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 (ZT)

[Apache]

吹皱一池清水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和往常一样来到寓所西屋的书桌旁，翻阅当天的报纸和有关历史资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放在他书桌上那堆当天的报纸里，会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信号。

　　吴晗刚坐下，妻子袁震就从正房走过来。她脸色惨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就悄声走开了。吴晗顺手打开报纸，原来刊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大有蛮不讲理的势头。本想不去理会，但出于一种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认真地看了一遍。当他读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时，不禁大吃一惊。“《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这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他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地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

　　10天之后，当吴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单行本时，心情越发沉重起来。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竟然发行单行本，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吴晗不会想到，江青为了炮制姚文元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1964年的下半年，江青又亲自出面，要北京一个作者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遭到拒绝后，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档张春桥着手组织人马。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制出来，并由张春桥亲自修改。这样，他们“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来往于京沪路上，保密了七、八个月之久”。江青特别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来看”。

　　迫于当时的形势，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被迫转载此文时，在按语中特别强调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第二天，《人民日报》也被迫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指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并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分别由彭真和周恩来定稿，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为保护吴晗的良苦用心。

　　1966年2月7日，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提纲强调了学术问题应通过“百家争鸣”，辨明是非。对当时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明确认为是学术讨论的性质。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但林彪、江青却置之不理。从3月份起，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批判对象的范围扩大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并用工农兵的名义，要揪“三家村”的后台。

　　1966年3月，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显然，市委领导是想保护吴晗，让他换一个环境。当吴晗来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大东流村时，对“三家村”的声讨已经遍及全国。吴晗下乡时化名李明光，群众并不知道他就是要批斗的吴晗。村里开会批判吴晗、“三家村”时都请他去参加，整天广播喇叭都在喊“打倒吴晗”。有一天公社批斗一个流氓小偷，揭发批判时，有人居然说这个流氓小偷是受吴晗的影响和腐蚀的。此时的吴晗心如刀绞，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会成为令人痛心的众矢之的。

　　自5月8日开始，京沪两地各大报刊纷纷发表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八天之后的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斗争目标从吴晗扩展到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教育、新闻、出版等各界的知识分子。此时，吴晗已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逐步失去人身自由，被揪到各处批斗，经受更加严峻残酷的迫害。

[Apache]

走向人生终点

　　1966年5月，吴晗被正式揪出来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刀祭旗了。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受揪斗，饱尝难以忍受的痛苦与屈辱。当时八岁的儿子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

　　在批斗之初，吴晗全家住在北长街原来的住处，但后来被扫地出门。红卫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街道，并且随时把他们夫妇揪出来侮辱。酷暑烈日下，吴晗被拖到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砾上，遭受残酷的毒打。每次爬起来之后，都是膝盖皮肤划破，鲜血染红双腿和土地。而这时的吴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处，擦去身上的血迹，便拿起毛泽东主席签名送他的著作来看。但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委屈，不知道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报应。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人民解放军举行浩大的入城仪式时，吴晗随同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一起参加了这一隆重仪式。几天之后，他和钱俊瑞等人受党中央之托，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由于地下党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清华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都留在了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曾经对一起搞民主运动的地下党人说过：“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是可以把胡适留下来的。”实际上，早在解放前夕，吴晗在上海和北平都亲自试图争取在学术上曾给过自己很大影响的胡适留下来，但都没有成功。1946年，吴晗亲自到北大去见胡适，结果是话不投机，恩师与高徒只谈了两句就僵持起来。后来胡适对别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而吴晗却认为胡适走错了路。

　　1949年11月，吴晗应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途中听到了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他曾多次设想新中国成立后，仍旧从事明史研究工作，从来没有从政做官的打算和准备。当他听到广播后，曾打电报给总理，申明自己的想法。回国后，周总理亲自找他谈了一整夜，才使他接受了这一工作，并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早在1949年1月14日，吴晗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加入共产党。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只是在复信中谈到“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请恩来同志面告。”此后的几年中，吴晗又多次真诚而恳切地向市委提出入党要求，但一直没有批准。1954年，吴晗在给彭真的一封长信中，表达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心情：

　　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

　　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出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

　　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

　　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的。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1957年初春，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吴晗谈话，通知他中央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晗以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党组织的忠诚，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心愿。唯此，他的遭遇也就显得更加悲壮。

　　吴晗经受了长期野蛮的毒打和折磨后，终于躺倒了。在这残酷的困境中，他思绪万千，想到他的学生时代，想到周恩来的教导，想到毛泽东主席的英明。他觉得当前发生的一切，都和毛主席以前的教导不相符。那么毛主席为什么不出来制止这些过火的行动呢？这个问号像一个谜团，久久困惑着他的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解开。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在此之前，他和夏鼐在党校的一个角落里相遇。四目相对，两位文化大师热泪盈眶。当他们谈到定陵的发掘一事时，吴晗以极度的悲伤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朝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在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惜这方面的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拿来化验一下好证实真伪，然而一把火，就什么也别想了。”

　　夏鼐表情复杂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作铭，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论争，你和老郑是对的。你比我看得更远……”吴晗说着，泪珠又落了下来。

　　就在吴晗入狱的第二个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

　　吴晗和妻子袁震几十年同甘共苦，很为熟知他们的人所称道。袁震长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家庭生活比较安定，袁震的身体也慢慢的好了起来。这时，夫妻俩都想有个孩子。他们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后，建议他们从孤儿院领个孩子抚养。吴晗接受了康大姐的建议，从孤儿院借来几张孩子的照片，并看中了小彦。这个小姑娘长得很机灵，很讨人喜欢。吴晗亲自到孤儿院把她抱回来。不久，又从孤儿院抱回一个男孩，取名吴彰。从此他们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欢乐。

　　在全国一片声讨“三家村”的喧嚣声中，这个温暖的家庭被破坏了。吴彰在《幸存者的回忆》中写道：“深夜里的猛烈砸门声常常把人吓醒，我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里贴满了‘该死’、‘砸烂’的大标语。外国友人送给爸爸的礼品当作‘四旧’被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就连爸爸珍存着的姐姐从三岁起画的图画，都在斥骂声里付之一炬……”

　　进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惨的事向这个家庭不断袭来。3月17日，袁震被允许从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同院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来了一碗红豆稀粥。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的“最后的晚餐”。备受折磨，身体已垮的袁震，当天夜里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小彦和吴彰立即把母亲送到北京某医院，但由于她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右派，医院把她视作敌人，没有进行抢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难的袁震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与世长辞了。直到小彦去太平间为她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她死不瞑目。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死后，吴晗和孩子的命运将会怎样。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叫小彦和吴彰去看他们的爸爸。姐弟俩异常兴奋。他们将近一年未见爸爸的面了，以为这次是造反派大发善心，让他们探监。但当他们出门时，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来接的汽车竟是医院的牌子。姐弟俩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来人对他们冷冷地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

　　晴空一声霹雳。小彦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双手抱住来人的腿追问：“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

　　来人回答：“昨晚他提出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哭声更高，小彦昏倒在地。在场的医生抱起她，眼里流出同情的泪水。

　　这时，车后走过一个人，对姐弟俩大声训斥道：“你爸爸是个坏人，如果不和他划清界线，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饶不了你们！”

　　汽车远去，吴晗的尸体被带走，只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留在了姐弟俩手中。从此，一双痛悲欲绝的少年相依为命，苦度人生。1975年，小彦被捕入狱。被抓走那天，刚动过阑尾炎手术，身上还有医生当日开具的证明。她脚带镣铐，阑尾疼痛就给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灵，门牙被打掉了，额头上打开了口子……农历八月十五之夜，小彦在牢房里想起了全家一起度过的最后那个中秋节，此时彼时，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种滋味交杂缠绕，她毅然用死向当权者们提出了抗议，但未能如愿，刚把她抢救过来，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到来之前的黑暗中，22岁的小彦死在了狱中。就在这位可怜的姑娘死去半个月后，“四人帮”走下了政治舞台，中国历史开始重新改写。

　　吴晗以真挚的热忱，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让海瑞这具政治僵尸再度复活，结果反使自己和两位亲人相继丧命。富有戏剧性的是，海瑞和吴晗，尽管相隔三个多世纪，但无论人生遭遇、政治主张、道德观念，还是个人生活，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像海瑞生前崇尚“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而三百年后的吴晗，同样也把它当作生活信条一样。只是吴晗似乎远不如海瑞幸运，至少那位“海青天”的人生结局，还没至于悲惨到如此程度。

[Apache]

第十八章 活着的与死去的

　　一盏油灯，在荒野古墓中跳动着希望之光，发掘报告的书写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当赵其昌在风浪中浮出水面时，山水依旧，人事已非，昔日喧闹的情感世界，顿成一片死亡之海一一

古墓里亮起一豆灯光

　　赵其昌来到了窦店农场，开始了他的劳动改造生活。农场位于北京西南郊，四周有起伏的群山丘陵环绕，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加上风沙不断，人烟稀少。

　　赵其昌从定陵来时，地里的庄稼即将收割完毕。无垠的土地漂荡着白茫茫的荒草，凄冷的风，卷着沙土，尖叫着，不住地滚动，向几十间破烂不堪的房屋涌来，天地一片昏黄。

　　第二天，他就在农场的一个小组长的监督下，开始挖沟筑堤，这是农场整个冬天的劳动任务。此时的赵其昌心中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已不是令人钦佩的北大毕业生，也不再是踌躇满志的定陵考古队队长，他是作为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来接受劳动改造的。年轻气盛、力大勇猛的他，当年“步测秦川八百里”，对于劳动并不感到棘手和惧怕。定陵近三年的发掘生活，已使他习惯了体力劳动，况且，从小生活在农村，已经饱尝了田野劳动的苦辣辛酸，这小小的农活又算得了什么？再大的劳动强度，也压不垮这位血气方刚的汉子。

　　但是，精神上的苦闷却使他难以承受。失去了心爱的工作，听不到同伴熟悉的声音，看不见黄色的琉璃瓦和翠绿的松柏，在这陌生的世界里，一股难以名状的窒息与痛苦包围着他，一双双警惕而鄙视的目光，无时不在刺伤着他流血的心房，使他越发感到孤独与悲哀。好在还有一样东西，在这凄清迷茫的世界里散发着一丝微弱的光芒，昭示着前方的漫漫途程。

　　他时刻惦念着从定陵带来的一包发掘资料，这是他在苦难的岁月中生存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

　　他在思索着如何利用这些原始资料，把定陵发掘报告尽快写出来，以了却吴晗、夏鼐和发掘队员以及自己的心愿。显然，报告在宿舍是写不成的，必须采取秘密行动。

　　夜深人静，赵其昌躺在土坑上，眼望漆黑的屋顶，聆听窗外寒风的呼啸，思绪翻腾。半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他想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掩护，躲在坑头上偷偷书写，可资料太多太杂，行动极不方便，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想躲进仓库，可仓库里放着器物和粮食，更不可能。尤其是仓库保管员那双鄙视警觉的眼睛，老盯着自己，愤怒之中又有些惊慌，假如有一天仓库被盗，第一个被怀疑的肯定不是别人。在这片荒原里，他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领地。他有些绝望了。

　　天气越发寒冷，土屋被冻得一块块暴裂开来。修堤劳动仍未停止。不过，工地上很少见到农场领导与职工，迎风劳作的是和赵其昌同样的几个被改造分子。

　　“赵其昌，你回场里向保管员要两把镐来，这块土太****硬了。”小组长望着冻土层，骂骂咧咧地发着牢骚。

　　赵其昌听到命令，恭恭敬敬地向这位监工的小组长点点头，撒开双腿，向场部走去。

　　在离场部大院好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闪光的东西吸引着他改变了方向。这是一条不太宽的山沟，沟的一侧长满枯草，枯草环绕着一座破旧的古墓，半截断碑躺在一边，被阳光照射着发出折光。赵其昌来到古墓跟前。

　　古墓不大，从形制上看它的主人可能出生的一个中等之家。墓穴全为长砖起券，暴露的一头显然是前几年挖沟筑堤时撬开的。赵其昌扒开枯草，俯身往穴内窥视，里面空空荡荡，棺木尸骨早已腐烂，形成一堆土灰。赵其昌见状，心中一动，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座古墓不正是定陵发掘报告写作的理想之地吗？

　　他一路小跑来到场部，除要来两把镐外，又拿了一把铁锨。他没有直奔三里路外的工地，而是偷偷拐到古墓前蹲下，见四下无人，便像一个盗墓的老手，扒开枯草，“蹭”地钻进墓穴，把铁锨悄悄地拽进来。这座司空见惯的古墓，显然无法和定陵的地下玄宫相比，既不幽深也不黑暗，温暖的阳光照着墓口，里边的景物也见得分明。只是墓穴太小，他的身子不能完全站起来，铁锨也不能自如地挥动，只有弯腰弓背，进行着清理工作……

　　赵其昌爬出墓穴，把打扫出来的棺木、尸骨埋入沟里，见无痕迹留下，才长嘘一口气，抹去额头上沁出的汗水，向工地走去。

　　晚上，他刚参加完场部组织的学习、讨论会，就小偷一样溜到仓库旁边，扛起白天选好的一块木板，借着夜幕的掩护，听听四周没有异常动静，便大着胆子将木板扔出墙外，随之身子一跃，翻过矮墙跳入荒野。

　　他挟起木板，在寒风的伴奏声中，向古墓奔去。有了木板，自然要有支撑的东西。他从周围捡来了几块方砖，借着月光将木板支在墓穴的一侧，制成一张特殊的书案。

　　第二天，他又从垃圾堆里捡来一个墨水瓶，灌满煤油，制成了一盏油灯，万事俱备。当黑夜再度来临时，他用捡来的一块麻袋片，包着发掘资料潜入墓穴。他把资料放在书案上，用麻袋片挡住墓口，点亮油灯，开始了写作。

　　从此，在这旷野的墓穴深处，一个后来担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考古学家，开始了他极富传奇色彩又难为后人置信的苦难历程。

　　报告的写作很棘手，除了一堆现场记录的原始资料，没有别的史书、文献可供参考。而这样的学术报告没有史料可查，没有助手协作，只是凭一堆原始资料，即使再伟大的天才一个人也是难以完成的。此时的赵其昌心中清楚，要写的报告仅是一个雏型。即使如此，自己今天的行动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白天劳动，夜晚写作。几天过去了，写作进展顺利，这一秘密行动没有被人察觉。赵其昌暗自庆幸。一开始每晚零点以前，不论是正处于亢奋的创作冲动之中，还是痛苦地思索因史料不足而带来的难题，一到这个时刻，必须装作去厕所，再提心吊胆地回到宿舍睡觉。十几天后，他见众人特别是监督的小组长没有反应，而同屋的“右派”老头，整天胃痛肝痛，已自顾不暇，便胆子越来越大，有时到黎明才回宿舍。黄昏连着黑夜，黑夜连着黎明，赵其昌在昂奋与痛苦中迎来了元旦。

　　晚上，在他参加场部的“1959年庆祝新年晚会”上，再一次痛斥了自己的“反动思想”，并表示了“在新的一年里坚决改正错误，认真接受改造”的决心之后，又悄悄潜入墓穴。

　　一豆灯光在狭窄阴冷的古墓里燃起，赵其昌端坐案前，望着跳动的昏黄灯光，思绪如潮水翻腾暴涨开来。他想起了两年前那个元旦的晚上，想起了那铺满皑皑白雪的皇家陵园，想起了白万玉老人那绝妙的对联和悲凉的爱情故事，想起了刘精义、冼自强、曹国鉴几个孩子般的调皮与欢笑，甚至想起了那个曾给予自已欢乐与痛苦的“嘉尔曼”。一切都在眼前，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他无心再写下去了，压抑与茫然使他放弃了报告的写作，开始沿着翻腾的思绪追忆过去的岁月，思考走过的人生旅途，咀嚼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甘苦。墓穴极静，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灯光不住地颤动，似在为他的遭遇哭泣。墓穴外呼啸的寒风渐渐消失，枯草中传来OO@@的响动。赵其昌起身爬出墓口，见地上铺了一层洁白的银毡，天空下起了大雪。

　　他昂起头，冰凉的雪花簌簌地飘落到脸上，他感到一丝惬意，心中的哀愁与怨艾在雪花的亲吻中渐渐隐去，一种精神与意志交融的力量在奔流的血液中涌动升腾。赵其昌重新钻进墓穴，点燃了一堆准备好的木柴，将一只粗大的茶缸放在支起的方砖上，煮起节日的佳肴。他要在这阴冷凄苦的墓穴里，过一个别开生面的新年。

　　在那艰难的年月里，用搪瓷茶缸煮饭菜已不是第一次。伙房里每顿分发的窝头，对于力大如牛的赵其昌来说，远不能满足生命消耗的需要，每当夜深人静伏案疾书时，不争气的肚子总是咕咕地叫个不停，令他神志不安，无力继续写作。赵其昌终于有了办法，白天劳动时，设法捡些地瓜头、萝卜根、白菜叶，洗净后放进茶缸，晚上带到墓穴点火烧煮，用以充饥。这一创造性的行动，同他的墓内写作一样，尚未暴露。并渐渐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晚上，菜缸里的菜肴和往日有所不同，除了洗得发白的瓜菜外，还有一只羊蹄几片羊肉和一块鼠肉。羊肉是上午弄来的，为庆祝元旦，场部伙房宰了一只绵羊，特为晚餐食用。当然，这令人垂涎三尺的佳肴只有场里干部和职工才有权享受，改造分子是没有这份口福的。这种做法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没有一个干部提出异议，更没有一个被改造分子胆敢当众报怨或背后议论。这里是劳动改造农场，不是大鸣大放的会场。历史就是这样毫不留情。

　　赵其昌明知吃肉无望，便心生一计，利用自己的气力过人的条件，主动帮助伙房师傅宰羊。一刀下去，鲜血喷涌，羊皮被慢慢剥落之后，他不露声色地讨来了晒羊皮的任务，托着羊皮找个僻静角落，掏出折叠刀，快速刮下皮上残肉，顺手又割一只羊蹄，才恋恋不舍地把羊皮撑到墙上晾晒。

　　火越烧越旺，茶缸里的水沸腾起来，墓穴里散发出扑鼻的肉香和淡淡的膻味。赵其昌嗅嗅鼻子，将溢出的口水咽下，把茶缸端到木板上。缸盖揭开，蒸腾的热气中，羊肉和鼠肉起伏翻滚，似在欢乐地舞蹈。

　　老鼠是昨天夜里抓到的。当他伏案疾书时，隐约感到脚边有东西蠕动，低头一看，一只硕大的老鼠在肆无忌惮地啃咬他的鞋帮。这使他大为光火，不由放下手中的笔。灰鼠像感应到了什么，停止咀嚼，抬起闪烁的豆眼直视着他。

　　“杀死这只害人精！”顿时一种无名怒火占据了他，以致被这种怒火烧得浑身战栗。他抬脚猛地踩去，老鼠转身逃走，在墓穴里四处躲藏。他抓起地上一块砖头，不顾一切地砸去，老鼠被打倒了。他提起尾巴想扔到墓外，但沉甸甸的老鼠，使他忽然想起《诗经》中“硕鼠”一诗：“硕鼠硕鼠，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好啊！人类把你养得肥肥的，却一点也不感谢人类。今天，我非扒了你的皮，煮了你的肉，尝尝你到底是什么滋味！于是，一块肥肥的老鼠肉，成了赵其昌的杯中羹。

　　他喝着别具风味的羊肉鼠肉瓜菜根叶的三鲜汤，满头大汗地望着熊熊的火苗，蒸腾的热气，还有案头完成的一摞底稿，一股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惬意和快感流遍全身。

　　他点燃一支烟，想活动活动筋骨。他爬出洞外，面前一片茫茫的银色世界，那样的洁白，那样的晶莹。寒风夹着雪片吹打在脸上，顿觉凉爽轻松，仿佛肩上的千斤重担一下子卸掉了。当他刚要对着这沉寂空旷的雪野吐出久久压在心头的郁气时，远处传来了几声犬吠。他不由得全身一震，一股怒火涌到心头。他知道这叫声出自农场副场长的那条忠实走狗，真是狗仗人势，每次见到主人对他横眉竖目，它就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狂吠几声。此刻，他感到这每一声狗叫，都变成了“打倒赵其昌”的吼声。

　　他爬进墓穴，火已熄灭，灯火在昏暗中摇曳着。他感到疲倦感到瘫软，趴在木板上昏昏地睡着了。

　　一缕晨曦透进墓中，他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带着叹息爬出墓穴时，积雪已覆盖了原野，天地一片纯白，只有山边还残留着一点枯黄的痕迹。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冰雪世界啊，然而，这是一种凄冷的美。远处传来几声隐约的鸡鸣，新的一年到来了。

[Apache]

令人失望的“定时炸弹”

　　1959年元月3日，对赵其昌来说，无疑是一个风雪加霜的日子，使他心中残存的一线希望之火彻底熄灭。他也由此开始了更为悲壮的人生历程。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两天两夜，积雪几乎没过脚背。3日晨，雪过天晴，皑皑的原野上，洒满点点金辉。这是一个打猎出游的好天气。

　　副场长扛上猎枪，带着几个平日追随他的部下和那条忠实的猎犬，洋洋自得地踏上荒原雪野，寻找野兔的踪迹。副场长原是军人出身，打猎出游是他的嗜好，其迷恋程度仅次于他平常下棋、打扑克。

　　几个人出了场部院门向旷野走去，在离古墓100米处，进入了深沟。按照经验，野兔这时经常躲藏在沟中的干草里。

　　脚步在积雪中跋涉，猎狗嗅着地面，突然急速地向古墓奔去。副场长发现沟沿上有脚印，便加快了速度。猎狗在前面奔着，终于在古墓前停下，向着墓穴狂吠。

　　队伍聚集在古墓前。“像是有人来过。”一个部下抢先提示副场长，“过去看看”。副场长警觉地命令着。

　　有人来到墓口处，朝着积雪覆盖的枯草猛烈踢去，“扑”的一声，用麻袋片遮掩的门帘陷进墓穴，露出一个洞口，众人立即围了上来。墓口一经捅开，里面的景物暴露无遗：木板、油灯、书箱……一一展现在游猎者面前。

　　“可能是要饭的叫化子在这里住过。”有人提醒副场长。又是一阵疯狂的犬吠。副场长望了望爱犬，摇摇头，弯下腰，以军人特有的敏锐观察片刻，冲身边的部下低声说道：“进去看看。”两个人带着狗爬了进去，随后，副场长也钻进墓穴……

　　接下去的一幕是可想而知的。赵其昌被两个大汉扭住胳膊，押到场部办公室。领导端坐桌前，面带怒容，惊奇地望着赵其昌，似是第一次相识。赵其昌懵懵憧憧地在屋里扫视了一眼，猛地发现墓穴里那个鼓囊囊的包袱放在椅子上，他的头，“嗡”的一声，心中暗自叫着：“完了！”

　　别无选择，赵其昌只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下午，按照场部的命令，全场人员都集中到几百米外的古墓前开批斗大会。批判大会对于场里的每一个干部、职工甚至孩子，都不感到新鲜，无休止的学习、批斗，使许多人越来越感到厌烦。而这次却例外，围着一座古墓开批斗会是他们未曾见过的，何况有关赵其昌的秘闻已经通过不同的途径传播开来。人们都怀着极为惊奇的心情，要亲眼目睹一下这个神秘人物的真实面目。

　　人们在雪地里议论纷纷，急切地等待着赵其昌的出现。狭小的古墓如同刚刚打开的定陵地下玄宫，吸引众人争相观望。一伙人刚爬出去，另一伙人又急不可待地钻进去，有些不耐烦的人开始起哄，做各种恶作剧，人群骚动起来。

　　赵其昌终于出现了。两个彪形大汉反扭着他的胳膊，使他整个身子呈九十度弯曲，如同一辆平板车在雪地里推进。众人狂叫着拥过来，把他团团围住。赵其昌身后重重地挨了一脚，猛一晃动，“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棉帽从头上掉下来，一头蓬乱的黑发在寒风中遮住了眼睛，活脱脱一名囚犯。

　　“真看不出，平时不声不响的，还干出这种事来。”一个中年妇女在小声嘀咕。

　　“人心难测呵。”一位老者故作深沉地随声附和。

　　“这种事又不是偷盗、抢劫，碍他们什么事，非要整人？”一个身穿军上衣的青年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人群正在骚动之时，场部领导一字儿排列着向古墓走来。场长身穿军大衣，脚蹬黄色翻毛牛皮鞋，来到人群中间，威风凛凛地左右环视一眼，找个高处站上去，大声宣布：“现场批斗会现在开始，把阶级敌人赵其昌押上来！”

　　两个大汉把赵其昌拖到场长面前。场长清清嗓子，望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头，精神抖擞，像是得胜归来的将军，声音洪亮地开口了：

　　“看来我不说，大家也已经知道了。今天上午，副场长带领几个民兵，按照场部预先研究的方案，顺藤摸瓜，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在这座古墓里挖出了一颗定时炸弹和变天帐。”场长说到这里，戛然刹住。静心聆听的人群几乎同时“啊”了一声，谁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挖出一颗定时炸弹，看来故事的真象远比他们了解得要精彩得多。这一双双期待的目光急切地注视着场长殷红的面颊，希图尽快看看定时炸弹和变天帐的模样。

　　场长见时机已到，一挥手，让副场长把包袱打开，大声宣布：“赵其昌就是定时炸弹，这包东西就是变天帐……”

　　“嗨――”不等场长说完，人群如同泄了气的皮球，骚动起来。有的人上前捡起几本资料看看，又愤怒地扔下。显然，这愤怒是冲场长来的。

　　“明明是个大活人，怎么说成是定时炸弹，是不是场领导的眼睛有毛病……”几个青年人在人群中游说，开始争取更多人的反击。

　　场长不再顾及大家的情绪，按照他的思维逻辑继续讲下去。

　　“不错，赵其昌是个大活人，也正是他活着，才成为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他想什么时候跳出来炸毁共产党的江山，就什么时候出来。大家说这不是定时炸弹又是什么。”他弯腰捡起几本定陵发掘资料，在空中抖动着：“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东西，这上面全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铁证。什么金锭50，银锭102，织锦161匹……赵其昌是典型的剥削阶级代言人，这些数字就是他准备反攻倒算的变天帐。他时刻想推翻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天下，这份变天帐充分地说明了他的狼子野心……”

　　场长讲完，由副场长叙述挖定时炸弹和变天帐的经过。副场长以他那出色的编故事的才能，使这偶然而平淡无奇的发现，变成了一个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侦探故事，栩栩如生的刻画，活灵活现的描绘，使他瞬间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众人无不为之瞠目。半年之后，曾有人以此为素材写了篇小说，题目叫《古墓捉鬼记》。

　　为表示同阶级敌人斗争的彻底性，场长命人将古墓捣毁，把赵其昌押进一间仓库看管起来，“变天帐”准备送交上级请功领赏……

　　也许是巧合，几天之后北京有信函到来，要赵其昌立刻回京，编写定陵发掘简报的下半部分，完成后仍回农场。信中特别注明，此次回京，不是编制定陵发掘的大报告，而是“简要报告”。赵其昌暂时离开了农场。

　　《定陵发掘简要报告》的上半部分，是他下放农场前夕，用了几个夜晚草成的，刊于1958年《考古通讯》第七期。而此次编写的“简要报告”，于1959年《考古》第七期刊出，都是第七期，又是一个巧合，时间却整整隔了一年，而且未署作者姓名，这在考古学史上实属少见。

　　半个月后“简报”写完，赵其昌返回农场，继续劳动改造。在以后十年的岁月里，他还要经受严酷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是注定了的。他辗转多处，颠沛流离，关牛棚，挨批斗，挖防空壕，烧砖、盖房等等，差不多经历了那个时代大多数有追求、有建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遭遇过的全部痛苦。

[Apache]

无尽的哀思

　　1969年底，赵其昌完成了他的改造课程，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

　　当他放下行李，来到吴晗家，想找恩师倾诉离愁别苦时，只见屋舍依旧，却已换了房主，吴晗、袁震均已谢世归天。赵其昌不禁泪如雨下。他怎么也想不到，刚刚六十岁的吴晗竟匆匆离去。他清楚地记得，吴晗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等定陵发掘工作完成了，咱俩合作，写一本定陵研究的书，解决几个历史疑案。比如说万历抽鸦片的问题，关于传说他是瘸子的问题，以及明代的葬制、器物、帝后服制等问题……”想不到这一切都成为一个破碎的梦。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力主发掘明陵，但是一直没能、而且再也不能以定陵的发掘资料，写一篇研究文章了。他的惨死已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至少是中国史学界的悲哀，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赵其昌来到夏鼐的家，想向这位老师畅述自己今后的打算。可夏鼐大师住进牛棚不久就下放了。他又想起了郑振铎，这位当年曾经反对、但一经总理批示，遂立即担负起发掘指挥工作的文化巨匠，在筹备神武门定陵出土文物展览时，他们见过最后一面。展览会后不久，他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途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成为定陵发掘主持者中第一个作古之人。赵其昌心中不胜酸楚，他带着极大的哀痛，步履沉重地摸到西直门内老虎庙9号。这是白万玉老人的家。自从老人离开定陵回北京后，就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不知如今是什么情况。赵其昌想立刻见到这位对待年轻人像慈父一般的长者。

　　然而，当他来到老人的房前时，却见一把大锁将门牢牢地锁住，铁锁已生出锈斑，说明很久未开启过，他心中一震，呆呆地望着面前的一切。他已经明白，这又是一幕悲剧的预告。果然，邻居告诉他：“白万玉的老伴去世后，搬到广渠门他妹妹家去了……”

　　赵其昌到广渠门一带四处询间，没有找到老人的下落。他不甘心，向熟人打听，不久又去寻找。当他敲开房门时，只见一个镶着黑边的镜框挂在墙上。镜框中白老神采奕奕，正向他微笑。老人的妹妹说：“我哥哥自从老伴去世后，就有些神志不清，说话总是颠三倒四，几天前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了。”

　　赵其昌不知自己是怎样走出门来的。从前每次去看望老人，老人总是把自己送出门外，他走出好远回头望时，还见老人在望着自己微笑。这次心里就像有一块铅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没能最后见到老人一面，他追悔莫及。他恨自己没有及时找到老人，更没有预料到老人会这样匆匆离开这个世界……

　　赵其昌含着眼泪，回忆起自己与白老将近三年朝夕相处的日子。在定陵发掘中，不论严寒酷暑，老人总是兢兢业业地坚持在探沟旁边，使发掘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他付出了全部的光热，但却清贫得没有一床多余的棉被。临来定陵前，他向考古所申请领取一条棉被，当时考古所的同志们还感慨地对他说：“你看白老多么可怜，每次外出田野工作，都要申请被子。”

　　赵其昌不止一次去过老人家，每次见到的都是绳床陋室，四壁空空。这样一位曾经跋涉大漠，闯荡戈壁，历尽艰苦，穿行在灿烂的历史文化长廊中，为中华考古事业奉献一生的人，最后竟没有遗物留下，甚至没有留下一篇文章。他像春蚕吐丝，像蜡烛燃烧，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又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华夏神州不就因为有着无数这样默默无闻的子孙，忍辱负重，自强不息，才得以繁衍兴盛吗？他们创造了历史，书写着历史，他们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赵其昌怀着沉重的心情，再度走进这座皇家陵园，眼望明楼翠柏，黄瓦红墙，不由悲从中来，禁不住潸然泪下。十五年前，他是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考古专业的大学生，来到这里追寻青春之梦的。这座陵园，是他事业的起点，爱情的萌芽地，是他走进社会认识人生的第一本教科书。在这里，得到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关心与友谊，得到了爱情的欢乐与幸福，懂得了一个人投身于社会之中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饱尝过人生的艰辛，失恋的痛苦，命运的折磨。他为它而歌、而哭，洒下悲喜交融的泪水。

　　故地重返，一切都不再是往昔的面貌。零乱的园林，遍地砖瓦石块，涂满黑字的白纸，在墙上、树上、朱漆的圆柱和洁白的石碑上飘摇抖动，翠绿的陵园变成一个白色的世界。陵园不再神秘，不再令人留恋，它已变成了一个恐怖的政治决斗场。

　　赵其昌没有见到朱欣陶，这位老人被当作特务，押上了专设的审判台，“造反派”一顿拳脚棍棒，将他的肋骨打断、昏倒台上，幸亏精通医务的女儿冒死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定陵博物馆已不是当初的情况。当年的发掘队员刘精义走了，于树功走了，冼自强、曹国鉴、王杰、庞中威也都回考古所了。只有王启发、孙献宝等几个民工是赵其昌所熟悉的，故友相见，自是一番感慨。当他问起往日一同发掘定陵的民工时，才知道他们中一些人已经病故。尤其令赵其昌悲痛和怀念的是摄影师刘德安的上吊自杀。

　　他无法忘怀刘德安与自己生活的那一段时光。这位平凡的摄影师，在定陵的地下玄宫里，面对黑暗凄冷，刺人肺腑的腐烂霉气，没有退缩过，畏惧过，对工作的极端热忱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使他克服了重重困难，顽强地挺了过来。然而十年浩劫，发生在朗朗乾坤之中的非人折磨，却使他拥抱了死神。

　　明楼依旧在，只是朱颜改，梦中陵园的辉煌壮丽，俱往矣！赵其昌从定陵空手而归。他没有拿到资料，也没有人愿意把资料交给他。他怀着无尽的怅惘和悲凉，回到北京，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关于《定陵发掘报告》的成书与出版并获得两项大奖，则又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Apache]

第十九章 在历史的档案里

　　往事如同玫瑰色的彩云。定陵历史的档案里，记录着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百思不解的故事与轶闻：由于岁月的锈蚀，越发变得奥秘莫测、扑朔迷离、令人神往――

毛泽东没有去定陵

　　1958年春，十三陵水库工地繁忙异常。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先后来到这一历史性的并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工程参加劳动。

　　几辆黑色牌轿车离开水库工地，在明媚的春光中向陵区驶去。在这之前，定陵工作人员已接到电话：“毛主席要参观定陵地下宫殿，请做好接待准备。”

　　轿车穿过神道，先在长陵前停下。毛泽东、周恩来和几位高级首长走下轿车，向长陵大殿缓缓走去。

　　高大雄伟的恩殿，在丽日的照耀下发出灿烂的金辉，飞檐上的螭兽在翠绿的松柏和渐已泛青的花草衬托中，越发显得神奇与鲜活。毛泽东深吸了一口春天的气息，顿时精神振奋起来。他踏着坚硬而凹凸不平的方砖通道，大步向前。

　　“十三陵是个好地方，这朱棣也真是有些眼力。”毛泽东像是对身边的周恩来，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踏上石阶，走进恩殿。

　　毛泽东的目光先是在粗大的楠木柱上浏览一番，轻轻地点着下额。好像是在心中默数那些粗大的楠木柱的数目。然后抬起头，默默地仰望着殿顶。当他迈出大殿门槛时，转身对身后的工作人员说道：“好气派的大殿……一个死人建这么座大殿，有何益处？实在是劳民伤财。”

　　“毕竟是封建阶级的生活观嘛！”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题。

　　毛泽东不再言语，随陪同人员登上长陵宝顶。他微微喘了几口气，把衣扣解开，掏出一支烟含在口中，点上火，狠劲吸了一口，喷出烟雾。毛泽东习惯地左手卡腰，右手夹住香烟，站在宝顶，面对自西而东的河水，静静地望着。

　　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东渡黄河，建立晋察冀边区，开辟了包括昌平平绥路以西地区在内的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而以昌平十三陵和后七村为落脚点，创建了平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平西通往冀东的交通要道，使平西、平北、冀东三处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了对日军侵略华北的基地北平、天津的战略包围。日军投降后，国共两党在这里以河为界，河北为解放区，河南为国统区。经过近一年的对峙和争夺，国民党被迫撤退，共产党走出十三陵，开始了对敌人的追剿。这段历史，此时的毛泽东一定不会忘记。

　　“有人说明朝在军事上的失利，在于对北京的守御分兵太散。恩来，你看呢？”毛主席转身问总理。

　　周恩来望着翻卷的河水和起伏的山峦，沉思片刻说：“十三陵、居庸关和北京城，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

　　“顾炎武的话被你拿来，确实恰如其分啊！”毛泽东说着望望周恩来的脸，两个巨人会心地笑笑，走下宝顶，迈出陵园大门。

　　就在毛泽东上车的一刹那，好像遗失了什么，他抓住车门，回身深深地望了一眼苍松翠柏中的皇家陵园，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怅惘。这稍纵即逝的神情，被总理及时捕捉并作出了反应。

　　“主席，还去定陵吗？”

　　“他日再去吧。”毛泽东说着转身进入轿车，向十三陵水库驶去。

　　毛泽东突然改变参观定陵地下宫殿的计划，使陪同人员大为不解。于是，在当时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中，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从未踏进地下宫殿之门。

[Apache]

陵园里来了“胡伯伯”

　　1958年夏末，一辆轿车驶入定陵园内，车里走下一位下颁留有长须的老人。只见他上身穿一件略显肥大的粗布白褂，脚穿一双胶皮“抗战鞋”，瘦削的脸面露出睿智。随同的黄文欢外长向迎来的夏鼐、朱欣陶等人介绍：“这就是我们越南抗战的领袖胡志明主席。”

　　胡志明微笑着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用流利的广东话客气地说道：“今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工作人员请胡志明进木板房接待室，可他似乎没有在意，眼睛在草地瞟了一下说：“屋里闷，还是先在这儿坐一会吧。”径自坐在松树下的大石上面，众人也只好坐下来陪他说话。

　　“这陵园真美，在越南见不到。”当他爬上高高的明楼时，胡志明望着面前的景物赞叹地说。

　　夏鼐答道：“越南的陵园也有它独到的特点，中国也同样见不到。”赵其昌抢拍了一组镜头，胡志明摆摆手说：“请不要拍照吧。”说罢系着鞋带，微微笑起来。赵其昌赶忙收起了照像机。

　　一刻钟后，胡志明起身跟工作人员参观了部分展品，然后走下地宫。

　　接待室里，胡志明脸上仍然显露着喜悦与兴奋，他微微地摇摇头：“这么豪华的地下宫殿和器物，真是难以想象。这次可是没有白来啊！”

　　朱欣陶拿出一张白纸铺展在胡志明面前：“胡主席，您是第一位来这里参观的外国领导人，请您在上面留句话作个纪念吧。”说着将毛笔递过来。

　　胡志明拿着毛笔，望望身边的黄文欢说：“这次来中国，外界没有报道，题字的事还是下一次再说吧。”说着，在纸的右下侧写了“胡志明”三个字，放下了笔。

　　后来，据《参考消息》披露，胡志明确是秘密来华，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会谈。会谈的内容新闻界未作公开报道，外人也无从知道。若干年后，有关人士透露，胡志明主席的这次来访，主要是商谈中国援越的具体事宜。

周恩来对死人不感兴趣

　　1965年9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到定陵。随行还有陈毅、吴晗等中央和北京市政府要人。

　　一下车，周总理便吩咐随行的服务人员到售票口买票。门票买好后，总理问：“这票多少钱一张？”

　　服务人员回答：“三毛。”

　　周恩来皱了一下眉头，转问身边的吴晗：“是不是贵了点？”

　　吴晗微微一笑：“不贵，总理你可知道，这里复制一顶风冠就要几千块哪！三毛钱一张要几年才能收回来呢。”

　　周总理点点头，不再作声，陪同阿尤布汗走进展览厅。吴晗指着一顶凤冠对总理说：“这是请通县花丝镶嵌厂的老艺人复制的，怎么样？”

　　总理望着凤冠端详了一会儿，说道：“还是蛮好的。阿尤布汗总统，你看呢？”周恩来把脸转向客人。

　　翻译转达总统的话：“很好，真是太美了。”

　　走出展厅，总理陪客人向地宫走去。来到明楼前，众人驻足观望。雄伟壮观的明楼在阳光的照射中，分外神奇秀丽，飞檐上的螭兽禽鸟，在蓝天白云的烘托下，跃跃欲飞。阿尤布汗兴奋地涨红了脸。正在这时，有个负责文化和定陵博物馆的人，来到周恩来面前，满脸堆笑地说：“总理，您看是不是在这明楼上挂一幅红军长征的图画？”

　　总理“嗯”了一声，惊奇地看了一眼面前的人，面带不易察觉的愠怒，对陪同人员说道：“我参加过长征，我不会画，你们谁会画？”

　　献策者红着脸躲到众人身后，不再吭气了。

　　从地宫出来，阿尤布汗总统摇摇头，伸出拇指。翻译将他的话译过来：“这地下宫殿太伟大了，如此辉煌的建筑和气势，真了不起。”

　　总理脸上流露出兴奋之情：“这里有十三座帝王陵墓，每一座都是这个样子。”

　　吴晗及时地接过总理的话：“长陵比这定陵规模还要大，要是发掘，一定更为壮观，研究价值也大于定陵。”

　　定陵发掘后，由于全国兴起了挖掘帝王陵墓的热潮，在郑振铎、夏鼐的建议下，国务院下发了“停止对一切皇帝陵墓发掘”的文件，因而定陵发掘的名义是“试掘”，但吴晗、郭沫若等文化名人却一直想发掘长陵，实现当年的宿愿。此刻他见机会难得，便接着刚才的话问总理：“我们是否再发掘长陵？”

　　“需要多少钱？”

　　“大约要40万。”吴晗有些激动。朱欣陶用手捅捅吴晗，小声说：“不够，40万不够。”

　　总理没有说话，向停放在不远处的轿车走去。

　　吴晗着急地问：“总理，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

　　周恩来沉思片刻说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也正因为这句话，明成祖朱棣才在他的陵寝里安睡至今。中国文化瑰宝又免遭一次劫难。巨人的抉择，是成祖皇帝亡魂的幸运，也是整个华夏民族的幸运。

宋庆龄、陈毅谈文化

　　1958年，莫斯科世界和平大会闭幕后，郭沫若、宋庆龄同机回国，在闲谈中郭沫若说：“定陵地下宫殿打开了，你不去看看？”

　　“怎么？地下还有宫殿？”宋庆龄问。

　　郭沫若把定陵发掘的前前后后告诉了她，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

　　回到北京不久，在发掘委员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陪同下，宋庆龄来到定陵。

　　她缓缓地走下临时木梯，进入地下宫殿。全不顾腐霉气味、寒冷潮湿，一处一处、一殿一殿，看得特别仔细。她用双手抚摸着石墙石门，赞不绝口地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太伟大了！”

　　这时，她的大衣一角不慎沾染了石墙上一点水渍，随行的摄影记者侯波女士随手拿出手帕，想为她擦拭一下。

　　“不必擦了！在这文化殿堂里，我能沾染一点水泽，也算是幸运吧！”她微笑着，觉得到处是珍宝。

　　走出地宫，她兴致不减，又坐在木板房内看出土文物，听赵其昌讲述定陵历史、发掘过程和文物出土情况，还不时地提出一些文物的研究、考证问题。她问得很多，听得很仔细，赵其昌随口说：“万历皇帝建造了陵墓，他死了，把‘文化’留给了我们。”她不同意，微笑着摇摇头说：

　　“不！文化不仅仅属于我们，它高于民族，属于人类。”

　　临行前，她顺手拿出一枚世界和平大会的纪念章，别在赵其昌胸前，亲切地握着赵其昌的手：“你们很辛苦，为发掘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谢谢你们。”赵其昌挺直腰肢，深深地鞠了躬，说：“谢谢副主席的鼓励。”作为最高的奖赏，他把这枚金光熠熠的纪念章视为珍宝，珍藏至今。

　　十三陵水库建设高潮中，陈毅副总理带着外交部的官员，在水库紧张劳动之后也来到定陵。看完了出土文物、地下宫殿，和同事们围坐在柏树下的石条上休息。

　　夫人张茜递过一杯热茶，他一饮而尽，敞开衣襟，拖着浓厚的四川乡音对着大家高谈阔论起来。

　　“今天真高兴！我们看到了祖国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了它，祖国文化才更丰富。这里埋葬的已经不是皇帝老倌儿，而是文化！”他又喝了一杯热茶，站起身来，用敞开的衣襟扇着风，有些激动了。

　　“前几年，陕西要在丰镐遗址建砖窑、烧砖，被制止了。丰京镐京是周代文化的发祥地，文化遗址要烧砖，把祖宗文化烧光了，这怎么行？我们到哪里找祖先去？”

　　稍停一会，他又面对赵其昌说：“发掘定陵，这事我知道，我管文化，签过意见，我同意。你们这个工作队还不错，我看你们年龄都不大，科学发掘，时间不长，收获不小。再加把劲，抓紧研究、出书，搞陈列，让国内外宾客都来看，看看我们祖国灿烂的文化。”赵其昌汇报说：“出土文物正在整理、修复，研究、出书、陈列都要搞。建陈列室，经费稍嫌不足。”

　　陈毅沉思片刻，说：“宣扬祖国文化是大好事，我大力支持，赞成。外宾参观嘛！我看外交部可以补助些经费。”外交部的官员们表示同意。

　　“这样吧，今天说定，立字为证，拿笔来。”说完他接过一支笔，大笔一挥，写道：

为定陵建馆开放参观，外交部补助六万元。

陈毅

　　事后不久，外交部果然拨款六万元，补助建馆。

[Apache]

两个摄影师

　　地宫内清理文物，是发掘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极为艰巨、复杂。

　　考古程序要求，一件器物出土，既要详细地记录它本身的位置与上下层次和周围的关系，又要制图、拍照，以取得最重要的现场资料，作为研究工作最可靠的依据。

　　可以想象，那些殉葬品并不都保存完整。如果是一件已腐或半腐的战枪、甲胄等等，有关它的质地、尺寸、形式、装饰物等等，如果不能在现场弄清楚、记录明确，而是留下一笔糊涂帐，也就失去了发掘的意义。这不仅是工作队的失职，也可以说是对文化的亵渎或犯罪。正因如此，这一发掘与清理器物工作本身就是研究。它不仅要求广博的学识，更要求技术的配合，在目前，则更需要时间。

　　工作队把清理的工作时间定为每日至少十二小时。实际上，整日在黑暗的玄宫里不见天日，灯光如豆，分不清黑夜白天，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

　　正忙得不可开交，又插入拍摄电影，一大群人来来往往，真是忙中添乱。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庆鸿、摄影师沈杰带来了一支近20人的队伍，设备、器材，男男女女四卡车。特制的摄影机座搬入地宫，厂内仅有的三部发电车无法进入陵园，不得不安排在宝城外面的荒郊野外，而把成捆成捆的电线通入地宫，需要发电时，摇动电话呼叫。

　　年青的摄影师沈杰，性情爽朗，带着一股青春气息，和赵其昌一见如故。

　　“老赵，你等着看，我要用光的效果让中外人士看看皇陵！”

　　赵其昌毫不示弱，拍拍他的肩膀：“好哇！老兄，我等着呢。有一点不合格，我可敢砸了你的摄影机！”

　　为了不影响清理工作，摄影师和导演商议，把摄影时间全部放在夜晚进行。这一来可难住了赵其昌。他不得不把时间再次调整，12小时之外再加4个小时拍电影。午夜时分，全体队员再下地宫，把一天来的清理工作再作“重复表演”。这样，影片拍摄的仍旧是现场实况，但又不完全是实况。为了时间，也只能如此。

　　至于赵其昌本人，清理工作全部经手，一刻不离，夜间电影拍完，他还要整理一天的记录，核对图片，同导演一起编写解说词，安排明天的工作。天刚亮，沈杰又来拉他起床，不是爬陵后的大峪山，就是去陵园广场前踢足球。

　　电影拍摄很不顺利。深埋在地下的石头建筑内，潮湿的水气混杂着腐朽的霉味，再加上福尔马林与酒精的混合气体，本来就刺人鼻眼，十来盏炽热的摄影灯的烘烤，使地宫成了雾的世界，严重影响着影片的质量。只好拍拍停停，停停再拍，一盘胶片拍完，连夜送回厂里洗印车间看效果，效果不佳，必须重新拍摄。

　　制片厂的三辆发电车全部拉到定陵，厂里停产，厂长派人来要发电车。结果只得两头兼顾，白日里两部发电车回厂应急，夜晚再赶回定陵，车辆人员，日日夜夜，来往于北京与定陵之间，一连四个多月，影片终于完成。

　　放映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地下宫殿》，不仅在国内放映引起了轰动，国外放映时，在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中，也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就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另一位摄影师也在默默地工作着。他就是工作队专门请来的刘德安，一位年近50的中年人。他不声不响，整日在地宫内奔忙，清理一件拍一件，清理一层拍一层。一层层一件件，日夜不断。

　　正常情况下，拍照并不困难。但是在地下宫殿这一特殊环境下，拍一张质量较好的照片，也确非易事。地宫潮湿，照相机进入地宫，镜箱镜头就沾满潮气露珠，必须先吹风、烘烤，使水汽散尽才能使用。发电机电力不足，灯光微弱，拍完一层，必须显示效果，否则，下一层清理工作不能进行。这就逼得刘德安将地宫殿内当作临时暗房，拍完一张便立即冲洗。一年多的时间，几千张照片就是这样完成的。

　　最困难的是拍摄地宫内部全景。赵其昌要求，必须将前殿到后殿、石门楼、墙壁、三口棺椁作为一个整体拍摄下来，既要显示殿堂的雄伟壮观，又要具有深邃的立体感，同时还不能出现电线、灯架的痕迹。刘德安整整用了一周的时间，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验，调整角度、位置与灯光，终于拍下了殿内的全貌。神秘的殿堂，光洁的石门和墙壁，巨大的棺椁，都在照片上清晰地显示出来，达到了现实与艺术交融的完美境界。若干年后，这张珍贵的照片被选作发掘报告的封面，显示当时玄宫洞开时的独特风采。

　　1959年前后，正当纪录片《地下宫殿》轰动中外时，沈杰随同我国女子登山队拍纪录片，在海拔7200米的冰山上遇到暴风雪，他抱着机器坚持拍摄，不幸身负重伤，被截去全部脚趾。三十多年，他参加拍摄了一百几十部纪录片，获得六个国内奖，九个国际奖。他的业余爱好是喂养鸽子。现在除去在电影摄影师学会负责之外，他还是信鸽协会的主要成员之一。

　　刘德安是北京昌平沙河人，从小爱好摄影，在北京一座照相馆学徒，后来自己开了一间照相馆。公私合营后，在长陵经营照相业务。地宫打开，急需建暗室，把他请了来。“文革”中，有人说他是“资本家”，万历皇帝的“孝子贤孙”，一阵苦斗，他挺不住，撇下爱妻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悬梁自尽了。

　　他的死，使赵其昌深感不安。当初要不是他的邀请，也许能躲过这场灾难。他总感到有责任，又不知道责任何在。他曾经几次去沙河，想找他的亲人，但没有下落。他又翻阅照片资料，想捡取几张放大，作为纪念并送给他的亲人，但是，在他拍摄的那么多照片中，竟没有一张是拍摄刘德安本人的。

[Apache]

江青深夜闯定陵

　　1971年8月27日深夜，定陵博物馆值班人员突然接到电话，说：“江青同志要去定陵参观，现已动身起程，请做好接待准备。”

　　值班人员放下电话，急忙叫醒熟睡中的新任馆长刘军汇报情况。尽管这位年轻的馆长对江青深夜来访大为不解，但还是不敢怠慢，指示工作人员快速作好一切准备。

　　凌晨3点，两辆轿车和一辆卡车驶进定陵园内。灯光中，江青面容疲倦地走出轿车，朝寂静的夜空张开双臂打个呵欠，才跟随工作人员走进接待室。

　　“天气太闷，睡不着呵，到你们这个世外桃源休息一会儿。”江青自我介绍来定陵的意图。

　　一个随行人员把刘军悄悄叫到室外说：“江青同志想在这里过夜，赶快准备房间让她休息。”

　　“接待室的被褥都不太干净，这……”刘军为难地解释。

　　“不要紧，这一切东西我们都带来了，你只管找个好一点的房间就行。”来人说着催促刘军：“快去准备吧，要不江青同志又要发火了。”

　　夜色中，几个人正从卡车上七手八脚地搬床、抱被褥和蚊帐、竹竿，看来确实一切俱备。

　　床和蚊帐很快安装停当，只有一个沙发似的木制器物不知如何摆放。刘军问来人：“这个放在哪里合适？”

　　“噢――”来人笑笑，“这是个简易厕所，先随便找个地方放着，江青同志用时，拿出来用布在周围搭个棚子就可以了。”说完，打开一个木箱，指着里面淡绿色的布：“这些就是。”

　　在场的工作人员望着眼前的简易厕所，都忍不住偷偷笑起来。参观定陵带厕所，他们未曾见过，今天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第二天上午，江青脸上倦容已经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种雄视一切的高傲。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她先步入展厅，浏览了一遍出土器物，脸上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态。她指着万历皇帝使用的药罐，轻微地晃了一下头，极为厌恶地说道：“什么破烂货也往这陵墓里放，这个死皇帝也真是不值钱。”众人不作声，只是陪着苦笑。

　　江青来到凤冠跟前，顿时精神大振。她弯下腰，右手扶住眼镜框，头几乎贴到玻璃上，静静地观望一阵后，抬起头，对众人说：“这个吗，还不错。能拿出来戴一下吗？”

　　“能，能……”刘军点头答应，让讲解员抽开玻璃拿了出来。

　　“嗬，真漂亮。不过这上面的点缀是不是也多了一点。”江青捧着凤冠，面颊泛起几缕红润，看上去有些激动。她轻轻地把凤冠戴到头上，两腮越发红起来。“好看吗？”她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身边的一个陪同人员。

　　“好看，太好看了。”陪同人员异口同声地恭维着，仿佛此时的江青果真已成了当代女皇。

　　“太沉了，戴一天准得叫它压死。看来这皇后也是不容易当的。”江青叹息着把凤冠摘下，交给工作人员，向泥塑“收租院”陈列室走去。

　　万历皇帝和刘文彩、周扒皮等一组泥像展现在面前，一个个奇丑无比，拿着秤杆、算盘，正收租子。江青先是怔愣了一下，经讲解员一番介绍，才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江青看完泥塑，走出展厅，神采飞扬地对刘军说：“你们办了一件好事，让更多的人受到阶级教育，我看这个经验应该推广，如果每个旅游区都能像定陵一样办个收租院，阶级教育的效果会更好……”江青边走边滔滔不绝地讲着，随行的一个人员在小本子上认真地作着记录。

　　当她在一位女服务员的搀扶下，慢慢走下地宫台阶，进入幽深阴暗的大殿时，脸上立即罩起灰白色的色调，她不再说话，面容严肃起来。随着回荡的脚步声。她来到后殿的棺床跟前。

　　三口朱红色棺椁静静地立于玄堂之上，在灰暗的电灯照耀下泛着淡淡的青光。阴冷的寒风沿着地宫隧道钻进来，浸入肌骨。江青打了个冷战，在棺椁前轻轻踱了几步，然后站在地上一动不动。等讲解员说完，大家转过脸来，蓦然发现江青表情痴呆，神色沮丧。不禁感到诧异。一个随行人员悄悄来到她面前，轻声问道：“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江青点点头，摘下眼镜，掏出手帕在镜片上擦了两下，朝三口棺材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向外走去。

　　来到地宫外面的小道上，江青仍满脸阴沉。她指着道边的木槿花，严厉地说：“怎么栽些这么贱的花，大寒碜人了。要换成牡丹，马上派人去办！”陪同人员连连点头称是。

　　在接待室里，江青仰坐在沙发上，望着面前的茶水，就像带着怨恨似地对随行的两个女服务员说：“把我的花生米拿来，给大家分一分。”

　　两个服务员来到她的临时卧室，将一袋子花生米提过来，挨个分发起来。快到江青跟前时，服务员的后腿撞到茶几上，茶水溅了出来。

　　江青抬起头，两个镜片闪着明晃晃的光，脸比刚才更灰白。“你们两个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看看……”她抬手指着茶杯，大声指责呵斥。

　　接待室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工作人员大多低着头，不再看面前这位气派非凡、喜怒无常的第一夫人。

　　“你们公社社员一个劳动日合多少钱？”江青望着博物馆馆长刘军，打破了沉默。

　　“我不知道。”刘军红着脸，眼睛躲过江青夺人的目光。

　　“什么你都不知道！”江青再次动怒，手在沙发上咚咚地敲了两下。这时，一个随行的高级干部插话说：“这里归北京市管理，不参与当地的分红。”

　　江青把头扭向一边，不再追问。

　　午饭后，江青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入睡，突然屋顶上麻雀叽叽喳喳地叫唤起来。她翻身坐起，怒气冲冲地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快去把这些该死的东西给我轰走。真是一群废物，连个觉都不让睡安稳……”

　　博物馆长接到任务，亲率十几个人在房前屋后轰起麻雀来。可那小东西似乎故意作对，在房顶上跳来跳去，不肯离开，叫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杂。刘军抹了把额头的热汗，急中生智，跑到警卫部队找来十余名战士，竖起梯子，轮流站到梯子上，用杆子吓唬、轰赶。江青见屋外再无响动，这才渐入梦乡。

　　晚上9点，江青一行拔寨起程，三辆汽车消失在夜色中。

　　一个星期后，林彪的座机在温都尔汗爆炸身亡。江青夜闯定陵的行动，也就越发让人难以捉摸。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另有原因，大概只有她本人才能解释了。

[Apache]

金锭失窃案

　　1977年9月25日夜，阴霾的天空终于释放出蕴蓄已久的沉重，狂风夹着暴雨终于呼啸着扑进陵园。古松摇撼，砖瓦震响，沉寂的皇家陵园在风雨的吹打中不停地颤动呻吟。

　　借着迷蒙的夜色，一个黑影穿过雨雾，来到一号展厅的房后蹲了下来。密集的雨点敲打着玻璃窗，发出咚咚的声响。黑影见四面无人，贴着墙皮慢慢直起身，掏出身带的螺丝刀，在后窗玻璃和木框交接处，快速划动起来。不一会儿，哗啦一声，玻璃脱框而落。黑影伸出手，将窗内的插销拔出，启开窗户，然后抓住竖立的钢筋，猛力向外拉动，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黑影纵身跳入展厅……

　　第二天，风雨停息，天空晴朗。当讲解员进入展厅开始接待游客时，突然发现窗子敞开，展厅内器物被盗，17个金锭不翼而飞。

　　案发后，公安部门立即进行侦破，可是三个月没有结果。

　　四个月后，有消息传进定陵，盗窃金锭的罪犯在山西落网。

　　原来，风雨之夜潜入展厅盗窃金锭的，曾是定陵的一个临时警卫人员，当他得知自己要回山西农村老家时，便萌生了盗窃金锭的欲念。经过仔细勘察，他选中了一号展厅的后窗为突破口，并借着风雨的掩护，实施了自己的计划。

　　他以自己的聪明与机智，躲过了公安人员的盘问与搜查，将17个金锭顺利带回老家。为怕事败露，三个月内没有声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那颗悬着的心渐渐平稳下来，便急不可待地将17个金锭拿到县城集市上销售。结果终于败露，他被押到了公安局接受审问。

　　盗窃者没有想到，这金锭原是用锡铸成的赝品，只是在表面涂了一层金粉而已。一场虚幻的黄金梦，使它实实在在地蹲了几年牢房。

夜擒盗宝贼

　　1995年2月22日深夜，残淡的月光被一片黑云渐渐吞掉。十三陵区出奇地寂静。定陵陵区内更显得阴森、恐怖。突然，一条黑影在陵墙外的杂草枯叶中闪现开来，他匍匐着慢慢向前移动。这时，骤然而起的西北风夹杂着零星的雪花呼啸而来，干裂的枯树枝发出咔嚓、咔嚓怕人的声响――月黑风高，整个陵区像一个无形的幽灵在抖动。

　　那个伏在杂草枯叶中的黑影，摸到了墙下一棵古树攀了上去。他在一个树叉上坐定，迅速从背上的背包里掏出一根背包带，系在树叉上，然后手拽背包绳，一个猿猴荡秋千的动作，飞离树叉落到了高大深邃的陵园围墙之上。他忍着刺骨的寒风和恐怖的气息，在围墙之上足足趴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他认为可以采取行动时，才慢慢沿围墙向珍宝展厅爬去……

　　又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黑影终于潜行到与定陵珍宝展厅平行的墙檐，他沿墙攀上一棵古松，又在树枝上拴紧一根背包带，然后拽着背包带滑到陵园内。他蹲在树下静听了一会儿，见除了风雪树木瓦砾吹动碰撞之声，并未有人的声音出现，便强按住砰砰跳动的心，悄悄来到展厅门口。当他看到铁门紧闭，并知无从下手后，又迅速爬上了一棵松树，用刚才的方法将绳子拴在树枝上，尔后借着北风轻轻荡到展厅房顶上。他伸出快要冻僵的手，开始一片片地揭掀房顶上的瓦，他想借此开个天窗，然后凭窗而下，潜入展厅。当这个天窗就要打开，定陵展厅珍宝将遭劫难之时，一阵强劲的北风骤然吹来，劲风和雪粒重重地抽打在他的脸上、身上，黑影觉得两眼发黑，头昏脑涨，身不由己地怦然倒了下去。与此同时，几片被揭开的瓦片也随风飘起，重重地摔在房顶和地下，发出一连串啪、啪的声响。更为奇特的是，守护陵园的武警战士夜巡也刚好至此。

　　这一连串奇特的巧合，完成了一个不再奇特的故事。武警战士听到响声立即端枪注视，子弹哗哗推入枪膛，随之一束强烈的电光射上房顶，黑影被电光和枪口包围。

　　从昏蹶中醒来的黑影，看到眼前的境况，出于本能的指使，想起身逃跑。只听一位武警战士大喊一声：“别动，动就打死你！”而另一名武警战士此时已拉响了报警器，数十名护陵武警官兵和保安人员迅速赶来并包围了展厅。黑影自知自己已是插翅难逃，又不愿做枪下之鬼，便缩作一团，面无血色地爬下屋顶束手就擒。

　　在昌平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黑影用颤抖的声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

　　此人名叫梁沼华，系北京市怀柔县农民。前几年，初中毕业的梁沼华，先是在县里干了几年临时工，他嫌活累挣钱少，便辞职在家门口支了个煎饼摊。这个时候的他倒也能干，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两年下来竟积攒了一笔钱。有了钱，他的胃口也随之增大，又在县城雁栖湖风景区租了一片工艺品的摊位，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经营。为了广开渠道，扩大财源，他不断地出外打听信息，学习同行们的经验。当他来到十三陵时，不知为什么，他被定陵展厅玻璃橱内的金银器具和皇室用品所吸引，并如痴如醉，久久舍不得离去。当时，他的心底涌出了一股可怕的邪念或者叫做自私情结，他在想，要是这些东西归自己所有，那么此生的吃穿住行便可随心所欲了――这个念头在他心中闪电一样地划过之后，便很快消失了。最后他还是清清白白地离开了定陵展厅，尽管恋恋不舍。

　　1992年初，梁沼华在怀柔县城北租了两亩地，借款投资10万多元，建起了一座300平方米营业面积的饭馆，由自己和妻子经营。同时，他还在后院养猪、养鸡、种菜，想以多种经营、全面出击的方式在三年内赚回本钱。如果上苍有眼，肯助他一臂之力，那么他命运的结局或许是另一种模样。但是，上帝没有格外对他惠顾，他的饭馆由于地势偏僻，顾客稀少，加之管理无方，3年下来，不仅没有赚到大钱，连偿还借款都没指望。眼看到了还款的日期，梁沼华开始坐立不安。半个月后，上门讨债的人接踵而至。梁沼华先是采用推拖、搪塞等中国商人惯用的招数加以应付，可时间一长，没有人再能耐住性子等待这个善良的欺骗了。眼看年关已近，债主们便搭帮结伙以优势兵力开赴他家静坐等待，任凭梁沼华再怎么施展招数，这帮人是王八吃秤砣――铁（贴）了心地等下去，不见到钱就不挪窝。无奈中的梁沼华最后只得用饭馆做抵押，并指天戳地地诅咒发誓，债主们才答应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并宣布撤兵。撤兵前梁沼华签了还帐日期不超过2月底的合同。

　　大年三十晚上，街坊四邻张灯结彩，热闹异常，他却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他一根一根地抽着烟，闷头想着这欠款的事，绞尽脑汁思量着一个个应付方案。黎明时分，他感到又困又乏，便斜卧在床上迷糊起来。忽然，他的脑海蓦地掠过在定陵时的情景。要是能把展厅里的珍宝盗出来，何愁债不能还，日子过不好。他这样想着，心中不觉激动起来，热血在脉管加快了流速，脸也变得有些发烫。他站起身，重又点燃一支烟，在屋里来回踱步。他在渴望那个辉煌前景的同时，也有些担惊害怕，万一此事败露，后果将是不堪设想。手铐、监狱、枪口……想到这些，他又有些害怕起来，他觉得脊梁骨一阵比一阵凉……当他抽完最后一支烟，并将烟蒂踩灭的瞬间，还是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命运的抉择――干！

　　于是，他开始抛弃一切烦恼，白天黑夜地精心制定盗窃方案，从翻墙入院、靠近展厅、上房挖洞、悬绳入室，逃离现场等，每个环节都仔细算出所需的时间。为防意外，他还对行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进行了假设和化险为夷的应付措施。与此同时，他还准备了钳子、改锥、玻璃刀、剔骨刀、手电筒、面具、塑料仿真手枪及攀登用的背包带等作案工具。当这一切都准备妥当，梁沼华便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踏上了去往定陵之路。

　　2月22日上午，他登上了348次由怀北开往北京的火车，到昌平站下车后，又换乘汽车来到定陵。他买了一张门票直奔展厅，先是观察室外地形地物，再进入展厅。对橱内的金冠、金爵、金盆、金元宝等仔细观察所在位置，并选择了取宝的最佳进入点……当一切胸有成竹后，他走出展室，来到定陵北墙外，观察好地形，找了个僻静之处歇息起来。当深夜来临时，他按预先设想的计划开始行动起来。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栽了，等待他的恰恰就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一切。

帝后棺椁与七条人命

　　1990年秋，当我们来到定陵打捞历史的碎片时，听到了一个恐怖而又令人不解的消息：当年扔掉的棺椁被当地农民捡去，并有七人为它丧了命。

　　1959年，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楠木棺椁，在定陵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挥下，扔进宝城外面的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大家见到这块表面剥蚀、整体却完好如新的棺木，如获至宝。有一对年迈的夫妇，特地用这珍贵的楠木请人打做棺材，以备后事。事情竟如此巧合，第一具棺木制成后，老伴蹬腿归天；第二具刚刚完工，老头子也一命呜呼，前后不到半个月。

　　老夫妻的突然去世，使知道底细的人大为震惊，这个故事也就越传越神秘。然而，五个月后，一个更加神秘恐怖的故事又发生了。

　　在捡棺木的公社社员中，裕陵村农民××收获最大。棺木扔下宝城时，他正和老婆在陵墙外的山坡上劳动。他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好木料，于是立即行动，和老婆一起将宽大厚实的金丝楠木板一块块连拖带拉弄到自己地里。其他人在他的启示下，这才开始了行动。

　　××把木板拉到家中，立即找人做成了两个躺柜，端端正正地摆在堂屋里。村人有的羡慕他发了一笔横财，有的则不无忌妒地警告说：“皇帝的东西不是随便可以用的，要是没那福份，消受不起，还会搭上性命……”

　　这些话，××没放在心上，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悲剧真的发生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和老婆带着满身泥水收工回家时，突然发现四个孩子不见了。他老婆的心“怦怦”直跳，冥冥中一种不祥的预感似乎在催促着她，顾不上做饭，便急忙院内院外四处寻找呼喊。当夫妻俩转了一圈重新回到屋里时，蓦然发现躺柜边放着四双小鞋。俩人只觉头部“嗡”的一声炸响，迅速打开柜盖，只见4个孩子相互挤压着，早已气绝身亡。孩子们的手指根部渗出了血渍，柜壁布满了抓过的痕迹。

　　警车鸣叫着开进裕陵村，闪光灯在躺柜前“啪啪”闪烁。当地公安人员将4个孩子（3男1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女孩仅5岁）的死因作了详细分析后，得出“系缺氧憋死”的结论。

　　我们来到裕陵村××家中，见一位身材高的汉子站在院子中间，满头花白的头发遮掩着一张黑土似的脸，浓密的胡须像丛生的野草，呆滞的目光怔怔地望着我们，竟看不出表情上的变化。

　　当年那四个孩子死后，夫妻俩在短短的几年中又生了4个（这次是3女1男）。令人悲叹和困惑的是，他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不久，未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在一个静谧的深夜，趴在躺柜上神秘的死去。据说是因为用煤烧地坑，引起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我们走进屋里，一种恐怖、凄凉的情绪迷雾一样在心中升腾翻滚。潮湿阴暗的堂屋中，两个朱漆躺柜静静地依墙而卧，俨然两副棺椁，令人毛骨惊然。××的妹妹见哥哥无力解释孩子的死因，便主动上前掀开柜盖给我们讲述30年前那悲惨的一幕。她说：“在柜盖和柜壁之间有一个铁挂钩，柜盖盖严后可以锁上，孩子们一定是钻进躺柜里打闹时，不料盖子自动落下，挂钩正好挂住。这样，任凭里边怎样叫喊挣扎，也只有死路一条。”

　　面对两个棺椁状的躺柜和近乎痴呆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念头涌上我们的心头：会不会因为这两个躺柜再生不测？当我们问××为什么不将躺柜扔掉，以免看着它伤心时，他似乎没有听懂我们的问话，木然地望着，没有回答。他的妹妹说：“好多人都劝他扔掉，说这柜子里附了鬼魂。我就不同意这点，这些迷信的说法不可信。我看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没有这个躺柜，5个孩子也不一定能保住……”

　　转了一圈又回到命上。不知她所说的“命”算不算迷信。