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剥下伪装 看清民运分子

[战犯－炮头木子君羊]

● 吴弘达

吴弘达，原籍江苏省无锡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处罚。1964年吴获释后被安排在山西县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武汉地质大学任教。1985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并从此滞留美国，于1992年加入了美国国籍。

吴弘达为了卖身投靠美国的反华势力和台湾间谍机构，骗取他们的资助，竭力把自己乔装打扮成所谓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竟然四处吹嘘自己“因为反对中共而被判刑和关押十九年”。 为了配合其主子开展丑化中国形象的宣传攻势，1992年吴弘达在美国设立“中国劳改基金会”，专事宣扬中国出口劳改产品和出售死刑犯器官。

1994年4月，吴弘达与一名英国女记者潜入成都市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十五手术室，偷拍胸外科体外循环心内直视二尖瓣膜换手术，然后制作成所谓的劳改专题片，这些镜头在国外播放时竟然配上旁白称是“移植死刑犯肾脏器官”，还将他们另外拍摄的一些农民墓地的镜头，移花接木地作了插播，谎称是“死刑犯的坟地”。

1995年6月，吴弘达企图从中哈边界的霍尔果斯口岸再度潜入中国境内时，被边防人员抓获，同年8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刑15年，稍后宣布驱逐出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司法机关羁押调查的短短两个月内，虽然办案人员没有对吴弘达进行刑讯逼供，其待遇远比其他在押犯优越，而且中方允许美国大使馆人员前往探望吴弘达，然而吴弘达却不顾“斗士”的脸面，痛苦流涕地悔罪认错，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罪行，并承认他提供给外国电视广播公司的所谓“中国劳改产品”，其实都是从乌鲁木齐普通农贸市场上买来的手工产品，并非来自中国监狱。

吴弘达的“中国劳改基金会”每年都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近百万美元的资助，其本人也曾一度被反华势力提名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台湾与美国的间谍机构也专门为其调配人员和提供经费，使他俨然成为“海外民运”的头面人物。一堆臭狗屎竟被当作香馍馍，可谓美国最荒诞的反华闹剧。

● 魏京生

魏京生(Wei Jing Sheng)，1950年5月20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动物园电工。1979年因“向外国人出卖军事情报”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5年。1995年因“阴谋颠覆政府罪”以及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又被判刑14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称在狱中病情严重，并遭受虐待和殴打，西方国家为此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他。1997年11月，魏获准赴美“保外就医”。然而，美国医疗机构对他进行全身检查之后得出结论：魏京生身体健康，没有遭受过肉体上的虐待。魏出国后一直忙于四处募款，被“北京之春”等组织推举为“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1998年12月魏京生到台北接受李登辉接见时，请求给予200万美元资助，并公开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此后，魏京生不断在西方国家进行反华活动，要求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停止与中国一切商业往来，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办奥运，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2000年5月，他在祝贺陈水扁上台的信函中表示感到“无与伦比的喜悦”。2006年9月魏京生在华盛顿与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等团体宣布成立“亚洲民主同盟”，声称“很多民族都想从中国独立出去”。不过，魏京生与许多知名的民运人物多有纠葛，1999年1月曾在美国国会爆发冲突，后来还遭到诽谤罪名起诉。当他在欧洲旅行时，西藏妇女平妮当众哭诉曾遭到魏的强奸。《华尔街日报》曾刊文指出魏京生“与整个世界对立”，因为他不仅到处说民运的代表人物都是“共产党特务”，还怀疑克林顿政府要暗杀他。数年前魏京生在美国马里兰州购置了豪华庄园，与女友黄慈萍一起享受“民运贵族”生活。

● 鲍戈

鲍戈，社会活动家，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维权运动）的主要发起人，1997年流亡美国，现任“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主席。

鲍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民间十分活跃的民主派活动家，他的许多言论和抗争行动曾引起国际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同，鲍戈主张“政治改革必须根据国情，获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他还表示，在中国，法治应先于民主。没有严谨的立法和执法，就没有社会公正和安定。法律不仅用于规范社会和经济秩序，更应当用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鲍戈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矛盾，是国家和人民不断寻求充分发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团继续垄断国家和社会一切权利的努力之间的矛盾”。他强调，民主运动必须坚持公开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从大多数群众的诉求以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境外反华势力插手干扰。

鲍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工作。1980年代，鲍戈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公开反对政府向日本放弃战争赔偿，曾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鲍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经芳等人，成立了“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门指控鲍戈曾参加过游行，对其进行长达二十个月的监禁审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对鲍戈宣判“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鲍戈和律师李国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实根据，而且两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访华。8月15日，鲍戈、林信舒、沈继忠等人通过日本共同社发表了致日本政府、国会和明仁天皇的公开信，明确要求日皇访华时必须就侵华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舆论为之哗然，因为中国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鲍戈和沈继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请，要求批准他们在日皇访沪时，按规定的路线举行游行。这是中国颁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请案。不料，警方却对两人采取拘捕行动。鲍戈奋力撞开警车边门，向围观的群众大喊：“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国家的利益！”事后，政协委员铁牛等人曾就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质询，批评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开始访华行程。大批警察包围了鲍戈的住所，严阵以待。鲍戈被迫向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国之时起，他开始绝食；如果日皇在离开中国之时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传开举世震惊，警方立即将他从家里带走，实行“监视居住”。与此同时，童增等人在北京也发表了一份数万人的签名信，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经过这场风波，长期遭受压制和打击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终于浮出水面，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提出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对日索赔争议。鲍戈指出，1972年国务院未经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战争赔偿，是违宪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间接承认“中日联合声明”，所以，现在要推翻它，只有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鲍戈表示，政府对“公民公决” 大可不必谈虎色变。如果这一方式以后被用来解决其它一些重大争议，可以避免发生战乱以及类似“六四”那样的动荡和惨剧。

1994年3月，鲍戈代表李国涛、杨勤恒、林牧晨、杨周、王辅臣等54位上海市民，发表了题为《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将宪法中维护执政党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四项基本原则”去除。鲍戈告诉记者，他有意以征集签名的方式来推动一场“民主修宪运动”。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门高度紧张。3月至5月间，美国副国务卿沙特克、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华时，鲍戈都被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据称是防止外国领导人与其见面。

6月3日深夜，鲍戈在家中入睡时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刚刚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册成立“人权呼声”组织的申请信。有记者曾问鲍戈在“六四”纪念日是否有所行动，他说不会，但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样，将在教堂里为死难者默默祈祷。四个月后，鲍戈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有煽动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鲍戈向行政法庭起诉劳教委员会，理由是《劳教决定书》没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动性言论”，“被煽动的对象”是谁，以及被“扰乱治安”的地点。鲍戈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劳教决定书》才无法列举。”

1997年6月4日，鲍戈获释后立刻通过美联社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他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政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未来的政治活动生涯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这条消息很快出现在世界许多报纸的显著版面，引起高层震动。

6月6日，鲍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访，披露他所在的劳教所每天强迫犯人工作十几个小时，大批缝制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指定用球。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6月25日，鲍戈发表致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公开信，欢迎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同时，建议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权移交仪式当天，不要对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镇压行动，以保持香港的开放形象，为内地树立民主典范。董建华办公室后来回函表示感谢。

7月11日，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调查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的大规模警民冲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岗工人的合法权益，并允许工人组建独立工会。8月中旬，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言，认为绵阳工潮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事端”，并点名鲍戈就是利用下岗失业职工问题制造事端的“敌人”，公开表示在必要时将对其采取行动。“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从媒体上获知这条消息时，都为鲍戈的安全担心，纷纷向中国有关部门询问情况。

8月15日，鲍戈和《新民晚报》主编冯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鲍戈表示，民间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进行索赔，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坚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说：“为了打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将战争赔偿问题交付全民公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纷纷报道鲍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开信。鲍戈建议中央火化毛泽东遗体，以此表明破除个人迷信的决心，促进党内民主建设。该信还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包括开放党禁和报禁等。

10月30日，鲍戈在江泽民与克林顿会晤的第二天，获得赴美护照和签证。11月5日，鲍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鲍缨启程赴美。法新社记者在上海虹桥机场采访鲍戈时，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也在前往鲍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当鲍戈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上百名记者包围采访。鲍戈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返回中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记者问他得以出国是否与江泽民访美有关，他说是的，“可以这样认为”。

鲍戈到美国的第一年，经常以“人权呼声”驻美代表的身份发表各项声明。他曾为《北京之春》和 “民联阵-自民党”撰写过大量文稿，却拒绝加入海外民运团体，也从未向美国、台湾任何机构申请过经费，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场，这在流亡异见人士中是绝无仅有的。

1998年5月，鲍戈在香港发表《说六四，话民运》。这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被认为对于数年后国内兴起的“维权运动”具有指导意义。鲍戈写道：“要在中国持久地组织民间运动而不夭折，首先必须恪守其活动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锐的政治主张。等到长年累月地同社会各界包括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时进时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择时施压和适当妥协，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诫海外民运人士：“此外还得忌做客厅英雄，清谈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调。要知道现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其实质是利益冲突，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共产党不肯还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弃共产主义，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权；同样，近年来民众频频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恶吏任意剥夺的合法权利。因此，发起公民权利运动是民运从校园走向民间、从海外回归本土的唯一出路。民运人士应从‘六四’的余烬和‘领袖’的光环中走出来，尽快找到各自参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实际切入点。”这番论述出自理性而务实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当天，鲍戈在澳门举行记者会，起诉大赛的足球供应商Adidas公司，对于他在中国劳教所中被强迫生产该公司产品时所遭受的苦难，正式要求赔偿。两星期后，另一名民运人士韩立法从上海市第一劳教所释放，也向记者诉说自己被强迫生产Adidas足球的经历，并揭露，遭警察殴打和虐待犯人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

1999年4月，鲍戈为香港《前哨》杂志所撰写的《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被《世纪中国》等许多网站转刊。由于这篇报告对于三峡工程及环境问题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论据，鲍戈因此经常受邀就中国的环保问题发表评论。同年9月纽约“中国绿色和平”成立，鲍戈担任理事。

鲍戈到了美国却拒绝参加海外民运团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内斗频仍、背景复杂的无底深渊。海外民运长期受台湾情报机关操纵，至1994年，台湾“军情局”直接控制民运团体达17个，民运因此陷入反华叛国、协助台独的误区，从而失去了广大侨胞的支持。魏京生、吴弘达、阮铭、王希哲、“北京之春”、“学自联”之流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反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要求日本加强美日军事联盟遏制中国崛起，鼓吹制裁中国和分裂中国，以及勾结台独、藏独、疆独、日本右翼、赖昌星、FLG等，对于这一切，鲍戈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也因此遭到对手诋毁。他的爱国热忱被一些人说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讯社在发布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的消息时，纷纷刊发了鲍戈寄往北京的祝贺信。鲍戈告诉记者：“虽然中国目前仍然是一党专政，人民没有组党、办报、创建独立工会及人权组织的自由，无权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法治徒有虚名，腐败现象相当普遍，社会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没有忽视这些年来祖国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和进步，同时为祖国取得的每一项建设成就而高兴。”鲍戈指出：“确有人从某些机构秘密领取经费，一直从事反对北京申奥、反对美中两国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独和藏独等活动，但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人则真诚希望祖国繁荣进步，稳步实现民主转型。我相信，北京主办奥运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国力增强，而且也将迫使国家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方式，从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设。”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报》发表了鲍戈致伍弗维茨的公开信，赞扬布什内阁成员首次表态反对台独。鲍戈写道：“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独和为其撑腰，同时亦有人不断挑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许多做法都被解读为‘反华’。中美愈对抗，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鲍戈指出，台独将毁灭台湾，而决不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他说：“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

同年6月4日，鲍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提出“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的十六字方针，公开与刘青、魏京生等人决裂。纽约《星岛日报》以《六四纪念首现“双胞胎”，“台独”分歧成决裂主因》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鲍戈表示，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难避免外部势力误导民运发展方向，比如台独、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反华势力总想插手民运，让民运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杂志社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辉跟前投其所好，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对海外民运造成了负面影响。鲍戈说：“既然大家政见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闻讯立刻在《南方快报》上发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一文，诬蔑鲍戈是“中国政府黑手”。阮铭表示，“反独”就是“反台”。

8月10日，纽约侨团欢迎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访美的会场里，回荡着鲍戈巨雷般的声音----“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蹂躏台湾和签订《马关条约》，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独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友邦’，竟然对‘友邦’的足球队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秘密收买美国、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殴打，诬蔑他们是‘投共卖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讲什么人权吗？”他大声疾呼：“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最终导致岛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以绝后患，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鲍戈就中国驻美使馆不予办理其护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稍后，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称，鲍戈因违反出入境法规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活动”，外交部已依法注销其护照、出入境证件。对于外交部的这种说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决定不予受理此案，鲍戈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行动，表示“人民自有公断”，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设走上轨道。

● 王丹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留级生，1989年因参与学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1996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属对外国机构宣称，王丹在狱中可能罹患脑瘤并导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国监狱毫无人道，不予妥善医治。为此，美国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获准赴美“保外就医”，但是经美国医疗机构检查，发现王丹健康良好，无需治疗。此后，王丹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和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长。王丹经常在美国和台湾说，中国五年后将崩溃，或者两年后将陷于危机，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出现。王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还向台湾民进党说“中国不敢犯台”。尽管王丹一再否认接受台湾资助，但是，陈水扁在台北检察机关侦办其贪腐案件的过程中，宣称曾给过王丹数十万美元。另据台湾《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学历也是假的。

● 阮铭

阮铭(Ruan Ming)，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金山县，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传部担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这期间以“极左”面目出现，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文革”结束后被调往中央党校任理论部副主任。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遗案，阮铭因“三种人”问题（打、砸、抢）被开除党籍。1988年阮铭赴美不归，卖身投靠台湾间谍组织。1997年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此后因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2004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是台湾情报部门控制海外民运团体的主要干将，指使《北京之春》、“中国人权”等组织对著名民运领袖鲍戈展开诽谤、诋毁、围攻、封杀等活动，以使海外民运完全被台湾当局所掌控。阮铭是混乱年代中朝秦暮楚的政治投机者，善于迎奉拍马，构陷整人，且生活作风糜烂腐化。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

[oil fan]

作者: 战犯－炮头木子君羊

● 吴弘达

吴弘达，原籍江苏省无锡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处罚。1964年吴获释后被安排在山西县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武汉地质大学任教。1985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

Where do you get this article? Funny hey? So far as I have known, all these people are real heroes. They are seeking the good way for China. Unlike you, as stupid as those corruped officials, maybe you or your family belongs to that kind of corrupted ones. Open your eyes wide. Don't be stupid for ever.

[30郎当岁]

作者: oil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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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被日本警察揪来揪去 吆来喝去 简直就是鬼子耍汉奸 黄小姐气哭了...(ZT)

涉嫌参与北海道独立活动　
魏京生在成田机场遭拘押 抗议日本警方虐待
女友认为“这不是一个独立和偶然的事件”


现居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日前在日本成田机场遭到拘押，事件正引起海外民运团体的严重关切。据魏京生的助理黄慈萍（现任女友）介绍，６月１日魏乘坐飞机开始他对日本和关岛的一周访问，然而在他抵达日本成田机场时，却被日本海关拒绝入境并扣押。不仅如此，魏京生还面临不公道的待遇，包括不许他与外界自由联络，不为他找翻译，等等。不过，另有消息说，６月３日魏京生已被转送到东京机场的过境旅馆，由于当天飞往美国的航班已经结束，所以只好留在那里休息。　

黄慈萍透过互联网，向海外民运团体通报了这一消息，并请求各方营救。日本警方扣押魏京生之后，拒绝提供患有严重糖尿病的他所适合的食品。黄小姐非常担心魏京生的身体，说，“他有严重的糖尿病，日本方面拒绝给他提供适合的食品和药物。我们实在是很难想像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会如此虐待患有严重糖尿病的魏先生本人与他的健康。”据介绍，6月2日魏京生在日本的朋友林飞等人曾买了食物和药品准备送给魏京生，结果等了一晚上，都未能如愿。他们目前仍在与机场方面交涉。

民运朋友担心魏京生有被遣返中国的危险，但是黄慈萍认为，“老魏没有违法行为，不会被遣返会中国。不过允许入境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对于魏京生赴日原因，黄慈萍拒绝透露，却表示，“魏先生一切手续、证件都齐全，日本有关方面如此粗鲁的对待魏先生，我们实在是不明白有什么理由，我们估计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来自中共的压力。”

时事通讯社６月３日报道指出，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入国管理局（移民局）有工作人员说，魏被拒绝入境的原因不是手续上的问题，而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不过，魏先生不甘愿被如此送回美国，会与日本有关方面继续交涉。

２００６年魏京生曾到日本活动，参加由藏独、台独、疆独、蒙独及日本右翼团体共同举办的会议，当时入境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对于魏京生遭到日本拒绝入境并扣押的原因，目前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和说法。有日本人士透露，近年来魏与北海道独立团体多有交往，可能触怒了日本政府。据介绍，魏的日本朋友白井伸明，便是一名活跃的北海道独立分子，著有《北海道论》，宣称“时机成熟时将成立北海道国家党”。１９９８年１２月魏京生在台北接受李登辉总统接见时，曾公开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相互间的政治意向本来就有许多默契，因此，白井伸明视魏京生为“知音”亦有迹可寻。

另据新闻资料，２０００年７月魏京生在巴黎机场准备离境返回美国时，也曾遭到法国警方的扣押，导致他被迫滞留了一个多星期。当时魏京生告诉西方记者，由于他一直反对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要求美国停止与中国的商业往来，触怒了克林顿政府，所以美方才迟迟未出面。不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将魏京生从办公室中赶走,理由是三年来他没有写出任何东西。

你说魏京生是“seeking the good way for China”，你到告诉我们他是如何“seeking"的？参加由藏独、台独、疆独、蒙独??? 反对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要求美国停止与中国的商业往来???

The wise are instructed by reason, average minds by experience, the stupid by necessity and the brute by instinct.

[战犯－炮头木子君羊]

作者: oil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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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刁都不知道，很难想想一个孤陋寡闻的人知道一个正确答案。
英雄？都是有胆的投机分子道是没错。比哪几个磨牙强的有种道

[宋祖德]

站犯的贴子一定要顶.

其实党国批判几个民运人士算什么, 太小菜一叠了. 我给你来点大菜.都是自己人搞自己人.

[宋祖德]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50年代初期，由高岗、饶漱石为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而组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都是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这之后，他们出于个人野心和权欲，互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在党中央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人事安排时，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岗、饶漱石以为他们篡夺权力的机会到了。在1953年6月—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月—10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捏造所谓的“军党论”，鼓吹“党是军队创造的”；进行宗派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吹嘘自己。

会后高岗还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公开向党要权要官。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利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的警告，并提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对高、饶的反党罪行初步进行了清算。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分别举行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但高岗、饶漱石毫不悔改，高岗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饶漱石也企图蒙混过关。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和全会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受到了全党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同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刘志丹同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5年末，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及在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他与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并批判他的错误，但他拒绝接受。1954年自杀。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

[ThirdEye]

作者: 战犯－炮头木子君羊

● 吴弘达

吴弘达，原籍江苏省无锡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处罚。1964年吴获释后被安排在山西县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武汉地质大学任教。1985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

作者: 30郎当岁

魏京生被日本警察揪来揪去 吆来喝去 简直就是鬼子耍汉奸 黄小姐气哭了...(ZT)

涉嫌参与北海道独立活动　
魏京生在成田机场遭拘押 抗议日本警方虐待
女友认为“这不是一个独立和偶然的事件”


现居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日前在日本成田机场遭到拘押，事件正引起海外民运团体的严重关切...

民运的组织形式同中共比起来，可说连小儿科都算不上，对不对？

那么组织严密如中共者，也曾出过向忠发（总书记）、顾顺章（应该相当于政治局常委）这样的败类 -- 那可是经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而产生的人物 -- 顶楼文章的作者是不是、敢不敢写上一篇“剥下伪装 看清共产分子”呢？

[windsor2008]

作者: 战犯－炮头木子君羊

● 吴弘达

吴弘达，原籍江苏省无锡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处罚。1964年吴获释后被安排在山西县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武汉地质大学任教。1985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

贴大字报要像两点腐肉那样，用大字！

[宋祖德]

彭德怀反党集团 ，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因为批评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而被毛泽东定成反党集团的四个人： 彭德怀 ， 黄克诚 ， 张闻天 ， 周小舟 。 也被稱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也被称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

[宋祖德]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1][2][3]。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来源请求]，胡风及其支持者与周扬等人的文艺争论被升级为政治批判。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共高层介入文艺争论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胡风等人也因此遭到审判。政治定性后的整个批判运动波及甚广[4]，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5]。该事件也与此后中国大陆发生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息息相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场文艺界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

http://wapedia.mobi/zh/%E8%83%A1%E9%...9B%A2%E6%A1%88

[宋祖德]

三反分子習仲勳的罪惡曆史



習仲勳出身子陝西富平的一個富農家庭。1 9 2 8年在三原第三師範學校學習。因發生毒死訓育主任魏赫一案，習被關押入獄。後解往西安軍法處。習曾對當時陝西省僞主席宋哲元這個大壞蛋卑躬屈節、下跪求饒。這個叛徒，出獄後騙造謊言，混入黨內。



1 9 2 9年習被保出獄後，被白色恐怖嚇破了膽，假借天災人禍脫離組織關係，躲在家裏，不務正業，聚衆賭赙。



1 9 3 0年1月跑到長武，找到當時敵僞陝西警備騎三旅三團二營營長王德修，通過同學關系，在國民黨軍隊混事。



1 9 3 1年1月因玩弄兩面派手法，晉升爲營委書記。



1 9 3 2年3月舉行兵變，兵變後改編爲陝甘工農紅軍第五支隊，習任隊委書記。兵變根本不發動群衆，加上右傾，路遇當地土匪，繳械投降，致使兵變失敗，逃回家中。



1 9 3 3年玩弄吹捧權術，頗受高崗重視，任命爲三原縣團中心縣委書記，後任陝甘蘇區遊擊隊政委，兼任革委會副主席和黨團書記。



1 9 3 4年春任陝甘邊蘇區革命委員會主席，後任邊區政府主任．



1 9 3 5年被郭洪濤等關押，後被釋放。



1 9 3 6年1月到關中蘇區，竊踞關中工委書記。



1 9 3 7年各到1 9 3 8年春，邊區開黨代會，習積極鼓吹讓高崗當邊區黨委書記，後改爲邊區中央局。



1 9 3 8年習任關中地委書記。



1 9 4 0年又官加一職，兼任關中專署專員。



1 9 4 2年1 0月1 9日到1 9 4 3年1月1 4日反黨分子高崗糾集反黨野心家習仲勳、張秀山、王世泰等搞了一個所謂“陝甘甯邊區高級幹部會議”。在這個黑會上，高崗所做的反黨總結報告——“邊區兩條路線鬥爭”，就是他們以後反黨陰謀的黑綱領。




一 九 四 三 年



1 9 4 3年1月習仲勳去綏德分區竊踞地委書記。




一 九 四 五 年



1 9 4 5年七次黨代會後，在高崗、習仲勳、張秀山等的精心策劃下，宣傳部長董純才執筆精心炮制了反黨大毒草《陝甘甯邊區黨史》。



習仲勳是高崗在西北的接班人。他步步高升，七月任邊區團政委，八月任中央組織部付部長。1 9 4 5年1 0月高調離西北以後，習仲勳又一躍而爲西北局書記，接替高崗的職務。




一 九 四 七 年



1 9 4 7年彭德懷任西北野戰軍司令員，習仲勳任政委。




一 九 四 八 年



1 9 4 8年初，習曾吹噓他到楊家溝參加中央會議，吹捧高崗一貫正確。他同時惡毒攻擊周總理，說：“周是外交家派頭，人家說周是三朝元老”。胡說周總理在曆史上犯過許多錯誤。



1 9 4 8年8月西北局在蘭州開了一個擴大會議，參加會者：彭德懷、高崗、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這次會上這些反黨分子爲在西北推行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定下了基調。



1 9 4 8年7月1 9日——8月6日在西北局召開的地委書記聯席會議上所做的總結報告中竟然篡改毛主席的土改政策。




一 九 四 九 年



1 9 4 9年5月西安解放，西北局遷至西安。不久中央決定，彭德懷任第一書記，賀龍任第二書記，習仲勳任付書記。彭爲了扶植親信，提拔習爲第三書記。



1 9 4 9年剿匪反霸時，習仲勳多方包庇壞人。



在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習只講團結，不講階級鬥爭，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一 九 五 零 年



1 9 5 0年1月2 5日在《群衆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經習仲勳親自審閱修改過的傳記《人民的忠實勤務員》一文，這篇文章實際上是爲習仲勳當“西北王”鳴鑼開道。



彭、習爲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曾派其心腹範明（極右分子）帶著大批國民黨的舊軍官進藏。



習仲勳利用西北局書記職務，在民主改革中執行了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西北地區民主革命極不徹底。




一 九 五 一 年



1 9 5 1年7月1日，習在《群衆日報》上發表題爲“跟著毛澤東走，就是勝利”的文章。文章中，習大肆吹捧陝北根據地，大加贊揚劉志丹、高崗等，把他們說成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力圖抵毀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l 9 5 1年1 0月在北京參加中央會議後，習和賈拓夫等名曰到東北參觀，實則進行反黨活動。




一 九 五 二 年



1 9 5 2年9月1 9日，高、習死黨張秀山，按其主子高崗的意圖到西安找習仲勳等進行反黨串聯活動，還到蘭州、烏魯木齊等地進行反黨活動。



1 9 5 2年9月2 2日，習調往北京中宣部任部長，並兼任政務院文委付主任。到京後立即找高崗密謀反黨事宜。



1 9 5 2年秋，習仲勳到北京後的第一個星期天，高崗、習仲勳、賈拓夫等到頤和園進行反黨密謀活動。高、習齊聲吹捧彭德懷說：“在朝鮮戰場上指揮的好”。



1 9 5 2年習秉承其主子劉少奇的旨意，到新疆夥同王恩茂、張邦英等，抓住王震同志工作中的一些缺點，打擊王震，撒了王震的職，爲其貫徹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鋪平道路。



1 9 6 2午1 2月，習到西安召開了老西北局常委會議，研究配備力量，結黨營私。



1 9 5 2午習仲勳去伊犂，一次下令釋放在押的惡霸地主、牧主、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大貪汙分子、特務分子一千五百多人。




一 九 五 三 年



1 9 5 3年3月，斯大林逝世，全國人民都無限悲痛，習在一次文委黨組會議前卻很興奮地說：“人老了總是要死的，讓青年人上台吧！”並有以馬林科夫自居的樣子。



1 9 5 3年夏季，召開全國財經會議，習仲勳按照高崗的意圖，開始了他們反黨活動的第一步。



1 9 5 3年9月開中央組織工作會議，高崗事前布置，改組組織部。把他擬議的那些人提到組織部去，掌握人事大權。以後由于毛主席的親自指示，這一陰謀才未得逞。組織工作會議期間，毛主席曾向習指出，不要跟高崗跑。



1 9 5 3年，高、習密談時說：“中國的列甯是毛主席，而斯大林是誰呢？”言下之意就是我高崗。



在七屆四中全會前夕，高、習看到勢頭不妙，習多方面爲高出謀劃策，並親自爲高擬一封給毛主席的信。



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指出增強團結的問題，並指示做出決議，在全黨貫徹。這個決議實際是針對彭、高、習反黨集團的。




一 九 五 四 年



1 9 5 4年1月召開七屆四中全會，公開揭露高、饒反黨聯盟。



1 9 5 4年總理召開主持了關于揭發批判高崗反黨座談會。習在會上什麽也沒有揭發，並打擊王××揭發高崗曆史問題時說：“你知道的就揭發，不知道的會有人揭發，何必搶著說呢？！”



當高崗問題揭發後，中央爲了給習立功贖罪的機會，讓習與高聯系，他不但不執行中央指示，反而給高崗通風報信。



1 9 5 4年總理打電話給李立群（高崗老婆），要李揭發高崗的問題，李寫一份材料交給習看時，習把李訓斥一番，當場把材料撕毀。



習賊看高崗包不下去時，他一面告訴高崗：“不要拉扯別人”，並制造謠言，威脅高崗。



1 9 5 4年6月高崗畏罪自殺，自絕于人民。



1 9 5 4年，習賊懷著對黨的刻骨仇恨，企圖爲其主子翻案，指示其黨羽，開始炮制反黨小說《劉志丹》。




一 九 五 五 年



1 9 5 5年在黨的全國會議上，中央責令習作檢查，習分別讓其秘書起草了三個檢討稿，耍盡了反革命兩面派手法，蒙混過關。



在代表大會期間，三反分子鄧小平多次找習密談，包庇習過關。



會後習繼續進行反黨活動，極力阻止別人揭發問題。



習仲勳在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中央召集西北曆史座談會，習參加了會議，仍然堅持反黨立場，既不檢查，也不揭發。




一 九 五 六 年



1 9 5 6年9月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八大會議期間，習通過何哉（在中央辦公廳負責處理給毛主席的群衆來信）偷看已送給毛主席的關于“渭華事件”向中央的報告。



在習的指示下，確定李建彤（反黨分子劉景範的老婆，彭、高的死黨）爲反黨小說的作者，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建彤就以采訪爲名，長期不幹工作，四處進行反革命串聯。




一 九 五 七 年



1 9 5 7年4月毛主席作的反修報告記錄稿（此報告十分機密，主席親自指示，把報告記錄稿和錄昔帶全部封存入庫，任何人不得借閱。）傳到習處，中央機要處多次摧還，習多次推托，背地裏卻要其秘書把報告全部抄錄下來。




一 九 五 八 年



中央召集北戴河會議，沒讓習參加，習懷恨在心。1 9 5 8年秋，習到河南、陝西、甘肅、青海、甯夏、內蒙等地“參觀”，借機大肆攻擊三面紅旗。到處宣揚“當前工作必須是生産第一，一切耍圍繞著生産進行”。習到各地“視察”的另一個目的就是拉關系，培植個人親信。



習在幕後指揮李建彤與工人出版社的“走資派”密謀，確定反黨小說《劉志丹》以“文藝筆法”用假名來寫反黨分子高崗，並約定在年底交出一稿。



習仲勳在5 8年5 9年曾兩次出國，裏通外國，勾結修正主義集團。




一 九 五 九 年



1 9 5 9年春，在上海工作會議上，習大耍兩面派手法，假裝積極，在其主子劉、鄧的保護下，習竊取了國務院付總理要職。



1 9 5 9年5、6月間，彭、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爲了配合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他們在國內掀起了一股右傾機會主義黑風，惡毒攻擊黨中央，攻擊毛主席，攻擊三面紅旗。習仲勳赤膊上陣，到河南、陝西等地搜集所謂陰暗面，大刮黑風，煽動地、富、反、壞起來“造反”。



l 9 5 9年8月，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彭德懷及其同夥被揪出來了，習仲勵卻又一次蒙混過關。



1 9 5 9下半年，反黨小說《劉志丹》三稿陸續排出清樣，送習審查。這時，習赤膊上陣，主持反黨小說《劉志丹》的寫作、修改、出版。




一 九 六 零 年



1 9 6 0年1月和3、4月間兩次召集李建彤、呂甯等開黑會，密謀反黨小說《劉志丹》的修改。



1 9 6 0年夏。中央召集北戴河會議，沒有讓習參加，習更爲不滿，故意躺下不幹，以檢查身體爲名，住進醫院。




一 九 六 一 年



1 9 6 1年初，反革命分子李建彤就把大毒草《劉志丹》送給了舊中宣部周揚親信、習的老部下蘇一平審稿。在周揚支持下多次與李建彤密談，想把反黨小說《劉志丹》搞成一顆向黨進攻的“重磅炸彈”。



1 9 6 2年4、5月間，習談道：“安徽包産到戶固然有方向問題，不宜輕意決定，但據說安徽增産了”。又說：“山東借地也解決了當時吃糧問題”。習的話一語雙關，不難看出他實際上是主張包産到戶的。



1 9 6 2年6月，班禅給中央上了一個七萬言書，翻西藏平叛的案，翻民主改革的案。習仲勳卻對班禅說：“我個人覺得這是個好報告，研究了它，給我上了一課，很有好處。”看! 這個三反分子卻和班禅站在一起，成爲他們在黨內的代言人。



1 9 6 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及稍後的十中全會上，毛主席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並揭發了習仲勳反黨集團的罪行，戮穿了他們夥同周揚黑邦炮制大毒草《劉志丹》的政治陰謀。這個《劉志丹》反黨案件的總後台，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終于把這個老奸巨滑的三反分子揪出來了。



讓我們奮起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把三反分子習仲勳徹底批倒、批透、批臭，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三反分子習仲勳的罪惡曆史》，是以1968年4月「陝西師範大學“八一”戰鬥隊」編印之《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習仲勛的滔天罪行》中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原文簡繁字並用。
http://www.wpoforum.com/viewarticle.php?cid=3&aid=16968

[宋祖德]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和几个死党，私乘飞机，叛党叛国，仓惶逃命，投奔苏修。他们所乘外逃的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等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了林彪，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批林整风运动。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和中央专案组的调查研究，查获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证。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说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经过。这些材料戳穿了林彪的伪装和欺骗，彻底揭露了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事实真相。这些材料提供了林彪反党集团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确凿证据。它足以证明，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http://www.recordhistory.org/mediawi...8A%A5%E5%91%8A

[宋祖德]

份来参加会议的，现在我是以两种身份参加，一、前年会议的直接主持者，二、代表中宜部。党的会上是要讲真理的，希望不要因此影响同志们的发言，有什么就讲什么。”他的这番开场白，无疑显示了他的巨大权威性，他的非同一般的份量，也显示他是为文艺界反击右派斗争的人员撑腰的。说明他是领导者，他是后盾，他是常胜将军。

　　接着，他讲了三点：“一、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二，前年的斗争会有错误的地方，应由我负主要责任。……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个结论是否下得重了一点，同志们还可以讨论；但我想至少丁玲和陈企霞的关系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文艺报》这个独立王国，要没有丁玲同志支持，单只有陈企霞，是搞不起来的……。”“三、从几个重要历史关键来看丁玲的错误……丁玲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对党是不忠诚的……”。

　　周扬的讲话没有讲稿和提纲，开口就说，非常从容，却把大家的情绪煽动了起来。他讲话之后，事先安排好的七八个人走上台去，分别发言，一致指责丁、陈翻案是反党。

　　就在这次会议前后，中国作协的党组副书记刘白羽连续几夜乘黑色轿车，于天黑时开进天津重庆道55号一排葡萄架掩映的厢房旁。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wsyk...0040612-1.html

[windsor2008]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09...cid=80&index=4

林彪，“四人帮”先后被粉碎，说明了什么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8-4-15 15:18


提问者： Shelleyyz -

一级最佳答案

四人帮的粉碎说明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深入性，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说明了只要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12...cid=80&index=5

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先后被粉碎说明？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6-3-25 20:15


提问者： 看不到鱼的眼泪 -

三级最佳答案

要想当政客,就必须懂得:心狠手辣,先下手为强.哈哈哈

12回答者： jiashan6700 - 一级 2006-3-21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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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有道理！！！！~~~~~

[30郎当岁]

吴弘达 魏京生 鲍戈 王丹 阮铭 = 彭德怀 胡风 習仲勳 林彪 丁陈

我不得不佩服：老宋你太有才了

[windsor2008]

作者: 30郎当岁

吴弘达 魏京生 鲍戈 王丹 阮铭 = 彭德怀 胡风 習仲勳 林彪 丁陈

我不得不佩服：老宋你太有才了

林彪四人帮没有暴露之前，你知道他们的狼子野心和丑恶嘴脸吗？

[宋祖德]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 1989年６月23～24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现代启示录

赵紫阳的罪状之一: 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

1989年6月30日，国务委员兼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所作《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这次会见固然产生一些经济改革的思想火花，但却把其当作引发9个月之后的“反革命暴乱”根源，则无中生有。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ct=clnk&gl=ca

[宋祖德]

“四人帮”反党事件的通知
——《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
（1976年10月18日）
现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你们。

　　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

　　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1974年10月，“四人帮”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见毛主席，告周恩来总理的状，妄图利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遭到毛主席的痛斥。1976年２月３日，在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一天，张春桥亲笔写了一个《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他们对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极端不满，妄图取而代之。

　　他们大搞阴谋诡计，私立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到处插手，煽风点火，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在宣传报导中，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在同某外国作家进行的几十小时的谈话中，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他们动不动就训人，给人戴大帽子，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以为时机已到，无所顾忌，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四人帮”加紧秘密串连，阴谋策划。他们四出游说，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封为“无产阶级钢铁公司”，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公然煽动反对党中央。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在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发表，并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10月2日，华国锋同志在一个文件上的批示中指出，毛主席1976年4月30日亲笔写的指示是“照过去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错了三个，戳穿了他们的伪造。10月4日，他们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用“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肆意攻击党中央。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加快了步伐，要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悔。

　　1974年1月，他们背着毛主席，也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1974年2月12日，毛主席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1974年3月20日，毛主席在答复江青的信中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1974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指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1974年11、12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托人向毛主席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974年12月23日，毛主席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1974年12月24日，毛主席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1974年12月26日，毛主席指示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但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却违背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教导，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把经验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大做文章。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大讲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并且要把它“当作纲，联系我们军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1975年4月23日，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批判了他们的错误，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主席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主席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之后，毛主席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过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对待毛主席、党中央的批评教育，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当着毛主席的面，他们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背着毛主席，他们仍然抱成一团，继续搞他们的“四人帮”。他们不仅不作自我批评，毫无悔过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堕落成为阴谋家、野心家的反党集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历史，也是极为可疑的。

　　三、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对于我党今后坚持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证明我们党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锻炼和培育的党，不愧为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人心丧尽，极为孤立，极为虚弱。他们妄图分裂我们党，只不过是痴心妄想。

　　四、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只有极少数人是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纠缠历史的旧帐，不要一棍子打死。中央热烈希望，跟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尽快觉悟过来，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自己的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在斗争中，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保护符合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的新生力量和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那些态度不端正的同志，要进行教育。

　　此件传达到全体党员。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windsor2008]

你咋有这么多的注水猪肉要送呀！

可怜的战犯，就这么被你的注水猪肉给活埋了

[宋祖德]

世界上有虐待狂，就必然存在受虐待狂；有专制的暴君，就必然有驯服的奴才。台上有魅力四射的明星，台下就必有狂呼呐喊的观众。这似乎是“周喻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别人抱怨也没用。

人格化是一种原始的思维习惯。原始的人类对人以外的事物尤其是抽象的事物，使用了拟人化、具体化的手法，将它们赋予了人的性格特征。诗歌是这方面的典型。原始神话中的各个神灵，无一不是自然物的人性化，如太阳神。后人也继承了前人的作法，在许多方面大量采用，如电影《祖国啊!母亲!》，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信手拈来。

一位连长对战士进行条令教育时说：“什么是条令？连长就是条令！”

“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如是说。

“我是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就是我！”毛泽东对罗瑞卿如是说。

“什么是组织?我就代表组织!”书记们如是说。

“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陆九渊如是说。

至于太阳，也少不了。尼采就自诩为太阳，光热无穷。

一位连长对战士进行条令教育时说：“什么是条令？连长就是条令！”

---老宋加一句:什么是国家, 党就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