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毛泽东?

[mw2006third]

说赤脚医生水平不高, 应付简单,是有人相信的;但说仅会开一种药,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就言过其实了,根本无可信性; 那个时候事实上就是“廉价的医疗保障体系”, 病重者由赤脚医生转入正规医院治疗, 由队.公社支付费用; 比起现在医疗毫无保障,甚至公开等死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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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不好听的话，加拿大这里家庭医生的水平比中国70年代的赤脚医生水平高不了多少，可加拿大家庭医生接受了多少年的教育，花费了多少资源，对比一下，可以说中国70年代的赤脚医生水平更高。

[mw2006third]

作者: ThirdEye

我经历过三年"饿饭" 的天灾的1959--1962年, 饥饿--使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引起这个后果的并非食堂大锅饭,而是当时苏联赫鲁晓夫以要中国加入所渭 "社会主义大家庭" 为借口, 变象沦中国为苏联附属国为目的狼子野心, 遭到了毛泽东严词拒绝; 苏联怀恨在心,以要中国偿还&qu...

别把刘邓时期的妖魔化毛时代当成真实的历史，58年大跃进，那个时候普通中国人的劳动干劲真是大，要领导下令去休息才不自愿地离开工作岗位，什么几亿农民不干活吃大食堂，把山上的树全部砍光去炼钢铁，这都是XP上台以后故意歪曲毛时代和大跃进的宣传，XP的目的就是想说他最高明，实际上大跃进就是被刘邓形左实右给破坏了。

[mw2006third]

作者: 监督者

俺真为您惋惜. 和毛主席(思想)最接近的应该是金主席(主题思想),各个方面. 您要是移民朝鲜肯定觉得很亲切.

这里是被主席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 您觉得这里有什么好的么?说说看.

朝鲜后来的路线和毛泽东思想是南辕北辙。

[mw2006third]

作者: ThirdEye

老黄啊，恕我不学无术，把农民还能分得若干口粮的事情忽略了，这个确是我的疏忽。

但我的确没有类似的经历，因而我想，最好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1. http://hi.baidu.com/96620/blog/item/...ed1c86a18.html
===...

看来ThirdEye对人民公社的核算制度确实是一无所知。

[mw2006third]

作者: ThirdEye

我Kao，我都说了N遍“恕我不学无术”、“我的确没有类似的经历”，你还要单单再提一遍，又没有任何展开... 你是怕除了你之外，别人都看不明白我的话？

既然已经提了，也别让你白提：
根据40楼，六、七十年代一个壮年农民的年收入，网上有说20几元200多斤的；也有说80多元525...

所以说对于你不了解的事情，不要随便下结论。

老黄说的没有错，你从网上找到的说法也没有什么错，要知道中国这么大，各地的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像南方等一般中等地区一个甲等劳动力一年纯收入3-500元不等，如果你外出打工比如到建筑工地干活，一年能赚几千块，像著名的小岗村那个承包带头人严X昌（官方的新浪和新华网上都有），一年能赚到上万块，而一些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区，一年也就弄个几十块钱。

注意，我说的毛泽东时代农民的纯收入是指分配了口粮和其他农副产品以后的收入。

[mw2006third]

作者: ThirdEye

这倒要请教了，北韩是“修正”了还是“私有”了，是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还是忘记了“阶级斗争”了？它怎么“和毛泽东思想是南辕北辙”了？

看一件事物不能只看表象，比如北韩宣称他们是社会主义，他们就是社会主义了吗，中国现在还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了吗。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的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对国家各级机构实行各种监督，北韩现在有吗？

[mw2006third]

作者: ThirdEye

多谢指教... 但我是在综合了各种数据之后才做的结论，似乎还不算是随便下结论吧。

注意，我所限定的是六、七十年代的毛泽东时期，你所说的打工赚几千块甚至上万元，是那个时代可以发生的事情吗？至于小岗村那更是78年末的事情，而且当事人是冒着蹲大狱的危险才去干的。因而我再次觉得说“毛泽东时代的生产力水...

小岗村那个承包带头人就是70年代（1974年左右）在城里建筑工地做小包工头，一年赚上万块，这是他自己亲口对记者说的，你可以上新浪和新华网去找，他最初是做一般杂工，月收入也有上百。

70年代就有很多农民进城做临时工合同工，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多。

年纯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地区在中国并不多，大多是一些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方，不能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而且对于这样的地方国家也有具体的救助措施，比如对粮食产量不足的地区实行返销粮。

说毛泽东时代生产力水平低，这要看你是从什么角度看问题，30年以后，我们的后人也可以说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我只提供一个基本事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欧洲一个袖珍小国比利时的水平，主要还是面粉纺纱等轻工业，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是全球排名第6位的工业国了，中国已经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mw2006third]

作者: ThirdEye

你是说毛泽东时代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对国家各级机构实行各种监督”了？

57年反右倒是有不少人想监督来着，59年彭德怀也不自量力触犯“龙颜”来着... 你不会认为十年文革是“对国家各级机构实行各种监督”了吧？

当然是监督，毛泽东时代随便一个普通工人就可以贴领导的大字报，领导面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必须提出答复，如果领导像现在这样贪污腐化，群众可以开大会揭发批斗。

劳动人民是否当家作主，不看形式，看内容，看看当时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国家各项政策等是否是从广大工农群众利益出发，是保护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还是保护少数人少数阶层的利益。

[mw2006third]

作者: ThirdEye

首先，恕我孤陋寡闻，“刘邓时期”是什么时期？邓不消说了，刘是指谁呀？

然后，你说得不错：“那个时候普通中国人的劳动干劲真是大，要领导下令去休息才不自愿地离开工作岗位”，几亿农民不干农活，多数人去砸锅卖铁参与大炼钢，不下令都不休息，然后回来吃大食堂，然后土法炼出来的破玩意儿又只能充数无法做“栋梁...

刘指刘少奇。

中国落后了上百年，中国人太想快一点赶上发达国家了。但毛泽东是很冷静的。面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既要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士气，又要实事求是地发展，为此毛在一年时间内做了很多努力，召开了数次会议专门纠正“浮夸风”等“五风”，甚至直接给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写信（党内通信），要他们抵制高指标和瞎指挥，这只要看一下毛当时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就知道了。

希望ThirdEye不要对前人的努力和探索冷嘲热讽，客观地对历史进行思索和探讨。

[mw2006third]

回156楼第一段，稍微有点历史常识就知道，刘邓路线是一体的，所以在谈到政治路线的时候，我一般不把他们分开，70年代末期以后，刘邓路线掌权，对毛泽东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如果ThirdEye是80后那还真不会知道。

[mw2006third]

对于156楼第二段，建议ThirdEye先把毛泽东在当时各种会议上的讲话看一篇，把那几篇著名的《党内通信》看一篇再来讨论，你这样空对空，先有结论，那怎么也说不清。

其次，回味一下中学大学时期学的一个政治常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实这个常识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他的深刻道理的。

[mw2006third]

作者: ThirdEye

回楼上，我是“60”后，当年打倒“四人帮”时上街游过行，但的确未曾听说过“刘邓路线”...

可以问一下你是什么年代的吗？

比你大一点点。

看来你对中国的政治尤其是中国党史实际上是不太了解的，连刘邓路线都没有听说过，文革中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的就是他们。

如果老黄有兴趣，讲讲当年的趣事就好了。

[mw2006third]

虚心接受ThirdEye的批评，现在开始提供原始资料，先从毛泽东的《党内通讯》开始：

党内通讯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圾、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觉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底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都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mw2006third]

80年代以前的党史，主线条是对的，有些细节地方不符合历史真实，不准确，80年代以后的党史，主线条都是错的了，其他更不用说了。

[mw2006third]

回168楼：

关于严宏昌在城里打工当小包工头的事情，请你搜索《农民严宏昌的三十年》，新浪和新华网上都有。

[mw2006third]

166楼嘛，很明显地是只言片语，我给你完整的讲话内容，你可以对照看看毛泽东讲话的完整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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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干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到，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话，说应该多积累）。

减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减，我们的“圣旨”太多了。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学，如“蒋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mw2006third]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上流走了（这是土壤学，农业学都要一本，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有一天总要撤职的，这不是我威胁你们）。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惜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就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财经部门考证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也不讲。要和风细雨，要事先通一点情报，总是倾盆大雨，发生径流，总不开恩。总没有准备好，不完全，这就是封锁，这是斯大林的办法。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小会不解决问题，就开中央全会（文章做好这件事。没有认真解决，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谈报纸问题。）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对你们工作不利，不然会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哥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飞燕外传》，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顾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再一个是顽固（乔木到，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那个放的开？×××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会议上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难哭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才放开了。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右派高兴，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人们都有一种惰性，不容易搞开，乔木要不是那一次会议，北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是好人，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再谈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不好，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反驳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资，不能德才都不讲，只讲德的一部分。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购九百二十亿斤。多购一百亿斤，讲冒进，这一点有冒。闹得“人人谈统购，家家谈粮食”。章乃器是粮食部长，他同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闹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粮食销量多，反映了农民没有劲。江苏反映社长低头，干不下去了。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间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检查一次。这样医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减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两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是两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廖××告诉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检查十二次。两本账，争取超额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红安县那篇文章，请你们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开了。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mw2006third]

人民网《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农民严宏昌》（http://nc.people.com.cn/GB/8528952.html）

http://news.qq.com/a/20081226/002168_2.htm

[mw2006third]

第一个链接本来是有内容的，显然是因为透露的某些信息，所以被删除了。那里面就讲了，严在城里打工月收入上百元，他们家里70年代中期就积攒了上千元的存款，并不是搞承包以后积攒的，这几千块钱本来准备盖房子，结果因为严的父亲病故，把这几千块全部用来办丧事了，要知道，在70年代花几千块钱办丧事，和今天花数十万办丧事差不多。

可以肯定，假如小岗村真的像媒体宣称的那样落后贫穷，不是因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原因，比他们自然条件远远不如的大寨大队为什么集体生产群众生活搞的那么好，关键原因还是小岗村人的问题。

其实小岗村一个劳动力年收入绝对不会很低，从严有上千的存款，家里养猪，严能够买手表，能够一次花几千块钱办丧事等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严今年才60岁，应该是生于1948年，这个年龄段的小岗村人不可能像宣传的那样大部分是文盲，而应该大部分都不是文盲，毛泽东时代普及全民义务教育，农村的孩子至少能够小学毕业，那个时候，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逐年提高，70年代的时候，比现在还高。

顺便告诉你，小岗村所谓的搞承包，第一年粮食大幅度增产是假的，实际上搞承包第一年就减产。大幅度增产是怎么来的哩，小岗村历来是生产队，他们把周围几个生产队的产量加起来都算在小岗村，报上来的是小岗村大队的产量，宣传的时候说成是小岗村生产队的产量。当时XP等需要这么一个典型，于是小岗村的神话便出来了。实际上后来披露出来小岗村承包以后历年的粮食产量从来就没有超过小岗村集体农业时代。

[mw2006third]

还应该指出，严一家即使有上千元的存款，还是出来讨饭，这大概是当地的一个习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