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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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爷” 的传说

　　探沟的积水终于一桶桶排完了，下一步怎么办？8月11日，吴晗副市长召集有关人员在北京西郊公园开了个气氛沉闷的会议。赵其昌向各位领导作了汇报，夏鼐和吴晗的意见又发生了分歧。一个主张把所有资料记录、整理好，存封起来，改变计划，发掘献陵；一个坚持不改变原订计划。两人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夏鼐提出改掘献陵，其根据是献陵规模小，明楼下面有自然通道可直达宝城前的地宫入口；而且对献陵详细地勘察过，借鉴两个月来的发掘经验，在献陵找到地宫将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吴晗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既然定陵发现了砖隧道，肯定了入葬时的入口，那就应该按这条线索继续找下去，这比到献陵重新寻找入口要容易得多。各说各有其理，又各不相让。夏鼐了解吴晗的犟脾气，望着他那张坚定的面孔，最后作了让步。会议再次决定，按已有的线索，继续发掘定陵。时光过去多少年之后，与会者回首前尘才真正领悟到夏鼐的苦心，也许那时他就已经预感到，在以后的岁月中发生的种种悲剧了。正是出于一个学者对文明的爱恋和避免更大的悲剧，他才提出如此方案。要不，作为一个国际级考古大师，是不会弃定陵而改掘献陵的。

　　如果说发掘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那么工作队的生活更是让人感到困苦不堪。定陵发掘完成的三十年后，我们采访当年的发掘人员，在他们纷繁复杂的人生旅程中，印象最深的仍是这段生活。

　　陵区的八月，天气闷热，山村里蝇蚊成群，寂寞难耐。白天忙着工地的发掘，晚上几个人挤在一盏煤油灯下，看文献、记笔记、写简报，或者相互打趣、逗乐，以排除心中的烦闷与寂寞。在这段日子里，大家时常看到赵其昌挥动一把大斧“咚咚”地劈着木柴，似乎那郁闷的心情只有通过这高强度的劳动和沿着脊背淌的汗水才得以排遣。要不他就和几个人抬陵院内的大石头，三个人在一头，他独自一头，抬着大石无目的地绕院子转。白万玉老人总爱叼一支烟，找个不显眼的屋角蹲下，独自品尝个中滋味。阵阵白雾从他的口鼻喷出，弥散在整个木板小屋，使人越发感到压抑和沉闷。

　　在他们中，唯独23岁的刘精义生活别具一格。他整天唠唠叨叨地说一些无聊而略带幽默的话：“天又下雨了，真讨厌！”“苍蝇这么多，真哄（混）蛋。”“路这么难走，真讨厌”，这“讨厌”和“哄（混）蛋”构成了他语言的主旋律。或许，从这些无聊而简单的话语中，可以窥视到年轻的刘精义，此时的心境也是怎样的烦闷。

　　30多年后的今天，数以万计的游人，每天在北京乘上汽车，沿着水平如镜的柏油马路，可直达定陵门前的广场。此时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当年发掘定陵时，是怎样的一种景况：没有公路，只有残桥；没有公共汽车，要进一次北京，就得步行十几里到长陵去搭运输公司的卡车。刘精义第一次来定陵，就是背着自己的行李，从北京西直门坐火车到南口下车，一路打听、询问，翻越了两个山口，经由银泉山，一步步走了四十多里，才找到这里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又说出了这样一段轶事。

　　进入六月，山水积满河沟，工作队的于树功从北京回来，走到定陵前面的小石桥时，发现大雨后的山洪把桥面淹没了，水深齐胸，水流湍急，无法通过，他只得在对岸大声呼叫，一个小时后才被工地民工发现。民工们解下抬筐的绳子，扔给于树功，让他绑住身子。这边连拉带拽，终于使他越过洪水，爬上此岸，全身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西郊公园会议之后，夏鼐来到了工地。他和赵其昌在探沟里仔细观察土层、辨认土质后，确定夯土遗迹。这就是说自然土被掘过之后，再度埋到原有位置，尔后夯实。赵其昌说出“宽度不够，才没有发现砖隧道”的看法，并得到夏鼐的赞同。二人决定，加宽探沟。

　　民工的情绪依然低落，干起活来松松散散，工作队望着大家，急得手足无措。

　　在压抑烦闷的气氛中，赵其昌倒是偶尔来点略带诙谐的小插曲。比如一次在饭桌上，他见又是一大盘野菜拌豆腐，便说：“我看这个盘子像古瓷，你们说是哪朝的？”众人不解，他伸出粗大的竹筷子，把菜使劲夹到自己碗里，然后笑道：“这是‘嘉靖’的，‘嘉靖’‘嘉靖’，一‘夹’就‘净’。”刘精义会意，立刻端起大汤碗往自己碗里一倒，然后翻过碗底说：“这个是‘道光’，一‘倒’就‘光’！”管伙食的庞中威送来一大盆熬倭瓜，也接上话：“我光给你们续菜，这个盆准是‘光绪’！”曹国鉴见白万玉端着白瓷碗盛饭去了，低声对冼自强说：“白瓷、白瓷，白老要改名‘白吃’了！”不料被白老听见，分辩道：“我怎么白吃……”一阵捧腹大笑之后，方才各自低头吃起饭来。一大盆倭瓜，一会吃光了。

　　这天夜里，天气闷热，赵其昌检查过大家的工作日志之后，又和大伙聊起了闲话。他说，甲申年三月，李自成大军围了北京，朝野顿时大乱，文武百官四散逃命，崇祯皇帝猛敲景阳钟，百官没一人前来，只有太监王承恩侍奉左右。崇祯慌不择路地出得皇宫，来到街上，见一卦摊，就上前问个凶吉。先生说：“我是梅花测字，你说个字，我凭解字定吉凶。”崇祯顺口说了个“友”字，想看看这时刻有没有人来帮一把。不料先生面带难色，说：“此字犯忌，是‘反’字出头，造反的来了，正应了当前时局。”崇祯立即改口说：“不是那个‘友’，是有无之‘有’。”先生大惊：“此字更是大忌，‘有’字拆开是‘大’字一半，‘明’字一半，这不是大明江山丢了一半吗？”崇祯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悲痛，有气无力地说：“是时辰上酉时之‘酉’。”先生顿时掩面作哭泣状：“哎呀呀不好！此乃不详之兆：‘尊’者无首无脚，预示贵人将有杀身之祸，速避速避！”这时京城九门已被攻破，杀声震天。崇祯在王承恩搀扶下，仓皇登上煤山，回首宫中，迷迷茫茫、乱乱纷纷，长叹一声“大明江山气数已尽”，解下白绫长带，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上吊，自知是亡国之君羞于见到祖先，遂以长发覆面死去了。听到这里，冼自强赶紧问：“后来呢？”“后来嘛，就有许多小说演义编造出来了……”

　　晚上，白万玉提着一瓶老白干烧酒，约来组长王启发、许崇仪和部分民工，来到明楼的石阶上边喝边聊。他看到民工脸上都泛起红晕，便咧开嘴笑笑：“你们听说过月亮碑的故事吗？”

　　“听说过，现在定陵门前那个王八驮着的石碑上，还有一个圆圆的白印呢！”

　　白万玉乘着酒兴，和民工们亲切攀谈起来。他说，在全部明代历史中，万历皇帝的荒****昏聩是十分典型的。他10岁登极，21岁就兴师动众为自己修造这个定陵。等到定陵建成，他竟一连25年不上朝，成年累月深居后宫，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即使清兵犯境，他也不闻不问。有一天，万历酒足饭饱，怀里还搂着一个年轻宫女寻欢作乐呢，后来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正昏睡间，忽然看见一个红脸、红发、红穿戴的人来到跟前，万历吃了一惊，忙问：“你是何人？”

　　那人说：“实话实说，我是火神爷。你的昏庸无道，我们早有所闻。我奉玉皇大帝之命，要把你那劳民伤财建成的定陵，烧它个一干二净。”

　　万历听罢大怒，他仗着自己是“天子”，便大声喝道：“我们朱家天下，气数正在兴旺，难道真会怕你不成？皇帝陵寝，自有神佑，谅你不敢，恐怕你也没这个能耐！”

　　火神爷说：“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万历气呼呼地说：“要是将来定陵火烧，让我现在就瞎一只眼睛。”话音刚落，火神爷竟哈哈大笑而去。万历吓了一跳，从梦中惊醒。他正想要睁开眼看看周围，左眼睛忽然被哆目糊糊住，不久左眼竟真的瞎了。万历回想梦里情景，神志迷乱，从此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死了。

　　万历“驾崩”后立即入葬，可是他那只右眼始终睁着。等到安葬完毕，有人发现，定陵石碑背面的右上角，现出一个白圆形的东西，每逢月底月初，这个白圆形的东西就发亮，如同一个月亮。“定陵月亮碑”从此被叫开了。

　　这个“月亮”就是万历右眼睛变成的。因为他怕火神爷真的要来烧他的陵，因此只要一有动静，这只“眼睛”就像探照灯一样照住放火人，陵户便能立即将其拿获。

　　有天晚上，一阵风起，从定陵后面的山头上飘来一朵乌云把月亮遮住。就在这一刹那，火神爷立显神威，一下子把定陵烧得个片瓦不存，打那以后，定陵屡建屡烧，屡烧屡建，直到最后定陵改为全部石建筑，才算作罢。可是定陵月亮碑上的那只“万历眼睛”从此也被烧瞎了，再也没亮过，变成现在看见的那个不会发光的白圆圈了……

　　白老讲完，看看大家聚精会神的样子，轻轻一笑：“大家知道吗？火神爷不是说过要毁了万历的陵墓吗？现在看来，是地下宫殿的气数尽了。”

　　白万玉捋了把胡子，长叹一声：“唉，应了玉皇大帝那句话了，定陵地宫‘在劫难逃’呵！”他说得云山雾罩，大伙听得瞠目结舌。

　　第二天上午，民工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大家都在纷纷议论着“月亮碑”的故事。这实际上是白老的一次夤夜点兵啊！赵其昌在钦佩之余，又不禁暗自感叹：“为什么真理往往都要加入迷信色彩才为人们所接受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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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碑风波

　　探沟在不断地加宽，出土量越来越多。

　　9月2日上午，刚刚开工不久，来自庆陵村的民工栾世海，一镐刨下去，传出钝器的撞击声。“嗯，这是碰到了什么东西？”他捉摸着，用镐头轻轻刨开积土，一块石头露出了地面。

　　“快来看，这是块什么东西？”他大声喊叫着，沟底的人立即围过去。白万玉见状，急忙喊道：“轻点，别弄坏了！”

　　大家用铁锨沿石头两侧，轻轻地铲着土。10分钟后，一块小石碑出现在眼前。

　　一个民工突然大喊一声：“上面有字。”王启发立即找来一根竹片，小心地刮着字上沉积的泥土，白万玉拿一把刷子走下探沟，边走边喊：“快去找赵其昌。”

　　一刻钟后，赵其昌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迫不及待地跳下探沟，扒开人群，挤到小石碑前。只见白万玉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擦着碑上的泥土。赵其昌急忙蹲在一边，“怎么回事？”白万玉拿着刷子的手轻轻地颤抖着，激动地说：“这回可蹩着它啦！”赵其昌望着这块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小石碑，仔细地辨认着上面的字迹，当白万玉刚把泥土刷去，他就高声念道：

　　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话音刚落，人群轰然炸开，欢腾之声在这昏暗、潮湿的探沟中嗡嗡作响，势如波浪，声似洪钟。大家扔掉手中的工具，兴奋地围着石碑来回转悠，一道曙光再度照亮大家的心房。

　　欢腾过后，就是一场论战。民工们纷纷争相发表自己的最新见解。

　　“石碑上的丈数，一定是通向地宫的长度。”身为队长的王启发第一个抢先抛出了自己的理论。

　　“那就是打开地宫的钥匙了？”有人附合。

　　“不对，皇帝怎会那么傻，明明白白地写出来，让人去挖他的老窝？”一个粗壮的汉子对此提出异议，并抓住战机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不定是大臣们捣的鬼，埋下这块迷路石，把人弄迷糊。”

　　他的高见似乎唤醒了大家的灵感，马上有人说出了极为恐怖的见解：“这块石碑指的地方就是地宫的暗道，如果按石碑指的方向走下去，肯定走上绝路被暗道机关中的毒箭射死。”

　　赵其昌见民工们越说越玄，越议论越可怕，为防止再度出现上次那样的意外，他和白万玉商量，立即决定给民工放假一天。

　　在定陵的发掘过程中，发掘队始终是伴随着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的，按照内部分工，赵其昌总管整个发掘工程，包括查资料、绘图、记录、照相、制订计划等等；白万玉老人则在工地“蹲坑”，具体指导民工的操作，查阅资料、接待、传递情报由刘精义负责。

　　在浩瀚的明代史料中，对于陵墓的建制，只能找到一般历史概况的记录。如陵墓的营建年代、规模、用工用料、建造花费银两等事宜，至于玄宫的形制、结构，史料绝不记载，这是明代一项极为严格的制度。但它既然存在，留下了痕迹，就必然会从帝后的丧葬制度中，分析、辨别出这块小石碑所起的作用。

　　民工们走后，发掘队人员围在石碑前，仔细地研究起来。大家此时的心情比民工还要激动。近三个月来发生的一幕幕闹剧和一连串故事，又在心头再现。“专家”的指点，吴、夏两位大师的论争，雷电的炸响，疯女人的“撞克”，老妇的出现，民工的骚动，白万玉的“讲演”，这次面对小石碑的出现，使他们终于在这沉寂的荒野，看到了再生的希望。面对玄宫中透出的一丝曙光，怎不令人激动万分！

　　正午阳光洒进探沟，使小石碑闪着亮光，字迹越发清晰可辨。白万玉放下毛刷，神情严肃地望着大家，一字一顿地说：“我看像是和隧道门一样的道理。”

　　刘精义惊讶地望望老人，又看了眼赵其昌：“那么说，又是工匠留下的标记了？！”

　　白万玉没有回答，从兜里掏出纸烟，径自抽起来。赵其昌冲刘精义点点头：“白老说得有道理。皇帝也好，帝后也好，他们都是人，而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皇帝皇后不可能同时死去，既然如此，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先死先葬，还是先死者要等后者死去，再同时入葬？”他一边吸着烟，一边推理似的慢慢讲下去。“从文献记载看，明朝帝后的入葬程序，习惯上是采用前者做法。以长陵为例，徐皇后早于成祖先死，死在南京，等长陵玄宫建好后，才把她从南京移来入陵。尔后成祖皇帝死去，再开地宫，葬入长陵和徐皇后作伴。其他陵墓的主人也都采取这种方式。定陵是万历生前预先营建的，建成后，他并没有死，只好把墓室关闭，再用土封严墓道。等到他死后再重新掘开使用。推理是这样，事实上也非如此不可。这从我们发掘的土质中完全可以得到证实。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作出和隧道门的石条一样的结论，这块小石碑是工匠为了帝后入葬能顺利地打开地宫而偷偷埋下的标记。石碑上的刻字应该是可信的，这不是迷路石，确实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赵其昌说到这里，转身看看白万玉，老人微笑着点点头。

　　第二天，民工们主动做了一个木套，把这块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希望的小石碑罩上，小心地原地保护起来。30年后，这块为定陵的发掘立下奇功的“指路石”，仍安然无恙地躺在定陵博物馆的橱窗内。这是定陵自发掘以来出土的第一件珍贵文物。

　　为庆祝发掘“战绩”，发掘队决定给予老民工每人一条毛巾、新民工每人一条肥皂的奖励。对1956年的中国来说，一条毛巾和一条肥皂无疑已是十分珍贵的奖赏了。

　　夏鼐听到汇报，立即作出了“这确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的结论。但有一个问题尚未弄清：为什么在前段的发掘中，却把砖隧道的线索丢失了呢？尽管后来探沟加宽到9米，仍不见砖隧道的踪迹。

　　经过进一步的发掘，才真相大白。原来第二道探沟，正处在砖隧道的尽头，隧道在小石碑的位置，就已经弯向宝城中心了，而这弯曲的地方，又正是通往地下宫殿的石隧道的开始。砖隧道和石隧道，一个是末端，一个是起点，既不衔接，也不相对。发掘队在此处迷失方向已成必然。在这里，就不能不重新提起，在宝城券门中隐藏的那块上刻“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刚墙前皮”的那块石碣，正是因为当初的一念之差，未能清理宝城券门，才造成后来迷失方向和发生了那么多滑稽而热闹的故事。

　　工作队清楚地记得，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刘精义一次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他望望一直未眠的白老，极为认真地说：“刚才我梦见在探沟下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写满了字，因为有泥，看不清内容。”

　　面对他的梦呓，白万玉只是一笑了之，他宁肯相信这是胡言乱语，而不属真实。想不到半个月后，这个梦境真的成为一种活生生的事实。这是一种灵魂的感应，还是一种信息的沟通与传递？或许，正如西方一位哲学家所说的：“梦境，不是一种幻想，而是未来的预告。”

　　看来，万历皇帝是“在劫难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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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厦崩溃

　　张居正溘然长逝，标志着大明帝国最强有力的支柱轰然倒塌。大风起于清萍之末，朝野骤起反张浪潮。高拱的《病榻遗言》，使这位首辅彻底走向了悲剧的终点。而一代将星戚继光的殒落，使帝国大厦彻底崩溃――

悲怆人生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初夏，大明帝国的朝廷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叱咤风云的一代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

　　自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独自担负起辅弼万历皇帝和内阁首辅的双重重任后，就开始了他那辉煌悲壮的人生旅途。他曾苦心孤诣地辅导圣学，主持改革，协调官府关系，一年四季繁忙至极。正如万历三年，张居正本人在给山东巡抚李渐庵写信时谈到自己的景况时所言：“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食，形神俱瘁，心力异竭。”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长此以往，必然心力耗竭，难以承受。

　　果然未出所料，张居正在辅佐万历皇帝整10载的1582年2月，也就是他五十八岁的时候，终于一病不起了。

　　10年之前，张居正就患有痔疮，因无暇医治，最终导致了日后的恶果。他从家乡请来一位名医，做过手术后虽然得到根除，但从此血气亏损，脾胃虚弱，不思饮食，不久便寸步难移，卧床不起了。在这个时刻，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早在两年前，当已是18岁的万历皇帝相继举行了耕猎礼和谒陵礼这两个标志着皇帝本人已经成年并能独立治理朝政时，他便向皇帝以“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为中心议题提出了“乞休”请求。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这篇奏疏中触摸到张居正的真实情感以及深深的忧虑之情：

　　“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佐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这篇奏疏可谓是张居正辅政八年多来真实的心灵写照。完全可以推断的是，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毕竟非同常人，虽然每个人对权位都有不同的向往和贪恋之心，但此时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言行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历史教训有所顾虑。因为此时的张居正由于任重事繁，积劳过虑，形神顿惫，须发变白，血气早衰，已经进入垂垂暮年。在政治的漩涡中，他已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新政的重重阻力，稍有不慎，即产生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急流勇退。于是，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姿态和谋略向皇帝提出了“乞休”请求，并希望皇帝“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

　　遗憾的是，张居正的“乞休”疏没有得到允可，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降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改乞休为请，使联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咛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面对皇帝的挽留，张居正并不罢休。于是，两天后，他再次上疏以示“乞休”。而面对张居正的坚决态度，万历皇帝有些踌躇了，在两难之际，他只得向皇太后请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后挽留张居正的态度比万历还要坚决：“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万历提笔写了一道手谕，把慈圣皇太后的慈谕原原本本地告诉张居正。事情到了此时，张居正除了感激涕零地称颂皇恩浩荡外，还有什么理由再提及“乞休”？

　　当然，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太后，他们不可能站在张居正的角度上去观察判断问题，君臣的差异和不同必然造成相互之间感情的隔膜与各自利益上的无法真正沟通和平等。事实上，无论张居正怎样地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但他毕竟是主子家的一个工具，当这个主子尚需要这个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作为工具自身是无法退出把握着它的那副手掌的。而此时的张居正却产生了一种忧虑，他深知这个工具在蓦然天折之后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和结局。他在给自己的亲家、刑部尚书王之浩的信中，将这种如临深渊的心境明确地表露了出来：“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遄及耳。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载愈重，孱弱之躯终不知所锐驾矣。奈何！奈何！”

　　长期的重负，使张居正身心交瘁，体质日趋衰弱。而无形的恐惧与忧患又加快了他生命的衰竭，直到一病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但这个要求仍然没能得到允许，万历只命他在家中安心调理。因为张居正把持朝政已久，内阁的其他辅臣对重要的朝政大事不敢裁决，故每天还有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奏章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张居正只得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批阅。

　　到了六月初一日，张居正的身体更加虚弱。整个肌体羸疲，仅存皮骨，起卧翻身都需要别人帮扶。万般无奈中，再次上疏“乞休”。

　　当张居正发病时，万历对其病情就表现出特别的关心，除了召名医、赏金银，赐珍食之外，甚至为此落泪而吃不下饭。而这次万历接到这最后一本奏章后，在悲痛一番外，仍下诏慰留。诏旨极为亲切感人：“联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

　　六月十二日，辽东镇夷堡明军在反击前来侵掠的北方少数民族中获得大捷，万历谕令论功。晋张居正为太师，并将其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的儿子升为同知、世袭。而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人事不省，对万历的奖赏再也谈不到上疏谢却了。

　　六月十八日，张居正已处于回光返照的阶段，头脑暂时有些清醒。万历闻知，立即让司礼监太监持手敕前去慰问，同时授意让张居正留下遗嘱。张居正将未来内阁、六部人选都做了最后一次荐举。至六月二十日，终于放下手中的权柄，遗下70余岁的老母，30余岁的伴侣和6个儿子、6个孙子，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

　　张居正的去世令大多数人感到突然，感到遗憾，毕竟他才只有五十八岁。然而苍天悠悠，人生苦短，由不得他再展宏图了。所幸的是，他毕竟在有生之年，基本实现了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抱负。在苍天赋予他那天时、地利、人和的交叉点上，他厘剔官弊，推行改革，终于使已经衰落的由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治国成宪，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并做出了“海内肃清、四夷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同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迹。

　　当然，就在他初步完成了这辉煌基业，并使自己跻身于中国历史的名相之列，因而有可能名传千古之时，也必然地受到当时旧势力的攻击和诽谤。甚至受到身家性命朝不保夕的威胁。对于这些，张居正生前早有感知和思想准备。多少年后，我们从他给河漕按院林之源的信中可以看到。“孤数年以来，所结怨于天下者不少矣！■夫恶党显排阴嗾，何尝一日忘于孤哉！”

　　对于这些攻击和诽谤，虽然他当时表示无所畏惧，“念已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但时间一久，对自己的前途也未免有些担忧。因此，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以后，便屡屡上疏坚退。但由于李太后和万历皇帝本人的坚留，以及由他自己所造成的长期独自当国的政治局面，要想中途隐退是根本办不到的。而越是不能隐退，心中就越发焦虑不安，忧郁不止。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他在给已退休的前首辅徐阶写信时，又进一步谈到了这种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局面。他说：“正膺重任九年于兹，恒恐不得保首领以辱国家。乞不肖之身，归伏陇亩，以明进退之节。自是羁绁愈坚，忧危愈重矣！”

　　果然不出所料，张居正这座灯塔的熄灭，在使这个庞大的帝国迷失方向而迅速滑向深渊的同时，也使这座灯塔照耀引导下的帝国舵手万历皇帝顿感茫然无措，直至最后沉沦于官河宦海的泥沼而无力自拔。其最终结果是，张居正再也不能前来为他解脱，而他也自然就顾不得张居正了。张氏举家的厄运由此得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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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家罹难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月，也就是张居正死后仅三个多月的时间，那些代表旧势力的“■夫恶党”，便开始向张居正反攻倒算了。

　　当张居正生前的反对派，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江西道御史李植，从左右太监口中得知，张居正在病故以后，万历特别厌恶冯保的消息后，便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然后再看万历的态度。为了慎重起见，首先由江东之上疏弹劾冯保的亲信徐爵。结果徐爵很快就被逮入狱论死。这样，万历痛恶冯保的态度得到了证实。于是，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二月壬辰（初八日）再由李植出面，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万历览奏之后，果然大喜说：“吾待此疏久矣！”立降冯保到南京闲住。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张鲸见冯保势危，也乘机在神宗面前攻击冯保，说冯保家资富饶胜过皇上。这一诱惑，马上激起了万历的好奇之心，立即下令逮捕冯保及其侄子冯邦宁等人，并籍其家。结果抄得金银一百余万两，珍珠宝玩无以数计。从此，始尝到了抄家的甜头。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这个历侍三朝，大体上还能保持名节的冯保和他的侄子冯邦宁便瘐死于狱中。

　　这些“■夫恶党”没费多大气力就将冯保参倒，并将张居正临终之前所推荐的潘晟、梁梦龙、王篆等人逐个逼退。这样，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便不侦自知了。于是，他们也照用攻击冯保的办法来对付张居正。即先由吏科给事中陈兴郊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家奴游七（游守礼），结果游七很快被逮入狱。陕西道道御史扬四知，趁机上疏弹劾张居正欺君蔽主，奢僭侈专、招权树党等十四大罪。万历览奏以后，马上谕旨说：“居正不思尽忠报国，顾怙宠行私，殊负恩眷。”但此时还算没有完全忘记张居正的功劳，“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姑不问，以全终始。”并渝令廷臣：各省修职业，对张居正，不必再追论往事。如果廷臣真的能够按照万历的谕旨行事，那么张居正还可能做到“以全终始。”但这些“■夫恶党”，既以得势，对张居正的攻击岂能就此罢休？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大礼寺将游七等人屈招污指张居正的狱辞呈上以后，万历览阅大怒。渝令追夺张居正赠官，儿子除名，游七等人论死，其余人远戌。同年八月，再追夺张居正谥号。到了此时，以前加封于张居正的张太师、张文忠等尊称全部没人再提了，就只剩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张居正而已。这还不算完结，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乙卯（初九日），辽庄王次妃王氏，又进一步上疏鸣冤，说张居正陷害亲王，强占辽府祖业。并造谣说，辽府万计金宝，尽入张居正家中。万历一见“万计金宝”的讼词，好奇嗜利之心顿起，遂产生了没收其家产的欲望。

　　然而，更令万历愤怒的事还在被继续揭露出来。由于张居正回家奔丧时，戚继光曾派了一队鸟铳作为卫士助威。于是，有人便借题发挥告发张居正有谋反之心，而总兵戚继光就是他谋大逆的后盾。为了证实这个推论的确信无疑，告发者还举出两件事作为佐证。一是有一次应天府乡试，试官出的题目是“舜亦以命禹”。也就是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即皇帝应该像舜那样禅位于德才兼备的张居正。这居心险恶的题目，是为张篡位作舆论准备。二是张居正曾在有人奉承他有“人主之风”时，竟含笑不语。张居正的野心，在他回家奔丧时，所带的戚继光的鸟铣手大显威风中亦可看出……

　　正在这刀光剑影、张氏家族性命难保的紧要关头，前首辅高拱的《病榻遗言》传到了万历的手中。这本小册子的传来，尤如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万历皇帝的心，并使他对张太师的回忆，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和怜悯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稳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小人。他忆起了张居正与母亲、冯保合伙，逼他向群臣下“罪己招”的尴尬场面，忆起了张居正当着群臣之面，大声喝斥“当读作勃”而让自己无地自容的痛苦的求学历程……既然如此，就无什么情谊和怜悯可言，籍没家产也是理所当然。于是，万历皇帝立即谕令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锦衣卫指挥贾应魁，赴江陵籍没张居正家产，并查抄其在京寓所。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四月二十一日，籍没张居正家产的谕旨传至荆州。荆州知府和江陵知县为了抢头功，亲自到张府封门，将张宅内的男女老少全部关进空房，不供食水，不许走动。直到五月五日，张诚等人才到达江陵。待打开房门一看，已饿死十余人。张诚等置死人于不顾，马上命令吏卒抄掠财物。经过搜查拷问和挖地撬石之后，共搜出黄金一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五月七日，开始审讯张居正的嫡子张敬修，对其黑巾蒙首，严施酷刑。五月十日，又将全部家人一一隔离，分别拷打审问。审讯当中，慑以非刑，悲惨之状目不忍睹，凄哭之声令人肝肠寸断。张敬修不堪忍受残酷折磨，悬梁自尽。张居正三子张懋修投井未死，绝食不亡，幸保一命。

　　抄家之后，张敬修自缢，张宅饿死十余口的消息传至京都以后，引起满朝大哗。由于内阁重臣申时行、左都御史赵锦的恳求，万历皇帝才允许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对其他财产则全部没收。张居正的弟弟、儿子、孙子俱发戍充边。其本属、亲属、邻里也全被株连治罪。

　　“张居正事件”的突发，使朝野上下顿时变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各色官场人物怀揣各自的目的，相互怀疑和攻击，排挤与陷害，一时出现了“群指为跃冶，合喙以攻之。大臣与小臣水火矣。又有奔走权门，甘心吠尧者，小臣复与小臣水火矣”的混乱局面。

　　在查抄张府的过程中，刑部尚书潘季驯等人曾在奏疏中提及张府饿死多人。对于这一情节，万历皇帝极为不快，下诏命司礼太监张诚查明。作为此次抄家的主管太监，自然不敢如实禀报，便回奏称：“只二人”，回避了饿死多少人这一事实。这时，江西道御史李植以独特的政治敏感与嗅觉，上疏弹劾潘季驯，说潘季驯“无中生有，欺皇上于今日矣。”于是，潘季驯很快被降旨革职为民。而李植以及先前弹劾张居正有功的江东之、羊可立三人，以“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的名义，分别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少卿和尚宝司少卿。这三个以整人发迹的政治暴发户骤然成了万历皇帝心中的红人。而抄家有功的张诚很快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兼管东厂及内官监，取代了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冯保。

　　“张居正事件”既然已经至此，作为万历皇帝自然无法后退，对这一切措施和结果，他必须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如果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无裨益。在抄家四个月之后，万历皇帝正式对张居正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坟地、箝制言官、蔽塞联聪……专政擅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斩棺戮尸，念勤劳有年，姑免尽法。”

　　张居正患病的时候，北京的部、院及大部分省、府，都为他建斋祈祷，保佑他平安。赞扬之声充满朝廷内外，很少有人指责他的缺点。待他病故，万历追论他的罪过以后，又千夫乱指，诽谤、诬陷充满朝廷，几乎没有人为其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当时拒官隐退的大思想家、学者李贽，以高贵的人格精神，勇敢地站出来替张居正奔走呼号，大鸣不平，并称颂他是“宰相之杰”、“胆如天大”。

　　当然，那些“■夫恶党”们以及万历皇帝本人，不会因为李贽的呼号而改变对张居正的看法。与此相反的是，在抽掉张居正这根帝国的政治支柱以后，又在谋划着抽掉另一根军事支柱，直到这座帝国大厦彻底崩溃方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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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星西殒

　　早在张居正逝世不久，反张派就秘密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他只听从张居正的调遣，别人无法节制，倘不提防，极有可能使其谋反。而作为手握重兵，捍卫京都门户的“戚家军”一旦谋反，后果不堪设想。

　　万历听后，深以为然。为防后患，他当机立断，把驻守华北重镇、京都门户蓟州的总兵戚继光调任广东任总兵。因为一时还抓不到戚继光谋反的把柄，万历及反张派都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方式。戚继光的官职依旧，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捍卫京都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戚继光本人更是明白无误。所以调往广东之后的他，如同一只猛虎被赶进了松软的沙滩，很难再有大显身手的可能了。不过作为一员武将，只是在精神上感到消沉郁闷，并未完全意识到处境的严峻，而当清算张居正达到高潮的第二年，他才猛悟到局势的严重和自己身处的险恶境地。为避杀身之祸，他很快向朝廷呈请了离职的疏文，实指望早日交出兵权，以绝朝廷及反对派的怀疑。可惜的是，迅速发展的时局已不允许他做出如此聪明的选择了。既然他被视为张居正的同党和朝廷的心腹之患，等待他的自然也是一场悲剧。他很快作为张居正的党羽而受到参劾，万历皇帝毫不留情地将其革职，并将他的部下将领胡守仁、朱钰、金科等人或革职或发戌边陲，以此斩草除根。

　　对于戚继光的这个结局，没有人感到奇怪。既然这颗将星是由于张居正的庇护和支持得以冉冉升起，并由此照亮了大明王朝的边陲，那么在张居正营筑的权力大厦崩溃之时，他就理所当然地摔落下来，并从此黯然失色。

　　当然，就在这位“一剑横空星斗寒”的名将戚继光遭到革职之时，也有正直的臣僚表示了内心的不平和同情，尤其对“戚家军”的解体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这曾是一支怎样的钢铁部队，它在抗倭和捍卫京都的风风雨雨中，为飘摇的大明王朝立下了何等的战功而荣得了多么显赫的声名。这样一支帝国最优秀的军事力量，就这样随着戚继光的革职而土崩瓦解了吗？

　　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看到他是怎样建立起这支铁军的。这位自小生长于山东沿海的武举，在移驻浙江并经历了一连串同倭寇的作战之后，终于做出了具有历史性的创建“戚家军”的决策。从戚继光宣布招兵办法、规定月饷数字、拟订分配兵员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职责，到设置队、哨、马的各级组织，以及统一武器规格、颁发旗帜金鼓等一系列措施和方略来看，这位年轻的将军具有极高的军事修养和以身示范的献身精神。而他创立的“鸳鸯阵”、“两才阵”、“三才阵”以及“连坐法”，又使这种军事天才发挥到极至，并赋予这支军队以钢铁的纪律和战无不胜的气概。

　　戚继光生逢其时，使他能够在明朝中晚期没有大的战争中，确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赫赫名将的地位，并为此留下了不朽的声名。对于时势的造就和朝廷以及地方官员的支持，戚继光当年总是感激不已。就在“戚家军”成立不久一次对士兵训话时，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钱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的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们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们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之不易。不用你耕种劳作，养你一生，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们，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死你们！”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很快建立了铁一般的纪律。这一点，从浙江总督胡宗宪检阅新军的场景中可以看出。

　　当戚继光将招募的新军练好并等待支持自己的上级胡宗宪检阅的那天，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胡宗宪坐着蒙着油布的大轿赶到校场。只见偌大的校场中央，一排排盔甲鲜明的将士，笔直地站在瓢泼大雨之中，尤如雕塑般一动不动。而前面正中站着一位银盔银甲的将军，正是年方三十四岁的戚继光。

　　总督胡完宪站在检阅台上开始检阅，只见在戚继光的率领下，队伍一个分队一个分队地从台前走过。雨越下越大，道道水柱从将士们的头盔、战袍上淌下来，但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号声响亮，虽然只有三千人，但校场内却像卷过了千军万马，气贯天地。

　　胡宗宪当然是激动万分，赞叹不已，他为拥有了这位军事天才而庆幸，更为“戚家军”雄壮的军威所折服。待阅兵完毕，他不无感概地对戚继光说：“今戚将军所建新军，颇有虎狼之势，若用之于战，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何愁倭寇之患？”胡宗宪回到衙门后，立即下令将原有的军队退回原地驻守，将“戚家军”作为机动主力迎击倭寇。

　　“戚家军”不负所望，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在倭寇活动最为猖獗的浙江前沿，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并在战斗中显示了无比的威力。致使倭寇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不得不先后撤出浙江，转而攻掠福建。而已扩编到六千余人的“戚家军”，又奉命进入福建前沿，转战千里，连打胜仗，至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戚继光率师再下广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残倭。至此，明代中晚期猖獗了二十年的沿海倭患，基本得以平定。这个颇令人欣慰的结局除部队本身的战斗力外，作为主帅戚继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战略和组织才能，更是决定战斗胜利不可缺少的因素。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戚继光调任蓟州总兵，总管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蓟州为华北重镇，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这里的情况同南方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遇到干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掠夺中原财产。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猛的冲击力量，如同山洪倾泻而下，势不可挡。戚继光的到来，正是为迎击这一股股强悍的敌军而充当帝国屏障的。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士，作为一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早在他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这一点，从他给穆宗的《陈六事疏》中即可看到。如今东南沿海的倭寇已除，而蓟州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所关注的热点。当戚继光下定决心要改进蓟州军队装备的消息传入内阁后，大明一朝最能决定帝国命运的两个人物，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自此拉开了序幕。

　　有了张居正的支持，蓟州军队就按照戚继光的意志开始了新的旅程。戚继光先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初为三千人，以后扩充为二万人，以稳住阵势。为使戚继光的改革顺利进行，张居正设法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处，以免遇事掣肘。在以后的几年中，凡是和戚继光为难的当地文官，也被张居正不露声色地陆续调迁。

　　蓟州军渐为戚继光所控制。训练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朝廷的优厚的财政支持，从而制造、购买了大量的军马、火器及战车。张居正的做法，在给予了戚继光支持的同时，也加剧了其他各镇文武官员的嫉恨和猜测。所以张居正死后，反对他的人提出蓟州驻军是他培植私人武装以作政治资本，攻击戚继光是伏在宫门之外的一头猛兽，也就毫不奇怪了。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三年，就使他的军队再度展起江南“戚家军”的雄风。其军纪之严明，战术之精湛，作战之勇猛，为本朝其他军队所未有。正是慑于他的强大力量，北方的蒙古部族才主动放弃了骚扰中原的政策，并立誓不再进犯。而且约束所有的北方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

　　多少年后，有研究者认为，和戚继光同时代的将领，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他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业绩，关键在于他没有把张居正的支持和自己的才华，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正是鉴于他的辉煌伟业和高贵的人格，在后人眼中他晚年的遭际就更显得悲壮和令人同情。

　　戚继光被革职家居以后，他的结发妻子毫不留情地遗弃了他。他曾统率十万大军，索以慷慨直爽著称，对朋友更是热情相助，肝胆相照。可是在家闲居的日子，却只有很少几个朋友和他来往。在他叱咤风云之时，没有过多的积蓄，以至在革职之后，落得一贫如洗，医药无资。英雄末路，令人扼腕叹息。当他终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为他书写墓志铭的汪道昆写到“口鸡三号，将星殒矣”之时，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的消息，通过东厂特务的秘密通报，被万历皇帝所获悉。此时的万历神情木然，像了却了一件心腹大事一样，轻轻地吁了 口气。而这时的万历皇帝尚不知道，在将星西陨之际，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已经准备出征英国。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不可避免地交锋，因明军缺乏“戚家军”苦心训练的战术和严明的纪律，结果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无敌的铁骑越过山海雄关，踏碎了中原大地，一个以清代明的新时代马上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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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皇陵中的爱情

　　简易的木板房，包容着一条条年轻的躯体，却包不住一个个桃花春梦。相思穿越历史的长廊，寻回许多滋味。在古老的皇家陵园里，两对恋人做出了不同的抉择――

一根骨针

　　西郊公园会议之后，吴晗和夏鼐先后来到定陵发掘现场，察看了小石碑的形状和位置后，和发掘队一起制订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在第二道探沟的西侧，隔开二米宽的距离，并与第二探沟垂直，对准宝顶的地下中心方位，开掘一条东西走向的探沟。这样可取捷径找到通向地宫的隧道，直达地宫。

　　由于小石碑的出现，民工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松散，而且酷暑渐渐退去，秋风在园中吹拂，大家精神大振，干劲倍增。

　　就在第三道探沟挖到二米深时，有个民工突然发现了一根约5厘米长的细棍。这根比铅笔还细的东西，酷像皇妃头上插戴的玉簪。民工用手擦去上面的泥土和腐质，跑上探沟，高声呼喊：“赵先生，我挖出一支皇后的玉簪，你看看。”

　　赵其昌惊喜地接过来，仔细端详了一会，欲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最后鼓励这个民工一番，就去找白万玉老人。

　　“白老，你看这是什么？”赵其昌递过去：“我看这是根骨针，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白万玉接过放在手中掂了掂，又擦了擦尘土，点点头：“没错，是根骨针，几千年了，怎么在这里出现呢？”

　　按教科书划分，这骨针应属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产物，最短时间也应是三、四千年以前的，为什么会跑到这三百年前的探沟中？它从哪里来？它的出现与陵墓有什么样的联系？

　　正当他们思索着这个谜时，夏鼐驱车而来。赵其昌把骨针递上，诙谐地说，“夏所长，探沟里发现了一支玉簪，你看看。”

　　夏鼐接过，瞅了一眼，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好一支玉簪呵。”他沉思片刻，极其肯定地说：“这根骨针是随着隧道的填土，从远处迁移而来的。这就说明在陵区周围，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要想得到证实。你们不妨找找看。”

　　当地传说，各陵宝城内黄土堆成的宝顶，不是就地取土堆成的，而是来自十几里外。皇帝注重风水、龙脉，陵园内不仅不能取土，也不能用车运土，而是军民工匠排成长队，一筐一筐地从远处传递而来。文献记载，金代建立中都城就是用的这一方法，从百里之外的涿州运土。明代文献也屡有记载，陵园附近严禁破山取土损伤龙脉。看来这传说可能是事实。但龙脉的边缘在哪里？小小的骨针把工作队引向十几里外。

　　在定陵西南十五六里地方，有一片洁净的黄土，中间是大片坑洼，原有积水，现已干涸，洼地足有二万平方米。问了问当地老乡，他们说这里叫“黄土塘”。就在塘边土沿上，又采集到一些与骨针属于同一时代的陶片；再取土样与定陵的填土对比，完全一样，这就可以肯定，定陵的填土取自于此。有来龙就有去脉，沧海变桑田，三千多年前的先民遗址，而今又作了皇陵上的一g黄土。

　　实际上，这枚小小的骨针还把人引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在陵区大红门东北边的宝山下，发现了一把石斧和一些原始人做饭使用的陶罐碎片、鬲腿等，还不时出现一些时代较晚的瓦片。稍后，赵其昌和白万玉带领考古所和北京大学的老师、同行再到宝山查看时，每个人手里几乎都捡到一些遗物。他的老师，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教授当着大家的面问赵其昌：“对这个遗址，你怎么看？”白万玉凑过来说：“苏先生又要考你呢！这是你野外实习的补考，好好答，争取满分。”赵其昌笑笑，果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这是个先民理想的生活处所。第一，小山北面陡峭，山下是河，下山取水方便；第二，山南平坦，便于农耕，搭个草棚，高坡向阳。至于时代嘛，从遗物看自然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不过从那些布纹瓦片看，可能延续到汉代或再晚些，这里仍有居民在活动。”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可以及格，满分不够”。阎文儒教授又问：“怎么防御野兽啊？”赵其昌说：“北面是大河，自然的围墙，哪来的野兽。”工作队的庞中威立刻接道：“真有野兽，山下有狼窝。前不久泰陵那里一个小伙子还在洞里捉住三只狼崽子，老狼连连嚎叫几夜。要不是先把小狼捉走，肯定连老狼也一网打尽……”苏秉琦笑了：“不是说北面的防御，是说南面。”赵其昌看出老师们是在开玩笑，也转了话题：“南面的村子叫龙母庄，长陵园，是明朝为祭陵种植瓜果上贡的地方，也是程六的老家，当年程六爷盗掘了万娘娘的坟，把凤冠拿回家，他结婚时新娘子还把它戴在头上臭美呢。文献上还说，姚广孝扮作卜卦先生，帮助永乐选陵就是在龙母庄出现的……”

　　夏所长半天不语，只是微笑，最后说：“看来北京的考古图上还要标上一个点，增加个宝山遗址。你们定陵完工后，就转向宝山。”白万玉笑了：“我是赶不上了，赵公可能还有希望吧！”

　　从三千年前的先民，到三百年的皇陵，谁也没有想到，白云苍狗，变化竟这么大。而今，又过了40多年这里却盖起旅游饭店，建起高楼，与古老陵园形成强烈反差，反而不伦不类了。一根骨针引出的两条长线，就这样断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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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房突然塌陷

　　发掘工程在快速进展。为了工作方便，发掘队雇来建筑工人，在陵园内北侧的大墙下，用竹片和木板搭成十几间简易房屋。11月中旬，发掘队员由昭陵村搬入这片古松荒草拥抱的木板房定居。

　　木板房虽然简陋，却也别致。屋内用水泥掺合刨花压成薄板衬里，屋顶用石绵瓦覆盖，在这古老残破的陵园内，分外醒目，增添了不少时代气息。工作队根据人员年龄和各自的工作特点分配房间，每两人一间，剩余的两间作为接待室和仓库。

　　自搬进简易房后，赵其昌和刘精义就开始精心布置他们共有的窝。几支木箱垒起来的“柜橱”上，摆满了琉璃瓦片、瓷兽、石斧，骨针……俨然是一个小型博物馆。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图表和数字，一进门，就能清楚地看到十三座陵墓的布局和建筑形状，以及三道探沟的位置……当这一切完全就绪后，两位小伙子便叫来白万玉老人：“白老，你看这房子咋样？”

　　白万玉一见，立即露出笑：“这是一间很不错的作战指挥室呵。”白万玉说着，不经心地往床上一坐，“噗哧”一声，整个身子陷了下去，头差点撞到后边的墙板上。两个小伙子哈哈大笑。

　　“哎，这里啥名堂？！”白万玉爬起来，掀开褥子。只见床的四条腿是用四根木桩插进土里，四周用木板挡严，中间用酸枣树枝和枯草填满，上面铺上山草，最后用褥子和白布封顶。白老转身指着赵其昌的鼻子：“肯定是你小子出的鬼点子。”

　　“怎么样，白老给你也来一个沙发床？既软又暖，美观大方。”刘精义笑着说。

　　白万玉摇摇头：“我可没这福气，半夜一翻身，酸枣枝扎出来，我这把老骨头也得进万历的地宫了。”两个小伙子再度大笑起来，简朴的木板房内，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10天后的一个晚上，赵其昌和刘精义正躺在“沙发床”上酣睡，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天花板哗啦啦落到两人身上，身子被压进床里。白万玉和几个队员听到响动和两人的叫声，赶忙起身跑过来，点燃蜡烛一看，天花板蠕动着，刘精义还在下面嗷嗷乱叫。白万玉急忙叫人掀开天花板，刘精义一咕碌爬起来，长嘘一声：“哎呀我的妈――”

　　等赵其昌爬起来，和刘精义一起活动了几下身体，见未受伤，大家放下心来。白万玉摸着刘精义冒热汗的额头，调侃地说：“看来这沙发床还真叫你们做着了，要不然，就难见你的妈妈了。”

　　第二天一早，民工们围着刘精义问天花板塌落的原因，刘精义信口说：“不是木板房作的不坚固，就是鬼魂作怪！”一句话把民工们逗笑了。他们说：“还是鬼魂是假，科学是真哟！要不怎么能找到小石碑？有石碑指引还愁找不到万历？”曾几何时，长期困惑他们的“‘鬼魂”换上了科学发掘，这也许是发现小石碑后的又一重大收获。木板房的塌陷，倒成了“鬼魂”与“科学”分界的标志。民工们心中的“鬼魂”被送走得这么快，这是工作队万没料到的。

苦难的岁月

　　严酷的冬天到来了，雪花不停地在陵园飘洒，凛冽的寒风在北国空旷的原野上纵横穿梭。木板房内生起了炉火，探沟内的湿泥被冻成坚硬的土块，大家的衣服都在加厚。

　　寒冷的天气，给发掘工作和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困难。每天清晨，民工们要费很大的劲把沟内的冻土层凿开，凛冽的北风小刀一样扎在脸上，苦痛难耐。由于整天工作在潮湿的泥土中，民工的手脚都开始皴裂，工程进度明显缓慢下来。每到晚上，民工们各自回家，发掘队的六七个人，却在木板房里苦度寒夜。小小的炉火毕竟抵不住强大寒流的侵袭，况且，这炉火给大家带来的温暖也是短暂的，一旦火焰熄灭，旷野的寒风就像报复一样向木板房发起连续的攻击。朔风咆哮，枯树摇撼，鸟兽哀鸣，使这古老神秘的皇家陵园更加阴森、恐怖与苍凉。这是一个生者与死者、阳间与阴间交融的世界，这是一个恍惚飘渺于尘世之外的幽秘的生息空间，是对人类生存本能所具有的是大张力与韧力的检验场。在这里，几乎每个发掘队员都在咬紧牙关，使出浑身解数艰难地对抗着。唯独有一个人例外。面对眼前的一切，仍像平时一样谈笑风生，来去自如。他就是白万玉老人。

　　事实上，目前的十三陵和无垠的西域大漠怎能相提并论。在那更为酷烈的环境中，他以失去两个手指的代价，经受了大自然的考验，展示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在广袤的大漠深处，用双脚踩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

　　1914年，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中国西部，进行矿产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当他行至察哈尔龙关县时，感到人手短缺，决定在当地招收几个青壮年，协助工作。白万玉自幼家境贫寒，在外国人办的教堂里做杂工的父亲，得知消息，便让年仅15岁的儿子前去报名。聪明老练的安特生，面对一个个身材干瘦的穷家子弟，极不放心地进行了一次别具一格的考试。他让参试者每人拿一杆小旗，插到指定的小山顶上。一切准备就绪，安特生喊了一声“开始――”，孩子们撒开双脚，向山顶奔去。白万玉一马当先，第一个将旗插上山尖。安特生满意地点点头，收下了白万玉和另外两名十六、七岁的孩子。

　　自此，白万玉跟随安特生走进西域戈壁大漠，开始了遥远的探险途程。当他们一行穿过拉瓦克沙漠向古楼兰行进时，闯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座座天然的城堡构成了神秘莫测的迷宫。此种地形当地百姓称之为“雅丹”，也就是地理学上的“风蚀土台群”。

　　白万玉随安特生跋涉在这神奇复杂的雅丹地区，看到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层很厚的灰白色盐壳，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有时还会噗哧噗哧地陷脚。骆驼和马匹走在这坚硬如石的盐碱地上，蹄子不时地被磨出血来，从而发生严重的溃疡，无法骑用。安特生不得不下令将骆驼和马匹扔掉，率队在沙漠中用自己的双腿行走。

　　此时已进入10月，旷古幽深的西部大漠，寒风刺骨，沙石飞扬，进入夜晚，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队员们咬紧牙关，跋涉半个多月，终于走出雅丹地带。也就在这时，白万玉的手指被冻坏，最后不得不将两个已无法医治的手指割下，以保全其他手指。

　　近三年的大漠生涯，使白万玉学会了骑射、考察方法、发掘要领和绘画、照相、保护古物等具体的事宜。同时大漠风沙也把他锤炼成一条坚硬的血性汉子。1927年，白万玉再度跟随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去西域考察探险。这时的他已经趋于成熟，并在考察发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从这时起，他作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注定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留下他的名字。

　　正是得益于青少年时代这段非凡的经历和丰富的发掘经验，才使定陵的发掘工作在他的具体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他对定陵发掘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开始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程的进展，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并被大家所认识。

　　在定陵工地开掘的三道探沟中，每一道探沟的两壁都按他的要求，做成70度的斜坡，上下每隔二米作一台阶，每隔五、六米长，再留出一道竖立的墙垛，使二十多米深的探沟形成一个阶梯式结构。这种做法，完全是来自他青年时代的经验形成。

　　那是1934年，他跟随苏秉琦教授在陕西宝鸡附近发掘一个王侯墓。由于坡度太小，加上土坡的台阶之间距离过大，“轰隆”一声，土方塌陷下来，把一个民工埋在沟里。当把人从土中扒出来时，他已经停止呼吸。这一次把中央研究院拨的发掘经费全部赔偿了，发掘工作没有经费无法继续进行。这个教训，非常深刻，老人始终不能忘怀，并且经常念叨。赵其昌曾经问过他最后是怎么结局的，他说：“后来的事嘛！简直令人意想不到！”说着他吸着烟，又翘起大姆指。

　　“你知道苏先生是哪里人？”赵其昌说：“这个我可清楚，苏老师是河北省高阳县，离我们老家不远，家庭是民族资本家，生产的名牌‘双龙珠’棉布，专门抵制外国的‘洋布’，远近闻名。”白老得意地笑起来：“对啦！他们家西安也有纺织厂，是他的兄长秉璋先生经营。宝鸡工地出了事，发掘费没有了，苏先生叫我去西安，我带了一个民工，连夜奔到西安，见了他大哥，送上信函，他看了信当然明白，我又补了句‘二先生叫我来取钱’。大先生非常客气，说：‘明白！你们先吃饭吧！’没等我们吃完饭，五百元现大洋已经包好，分装在两个麻袋里，我们没敢耽搁，背着它又赶回了宝鸡。”白老真的有点激动了，涨红的脸，手捻着纸烟头：“赵公！五百块银元现在合多少钱？当时也能买几百袋白面！你也许说以后再还帐！其实，谁还？还谁呀！这就算舍已奉公，补助了发掘费！我经手我知道，我不说谁知道？这就是考古学家的风格！”白老再次激动起来，翘起姆指又意味深长地晃了两下。

　　那是一座小墓，工程出土量自然不能和定陵相比。正因为如此，白万玉老人才格外慎重，每天都要对土层进行详细检查，做到万无一失。

[Apache]

年夜篝火

　　1957年的元旦节到来了。

　　清晨，工作队员们从屋里出来，惊讶地发现陵园里铺满了一层厚厚的白雪。苍松翠柏，楼阁殿宇，宝城宝顶都穿上了一层素白的银装。太阳悄悄地从东方的虎峪山探出头来，满面羞容地窥视着这个宁静宽广的世界。阳光如丝，穿过茂密的松隙，透射到雪地上，散发出金黄色的光芒，金辉银光映衬着朱红色的宝城，使这座皇家陵园分外旖旎与壮美，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一个童话的世界。

　　这是上帝与大自然的双重馈赠，这是千百年来人类探寻和幻想的梦中乐园！

　　民工们踏着积雪，三三两两地来到陵园，聚集到木板房前。那一张张黧黑憨厚的面庞，荡漾着很少有过的激动与欢笑。工作队决定，元旦放假一天，上午集体会餐，下午自由活动。这样的假日生活，对于常年匍匐在土地上的农民来说，也许是第一次享受。

　　那个曾经在定陵发掘中铲下第一锹土的民工队长王启发，满头冒着热汗，把饮用水从二里多地的九龙池挑进陵园伙房。他穿一件半旧的棉袄，腰扎一根稻草绳，裤管用麻绳系住，显得格外干练和精神。两个水桶一前一后，动中有静，轻松和谐。随着扁担在肩上悠悠起伏，两个用兔子皮制成的棉帽耳也不停地扇动，整个身体的轻松与和谐，恰似一个杂技演员在钢丝绳上表演绝技，逗得民工们和工作队员个个捧腹大笑。

　　正午的阳光照得雪地刺人双眼，每个人的心中都涌荡着一股暖流。伙房前大棚下的一溜长石条上，摆着酒菜，浓郁的香气在这清净的空间弥漫，钻进大家的鼻孔，不喝自有三分醉意和激情。赵其昌举起碗中的白酒，望着一张张粗糙而充满激情的脸，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说道：“各位前辈和兄弟，大家为发掘定陵聚到一起。半年来，起早贪黑泡在泥水中，克服了技术上和生活中的困难……”赵其昌突然声音发哽，不再说话，接着眼里含满了泪水，大家惊讶、不解地望着赵公这个莫名其妙的举动。现场一片寂静。他们怎么能够想到，此时的赵其昌已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之中……

　　每天中午，民工们都是自带饭菜，在陵园就餐。柴锅上架着的蒸笼一打开，便露出一包包用地瓜叶、萝卜缨、豆叶掺和着少许的玉米面、地瓜粉做成的菜团。每当他看到民工们拖着疲乏的身子，满脸泥水地走到笼屉前，抓起菜团狼吞虎咽般的情景，心中便一阵阵痛楚。共和国已经建立七、八年了，作为新中国的主人，仍然要以吃糠咽菜维持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哀。而更让他心酸和不安的正是这样一群破衣烂履的农民，毫无怨言，耿耿忠心地从事新中国第一座皇陵的发掘，尽管他们并不清楚地了解发掘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也正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伏卧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用血肉之躯担起共和国的重负，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尽管他们尚不明白这苦难的渊源和自己付出的代价。但是，面对这行进路上的斑斑血汗，我们的共和国应该知道！

　　白万玉见赵其昌说不出话，便端起碗接着讲下去：“感谢各位兄弟的支持，我们的发掘工作才终于有了眉目。下一步困难将会更大，甚至要有生命危险，还望兄弟们像从前一样咬咬牙挺过去。来，大家干！”

　　众人起身，端碗在胸，相互对望片刻，一昂头，一饮而尽。

　　王启发脸上翻起淡淡的红润，刚才的滑稽荡然无存。他端起第二碗酒，缓缓站起身，面色严肃而激动：“以前我们队里的民工，包括我自己在内，曾受鬼神之说的迷惑，做了些不该做的事，给发掘队的同志带来麻烦，也耽误了工程进度。事情过后，大家都很难过，想和赵队长、白老在一块说和说和，又觉得不好意思。今天，我代表大家说出来，并保证今后的发掘无论出现啥事，我们豁出命，也要完成……”“叭！叭！叭！”赵其昌带头鼓掌．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聚会是如此融洽，如此心心相印，彼此沟通。大家喝下的已不是高梁与酵母混合而成的液体，而是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情感交融的生命的甘泉。

　　夕阳西下，夜幕悄悄降临。民工们回到了自己家中，陵园里又显得肃静孤寂起来。木板房前的雪地上，架起了干柴。工作队员的篝火晚会随着烈焰的升腾而喧闹起来。

　　几个年轻人吵吵嚷嚷你推我让的指着对方出节目。还是白老自告奋勇：“我出个对联，大家来对。谁对上了就给谁一大块烤地瓜”

　　“好主意！”大家一片喊叫着。

　　白万玉先是用手搓了把红红的脸膛，沉思片刻，充满自信地吟念道：

　　“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

　　刘精义眨眨眼睛，把手向空中一举，大声喊道：“我来对――喝酒论碗，你四碗，我五碗！”

　　“轰――”大家一齐笑起来。十七岁的冼自强讥讽道：“刘精义，你就想着喝酒，死后非变成一个酒鬼不可。”

　　赵其昌赶忙站起来说：“这不只是对联，是文字游戏，把‘冻’‘洒’二字拆开，‘东’有两点，‘西’有三点，其实也好对，‘切瓜分片，竖七刀，横八刀’。把‘切’和‘分’也拆一下看！”

　　大家一阵喝彩：“对得好！对得好！”白老不顾大家的喧闹，继续说：“还没完呢，你们听好――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这次没人举手叫喊了，大家都抬头望着夜空，默默地想着下联。白万玉不无得意地摸着下巴的胡子，用挑逗的眼光扫视着大伙。

　　“今岁年尾，明朝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

　　赵其昌一口气对完，站起来围着篝火转了一圈。

　　“好――”大家再度欢呼起来，白万玉望着赵其昌不服气地说：“好小子，没白喝了墨水呵，我再出一个，若再被对上，我就认输了。上联是：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添一岁。”

　　白万玉甩出最后的杀手锏，盛气未消地注视着大家。像一只红脸公鸡，作出格斗的准备。

　　刘精义捅捅赵其昌：“怎么样，就看你的了，你要不行，我就出马。”

　　“你出‘炮’也不行。”队员李树兴实实在在地将了刘精义一军。

　　赵其昌笑笑，用手轻轻拍拍脑门，胸有成竹地说：“看来我是赢定了。大家把耳朵挖一挖，好好听着――家家户户，说说笑笑、欢欢喜喜，同过新年。”

　　“噢――”队员们都跳了起来。队员王杰捅了捅冼自强、曹国鉴，他们捡块石头，偷偷扔进火堆，一股火星腾空而起，扑到大家身上。白老向后一退，“扑通”一声被一块木柴绊倒在雪地上。众人见状，忙止住喧闹，庞中威赶忙上前扶起老人，帮他拍打着身上的雪粒。白老摇摇头，嘴里嘟哝着：“你这孩子，你这孩子……”

　　喧闹过后，篝火渐渐熄灭，天气越发寒冷，队员们不得不回到屋里，围住火炉取暖。大家都感到意犹未尽，余兴未了。于是，刘精义鼓动白老讲故事――“考古杂谈”。

[Apache]

　　白万玉没有推辞，借着酒兴，声情并茂地讲起西域探险的奇特经历。也许他这时才感到，只有这段经历才不会在这帮小伙子面前“失败”。这是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只有他才独有的“传统节目”。

　　“我跟安特生来到罗布泊，这个世界著名的湖泊早已干枯，湖底翻着白花花的盐碱，找不到一滴水，大家有些绝望了。在这之前，我们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英库勒北行，跨过孔雀河，在那里重新备足水后，沿库鲁克干河床来到罗布泊。这时大家的水已用光，每个人都口干舌燥，精疲力尽。忽然，大家发现有一个人远远地躺在沙滩旁，跑过去一看，这人的两只胳膊深深地插在沙土中，整个身体已变成僵硬的木乃伊了。大家不由地吓出一身冷汗，默默地站了许久，才用沙土把他埋掉。那时，我们都在心中暗想，这个木乃伊会不会就是自己不久的归宿呢？”

　　“大过年的，别尽讲些死尸吓唬人，还是讲点好听的吧。”没等白老说完，刘精义他们又叫喊起来。

　　白万玉看了刘精义一眼，默默地点点头，狠劲地吸着烟，随着喷出的浓雾：“今天过节，就依你们了。讲点好听的。”

　　“大约是二十年代，我跟随安特生来到甘肃，在民勤县发掘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不少完整的彩陶罐。正在得意之际，不想突然来了几位彪形大汉，二话没说把我按倒在地，拳打脚踢，狠打一顿，还骂骂咧咧。当地的口音我也听不懂，还是雇佣的发掘工人悄悄地告诉是不能挖祖坟，不仅打，还要送我去见官，入大狱。”

　　“你挖人家祖坟可不就入狱呗？”不知是谁说了句。

　　白老急了：“几千年前的遗址哪里是祖坟！是谁的祖坟？何况根本又没有坟头。黄河上游，要说是祖坟该是中华民族的祖坟！……咱们接着讲，我被五花大绑装在牛车上送往县城，在县城街上一过，一下子震惊了全城，男女老少，满街满巷，争看捉来的‘盗墓贼’，”白老一兴奋，站起来双手比划着什么叫“五花大绑”，躺在牛车上的姿势……。

　　这么一来，曹国鉴乐了，笑着插嘴说：“嘿！白老可风光了！一生中没见过这么大场面吧！”

　　白老接着说：“什么？还风光呢！差一点打死我，就仗着当时年轻。要说场面可真不小，足有上万人！……说来也巧，正巧被人群中的邮政局长看见了，一见是我白蕴山――那是我的字，那时对外我常用这名字，他赶紧出面制止，立刻找到县长，在县大堂前的院子里把我放了……。安特生给我寄发掘经费时，几百元现洋可是大数目，取钱邮局要证明，我找到邮政局，说明情况，认识了邮政局长，晚上没事，还一起打过麻将牌。外国人安特生派我考古的事，县长也知道，人是放了，他也怕惹出麻烦，又由县长出面摆了酒席，为我‘压惊’，表示歉意。”

　　从城里赶到工地来过节的高德本，越听越兴奋，赶紧递给白老一支香烟，笑眯眯地说：“白老！人家曹国鉴没有说错！县长请客还不风光？”白老接过烟，点燃，还没吸便摆摆手说：“德本，打了个半死，我哪里吃得下喝得下呀！再说，你哪知道，县长出面，名义是为我‘压惊’，是我掏钱请人家呀！”

　　大家一听，顿时都大笑起来，情绪越来越高，吵吵嚷嚷，“讲下去！接着讲！……”不知又是谁说了句：“白老！你考古中有花花事吗？”一听“花花事”，白老可真来劲了！“有！有哇！听着！”

　　“那年，在甘肃酒泉附近的一个村庄住下，想不到隔壁邻居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她不但人长得漂亮，心地也好。见我大冬天还穿着薄薄的夹袄，就偷偷缝了棉袄、棉裤送给我。出于感激，我就送她些在野外发掘中捡到的稀奇古怪的小东西，有时还给她一些钱，日子长了，就产生了感情。我们两个经常在一块谈天说地，感情越来越深，最后都觉得难舍难离了。但是，最后还是分手了，因为我还要随安特生西行。分别的那天早晨，天下着毛毛雨，她站在门口依依不舍哭成了泪人儿……”说到这里，白老的眼里溢出浑浊的泪水。他无限深情地叹口气：“唉，一别几十年，也不知现在那个小寡妇咋样了，兴许早已离开人世了。”

　　屋里极静，大家都沉浸在故事之中，似乎随同白万玉一同回到了西去大漠的岁月，咀嚼着难忘的痛苦，回忆着那欢乐的时刻――爱情的回忆，永远是一朵玫瑰色的彩云。即便是痛苦的回忆也觉得有一丝甘甜！

　　赵其昌望着白万玉老人的泪眼，极其深情地向大家建议：“来，咱们也像电影上那样，唱一支歌，为白老那段美好的爱情祝福吧。”

　　“对，唱一支歌。”刘精义抬起泪眼，随声附和。

　　“唱什么歌？”冼自强问。

　　“唱《我的祖国》咋样？”刘精义激动地站起身。

　　“就唱（我的祖国》”，赵其昌说着，也站起身，领头唱道――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
　　姑娘好像花一样，小伙子心胸多宽敞。
　　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

　　歌声由弱变强，越来越大，穿过木板房，在幽深凄凉的皇家陵园回荡。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歌声嘎然而止，大家惊异地望着屋里崭新的电话机，谁也没有去接。这部电话自昨天安好，还没通过一次话。是谁有这么快的信息，得知定陵工地已安装了电话？

　　惊愣片刻，赵其昌上前抓起话筒。

　　一个高亢宏亮的声音传来：“是定陵工地吧？我是吴晗。”

　　“呵，是吴副市长的电话！”赵其昌一把捂住话筒，转身对大家说着。屋里的人都惊奇地围上来。

　　“今天刚听电信局的同志讲，电话安好了，这是个盛事呵！这大过年的你们坚守在工地，够辛苦的！你告诉大家，我向他们问好。告诉白老，祝他身体健康。”

　　“是，我一定转达您的问候。”赵其昌带着轻微的颤音回答。

　　“你那个当中学教师的姑娘怎么样了？”吴晗的话音再次传来。

　　赵其昌紧攥话筒，没有立即回答。他自北大毕业不久，便结识了一个中学教师。姑娘很美，也很有才华，两人甚是谈得来。自从赵其昌来到定陵后，关系逐渐疏远，终于在一个月前，赵其昌收到了姑娘的绝交信，理由是：“你经常从事野外工作，将来对家庭不利。”

　　赵其昌嘴唇蠕动了几下，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抽搐，压低嗓门说道：“吹啦――！”

　　那边沉默了片刻，又传来爽朗的声音：“以后到定陵帮助工作的单位越来越多，我估计肯定有漂亮的姑娘，你可不要错过时机呵！”

　　赵其昌脸上泛起玫瑰色的彩云，没有说话，只是淡淡地一笑。

　　之后，白万玉、刘精义和其他队员分别和吴晗通话，相互问候、祝愿和慰勉。

　　这一夜，小木屋里的炉火一直燃到东方欲晓，雀唱鸡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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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来去的“嘉尔曼”

　　有一次，夏鼐病了，住在昌平小汤山疗养院，赵其昌去看他。闲谈中赵其昌问：“梅里美这家伙是干考古的吗？”夏鼐一愣，接着笑了：“怎么，你在看《嘉尔曼》？那你上了大当了！我早年看过原文版。”赵其昌涨红着脸，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原来，《嘉尔曼》是法国作家梅里美以考古家自居，采用第一人称写的一部爱情小说，男主人公唐・育才是一个强盗。女主人公嘉尔曼是一个吉普赛姑娘，娇美而粗野，冷峻又多情，在赵其昌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自从读了这部作品，他便渴望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有一个嘉尔曼向自己走过来。

　　他在默默地等待着这个机遇。

　　元旦过后，定陵发掘工地又加紧了工作进度。为了尽快打开隧道大门进入地宫，发掘委员会决定把人力运土改为机械化搬运，以传统的考古方法和现代化设施相结合，闯出一条考古发掘的新路子。

　　在材料和设备运来之前，又必须先修道路。发掘委员会和交通部门协商，对定陵前的土路、石桥进行修整和建造，并铺设北京通往昌平县城的柏油马路。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交通部的支持，部长章伯钧大笔一挥“速办”，并指定整个工程由交通部公路总局负责施工。

　　定陵前的漫水桥刚一建成，一车车的机械设备便运往发掘工地。北京市房屋建筑工程公司派出技术人员，来现场安装机械设备，在探沟两侧打下木桩，立起木架后，把柴油机和卷扬机安装停当，再把两道小型铁轨从宝顶伸向探沟旁，由铁斗把探沟内填土提取出来，倒入矿车，再由翻斗矿车把土运出。这个庞大的安装工程，直到三月底才得以完成。

　　四月四日，机械化出土正式开始。当柴油机发出隆隆的轰响，卷扬机载着湿漉漉的黄土送出探沟时，工地上立即沸腾起来。以此种方法进行陵墓发掘，是世界考古史上未曾有过的先例。

　　与此同时，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主任朱欣陶也来到工地，协助发掘队的工作并着手筹建定陵博物馆。队伍在不断壮大，工作量日日加重。在进行定陵发掘的同时，发掘队又买来一台林哈夫牌高级相机，开始系统地拍摄有关十三陵的照片，以备日后博物馆采用。

　　一天，赵其昌正在宝顶一侧检查运出的土质，突然身后传来一声银铃般的声音：“请问您是考古队长赵其昌吗？”

　　赵其昌站起身，顺声望去，话没说出，脸却腾地涨红起来。

　　面前站着一位眉清目秀的姑娘，齐耳的短发，遮掩着白皙而略带红润的脸庞，小巧的鼻子薄薄的红唇恰到好处地镶嵌在面庞上，更显出她的风采与神韵。一件夹克式上衣裹住匀称的身材，朴素中透出大方，文静中显出灵气……赵其昌呆愣着，粗黑的脸上火一般地发烫，心在扑扑地跳动，脉管里的血液在剧烈地流动奔涌……。眼前的姑娘不正是心中向往已久的“嘉尔曼”吗？今天，她正微笑着，神话般地走来了。

　　“你是……”赵其昌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尽量不露声色地问。

　　“我是公路局工程队的技术员，学公路的，负责技术指导。现在我们正在铺修定陵门前的公路，想找你们考古队一块研究一下具体施工方案。”姑娘说完，淡淡地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你看什么时间合适？”

　　赵其昌想想：“晚上吧！我带几个人去找你。”

　　“不用了，还是我找你们吧。”

　　姑娘说完，又如一朵彩云，飘然而去……

　　在考古队，赵其昌不能不算一个怪人，从性格到爱好，有时真叫人难于捉摸。他生就的一副好身体，个子不小，粗黑又健壮，中学时就踢足球，大学里又参加了校篮球队，长跑时一高兴就驮上沙袋围着大操场跑上两圈，汗也不擦又走进图书馆，扎在书本里，聚精会神，一坐就是三个钟头。这种矛盾的性格到定陵又有发展，为了啃完一部厚大的线装书，他能从早到晚足不出户，中午随便抓起一张大饼抹上芝麻酱、辣椒面，随吃随读，通宵达旦，次日一早又去爬山了。他宁肯从山崖上抽几根灌木条来编一个兔子窝，弄几棵小草去戏耍兔子小崽儿，也不去睡上一小觉。他说：“劳动是休息，爬山也是休息。”这一切都被姑娘听说了，看到了，使她迷惑不解。城市的姑娘，自然有她的理想，她只想把公路铺得平平的，修得长长的，给千万人带来方便。但是今天，她已远远不满足于这一点了，她想探索一下这匹野马的本性，有时还试着想制服它，或者骑上它在平坦的公路上奔驰，天涯海角地跑下去；有时甚至梦想参加他们的考古队。

　　一个阴雨天，姑娘突然跑到赵其昌的小木屋，雨衣一甩，把他手中的书本夺过来一扔，就嚷嚷起来：“白老的探险我听腻了，今天休息，你得给我讲讲你！你的流亡生涯，讲不好我不走……”有点撒娇，却又一本正经的。

　　其实，赵其昌的年龄并不大，经历也并不复杂，道路倒是充满了曲折。他出生在河北省号称“药都”的祁州（安国县）乡下，祁州的“药王庙”闻名遐迩，又和元曲大家关汉卿有乡曲之谊。日本鬼子来了，学堂上不了，书念不成，受了点封建诗书家教。他经历过“五一大扫荡”，“三光政策”，见到过“大日本皇军”用刺刀杀人，一片血淋淋，可把他吓坏了，随着药材商人跑到了国统区的洛阳，去寻找在国民党部队当军官的父亲，在那里考入了河北省立流亡中学。第二年日本进攻洛阳，他又随着流亡学校西迁，开始了流亡生活。

　　只要一提到他那流亡学生时代的生活，赵其昌还总是那么一往情深。他把讨吃、要吃有时是抢吃的叫化子式的生活比作诗、比作画，那饥寒劳顿早已忘光了。他认为一生中也许只有这一段生活值得回味，潇洒、惬意，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今天面对这位短发女郎的提问，他像是回到了童年，一派天真，回答问题又严肃得像幼儿园考试。

　　“你到过洛阳吧？日本鬼子一进攻，我们是一溜烟儿逃出这九朝故都的，最初还带着书本，背着行李，最后都扔光了。沿着伊水西行，踏上伏牛山羊肠小径，又穿过‘兰关’天险，步行三个多月才到达古城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没过多久，又沿着左宗棠西征的驿路到达甘肃，穿过天水，在秦安县泰山庙才安定下来，结束流亡生活，补习荒疏将近一年的初中功课。刚逃出洛阳，路过伊川县，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宋代大儒‘二程夫子’的家庙，又在白杨古镇卦摊算了个卦，卜卦先生说我命运不好，一生坎坷，我不信他的胡掐。向我要卦礼，‘卦礼’就是要钱，我没有，把历史课本丢给他了，让他学点历史知识，开开窍。说到坎坷，那山路才真坎坷，不过风景可美极了。美术教师翟先生，沿途不住地写生作画，让国民党大兵给了两耳光，说是特务画地图，同学们围着大兵起哄，大兵急了，要开枪动武，差点闯出大祸。在龙门大石佛前，我真想过出家，可是那里只有石窟造像，飞天、力士、佛祖、菩萨，没有庙，也没有和尚。在甘肃天水，我登过麦积山，不过我们的一位好同学登山失足，滚进了深渊，从此我对这佛教圣地失去了敬意。在秦安县城发现了一块刻石，刻着‘羲皇故里’，这里是先祖伏羲的老家。我高兴极了，原来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发迹！就深深鞠了三躬，仍不尽意，又磕了一个头，算是对华夏祖先赤诚的崇敬。当地还传说（三国演义》中马谡失去的‘街亭’就是当地的‘街泉镇’……”

　　姑娘听得不耐烦，忽然站起来，大声说：“什么故里、古迹，我没去过，不爱听！你太高兴了，我生气！讲你的痛苦，痛苦！你痛苦我才高兴！”

　　赵其昌一怔，半天不语。过了一会，儿，低着头念叨：“痛苦！痛苦是有的！不过不是那个时候，而是后来，直到现在……”

　　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学校是公费，而公费生绝大多数都参加三青团，赵其昌也在其内。他功课在全年级排第一，得过奖学金，当过服务生，刻蜡板，打工糊口，参加过夏令营，当过小头目，上高中还当选过一任学生自治会主席。解放后的历次运动，这些都要交待，再联系到家庭、父亲等等历史问题，处在反革命边沿上，就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了。所以这一段流亡，并不是诗，也不是画，更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而是现实，一次一次说不完的痛苦现实。

　　“课堂上讲不完的旧石器、新石器、陶片瓦片，它距离现实又太远了。有时候我后悔，还不如考个地质系去做一名地质队员，山南海北、大漠沙荒去找矿，找不到金矿银矿石油矿，就登上高山断崖，双眼一闭，身体向前一倾，一了百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赵其昌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激动，有时消沉，谈起话来杂乱无章，有时夹杂几句粗俗的比喻。姑娘紧闭双目，无心再听下去，偶尔眼角滚出几滴泪珠。小木屋一片寂静。外面那恼人的雨，淅淅沥沥，却越下越大起来。

　　三个月后，姑娘不再来木板房了。朱欣陶老人问发生了什么事，赵其昌眼含泪水回答：“我把家庭历史问题都告诉了她……”

　　1957年是个多事之秋，全面彻底地清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号角已在中华大地吹响。这是一个滋生政治激情的时代。对于他们的分手，似乎没有人表示不理解，分手是正常的，不分手才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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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人终成眷属

　　199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到十三陵特区的裕陵村，寻访一个期待许久的爱情故事。

　　三间不大宽敞的屋子里，高保发坐在案桌前，就着一袋花生米，自斟自饮。儿媳妇在外屋做饭，小孙子在一边蹦蹦跳跳地玩耍；儿子干活还没有回家。不太明亮的屋子里弥漫着炊烟，使人感到沉闷和窒息。

　　这是一个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家庭。也许我们心中装着过去的那段美好时光，才对今天的这个家庭生发更多的悲壮和惋惜之情。

　　要不是当初他遇到这个女人，并发生了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或许三十年后不会有那么多人记得住他的音容笑貌，尽管他也曾做出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轰动发掘工地。

　　高保发在众多的民工中，并不特别显山露水，那时他才十八岁，十八岁的人生并未成熟。他像大家一样整日默默无闻地在探沟里劳作。

　　突然有一天，他的名字在民工中传开，起因是为一把铁锹。

　　每天早上一开工，民工们就一窝蜂地拥向工棚争抢轻便而顺手的铁锹，不然就只能拿到既沉重又蹩脚的工具。有天早上，高保发抢到一把锋利的铁锹后，心生一计，收工时不再把工具放回工棚，而是偷偷用土埋起来，第二天再不慌不忙地原地取出。一个月后，秘密被发现了。一个民工等他心安理得地走后，又悄悄扒出来，换一个地方埋好。次日一早，高保发像从前一样来到原地，扒了半天却不见踪影。民工们哄然大笑，他只好红着脸，去工棚捡了把最差劲的铁锹走下探沟。从此，高保发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他竟从八米多高的木架上摔下来，而安然无恙！

　　第二道探沟的发掘工程一开始，发掘队就找来会做木工活的民工许进友，在探沟两侧搭起一个脚手架，当探沟挖下两米深时，便由人站在脚手架上一筐筐向外提土。

　　一天，探沟继续挖入地下7米，高保发站在脚手架上正一筐筐艰难地把泥土从沟里提出。突然，“轰隆”一声，脚手架木板断裂，架子倒塌，高保发向探沟跌去。

　　一切急救措施在此时都是徒劳，只有瞪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望着他下沉的躯体，等待命运的判决，刹那间高保发在大家的心中，伤残或死亡已成定局。因为他的身体上面，跟着落下来的是沉重的木板。然而，奇迹发生了：高保发落地后，一个急滚翻，滚到一堆刚挖起的泥土上，沉重的木板砸在离他头部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吓得大家出了一身冷汗。他爬起来，没事一样扑打扑打身上的泥土，傻乎乎地走出探沟。高保发从此名声大振，也有人预言：“高保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预言，不久便得到了应验。

　　工地从机械化发掘后，原来的民工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发掘队又从附近农村招收了一批民工，其中六名是不足二十岁的姑娘。因为有了女性的存在，工地生活便丰富多采起来。

　　一天上午，大家正坐在松柏下休息，刘精义突然提议要小伙子和姑娘们轮流唱歌，虽然得到一致响应，但没有人愿意出场。最后高保发自告奋勇，站出来唱了一首《达坂城的姑娘》。

　　欢笑过后，临到姑娘出场。她们更是羞涩，捂着脸不肯露面。最后还是白万玉老人撺掇，让十七岁的刘桂香登场。

　　刘桂香身材矮小精干，好说爱动，俊俏的瓜籽脸总是露着微笑，很是惹人喜爱。她只上过小学四年级，便弃学务农，平时大家都叫她“四年级”，只有很少场合、很少的人才亲切地唤她一声小刘桂香。

　　小刘桂香不再推辞，红着脸，甜甜地唱了一段《送情郎》：

　　送情郎送到那大路旁。

　　两眼相望无话讲

　　太阳升起天已亮

　　妹妹心中发了慌

　　伸手抓住郎的武装带

　　泪水如珠溅到情哥哥的身上

　　……

　　事情如此简单，高保发一首《达坂城的姑娘》，刘桂香一曲《送情郎》，竟成为他们感情的纽带和爱情的催化剂。两个年轻人不知不觉地相爱了。

　　小刘桂香身体单薄，每遇重活，高保发总是不声不响地前来帮助。小刘桂香见高保发衣服破烂，便悄悄地给他缝补，并送些绣花鞋垫之类的东西给高保发，以示感激和爱恋。1958年9月21日定陵地宫打开后的当天，他们在陵园的小木屋举行了婚礼。这是定陵发掘两年来唯一的一对终成眷属的有情人。他们当初的恋情及友谊，历经三十余年，仍被同期劳作的人们熟记与怀念。

　　遗憾的是，当我们来到高保发家中，要亲眼目睹一下这位充满浪漫与传奇色彩的女性时，她已因患病无钱医治，离开人世整整二十年了。所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散发着青春气息、永远面带微笑的照片和这个破碎悲凉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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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定陵之主

21岁的青年皇帝，即着手预建自己的陵墓。群臣踏破青山，遍选吉壤；梁子琦争功未成，反遭贬罚之祸。一场场惊险奇特的故事之后，定陵开始了长达6年的建造――

“吉壤”纷争

　　从1582年冬天到1583年春天的几个月，万历皇帝的情绪陷入了紊乱。继张居正之后出任首辅的张四维，洞察主人心理后，经过一番苦思瞑想，终于得到了一条计策，他建议万历修建寿宫，以消除张居正事件引起的不快。万历皇帝欣然同意。

　　事实上，早在1580年3月，不满18岁的万历皇帝第一次到天寿山谒陵时，就开始考虑建造自己的陵寝了，只是当时担心张居正等人劝阻谏争，所以此次谒陵并未公开提出预建自己寿宫的想法。张四维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此时不允，更待何时？于是，在张居正病故仅七个月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布谕旨：“朕于闰二月躬谒天寿山，行春季礼并择寿宫。”

　　许多年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对于刚刚步入21岁青春年华的万历皇帝来说，这一看似奇特的抉择，当然并非是他认为自己死期临近。有研究者认为张居正的去世，使他越来越感到群臣阁僚们并没有把皇帝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机构来看待。万历虽然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如果仔细地回忆万历的人生，就不会遗漏这件事以及万历在这件事情中所表示的思想脉胳及人生感悟。那是1583年春，恰值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要亲自主持殿试。这次策文的题目出人意料地竟多达五百字。他询问那些参加会试的举人，为什么越想励精图治，后果越是大臣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松弛？

　　答案显然是无法靠几个参试的举人能准确地找到的。此时的万历皇帝陷入了更加沉重的精神重压中，他唯一的希望和寄托，就是接受这精神上的活埋。

　　这次预筑寿宫出乎万历意料的是，不但没有遭到廷臣的劝谏和阻止，反而得到了极力迎合：“我皇上欲因春礼预择寿宫，宏度卓识，其与三祖（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作者）同符。臣等不胜钦仰。”

　　对廷臣如此迎合的态度，这是万历皇帝所始料不及的。事实上，直到他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廷臣在他所干的其他事上，横加干涉、屡屡进谏，而对此事却如此宽容和谅解？也许，群臣们认为，此时的皇帝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后代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正值青春年少，但是已为人君而且御宇十年，具有足够的资格当此殊荣了。

　　根据张四维的建议，此项工程参照明世宗在嘉靖十五年选择山陵的惯例，先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及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前去天寿山先行选择“吉壤”二、三处，以便于皇上在谒陵过程中钦定。

　　1583年2月4日，礼部首次派遣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工部派出督水司主事闫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阴阳术士连世昌等人，赴天寿山先行勘踏选择。

　　陈述岭一行来到陵区以后，开始了紧张而认真的勘察，足迹遍及陵区大小山丘、平原河流，经过一番冥思苦索地选择之后，于2月14日返回北京。第二天礼部向皇帝呈奏了他们的选择方案和图示，礼部题：“据祠祭员外郎陈述岭会同工部督水司主事闫邦等先诣天寿山，四顾相视，择得永陵东边一地名谭峪岭，昭陵北边一地名祥 子岭，东井南边一地名勒草洼，俱为吉壤。”

　　万历皇帝览阅之后，急命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张四维、司礼太监张宏及通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同去校勘。

　　徐文璧一行来到陵区，按图示登上谭峪岭，俯首观望，整个陵区尽在眼底。虽是二月早春，草木尚未发芽吐青，但置身山中，却分明感到一股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每到太阳初升的早晨和日落的黄昏，山下的青松翠柏之中便升腾起茫茫白雾，春风荡过，白雾飘缈起伏，在殷红的霞光中闪烁着彩绸般的光泽。青松、霞光、白雾恍如人间仙境，的确是兴建寿宫的好地方。

　　徐文璧一行看过谭峪岭，又先后来到祥子岭和勒草洼勘察。这里虽然和谭峪岭不同，却也有独特的风格和不容忽视的地理特点。就总体而言，和谭峪岭难分上下。

　　二月底，徐文璧、张四维等人回京，向皇帝呈奏：“三处地址确为吉壤。”

　　三处俱吉，自然不能俱用，只能从中选择一处，作为寿宫之地；而这个选择，只能由皇帝自己钦定。于是，万历假借恭谒山陵行春祭礼为名，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进行第二次“谒陵”。

　　圣旨一下，朝廷内外一片忙碌。礼、工、兵各部，按照自己的职责，仔细地做着准备。到闰二月九日，突然狂风大作，黄尘蔽日，群臣无不惊慌失措。内阁首辅张四维认为天时不利，前行无益，并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谨出入”条，谏止皇帝放弃这次“谒陵”。万历选择“吉壤”心切，不顾张四维的阻谏，毅然传旨：“已将成，不敢中止”，决定继续前行。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30名，大汉将军300名，其他武装军校四千余人，浩浩荡荡，向天寿山行进。

　　御驾尚未出动，京城便开始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戒严事宜。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声势浩荡显赫的队伍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室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歇息住宿。在几十里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不能稍有差错。

　　万历发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赴天寿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备用“飞云辇”，不知何故突然起火。侍卫们赶上前扑救，总算保住“飞云辇”，未酿成大灾。这次事故，群臣再度大惊失色，议论纷纷。张四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即劝万历停止前行，但未得同意。

　　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万历此行的目的是很明显，主要是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既然以谒陵为名，那么谒祭在所难免，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此，在出发之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十四、十五两日，万历在拜谒完长、献、景、裕、茂、泰、康、永诸陵之后，还要亲祭长、永、昭三陵后边的主山，后经张四维谏阻，才勉强作罢，只命驸马等人去代行祭礼，以示诚意。

　　十六日，万历率队依次到祥子岭、谭峪岭、勒草洼三处详细察阅后，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十八日，万历回宫，并立即谕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见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万历：“臣等既已寡昧，请允许张邦垣多带些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对于这个奏本，万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声色，当即给予允可。并谕令：“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万历的这一谕旨，不但未给礼、工二部带来方便，反而加深了选择“吉壤”的难度，以至最后矛盾重重，并生出许多阿谀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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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交锋

　　就在礼、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紧锣密鼓地赴天寿山再择“吉壤”之际，有个名叫梁子琦的通政司左参议，感到建立奇功的机会到来。于是向万历陈奏：“臣子琦自幼深晓地理风水，请命臣前去天寿山选择吉壤。”

　　万历览奏后大喜，想不到本朝还有这么多的奇才，急命梁子琦随礼、工二部一同前往核视。梁子琦获悉皇帝对自己的陈奏和才华十分赏识，便在实地踏勘中别出心裁，处处与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及术士连世昌意见相反。礼工二部及钦天监等人从东山口至九龙池逐一察看，终于选中了形龙山、勒草洼前、大峪山、宝山、平岗地、黄山岭等六处“吉壤”；梁子琦个人择得黄山一岭、黄山二岭、团山、珠窝圈、石门沟山、蔡家山、长岭山、景陵左山等八处。三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将本部及钦天监择得的六处和梁子琦个人择得的八处，一并呈给万历皇帝。万历览奏之后，谕令部、工二部再行实际踏勘，从十四处中选择最上吉地三、四处并绘图来看。

　　四月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梁子琦得知自己选择的石门沟山被列为“吉壤”，内心十分欣喜，仿佛看到大明帝国的高官厚禄就在眼前了。

　　令梁子琦遗憾和痛恨的是，首辅申时行的出任，使他失去了这次加官进爵的机会，最终落得贬职闲居的下场。

　　张四维继任首辅不到一年，父亲不幸病逝。张四维无法像张居正一样，再来一次“夺情”，只能离职守制，在此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在居丧将要期满之时又突然患病不起。恰在这时，比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先后病故。命运之神自然地把这位资历最浅的大学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边。

　　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奉迎见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他的过失，作为自己上台的资本。他和张四维的差异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两天后，申时行等人回京。

　　八月二十四日，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呈奏：臣等谨于八月二十一日恭诣天寿山，将择过吉地逐一细加详视，尤恐灵区奥壤伏于幽侧，又将前所献地图自东往西遍行复阅，随据监副张邦垣等呈称，原择吉地三处，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梁子琦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首辅申时行与礼部尚书徐学谟故意与自己作对，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击徐学谟，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大怒，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感到形势严峻，大祸欲临，只得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偏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们的陈奏自然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于是，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梁子琦的陈奏，使徐学谟被罢职的同时，自己也遭到了惩罚。然而，这个惩罚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信号，不久之后，还将有更大的灾难落到他的头上。既然他已触犯了这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就必须付出终生代价。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首辅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之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知道面对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1584年9月13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16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两年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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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大峪山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营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械氖俟Ｋ谖怀ご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陵院长度为289．2米，宽149米；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1，170．8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而定陵陵院长度为317．5米，宽150．3米；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2，935．9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

　　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对于这个忠恳之谏，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三百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于1935年和解放初期修缮而成；而唯独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斗拱、飞子、檐椽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全是由全白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宝城垛口，明楼地面，都是花斑石。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不远千里，运来应用。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灼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明朝诸陵，在永陵之前都没有外罗城而只设宝城。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察，对陵园建筑不太满意，便问工部尚书：“此陵完工否？”工部尚书领悟皇帝的用心，随机应变道：“尚有外罗城一道未建。”嘉靖走后，工部立即命人在宝城之外又补加一道外罗城。于是这道外罗城便为他的皇孙万历所效仿。定陵的外罗城和永陵一样，略呈椭圆形，城墙高厚而坚固。三百年后，从城墙的遗址仍然可以看到当初的雄姿风采。

　　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到1585年8月初，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

　　“大峪非吉壤。时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亲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借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作出另一种选择：“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此前，少卿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却遇到了以前的劲敌申时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时行，不但前程无望，后果也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冒险进谏，想不到制敌未成反遭敌击。对于这次的失败，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就必须杀个鱼死网破。他们在悄悄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到了。

　　8月27日，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正是扳倒申时行的绝好时机。于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会同钦天监张邦垣立即向皇帝陈奏实情“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石块。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8月29日，二人看毕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这次他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借口去天寿山了，而是直接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初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初八日，万历皇帝草率拜谒完长、永、昭三陵以后，即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兴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砖石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山陵选在大峪山，徐文璧和申时行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更改陵址，意味着他们严重失职，也进一步给李植等人提供把柄，后果可想而知。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在这紧急关头，申时行拿出看家本领，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的词句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为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矣。”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了申时行的申请，并传谕旨：

　　“朕遍览诸山，惟宝山与大峪山相等。但宝山在二祖（明英宗裕陵、明宪宗茂陵）之间，朕不敢僭越，还用大裕山。传与所司，兴工事无辄改。”

　　徐文璧等人一听“无辄改”，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由于申时行力挽狂澜，才使他和他的官僚集团，再次站稳了脚跟。

　　李植等人见皇帝“无辄改”陵址之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皇帝陈请。说“宫后凿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彻石上，实不吉利。”

　　而御史柯挺等人见大势已去，急忙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最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这纷繁的角逐以及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态度，搞得万历心烦意乱十分恼火。即召申时行至行殿问道：

　　“兹事朕自主张，而纷纷者何？”

　　申时行趁机以解释为名，在反对派的背后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选于己，沽名钓誉，以示于后。”

　　万历一气之下，渝令李植调外地任职，柯挺夺俸三个月，张邦垣因对地下有石块大惊小怪，夺俸四个月。

　　为避免群臣再度纷争，万历传渝：

　　“今廷臣争言堪舆。彼秦始皇葬骊山，亦求吉地，未几遭祸。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惑。”

　　从1583年2月4日，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等人开始踏勘，到1585年闰九月初九，万历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历经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陵址最后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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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陵园

　　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这座陵园，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辉煌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叹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兴建定陵的建筑物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物料的选验就显得格外严格。

　　定陵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又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路，土质优良丰厚，交通便利，是制砖和运输最为理想的地方。自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粘土，经过千里浪淘淤积到临清以后，已经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比。制砖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将泥土挖出，经过冬季冷冻，春天化开晾晒，然后过滤，长期浆泡、摔打、制坯等多种工序，最后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公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好。为便于检验，每块砖上都打有窑户、作头匠人、年月等标记。查验不合格者，一看标记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此砖色灰稍白，故称“白城砖”。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四月，此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已开始谕令临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造白城砖120万块。

　　除临清外，河北省武清县也曾烧制白城砖。武清县烧制白城砖始于万历二年（1574年）九月，宛大县民王勇上奏说：“今有武清地方，土脉坚胶不异临清。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较临清近两千余里，一改兴作，不但粮船、民船不苦烦劳，抑且为国节省，生财实效。”经工部校议，令武清每年烧造30万块。自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

　　除白城砖以外，还有供殿堂铺地用的铺地方砖。它只产在江南苏州。其烧造工艺，比之白城砖更为复杂。泥土必须久经浆泡、筛箩，犹如河中淘金，故有“金砖”之称。其质地之细腻，砖面之光滑，为世之少有。可惜因工艺失传，今天再也无法烧制了。

　　砖料的运输，多采用囚犯专职从事。这种运输，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永乐七年（1409）六月。连绵的出征漠北，俘虏了大量的瓦刺军人，他们被带到关内之后，大多做搬运之类的苦力。城砖的运输便是一项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来往于大运河中的粮船、商船也义务为工地带运。在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内，无论是专职为皇家运粮的漕船，还是商贾民人的私船，只要通过苏州和临清，都要为皇家带运一定数量的砖料。到达京东通州以后，再由车户走旱路运往天寿山。1584年12月，工部郎中何起鸣，陈请在夏季水涨季节，将砖料直接运往小汤山以南或沙河朝宗桥以东。由此以来，船队运输就将京杭大运河的北端一直伸延到了沙河巩华城下。

　　定陵的兴建，给京杭大运河中的船工商贾带来沉重的负担，从而引起这些人的怨恨与不满。纷纷要求停止无偿运输城砖。一五八七年，也就是定陵动工三年之后，工部陈奏万历皇帝，请求船只减免载砖事宜。万历没有允可，只是作了一些补充规定：

　　“至于带砖一节，寿宫用砖方急，理应照旧，待落成之日，每船量减四十块，以二百块著为定例。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各有白银，其免税带砖及减派船价。”

　　事实上，定陵完工后，这种载砖方式还没有取消，并一直为后来的大清帝国所沿用。

　　定陵之所以构成如此辉煌的整体，与它所采用的巨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天然巨石的存在，才使定陵陵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磅礴非凡的艺术造型。它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不禁使人回归自然的画廊之中，既漂浮于尘世之外，又仿佛进入生命本体的境地。

　　定陵所用巨石，大部分来自房山县大石窟，主要有青石、白石、汉白玉等数种，在几十万块大石中，最重的可达上百吨。如此大的巨石，给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石源来自大石窝，只能采取旱路运输。定陵修建时，巨石全由旱冰船进行人工拽运。其方法是每隔一里之遥，在地下凿一深井，冬天到来时，将水打出，泼在路面冻成冰被，巨石沿冰路滑行，到达天寿山。当时从大石窝往京师运送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一块巨石，就需要民夫二万人，用时二十八天，耗银十一万两。如果运往天寿山，其人力、时间、耗资还需再加一倍。嘉靖十六年（1537年），工部尚书毛伯温，针对旱冰船拽运耗财、费时、费力，又受季节和气温限制的弱点，特地令工匠试制出八轮马车。此车不仅可以用骡马代替人力，节省财力和时间，而且相当安全可靠。到万历年间，工部郎中贺盛瑞又在八轮大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十六轮大车，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但尽管如此，就其开采运输之艰难，仍为世之罕见。

　　由于定陵屡遭焚烧，大殿荡然无存。今天的观光者已无法从中领略木料的珍贵与风采。但从长陵恩殿现存的60根楠木柱中，仍可想象定陵初建之时，所用木料该是何等气度。

　　定陵大殿多采用金丝楠木，主要产地在湖广、云贵和四川诸省。此木料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是明代皇家建造宫殿的主要用料。皇宫大殿的主要木料，大多来自这里。楠木的贵重除这些特点外，主要还在于它的稀少和成长的缓慢。在朝廷大量采伐之初，这种树木零星地散见于原始森林，随着采伐量的逐渐增加，能够利用的楠木大都只剩在“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了。定陵所用木料大都在此种地段开采。这些地方不仅难于攀登，而且有毒蛇猛兽、瘴气蚊虫，砍伐极为困难。

　　万历年间的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和御史况上进，就曾对四川人民的采木之苦，有过这样一段详细的陈奏：

　　“采运之夫，历险而渡泸（水），触瘴死者积尸遍野。”“木夫就道，子妇啼哭，畏死贪生如赴汤火。”“风岚烟瘴地区，木夫一触，辄僵沟壑，尸流水塞，积骨成山。其偷生而回者，又皆黄胆臃肿之夫。”“一县计木夫之死，约近千人，合省不下十万。”

　　陵园所需用的楠材大木，共计万余根，最粗的直径可达1．4米以上。要采伐一根大木，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当木夫将楠木砍倒之后，便沿着行进路线先行修路，然后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待水涨季节，将木掀于江河，让其漂流而下。在这漩涡急流、惊涛骇浪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丧生。明嘉靖二十年（1546年）五月，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就曾对大木的运输情况作过如此陈奏：

　　“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自湖广、四川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溯江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运转岁月难计。”

　　从严嵩的陈奏中，足见采伐之难，运输之险，民夫之不易。正如当时民谣谓：伐木者“入山一千，出山五百。”

　　和砖石木料相比，琉璃品的制作和运输最为省力和方便。定陵所需用的琉璃制品，比其他陵墓的数量都多。出于建筑艺术的需要，城墙与殿宇除常用的琉璃瓦、脊兽等以外，陵门、享殿等重要建筑，全部用带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等图案的琉璃砖进行装饰，不仅辉煌壮观，而且比其他陵园又增添了一份瑰丽和华美。

　　这些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师。先把陶料粉碎，经过筛箩、和泥、制坯、烘干、上釉，最后以高温烧制而成。现在北京的琉璃厂，早在元代就是窑址，明永乐十八年以前，又在此处设厂，专为皇家烧造琉璃制品。因此这个厂址名称一直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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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陵虽然按照永陵的规制建造，但它却在总体上超过了永陵。除整个陵园显得比永陵更为壮观深邃外，花斑石的用量及装饰都大大超过永陵。定陵从外城的第一道陵门，至后边宝城城墙垛口，它的神道、墙基、殿台，很多为花斑纹石铺砌。而永陵只在后宝城外沿的垛口处铺砌了少量的花斑纹石。从永陵与定陵两个恩殿残存的柱础分析比较，定陵使用的楠木大柱比永陵使用的还要粗大。而就梁椽之坚固，砌石之重厚，做工之精细，装饰之精美，不仅永陵无法比拟，就是在整个明代的陵墓中也无与之匹敌者。

　　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峪山与蟒山两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这一独特的建筑风格及艺术，令后人赞叹不已，倾慕不尽，实为我国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定陵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一百米处，然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定陵陵园前的无字牌，全长三公里，路宽七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可惜今天神路、三孔桥均废，惟桥迹尚存，供人凭吊。

　　无字碑是置于金水桥后，第一道陵门前的巨形石碑，螭首龟趺，通碑无字。明十三陵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龟趺碑，但除神道上成祖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余各碑均不着一字。

　　无字碑的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范文忠公》集中有四句诗，道出了对此碑之谜的心境：

　　片石峰头古并垂，

　　无端玉简使人疑。

　　何书不被山林怒，

　　深谁知无字碑。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曾数谒十三陵，在他所著的《昌平山水记》中，也未释破碑上无字的谜团。

　　访问十三陵区的老者，传说嗣皇帝谒陵时，曾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何无字？”大臣回答：“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

　　这种说法显示了大臣的聪明才智，却未能道破真正的“天机”。倒是在清朝人南丰梁份所著的《帝陵图说》中；对无字碑之谜作了初步解释。

　　安徽凤阳县西南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本来，洪武二年二月，朱元璋命立皇陵碑，由翰林院学士危素撰文，但文成后，朱元璋却感到“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故在洪武十一年四月为皇陵新建祭殿之时，亲自动手撰写碑文。朱元璋幼年务农为业，家境十分贫寒，不幸后来又遇上天灾人祸，父母兄长连续遭难丧命。据（太祖洪武实录》载：“岁甲申，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痢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地主刘继德不仅不给他埋葬三个死人的墓地，而且对他百般申斥，欲要驱之出村。幸亏刘继德之兄刘继祖相助，才匆匆将三人埋葬。朱元璋回想开国之艰辛、前辈之劳苦、岁月之苍凉，不禁悲愤交集，激情奔涌，他奋笔疾书，一气完成了长达1105言的碑文：

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辞曰：

　　昔我父皇，隅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顾我，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破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道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为，心惊若狂……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托昌……

　　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现代著名文学家、定陵发掘指导者郑振铎在讲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确是篇皇皇大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夸诞的碑文。它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荡荡的气势。”

　　既然有祖训在先，为何后来的皇帝不撰写碑文？据史料载，原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没有碑亭和碑，到嘉靖时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迷恋酒色、沉浸修道成仙的嘉靖皇帝，却无心思和才华撰写。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事实上，自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费神，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感到江河日下，帝国飘摇，其“功德”已经不能直言了。

　　定陵无字碑初建时置于亭内，亭呈方形，每边长11米。清初被八旗军所毁，但石碑仍然是完好无损。乾隆时重加修葺，但未恢复原亭，仅建矮墙环以四周，四墙正中各置一门以便出入。今天，只有矮墙存在，围绕着一块巨大的石碑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目睹世间沧桑。

　　定陵陵园是由一组建筑群组成，位于大峪山前，座西北略偏东南。

　　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有朱门三道。外罗城墙门，即为定陵的第一道门。重檐黄瓦，雄伟壮阔。墙上镶琢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等图像，登高观之，山明水净，花艳叶翠，龙飞凤舞，马跃麟腾，构成了一幅天然的风情画廊。

　　第二道门，即为恩门。恩门实则是一座大殿，共由五间组成，清初毁于八旗军之手，乾隆时重修，在原来的基座上缩为三间。民国时期遭到大火焚烧，大殿荡然无存。恩门两山接于宫墙，左右各置腋门，至今保存完好。宫墙以西与第二道门之间，构成陵园的第一个院落。

　　进入恩门之后，为陵园的第二个院落。院落正中为恩殿，即为祭祀陵寝的宫殿，这是陵园前部的中心建筑。恩殿原为七间，亦毁于清初。乾隆时期虽加重修，但在原来基座上，缩小为五间，现仅存殿座及石栏板。

　　定陵恩殿与永陵恩殿大小相同，座前亦有月台，月台两侧各有石阶一道，台前有石阶三道。阶中丹陛雕龙云纹，刀法凌厉，形象逼真，堪称石刻艺术之精品。

　　恩殿之后为棂星门，其状如牌楼，故有“牌楼门”之称。门两侧高耸长方形汉白玉柱各一根，柱顶雕石兽，两柱之间为门楼，楼上覆盖黄瓦。每当红日初照，棂星门灿烂辉煌，如空中楼阁，引人遐思。

　　明楼与宝城看似分离，实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明楼建于宝城前的方城之上，方城两侧与宝城城墙相接。方城正中，即为明楼，明楼全部为砖石结构。楼上额枋正中，榜书涂金“定陵”二字。楼四周为平台，内竖石碑一座，碑额刻篆书“大明”，碑身则用楷书雕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七字。皇帝死后，有“庙号”、“谥号”，为嗣皇帝所尊封，“神宗”即庙号，“显”即谥号。碑座上窄下宽，四周雕云龙纹饰。整座明楼在追求艺术效果的同时，也含有宗教色彩。

　　最显赫的宝城，则是陵园的坟冢部分。由城墙围成圆圈形，城墙外侧置垛口，内置矮墙，顶部铺砖为道。如此建造除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外，还有在墙上屯兵，对付外敌入侵的考虑。每隔一定距离，于城墙外侧设石螭首伸于墙外。每逢雨季，城墙上的雨水便可通过螭首之口流出，以保城墙的干燥。城墙外侧底部，再置散水道，将水排入下水沟中，宝城之内用黄土填实，其中心点用黄土加白灰夯实隆起，形成坚固的“宝顶”。宝城之内，满植苍松翠柏，在保持古代礼仪的同时，亦有皇帝及朱家江山万年长存之意。

　　除主体建筑外，尚有服务于陵寝的附属建筑。定陵金水桥以南，为神宫监，是提督太监的衙署。监东为神马房，豢养马匹供陵园使用。金水桥北与神宫监隔神路相对者为祠祭署，专为料理祭祀事宜。祠祭所西南，为宰牲亭，为上供宰杀猪羊所用。外罗城以内两侧，各建朝房数十间，为祭陵官员休息之舍。用于生产供品的果园，置于昌平县西门外御路以南；榛厂则设在密云县深山；负责陵园守卫的卫署，设在昌平城内。

　　就整座陵园而言，那壮阔深邃的整体构图，金碧辉煌的殿宇，规则方正的城墙，秀丽无比的雕梁画栋，别具神韵的艺术轴线，无论是它的宏伟还是精微，都闪烁着华夏人类的聪明和才智，形成中华建筑艺术之精髓和东方文化之魂魄。这是祖国文明创造史上的幸运与骄傲。

　　也正是由于定陵的修建，给华夏民族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并成为天下大乱、家破国亡的导火索。这一点，早在1586年定陵兴建不足三年时，就可从首辅申时行、工科给事中孙世祯等人的陈述中窥其端倪。他们说：数年以来，或见征、带征并督于一年，或本色、折色并征于一时。因而造成平民生息休养之无术。而所受的鞭笞楚之苦，却日有所闻。平民之生计，真可谓艰难至极。国费有经，民力有限，人之负担历任百斤者，不能胜任一石。近年以来，赋税渐有所增。如户部草料之加增，工部烧造之加增，金花银内供之加增。反复加增，造成财拙民穷。平民百姓对于正常赋税不能完纳，而额外之加增又怎难负担？近来问刑及盘查官吏，多滥受词讼，罗织罪名。有一词而破数家人者，有一事而累数十人者。甚至立毙杖下，瘐死狱中，无辜之民倍受其害。又说今岁以来水灾异常，到处有流离死亡之徒。山西、陕西、河南，赤地千里，大江南北庐舍漂流。民穷生乱，势所必然。今陕西有四夷流劫之乱，山西有矿徒聚拢之乱，河南有饿民抢麦之乱，直隶有树旗剽掠之乱。有谓“做贼死，不做贼亦死”而号召聚众起来造反者……

　　此种情形，万历不但不会令工程停止，反而谕令文武百官捐助工银：“寿官工程浩大，未有次第，闻嘉靖年间，朝殿等工，抚按官各进有助工赃罚银两，是否可行，令工部议。”

　　工部接旨后，一向驯服的臣僚面对全国百姓饥寒交迫的惨状，不得不抗旨不遵：

　　“查议助工之旨言，各处民穷，诛求已遍，今一旦以助工之诏传之四方，抚按诸臣不得不责之有司，有司未必皆贤，万一奉行未善，借言明旨，公肆科罚，株连波及，逮系急追，累累道路，窃恐大工未必济而且重遗万姓闲也。”

　　万历皇帝见此法不通，接着又实行“开纳事例”，不惜以卖官筹金。凡是肯按标准出钱的人，不论出身、资历、才学如何，都可买到相应职位的官衔。而这些官衔大都被乡绅、土豪、无赖买去，待这些人买到官衔之后，便疯狂地欺压百姓、掠夺国家财富，其结果，造成明未吏治严重不纯，干扰了国家的正常运转。

　　经过万历皇帝的四处搜刮和群臣的东拼西凑，定陵总算于1590年6月全部建成。整个工程总耗银为八百万两，相当于两年国库的全部收入。

　　至于万历皇帝本人，在定陵兴建过程中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生发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宫廷史料中已无从查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在1588年9月24日，定陵地下宫殿建成，万历皇帝率群臣在玄宫中设宴饮酒时，给予有功之臣的奖赏：

　　“朕心嘉悦，诸臣协力效劳，宜加特典：首辅（申）时行岁加禄米五十石，赏银币，荫一子尚宝司司丞；次辅（王）锡爵赏银币，荫一子入监读书；定国公徐文璧加禄米三十石，给予应得诰命。侯李言恭以下各升一级；石星加太子少保；曾同亨升尚书；提督大工如旧，荫一子入监读书；李辅、王一鹗、沈鲤、杨俊民、于慎行、徐显卿、萧大亨俱加级赏赍有差；穆来浦、洪声远升五品京堂；常居敬、何起鸣、王友贤、赵焕、朱赓、王弘海、魏时亮、王敬民、田大年、李载阳分别加赍。内原任尚书何起鸣遇缺推用，荫一子入监读书。”

　　当万历在寿宫中大摆酒宴，为忠实于他的臣僚加官进爵之时，他不会想到也无法想到，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帝国的历史也将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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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

　　1583年，正当万历皇帝情绪紊乱，亲到天寿山寻找自己的死后乐园时，在中国北部的皑皑雪原上，一个比他大4岁的青年人正率领着女真铁骑，开始吞并周围部落。在不断的扩张征战中，逐渐创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并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这位青年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随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走出林海莽原，夺取明朝而代之，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1588年，也就是定陵寿宫正式开工的第四年。当万历皇帝下令实行“开纳事例”，以国家的名义向私人售卖官职，筹建陵款项之际，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则下令出动拥有一百三十余艘战船的“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对大不列颠帝国实施大规模海上进攻。

　　在此之前，西班牙发动了一系列海上争霸战争，先后占领了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北非的突尼斯、欧兰等大批土地。到1535年，原来仅为弹丸之地的西班牙，竟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大帝国。

　　尽管“无敌舰队”遇到风暴和英军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但到第二年，西班牙重整旗鼓，又出兵攻打法国，继续它的扩张战略。

　　1590年，定陵寿宫建成，万历皇帝大摆酒宴，为臣僚们加官晋爵。此时，日本的新军阀丰臣秀吉已用武力统一了日本六十六州，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并在中国东北部大量屯兵，以见机行事。对丰臣秀吉的野心，万历和他的主要臣僚竟毫无察觉。只有一个名叫徐成楚的兵科给事中给朝廷上过奏章：“日本今舍中国东南不犯，直趋东北，又屯兵筑舍为持久计，所谓舍股体而攻腹心，以其志足畏也。”可惜此时的万历皇帝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于是一年之后，羽毛渐丰的丰臣秀吉便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万历皇帝到天寿山寻找寿宫所在地的1583年，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一世派出商人约翰・纽伯莱率船队前往东方，寻找打开中国门户的航线。这段史实除英国史书的记载外，尚有一封伊利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信，至今仍在大不列颠历史博物馆收藏。原文如下：

　　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利莎白，致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

　　呈上此信之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彼之能作此难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险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既于此无任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一于吾人有益之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亦不能不作此类之尝试。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吾人在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吾人极愿吾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及于吾人及吾邻居时，吾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

　　耶稣诞生后1583年，我王在位

　　第25年，授于格林威治宫。

　　当玛丽亚（1553―1558）在位时，英国政治完全服从于西班牙的利益，玛利亚自己和西班牙国王腓力第二结了婚。玛利亚死后，腓力第二又向伊利莎白求婚，但这位登位不久的女皇毅然拒绝了腓力第二的要求，并开始执行反西班牙的外交政策。这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不比东方的大明帝国更快，新贵族与资产阶级还无力建立一个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因此，统治者便加快发展工商业和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时，殖民扩张的思想也在上层统治者中兴行起来。英国的报刊出现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与地理发现的文章，而如何发现通往中国的新航路，成为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573年，威廉・布雨出版了《论海上霸权》一书，他在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从英国到中国可能通航的五条道路：一、取道好望角，为葡萄牙人所专有的航路；二、取道麦哲伦海峡，为西班牙人所专有的航路；三、西北航路，要通过北美；四、东北航路，通过俄罗斯；五、北极航路，通过北极。

　　在殖民扩张宣传的同时，英国也开始了具体行动。约翰・纽伯莱第三次被派出寻找到中国的航路。在这之前的1576年，著名的探险家马丁・傅洛比雪尔，沿西北航道寻找中国遭到失败；1578年，弗兰西斯・德罗克率领五艘航船渡过麦哲伦海峡，企图驶往中国，但依然没能成功，只得于1580年返回英国。

　　约翰・纽伯莱吸取了上两次航海失败的教训，取道好望角向东方行进。然而，当他到达忽鲁谟斯时，就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航船再度搁浅。

　　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阻止英国打开中国门户的决心，他们除了开始向北美输出殖民统治之外，仍继续寻找经过北美到中国的西北通道。经过几十次失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地号”船队终于在1644年到达中国的澳门。

　　在英国开辟中国航路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南洋探寻时期，虽然没有夺取中国商人在南洋的贸易中的领导权，但是这里的中国商人因为得不到国家支持，而无法击退这些从西方来的戴着商人或探险者面具的强盗，大批的商品被他们掠走，中国控制的南洋贸易领导权也摇摇欲坠。遗憾的是大明帝国一直到灭亡时对这个新出现的欧洲民族还没有丝毫的了解，竟一直将它和荷兰混为一谈。在中国文献中唯一提到英国人的记载是1637年威德雨来到广州的事件。而中国政府竟糊里糊涂地将这次事件记入（明史・荷兰传》中，却不知在这之前英国人已开始在南洋抢掠中国财富了。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地号”船队驶近澳门海岸时，大不列颠本土已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向工业社会大踏步前进。这时的京都已被清军占领，大明帝国不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在八旗军的铁骑下，终于化作灰土。民族兴盛的朝晖已从东方隐去，再也未能重新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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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金刚墙谜洞

　　石隧道的尽头，一座巨大的金刚墙突然出现在面前，地下玄宫只有一步之遥。隧道的轰然塌陷，金刚墙再度消失。面对神秘的巨墙，是进、是止，发掘人员陷入了深思――

石隧道的神秘文字

　　实现机械化出土运输，出土量较以前几十倍地增加。在挖开第三道探沟后的一个多月，终于在两侧发现了由大石条垒砌的墙壁痕迹，然后逐渐出现两道完整的大墙。考古队及时作出判断：这是帝后入葬的最后一段甬道，或曰“石隧道”。隧道由“砖砌”变成“石砌”，这是明显的升级，虽然隧道有些弯曲，但是他们没有走弯路，地宫就在前面。长期紧张的神经本可以稍稍松弛，然而打开地宫，进入地宫，文物的清理工作将会更复杂更艰巨，工作队又须作出各色各样的设想分析与推断：如果尸体未腐怎么办？器物半朽不朽怎么修整？有些迹象稍显即逝又如何及时记录拍照？……这不仅是对年轻的考古队的考验，也是对我国考古水平的考验，必须在乱麻中理出几条，每个人必须作具体准备，大会小会、人员、工具、药剂……白天宝顶上卷扬机、矿车轰叫，入夜来木板房内烛光通宵达旦……

　　几个月后，石隧道终于全部显露出来，它由南北两道大墙构成，呈东西走向。东端略向南弯曲，距砖隧道虽近，但并不衔接，也不完全相对。大墙除顶部及两端接近金刚墙部分，使用少量城砖外，其余为花斑石做成。这些花斑石都经过仔细地研磨和加工，光滑平整，色彩绚丽。整个隧道呈斜坡形，自东向西，由浅入深，隧道两壁花斑石，亦由一层递次增多至17层。全长为40米，两墙中距8米。发掘前全部由黄土填满，都经过夯打，夯面有极为细薄的石灰一层，夯土在填满隧道后，即高出墙壁而直达地面。在发掘中，隧道两侧发现了部分木柱残迹，这可能是棺椁入葬时的临时设备。

　　在开始计划使用机械化发掘时，曾引起不少人窃窃私议，即使学术界上层人士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纵观世界以科学考古为内容的发掘古墓或遗址，都是用镐锨、锹等工具完成。从中国殷墟的发掘、山顶洞头盖骨、三角缘神兽镜的出土，到著名的叙利亚巴尔米拉罗马属州遗址、苏联阿尔泰山北侧的巴泽雷克墓群、巴比伦帝国遗址的伟大发掘，都是靠人力工具完成的。而定陵首次打破这一常规，会不会破坏墓道的遗迹？这是一种创造还是对文化的摧残？经过一阵纷纷扬扬的议论，最后还是夏鼐拍板：使用机械，仅仅用于向外运土，毫不损伤遗迹遗物。工业文明已经崛起，我们当然不能墨守成规。既然人类的今天又创造了工业文明，我们就应大胆而科学地利用。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第三道探沟的出土，在毫不损伤墓道遗迹的同时，为加速打开地宫赢得了时间。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起用机械化发掘的一个潜藏在心底的秘密，如同作战一样，他们是想把打开地宫后清理文物这一最为重要环节，抢在一个不冷不热又比较湿润的季节完成，这对保存、保护文物最有利。但是有一点却是他们没有料到的，那就是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如果地宫不能迅速打开，一年之后，就容不得他们这些人在此停留片刻了。无论是他们对此多么留恋甚至痛心疾首，命运注定要将这座地下宫殿交到另一班人的手中。是福是祸，只有凭这后一班人定夺了。

　　石隧道中也很有收获。在40米长、20米深的隧道里，赵其昌、白万玉仔细地察看着巨石的结构和一切可疑的迹象。在离沟底两米多高的花斑石条上，发现了墨书字迹，擦去上面的尘土，字迹清晰可辨。其内容多是记载月、日、姓名、籍贯、官职以及石质的优劣等。他们详细地记着上面的一切记载：

　　四月廿六日管队金虎下口

　　廿六日刘精

　　山东胡西儿

　　中都司金离西四月廿五日

　　五军八营三司二队王宝下

　　四月有七日

　　……

　　墨书的位置和结构极不工整，颇似顺手涂抹而成，有的地方还出现“画押”字样。经分析认为，这些墨迹当是石料的验收人员所书，从墨迹所示官职看，大部分属于军职人员。文献记载：“万历十八年正月癸丑，巡视京科道官洪有复等奏言，寿宫做工班军，人多工少……”可见当时的陵工大都用班军，隧道石上所留墨书字迹，证明了这一点，文献与遗迹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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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圭字墙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其研究能力是一方面，最值得珍视的是在调查发掘上的丰富经验与对工作的责任感。田野调查发掘有一套系统的、严密的方法论。只有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调查发掘，才能算是真正的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的水平和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这是夏鼐大师的名言，也是他从事考古学事业所遵循的一贯准则。1944年他在甘肃宁定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墓葬时，整天像土拨鼠一样蹲在掘开的墓坑里，用一把小铲子轻轻地拨开墓坑里的填土，细心寻找着陶器碎片，仔细观察土层色泽的细微变化，终于发现和辨认出“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从而纠正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的错误说法。同时打破了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关于中国文明来自美索布达米亚的迦勒底和西方的埃及、巴比伦的错误论断。夏鼐的论文《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志上一发表，顿时轰动了英国和欧洲学术界。阳洼湾出现的第一缕曙光，不仅标志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同样也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新的起点。1950年冬，夏鼐在河南省辉县琉璃阁主持战国时代车马坑的发掘，每天手执小铲，在风雪中操作，终于成功地剔掘出19辆大型木车的遗存。琉璃阁的发掘，第一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高超技术与水平。这种拼搏和求实精神，使夏鼐成就了与斯文・赫定、安特生、格林・丹尼尔、亨利・弗克福特、波提埃、李希霍芬等一代宗师齐名的辉煌伟业。正如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通口隆康在他后来所著的《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中所指出的：

　　夏鼐氏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历20年。其间，虽然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时期，而他之所以保持了中国考古学界顶峰的地位，是由于他高尚的人品以及专心一致力求学问上的精进。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而且对国际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他研究的范围，重点之一是西域考古学。考古工作者要研究西域，仅仅具备中国考古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而必须是通晓西方的学问。例如对于新疆所产丝织品以及中国国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萨珊朝银币的研究。我想，大约除他之外没有人可以胜任的吧。他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中最有威望的人，在国际方面也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少有的考古学家。

　　正是有了拥有如此渊博学识和成熟经验的指导者，使这支年轻的考古队在新中国首次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重大工程中几乎没走什么弯路。不久，赵其昌就在石隧道西部的宝顶下，探到了金刚墙的上部。

　　金刚墙埋在距地面1．3米深处，高出石隧道有1．2米的距离。它们虽然还埋在地下，但从探铲下土质不同的变化已经弄清了它的准确位置与石隧道的相互关系，并作出了图示。这一段无法使用机械化出土，只有靠人工一锨一锹地向外抛运。通过近一年的发掘，民工们懂得了如何按照考古的要求进行发掘和分辨各种可疑迹象，而且发掘技术日益成熟。把金刚墙位置与石隧道的联结关系告诉他们后，他们认为这是未卜先知，都想尽快一睹这道埋藏已久的大墙的风采。于是干劲大增，加班加点，出土量成倍增加。经过一周的发掘，终于穿透土层，到达了金刚墙。

　　金刚墙通高8．8米，厚1．6米，确像是一个魁梧G悍的金刚大力士把守着地下玄宫的大门。厚厚的墙基由4层石条铺成，石基上方用56层城砖和灰浆砌成。顶部由黄色琉璃瓦做成坚固的飞檐，像是一幅黄金铸就的头盔。斜阳西照，整座墙壁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扑朔迷离，夺人二目。华美的工料和独特的艺术造型，无疑是在向世人显示一种威武和坚不可摧的力量。

　　经过仔细勘查，新的奇迹出现了。金刚墙有一个隐约可见的开口，开口上窄下宽，呈“圭”字形，由墙的顶部延伸下来，原用23层城砖加灰浆砌封，封口不露任何痕迹。但是，由于隧道内填土的长期挤压，致使封砖略向内倾，封口渐渐显露出来。可以断定，这封口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玄宫大门了。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赵其昌激动地大声叫喊起来。民工们也呼啦围上来，观看这神秘的封口，20米深处，顿时回响起嗡嗡的欢腾之音。刘精义望着封口，突然回转身，“噌”地扑到白万玉老人背上，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话音未落，白老“扑腾”一声被压倒在地。刘精义一见，撒腿便跑，白老爬起来坐在地上，哭笑不得：“看你这孩子，这孩子……”探沟里又轰地爆发出一阵笑声。

　　望着金刚墙的封口，赵其昌突然想起在第二道探沟中挖出的那块小石碑所镌刻的文字：“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急忙找来绳尺从小石碑出土的地点进行测量，果如石碑所指，把现在的米数换算成明朝的数量单位，正好是16丈。赵其昌点点头，望着坚固的大墙，轻轻说道：“天助我也！”

　　从1956年5月19日，发掘队在定陵挖下第一锹土，到1957年5月19日找到金刚墙的封口，正好一年。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帝的安排？定陵发掘三十年后，我们在一份简报中查到了工作人员当年发掘的线路图。

　　金刚墙的发现及简报的介绍，立即在文化界引起轰动。大批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学者及政界要人，纷纷赶到定陵一睹金刚墙的雄姿风采。敏感的新闻界立即做出反映，手持采访本，照相机也随之涌来。针对这种情况，长陵发掘委员会作出决定：“除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在定陵现场拍摄外，其他新闻单位的采访一律谢绝。尤其禁止外国人入定陵现场……做好一切保密工作，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由于这个决定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定陵发掘的消息直到1958年9月6日，才由新华社首次向国内公布。

　　受到特别关照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不失时机地快速运来了三辆发电车、摄影机及两大车拍摄设备，并抽调张庆鸿、沈杰、牟森等几位导演、摄影师前来定陵拍摄。这个摄制组从此定居发掘工地，拍完了地下玄宫洞开前后的全部过程。30年后的今天，人们在长陵大殿看到的影片《定陵地下宫殿发掘记》，就是这个摄制组拍摄的实况。

　　5月21日下午，在定陵明楼前的松柏树下，召开了发掘工作一周年庆祝大会，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郑振铎、夏鼐、王昆仑等文化界名流出席了会议。会上，由吴晗给民工颁发了奖品：

　　头奖10名，每人发一双蓝帮解放鞋。

　　中奖20人，每人发一条白毛巾。

　　末奖36人，每人发一条北京牌肥皂。

　　民工们望着手中的奖品，每个人的脸上都泛起淡淡的红晕。一年的艰苦，一年的辛劳，一年的风风雨雨、严寒酷暑、欢笑悲歌……都融进这奖品之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荣誉，一种奖赏，更是一种承认。对于长年伏卧在土地上，背负着共和国一步步艰难前行的中国农民来说，只要祖国母亲承认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参加工作”，那么，他心里也就满足了。

　　然而，要想得到这个承认并非易事。且不说共和国正处在童年时期，即是在它已到不惑之年的九十年代的今天，作为一个农民，无论他在土地上劳作多少岁月，要想在履历表上填写为祖国建设“参加工作”四个字，也必须从他走出土地加入“非农业”这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行列之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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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口消失何处

　　就在金刚墙刚刚出现的同时，发掘队便派出专人做搭棚的工作了。

　　北京市东单区席棚科的技术人员来到定陵发掘现场，研究搭棚的设计方案。接着，11辆满载竹竿、竹席、木料、油毡、麻绳、铁丝的汽车开赴定陵，20名工匠开始了搭棚工程。大棚先用杉篙为架，再以麻绳配合铁丝扎绑，顶部铺一层苇箔，上面覆盖两层竹席，竹席中间夹一层油毡。工匠多是解放前私营棚铺的老师傅，专以搭盖红白喜事用的棚帐为业，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能。很快，一座长60米、跨度直径26米的大型席棚得以完工，席棚的出现，为这古老的定陵陵园注进了强烈的现代气息。远远望去，如同一座巨型桥梁横跨江河深川，气势磅礴，巍峨壮观。有这样一座坚实的大棚作屏障，对保护石隧道和金刚墙，以及地下宫殿的大门，当是万无一失。

　　事实并非如此，8月3日深夜，狂风刮过之后，大雨伴着隆隆的雷声倾盆而下，密集的雨点敲打着木板房砰砰作响。发掘队人员被雷声惊醒，一个个趴在小窗上向外窥视。漆黑的夜幕裹住了一切，只有雷电闪过的刹那间，才见雨帘已把天地连为一体，形成一片混浊的世界。“怕是探沟要出事。”白万玉老人望着夜空的雨柱轻声说。

　　“怕什么，有那么牢靠的席棚，再大的风雨也能抵挡。”刘精义伸出白嫩的手，调皮地拍拍白老肩膀满不在乎地说。

　　“你这孩子，真浑帐……”白万玉刚要对刘精义耍威风，“轰隆”一声巨响，众人立即警觉起来。

　　白老大叫一声：“不好，工地出事了！”根据多年的田野考古经验，他第一个分辨出响声来自工地的土层塌方。

　　几乎每个人都是赤条条地冲向工地。几道手电光在雨帘中闪耀，他们沿工棚两侧自东向西寻找塌方的位置。赵其昌在石隧道尽头停住，他大喊一声：“白老，在这里！”众人闻声而来，只见金刚墙顶部的宝顶上大片土方已经塌陷。正在这时，席棚内传出人的呼喊，由于风雨阻隔，喊声显得细小无力。

　　“坏了，探沟内有人！”眼尖耳聪的刘精义第一个说道。

　　没有人再说话，大家不约而同地沿着探沟的台阶下到隧道底部。这时大家听清了，确实有人在金刚墙下呼喊：“塌方了，你们快来呀……”

　　队员们迅疾跑到金刚墙下，只见是两名公安人员被埋在土中。为保证地下宫殿的安全和防止文物被盗，公安部队15名战士已于5月30日进驻定陵，日夜看守。

　　非常幸运，塌下的土方只把两名战士的腿部埋住，没有伤害其他部位。队员们爬上塌下的土层顶部，将两名战士腿部的泥土扒开，搀扶着走了下来。

　　“伤着了没有？”白万玉老人问着，两战士活动了一下腿部，没有发现大的伤痛。众人的心才稍微放了下来。

　　“你们是怎么下来的？”赵其昌问。

　　“我们两个怕雨天有事，就来这里察看。想不到刚到这里，土层就呼隆一声塌下来，我们也就跟着下来了。”一个战士摸着腿，惊魂未定地回答。

　　“看来你们命够大的，差一点你们就完了。”白老说着，把手电光射向塌下的土层。这时大家才发现，金刚墙已被土层掩没，刚才两个战士差不多是站在金刚墙的上方。如果再向外延伸半米，那就不再是现在的情景了。

　　几只手电光对准大棚察看，终于发现是大棚一角漏雨所致。赵其昌急忙带人拖来油毡和竹席，把漏水的地方盖好。当他们回到木板房时，身上都沾满了泥水，大家相互对望着，不禁大笑起来。

　　第二天清晨，风雨停息，陵园格外清新。赵其昌带人来到塌方的工棚前仔细检查漏水原因，终于从油毡上找到答案。原来工棚所用油毡质地粗糙，有的已出现破裂痕迹，在暴雨的击打和水流的压力下，开始出现一块块裂痕，雨水顺缝而下，终于酿成塌方事故。若干天后，赵其昌才知道是工作队一个后勤人员，在昌平县私下收买了一个厂家的处理品，油毡价格便宜，但质量低劣。正因为他图了便宜，才差点害了两条人命，并使民工又费了十二天时间，才把塌陷的土方清出探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