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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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殿洞开之谜




关于定陵的序言

明定陵自1590年建成至今已四百余年。

　　四百余载沧桑岁月，使这座宏伟瑰丽的皇帝陵寝如同它那地下玄宫存放的青铜器一样，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绿锈。而陵墓主人那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更像一个谜团久久地困惑着无数学者、先哲至今为此争论不休：一个幼年极端聪颖并颇有大志的皇帝何以在刚刚步入黄金时期就为自己修筑陵墓？一个皇帝对一个女人的爱何以近四十年始终不渝，以至为她引起的“国本之争”，差点断送了大明江山？这个皇帝又何以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使大明帝国江河日下，几乎伴同他一起走进了坟墓？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被打开。陵墓是一座地下宫殿，全部用大块青白石砌成的拱券，有两层楼高、八十多公尺长。在后殿里放着三口一人多高的朱红色棺材，明朝第十三个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都躺在里面。尸体已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三百余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震惊、愕然、猜疑……这条被封锁了两年多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使各国考古界为之哗然，无数惊愕的目光骤然投向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与此同时，某些大国的科研情报部门，立即开动迅速运转的机器，用不同的手段和方式，探测着定陵洞开的隐密和出土文物的价值。

　　其间，最敏感的美联社率先作出反应――

　　这是中国自成立后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它从1956年5月开始动工，至1958年7月结束，为时两年零2个月。一切迹象表明，定陵的发掘是由一批实力雄厚、训练有素的专家完成的。据观察家分析，这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考古发掘，说明红色中国的考古学事业正在走向成熟……

　　定陵已经开放，似乎一切都不再是秘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我们步入古老幽深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复制的朱红色棺椁，仍觉一团团迷雾在心中升腾，冥冥之中似有一种声音在向世间诉说着什么，如泣如诉，如悲如哭。

　　当年出土的那三口用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朱漆棺椁原物安在？那三具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的尸体存放何处？那金光闪闪，囊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技术高峰的几百匹织锦珍品又在哪里？

　　迷雾又一次困惑了人们。

　　国外科学界睁大了眼睛密切注视着定陵发掘报告的诞生，希图从中得到破译的密码，获得难以预料的信息。

　　但，30年过去，中华大地上却没有一篇有关定陵发掘的学术性报告问世。这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望眼欲穿，如火的希望渐渐地变为灰烬。

　　终于，耐不住寂寞的人们开始用不同的形式探测这一“秘密”的起因，信函如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不解、恼怒、甚至出言不逊……一位香港的华人女科学家在信中愤然写道：“定陵发掘近三十年而不出一篇学术报告，如此巨大的时间间隔是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我真担心，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及祖宗留下的基业，会毁于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之手……”

　　巨石飞来，响声如雷，中国考古界却出奇地沉默。他们不能不表示沉默，又怎能不表示沉默？

　　面对异国他邦那一双双真诚、期待的眼睛，即使是一代考古巨匠夏鼐也无法解释和羞于诉说。定陵的发掘连接着久远的过去，交织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在他和他的弟子心中，当年那史诗般的伟大发掘，以及辉煌的荣光，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梦幻。萦绕在脑际的却是一曲棺椁毁弃，骨架被焚，发掘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苍凉挽歌……

　　3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历史给予我们的是定陵发掘见证人衰老病死的噩耗。当年首次倡议发掘并联名上书政务院的吴晗、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张苏以及参加指导发掘工作的郑振铎、夏鼐等文化巨匠俱已作古，即使是当年参加发掘的不到20岁的热血青年，也已青春早逝，华发频添，垂垂老矣。自然法则不可抗拒，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切，又毁灭着一切。

　　面对这种可怕的“死亡周期”，今天的我们不能再度沉默。既然历史已经不可挽回地赋予了定陵洞开的历史事实，我们理应当此重任，以沉重的笔尖作犁铧，去刺破岁月沉积的覆盖层，捡拾远古遗留的碎片，以期修补和复原历史的原貌，使其闪烁自身的光华或暗淡，让死去的感到欣慰，活着的不再遗憾。

　　――这便是我们笔耕的誓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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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周恩来的抉择

　　发掘明陵，吴晗决心已下。搬兵请将，上书总理。郑振铎、夏鼐提出异议。双方纷争在所难免。巨人的抉择，揭开了中国考古史新的一页――

　　狱中吴晗的悔恨

　　1969年10月10日。夜，漆黑。风，}人。一股肃杀的气氛缠绕着古城北京某监狱。

　　行将归天的吴晗，苦苦挣扎着不肯离去。

　　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他双手紧紧扼住自己的下颚，笨拙的身子在被他的热血浸泡过的干草上急剧地抽搐、颤抖，两条干瘦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灵魂在挣脱躯壳的最后时刻是那样不情愿。或许，这颗痛苦的灵魂在彻底绝望之前，还要回到清华园的绿草地、北京市政府那张明净的办公桌前，到定陵那神秘深邃的地宫中再走一趟，向他们一一告别、辞行。

　　然而，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了。

　　早在1962年，一些“左”派学者就把他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重点抨击对象。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清官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道德继承问题，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学术的讨论范围，而进入一种居心叵测的阴谋斗争，他已经无可逃脱地成了批判的靶子。而风靡全国的“三家村”事件，终于使他走上了十年内乱开刀祭旗的凄壮祭坛。他被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脖子里灌满了晒得滚烫的沙粒，无数条皮带抽打着他那越来越枯黄干瘦的身子，无数双酷似魔爪的手在撕扯他的耳朵、头发，挖戳他的眼睛。头皮被掀揪，鲜血流满了面额……从那时起，他和他几十年鼎力倡导和创造的学术基业，遭到毁灭性的劫难就注定了。

　　现在，他要死了。

　　一豆油灯照着他灰白痛苦的脸。弥留之际，他依稀记起六个月前监狱长送来的消息，在苦难中突然旧病复发的爱妻袁震，已经与世长辞。临死时，面对朋友送来的一锅红豆稀粥，她有气无力地说：“我觉得心里闷得慌，什么都吃不下，只想看一眼老吴……”此刻，他和爱妻一样，也将在巨大的悲愤中死去了。他可以忍受死亡，但他再也无法忍受临死前的孤独。他巴望着十五岁的女儿小彦和十一岁的儿子吴彰突然闯进来和自己亲热地拥抱，做最后的诀别。他企望与自己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邓拓、夏鼐两位良朋益友作一次长谈，甚至他希望那个定陵发掘队队长、自己的学生赵其昌再来到面前，向他汇报定陵的情况。

　　明陵的发掘是他学生时代的宿愿，也是他建国以来鼎力促成文化事业方面的一件大事。自从万历帝后的棺椁被毁之后，他就重新考虑发掘定陵的得失。当那个皇帝和两位皇后的骨架被腾升的烈焰，顷刻化为灰烬的消息传来时，他才清楚地认识到，在10年前那场争论中，郑振铎、夏鼐两位铮友的远见。此时，假如郑振铎、夏鼐出现在眼前，他会爬起来抓住他们的手说：“如果那时我能看到今天，也许不会……”

　　但是，没有人来。

　　流逝的时光不会再一次到来了。今天，属于他的，只有悲愤和无尽的悔恨……

　　上书政务院

　　1935年初夏。北平清华园中的古月堂。

　　即将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历史系学生夏鼐，和他的同窗好友吴晗踏着绿茵茵的草地在亲切交谈，畅述着自己日后的志愿。夏鼐问打算留校任教的吴晗：“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什么古迹？”

　　以研究明史崭露头角从而成为胡适爱徒的吴晗，不加思索地说：“当然挖明十三陵。”

　　两人相视一笑，握手言别。他们谁也没有想到，20年后，这次看似无足轻重的闲聊，竟成为现实，并由此引发起一场纷争。

　　1955年10月4日，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平放着一份刚送来的报告：

　　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

　　政务院：

　　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我们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飞快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我们请求对十三陵中的明朝统治者朱棣的长陵进行发掘。

　　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死后陵墓中都有大量殉葬品。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儿子，他在世时迁都北京，是十三陵的首陵，殉葬品可能多于其他陵墓。通过对长陵的发掘，以活生生的事例与实物，进行历史探索，并可利用这些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陵墓发掘后，就原址建立博物馆，将出土器物整理陈列。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方针，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可进一步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丑恶面目，加强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同时也可增加首都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内容。

　　当否，请批示。

　　郭沫若 沈雁冰 吴 晗

　　邓 拓 范文澜 张 苏

　　1955年10月3日

　　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当他们得知这份报告的发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时，便急忙前来劝阻并希望其收回报告，一场纷争由此开始。

　　“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发掘长陵后，可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同时将出土文物整理后，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郑振铎听罢吴晗的叙述，从椅子上站起身，急不可待地说：“我国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

　　未等郑振铎说完，吴晗接着反驳：“全国已经解放五、六年了，有老一辈的考古专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学生，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夏鼐见二人难分胜负，便及时地出来为郑振铎助一臂之力。他先是不动声色地望望面前的这位同乡加同学，诙谐地讲道：“老吴，眼下全国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今天西北告急，明天东南告急，我们的人全所出动，配合基建还应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动发掘皇陵呢？再说出土的许多古物都要保存和复原，这方面的人手更少。你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老兄！你已经不再是清华园那个吴晗了啊！”

　　……整整一个下午，纷争仍无结果。发掘明陵对于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吴晗来说，既然决心已下，就很难有外来的力量予以改变。

　　郑振铎、夏鼐走后，吴晗怕风云不测，便立即找到郭沫若、邓拓等好友，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加紧了对发掘长陵重大意义的宣传和鼓动。与此同时，郑、夏也间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对长陵发掘的不同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五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已经作出裁决并在报告上签字――

　　同意发掘

　　巨人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要在这一页上书写。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鼎力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为：

　　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

　　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

　　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 范文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张苏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夏鼐

　　文化部文物局局长 郑振铎

　　北京市副市长 王昆仑

　　长陵发掘委员会下设一个考古工作队。工作队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

　　其成员姓名及概况为：

　　赵其昌 队长28岁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

　　白万玉 副队长58岁 小学毕业

　　于树功 队员52岁 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

　　刘精义 队员23岁 南开大学历史系肄业

　　冼自强 队员17岁 初中毕业

　　曹国鉴 队员18岁 初中毕业

　　庞中威 队员19岁 初中毕业

　　李树兴 队员19岁 初中毕业

　　王 杰 队员19岁 初中毕业

　　我们不惜篇幅，列举长陵发掘委员会和考古工作队人员的概况，意在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研究历史并建立陵墓博物馆为主要目的，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的历史史实，留下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以期为政治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其他学科多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供更加开阔的思考空间，为此次发掘的得失作出真实而科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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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雪天寿山

　　既然发掘明陵已成定局，身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并主管业务的夏鼐，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发掘的指导工作。他催促工作队长赵其昌――也是他的学生尽快上路，去明陵调查。

　　1955年最后的一天，赵其昌偕同探工赵同海携带着考古专用的各种工具，走出古城北京，冒雪北上，来到十三陵这座昔日的皇家圣地。

　　寒风呼号，雪花纷飞。起伏的群山和荒芜的陵墓蒙上一层惨白的葬衣，沉睡了几百年的皇家陵园越发显得死寂与凄凉。赵其昌踏着没膝的积雪，越过恩殿，爬上长陵宝顶。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大明成祖皇帝这座辉煌、雄伟的宝顶之上，举目四望，群陵棋布，高低错落，黄瓦红墙，掩映在绿松白雪之间，真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俯首南眺，一条长达7公里的中轴线如同一道宽大壮美的银链，从遥远的天际横空而降，直通脚下，巨石雕刻的文臣武将排列两侧，形成一条“神道”，显示着威严而肃穆的皇陵气派。狂风劲吹，积雪翻腾，树枝撼动，嗡嗡之声伴随旋卷飘扬的雪片忽隐忽现，此起彼伏，遮云蔽日，如战鼓擂响，似万马奔腾。凄凄北国旷野，仿佛燕王朱棣正率领千军万马，挥舞金戈铁甲，再度高擎“清君侧”的大旗，开始横扫天下的征程……

　　公元1398年闰5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西宫的御榻上进入弥留之际，他竭力睁大眼睛，望着皇太孙朱允桑胱堑捻永锷料肿偶阜钟怯艉突袒蟆Ｔ谒71年的漫长生涯中，朱元璋由一个无家可归的和尚成长为一个拥有八荒四海的皇帝，他经受了无数次刀光剑影的生死考验，而每一次都凭借自己杰出的胆略和才能，钢铁般的意志，正当的或卑劣的手段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由胜利步入辉煌。而步入辉煌的他在权力的顶峰，又做出了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事情。他废除了中书省、丞相制，以六部为最高政务机关，直接对皇帝负责；废除了行省制度，代之以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废除了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大肆屠戮宿将元勋；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后宫和宦官干政的禁令；借鉴汉唐时期的封藩制，将26个儿子封为藩王，又采取措施，限制藩王势力……所有这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证朱家永远处于权力的顶峰而不被摔下。

　　既然这一切都安置完备，那么，在撒手人寰之前，这位颇具文韬武略的皇帝，除了对自己即将离去的不情愿，还要担忧什么呢？他动了下嘴唇，似乎要跟长孙――这位自己权位的继承人交待些什么，但嘴唇抽搐了一阵，却没有说出话来。也许，朱元璋凭借那种在酷烈的政治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敏锐直觉，他预感到有一个人，一个在相貌、性情、秉赋、才干等各个方面都与自己酷肖的人，将在他死后掀起一场巨大的波澜。这个人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

　　或许是出于更加复杂的考虑，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对皇孙朱允伤党稣飧隹膳碌脑じ校 他只是把身边一个心腹太监叫过来， 有气无力地悄悄叮嘱了几句秘语便闭上了眼睛，一代枭雄――大明江山的开国之君，就这样离开了他亲手创造的煌煌大业，走进了南京郊野、钟山之下那座规模宏大、气度非凡的陵墓――孝陵去了。

　　太祖驾崩的消息传至北平后，一队人马立即驰出古城向京师飞奔，跑在队伍最前边的就是燕王朱棣。朱棣本是朱元璋第四子，封国在北平（今北京），北平为古燕地，故称燕王。此刻，他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到京城，弄清朝廷虚实，掂量一下能否将那个诱人的梦化为现实。由藩王到皇帝，这个梦从洪武十三年他被封北平藩王开始，已在心中埋藏了18年。

　　当朱棣兴冲冲向南疾驰，快要抵达淮安时， 突然碰到新皇帝朱允膳衫吹奶厥埂 使者向他宣读了太祖遗诏：“传位于皇太孙朱允桑恢钔醺魇匦诺兀鸬骄┦嵩幔煌跛诘兀形某嘉浣ぬ⒔谥啤！

　　听罢遗诏，朱棣大惊失色。诏书的意图很明确：不让诸王接近京城这个权力中心，以免影响政权的顺利更替。削弱诸王的政治、军事实力，以确保皇权的绝对优势。

　　朱棣强按怒火，率队返回北平……

　　现在的朱棣已今非昔比了。从这个威风凛凛地雄踞于马背上的中年汉子身上，很难找到十八年前那年轻初封的藩王影子。十几载寒来暑往、雨雪秋霜，无数次呐喊冲杀，拼死搏斗，大大地改变了他的形象：在那金光粼粼的坚甲内，一身坚实而富有弹性的肌肉取代了昔日柔弱的肌肤，正随着骏马的颠簸而跃动。原先白皙而细腻的脸庞已刻上了深深的皱纹，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的照映下泛出暗褐色的光泽。细长而微微外凸的眼睛凝视着远方，时而阴沉，时而炽烈，时而迷鳎倍砝省８弑橇骸⒈羌馕⑽⒛诠矗 使人联想到苍鹰的利爪。往昔那带着乳臭的唇髭，已变成漆黑而浓密的长髯，正同烈马的雄鬃一道在风中飘拂。

　　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已接近不惑之年。三十八岁，这是一个成就伟大事业的黄金岁月。

　　长期的漠北征战生活，赋予他一个古代优秀军事家所需要的一切素质：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狐狸般狡诈的用兵方略，不惧死亡的勇猛气魄，精湛的武艺以及邀买军心的种种花样。更重要的是朝中现状十分有利，颇受朝野好评的太子朱标早已去世，势力不在自己之下的秦王朱尽 晋王朱■先后病死， 当年那班富有文韬武略的开国元勋，几乎被他的父亲以各种罪名杀光了。现在声威赫赫的父皇已命归黄泉，新继位的侄儿只有十六岁，围绕在他身边的只是几个貌似胸有城府，多谋善断，实则只是拘法古人的迂腐儒生。所有这一切无疑给朱棣造就了一个夺取皇位的绝好时机。在经过漫长而焦虑的等待之后，潜藏在心底的梦终于不可遏止地激荡起来，催促他不惜生命去完成伟大而惊险的事业。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朱允墒侵煸暗乃镒印；仕镏煸梢丫频郏ㄔㄎ模 而作为皇帝叔叔的朱棣纂夺侄儿的王位，于情理不通，于礼法不容。于是在朱元璋崩驾一年零两个月后，燕王朱棣便以朝中齐泰、黄子澄等奸臣在皇帝面前拨弄是非为借口，毅然打起“清君侧”的大旗，宣布起兵，以靖“国难”。

　　大风起兮，猛士如云。朱棣手执丈八蛇矛亲率大军离开北平， 一路车骑交错、戈矛并举、刀剑迸击、战马鸣嘶。燕军过固安，渡巨马河，趟白水沟，横跨长江天堑……经过4年的征战厮杀，终于攻克了南京城。

　　燕军入城后，朱棣立即派出人马，前往皇宫捉拿建文帝朱允伞Ｕ馐保使蝗黄鸹穑已娉逄欤 混乱中却找不到建文帝的踪迹。朱棣闻讯，急忙下令紧闭宫门、城门，派人四处搜寻。一连数日，一无所获。把一些没死的太监和宫女找来询问，一位大胆的太监指着一具烧焦的尸体说这便是皇帝，其余内侍也随声附合。于是朱棣命人把这具尸体当作皇帝盛殓起来。至于那是真皇帝、假皇帝抑或是一名太监宫女，却无从证实。因为有的太监说，皇帝死于大火。一个当年服侍朱元璋后又服侍朱建文的太监，在经受了一顿拷打和恐吓后，又说出了皇帝朱建文已经逃走的故事，并把逃走经过说得极为具体详细――

　　当金川门失守的消息传至皇宫后，建文帝长吁短叹，徘徊前庭，打算自尽。这时一个老太监猛然想起了太祖朱元璋的遗嘱，便急忙拿出一个铁皮箱递给皇帝，说是太祖临终前交给他收藏的，太祖特意叮嘱：“遇大难，启之。”建文帝打开铁箱一看，里面有三张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贤”、“应能”三个名字。有三副袈裟，僧靴僧帽，一把剃刀，十锭银子。另外还有太祖朱元璋亲笔朱书一封：“应文从鬼门出逃，余人从御沟出走。”

　　刚巧建文帝身边的两个太监一个叫杨应能，一个叫叶希贤，两人读罢朱书，像是心有所悟，解开了“天机”，便自愿与朱允梢黄鹇浞⑽粗焓樗荆滞诽永刖┏恰

　　关于建文帝的生死，众说纷纭，难辨真伪。有人说他出逃后先到神乐观暂避战乱，之后三人相伴浪迹江湖，行踪遍及云南、四川、贵州、陕西、江苏等地，并在国外度过了后半生……各种传说已无确切文字史料记载，至今仍是明史上的一大悬案。不过，朱棣称帝后，确实派出许多心腹查访过朱允傻淖偌！ 大臣胡■到处巡游就领有这一旨意，后来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就曾肩负这项重大使命，其主要目的就是打探建文帝是否已逃往海外并建立新的政权。

　　明成祖朱棣经过四年的血战，终于用无数尸骨铺成了一条通往皇宫的大道，当年那个辉煌的梦实现了。他在群臣的一片劝进声中在南京称帝后，改年号为永乐。由于他镇守北平多年，深知它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决定迁都北平，并于永乐四年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今天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在此期间及以后陆续建造而成并为后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

　　永乐五年，皇后徐氏死去，因为正在修建北京，所以朱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礼部尚书赵及江西术士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他们遍访北京四郊，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挑选的地方。最先是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和“猪”同音，皇帝认为猪家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吞刮，未能同意。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羊和猪本可相安无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的旁边有狼出没危险可怕，也未被采用。再一处是京西的“燕家台”，可那位永乐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驾”是谐音，不吉利，又遭否定。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之余地，亦未能当选。直到永乐七年，才在昌平县黄土山下选中陵地，并由朱棣亲自察看后决定下来。

　　这里确是一块最为理想的风水宝地，燕山余脉自西北高原逶迤而来，曲折环绕，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中间一片平原，广袤宽阔，风景绮丽，泉水顺山而下，沿平原两侧缓缓流过，真可谓山清水秀。更为奇特的是，在平原的东西两侧，有青山两座，成守卫之势，俨然是两位顶天立地的将军。在此处兴建陵墓，不只风景美好，更主要的是这里山势如屏、易守难攻，一旦驻军把守，既可护卫陵寝，又便于保卫京师。朱棣立即降旨，“圈地八十里为陵区禁地”，开始动工修建长陵，并派军守护。

　　朱棣不愧是明代少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陵区的选择和驻军的守卫，再一次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其苦心远见，在他死后不久便可得到证实。无论是北方的俺答、瓦刺大军，还是努尔哈赤的铁骑，都把十三陵视为通向北京的咽喉和畏途，从而费尽心机、不惜余力进行攻打。即是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李闯王，也是从柳沟先入德胜口，再下十三陵，只因居庸关守将投降，才使十三陵变得唇亡齿寒，导致北京陷落。

　　自永乐皇帝圈地筑陵的圣旨传下，黄土山四周百余里便成为禁地，凡在此住居的百姓，十日之内必须迁往外乡。于是，一幅悲惨的帷幕随之拉开。官兵们披挂整齐，手持棍棒，残忍地殴打和驱赶着迟迟不肯离去的百姓。男人推车挑担，女人抱着婴儿，面对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倾刻间变为废墟， 不禁声泪俱下，孩童的啼哭和老人的呼喊，在凄冷的旷野里回荡。其悲苦之状，撼天地、泣鬼神。

　　有一叫李焕的白发老者，面对烈焰升腾的两间茅屋，扑卧在地，抓起一把黄土放在怀里，死死不愿离去。撕裂肺腑的哀嚎和头上溅出的热血，使执棒的官兵都为之动情，泪湿衣襟。最后，李焕老人口吐鲜血，一命呜呼。永乐皇帝得知此情，感其对家园的依恋，特传旨将他葬在天寿山旁侧。至今，这座荒冢还和十三陵一样默默地守在天寿山麓。

　　永乐七年，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黄土山下正式动工，所用军工、民夫四十余万。据《太宗永乐实录》等书记载，当年朱棣生日，在黄土山上饮酒作歌，百官上寿时为讨他欢喜，称此山为天寿山。朱棣听罢大喜，即传旨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长陵的营建，先后用18年时间方完成。朱棣的皇后徐氏，于永乐五年去世后，在南京停尸6年，直到永乐十一年，长陵的地宫建成后，才由南京移来入葬，成为十三陵第一个入葬者。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率大军出征漠北，病死于归途中。这位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活动了23年的一代君王，终于走进了长陵的地下玄宫，寻找他的生前伴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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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成祖朱棣在天寿山下建造长陵起，到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止，除景帝朱祁钰因故别葬外，其他诸帝都在天寿山附近营葬，共十三处，成为明代中后期皇帝陵墓的集中区。陵区周围因山势筑有围墙，长达12公里，围墙设垛口、城关、敌楼，驻军守护。十三陵各陵建筑自成整体，布局、形制与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脉相承。祭殿在前，寝宫在后，门廊、殿堂、明楼、宝城排列得层次分明，严肃整齐，从宫前庄严的神道、石桥、无字碑，直达宝城，一线相贯，地势逐步升高，有曲有直，有高有低，远山近水，连成一个气势宏伟壮丽的建筑整体。十三陵的地上或地下建筑，无疑是封建剥削阶级的产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中国古代人民非凡的智慧与才华的结晶，是一种文明与文化的创造。

　　遗憾的是，这笔财富大都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来自北方的瓦刺大军在十三陵燃起焚烧殿宇的大火之后，这文明便开始了它悲剧性的毁灭。最能象征十三陵各陵建筑艺术与风格的恩殿，经过数次战火之后，也只剩长陵的一座孤影自怜了。这座建成于宣德二年的辉煌建筑，历经五百余年沧桑而无恙。恩殿以六十根金丝楠木大柱形成构架，其中，中间四根高为14．3米，直径1．17米。这样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即使故宫的太和殿也不能与之匹敌。恩殿无论是形体结构、建筑风格，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它的出现同样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富庶与强盛。

　　……风雪早已停歇，夕阳西下，余辉洒在起伏的山峦上，翻起银色的光芒。苍凉的北国之冬，一片肃静。赵其昌、赵同海两人经过对长陵三天的勘察，没有发现可供发掘的线索，倒是给他们以新的启示：这个陵墓规模太大了，能否找一个较小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了经验再掘长陵？

　　三天之后的夜晚，吴晗家中不大宽敞的书房中灯烛明亮，长陵的照片、草图、各种数据资料和几块填土标本摆满了地板。吴晗和夏鼐静静地听着赵其昌的调查汇报：

　　“我们在长陵的宝城、宝顶上上下下来回跑了两天，找不到半点可供考虑的线索。在明楼后的宝城内打了两个探眼。全是填土，没有生土比较，打铲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没有线索，仅靠臆测，会使我们走向失败……”

　　吴晗低着头，拿铅笔轻轻地敲打着桌子。夏鼐用放大镜不停地检查填土标本。书房中悄然无声。一位小姑娘送来一大盘水果，几碟小点心。她走后，屋子里仍然一片寂静。

　　赵其昌又提出一个建议，打破寂寞的氛围：

　　“现在天寒地冻，调查中动土又很困难，能不能给我两个月时间，查查文献。十三陵的皇帝、皇后，无论生前建陵或死后建陵，总不会同时死去，如果不能同时入葬，就有个再次挖开二次入葬问题。类似的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带着一些问题，再着重调查一下，多住些天。”

　　夏鼐一向重视调查，尤其注重结合文献的调查，所以非常同意。他说：“十三陵的建造，前后延续二百多年，无论建筑布局和形制，早、中、晚期总是有些变化的，应该普遍调查，再归纳一下，比较异同，总会提出些问题来，结合丧葬制度，相互参照、印证，可能会有些收获。然后动工，才有把握，我看这样好。”

　　吴晗也表示同意，对赵其昌说：“查文献，好！我这里讲明代的书不少，你随便拿去看，今天就可以带走些。”他指了指书架，“再去调查，你打算住多久？”他转向夏鼐，“作铭（夏鼐字），多长时间合适？”

　　赵其昌伸出两个手指。夏鼐接下来：“两个月可以，一个陵总要几天，两个月不算多。”

　　也许吴晗原以为两个手指是指两周，既然是两个月，也不再说什么了。他端起水果、点心：“来，尝尝，尝尝！”下一个步骤、时间大体有了眉目，紧张的气氛松弛下来，话题又转入闲谈。

　　正吃着水果，也许是赵其昌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顺口冒出一句：“吴副市长，长陵太大了，能不能找个小的，试掘一个？”吴晗一怔，转身问夏鼐：“什么叫试掘，哪个‘试’？”夏鼐笑笑：“辰伯（吴晗字），考试的‘试’！你考试得不及格的‘试’。”吴晗也笑了：“那试掘与发掘又有什么不同？”

　　夏鼐道：“试掘与发掘，其实方法程序上完全一样，完工后整理材料没什么不同，照样印出报告，只是没有很大把握时叫法谦虚一些而已。国外也有这样的先例。”

　　在试掘问题上，二人意见完全一致。至于是否试掘，要等调查后的结果再定，而且还要上报批准。

　　汇报结束，夜已经很深了，吴晗送到大门口，对赵其昌笑了笑说：“这次长陵之行很辛苦吧，天怪冷，住哪儿？”赵其昌如实回答：“十三陵没有客店，我们是在山下一个农民小茶馆里，两个人双腿交插睡在一条宽板凳上，过了两夜。睡得晚，起的早，还不感到怎么冷。”吴晗转脸对夏鼐说：“目前昌平县还不属北京市，属河北省，以后可能要划归北京市，开工后我去看看，打个招呼，对工作方便些。”夏鼐也笑了：“田野工作很辛苦，吃不好睡不好是经常的事，我们考古所也是这样，这不算什么，年轻人都经得住……”

　　春天转眼就要到来 十三陵的积雪开始融化。再次北上十三陵，他们将有什么收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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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穿过历史的迷雾

　　赵其昌率队踏遍十三陵。初次寻访，便遭公安人员盘查。一场误会之后，引出新的线索。监狱犯人的供词，当地百姓的几句闲话，定陵玄宫重见天日在所难免――

痛苦的历程

　　1901年春，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为继承导师李希霍芬的事业，踏上了中国西部异常神秘的土地，要解决悬而未决的罗布泊地理位置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罗布泊的地理位置曾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然而，这个记载在19世纪末却被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推翻，从而引起世界学术界对这个神秘之湖的热烈争论。

　　普尔热瓦尔斯基曾两次去新疆塔里木河下游进行考察后，宣称中国史书上的记载是完全错误的，而他所发现的台特马湖才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

　　他的一家之言使世界地理考古学界为之哗然，欧洲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也撰文大力吹捧。英国的卡莱、达格里、木瓦罗特和爱尔兰的亨利亲王，还有俄国的普热尔佐夫、科兹洛夫等人相继前赴罗布泊考察后，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观点表示认可和称赞。为此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位普通的俄国军官名噪一时，连连加官晋职。

　　正当普尔热瓦尔斯基大走红运、得意忘形之时，斯文・赫定的导师、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却对这个“划时代的发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找到的新湖泊为淡水湖，而罗布泊实为咸水湖，历史上的罗布泊该在塔里木河东流的尽头，并不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勘定的位置。从此，新旧罗布泊的学术大争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将青年时代的斯文・赫定的兴趣引向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也正是导师李希霍芬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使他踏上了通往罗布泊的征途。

　　1900年3月，斯文・赫定胜利地跨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英库勒北行，穿过孔雀河，沿库鲁克干河床，在楼兰遗址的东南一带发现了一块大洼地，他惊喜地探测到此地是一个干涸的湖泊。

　　经过仔细地勘察和鉴定，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二十八年之后得到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历史遗忘了千余年的古楼兰遗迹。第二年，他又来到此地，组织人力对古城遗址进行发掘，事实再次证实了他的论断，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终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终于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也就在此时，一棵近代考古学的幼芽，在东方这块神秘的国土上埋下了。

　　可惜在中国，这以地质学为基础发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学，这刚刚破土而出的稚嫩幼芽，并没有引起东方人的注意和兴趣，他们奉行和沿用的依然是清代顾炎武、阮元、王国维等从宋代沿袭发展而来的以研究古文字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真正知道这棵幼芽的价值并为之培土，从而在中国诞生田野考古这门学科，是在斯文・赫定离开的二十年之后。那时，西方的田野考古学已经盛行，东方的版图自然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试验基地和掠夺目标。从英国的斯坦因于1906年第二次在中国西部地域的古楼兰、阳关、敦煌等城堡和洞窟掠夺大批珍贵文物之后，中国的古代文化便开始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的壁画、石雕像等古代艺术品，被盗凿得伤痕累累、百孔千疮；西安、洛阳的古墓被掘，随葬品被西方人洗劫一空；大批古建筑被毁，许多古遗址和文物古迹被掘得破烂不堪，一片荒凉……

　　残酷的事实使中国人猛醒，不能再沉默了。中华民族有自己丰厚的文化积累，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事业，更应当有一支研究、考察、发掘和保护自己古代文化的队伍。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黄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便兴盛起来，国民党中央地质调查所从1921年开始，陆续派人到各地勘察，发现和发掘了一系列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括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指导发掘的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北京地区周口店的古人类遗址，在1921年由裴文中博士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第一个著名的“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并首次通过研究，确认石器、烧骨和用火后灰烬的存在，从而明确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质，将它纳入了考古学范围。稍后，他和贾兰坡教授主持发掘的山顶洞遗址，又获得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尽管这些遗址的早期发掘是国际合作性质的，但它却是中国考古事业崛起的先声。1935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由中国人首次独立完成。可以说，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从这时开始诞生的。

　　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通过对中原、西北、东北、西南、东南一系列文化遗址的发掘，以翔实的出土资料，否定了法国人约瑟夫・德・歧尼和波提埃等提出的关于中国文明之源来自西方的学说。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终于在全世界的考古学领域内，占据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国本来就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在这块丰厚的黄土地上，辛勤劳动的先民，一代一代，用智慧、血泪，滋润着它，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而这一文明，又随着时光的流逝物化了。遗留在地上的、掩埋在地下的物质文化，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后世子孙足够的理解和重视，更不为外国人所认识。当崛起的新中国的青年一代考古学者和老一辈的考古学家把这些早已物化了的文明捧出来公之于世的时候，外国人一下子惊呆了：看看吧！这不是古董，更不只是文物，也绝不仅是艺术品，是行将复兴的中华民族记录他们从古到今祖祖辈辈建功立业的活生生的文明史，是留给全人类的物质的、精神的巨大财富、遗产，其数量无可比拟，其价值无法估量，其内涵精深、博大，又华光四射！

　　新中国对皇陵的首次发掘，必然使世界再度为东方这个文明之邦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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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陵风流事

　　新的一年开始了，对于赵其昌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大学时代，学的是旧石器，新石器，甲骨文金文，商周的青铜器，以及秦砖汉瓦、魏晋碑刻，唐宋诗文等等，一下子转到明朝，真是个新课题新工作，必须从头开始。

　　他在导师夏鼐的指导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实物与史料研究。从所掌握的中国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物表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有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实物出土或遗留下来，并有许多古遗址和古墓葬，尤其是古城遗址和帝王墓葬更是屡见不鲜。

　　西安曾经是11个朝代建都的地方，周围有周、秦、汉、唐时期帝王墓72个，仅唐代就有19个。洛阳为9个朝代建都之地，东汉13个皇帝就有9个帝陵建在洛阳，五代十国时期的7个帝陵也在此处。南京亦有9个朝代建都，而以六朝古都著称于世。六朝为汉唐过渡阶段，时经三百余年，其帝后王侯陵墓共71处，已有31处在南京近郊和丹阳一带发现。北宋的9个皇帝，除徽宗、钦宗被金人所虏囚死漠北外，其余7个均在河南巩县入葬，加上赵匡胤父亲的陵墓，谓之“七帝八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只有元代帝王墓葬，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其缘于蒙古贵族盛行“深葬不坟”，使葬地无处寻找。史书曾载：“其墓无冢，以马践蹂”，即埋葬之后，万马踏平，不留痕迹。其习俗与汉族稍异。至于元太祖成吉思汗陵就另当别论了。

　　赵其昌当前研究的重点，自然是明清两代帝王陵墓的史料。他几乎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找着有关的资料。找来《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国榷》、《日下旧闻考》等经典仔细揣摩，连明清人的笔记、野史，都尽可能一一翻阅。他要弄清众多的帝后、王侯、嫔妃和各种陵墓的建筑形制、布局规格、祭祀礼仪、埋葬制度、随葬器物，以及帝王墓葬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是地下建筑的形制。遗憾的是这最为关键的一环，文献史料却极少记载。要想弄清皇陵真相，就必须做实际的探访和勘察，舍此别无选择。

　　积雪消融，枯草微露，走进巨大的皇家陵园，立感悲怆凄凉。辉煌的明楼、大殿、宝城，俱已失去原有的风采雄姿而变得满身疮痍，残垣断壁、荒草凄迷，一代豪华璀璨的建筑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目睹现状，不禁感慨万千。“昔日皇陵形胜地，垒垒荒冢伴斜阳”。工作队的几位同志来到长陵管理处，开始了调查和访问。他们白天一座一座陵墓仔细查看，晚上走访当地老乡。十三座皇陵，想要找到一点线索，真如大海捞针。

　　经过几天的探访，工作队决定把目标重点放在“献陵”。

　　“献陵”位于长陵西侧一华里的黄泉寺山下，埋葬着朱棣的长子朱高炽。陵园规模较小，距长陵地域最近，入葬时间上前后紧接，从发掘工作考虑，如果试掘，以献陵最为合适。不仅埋葬制度、地下建筑结构，必然有很多可供参考之处，试掘之后还可以直接把设施、人员拉到长陵，工作、食宿解决起来都比较方便。于是对献陵开始了第一步工作：查阅史书，收集资料，实地勘察，寻找线索。

　　明成祖朱棣亲率军队第五次出征漠北，在大军班师途中患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多伦西北），遗命把帝位传给皇太子朱高炽。

　　朱高炽47岁当上了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改元洪熙。可他只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10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死后谥庙号为“仁宗”，葬于“献陵”。

　　把朱高炽称为“仁宗”，这“仁”字用得倒也确切。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像他那样关心百姓疾苦的实在为数不多。洪武28年，他由祖父朱元璋亲自册立为燕世子。定为燕王朱棣的接班人。那时诸王大多数都到藩国去了，有些晚辈却仍留京中。朱元璋把这些孙子留在身边，就是想教育他们将来怎样做藩国的领袖。朱高炽文笔华美，诸王世子中无人与之相比。朱元璋时常让他帮助自己批阅奏章。而朱高炽选批最多的是那些关于百姓生活，特别是各地上报灾情的奏疏，他总是立即让爷爷过目，朱元璋曾不解地问他：

　　“怎么你选的尽是些上报灾情的奏文？”

　　“孙儿觉得民以食为天。现下有的地方闹灾，民不聊生，乃是最急迫的事情，才请皇爷优先处理。”

　　“唔！”朱元璋点点头，又问：“尧在位时闹了几年水灾，汤时七年大旱，百姓又靠什么活下来呢？”

　　“靠的是尧、汤圣人有恤民的政策。”

　　朱元璋听后大喜：“你这孩子虽然生长在深宫，却关心民间疾苦。好！”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出身，懂得民间疾苦，建国以后，实行了一些较开明的政策，经济得到复苏，因之国库也颇为殷实。但朱棣好大喜功，频繁地进行大规模征战，加之建都北京，疏浚运河等浩大工程，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朱高炽登基当天，第一道命令就是追回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远洋船队，召回在交趾采办珍珠的中使和在西域买马的官员；对将为皇宫进行采购、烧铸、供应等一切花钱的勾当，一律停止。可惜这位雄心勃勃、一心强国富民的皇帝，在位短短10个月就因病去世了。

　　献陵和其他各陵都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在恩殿和明楼之间有一座小山相隔，把陵墓切割成两块。如今前方大殿已不存在，仅留有山后一片残破的建筑。赵其昌率人在山后的明楼和宝城内外查找线索，仔细辨别、分析当年入葬的隧道口可能留下的痕迹。明朝陵墓制度，一般是宝城内应当用厚实的黄土填满，并筑起高大的宝顶。但献陵的宝顶却掩埋不住宝城内墙，显得极简单和寒酸。赵其昌回想起史料上记载的仁宗朱高炽的遗诏：“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丧制用日易月，皆以二十七日释服，各处总兵镇守备御重臣，悉免赴阙行礼。”儿子朱瞻基遵从父命，献陵的营建，不尚侈华，三个月后就把仁宗埋葬了。看来这段记载确为事实。

　　近半个月的勘察仍无线索，工作队开始分头探访。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附近村里存有祖宗留下的《陵谱》，据说上面记载有陵墓的建筑和入葬经过。这些村庄大多是由当年的守陵宫监发展而来，有秘籍存留也许可能。当赵其昌查访三天，终于从当地一富农家中借来《陵谱》时，却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所谓《陵谱》所记全是臆说传闻，毫无史料价值。

　　30年后，我们采访中有幸读到了《陵谱》中关于献陵的记载：

　　……仁宗朱高炽为太子时，每日在宫中游荡。其时，宫中规矩，凡夜晚宫中妃子门口挂红灯，太子方可进入。挂绿灯，表明内住长辈，不得入内。

　　一夜，朱高炽游宫，见一楼内窗棂上挂着红灯，便喝退侍从，径直入楼。待其宽衣上床后，却见床上竟是姨娘……

　　此事在皇宫里哗然传开，或曰太子对比其年长几岁之姨娘早有此意。当夜，是其事先将姨娘房门绿灯摘下，于窗棂之上换成红灯；或曰姨娘早对太子有情，是其亲摘绿灯，换上红灯……

　　仁宗皇帝驾崩，其子朱瞻基命人将父皇陵墓建于小土山后，使石碑殿堂及明楼宝顶互不能见，意在以小山将父皇仁宗与其姨娘之丑行遮掩。故此小山谓之“遮羞山”……

　　老乡们自然不会知道，据文献记载，这座陵墓的建造形制实则与“风水”有关。皇家园陵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选择“龙脉”，这起伏的山丘就是“龙脉”的象征。献陵建造时，因这小山形如几案，是作为“龙脉”而完好保存下来的，史书上称为“玉案山”，殊不知“风水”反给这位仁宗皇帝蒙上一层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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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监狱

　　史书缺乏记载，《陵谱》只能当作饭后谈资，面对一座座巨大的陵园，却找不到一点可供科学方法发掘的线索。时间一天天过去，吴晗、夏鼐不断派人前来询问，工作队员心急如焚。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两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却找上门来。

　　“有老百姓报告说，你们前来十三陵盗墓，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大个子公安人员右手按住挎枪的部位，站在三米以外问道。

　　赵其昌望着两名公安人员严肃、紧张的面孔，从口袋里掏出介绍信，风趣地说：“我们这可是公家的买卖，详细情况已和十三陵管理处的负责人谈过。”

　　大个子警察接过介绍信仔细看看，严肃的面孔立即堆上笑容，右手自然地放下，递支烟给赵其昌，略表谦意地说：“对不起，由于这里的盗墓案件时有发生，我们听说后就来查看一下真假。”

　　这个原本一笑了之的插曲，却给工作队带来新的启示：能不能从被盗的墓葬中发现点线索，或者从盗墓者的口供里判断陵墓玄宫的结构？主意商定，工作队员再度分头行动。

　　终于赵其昌从长陵园村得到一点消息。民国十二年，当地土匪侯现文，领18人对德陵和东井、万贵妃坟进行挖掘，由于人少墓大未能成功。事发后，侯现文被关进监狱，终了一生。到民国三十三年秋，长陵园村的程老六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自称程六爷，占山为王。他重走当年侯现文的老路，在一天深夜，将队伍偷偷拉到万贵妃墓前，开始挖掘。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程老六命人找来六匹马，将金银器物连夜驮到长陵园村进行分赃。当兵的每人分到一两黄金、20颗宝珠，当官的每人分一金罐或相当于一金罐的器物，程老六自然得的最多。

　　盗墓后的第三天，程老六便举行大婚，所用车辆浩浩荡荡，宰杀猪羊无数， 其威风与排场为当地百姓未曾所见。筵席之上，程老六的新娘子头戴从墓中盗出的金顶凤冠，趾高气扬，说话拿腔拿调，走路一扭一扭的，俨然一副京剧戏台上皇后气派。

　　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程老六和国民党警备部队发生冲突直至混战，被乱枪打死在工部厂村的河套里，其妻妾家产俱被国民党警备部队瓜分一空。

　　赵其昌得到线索，立即赶往万贵妃墓地寻踪觅迹。

　　万贵妃是宪宗皇帝朱见深的妃子，四岁就从山东诸城被选入宫，尔后充当宣宗孙皇后的宫女。长成之后，就被那时还是太子的朱见深看中，并有了男女私情。朱见深18岁即位时，万氏已是35岁的半老徐娘，可由于她生来姣艳，而且驻颜有术，又为人机警，因此一直受到朱见深的宠爱。为了她，朱见深竟寻找吴皇后的过错从而将她废掉，想借机封万氏为皇后，因群臣竭力劝谏和朱见深母亲的阻挠而未成功。1466年，万氏因生子而被封为贵妃。

　　成化23年，59岁的贵妃病死。宪宗朱见深万分悲痛，为她辍朝七日，并打破皇妃不得入葬陵区的常规，在苏山脚下为她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坟墓，以慰藉爱妃的在天之灵。

　　然而，现在赵其昌所见到的，却是一片碎砖乱石，地面建筑俱成废墟，只有一个长满荒草古树的大土堆，在这凄凉的山野中形影相吊。

　　他围着废墟转了一圈，又爬上墓顶仔细察看半天，竟未找到当年程老六盗墓的一点痕迹。几十年的风雨，早已使那罪恶见证荡然无存了。

　　赵其昌直起身，用拳头捶打着酸痛的脊背。面对西沉的红日和远处稀疏的明楼、大殿、宝城，一股焦躁的情绪萦绕在心头。他蓦然觉得自己的行动并不聪明，即是找到程老六的盗墓痕迹又有何益？目前的发掘不同于盗墓，盗墓者在宝顶随便打个洞进入墓室，取出金银宝物就是目的；而发掘明陵是要以科学的考古手段，首先找到地宫入口，沿当年棺椁入葬的通道进入地宫，直至找到死者的尸骨……这才是考古工作者应做的一切。

　　就在赵其昌去万贵妃墓寻迹的同时，工作队的于树功拿着介绍信来到昌平县监狱看守所，向负责人说明了自己的任务和意图，他要从这里打开缺口，寻找线索。

　　一个身着囚衣，剃着光头的中年汉子，被两名公安人员带进审讯室。

　　“你盗过哪些墓？”于树功坐在审讯桌前，急切地问道。

　　中年汉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用一种哀求的眼光看看左右人员，结结巴巴地说：“首长，我……我全交待了，我知道坦……坦白从宽，抗……抗拒从严的理儿，我……就盗过一座墓。”

　　“在什么地方盗的？”于树功眼中露出喜悦的光。

　　“德胜门外一座王……王爷坟。”

　　“你是怎么进去的？”

　　“我……我是石匠，那伙盗墓的找我，我……我帮他们撬石头。”中年汉子额上渗出油亮的汗珠。看得出，这是个初进监狱的新手。

　　“你们是怎么找到墓门的？”于树功站起身盯问着这关键的一环。

　　“三个人刨了一会儿，就……就见到了石头。我……我先找到石头缝，连凿带……带撬，大伙没用一个时辰，就……就掀开了墓顶。”中年犯人脸露喜色，似乎又回到了那难忘的夜晚。

　　“里面有多大？”于树功皱皱眉头问。

　　“黑乎乎，看……看不清。”犯人用手比划着，“大概有这间屋子这么大。”

　　于树功听罢，重新坐到椅子上，沉默片刻，示意公安人员将犯人带下。再找来两名犯人询问，同样毫无所获。

　　走出监狱大门，于树功才感到这次寻访纯系徒劳，像十三陵这样硕大的陵墓，怎是几个人可以盗得了的？除非像孙殿英那样的大军阀，架起机枪，用炸药把乾隆和慈禧墓炸开。但如此方法对现在的考古发掘又有多大参考价值？真是被任务急昏头了。要想尽快找到线索，必须改变“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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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墙黑洞的启示

　　吉普车沿着崎岖不平的路，向十三陵驶去，车后腾起团团尘雾，车上坐着赵其昌、赵同海和于连增三人。透过迷蒙的玻璃窗，眼望十三陵渐已转绿的原野，赵其昌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

　　小赵憋不住先开口问：“吴副市长和夏所长有什么安排？”

　　“先在定陵找找看。”赵其昌回答。

　　“为什么先在定陵？”小于问。

　　“定陵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

　　“吴副市长怎么说？”小赵追问。

　　“他说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

　　“那我们先从哪里着手呢？”

　　赵其昌没有回答。他根本没有听见小于的问话，此刻他已沉浸在初次调查定陵的情况和有关定陵的史料之中。

　　定陵虽是明代陵墓中建成较晚的一个，至今只有三百多年，但风雨剥蚀、战乱兵燹，使这座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巨大陵园残破不堪。高大宽厚的朱红色外罗城早已荡然无存，陵墙两处倒塌，那辉煌地象征皇帝权力与威严的黄色琉璃瓦大殿，只残存几排柱础石，似乎在向世间诉说着所经历的劫难。

　　据史料记载，定陵曾遭受过三次大火的焚烧，以至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清军入关后，对明陵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并放火焚烧了万历帝的定陵和天启帝的德陵。

　　此前不久，李自成率大军逼近京城，从柳沟入德胜口，因居庸关守将投降，十三陵被起义军攻下。李自成下令焚烧十三陵大殿，捣毁定陵、庆陵、德陵宫墙与宫门，整个十三陵“砖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绝”。

　　顺治四年（1647）以后，清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缓和民族矛盾，安抚明朝遗老，说江山并非得自朱明王朝，而是取自李自成之手，还对明陵进行了一定的保护。设陵户、给赡田、禁樵采，并对崇祯的思陵进行了修葺。乾隆五十年（1785），高宗弘历在明成祖朱棣的“神功圣德碑”碑阴镌刻“哀明陵十三韵”，略示对明代帝王哀悼之意，并对曾经遭到破坏的定陵、德陵进行较大规模的修缮。

　　经工作队考察，所谓乾隆帝对十三陵的修缮，只是利用旧料，拆大改小而已，这在定陵的恩门、恩殿遗迹中反映最为明显。而天启皇帝的德陵，史料虽记有修缮事宜，但实际并未动工。

　　民国初年，陵区附近一家姓郭名五的接替陵户，负责十三陵的看管和保护。政府除免其租税外，每年尚略有补助。当地一闲汉王某感到护陵的差使有油水可捞，便找到郭五要当陵户，遭到郭五拒绝后，王某恼羞成怒，趁夜深人静，提一桶煤油悄悄来到定陵，把油泼在恩大殿上，放火焚烧。顿时，烈焰冲天，映红了整个陵区，方圆四十里可见烟火升腾。

　　三天后，恩殿就变成了一堆灰炭。王某嫁祸郭五未成，自己反吃了官司，暴死狱中……

　　赵其昌手提探铲，站在宝城门外，眼望残垣断壁，不禁感慨系之。他蹲下身，卷支旱烟点上，面对东方初升的朝阳，想起了《文物参考资料》月刊中一段令人难忘的记载――

　　1948年岁尾，清华、燕京两所大学已先于北平解放了。一日，解放军某兵团政治部主任来清华作形势报告。有学生问：

　　“大军为什么还不对北平发起攻击？一旦攻打，对保护古都有什么打算？”

　　主任回答：“我们随时都可以打下北平。但是为了保护古都，尽可能减少损失，我们敦促傅作义将军和平谈判。万一非打不可，我党中央已严令部队保护文物古迹。”

　　不几日，设在城外的北平军事接管委员会文物部，特地派人来清华园访问营建系主任、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教授，请他把北平的重要古建筑在地图上一一标出，以备万一和谈不成，在攻打中宁可多流血也不能损毁古都。

　　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京城安然无恙，大军挥师南下和西进前，党中央又派人来找梁思成指点全国文物古建之处，梁思成教授立即组织建筑系教师夜以继日编出一本长达百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供大军沿途参考……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与共产党的革命，时隔三百余年，单从这一点上透视，即可见其天壤之别，而各自隐涵的命运结局，已是注定的了。

　　赵其昌掐灭烟火，来到宝城外侧，铲开一堆杂草和尘土，仔细辨析外罗城城墙的残迹。在十三陵全部陵宫建筑中，惟有嘉靖皇帝的永陵与万历皇帝的定陵建有外罗城，其它陵宫则没有。史料记载：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寻视，他登上阳翠岭，往下一望，见只有明楼、宝城一座，便问督工大臣：“陵寝这算完工了吗？”言下之意自然是不满。大臣见皇上不甚满意，赶忙说：“还有外罗城一座未建。”自此之后，遂日夜赶工加筑外罗城，定陵的建筑全仿永陵，因之也筑有一道庞大的外罗城。

　　外罗城原有朱门三孔，门楼重檐，上覆黄瓦，上面镶琢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龙蛇图像。定陵外罗城约为康熙43年之后渐被毁坏。时至今日，这外罗城墙遗址也埋在黄土之下，只有一道朱红色的内罗城墙，历经沧桑劫难，一直忠心耿耿地守护着它的主人。

　　赵其昌扛起考古探铲，来到宝城墙下，自东向西仔细察看。7米多高的城墙，虽经三百余年风雨剥蚀而变得残破，但仍不失它的壮丽与威严。

　　自古以来，建筑都包含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古罗马巴勒登山丘上的凯旋门，无疑是奥古斯都伟业的象征。尼罗河畔那古老硕大的金字塔，则是法老权势和力量永恒与不朽的辉煌杰作。而欧斯曼大刀阔斧拓出的巴黎宏伟的协和广场和放射形道路，则更是为了炫耀拿破仑帝国的盖世雄风。面对这道古貌尚在，雄风犹存的朱红色城墙，似有一股巨大的震慑力直射而来，它同雄伟的故宫一样，显示着自己坚不可摧的力量和永恒的权威，人类在它面前倾刻变成渺小。

　　赵其昌一步步向前走去，他感到脖子发木，腰酸腿痛，精疲力竭，在身边找块石头坐下，点燃一支烟，阵阵烟雾从喉管喷出，在眼前弥漫开来。顺着飘渺的烟雾，望望远处的山峦和蓝蓝的天空，又把眼睛转向前方不远处的红色高墙。就在这一刹那间，奇迹出现了――在离地面3米多高的城墙上方，几块城砖塌陷下去，露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

　　“这是怎么回事？”赵其昌自问着，揉揉被太阳刺花的眼睛，紧紧盯住黑乎乎的洞口，心脏加剧了跳动。

　　他突然想起前几天一个老乡对自己讲过的话：“长陵西面说不准是哪座陵墓，城墙外面塌了一个大洞。村里百姓遇到土匪绑票、日本鬼子抢烧，就把人捆牢后藏在里面……”眼前的洞穴难道就是老乡所说的那个藏人的地方？假若是真的，此处必有文章可做。正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撒腿向后跑去。

　　“发现了，发现了！”

　　“快来看，快来看！”

　　洪亮的声音沿着宝城回荡，又从宝城传向旷野。

　　两个伙伴闻声跑来。三个人六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洞口。

　　没有梯子，附近又找不到大块石头和木料，怎么办？两个伙伴望着赵其昌激动的面孔，立即蹲下身：“来吧，蹬着我们的肩膀上去看看，这个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赵其昌踩上他们的肩头，三人组成一个“矗”字形，沿城墙慢慢地升长起来。正午的阳光照射在洞口，里面的景物若隐若现，像是一个门券的上端，光照处可辨别出砖砌的痕迹，但一时难以证实门券存在的真伪。三个人轮流看过一遍，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你们在这里守着，我去长陵村打电话请夏鼐老师来看看。”赵其昌嘱咐着同伴，转身向长陵村跑去。

　　夏鼐接到电话，立即驱车赶到定陵，同时还带来了几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

　　在定陵地下宫殿打开30年后，我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读到了一段关于夏鼐氏的记载：

　　夏鼐，字作铭，生于清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考古工作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1935年夏去英国伦敦大学，并获该校埃及考古博士学位。

　　1936年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从・惠勒领导的梅登堡山城遗址的发掘。

　　1937年随英国调查团，在埃及的艾尔曼特和巴勒斯坦的杜韦尔参加发掘，并亲自向彼特里先生请教。他结束了在英国五年的留学生活之后，于1940年底回国。

　　1944年至1945年，他和向达教授负责进行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甘肃地方的考古调查。通过对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早。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纠正了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同时，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

　　夏鼐在发掘明陵的问题上，虽持有异议，但一经决定，便全力以赴投入发掘的指导工作。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当年帝后入葬时，通往地宫的入口。只有沿入口发掘，才能再现三百年前的原貌，从中辨别历史的真伪。

　　发掘队员按原来的方法搭成人梯，让夏鼐站在肩上沿墙慢慢升起。

　　夏鼐从腰中掏出手电筒，认真察看洞中的一切，不时地用探铲叮叮■■地敲打着洞中的砖石……一刻钟之后，回到地面上。

　　队员们纷纷围拢上来，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考古大师，希望尽快找到正确答案，解开百年之谜。

　　夏鼐沉思片刻，转身望着大家：“据我观察，里面的砌砖不像是原来筑成的，有再砌的痕迹，可能是一个门券的上缘。”

　　“宝城砌得这么结实，怎么会有门券藏在里头？”不知是谁问了一句。

　　夏鼐望望大家，似在讲解，又像自言自语：“定陵的历史有三百多年了，可能因为原砌的和后砌的两层砖之间衔接不紧，经过风吹雨打，外面的砌砖，也就是后来砌成的砖墙就塌陷了。”讲到这里，他望望赵其昌，不再言语。

　　赵其昌心中一动，豁然开朗：定陵是皇帝生前营建的，万历十二年（1584）开工，为时六年完成。这一点《明实录》记载得很清楚。可是，陵墓建成，人并没死，怎样办？地宫就必然再埋好。事实上，又过了三十年，即万历48年（1620）王皇后才死，紧接皇帝也死了，才一起入葬，再度挖开入葬，二次砌砖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不过，定陵明楼下面不建通道，棺椁灵柩又从何处进入地宫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赵其昌说着话，又摇摇头，摆摆手。

　　考古所的青年考古同行们也议论纷纷。有的说：“如果真的是券门上缘，那它很可能就是入葬的通道。”一句话又提醒了赵其昌，史料记载，定陵仿永陵建筑，宝城外面，都有一道外罗城墙。现在外罗城墙虽已毁坏，但从遗址来看可以证实这堵城墙的存在。“是不是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是入葬的通道，它正处于外罗城之内，内宫墙之外，帝后的棺椁进入大门之后，绕到宝城外面，再从这里进入地宫？”

　　赵其昌说完，看看夏鼐。大家顿时骚动起来：“夏所长，会不会这样？”

　　夏鼐不露声色地点点头：“说得有道理，我回市里和吴副市长商量一下下步的打算。”说完，驱车同赵其昌向北京奔去。

　　两人一见面，未等夏鼐讲话，吴晗就急不可待地问：“作铭，调查的结果怎样？”

　　“我看是一条极有希望的线索。”

　　“有把握吗？”

　　夏鼐望着老同学焦急的面孔，笑着说：“辰伯！我看你对考古倒真是外行，我们只有挖开后才能下结论哟！”

　　吴晗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在屋内踱了几步，略带埋怨的口气：“你倒是说一句有把握的话呀！”

　　夏鼐沉着地回答：“像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吴晗立即站住，面露喜色：“那就和大家研究一下，上报试掘，开始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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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少年天子

　　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登上皇帝宝座。少年天子，幽闭深宫，只能在桎梏中成长，残酷的礼教制度，使少年皇帝心灵变态受挫、性格扭曲的同时，也埋下了大明帝国衰亡的伏笔――

10岁登基

　　皇陵尚未打开，但显而易见，我们无法绕过在这座陵墓地宫中依然酣睡的那位主人。

　　――这是一个让世人倍感陌生的神秘体。

　　1572年5月25日，明朝的第12代君主，刚刚36岁的隆庆皇帝朱载自知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急忙召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乾清宫听候遗诏。三人匆忙到来，见皇帝斜倚在御榻之上，面如死灰，气息奄奄，左右静静地站立着皇后、皇贵妃和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幽深清冷的宫殿里，气氛紧张，景象凄惨。此时此刻，这位皇帝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侍立在病塌左边年仅十岁的爱子、未来皇位的继承人――朱翊钧。他感到留给儿子的并不是一个国富民强、安康兴旺的帝国，他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无法预料大臣们将怎样对待这个儿子和朱家江山。他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护佑爱子了。在弥留人世的最后一刻，他伸出由于纵欲过度而变得干瘦并毫无血色的手，转动着满含期待的泪眼，有气无力地向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内阁辅臣嘱托后事：“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穆宗说完，便命身边的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

　　遗嘱分为两道，一道给皇太子，一道给顾命大臣。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

　　“联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遗嘱刚刚读毕，首辅高拱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这“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成何体统？此遗诏，分明是张居正勾结冯保所拟，并非皇上本意，当不足为训。但高拱知道此时不是计较的时候，一切待日后再作计较，想到这里，忙匍伏在地，恸哭不已……

　　第二天凌晨，穆宗驾崩于乾清宫。

　　1572年6月10日，皇太子朱翊钧登基。此时，年方10岁，诏告以明年（1573年）为万历元年，从此开始了长达48年的统治。

　　老皇帝死去，对于大臣们来说可谓又悲又喜，因为随着新皇帝的继位，必然又是一场重新争夺权利的较量，是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小皇帝朱翊钧的理政，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臣僚展开了一场权利争夺战。于是，万历初年三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首先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便是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由于这三个人物对万历一生及他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他们作些介绍。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嘉靖朝进士，后拜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同时进入内阁。穆宗即位后，高拱自以为是先帝旧臣，开始不把他的引荐者、内阁元辅徐阶放在眼里，常与之相抗衡，并迫使徐阶“乞归”。自此之后，他以精明强干自诩，负气用事，傲视同僚，先后又赶走了四位阁臣。至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十一月，内阁辅臣只剩下他、高仪和张居正三人了。

　　张居正，字叔大，湖广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他少年时颖敏绝伦，素有荆州神童之称。5岁开始读书，10岁通晓六经大义。12岁即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授翰林院编修，正当张居正志得意满，要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却又逢奸相严嵩权势熏灼，因而感到怀才不遇而悲观气愤。几年后，他告病回家，种了几亩竹以排遣岁月。6年之后，他根据父亲的愿望再度入京，利用当史官的有利条件，集中精力研究历代盛衰兴亡的原因，留心观察社会现实，因而受到大学士徐阶的赏识和举荐，自此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接着又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不过，这时的张居正虽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和扶大厦之倾斜之志向，但仍不得施展，这个机会还要等到10年之后。

　　另外一个极受瞩目的人物冯保，号双林，真定府深州人。据传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颇有一点儒者风度。由于他的学识涵养在宦官中出类拔萃，官运亨通，嘉靖年间就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不仅是皇帝本人的机要秘书，也是耳目喉舌。此时的冯保，权势虽已显赫，但还想进一步上升，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为此费了不少心机和钱财，以用来打通关节。到了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终于有了空缺，按例应由冯保升补。但当时任内阁首铺的高拱为了报答照应、举荐他的太监，便违例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洪替补，以后陈洪出缺，高拱又推荐司膳监太监孟冲作了补充。冯保见自己应推而未被推，好事难成，不觉心生大恨，自此便与高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冯保虽然没有当上掌印太监，但由于长期担任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权位也十分重要。因此，他和高拱之间经常发生磨擦争斗。到了穆宗驾崩和万历皇帝登基这段时期，双方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无不绞尽脑汁想利用改朝换代的机会将对方置于死地。

　　正在这剑拔弩张之时，高拱最先瞅准了一个机会。

　　就在万历皇帝登基的那天，百官齐集金銮殿朝贺。不知是冯保为穆宗的遗诏得以顺利传示而感到高兴，还是出于其它的考虑，他竟立在御座之侧，怡然自得地看着众臣僚。这种间接地接受百官跪拜的举动，使得举朝哗然，惊愤不已。更出人意料的是，礼毕之后，冯保即奉旨督领东厂事务。这个变更，使高拱顿时感到自己面临的巨大威胁。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号称东厂的专向皇帝一人负责的特务组织，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落入这帮杀人不眨眼的特务的魔掌之中。而冯保在最想收拾的臣僚中，第一个当然是高拱。处于巨大威胁之中的高拱，自然不能坐以待毙，退朝后，他立即发动全体言官（给事中、御史），依仗人多势众，猛烈参劾冯保矫诏等罪行，以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高拱认为，仅此一条，就可以置冯保于死地。

　　但是，素来骄傲自大的高拱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低估了冯保的能量。他万万没有料到冯保在将这些奏章全部扣匿的同时，又跑到张居正跟前求计。张居正的性格恰好与高拱相反，他精于谋略，城府极深，对于高拱的高傲独断，专横跋扈，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作法自然是深恶痛绝，心中早有除掉高拱的打算。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也就未有半点流露，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现在，时机终于到来了。作为英雄，首先要善于抓住时机，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当冯保怀着惊恐而又冷酷的表情前来求计时，张居正深知双方的决战已不可避免，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很难不带血而还。既然争夺和拼杀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势，那么此时的张居正也就顾不得其它了。于是，他顺水推舟，以政治家出色的才能，为冯保献出奇计。他知道，只要此计成功，高拱必败无疑。

　　冯保按照授意，急忙赶到万历的生母李太后、也就是刚加封不久的慈圣皇太后和万历的养母仁圣皇太后宫中，磕头不绝，声泪俱下，添油加醋地将高拱在穆宗驾崩时所说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句，纂改成“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谎称高拱要废掉万历，准备拥立周王做皇帝……万历皇帝的母亲虽是太后，其实只有30多岁，对政治角逐的洞察力自然不够敏锐，况且她早已风闻高拱其人专横跋扈，在朝廷唯我独尊，有时连太后和皇上也不放在眼里。终于，在冯保一番入情入理的表演后太后震怒了，她决心惩治这位声名显赫的首辅大人。而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小皇帝万历也站在了冯保一边。当万历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冯保就日夜伴随着他，提携掖抱，悉心照料，几乎形影不离。因此，小皇帝万历曾亲切地称他为“大伴”或“冯伴伴”，并视为心腹。

　　第二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冯保手执黄纸文书，诸臣下跪听他宣读。这是两宫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皇帝圣旨：告诉你等内阁、五府、六部诸大臣，大行皇帝宾天前一日，召内阁三大臣于御榻前，与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东宫太子年幼，全赖尔等大臣辅导，但大学士高拱，揽政擅权，威福自专，全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使我母子昼夜不安……”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大臣们一个个惊呆了，只有张居正心中有数。至于跪在前列的高拱更是神色大变。他已被褫去官衔职位，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这位声名显赫的内阁首辅原以为这次召集群臣，是采纳他的意见驱除冯保，没想到大祸竟落到了自己的头上，由于圣旨说“即刻起程，不许停留。”他连家也没敢回，在街上雇了一辆牛车又羞又愤地回河南新郑原籍去了。此时，张居正取高拱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但是，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政治角逐却远没有结束。既然高拱还没有死去，随时就有复仇的可能。也许，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尚没有能力致高拱于死地。十年之后，高拱终于射出了复仇的利箭，致使张居正及其全家罹难。

　　高拱被赶走不久，另一名阁臣高仪也病故了。这两个顾命大臣的一走一死，自然使已成为首辅的张居正高兴异常。他推荐了一个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的好好先生、原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作为自己的助手，而实际上的朝政大权则完全控制在张居正的手中――这时距老皇帝去世才刚刚一个月。

　　张居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但此时朝中官员却议论纷纷，除对高拱给予同情外，还对张居正勾结内监极为不满。于是，怨言四起，朝野大哗。面对这种危局，张居正很是不安，他知道，如果不能树威，便不能服众，他在伺机寻找这个树威服众的时机。

　　终于，又一个天赐的时机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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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元年正月的一天，皇帝朱翊钧依照惯例上早朝，当他出了乾清宫，只见一个无须的男子穿着太监的衣服，在朦胧的曙色中躲躲藏藏，行迹可疑。这位男子很快被卫队拿下，经冯保询问，那人自称叫王大臣，原是一名南兵，是从总兵戚继光那里来的。

　　早在明朝的嘉靖、隆庆年间，海上倭寇基本荡平，而北方鞑靼土蛮、董狐狸两个部族却常来骚扰。隆庆元年，已入内阁的张居正把江南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让他总管蓟州、昌平等北方各镇的兵事并节制各镇总兵。一代名将戚继光一上任，看到边兵久缺训练，毫无战斗力，便决定从头开始操练兵马。他从南方训练出来的“戚家军”中抽调一部分将士，作为练兵的骨干和头领遣到军中。这王大臣便是这批南兵中的一员军士。他来到北方后，由于经受不住环境和生活之苦，又加思念江南家乡，便决定跑回南方。当他借着月色溜出军营来到北京城时，忽然想出了一个看看紫禁城的念头。于是，他左拐右穿，终于来到了巍峨壮丽的紫禁城下。这时天近黎明，城门已开，一些穿太监衣服的人进进出出，很是热闹。出于一时的好奇，王大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着胆子偷了一套太监衣服穿在身上，混进宫去想看个究竟。想不到这一进去就再也没能活着出来。

　　王大臣不识路径，东跑西逛，想出宫却找不到道路。正在他心惊胆战，焦急万分的时候，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男孩朝自己走来，他躲藏不及，便被卫队、宫监当场捉住。

　　由于王大臣的供词里牵扯到戚继光，冯保又知道张居正跟戚继光的关系非同一般，便把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张居正闻听先是一惊，在沉默半晌后，终于心生奇计。他对冯保说：“戚继光现握军权，绝对不能把他牵扯上。至于王大臣此人的处理嘛――”张居正附在冯保的耳边悄悄说：“可以借机除掉高氏。”

　　冯保心中自然明白张居正所说的高氏就是被赶走的那个过去的首辅高拱。张居正显然是要借刀杀人，准备对高氏家族斩草除根。

　　冯保心领神会，也自然乐意干这个差事。回去后，立即派一个叫辛儒的太监，给王大臣换上一件蟒裤，带上两把剑柄上饰着宝石的短剑，然后押送到由冯保作为主监人的东厂。

　　王大臣被押到东厂后并未受刑，却由辛儒陪着他饮酒。辛儒对王大臣说：“你惊了圣驾，一定要追究主使你的人。你要不讲，就得被活活打死。”

　　王大臣吓得魂不附体，哀求辛儒出面救他。

　　辛儒故作怜悯地说：“看在你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我就救你一次。这样吧，你只要说是高相国派你来行刺皇上的就没事了。”

　　“高相国是谁？我不认识他。”

　　“你就说是高相国的仆人来找你的就行了，他的仆人叫高旭。你只要这样说，不但自己可以免罪，还要赏你一千两银子，封个官职。”

　　王大臣终于答应了，并在冯保审问时按辛儒教的话重复了一遍。冯保拿到证言，立刻派人去新郑逮捕高拱的仆人高旭。消息传出，举朝大哗，大臣们怎么也不相信高拱会干这种蠢事，并断定是有人暗中搞鬼。于是一齐上表，要求皇帝慎重查处。不久，皇帝下诏让冯保和都御史葛守礼、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此案。

　　高拱的仆人高旭很快被解到京城，朱希孝找了一些校尉来，把高旭杂在当中，要王大臣辨认。王大臣自然认不出来。

　　会审那天，按照规定要先对被指控犯罪者打一顿板子，然后过堂，而当板子打到身上时，一直蒙在鼓里的王大臣大喊道：“不是说好了要给我银子、官职吗，怎么又来打我？”

　　冯保面带不悦，问道：“是谁指使你干的？”

　　“不就是跟你一样打扮的人教我的吗？怎么又反来问我？”

　　“胡说！”冯保勃然大怒，大声喝道：“那你上次怎说是高相国？”

　　“那是那个太监要我说高相国，我怎么认得什么高相国，矮相国？”

　　这时冯保面如紫茄，无言以对。朱希孝趁机问道：“那你这蟒裤、双剑，又是从哪里来的？”

　　“也是那个太监给我的。”王大臣指着冯保说。

　　朱希孝不再追问，吩咐退堂。冯保一见阴谋戳穿，便秘密派人给王大臣饮了哑药。王大臣无法说话，又不通文字，案子无法审下去了，最后刑部只好以王大臣是个傻子，犯了惊驾罪而将他斩首，草草了结了这个案子。

　　高拱一家险些被灭了九族，吓得赶紧关上大门，谁也不再接见。而他的党羽门生，路过中州的时候，怕受牵连，也都绕道避开新郑。至于朝中的大臣们，从这次事件中真正认识了张居正，并在他的威慑下不得不表示臣服了。

　　至此，在万历一朝的初年，朝中形成了两股强大的势力，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张居正和冯保，而张、冯的短暂结合，对日后的政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一个只有10岁的少年天子，自然是无法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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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锁链的捆绑中成长

　　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以后，除了处理日常的军政要务以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辅导他的学生――年轻的皇上。在这件事上，张居正昼思夜想，费尽心力，企图把这位新任皇帝引向他所认为的理想境地。为此，张居正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为万历精选了5位主讲经史、两位主讲书法的老师和一位侍读，所学内容也由他亲自编订。实际上，此时的张居正，已成为教育年幼的皇帝和处理军政要务，身兼内外双重职务的万历一朝最为瞩目的重臣。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接二连三地砍了几位宰相的脑袋，并且严旨后代不复设立，以免大权旁落。但后来的君主并不像他们的先祖那样勤政，到他的儿子朱棣时，随着政务的繁多，便开始让殿阁大学士参预政务，并逐渐行使起宰相之权。开国皇帝朱元璋费尽心机避免发生的事情，到万历初年还是发生了。

　　由于张居正这种实际上的宰相兼太师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决定了他的才能能够得以充分发挥，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改革，另一方面，将自己的意志又强加于对万历的教育中，致使这位越来越不堪重负的少年天子，形成了一种被扭曲的特殊性格。其结局是，张居正在为行将垂死的大明帝国恢复元气的同时，也为它的彻底毁灭种下了难以治愈的毒菌。

　　这时的万历皇帝是一位公认的精明、早熟的君主。他五岁时就能读书识字，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际年龄还不足四岁。也就在差不多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一天，他见父皇在宫中驰马，立即跑上前，说道：“陛下是天下之主，如此驰马急奔，倘马蹶失足，后果作何设想？”

　　穆宗皇帝听罢，立即跳下马来，把他拥在怀中，激动得热泪浸湿了眼眶，深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穆宗当场嘉奖了这位儿子，并在不久后将他立为太子。

　　如今成为皇帝的万历，在张居正的精心辅导下，学业日有进步。到万历二年三月，这位小皇帝将自己书写的“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之法”12个字的条幅，悬挂在文华殿的正中，接着又书写条幅，准备分赐给众官。张居正来文华殿见万历“纵笔如飞，顷刻毕就”，每个字足有一尺见方。12岁的孩子书写这么大的正楷字，这令张居正自然十分欣慰。为此，他特做《缉熙圣学》诗一首，颂扬其事。诗中写道：

　　冲龄已赋圣人资，典学尤勤恐后时。
　　努力寸阴常为惜，谈经终日竟忘疲。
　　闲观翰墨情偏惬，坐对缥缃手自披。
　　二帝三王心法在，文□高揭即著龟。

　　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小皇帝讲读完毕，遂将自己亲自书写的“弼予一人，永保天命”8个大字赐给张居正。这八个大字虽然反映了万历对张的无比信赖之情，但张居正出于政治和治国方针上的考虑，对万历此举进行了劝谏。他说道：“赐臣之大书，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矣。但以臣愚见，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以至唐宋，所称英贤之主，皆以其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著称。不闻其有技艺之巧也。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皆能文章善绘画，然皆无救于乱亡。由此可见，君德之大，不在技艺之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正宜及时讲求治理，留心政务，以古圣帝明主为法。书法一事，不过借以收心而已，即使殚精费神，直通钟王（钟繇、王羲之），亦有何益？”万历听罢，立即答应道：“先生说的是，朕知道了。”自此之后，在万历的功课之中，书法被取消，而只留下经史供这位小皇帝攻读了。

　　万历三年五月二十日，万历命中使捧出他母亲（李太后）所写的御书一帙，叫张居正看，并说自己的母亲不但每天在宫中看史书，还要坚持写字一幅。她不仅自己这样做，还令30岁以下的侍女都要读书写字。张居正听了之后，深以为然，并借此进行开导说：“圣母，母也，犹孜孜勤学如此。今皇上当英雄少年，将来有万几之重，何不锐精学问，讲究治理以副祖宗托付之重乎？伏望皇上仰体圣母爱育之心，及时典学无怠无荒。则睿智益升，聪明愈扩。”

　　万历当即答道：“先生言是也，朕当勉焉。”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万历对张居正说：“朕于宫中默诵所讲书，多能记忆。间亦有遗忘者，温习未尝废也。”张居正听了自然大喜。

　　正当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能按照自己设计的道路奋力前行而感到欣喜时，这位少年天子的幼小心灵因为受到刺痛而渐渐脱轨。书法课的取消以及经史的枯燥和讲读的紧张，使万历皇帝对所学功课日趋厌倦，便开始借故停辍。而张居正却一如既往地严格劝谏，毫不退让放松。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闰八月初三，小皇帝借故暑雨太多太大，口渝令朝讲暂歇。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前来谏阻，并趁势讲了一番古今中外的大道理。在张居正严厉、恳切的劝谏下，万历不得不收回口谕，重新进入功课的忙碌中。

　　早在此前，张居正还仿照唐太宗、明成祖和明仁宗的做法，绘制天下疆域和职官书屏，悬挂在文华殿的后墙上，让万历朝夕观阅。这幅疆域职官书屏画得十分精详，全屏共分九扇，中间三扇绘天下疆域图，左右各三扇分别列文武职官的姓名、贯址、出身、资历等，而每个职官的情况，均用浮贴，如有升迁改调，可以随时更换。如此布局，按张居正的理想应成为“四方道里险易、百司职务繁局，某某官员贤否，莫逃于圣鉴之下。”对如此苦心，万历皇帝并不热情，他在览阅之后，只轻轻说了句：“先生费心，联知道了。”算是对张居正这番苦心孤诣的回报。

　　此时的张居正并未因万历对功课的厌倦而醒悟，也未对这位小皇帝精神上表现出来的痛苦而深究，他依然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一个臣僚对朝廷效忠的责任，来训导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有时表现得十分严厉和刻薄，甚至达到了令成年人都难以忍让的程度。

　　有一次，万历在朗诵《论语》时，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bèi（背）如也”。张居正听罢，当即厉声纠正道：“应当读bó（勃）！”这一声严厉得近似指责的叫喊，使万历极为惊恐和愤慨，尽管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并称张居正为先生，但他又深知自己是当朝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都应该服从他的意志。张居正此时严厉而刻薄的责备，他认为这是对自己不尊不敬，有辱他作为一个皇帝的尊严和少年自负的自尊心。类似这些事情的不断出现，使少年万历在心灵深处渐渐生发起了反抗的欲望，同时也埋下了对张居正本人忌恨的祸端。多少年后，张居正举家获罪，其本人差点被开棺戮尸，与这时种下的恶果是分不开的。

　　张居正当然不会理会这些。他在将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万历的同时，也在企图让这位小皇帝相信这样一个道理：他之所以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人和。要使国家兴旺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就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就必须信任张居正本人。确切地说，张居正才是引导大明帝国在夜航中前行，并有能力渡过急流险滩的不灭的灯塔。

　　事实上，年轻的万历和张居正本人都按这个理想去做了，且确有将暮气沉沉，已是破帆朽木的大明帝国这艘古船，引出漩涡和险滩的迹象。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张居正的油干灯灭，这艘古船重又进入了迷茫的黑夜，并加速向另一个漩祸驶去，直至撞得粉碎。

　　当然，此时这个少年天子精神上的痛苦，不完全来自学业上的压力、枯燥和张居正本人的严厉刻薄。他那只有三十多岁、精力充沛又满怀希望与期待的母亲――李太后，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一个在儿子身上雪上加霜的角色。她一直和年轻的万历皇帝同住在乾清宫，并对这位亲生儿子能否尽心尽职和勤奋学习表现出了特殊的热情和关怀。她利用被称为小皇帝“大伴”的冯保，不断地向自己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由于这个太监兼特务的精明能干，使得她耳目灵通。也由于这个神秘莫测的特务，在不分白天黑夜地监视着她儿子的言行，使得万历皇帝渐生畏惧和厌恶。因为一旦母亲听到对皇帝不利的密报，这位年轻的太后盛怒之下，万历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有时一跪就是几个时辰。这不仅使万历承受了肉体的折磨，更为重要的是让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子感到了极端的难堪和精神的创痛。而这时的皇太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却认为自己做了既合乎祖训又不悖常理的极赋责任感的事。因为她的经历和思维方式无不在告诉自己：这样做是对的，不这样才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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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怕自己百年之后子孙不肖，从而出现类似汉、唐那样外戚或母后专权的现象，所以明确规定后妃由良家挑选。李太后原出身贫寒之家，被选入宫后，在裕王府侍候那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她之所以没有像绝大多数宫女那样，在紫禁城中空虚寂寞了此一生，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她与朱载在夜深人静时发生了一段情意缠绵、难以忘怀的爱情故事。就在她与他“私通”后的第二年，生下了儿子朱翊钧，并以“母以子贵”的缘故一跃成为皇贵妃。这位30多岁便守寡的女人，深知到达现在的地位是多么不易。她极爱儿子，是他给予了自己今天的荣耀和权势。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儿子进行相当严格的管教。她年复一年地在每逢上朝的那天五更时分，推醒酣睡的儿子，带他去临朝听政。她这样不辞劳苦地培养儿子，当然是希望他成为一代贤君，自己也名垂青史。

　　1578年，年已16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为了广延子嗣，必须先册立皇后，然后再立妃嫔。对万历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当然，他暗自庆幸的不是大婚，而是严慈的母亲将不再陪他住在乾清宫而搬回慈宁宫，他将有可能在日后的生活中成为一个自由的君主，一个独立的人。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大婚后的万历从表面上看似乎和这位年轻貌美的皇后是天生的一对，但万历皇帝的内心却极不喜欢这位总讨母后欢心的女人，并不时地给她冷淡的脸色，这种做法万历保持了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位母仪天下的王皇后愤懑之极，只得拿宫女发泄怨气。史料载，毙在她杖下的宫女就有数十人。王皇后为什么一生从未得宠，史料尚无确切记载，世人也无处捉摸。或许，爱与不爱本身就无明确的因果，它只是存于人类本体的一种飘渺的感觉。但无论如何解释，有一点是明确的，大婚后的万历皇帝认为他已经从母亲严格束缚下摆脱出来，这件事给予他无聊的同时，也给了他打破这单调和空虚的绝好机会。他完全可以获得一种比较有趣的生活。但是，他想错了。

　　就在万历皇帝在这种新生活的海洋里尽情荡漾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有一个名叫孙海的宦官，引导皇帝在皇城别墅“西内”举行了一次极尽欢乐的夜宴。这里湖波荡漾，宝塔高耸，风景秀丽，喇嘛寺旁所蓄养的上千只白鹤点缀其间，使得在礼教之中和太后的严格管教之下长大的皇帝恍如置身蓬莱仙境。新的生活天地已经打开，万历皇帝越发厌倦紫禁城的岁月，向往这旖旎的自然风光。从此，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身穿紧袖衫，腰悬宝刀，在群宦的簇拥下，经常带着酒意在园中横冲直撞。一次宴会上，他醉眼朦胧地叫身边一个小宫女唱他喜爱的新曲，不料这个宫女奏称不会，万历立即龙颜大怒，抽出身上宝刀欲砍。孙海等人急忙上前劝说，万历欲杀不能，便灵机一动说：“不效当年曹孟德割发代首，何显朕无戏言？”其结果是截去了宫女的长发象征斩首。当时一个随从上前劝谏，被万历下令拖出去责打一顿。

　　对万历的行为冯保大为不满，便将此事悄悄地告诉了太后。太后知晓大为吃惊，并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悔恨。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对皇帝的督导教育之责，盛怒之下，她除去簪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这个失德之君而代之以皇弟潞王。多少年后，有史学家认为，假如她真的这样去做，这个帝国的历史或许会重新改写。但历史的长河在掀起了一个波澜之后，瞬间便平静了。万历皇帝跪下恳请母后开恩息怒。他虽然曾因读书被罚长跪，但领略的只是母后那严厉目光的逼视。今天，他第一次看到母亲那悲愤的目光中，含有一种万念俱灰的哀怨神色。或许，惊慌失措的皇帝这时尚不能理解太后深为辜负祖宗愿望和夫君遗托而自责的心情。

　　对万历来说，他从未领教过慈圣太后如此绝情的训斥：

　　“先帝弥留之际，尝内嘱你两母教育，外托张先生等辅导，可谓用心良苦。孰知你如此不肖，到处游荡，将来必玷辱祖宗功名。我顾社稷要紧，难道非要你做皇帝不成？”

　　万历知道自己这次惹祸非同小可，便急求张居正和冯保讲情。经过张居正和冯保的极力劝说，万历皇帝再痛哭流涕地表示悔改，并写了“罪己诏”即今天的“检讨书”之后，太后才答应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

　　这次事件，在使万历胆战心惊的同时，也明显地给张居正敲了一个警钟，他再也不敢马虎大意了。为避免再出麻烦，张居正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起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

　　也正是由于这件事的发生，万历才明白自己仍是一个既不独立，更不自由的人，他冥冥中感到有一条无形的锁链套在自己身上，使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去生活。他能够做的，只有在这条锁链的捆绑下，沿着一条古老得生锈的轨道走下去，尽管前方是一片迷茫的征途。

　　这种严密的监视和精神上的捆绑，并未立即使万历屈服，他在设法予以反抗。以后的岁月，万历要干每一件“出轨”的事，总编造出几条理由以备盘问。与此同时，他的心灵深处已恨上了两个人：告密的冯保和为自己代草“罪己诏”的张居正。因为“罪己诏”中的言辞竟鄙夷到使皇上无地自容的程度。可惜当时的张居正和冯保都没有意识到万历心灵这个变化日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可怕的恶果。

　　一天，万历听课完毕，一时兴起，便开始书大字赐予辅臣，冯保立在一旁，边逢迎边喝采。这时万历心中蓦然涌起一种厌恶的情绪。他怀着极大的仇恨把饱醮浓墨的大笔掷在冯保穿的大红袍上，淋漓尽染。冯保惊恐异常，即使在旁的张居正也手足失措。但万历的报复此刻也仅能到此为止。既然锁链还捆在身上，就势必付出行动上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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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与相权的结合

　　无疑，张居正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卓越的政治家和改革者，是明朝最著名的首辅。他以不计毁誉、勇于献身的精神，锐意变革，厘剔宿弊，终于使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取得了“海内肃清、四夷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库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绩。而这业绩的取得，自然是与李太后的支持和万历皇帝的敬畏分不开的。

　　早在隆庆二年，当内阁辅臣徐阶和高拱不和，徐阶告老退位，回到松江华亭之时，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曾不失时机地给皇帝上了《陈六事疏》，提出了需要变革的六件大事：

　　一、省议论。凡事不要无用的虚词，而讲求实际的功效。做一件事，开初要慎审，既行之后便要决断，用一个人，用前要慎察，既用之后便要信任。

　　二、振纲纪。近年来纲纪不肃，错误地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求全谓之“善处”。应该公道地进行刑赏予夺，而不曲循私情。

　　三、重诏令。近来朝廷诏旨，多格废不行，有的竟十余年犹未完成。文件积压，年月既久，失去时效，致使漏网的终于逃脱，而国法不得申张，这样是非怎能明断？赏罚如何得当？因此应敕下各司，办事应严立限期，违者查参。

　　四、较名实。器械必须试用之后才知道利钝，马匹必须乘驾之后才知道驽良。现在用人却不然，官不久住，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因此希望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令吏部认真考课官员，使其名实相符。

　　五、固邦本。眼下风俗侈靡，豪强兼并，赋役不均，官吏们耍弄诡奇花招，吃亏的还是百姓。因此要敕令有司，尽心清理。

　　六、饰武备。精选将领边吏，加强军队训练，举行大阅之礼，严申军纪，注重武备，整饬戎事，国防自会巩固。

　　我们不惜篇幅，列举《陈六事疏》的大意，意在让读者更进一步了解张居正其人。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面对飘摇欲坠的大明帝国，是以怎样的胆识和策略，谋划他的变革事业的。

　　如果说那时的张居正由于朝中的复杂多变，而无力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那么，今天这个时机已经来临了。身处首辅兼皇帝老师双重地位的他，借助李太后和万历的声明，顺利地贯彻了当年他给已故的穆宗皇帝提出的（陈六事疏》，并一步步地实行着他的变革。

　　张居正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顿吏治。他认为当时朝廷奢贿成风，民不聊生，主要原因就是“吏治不清”。于是他规定了严格的考察制度，裁汰贪官污吏，采取“立贤无方，唯才是用”的原则。这一点，从他推举重用戚继光等名将，使多年扰攘不宁的北部边疆和海域得以安定来看，当是很好的例证。

　　万历登基之初，由于土地的兼并，全国应当纳税的田亩数目不准。许多豪强大户掠夺了农民的土地，赋税却仍要失地的农民负担，造成大批的农民逃亡。于是，张居正下令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7，013，976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增加了。以至出现了：“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的效果。

　　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势如破竹，战果辉煌。万历九年，他又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起来，折合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数量交税，实行赋税制度的大改革。同时，在水利、边防等方面也做了极大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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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1572到1582年，是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10年。北方的“虏患”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国家的府库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凝聚了张居正无数的心血。这一点，年轻的万历皇帝是心中有数的，他以实际行动感激这位先生用铁的手腕赋予这个帝国的繁荣富强。当张先生偶感腹痛，年轻的皇帝便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就连名位显赫的李太后对张先生也倍加感激，言听计从。这位李太后是一个虔诚的奉神拜佛的女人，有一次曾准备用自己的积蓄修筑涿州娘娘庙，后来听从了张居正的劝告，把这笔钱改用于修建北京城外的桥梁。万历大婚时，张居正因为父丧在内阁“青衣角带”守制丧事。按照明朝祖制，大臣在守制期间，不准参予皇帝的一切吉礼。但李太后却不避忌讳，定要让张居正暂易吉服主持万历的婚礼。这种既违背祖制又不吉利的做法，对于一个在封建社会中笃信佛教的妇人来说，没有对张居正的无比信任，是绝对做不到的。有好几次，李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张居正坚持以为不可，太后也只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

　　从历史的角度看，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和主张出于维护大明王朝统治的目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又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再加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欠缺豁达宽容的风度，自己又无法做到清廉公正。这就不免给反对派留下了把柄。因此，在万历十年他病逝之后，不但所推行的变革全部被推翻，自己死后也闹得身败名裂。这个悲惨结局的导火索，就起于他推行改革的时期，而明显的标志则是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死后的“夺情”事件。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秋天，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照当时盛行的“父母三年之丧”的习俗，张居正应当立即停职，回家按照四书所说去“守孝三年”（又叫做“丁忧”）。不过时间可缩短到27个月。倘军政要务紧急，离他不得，皇上也可以采取“强迫”的办法，将其留在位上。这个做法叫做“夺情”。这种做法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偶一为之。此时的张居正权倾天下，怕一旦离去之后被人谋算。而且由他主持的全国性的改革也已到了关键时刻，他又怕因此而前功尽弃，便萌发了恋栈之心。怀着这样一种目的，他暗示吏部尚书张翰，想让他强留自己在朝。而张翰不但佯作不知，反而上疏请万历皇帝准允张居正“丁忧”回家，幸亏冯保见此，怕张居正回家自己失去屏障，便代为操作。于是，在冯保的鼎力协助下，万历在和皇太后商量后，决定慰留张居正，并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居正在职居丧。这个命令自然正合张居正的心意，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是再三奏请回乡。万历也深知张居正的苦衷，便将一次次奏章又一次次批回，并命令送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真相。

　　尽管如此，朝廷的官员们还是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回乡守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事是张居正故意耍的一个花招，以遮掩众人之口。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感自身责任重大，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贤教诲办事之精神。许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力量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自然就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遵守这些原则，居然把父母之丧看得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翰林院几十名官员联合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张居正私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让他放弃伪装，回乡守丧。但劝说毫无结果。

　　对于张居正的态度，官员们极为愤怒，他们不肯就此罢休，而是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按照当朝的制度，翰林编修奏疏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尤其是面对张居正这个重权在握的政治人物更是如此，且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既然弓已满弦，利箭必须要发出去。尽管有射不着老虎反会被虎伤的可能……

　　果然，上疏之后，万历与太后和冯保秘商，决定对上疏4人给予处罚，以免有人再度效尤。与此同时，皇帝诏谕群臣严厉地指出：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借纲常之说，肆为谬论，欲使朕孤立，得以任意自恣，兹已薄处，如再有党奸怀邪，必罪不有。”其结果是上书的艾穆和沈思孝各挨八十大板，然后发戍边疆充军。在这严厉的高压之下，纷纷扬扬的“夺情”事件便告结束。当然，这个结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收尾，更大的仇恨和较量还在后头。

　　第二年是张居正父亲死去的一周年。这位首辅再向皇帝请假，要回原籍安葬父亲。万历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张居正向皇帝辞行。那天，万历在平台接见他，并安慰他说：“联舍不得让先生走，但又怕先生过份伤感，只好忍心准了先生的请求。虽然如此，但国事至重，先生走了朕实在为难。”

　　此时的张居正很是感动，慌忙跪在地上说：“皇上大婚之后，要注意爱惜身体，免得臣子挂怀。”说完，竟伏地大哭起来。

　　万历见这位首辅一片真情，也不禁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先生虽然走了，但国家大事还要留心。”于是特许张居正在家期间，如有大事，可以密封上奏。又亲赐他一枚银印，上镌“帝赉忠良”四字。

　　张居正于万历六年三月开始回家乡，他从京师出发，经过河南直达江陵。他乘坐的是32个轿夫抬的特制大轿。轿内隔成两间，后一间用来坐卧，前一间可以会客，沿途如有地方大员来见，就请到轿上，边走边谈。他的卫队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将士除腰中佩刀之外，背上还有一支鸟铳，这是明朝总兵戚继光所委派的部属，而鸟铳在当时尚属时髦火器，军队还很少使用。这支卫队的卫士个个衣甲鲜明，精神抖擞。当行抵河南新郑县，张居正突发奇想，要见一下被废乡居的前内阁首辅高拱。两人相见，恍如梦中，高拱穿一件旧衣，须发如银，老态龙钟。再看张居正，虽然鬓边已有霜丝，但意气昂扬，风采过人。两人相比，对照鲜明，各自心中自有不同的感慨。

　　张居正端坐在高府简陋的旧舍里，嘻嘻哈哈，侃侃而谈，显得仍像当年在内阁里一样亲热，毫无陌生隔阂之感。而一向高傲自负的高拱，如今已落到这般地步，见张居正还虚情假意地前来“探望”，其本意分明是来示威，这更增加了他的愤怒。此时的张居正在朝中的权势正炙手可热，自己作为一个失去权势的退休官员，且重疾缠身，显然是无法再跟他抗衡交手了。但高拱早年也是以精于权术闻名于朝的，岂能容忍这种污辱？由此，在张居正走后，他就开始精心策划一项计谋，要置张居正于死地。

　　高拱在张居正走后弥留人世的几个月内，写成了一篇《病榻遗言》的文章。这篇颇见风骨和文采的文章，主要揭露了两件事：一是冯保的不法与专横跋扈，另一件就是当年在宫中发生的“王大臣事件”。文章在揭露两件事的真实面目后，不但为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进行了申辩，还把冯保跟张居正如何勾结，蒙蔽皇上的事实一一揭穿。文章写成后，在如何被皇上和世人知晓的问题上，高拱再次显示了他的精明老到。他既不托人呈给皇上，也不给那些朝臣过目，而是印成一本小册子，任其在社会上流传，这就无疑地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当然，当这本小册子在达到了高拱所预料的效果并在后来终于为满朝文武和皇上知晓时，高拱和张居正已双双逝去了。张居正本人未能食到其果，而他举家却迎来了灭顶之灾。这当然是后话了

　　此时的江陵城正为张居正父亲的葬礼倾城出动。事实上，早在张居正返家之前，地方要员已在张家的府第里用蓝、白两色布匹搭起了高大的席棚，整个张府显得庄严肃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张府原是辽王朱宪■的府第。万历二年，有人告辽王谋反，张居正趁辽王被废的时机，将这座王府弄到自己手中。当然那时的张居正没有想到，他这个举措又为自己埋下了怎样的祸根。出殡那天，本省、府县的主官，邻近州郡的文臣武将以及其它省份的代表纷纷前来参加。出殡行列的最前面，是张居正从京城里带回的戚继光所赠的卫队，卫队后面又是同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纸扎的兵马卫队，共一百骑。由一个百户装束的纸人率领，真假卫队伍浩浩荡荡，十分壮观。在卫队的后面是高高举起的一面面宽大的功名牌，上面分别刻着张居正出山以来的各级官衔。一连串的“举人”、“进士及弟”、“翰林院学士”、“礼部尚书”、“东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少保”、“少傅”、“太傅”等象征着荣光与权势的官衔，让人无不赞叹这位死去的老太爷，造就了一个多么卓绝超群、惊世骇俗的天才儿子，而这个儿子从一介书生到位极人臣的高官显爵，又为这位老太爷以及整个张氏家族的列祖列宗，带来了何等的荣光与欣慰。

　　更令人惊骇的是，在“肃静”、“回避”牌后，那由各方官员致送的密密麻麻的挽幛和挽联，而迎头一幅最为高大的挽幛上，大书“风范长存”四个斗字――这是万历皇帝的御笔，也是张府的最大荣耀。

　　在一座座亭台后面，先是笙箫铙钹，吹吹打打的和尚、尼姑、道士在诵经念咒，接着是身穿诽色袍子的四品以上的文官，身穿青袍的五品至七品的各地要员，以及顶盔带甲、穿着戎装的武官和身穿绿袍的八品以下的各等官吏……

　　多少年后，江陵的遗老遗少还会带着无比的荣光和自豪告诉他们的子孙，自己年轻时曾有幸目睹过多么盛大浩荡的一场殡葬――那是江陵空前绝后的葬礼啊！

　　当年六月，张居正回朝。北京城外，司礼太监何进代表皇帝，偕同百官郊迎。两宫太后也各派大太监李琦宣谕慰劳。可以看出，此时年轻的皇帝和两宫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和敬仰达到了高峰。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来到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太后相见，加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并赠给她各项珍贵的礼品……至此，张居正以及整个张氏家族的荣耀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多少年后，有史学家指出：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当张居正去世之后，这种情谊反而变成一种灾难而落到他们全家的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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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追踪玄宫隧道

　　发掘帷幕在定陵拉开。

　　夜空中突然一声巨响，引起了意想不到的骚动。探沟深处，一块小石碑指出了地宫隧道的方向。玄宫隧道里，终于找到了通往地下宫殿的钥匙――

地宫入口与隧道门

　　在原始社会时期，自从人类的心中产生了灵魂的概念之后，死后的墓葬就被看得越来越重了，但还没有永远祭祀的意图。由于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人们便认为，死者虽然离开了人世，但灵魂尚存，只不过随着躯壳去到另一个世界而已。这些不死的灵魂，还能回到人间降临祸福，因此，人们对死去的祖先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盼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过美好生活，并对家族的后人加以保佑和庇护，这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套隆重复杂的埋葬制度和祭祀崇拜礼仪。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事实与结论不仅从历史文献上可以看出，在中外考古发掘中也可以得到验证。中国几十年考古发掘的墓葬遗址，证实原始社会的母系、父系墓葬都没有发现过封土或标志。只是在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氏族墓葬中，曾经在人骨附近发现有一块小石板，似是这位死者墓内的标记，但却不能作为墓上的标志。在夏、商的大规模墓葬中，也尚未发现过巨大的封土和标志。河南安阳的殷墟，自盘庚迂都于殷之后，作为殷都近三百年之久，而奴隶主殷朝帝王生前虽然穷奢极欲，但他们的王陵到现在在地面上也很难看出迹象，即便是后代有所破坏，也不至于不留一点痕迹，可知这时还处于不封不树的阶段。正如《礼记・檀弓》所载：“古也，墓而不坟。”“凡墓而无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

　　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周礼・春官》上曾载：“以爵为封丘之度。”这也就是说，按照官爵的等级来定坟头封土的大小。春秋战国之后，坟头封土逐渐高大，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墓称为邱。如赵武灵王的赵邱、燕昭王的昭邱即是实例。

　　从考古中得知，在墓顶之上要垒土成坟、植树做标，这与奴隶制度的完善和经常需要向祖先的鬼魂祈祷、祭祀有关。殷人尚鬼，凡事先要祈告。除向天神祷告之外，向祖宗先王祷告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

　　为怀念祖先而在墓前拜奠，也需封土、植树作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他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封土坟头和植树作标的重要性。孔子三岁时，父亲就撒手归天了。孔子长大成人后，要想祭把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地所在。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辗转数月方找到。以重“礼”著称的孔子，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于是便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以便经常前来祭祀悼念。墓土垒坟可能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但人们常以孔子的故事作为封土坟头的起源。

　　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代，布局、建筑形式趋向定式，封土都采取宝城宝顶的形式。两朝三十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为宝城、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之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之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和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不仅突出地显示了陵寝的庄严肃穆，也增强了建筑艺术效果和神秘气氛。

　　明十三陵中的宝城形制，共有四类形体组成：景、裕、茂、泰、康、昭、庆、德八陵，明楼下面既设券洞，券洞后边又设月牙城，月牙城的后壁，即是琉璃屏。长、献二陵明楼下面虽然设有券洞，但其后面没有月牙城，因而看不到琉璃屏。尽管这十陵在形制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宝城不是伪装的话，宝顶之前、明楼之后就是通往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其准确位置当是在琉璃屏之前。

　　除思陵属于特殊情况外，永、定二陵明楼之下，既无券洞，其后更无月牙城和琉璃屏。它的形制明显地告诉研究者，其地宫隧道不在明楼之后而在别处。因为明楼高大沉重，为了牢固起见，所以在明楼底下未设券洞。既然没有券洞相通，后面的月牙城和琉璃屏便无存在的必要，但无论如何变化，定陵地宫的入口一定直冲明楼，只是隧道口要设在别处。而宝城的墙皮脱落之处，作为通向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已成定局。

　　1956年5月18日，一辆大卡车载着行李、床板、桌椅、锅碗瓢盆和炉灶煤炭等生活用品，还有铁锹、镐头、竹筐、扁担、绳子等发掘工具，来到定陵南边一华里的昭陵村，在一个姓陈的社员家里安营扎寨了。随车来的除赵其昌之外，还有一位两鬓布满银丝的老人，这就是在考古研究所专门负责带工发掘、整理修复出土器物工作的白万玉。在此之前，白万玉的姓名虽已列入发掘队之中并任副队长之职，但因忙于日常事务，未能参加陵墓的勘察。在决定试掘定陵之后，赵其昌便找到夏鼐说：“夏先生，你看这样一座大墓，我一个人领导……”言外之意，是想让白万玉尽快入队。夏鼐心领神会，对赵其昌下保证：“白老现在河南下田野，定陵一开工，即刻调回来，前去定陵工作。”

　　今天，这位在年轻时就跟随安特生和斯文・赫定等考古前辈到西域探险的老人终于来了。无论是赵其昌还是其他队员，对新中国进行的第一次皇陵考古发掘充满信心。当天下午，发掘队在定陵的宝城内侧，即与城砖脱陷处相对应的地方，作出了先开一条探沟的计划。在伸向明楼背后的方向，测好位置，钉上木桩，拉上绳子，立上木牌，墨书大字“T1”，表示第一探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天破土动工。

　　这个计划的产生，主要是从保护陵园的安全来考虑，陵园之外是一片荒野，因此才越过城墙在园内开沟。然而，正是出于这个看似重要的考虑，才使埋藏在城墙券门里边的一块对发掘工作具有重要指示意义的小石碣，未被发现，使挖掘工作走了弯路。

　　第二天清晨，赵其昌、白万玉率队来到现场，同时，来了38名民工。民工是从附近村中抽调来的。白万玉向他们简单地说明了发掘定陵的目的和操作规定，并要求在未打开地下宫殿之前，保守秘密。这番话，使本来就对皇陵十分敬畏的农民，心中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以至后来终于出现意想不到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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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7时正，38名民工和发掘队员到齐，分成3队，昭陵村刘怀珠，裕陵村许崇仪，黄泉寺郝喜文分任队长，3队民工手拿铁锨、镐头列队而立，献陵村32岁的社员王启发自告奋勇担当起民工队大队长，分管三队的挖土、担土、运输、散土等等。赵其昌拿起相机，拍下了动工前的第一张照片。白万玉一声令下：“开始――”王启发一马当先弯腰扬臂，挖下了第一锹土。于是，这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以研究为目的，有组织、主动的用考古学的方法，对皇陵的科学发掘正式动工。这是一个注定要写进新中国考古史的日子――公元1956年5月19日。

　　按照绳子作出的标志，民工们一锹锹地挖下去，再把翻起的土小心地装入筐中运往远处。虽然是第一次动工，但民工们却记住了白万玉老人的嘱咐：“我们不是搞建筑工程，也不是挖水库大坝，不要求速度，而是需要细致的观察和小心地操作……”民工们尽管对考古学一窍不通，更没听说过用科学考古的方法来发掘皇陵，在他们心中只有孙殿英那样的军阀和程老六那样的土匪，夜间盗墓的模糊形象，但面前的景况却让他们感到这项工程与众不同。每装进一筐土，都要经过仔细的检查，而且时常把地面挖开，用小铲一点点地刮、寻找可疑痕迹，干这种活，闻所未闻。

　　赵其昌和白万玉在工地四周密切注视着民工们的操作，几乎每挖出一筐土，白万玉都要仔细观察辨别土质的变化。两个小时之后，探沟已挖了3米多宽、1米多深。宝城内侧1．5米深处露出了一块砌在宝城城墙上不大的石条，这时，有个民工突然大喊一声：“石条上有字！”

　　大家顿时闻声而来，围住石条，赵其昌、白万玉也急忙奔过去。果然，在一块横砌的小石条上，显出模糊不清的字迹。赵其昌找来毛刷，蹲下身，轻轻地刷掉上面覆盖的一层积土，奇迹出现了：石条上露出三个雕刻粗浅的字迹。经过仔细辨认，两人几乎同时喊出：“隧道门！”

　　赵其昌几乎要把脸贴在石条上，他像是对大家也像在自言自语：“没错、没错，是隧道门三个字！”白万玉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随声附和：“对，对，是‘隧道门’！”民工们望着他俩大喊大叫的兴奋神态，弄不清“隧道门”三字的真正含义，但从两张涨红的笑脸中，却预感到这是一个成功的起点。

　　一阵兴奋过后，两位工作队长却又对着石条呆愣起来，心中都在琢磨这个石条的来历和用意。营建帝王陵墓，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必须按照规定的制度施工。而隧道是什么样？地宫大门是什么样？在什么地方应当设置装饰和标志？用考古学方法发掘帝王陵墓，在新中国这是首次，陵墓内到底是什么样，文献上缺乏记载，只能根据出土的实物进行分析和研究。

　　赵其昌仔细地端详着三个刻字，白万玉不声不响地蹲在一旁抽烟。石碑字体刻痕较浅，也不大工整，不像是营建墓葬所特有的定制。那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三个字呢？会不会是当初故意制造的假象，以迷惑盗墓的后人？民间曾流传皇帝墓中有“迷路石”之说，这块刻石是否就是证据？赵其昌想着，似乎觉得这种推断不可能。因为陵墓建成后要派重兵把守，那时的皇帝和大臣，是断然不相信会有人盗墓的，更不可能预见几百年之后，将被当作研究对象来发掘。“迷路石”一说不能成立。

　　那么，这三个粗糙的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回顾史料他们作着这样的推断，自万历十八年（1590）定陵建成，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皇帝死去，前后经过了30年的漫长岁月。地下宫殿建成之后，就必然要用土封存起来，等待皇帝死去入葬时再开启墓道门。但是，皇帝的死期是无法预测的，一旦死去，就需要立即打开，等待皇帝的棺椁入葬。这一工作是由工部主管，如果找不到入口，延误葬期，营陵工匠必遭杀身之祸。经过长年累月的尘封土埋，入口定难寻找，这就要在入口的某个部位作一标记，以备急需。赵其昌想着，转过身看着白万玉，轻轻地说：“我看这石条砌在宝城这不正不中的地方，会不会是当年建陵工匠偷偷留下的？”

　　白万玉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点点头：“我也在想，这石上的字很可能是工部指使人、或者工匠偷偷留下的。因为皇帝死后，入葬的日期要礼部决定，一旦日期定下，而工部打不开地宫，从工部尚书、郎司到工匠都要问罪，所以才在这里留下记号。看来这里是通往地宫的隧道已不成问题了。”

　　英雄所见略同。二人相视，会心地笑了起来。

　　白万玉留在工地，指挥民工继续发掘。赵其昌立即回京，向夏鼐汇报发现“隧道门”的经过和他们的推断。夏鼐静静地听着，最后点点头：“我看这种推想是成立的，看来你们两位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了。”

　　夏鼐和吴晗先后来到工地，详细地看过“隧道门”三个刻字之后，也一致认为这里就是地下玄宫隧道入口。

　　果然未出所料，十几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4．2米的深处，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两墙之间距离8米，如同一条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弯曲伸张。这条隧道的出现，证实了当年皇帝的棺椁从这里入葬的推断。“隧道门”三个字正对着这条隧道的中心部位，后来发掘人员称这条隧道为“砖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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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闪过之后

　　进入七月，天空开始不断地下起雨来，发掘工作只得根据天气状况时进时停。

　　自宝城内挖开第一道探沟以后，工作进展极为顺利，民工们将填土砖石，一筐筐运出，一个多月的清理便告完成。在“隧道门”刻石下面，果然露出了一个用大城砖垒起的大门，事实证明了最早被发现的那个塌陷的缺口，就是大门外侧上面的边缘，也是通向地宫隧道的第一座大门。帝后棺椁入葬之后，大门就用城砖巧妙地堵死，磨砖对缝和城墙别无两样。当年的君臣工匠怎么也不会料到，三百多年之后，这精心的伪装终未迷住考古工作者的眼睛而被识破。

　　遗憾的是，门外是荒郊野地，如果挖开这墙门通道将无法保证陵内的安全。发掘人员没有将此门拆通，竟使埋藏在城墙券门之内的那块对发掘具有指路意义的小石碣，从工作队的眼皮底下逃脱了。石碣清清楚楚地刻着：

　　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刚墙前皮

　　这段文字可谓打开地宫的第一把钥匙。它至少告诉人们两个主题。一是从石碣本身所处的位置，往城墙里侧再掘进一丈的距离就是通入地下玄宫的隧道；再就是说明此处至玄宫前面金刚墙前皮的准确距离。这块石碣，直到一年多地宫打开之后，作彻底清理现场和修复陵园时，才从墙中拆出。

　　既然这个天赐的良机没有被及时抓住，发掘人员在以后的探索中陷入困惑与迷途似乎已是无法避免。随之发生的一连串近似荒唐的闹剧，似乎也不是意外之事了。

　　大门之内的砖隧道，尽管明显地伸向明楼之后，但离明楼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为减少出土量和保护园内的古松，考古队决定隔开一段距离，再开第二条探沟。这个决定向夏鼐汇报后，得到了赞同。于是在第一道探沟的延长线上即明楼之后开第二道探沟，将“T2”的木牌立起来。

　　7月6日，第二道探沟开始破土动工。

　　为加速探沟的发掘速度，由人工挑土改为滑车吊土，即在探沟两侧上方支起两个木架，安装上滑轮，把土筐由沟底吊到地面，倒入手推车后运走。按照这样的程序，民工们每天把土一筐筐吊上去，再一车车运走。一个多月过去，没有发现任何新的迹象和线索，甚至连砖隧道的痕迹也丢失了。眼前只是一条六米宽、七米深、二十多米长的深沟。

　　望着面前的景况，发掘人员都在心中打起了小鼓，并渐渐对这个做法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工作热情急剧下降。身为工作队队长的赵其昌，除在探沟边来回勘察外，就是扎在宿舍里翻阅史料。大家再也见不到他那平时大喊大叫谈笑风生的形象了。只有白万玉老人，每天蹲在探沟边和往常一样不声不响地抽着旱烟。似对在此处发掘胸有成竹。然而，在打开地宫之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才道出了他的真情：“眼望大军受挫，如果我这个老将再稳不住脚，必定溃败无疑。其实，我的心里也和大家一样在犯嘀咕……”真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老马识途，在不久之后出现的骚乱中，更加显示了他的谋略与才华。

　　在发掘队陷入困境之时，有几位关心发掘工作的老前辈来到现场，在探沟边转悠一番后，找到赵其昌和白万玉，有一位“专家”指着自己的头顶说：“你们挖的太浅了，才挖到脑瓜皮就想找到地下宫殿，简直是妄想。”赵其昌望着他那悠然自得的样子，没作任何表示。他心里清楚，“专家”越出“专业”半步，就不见得再是“专家”了。他们的话，不过表示一种愿望、心情或关怀罢了。

　　早在寻找地宫隧道入口的时候，记得也有些关心发掘的人曾力主要从明楼前面的石五供处开始下挖，穿过明楼底层，直通宝顶下方。有些是领导、学者、长辈，一片热诚，但考古学自有其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任何没有根据的想象，都是臆测。即使不查资料、文献，也可清楚地看到定陵明楼的建造结构和其他陵墓的不同。这是一座近似封闭的石结构建筑，其自身的重量和坚固程度超过了十三陵中任何一座明楼。据史料记载，建造定陵明楼时，为了达到坚固的目的，在地基中浇铸了铁汁，整个明楼和地下原有的岩石融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正因为如此，定陵在遭到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的大清军和土匪无赖的毁灭性灾难后，唯独这座明楼岿然不动。当时考古队就坚决反对这个意见，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帝后的棺椁决不可能从这里进入地宫，因为在明楼下面修一条隧道，无疑是非常艰巨和困难的工程，再说从这里修隧道实无必要，营建地宫的官员和工匠决不会如此愚蠢……”面对这种种好心的关照，对这些“专家”的谆谆教导，赵其昌只有无可奈何的苦笑，夏鼐则缄口不语。

　　夜漆黑。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进入了梦乡，整个陵区一片沉寂。空寥、幽静的夜色中，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犬吠。

　　烦燥和闷热使赵其昌无法入睡，他躺在炕上，面对黑洞洞的空间，胸口憋得难受，似有一个沉重的物体压在身上。一个多月了，探沟虽然在不断地加宽、加长、加深，但一直没有任何新的线索，他回想起在大学课堂时，老师曾讲解过如何划分土层，辨别土色和土质，又如何确定定位关系等一系列考古手段。在西安、洛阳、郑州的田野考古实习和北京郊区的大型、小型墓葬、遗址发掘，他都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的。然而现在，自己同样是这样做的，也曾仔细地观察过探沟里的土层，并发现了有夯士的痕迹。已经说明这里曾被掘动过，同时也证明探沟的位置没有选错。既然没错，又为何找不到砖隧道的痕迹？难道真的如那些“专家”们所指出的是“挖得太浅”吗？他反复回忆着探沟现场的情况，觉得他们的话仍然不能成立，隧道在这里不会太深。如果这个探沟有什么不足，那是宽度的问题，目前的探沟只有6米宽，而在券门处发现的隧道却是8米宽……赵其昌思索着，窗外传来“吧嗒、吧嗒”的声音，天又下雨了。

　　淅淅沥沥的雨声，使他本来烦燥不安的心更加紧张和焦灼。他穿上衣服，索性来到屋外，面对深远幽秘的苍穹，让雨水点点滴滴地落到自己的身上和脸上。清凉的雨水击打着他的面额，湿润着干燥的沾满泥土的头发，感到分外惬意。沉闷焦灼的心在大自然的洗礼下，重新振作起来，他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长嘘一口气，似乎看到了黑夜中传来一丝亮色。

　　雨越发大起来，天幕中滚过阵阵响雷，闪烁的电光映照着宽大的雨帘，翻卷起片片金鳞。整个旷野被雷雨拥抱，天地融为一体。尘世的一切景物似乎已不复存在。

　　突然，一道刺耳的闪电切开迷蒙的苍穹，随之滚过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大雨倾盆而下，整个宇宙似乎摇晃飘荡起来。赵其昌迅即跑回屋内，对刚被惊醒的队员大声喊着：“糟了，快起来！我们的探沟……”

　　第二天清晨，雷雨过去，天地清新。工作队员和民工们围在探沟旁，望着半沟浑浊的泥水，一筹莫展。这时，远处有人急匆匆地跑来，大声喊着：“快去看，明楼的坐兽给雷劈掉了！”

　　惊讶、迷惑、愕然。大家飞奔到明楼前面，仰头眺望，见明楼前檐右角上的石兽果然被击落摔在地上。

　　触景生情，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民工们一个个神情紧张，面对摔掉脑袋的坐兽，窃窃私语起来：“怕是皇帝显灵了呢？这坐兽是给皇陵守陵的，陵没守好，皇帝一怒把它给劈掉了！”一席话提醒了大伙：“这是不是皇帝对咱们的警告？”

　　“这是皇帝的鬼魂杀鸡给猴看，说不定还有什么事呢！”有人趁机煽风点火。

　　“皇家的陵墓怎好随便盗掘，这差事咱得重新掂量掂量。”科学的考古发掘，一变成“盗掘”，自然要重新掂量一番了。

　　一个年长的民工，扑通跪在明楼前，磕头作揖，痛说自己的“罪过”。

　　不到半日，一个更为可怕的消息又传到工地：看守定陵的谷水中被雷火劈死，张利被劈成重伤，已送到县卫生院抢救……

　　众人大哗。窃窃私语已变成公开的吵嚷、议论甚至诅咒。工作无法进展下去。赵其昌、白万玉也像被抛进迷惑阵，不知如何面对眼前的一切。

　　更加滑稽和热闹的事还在不断涌现。裕陵村一个中年妇女，去草垛拿草时，突然倒地，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家人立即请来一位神婆，对其进行医治。神婆见状，并未惊慌，从腰中取出一根半寸多长的银针，在口中沾些唾液，照准中年妇女的“人中”猛力扎去。银光闪过，中年妇女怪叫一声蹦将起来，然后拨开人群，向大街奔去，边跑边喊：“不是我的错，定陵里来了一伙人，要掘我的老窝，我呆不下去了，哎呀，救救我……”老乡们见状，说这是中了“撞克”（当地一种说法，意同中邪或鬼魂缠身），叫皇帝的鬼魂缠住了。

　　没过两天，工地上来了一个疯老婆子，白发披肩，披发垢面，上身穿一件破烂不堪的桃红色大褂，形同妖怪。她疯疯癫癫地在工地上来回游串，见人就躬身作揖：“求求你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不敢害人了，再不敢了……”大家一见，不禁毛骨悚然，民工们悄悄地说：“这叫狐仙附体了”。赵其昌见被她搅得无法工作，便率四名民工，前来驱赶，老婆子躺在地上，死活不肯离去，怪叫之声令人心寒。大家见软的无效，干脆将她按倒在地，然后抬出陵园，扔入野地里，并派两人把守大门，以阻止她再次向工地“进攻”。

　　紧接着，定陵周围的村庄，也不时传来女人们中“撞克”和“狐仙鬼魂附体”的可怕消息。一时间沸沸扬扬，老乡们议论纷纷，民工们情绪低落。昭陵村一个发掘定陵的民工，找到赵其昌，近乎哀求地说：“赵先生，我老婆在家中邪了，锅碗瓢盆全砸了，你快去帮忙镇镇吧。”

　　赵其昌一听，热血在胸中奔涌，心中腾地升起一股烈火。这些天来发生的一幕幕闹剧，使他越来越感到心烦意乱，他觉得必须站出来真的去镇“邪”。除此，别无选择。想到此处，他把手中的铁锨一扔，冲这位民工说：“好，我去。”

　　那女人仍在家中怪叫着摔砸东西。赵其昌捡起一块砖头拿在手中，扒开围观的人群，来到女人面前大吼一声：“姓赵的来啦！你到底想干什么？！”声音传出，如同炸雷，众人大惊，那女人也立即停下举着瓦罐的双手，望着面前这位铁塔般魁梧的大汉，呆愣着不再动弹。有人上前将罐子夺下，把女人拉进里屋。女人哼哼几声，坐在炕上，不再声张。一场闹剧平息了。

　　白万玉组织民工全力排水，可有的民工借口回家拿排水工具，趁此机会不来了，有的则推说家里有事告假，即是在场的一些人，也懒懒散散无精打采地应付着。这情形显然与这几天发生的事有关。有人曾在民工中散布：“真龙天子不是咱乡下人能惹得起的，连陵里住的鬼魂都受不了啦，要再挖下去，非得像看陵的老头一样被劈死。这几个城里人命根子硬，咱们山里人可别跟着他们瞎闯祸了……”

　　面对骚乱和眼前的景况，工作队再也沉不住气了。刘精义找到白万玉，极为恼怒地说：“白老，去给民工们讲讲，这雷电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鬼魂之说纯属迷信！”

　　白万玉望着刘精义激动的面庞，轻轻摇摇头：“不行。你不了解他们的心理。这些民工祖祖辈辈都住在这片皇陵区内，好多人还是当年护陵人的后代，对皇帝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必须慢慢地来。等闹过这阵之后，我们再做说服工作，自然就会成功。”白万玉笑了笑接着说：“我有办法，看我的吧！”大家望着白老充满自信的面容，心里似乎踏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