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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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性论
林语堂先生说：“从本质上来讲，中华民族是个骄傲的民族，儒家为有孔子而感到无比骄傲，进而又为中华民族感到自豪，为中国人能够理解生活的道德内涵而自豪，为自己对人性的认识而自豪，为自己已经从伦理，政治诸关系上解决了人生的问题而自豪。”吾民是否真正认识了自己的人性我不知道，但自豪确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自豪渐渐的就成了自负，这鸦片战争前的盲目的自负与鸦片战争后盲目的自卑都被现代中国人继承下来，形成一种奇怪的对西方既恨又爱的情感。很多人以为，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相抵触的。个人以为，这种潜在的敌对意识就是源于一百多年以来战争失败的屈辱感造就的对西方的厌恶和盲目的自尊。其实，这些人既没有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不了解基督教的本意。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在解决任何的宗教与社会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对自身有所了解。因为任何的宗教，文化，社会问题都是以人为诉求对象的。而谈论人必然要触及我们最深处的东西，人性。人性是本善的，还是本恶的？如果是本善的，那么恶是如何来的？如果是本恶的，而善又是怎样生成的呢？在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简史中，作者用最简炼的语言和方法将中国的哲学思想的构成进行了分类。因此，如果有兴趣深入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人，此书是必读之物。
历史上，先秦中国贤哲们为我们奠定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最高峰，而儒家的理论体系是这一高峰的顶点。总体来说，孔子的仁学思想是积极乐观的。孔子认为天下混乱社会动荡，既恶的根源在于仁、义、礼、智这“四端”的缺乏，而这种理论经孟子的继承发展成为“性善说”。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恶的出现是由于善的缺乏，而善的完备在于发展“四端”。 发展“四端”，人的善就会最大限度的体现出来，人与人之间就可以融洽的相处。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若统治者施行“仁”政王道，则天下治矣。 孔子的“无所为而为”的观念认为一个人行“善”纯粹是由于这样做是对的，应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且孔子乐观的认为，“我思善固善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这之后，荀子提出与孟子截然相反的“性恶说”。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为了去恶扬善，要籍用“礼”来规范限制“欲”。 孔孟的仁学体系为后世奠定了非常精彩的社会人伦道德体系，但一些终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每个人应该理所当然的行“善”而不是行“恶”？使善缺乏的动力从何而出？同样荀子的理论体系也存在着矛盾，既然人性本恶，“恶”如何能推动人遵礼而行“善”？动力从何而来。显然，儒家的理论体系对人性的研究是不完整的，其解决方案很理想化。从中国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尽管儒家思想深入社会政治生活，但知易行难。这些理想化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完全被实践，所以历史上只有孔子才能被称为“圣人”。反而到后来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形式化的道德枷锁，以致于鲁迅从记载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书中看出“吃人”的字样来。可见，“善”并不是如此容易实行的，儒家思想本身是教人向善，但后来却成为“恶”所利用的工具。显然圣人低估了恶的力量。倒是使徒保罗说了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此我们知道，人性不是本善也不是本恶。可以说是既善又恶，但有的时候是恶多过善。

道家思想也同样蕴涵太多理想化色彩。值得注意的是，道家没有孔孟仁学体系中的太多的人本特色，但老子已经开始将解决人性道德问题的注意力从人自身转向了自身以外。比儒家思想先进的是，老子开始着手解决“人从哪里来”“道德从哪里来”等问题。并且老子提出了“道”的概念，这是儒家思想所没有的东西。
冯友兰解释老子的“道”的概念，说“道”的概念是一个形式的概念，不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概念，对于万物之所从生者是什么，什么也没有说。能够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既然“道”是万物之所从生者，它必然不是万物中之一物。因为它若是万物中之一物、它就不能同时是万物之所从生者。每类物都有一名，但是“道”本身不是一物，所以它是“无名，朴”。因此根据老子的思路，我们看到“道”是“无”，是万物之所从生者。万物之“有”都是从“道”而生，但“道”不在万物之内。既然万物从“道”而生，万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被称做“常”。所以生活在世上要知“常”， 要合乎“道”的自然本性规律。

老子没有直接探讨人性的善恶，但他认为，“道” 生万物，“德”随万物而生。德是万物之所以是万物者。因此我们可以将“德”解释为万物的本来属性，或道德。所以老子认为，顺德而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孔子也提到“天”“道”这个概念，但在他的学说中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可见孔子并不知“天”，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孔子的“天”指的是主宰之天而非自然之天。老子从宇宙的本原出寻求答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子的道和上帝的形象已经非常接近了。尽管有很多人批判远志明的这一理论，但从老子“道”的内核来看，这种说法并非牵强。我并不是完全赞成远志明的“启示”论，因为如果老子是被“启示”而发现“道”的话，那么这种“启示”应该是准确的，而不是含糊的。老子在描述“道”的本质的时候，仍然采用了不可言说的态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见对于“道”的本质，老子认为不可用言语表达。但是，老子的理论很清晰的阐述了世界的来源。很多人会嘲笑说，此老子之道非上帝也。确实老子的“道”看起来更象是“自然之天”，但如果用逻辑简单分析一下这个系统，你会发现。如果“道”生万物，那么人也是由道来的。因此这“万物”不仅包含无生命之物，也包含有生命之物。如果，“德”随万物而生，那么“道”不仅是生命的源头，也是“德”的赋予者。因此“道”不但生成形象，而且生成生命，道德。如果这个道是象有些人描述的那样没有生命道德的，那么没有生命道德的怎么会生出有生命道德的东西来？如果老子的“道”是朴素的“进化论”的话，那么“道”究竟是什么？“进化”的动力是什么？造成“善”缺失的动力又是如何产生的？

尽管老子的解决方法相对孔子消极，但他已经认识到要解决恶的问题，必须要通过恢复自然原始本质状态来达到。这种思想可以说是自内向外寻求道路的一伟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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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哲学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没有任何的本土学说和理论能真正清楚的诠释出人类自性的本来面目，并提出解决之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佛教做到了这一点。然而，佛教也是泊来品，并非自家的创造。在这一点上，到是不见某些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任何的伤害。

尽管佛教也是人本的，但与儒家的克己复礼，以世俗的道德教化来规范自身行为不同，佛教从更深层次阐述了宇宙观,善恶的由来和解决方法。佛教的“四谛真意”将这所有的一切由四个字来概括,就是苦，集，灭，道。佛教承认人的现世生活是痛苦的，既“四谛真意”中的“苦” 谛。人世间的生老病死，人世间的贫穷战争带给人无数的烦恼苦痛。这些痛苦的总根源在“无明”和“贪欲”所引起的“业行为”。所以，佛陀认为断除“无明”和“贪欲”也就终止了“业”产生的根源，当智慧代替了无明，生命证得涅之境，则轮回终结。人彻底脱离轮回的痛苦。“诸法心先导，心主心造作，若以染污心，或语或行业，是则苦随彼，如轮随马足。”“诸法心先导，心主心造作，若以清净心，或语或行业，是则乐随从，如影不离形。” 所以佛教的本质是一种教人解脱的方法。佛陀说：“佛陀只教一法，即苦和苦灭。”显而易见,在佛教的世界观中,承认现世世界和世界中的人是被污染的, 生命是处在被束缚状态下的，并非无神论和不可知论者所认知的合理的自然世界。

但是佛陀没有解决“箭从哪里来”的问题。佛陀明确地说：“此娑婆世界没有可意念之始初。有情众生被无明所碍，被贪欲所缚，往复沉沦，其起始不为所知。”换句话说，无明从何而来，为何束缚人心生业以至轮转并没有很清晰的解释。矛盾的是,佛陀已经断除“无明”，却没有启示这个关键问题。如果说人是从光音天而来，因为贪欲所累留在地上，那么人堕落的缘由的问题实际上还没有找到，只不过是把问题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根据佛教的解释，“业”由心生，心被“无明”所惑，那么“无明”是产生“业”的根本原因。但“无明”不可能是由“业”产生的，因为父亲不可能同时是其子的父又是其子的子。因为“无明”与生命的起始相伴而生，不知“无明”何来，自然也无从知道生命的起始。有人说人是五蕴之身，五蕴为生命起始。那么从五蕴这些形而上的东西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肉身的人，很难靠一个缘字来连接起来的。因此，佛陀解决的是如何“疗伤”的问题而并没有解决“箭从哪里来”的问题。但我以为这两个问题是相等的重要，因为不“疗伤”，人死掉“箭”对于人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但若不知“箭从哪里来”，疗好伤后还会中箭。佛陀演说的整个佛法体系虽然看起来比儒家理论体系复杂了许多，但核心的人本思想是一致的。既解脱不假外力，一切都靠自己。我欲解脱，解脱至矣。

基督教的人性论
人虽然有贪婪,妒忌,自私,吝啬,虚伪,狂傲之心。但人也同样具有仁慈,宽厚,无私,谦虚,怜悯,诚实的品性。因为原先清洁良善的人性受污染不再完整,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同时存在于人性里。所以有人形容人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因为人性的不完整,所以人所建造的一切东西都具有两面性:科学可以服务人,也可以毁灭人;金钱可以帮助人,也可以奴役人。

“箭从哪里来？”
基督教也是为解决人世生、老、病、死各种苦恼束缚而来。对于这些束缚的起因，基督教认为世间种种烦恼困苦皆来自“罪”。那么基督教的“罪”从何而来呢？“罪” 希腊文是 hamartia，意为射击偏离靶心。 “罪”类似“无明”与“恶业”的混合。“罪”不以实相存在，但如同“业”有“业因”，“业力”，“业果”一样，“罪”可以生根发芽结果，最后的“果报”是实际作用在人身上的。“罪”不仅仅导致世界的诸多不幸困苦，“罪”的结局就是“死”。 无明(avijja)，按佛教说，即“不明了事物的本质”。 按基督教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如果我们查考圣经的原文可以知道“罪”是由亚当一人带入世界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凡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对于伊甸园的故事，大多数的无神论者都会嗤之以鼻，好像是一个骗小孩的故事一样的荒诞不经。但基督教很多深刻的道理都是隐藏在非常简单的比喻和故事中。在这里，生命的起始和堕落的过程告诉我们，在起初，人是无善无恶的，人的本性是清净的。人生活在神的国度中，与神合一，且有自由。这个“上帝的国度”并不仅仅是 “实相”的“伊甸园”或“地上”这个概念，同样包括一切在“上帝之内”的概念。所以当人吃能分辨善恶的果子的时候，人选择了“离开”“上帝的国度”与上帝分开。这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当人与上帝分开，不再住在“上帝之内”的后，人就偏离了。如同击打台球一样，开始瞄准的时候仅仅是非常微小的偏离，经过碰撞反弹后却导致最后整个秩序的混乱。

解决之道
从根本上看，尽管基督教与佛教面临的是相同的现世问题，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如同人无法将自己举起来一样，因为“罪”的缘故，世人为“茧”所缚，人无法了解世界的真实本相，有“罪”之人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突破自己所做的“茧”。因此要想冲出此“茧”必要借助外力，由外及内打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降世的原因。好像脏水不能洗净污垢一样，要想洗净污垢，必要用清水。因此，耶稣才要以无罪之身来洗净有罪之身的罪恶。这是基督教和佛教解决之道的根本不同。耶稣的救赎度人的方式很奇特，只有解脱这个人类生命中最大的束缚才能真正意义上的断除所有的锁链回归“上帝的国度”。所以耶稣以自己的死而复生彻底打破了“死亡之茧”。同时用他的身体架设了一可以回归“上帝国度”的桥梁使人可以籍着他重新与神合一。当人与神合一时，罪就没有意义了。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死的时候，圣殿中代表上帝与人隔绝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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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民主

民主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意味人民当家作主。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基本是理想化的民主形态。因为人民不可能随时随地的参与政治生活，所以任何政治权力都必须交由具体的个人来操作。因此所谓的民主必然是寡头民主或精英民主。只是少数统治多数的民主。因此民主的本质不在于多数被统治者行使权力，而是在于制衡少数统治者的权利。简单的说，就是权利的制衡。

为什么要权利制衡？因为人性的缺陷！为什么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当权利不受限制的时候，人性中的恶而不是善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没有限制的自由一定是悲剧的自由，没有限制的权利将是邪恶的权利。当人拥有绝对的自由的时候，往往是恶胜过善，而不是善胜过恶。所以进一步讲，权利的制衡是对恶的制衡。

如果人性是全善的，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无论是独裁的君主制或是松散的无政府主义，都不会有问题出现。因为没有任何人会为了私利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但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种空想共产主义与现世生活是无法调和的。人的本性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这种实实在在的现实使得任何建造人间天堂的企图都变得荒唐可笑。

如果当年马克思能够深入的研究宗教的话，恐怕不会为全人类种下如此的苦果。马克思将人类的苦难归结为阶级的存在，由生产资料分配不公，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的阶级压迫剥削。因此，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买卖，消灭市场成为马克思的解决之道。然而，当马克思批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的时候。这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蓝图是建立在极其脆弱的根基上的，因为他找错了苦难的根源。当这种蓝图被付诸实施的时候，人们发现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种种苦难和罪恶并没有完全消除，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再次表现出来。当人们不再为多赚几块钱而相互竞争的时候，人们开始变得懒惰了，这是自私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当人们多劳不多得的时候，自私自利的心使得人开始以懒惰作为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方法。而所有的权利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又没有制衡时，贪婪使得统治者们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就开始使用各种手段来消除异己来巩固绝对的权利。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所谓的社会主义是阉割掉自由经济的封建主义。他的敌人并不是来自外部的资本主义，而是内部脆弱的理论基础。所以，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很快破产了，而宗教还在。中国现在实行的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政治经济自由的。中国现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独裁政治加自由经济，本质是封建主义。

不论西方民主的现行者们是误打误撞发现了民主的优点，还是从人性的最深处领悟了它是邪恶中最轻的一种体制，现代西方民主都经长期的时间证明了它的有效。尽管不是完美的，但制衡机制毕竟给通向地狱的门加上了锁链。

基督教的终极目的并不是要给世人建立一个人间天堂。因为人类无法靠科学，靠制度来战胜人性中的缺陷。即使物质极大的丰富，人类的自私贪婪也使得人们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平等。因此靠人自身的道德力量实现绝对的社会公正公义是不切实际的。耶稣要解决的是更深层的问题。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一个公正公义的社会必须以完美的道德作为基础，制度只能加以规范，而且制度也是人设立的。所以人若不除去罪，终极幸福只是一种空中楼阁。

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在基督的教训中是找不到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耶稣差遣的是传福音的人，并没有设立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君士坦丁自封最高祭司长并用统治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模式来组织教会本身就是以人权代替神权，而人并不是上帝，人是有缺陷的。这种以政治结构为基础，以人治为核心的教会最终的结果就是走向邪恶。无论是后来的文艺复兴还是马丁路德的改革，他们所冲破的并不是上帝的神权枷锁，而是人设立的批着宗教外衣的封建专制。所以，现代西方民主与基督教并不是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