九三二年上海（—•二八）事变时参加政府之日起，这位说话明白易懂而又有说服力的汪精卫就一直担负着为软弱的防御政策进行解释和辩护的任务。他很快就创造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简单扼要地说明了他的立场，并平息那些抨击政府不抵抗的人的怒气。“一面建设，一面交涉”不久就同“通过建设达到统一”一起，成为汪的语汇中一直使用的字眼。对汪说来，这个口号决非一种空洞的陈腔滥调。对于上海和满洲两次战役，他都曾经主张过抗战，并带头提出撤换不抵抗的将领（如少帅）。但是在上述两次战役中，当他明白过来进行抵抗并无好处时（手头上资源有限，而且又要绝对优先顾及围剿），汪就转而主张谈判，以尽量挽救绝望的局面。汪经常向他的同胞们解释，愿意和日本人协商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在某个时候承认日本或满 洲 国对东北四省拥有主权。*他许下诺言说，中国决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成果。他在一九三四年写道：“中国决不放弃一寸领土，无论受到什么威胁，也决不签订玷辱国家体面、有损国家主权、破坏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任何条约。”他说，签订停战协定也并不就意味着投降，但却能为国家赢得时间来组成统一战线（当时这意味着要消灭共CD人而不是要同他们联合）。汪向读者们保证：“国内统一战线一旦组成，不管日本国力多么富、军力多么强，中国都能依靠她地广人多来抗日卫国。”29
* 日本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三年先后侵占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等四省，被合并成为伪满 洲 国。中国人总是避免使用满 洲 国这一名称。


但是，中国目前必须不去理睬那些空喊宣战和“直捣东京”的人。他问道：“日本是一个海上强国，难道我们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去直捣东京吗？”

我们目前的军备和日本相比，有如弓箭之于机枪。如果我们贸然向日本宣战，拳乱之祸就会重演……日本能立即动员二百五十万军队和后备军，并且能够在两天内就把军队经海路运到中国，而我们由于缺乏交通运输条件，得花半个月时间才能把军队从北方调到南方。

汪坚持说，尽管中国的处境十分危急，却没有必要危言耸听地去大谈屈服和失败。中国太大了，日本可能进攻少数几个地方，但他们“肯定不可能把我们全国都变成战场。我们的军队可能暂时失利，但世界上没有一个觉醒了的国家会永久被征服的。只要我们坚持作自卫的准备，这样一个时候必然会到来：这时侵略者将精疲力尽，列强也将会觉悟到自己对和平事业所负的责任。”

总之，汪主张从现实出发，反对空想，主张忍耐，反对鲁莽从事。象蒋一样，他也引证历史和神话故事来支持他的论点。委员长常对他的听众介绍《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的故事，以表达他的信心：中国龟一定能在和日本兔的竞赛中获胜。而汪则喜欢引证明末的史实，当时由于“群情汹汹”使朝臣们无法冷静地去制订国策。汪警告说，“其结果是明朝的覆灭，所有的爱国志士也随着明朝的崩溃而牺牲殆尽。”至于那些原来大声疾呼要求作战的人也不得不去“归顺新政权”。对汪来说，这个教训是记忆犹新的。他用带韵律的对偶句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论点：“唱高调，教人厌。骄失利，谦免败。深知攻则不利，然亦知守之有余。”32

用塘沽协定换来的时间开始产生效果了。将近一九三四年底时，蒋对共CD人不断增加的压力迫使他们放弃在江西的根据地，并开始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前往遥处西北、但较安全的延安地区。由于蒋集中精力抓军事，汪就越来越专心致志地设法尽力挽回日趋恶化的华北局势。他的主要谈判对手是日本驻华公使、其后成为外务次官的重光葵。毫无疑问，正是由于重光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和解的态度，所以汪才象重光一样，也坚信外交手段可能奏效。机敏的重光原想把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心理转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其办法是：帮助中国取得海关、司法和包括上海、天津以及其他仍有外国租界的大城市的完全自主。虽然这种办法几乎必然意味着日本将不得不放弃她自己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并从华北撤军，但重光感到，他的国家将由于采取这种克制的政策而得到很多好处。中国不但不会把日本的力量消耗殆尽，反而由于她的软弱和需要一个强大邻国的帮助，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日本。这种早期的泛亚概念有可能成为中日谅解的共同基础。重光的政策肯定是为日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试问有哪个国家的外交不是这样呢？当然，有些问题是几乎无法取得和解的。满 洲 国或许就是这些问题中最大的一个。

[老酒]

在日本的军政要人中，不管他们对中国持什么样的和解态度，都没有人认为把满 洲 国还给中国以赢得中国的友谊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办法。但是在中国看来，力争日本在华北实行一项克制的政策，是一个很值得进行外交活动的目标。至于说日本能帮助中国把她百年来同西方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关系告一结束，则恰恰体现了孙中山心里所想的那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孙曾强调指出：“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日本。”汪生前向中国和日本的听众讲话时一直喜欢引用这句名言。33

但是，重光的意见并不等于就是帝国陆军的意见。陆军方面继续认为中国是各个军阀统治地区的集合体。中国的软弱和不统一，招致别国的觊觎。日本军界的头头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把KMT看作是未来的象征，或一种能够扭转地方军事割据的分裂倾向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分裂倾向才使中国在近几年以来老是受到来自日本的压力。因此在他们的印象中，蒋介石也是一个军阀，只不过比大多数的军阀强大一点而已，但是在日本最大战略利益所集中的那部分中国领土——华北，他的力量恰巧最为薄弱。一九三一年，日军开进满洲，为的是要建立一个对抗苏联扩张的缓冲地区；现在到了一九三四年，帝国陆军决定：这个缓冲地区本身也还需要一个缓冲地区。结果，重光的合理主张也就被否定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在核心内阁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陆军的意见占了上风，从而形成了日本官方的观点。它认为“中国国民政府的原则基本上是和日本对华政策相对抗的”。具体到华北的问题，核心内阁决定：“日本期望逐渐削弱国民政府在华北的行政权力。”34

* 这是三十年代常用的一种安排，以便绕过开起来较不方便的内阁全体会议。它有时称为四相会议。这四相是首相、外相和陆海两相。有时四相会议加上了内相，扩大成为五相会议。

由于得到了帝国政府最高决策机构的批准，陆军就着手把十二月七日的决定付诸行动。华北的具体工作是由善于搞政治阴谋著称的三名陆军军官主持的。他们使用了从欺骗到恫吓等各种办法，有计划、有阶段地签订了不少协定。这些协定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名义上都把国民政府的势力从华北大部分地区排除出去。军阶最高而又最著名的是土肥原少将。早在三年前，他曾经负责把郁郁寡欢的溥仪从其隐居之处拉出来，使他重登皇位。土肥原正以有政治头脑的日本将军中的佼佼者而崭露头角，同时对自己能够把温驯的中国军阀驾驭自如而有恃无恐。一个和他同时代的日本人这样写道：“作为个人，他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君子，但是，他从来不吸取过去的教训，而只是重复运用他那一套违反时代的、腐朽的老手法。”35到了一九三五年，土肥原集中精力于察哈尔省，这是一个位于北平西北一直延伸到内蒙古草原的一个省份。KMT在察哈尔的势力对日本在邻近的平津走廊的阴谋可以起制约的作用；KMT军队能够而且在事实上正向新近占领热河省的日军进行挑战，因为热河和察哈尔两省的共同边界很长。最后，察哈尔的KMT军队对于关东军想要实现它的又一个帝国主义野心——在察哈尔和绥远这样的边远省份建立一个由内蒙古部落组成的自治联盟——起阻碍作用。一九三五年六月，土肥原和秦德纯将军签订了一项协定。秦是察哈尔省政府的委员，他是奉委员长之命和土肥原来进行协商的。以塘沽协定为蓝本的秦土协定也是一个“地方性的”协定，它使南京政府既可从绥靖政策中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又可把这个协定说成是无啥重要的协定。它把塘沽协定所规定非军事区的界线延伸到察哈尔省，从而使这个省的大部分地区“非军事化”了。它也规定了要把反日的官员撤职、限制汉人向察哈尔移民以及解散“反日机关”（即所有的KMT机构）。此外，日本还取得向省政府派出文职“顾问”及军事“顾问”的权利；随着这些顾问们在七月份的到来，内蒙古自治化的计划便开始进行了。36

正当秦德纯代表南京同土肥原协商解决察哈尔问题时，委员长的另一个密使正乖乖地在缔订一项涉及河北这样重要的省份而且影响深远的协定。这个倒霉的特使就是何应钦。何是蒋最信任的将军之一，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四年一直担任军政部长。他的使命注定要使他成为学生示威和群众日益高涨的反日抗议的活靶子。何应钦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所签订的秘密协定规定，中国军队要进一步撤出河北，撤销KMT机关，解散在河北的抗日秘密会社，并在全中国取缔抗日活动。当秘密的何梅协定的条款被公众知道时，南京政府矢口否认已经达成这样的协定，以图逃避批评。但是有关这个协定的事实俱在，明显得无法隐瞒。当二十九军根据协定规定的条款向南撤退时，整个华北笼罩着一种失望和愤怒的气氛。丧失东北四省和地处前沿的察哈尔省已经够丢脸了，但它和这次新危机所带来的屈辱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察哈尔省的人口还不到二百万，并且大部分不是汉族；但河北省的居民却多达二千八百万左右，而且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国家生活的中心地带。河北人民的反应近乎慌成一团，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命运前途莫测、于心不甘，不久就要被抛弃了。北京、天津、燕京和清华等著名大学的学生走向街头（象前一辈人在一九一九年五月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对本国领导人的贪污腐化和胆小如鼠比对日本人的行为更加忿恨。他们的示威不可避免地引起日本人指责那些负责履行何梅协定的中国官员不守信用。日本人要求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以取缔抗日活动。这就使得中国士兵和警察采取更为严酷的措施来对付示威的中国学生。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实况以及对示威学生进行大规模逮捕、酷刑甚至屠杀的消息传开来时，就连KMT的最高机构对政府政策也有了不满情绪。八月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政治会议（中国的最高政治机关）通过一项不信任外交部长汪精卫的决议。第二天，汪便提出辞职。但是，委员长不愿接受党的这个决定。他从“剿匪”前线赶回来，在庐山召开主要领导人会议，并派他的亲密朋友张群去劝汪打消辞意。八月二十二日，蒋向中央政洽会议的委员们保证，汪所执行的外交路线得到他的“完全支持”。37第二天，中央政治会议撤消了不信任案，于是汪也就收回了他的辞呈，蒋对绥靖政策不再受到干扰感到满意，于是又回到前线去完成他对共CD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这时，共CD的队伍由于受到KMT炮火的打击以及长征的严峻折磨，人数已锐减到只有几千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KMT的全体领导人齐集在南京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九时三十分开幕仪式结束后，汪和其他的人正在南京大会堂前摆好姿势等待拍照，摄影记者中突然有一个人从摄影机背后拔出手枪，在警卫人员把他击倒之前，朝汪连发了三枪。事后查明，那个“摄影师”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他对汪的绥靖政策深感忿怒。由于蒋介石和汪之间长期不和，再加上晨光通讯社据说是同委员长有“关系”，蒋立即被怀疑与暗杀有关。这件事也象涉及蒋汪激烈倾轧的许多事件一样，至今真相不明。汪自己从来没有谴责过委员长与谋刺有牵连。由于那时两人意见已趋一致，关于蒋会同谋刺有牵连这一点似乎是不大可信的。* 但是，汪夫人不但相信委员长要对暗杀她的丈夫一事负责，而且公开也这样说。（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卷第175 页）

汪被刺后受到重伤。加上旧病并发，他的伤处需要作两次外科手术和长时期的休养。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因为有一颗子弹无法取出，而且正如未能圆满地完成这次手术的外科医生们所预料的那样，它后来引起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终于加速了汪在一九四四年的死亡。不公正地给汪戴上媚敌外交政策设计师的帽子这一事，对他一生造成的损害要比刺客的枪弹厉害得多。他在被刺不久就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这就说明了KMT继续支持汪所创始的外交政策。而蒋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公开声明中也表示继续支持这一政策。这个声明对日本所用的语调十分克制和温和。然而公众对于软弱的外交政策却是越来越反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学生义愤填膺，爆发了一连串有组织、有纪律并取得了空前成功的示威运动。他们提出“为什么不抗日？”这个老问题。事情就是这样，十二月的示威运动标志着这个问题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因为示威运动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力量，使人们再也不能加以忽视了。就连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那样受尊敬的教育家如果去劝告学生规规矩矩、“听从政府”，也准会被轰下台来的。38

委员长不会是一个能被汹汹群情所动摇的人——那怕人们是出自爱国的义愤。他更不会因示威学生高呼口号而有所感动。学生们对他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即，学生最能为国效劳的办法是，信任国家领导人并回学校去学习。他更绝对不会赞成那些有可能使他的死敌共CD人喘一口气的要求，因为看来最后消灭他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此，他就给一二•九运动（这是对那一连串示威抗议活动的总称）戴上了红帽子，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反对蒋的“首先安内”政策的人还继续遭到逮捕。不过，由于学生赢得了政治发言权并使他们的宣传方式日臻完善，全国人民开始知道（在此以前他们还不知道）需要有一个“首先攘外”的政策。这样就使汪精卫的名字越来越和令人厌恶的称呼“汉奸”（卖国贼）联系在一起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被暗杀了。唐是汪同日本人谈判的私下牵线人和多年的老朋友。

一九三六年二月，汪乘船前往法国进行长期疗养，看来他此后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前景的确十分黯谈。与此同时，日本企图建立有利于她的华北自治区的野心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位于北平以东十二英里、一度以大运河终点而闻名的城市通州，发表了一个使占河北省三分之一的东北部地区脱离南京政府而独 立的宣言。这个新的政权包括二十二个县，这些县原来就是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军事区，而且已经根据何梅协定把KMT的势力清除出去了。在这个地区内约有五百万人口，有蕴藏量丰富的开滦煤矿，还有满 洲 国通往平津地区的铁路干线。新政权的建立者在成立宣言中说：他们对南京政府无法在中国消除共产主义感到不满。所以新政权取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又把委员会改称为政府）。在以后的二十七个月中，一直到冀东政府被并人另一个更大的傀儡政权之前，它成了帝国陆军搞华北自治运动的急先锋。委员会主席殷汝耕在宣布建立政权的时候明确指出：这仅仅是华北五省最后合并为一个自治区的第一步。*至于其他类似的计划，帝国陆军各派遣军司令部也都得到了笼统的授权去搞各自的自治运动。就在冀东政权建立前六周，核心内阁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重申了要削弱KMT在华北的影响的决定，而且其措词笼统得足以使陆军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 其他预定要合并进去的省份是：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

除了使用民国初年的五色国旗外，冀东政权没有多少象个政府那样的排场。它的总部就设在古老的孔庙里。尽管没有一个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在外交上承认它，外交事务还是叙由主席殷汝耕来掌管。军务也同样由他掌握。所谓的军务就是指保安队而言。它是一支由当地征募来的、由日本军官来训练的、负责维持治安的庞大的民兵队伍。在整个塘沽协定时期，保安队一直都是为日本利益服务的。在新政权刚开始的头几周里，它受命不让一二•九运动蔓延到冀东地区来。当一九三七年七月驻在通州的保安队反正，并杀死市内大约二百五十个日本和朝鲜侨民时，这种指望保安队会效忠的做法的危险性才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冀东除了有着明显的战略重要性之外，后来证明，这个地区之所以有价值还在于它可以对中央政府施加经济压力。39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早已在塘沽协定所规定的地区内开始了，这时在冀东当局的包庇下那就更加大大猖獗起来。鸦片和其他麻醉毒品是从满 洲 国和察哈尔运进这个地区的，而种植罂粟在满 洲 国和察哈尔都是得到日本当局鼓励的。40这种非法贸易都操纵在日本人和高丽“浪人”（流氓）* 手里。一九三五年以后，这些人已成了当地新增加的人祸。经由冀东走私外流的白银数量之多，使南京政府稳定币制的措施受到严重破坏。此外，为了不让南京政府得到它极端需要的财政收人，为了加强日本本身萧条的出口市场，当大量未经征税的商品毫无节制地由日本通过冀东不断涌人华北市场时，日本当局却伙同冀东当局故意不闻不问。即使货物通过冀东当局所设的关卡时，所抽的税也远低于中国海关规定的税率。41很难弄到可靠的统计数字，但走私规模之大，却可从有关国家向日本提出的强烈抗议中看出一些苗头，因为这些国家给予中国的贷款以及中国付给他们的赔款都是以中国的关税收入来担保的。42
* “浪人”本来的意义是指没有主人的武士，即主人死后飘泊无依的武士。在现代，当这个词开始广泛用以指从事走私、贩卖毒品和其他非法活动的流氓兵痞时，它便含有贬意了。

冀东的这种做法使殷汝耕获得华北头号汉奸的臭名，而且大大地减少了日本力图说服中国人相信“中日合作”乃出自诚意的可能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在冀东政权建立的前几天，奉命向蒋介石和他的新任外交部长张群解释日本在华北的意图。有吉明硬说自治运动是基于“人民自发的愿望”，而不是因为日本人要坚持这样做。针对这种说法，张群回答说：“事实很明显，如果日本召回土肥原将军，……自治运动恐怕马上就会结束了。”43

至少在当时，土肥原和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其他一些人所赞同的五省自治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使冀东脱离中国固然不至于引起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更为宏大的华北国计划则一时还是行不通的。不过大陆派遣军司令部却提出了另外一个比较有节制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在冀、察两省建立一个政务委员会。在日益高涨的示威和刺杀亲日的官员及记者的浪潮中，中日双方一直为此目的进行了整整两个月（一九三五年动乱的十一、十二两月）的谈判。这一地区的中国军权掌握在宋哲元将军手里。他一方面受到公众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日本陆军的压力。土肥原将军对宋进行多次访问后，宋得出了蔑视学生容易、蔑视帝国陆军难的结论。因此他于十一月三十日向南京发出电报说：“华北局势日益紧张，目前已无法控制矣。”44电文的意思是：宋马上就要向日本屈膝投降，并将仿照冀东政权建立一个分裂主义的政府。南京不愿意让来建立一个完全独 立的华北政权，于是决定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到这个地区去。在何、宋和日本人三方面协商之后，一个妥协性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出笼了。KMT在华北保留了一点面子和地位，代价是南京同意两省在事实上的自治。名义上，南京有权任命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但事实上这项任命必须征得日本人的同意。结果，委员会中包括好几个在管理塘沽协定地区方面一贯积极地同日本人合作的人在内。有些人实际上从臭名昭著的“西原贷款”之日起便和日本人进行合作了。*在委员会中还有一种明显的安福系色彩，而安福系这个声名狼藉的亲日派是军阀全盛时期在华北发展起来的。
* 西原龟三于一九一七年被寺内首相派往北京，就几笔贷款事宜与亲日的段祺瑞政府进行了谈判。作为总额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贷款（其中多数未经接受者说明用途）的报酬，日本取得了在华北的各种特权。〔译者按：《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载叶恭绰写的《西原借款内幕》一文指出：西原借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英、俄、法等帝国主义无力东顾，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谋取在华的铁路权利以及其他特权的阴谋活动。而该项借款又大部分被段用于打内战，从而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分化中国的毒计。〕

政务委员会这种机构早有先例。最著名的是已在广州成立了好几年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广东和广西两省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名义上是南京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它的军队在名义上同样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南京只能在西南政务委员会自己任命的领导人可能容忍的范围内在西南两省行使权力。除了名义之外，它实际上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权。西南和冀察这两个政务委员会都是不断使中央政府苦恼的事物。这明显地证明，共CD人并不是国家统一的唯一阻力。两个政务委员会都使南京的财源减少，并且使政府改革财政的努力受到破坏。南方的政权能够而且的确谴责过中央政府对日本的妥协政策，并使它十分难堪，而北方的政权则是妥协政策的明显的结果。

[老酒]

当一九三六年各方面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指向南京的时候，“首先安内”政策的讽刺意味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只要日本对华北的入侵不被阻止，安内就不可能得到实现。一九三六年，中国慢慢地走向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改变了允许日本在华北毫无阻碍地扩张其势力的“首先安内”政策。这年的十二月，戏剧性的西安事变解决了由蒋介石“先统一后抗战”这一口号所挑起的争论。45当蒋坐镇西安发动对共CD的第六次“围剿”时，他被自己的“剿匪”将领绑架了。他当了两个星期的俘虏。当全世界都等着听他的消息的时候，一种值得注意的民族团结精神在中国形成了。延安、西安和南京的领导人都突然认识到：把蒋杀掉将会把国家推入全面内战的深渊，而且只有日本能从因此造成的大混乱中得到好处。甚至莫斯科——它由于罗马—柏林—东京当时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公约而感到不安——也认识到中国进一步分裂的恶果，因而也来帮助调解把蒋释放出来。一九三六年圣诞节前夕，蒋获得自由，西安的插曲也就结束了。虽然委员长没有为此签署什么书面文件，但是他显然默认了停止反共内战以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那些把他抓起来的人提出来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新年已经在“一个不吉利的调子中”开始了。
中国突然出人意料之外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打个比喻说，这个国家似乎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虽然在报纸上也谈论过对华政策要改弦易辙，但却没有指出要朝什么方向去改变。看来日本是最不能够理解中国的新情况的国家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老酒]

1 可参阅詹姆士•雪利的《KMT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林翰望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霍华德•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
2 见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政治革新过程中的改革与革命》。
3 访问松本__________重治谈话记录。
4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289 页。一九四四年汪精卫死前不久，曾告诉西园寺他取这个名字的原因。
5 见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第一卷第34 页。宣统皇帝后来成为满 洲 国的傀儡皇帝康德，而在西方国家倒以亨利•溥仪闻名。
6 见约翰•根室的《亚洲内幕》第263 页。
7 同上。另见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03 页。
8 见詹姆士•雪利的《KMT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47 页。
9 详情可见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及乔治•俞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汪精卫没有成为“丙组”的成员，因作为“丙组”的成员必需戒酒。
10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42 页。
11 吴天成的《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动的政变》一文，详细记述了这次事件。
12 见哈罗德•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92—93 页。
13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29 页。
14 罗伯特•佩思的《蒋介石传》第58 页，引蒋的一次讲话。
15 杰罗姆•陈的《KMT左派的定义》一文，谈到孙的遗嘱。
16 见皮雄•罗的《蒋介石的策略的新估价》一文。
17 见董显光的《蒋介石传》第149 页。
18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13—23 页。
19 见罗伯特•佩恩的《蒋介石传》第 157 页。
20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41—42 页。
21 见罗伯特•佩恩的《蒋介石传》第156 页。
22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42 页。
23 见韩素音的《死亡之花》第179 页。
24 见约翰•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第82 页。
25 同上书，第83 页。
26 见埃汉德•克拉布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72 页。
27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143 页引有此语。
28 同上书，第132 页和第135 页。译文是意译的。
29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116—117 页。
30 同上书，第116 页。
31 同上。
32 同上书，第113—114页。
33 孙中山的这几句话是在一九一七年说的。他说的完整的话如下：“如果中国需要找盟邦的话，就不外乎是日本和美国。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同生共死的关系。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着重点是原有的。）见孙中山的《中国与日本：天生之友而非天生之敌》第113 页。
34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71—72 页。
35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50 页。
36 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118 页，详述了秦德
纯—土肥原协定。
37 同上书，第135 页。
38 见韩素音的《死亡之花》第376 页。
39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172—173页。
40 见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文件”CE第393页。
41 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172 页，有一表说明部分差别性关税率。
42 实例可见多萝西•布格的《美国与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的远东危机》第 178—180 页。
43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66 页。
44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162 页。
45 范斯莱克的《敌与友：中国共CD历史上的统一战线》第五章，详述了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各方面。
46 见约瑟•格鲁的《在日本的十年》第193 页

[老酒]

第三章 石原将军同扩张主义派之争
研究中日战争史的学者如果想要弄清哪些人是这场战争中的“扩张主义派”、哪些人是“反扩张主义派”，或者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把鹰派同鸽派区分开来，那可是一项事倍功半的工作。如果假定陆海军军官们在扩张主义派阵营里处于支配地位，而内阁的文职成员和官僚们都是反对扩张的，那就会对诸如广田弘毅和近卫文麿公爵这样一些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作出不恰当的评价。因为，在中国事件的关键阶段，他们作为外相和首相，是站在扩张主义派那一边的。

把陆军参谋本部说成是反扩张主义派，把陆军省说成是扩张主义派，那倒是一个较有实用价值的意见。不过，虽然这种说法在许多场合下是正确的，但也仍旧站不住脚。因为例外情况过多，而且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之间的人员互调也很频繁。一位研究中日战争史的日本专家认为，如果非搞出一张派系表不可的话，那就有必要作出下述细致的分析：在陆军省内部，军务课是反扩张主义的，军事课是扩张主义的；在陆军参谋本部内部，反扩张主义派支配着战争指导课，扩张主义派则支配着作战课。1正如制表人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连这样一张表也需要有保留地加以使用。但对战争初期来说，这张表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芦沟桥事变时以及其后约三年期间，参谋总长一直是闲院宫载仁大将（亲王）。他是在满洲事变时被任命担任该职务的，因为当时陆军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决不能把这个重要职位交给一个派系将领。闲院宫与皇室的亲属关系使他超然于不和与争议之上，并起着挂名首脑的作用。他主持会议，由于他的威严仪表，使有时激烈争吵的参谋会议不至于超出军事礼节范围之外。参谋次长多田骏将军则起着远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多田为了使工作上有统一的意见，全神贯注于设法消除意见有分歧的幕僚之间的争吵，所以他自己的意见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

要进一步看清楚中国事变怎样使陆军系统分裂为扩张主义派和反扩张主义派这两个阵营，最好考察一下反扩张主义派的主要代表石原莞尔少将的观点和结局，他于战争爆发时担任陆军参谋本部的第一部（即作战部）部长。由于石原在陆军大学学习成绩优异（他在他的一九一八级中名列第二），他于二十年代中期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光荣地被派往国外学习。在柏林，他是一个勤奋研究欧洲军事史的学生；从他的札记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诸如冯•克劳塞维茨和沙恩霍斯特等人名字之熟悉，不亚于大多数日本军官之于东乡和大山。2一九二八年，石原中佐被派到关东军，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比任何人都更致力于使那支军队成为日本有名的、向大陆扩张的急先锋。石原和板垣征四郎大佐一起承担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使日本能迅速而有效地将她的势力扩展到整个满洲的广阔地区。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力量作了估计，制订了压倒这些军队的作战计划，然后着手说服他们关东军本身的指挥官和东京军事当局相信发动满洲战役是英明的。当一九三一年九月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时，他们并没有因下面的事实而踌躇：他们的意见未能得到东京军方无条件的支持，而且也完全和政府的目标相左。他们把满洲当作一个堡垒，既可用之来对付南面的中国，更重要的是还可用之来对付北面的苏联。3此外，他们把满洲看作一个战略供应基地，能补充日本矿产资源之不足。石原和他的关东军同僚深刻了解他们的满洲战略中的循环推理，“以战养战”就是他们用以描述这种战略的名言。4一九三五年，石原调回东京到参谋本部担任重要职务，第二年他就任作战部部长。由于他努力争取，作战部既负责军事计划的工作又承担了经济计划的工作。在石原看来，这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典型的帝国陆军军官们总是一味强调纪律、优秀的精神素质以及大和魂等等之无比重要，认为这些是无价之宝，可以补日本在现代化战争装备方面的不足。但石原不同意这一传统意见。石原与他的绝大多数同僚不一样，他并没有轻视统计学家和经济计划工作者的才能。恰恰相反，他那个部的中心工作（尤其是战争指导课）就是编写关于陆军未来需要的预测报告以及关于日本经济实力的状况和弱点何在的调查报告。石原从他僚属努力写的研究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资源远远达不到保证现代战争需要的水平。他进一步得出结论，除非把日本的经济置于总体战的体制上，它就无法适应陆军当前可预见的迫切需要。必须按照轻重缓急来重新调整国民经济，以便适应一支远离日本本土而作战的现代化、机械化、机动性高的陆军的需要。据此。石原的部下起草了一个综合性的五年计划（一九三七——一九四一）。这个计划要求大大提高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飞机、煤、钢铁、电力、大米等方面的生产不足都一一注意到了。5

石原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和军事哲学家。他的研究导致他主张进行一场类似《圣经•新约•启示录》所预言的那种世界战争（即世界的最终决战）。6他对他自己在满洲事变以前的几年中所形成的观点，在之后的二十年中作了多次修正。但在这些观点里，始终贯穿着世界上两个大集团，即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冲突这样一个主题思想。冲突之根源在于东方的精神价值和西方的物质价值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而不单纯是对领土和市场的争夺。一旦这场史诗般的战争决定了这两种文明孰优孰劣，世界人民就能够在永久和平中团结起来。当石原于二十年代末期第一次阐述他的理论时，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技术的重要性。他感到，由于发展了具有大规模破坏能力的武器，战争将会是短促的；能作环球飞行的飞机也将起重要的作用。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在这最后的一战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而成为西方文明价值的最有力的捍卫者美国将同东方文明的卫道士日本相对抗。石原把满洲也包括到最后一战理论中，因为这个地区本身不仅在军事上很有用，而且在那里进行的扩张是使东亚人民能团结起来的第一步。中国显然是连自己本身也团结不起来的，更不用说来团结全东亚各国人民了；因此日本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以使东方各国人民能在未来史诗般的战斗中团
结一致。

石原始终认为苏联是西方的一部分。但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她构成威胁的大小随着不同的时期而变化。到三十年代中期，就是在他到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前后，他已经开始把苏联看作是对日本的最直接的威胁了。面对苏联共产主义在东亚方兴未艾的挑战，较为遥远的最后大战的威胁变成次要的问题了。石原主张，在来自俄国方面的直接威胁缓和以前，应该暂且避免同美国及欧洲列强的关系紧张化。换句话说，应该把最后一战尽可能地推迟下去。石原决不是仅仅模糊地预见到与苏联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一九三六年，他估计不出五、六年就要发生对苏战争。当石原将军和他的部属在制订五年计划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到的便是必不可免的第二次日俄战争。该计划将在这次战争爆发的前夕执行完毕。石原完全相信，日本军事力量决不是苏联远东军的对手。这个估计被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在张高峰和诺蒙坎的两次较量所证实：日本军队是被装备和后勤支持占优势的苏联军队所击败的。

石原关于日俄战争不可避免的预言使他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想法。约在满洲事变（一九三一年）时，他认为日本必须通过武力控制中国以建立一个东亚联盟，即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和满 洲 国的政治和经济集团。但在芦沟桥事变前夕（一九三七年），他开始抛弃用武力来组成东亚联盟的设想，而强调要以道义上的劝说和示范作用作为争取中国参加该集团的手段。他的逻辑并没有使他主张放弃以武力夺来的满 洲 国；反之，他建议使日满关系成为和谐与共同繁荣的范例以诱使中国参加合作。这就需要日本陆军放松对满 洲 国的严酷控制。同时日本必须停止在长城以南的中国本部进行军事冒险。

在石原看来，日本如果陷入在中国进行持久战的泥沼中，那将是极为愚蠢的。这样的战争会给她真正的敌人苏联以可乘之隙。在后方有一个敌对的中国的情况下，日本不敢冒同苏联作战的危险。除开这一点考虑之外，石原对中国看法的改变是由于对KMT有了新的、积极的估价，也由于他对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相当重视。在帝国陆军军官中，持有这种看法绝非寻常的。到三十年代中期，石原一反军人中普遍存在的观点，开始感到KMT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军阀派系，它其实是民族主义潮流的领导者（或许是追随者）。而日本却冒险来顽抗这股潮流。中国的西安事变以及随后组成的统一战线促使石原更加努力地鼓吹他对中国的看法。一九三七年一月，即西安事变后的第一个月，他和他的幕僚准备了许多备忘录，强调有必要放弃过去在华北和内蒙古所执行的损人利己“谋求特殊权益”的政策。对于陆军中的许多人来说，西安事变是一个可惊的征兆。它意味着存在着一种比单单建立国共合作更为复杂的内容，即一个针对日本的中苏联盟将要出现。石原却反对这种分析。他说：“虽然抗日统一战线的起源和发展同第三国［苏联］，特别是同共CD有些关系，但它实际上是KMT的一种变化。基本上可以指望这种变化会发展成为真正建立一个新中国的运动。”7随着新中国的创建是不是会产生一种敌视日本的政策呢，石原说，那就是要由日本自己来决定的事了。他作出结论说，“决定因素”是日本愿意（或拒绝）“抛弃她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从而表明日本的真正诚意。”在同一时期写的另一份备忘录中，石原力主要把华北看作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某种“特殊地带”的那种“观念清除掉”。日本必须停止鼓励华北五省独 立，而且必须“明确表示，冀察政权眼下所管辖的地区应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必须置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之下。”8

石原的意见和扩张主义派针锋相对。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同他一样，相信对苏战争即将发生。但是他们根据那个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却同石原的截然相反，也就是说，中国的威胁应当以武力来消除，以便日本腾出手来对苏联作战。石原和反扩张主义派把在华的日本人受到日益频繁的袭击和越来越刺耳的抗日呼声看作是一种证据，它证明一个能够建立强大、统一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觉醒，日本应该同中国结成同盟。而扩张主义派则把上述对日本人的袭击和反日浪潮看作是中国“缺乏诚意”的证明，这只能说明日本决不能信任KMT政权，也不能同它合作。东条英机中将的意见充分表明了扩张主义派对中国形势发展的反应。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距芦沟桥事变的发生还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向东京发出一份绝密的紧急电报，力主日本决不能容许KMT政权解散日本以往几年就已在华北建立起来的政权机关和特殊关系。东条说，KMT蔑视日本，同它恢复友好关系的任何尝试只会增加这种蔑视。他作出结论说：“从对俄国备战的观点看来，我坚信，如果［我们的］军事力量容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打击南京政府，以消除我们后方的威胁”。9

芦沟桥暴力行动的爆发使反扩张主义派大吃一惊，他们的代表人物立即着手进行就地协商以解决事端，防止冲突的扩大化。石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如我们所知，他赞成全国总动员作为进行对苏战争的准备；而在华北的敌对行动恰好使这种必要的危机出现了，从而促使日本转到总体战的体制上来。可是他却对只动员几个师团的兵力也不同意，因他意识到在他自己的下属和陆军省内部的扩张主义派想利用新动员起来的军队去打击中国。战争爆发的那个月，石原曾两度坚持撤销动员令。至于派遣军队到中国本部去，他更是断然反对。据说，他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在外务省一次会议上说过：“只要我还活着，决不让一兵一卒派到中国去。”10甚至连石原自己的作战部的人也没有他这样的决心。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就顽固地反对石原阻挠动员，反对他阻挠派遣军队去华北。一九三六年，当武藤还只是关东军的一名参谋时，他就曾不顾石原对华亲善的政
策，带头组织了后来遭到惨败的对绥远省的入侵。** 一九三六年三月，满 洲 国军队〔指伪军。——译者注〕进犯军阀将领傅作义的地盘绥
远，占领了百灵庙。同年十一月，这支以百灵庙为据点的军队，配备着日本武器并有日本飞机的支援，对绥远东部发动了一次目标更大的人侵。傅作义将军的邻省军阀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把他的军队投人战斗，日本唆使的入侵尝试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被击退。这次人侵及其结果详见唐纳德•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到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一书第230—239 页。

石原为了此事立刻赶往满洲去劝阻关东军进攻绥远。而面对石原的是寸步不让的武藤，他提醒石原说，“我们只不过是在做你自己于满洲事变时在满洲所做的同样事情而已。”11石原自己在一九三一年曾经违抗上级擅自行动；当他发觉他本人正成为同一类型的违抗上级行动的受害者时，狼狈之余，还体会到这桩事的讽刺意味。在参谋本部支 那课和田中新一大住所掌管的陆军省军事课里，扩张主义派的论调甚嚣尘上。当中国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周里猛烈抵抗时，以及一九三七年八月战事波及上海时，他们大谈其闪电战（即日语所谓“速战速决”）的声浪淹没了石原主张慎重的劝告。例如，在战争初期，支 那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就一本正经地告诉石原说：“我们只要加派军队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12芦沟桥事变两年后，在和竹田恒德亲王的一次长谈中，石原陈述了他和扩张主义派之间的分歧。他告诉竹田亲王：“满洲事件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成见，他们从中得出了战争可以迅速结束的结论。我认为，这表明他们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理解得很朕浅。”石原（通过电话窃听）获悉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正向国外订购大量武器后宣称，他更加深信“中国将倾全力而奋战”。石原告诉这位亲王说：一旦打响了，战争一定会成为旷日持久的；支 那课所期望的“速决战”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支 那课的成员却坚持说，只要日本取得华北，中国就会“在经济上破产”。石原接着说：“他们还列举了数字为证呢。”但是他们的主张往往是“以我们在满洲取得轻而易举的成就为依据”的。13

一九三七年夏秋之交，当人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石原认为战争不可能轻易取胜的观点是正确的时候，他和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对立就越来越公开化了。扩张主义派既不能取得他们满怀信心地预言的胜利，又不肯承认自己估计错误，他们便要求进行一个接一个的战役来结束战争。与之相反，石原则愈来愈坚信中国的抵抗非但没有被粉碎，或许反而变得更为坚强了。他并且提醒他的上司，必需把军事行动和占领区局限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一关键时刻，中国夏都牯岭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KMT人物之外，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在内的共CD领导人。会议的目的在于加强统一战线并对选拔出来的几千名陆军官员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七月十七日，蒋利用这个讲坛，发表了一个毫不含糊的声明，表明中国决心反抗日本使华北脱离KMT统治的企图。14蒋明白表示，中国希望和平，但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去换取的那种和平。他宣称，KMT政府愿意谈判解决仍在华北范围内的冲突，但中国的一寸国士再也不容丧失，容忍国土丧失就是“对我们的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日本逼得中国忍无可忍的话，她除了“不惜牺牲，竭力为民族生存而战”之外，别无他策。牯岭讲话公开发表了，这是对全中国人民的号召，号召他们紧密团结起来，为防止“亡国灭种”而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
*译者按：据上海《大公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份连续报道，庐山那时曾举行两个会，一是由军人、公务员、学生参加的暑期训练班；另一是蒋、汪邀约的各大学校长、部分教授、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谈话会”；报道都没有提到中国共CD曾派人参加上述任何一个会。“谈话会”的参加者有胡适、左舜生、朱经农等一百多人。蒋于十七日发表谈话，其中有“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及“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等语。

(老酒：红字部分证明，以血肉饲狼，只能养大狼的胃口。另外，统一战线，也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

[老酒]

无论从这个声明的语气和内容说来，它和蒋以前强调必须慎重及和解的讲话极不相同。这篇演说在东京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外交家石射猪太郎写道：“几乎无人注意到这篇演说的严重意义。它听来好象只是‘虚张声势’而已。”15牯岭讲话后两天，石原在陆相杉山元办公室里力主谨慎从事。他说，战争几乎有变成“全面战争”的危险。如果这样，日本就会“象拿破仑在西班牙那样，在中国陷入泥沼。”16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石原劝杉山立即把所有在华北的日军撤回满 洲 国。石原进一步建议，近卫应立即飞南京同蒋亲自举行直接会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望以一大堆绰号（所有绰号都说明他智力迟钝）*而闻名的杉山会理解石原对历史事实所作的恰当比拟。他当然不赞成石原所提出的通过同蒋直接协商来“解决基本问题”的方案17。在陆军和政府中，赞成通过谈判来解决中国问题的那些人，继续想达成一项把KMT排挤出华北的局部解决办法。
* 绰号中的两个：一个是“愚图元”（傻瓜元），另一个是“便所的扉”（盥洗室的门）。第二个绰号说明杉山元没有主见，可以从任何一方面来推动他。（见加濑俊一的《密苏里号战舰之行》第11 页；另见秦郁彦的《中日战争之军事进展》第48 页）

石原不顾反对他的政策的意见日益增多，向近卫首相提出了建议。近卫文麿是著名亲华人士近卫笃麿的儿子，他不那么鄙视KMT（当时日本政界人物中间普遍鄙视KMT），因此石原认为他是“唯一”能够顺利地同蒋进行协商的人。七月中旬，石原打电话给近卫的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详细说明他的建议，当天就说服了近卫接受他的方案。近卫虽然有病，照样下令准备飞机，以飞南京。但是这个方案却引起陆军中扩张主义派强烈抗议，也引起文职顾问如西园寺公一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近卫不能指望陆军会接受同蒋达成的协议。西园寺不大相信石原在陆军中的个人影响。他告诉近卫：“多年来，寺内、杉山和梅津等将领一直力图树立他们的‘路线’，他们选中了东条。石原是他们所‘讨厌的人’。他被他们看作是个继子。他象风中残烛，随时都有被吹灭的可能”。18在以后的几个月间，石原的主张遭到越来越厉害的围攻。在九月份，有一个朋友到参谋本部去拜访他时，听到“只有［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以及个别下属赞同石原的意见而感到‘震惊’。所有其他人员都在破坏［他的］计划。”19作战课课长武藤大佐带头纠集反对派并极力要求把他从参谋本部调走。20后来以“向巴丹的死亡进军_”而闻名的本间雅晴将军也大力助长了参谋本部里反对石原的温和政策的力量。作为参谋本部第二部即情报部的部长，本间负责估计敌人的作战能力。他的僚属在军人头脑中大量灌输“对支一击论”。这个观点认为，“只要对中国人［作决定性的］一击”，就可以瓦解他们的抵抗。21当杉山陆相向天皇保证“支 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时，就充分表现出这种对中国力量的轻蔑估计以及对日本军事威力的过份自信。22

石原所为之浩叹的战略上的乐观主义也在关东军中集中表现出来。关东军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提出了《处理时局纲要》报告。23关东军对苏联威胁之关注并不亚于石原，但是它认为：只要中国在日本背后仍然保持着不屈服和敌对态度，日本就不敢同苏联作战。关东军的将领们强调既可以从“加强军事力量”方面、也可以从作战的地理范围方面来扩大军事行动。他们说，“我们不仅要消灭在华北的中国陆军和［中国］其他军事力量，而且还要迅速占领上海……，取得对山东的控制，［并且］进行空战，然后通过这些步骤在短期内达到我们预期目标，并使所有抵抗迅速结束”；“在南京政府停止抵抗并投降以前”，不要进行外交活动去谋求解决办法。关东军感到，日本必须对敌人加以“惩罚”（日本话是“膺惩”），这是当时在陈述政策时反复出现的一个用词和概念。24

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底，石原的观点与参谋本部以及各野战军中普遍存在的意见是如此不一致，以致他的政敌得以把他从参谋本部排挤出去。九月二十七日，他被派到关东军去当副参谋长（在东条将军之下）。这次调动等于放逐。石原的呼声从此被压了下去，只有少数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能听得到，在陆军和政府的高级会议上则几乎无人理会了。限制大陆上的战争的希望何时破灭，以及在什么阶段日本算是投入了总体战，这一点是很难断言的。詹姆斯•克劳利认为日本投人总体战开始于近卫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近卫宣布了不同KMT政府打交道的决定。25查默斯•约翰逊则把“日本政府终止使中国事变局部化的一切尝试”的时间推迟到进行铜山行动（实际上就是一九三八年四月的徐州战役）之时。26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迄至一九三八年夏秋的汉口战役为止，仍然有希望把战争局限起来。不论哪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至少回顾起来有一点是够清楚的：那就是石原调离了参谋本部，对于上述任何一个场合所执行的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正如我们所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把北支事变改称为支 那事变，以表明战争的扩大。日本避免公开宣战是有其国际公法上的原因的。但是正如一个前帝国陆军将领所写的那样，在头几个月里，陆军军官中，实际上很少有人感到日本已在事实上卷入了战争。反之，大多数人都深受“认为中国问题总是可以用恫吓的老办法来解决的错觉”之害。27每一次新战役都带来了新的胜利，把中国军队驱逐到离KMT的中国的贸易、工业和金融财政所集中的沿海大城市越来越远的地方。可是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敌人按他们所预期或甚至预言向他们投降。陆军为自己军事活动划定范围，并且许诺说，它没有必要再超出这些范围。据近卫的顾问西园寺说，有人在战争开始头几周内，带着“好消息”冲进首相的“智囊团”的一次会议上说：“陆军说它将不再向永定河以南推进了。”西园寺写道：的确，杉山陆相不得不向天皇裕仁保证不跨过永定河。但是这个诺言被撕毁了，“陆军开进了华北”。28当前进到黄河时，也有过类似的保证，可是当日军又渡过黄河时，据说杉山也只好嘟哝说：“‘天父’要发火啦！”**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283 页。“天父”是天皇的呢称，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显得无礼。

迄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华北和内蒙古各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落人了日军手中。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将军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将军的僚属们都采取步骤，在他们所辖地区建立了分裂性的傀儡政权。没有什么阻力迫使帝国陆军放慢沿铁路线深人中国领土的攻势。他们也没有受到在以后几年里使日本大吃其亏的游击队的袭击。虽然中国的抵抗就象一九三二年那样顽强，上海还是落入了日军手里。KMT的首都南京成为众目所瞩之处。参谋次长多田骏将军也象石原那样，对于日本逐渐陷入泥沼的趋势感到担心，并于十一月十九日下令日军停止前进。但是战场上的将领都争辩说，攻占南京是绝对必要的；那时担任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提出了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29结果多田将军的反对意见被否决，攻打南京的命令下达了。当日本军队于十二月初向南京进逼时，他们意外地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日本陆军和公众都一时充满了在年内可以取得胜利的乐观想法。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历史上罕见的奸淫掳掠的暴行开始。当帝国陆军最辉煌的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时，举国一片狂欢气氛。事隔三十多年，不少日本人至今还能记得当时遍及全国的提灯游行。东京成千上万的人群从丸内商业区涌向皇宫的各个门口。在那里，“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在环绕皇宫的护城河水面上，千百盏灯笼的倒影在跳动。（全体日本人都是战犯！！（老酒））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南京的陷落井没有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和意志起预期的那种灾难性的影响。扩张主义派和反扩张主义派（现在以多田将军为首）再一次在是否应该进一步扩展战线的问题上进行了交锋。这次，他们的争论集中在是否拿下重要交通枢纽徐州的问题上。扩张主义派又一次一占了上风：日军于一九三八年春占领徐州得手后，立即奉命西向汉口和南向广州疾进。

石原谴责了进行这些战役的愚蠢行动。他在徐州陷落后不久，回到东京作公开演讲。他告诉他的听众说：即将发动的汉口战役也不可能改变形势。“即使汉口被占领了，我看蒋也不见得就会倒台。即使蒋倒了台，我也不相信四亿中国人就会投降。”他继续告诉他的听众说：是政客们犯了错误，他们不懂军事韬略，不知道中国抗战的力量有多大，也没有认识到日本对在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毫无准备。石原责备政治领导人违抗天皇的明确谕旨去搞战争扩大化，他说：“政客们高喊，‘拿下汉口！’，‘拿下广州！’，这无非是想掩盖他们自己的无能而已。对于政客们说来，［这种为战争打气的叫嚣］就象是［以最大剂量］注射吗啡或樟脑。结果人民就在这种人为的方式中被煽动了起来。”30

“被煽动”的日本人民自然而然希望国家因从事战争而作出的牺牲，至少会以得到胜利作为报酬，同时也希望得到赔偿。那些希望“惩罚”中国的人们怂恿并夸大了公众对胜利和赔偿的要求，同时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隐晦地谈论不能满足人民要求的危险。由于公众相信了蒋仅仅是一个象他们的军政领导人所宣传那样的地方性军阀，他们必然期望迅速取胜并提出苛刻的投降条件。

煽动并利用这种气氛容易，但要驱除它就难了。官方的宣传方针一旦投合了人心，陆军和政府官员要想用足以引起中国人兴趣的温和条件来设法和平解决中国问题就日益困难了。石原警告说：“不论我们（在战争中）遭到了多大牺牲，但贪婪无厌总是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宗旨之一。因为我们在战争中损失了十万人，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攫取中国的某些领土，如果我们以这一点作为辩解的理由，那是卑鄙的。”石原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曾经把一项苛刻的和约加诸于德国，但是日本不应该象欧洲人那样，以掠夺的方式行事。石原的演说中夹杂一些对东西方国家之间所作的令人反感的对比。西方国家是强大的，但缺乏日本的精神资源。石原说，可是日本却不顾道义，在中国土地上谋求保持特殊权益，并且不理解战争是多么挫伤中国人民的自尊心。31

[老酒]

石原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向协和会所作的演说中，更加坦率地说出那种他认为是与日本传统格格不人的不道德行为。他对帝国陆军各派遣军在它们控制下的满洲和中国各地区所鼓励和主办的情绪冷淡的祝捷活动感到担心。他告诉他的听众说：“我们日本人的确是有点名堂的。中日两国好比是父母，而满洲就好比是养子。现在父母在打架，父亲说，‘我们占领了南京，该是欢庆的时候了’。于是倾美酒而饮，扬旗提灯而游行。”32石原继续说，他从满洲的中国学童脸上看到的“困惑表情”使他特别感到痛苦。他们是被组织去参加游行，庆祝帝国陆军的功勋的。石原声称，他对战争抱着错综复杂的心情。虽然战争使他感到悲伤，但也使他认识到：“自从满洲事变以来，特别是自从目前这一次事变以来，我们的四亿中国兄弟已经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了”，从而使他“极为高兴”。他说，中国人民已经睁开眼睛，“可是日本人现在却在打瞌睡了”。石原以辛辣的讽刺口吻谈到，他见过一位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并建议他告诉蒋介石把“中国的最高勋章”授给某位日本将军。这位将军曾在唤醒中国人并使他们振作起来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那怕是无意的）作用。石原还说，“那位中国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33谁要是想了解石原是怎样由于对战争的尖刻批评而被迫提前从陆军退役的话，只要回忆一下诸如此类的议论都是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于官方所谓“圣战”之时而发表的就够了。石原一再谴责日本领导人没有能力担当引导一个现代化国家渡过危机的任务。他们对危机只有招架之功，而缺乏为避免未来自机所需要的那种远见。石原感到，日本军人中的危险势力正受到纵容，没有一个当权者能控制住这些势力。“各自为政，互不配合”。石原写道：但是在别的国家里，“兼备政治和军事才能的伟大领袖在关键时期挺身而出，指导国政”。在他看来，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同拿破仑和阿塔图尔克（即土耳其的基马尔。——译者注）相媲美的人物。为了补救日本不可能产生这样有才干的领袖的缺陷，石原建议以军事科学及其它内容大力训练天皇和皇室成员，使他们能够直接统治国家。34

石原对陆军大学*训练日本优秀军官的教育大纲也极为不满。石原说，陆军大学教战术而且教得很好。但是他们训练出来的军官却“没有打长期战争的知识”。他说，例如在当前的战争中，就要把日本的作战能力同中国的抵抗能力相比较。单是这一桩事就够复杂的了。而战略家还得考虑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能用于远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同时还必须考虑到能和这些力量相抗衡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实力。“综合所有这些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日本能用多少军事力量在中国作战。这种才干是必需的，可是我就不相信，在整个陆军参谋本部内，有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如何处理局部战斗而已。”35* 陆军大学有时译为陆军参谋大学。它为军官团的骨干提供高级的训练。大多数军官的学业仅学到陆军士官学校为止。这种差别的含义在克罗利的《三十年代初期日本陆军中的派系斗争》一文中有所讨论。

一个在三十年代中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军官，在他最近所写的评论中，对石原上述的批评发出共鸣：

中国的黄埔军官学校有两个专业：军事专业和政治专业。但是我们的军事学校只有一个军事专业。结果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三十年代在中国所发生的重要动向。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所进行的货币改革是国家走向统一的非常重要的步骤。可是当时我们对货币改革却一无所知。西安事变后，我们没有认识到统一战线对中国的重大意义。我们继续认为中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并认为她日后仍然会停留于分裂的状态，为群雄所割据。要是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反蒋简直是发疯。36

石原在谈及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时，嘲笑了那些期望在中国进行速战速决的日本人。他说：“他们犯了大错误，竟把四亿中国人比作埃塞俄比亚的野蛮人。毫无疑问，只要中国人（即使在遥远的边疆）还保有一寸土地，他们就将继续抵抗我们。”日本要使用“几十个师团”并经过“几十年”才能征服中国。37而且正如石原的一个信徒所告诫的那样，在这同时，“我们将使中国长期分裂，［而且］在未来的长时期中，［将使］帝国的力量受到巨大的消耗。”38石原和他的追随者经常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论调：只有假定日本希望伙同帝国主义国家一齐来掠夺中国，一个分裂的中国才对日本有好处。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目的是要使中国加入一个能生存下去并能把西方帝国主义者排除于东方之外的东亚联盟的话，那末中国的分裂状态显然是一种不利条件，而不是有利条件。当时大多数日本评论家赞成大仓公望男爵的看法，把蒋介石看作是在西安“再度倒向苏联”的“可耻歹徒”。39石原不同意围绕苏联来解释西安事变，也决不会同意把蒋描绘成一个“歹徒”。一九三八年六月，当日本准备进攻汉口使战争进一步升级时，石原用四句简明的话归纳了他关于中国事变的看法：

一、中国有非常坚强而一致的意志来抵抗日本使用武力。
二、因此，除非现在就解决目前的局势，否则我们就不免要陷入一场持久战。
三、如果我们不能制订出一项合适的政策来解决冲突，相反地继续盲目追求我们自身的利益的话，我们将永不可能希望远东会得到和平。
四、我们必须记住，苏联也是我们的近敌。40

石原在参谋本部时，人们就对他感到很头痛；他在关东军中，也同样使人们感到如芒在背。不久，他就被调离关东军，并于一九三九年改任守备京都的职务。两年后，在太平洋战争前夕，他又被贬入预备役。在整个战争时期，由于他不断对错误的战争政策和国家领导的无能进行攻击，因而差一点被关进牢房，他实际上是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度过战争时期的。石原是佛教法华宗的虔诚信徒。这个佛教宗派是由日莲在七个世纪以前所创立的。石原把日莲看作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自己同日莲一样，也是一个饱学之士、一个律己极严的军人。他遵照严格的规律而生活，并公开表示蔑视不遵守纪律的人们。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你钦佩他，但是你会感到同他在一起并不舒服。”41就象义愤填膺的日莲，于蒙古人入侵前夕，在日本到处大声疾呼，向全国警告民族危机的到临那样，石原也向所有愿意倾听他意见的人大谈特谈他对日后民族灾难的预见。

他们两人都不是以善于撮合与随和而著称。他们的作风决不是谨小慎微的。他们两人都不怕和当权派发生冲突，反而象是可以从这类冲突中汲取某种力量。他们两人都拥有一群敬佩他们的正直和灼见的崇拜者，但是他们两人都是敌多于友。他们的敌人把他们看成是秉性怪僻、危言耸听的人，并且看不起他们那种非日本式的个人主义，看不起他们那种蔑视协调、蔑视其他文雅的待人接物手段的态度。这两位日本的“耶利米”（古希伯来预言家。——译者注）都由于直言不讳而遭到放逐。日莲遭到人身的放逐，被流放到佐渡岛去；石原则遭到职业上的放逐，仅仅五十开外，使蒙受了战时退役的耻辱。他们两人最后都隐居于日本北部崎岖山地的隐者陋室中，在他们的追随者的陪伴下度过晚年。他们都死干六十一岁。据说石原临终时对这桩巧合的事感到高兴。他埋葬在一座俯瞰日本海的山上，同他的先驱者遥遥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